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哈，给做的，好的。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在我国悠长的文学历程中，凡论及建安时期的文学，无不推崇“建安风骨”；凡论及建安时代的代表文人，无不推崇“三曹七子”；而当论及其中最杰出者，莫不推举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后人多用“子建之才”来赞叹某人才能的不同寻常，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件事物，人也好，文学也好，无不选其主要与突出者。这似乎是千年不变的定律。 曹植以“任性而为”的性格，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词采华茂”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各类型人——无论是其对立者还是支持者的惋惜之心、同情之心、赞赏之心。这样以来，曹植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似乎被他的文学成就弥补了。 曹植的志向很大。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哉！”但后来的现实却不遂曹植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在政治上无展才之门，纵便穷其一生，苦苦求索，最终仍是一生空梦。但被他视为“小道”的文学之路，却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流。是命乎？非也。从外因看，时代使然；从内因看，曹植的性格使然。 在文学上，曹植的一生，可谓是风流的一生。虽然前人已对他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和结论性的概括，但我认为“风流”二字是更为恰当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风流”的解释是：“（一）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二）只有才学而不拘礼法；（三）指跟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的。”追寻曹植的一生，他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归结起来，大致是：在前期是贵公子式的生活和“建永世功业”的理想，在后期是“建永世功业”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贯穿前后期的是他在时风中“任性而为”的性格矛盾。 汉代末年，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黄河流域，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军洛阳，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的二十年里，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洛阳、长安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长安城外，一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战乱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的人生经历，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曹植在政论、赞颂、章表之类的文章中，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跟随父亲曹操“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增加了军事才能方面的自信感。从《三国志》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这其中的“难问”，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绝对不会问些无聊之事，肯定有不少关于军政方面的问题。曹植既能“应声而对”，在说明他有才华的同时，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并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曹植毕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位虽生在乱中却衣食无忧的贵公子。他虽流露出“捐躯赴国难”的愿望和“视死忽如归”的勇气，即使才华横溢，却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涉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却因生活上十分得意而被掩盖不少。 但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曹植有着“任性而为”、豪放不羁的性格，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比较有个性的文人。在前期，他也确实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反映曹植理想与抱负的《白马篇》，表达自己文艺观点的《与杨祖德书》，反映思妇之愁的作品，以及一些赠诗等。这都为他后来向更高文学层次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曹植前期，尽管社会面貌惨不忍睹，曹植却“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文心雕龙》）。刘勰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当然包括曹植在内。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其父曹操考虑立嗣问题时，曹植的政治命运开始转折，文学命运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尽管曹操对他非常喜欢，并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但却因曹植自身“任性而为”的性格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悲剧。《魏志·陈思王植传》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为，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自此以后，曹植的噩运便随之而来。先是曹操的《立太子令》给植当头一击，接着又是曹丕及其儿子先后继位。虽然曹操曾多次表现出给曹植机会的表面行动，但作为城府颇深并决定早下的曹操是不可能废丕立植的，正是曹操把曹植推向了人生悲剧的漫长旅途。曹丕及其儿子对曹植的态度虽有不少私人的原因，比如曹丕妒恨曹植差点夺走自己的太子位，曹叡惧怕曹植威胁自己帝位，却很大程度上是曹操的继续。后来，曹植虽因母亲卞氏的帮助、自己的谨小慎微、曹丕父子拉拢人心的需要保住了性命，却过着“生不如死”的半阶下囚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建永世之业”的机会。曹植的政治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曹植收敛了“任性而为”的性格，虽然他一生中从未放弃过理想追求，却因统治者曹丕和其儿子金口不开，曹植始终不能摆脱命运。即使死后，他仍被冠以“思”字。 这人生的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曹植的不幸。但作为文人气质较浓的他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正是这坎坷的政治遭遇，敲碎了他“建永世之业”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成就了他后期的文学风流。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其思想行为往往是停驻在认识的表面层次，难以突破许多思想、政治、社会中的羁绊，“罪过”袭身，这种地位的逆转，心灵历程的巨大反差，必然强烈地撞击着他的个性，使他的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曹植早年的春风得意和后期的郁郁寡欢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曹植前期的作品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的话，那么后期才真正是“哀怨起骚人”。虽然曹植始终没有走进“哀且伤”的境地，却已经历了“哀而怨”的阶段。他把对君王的怨、对小人的厌、以及对自己政治理想破灭的哀，全都融入文章中了。于是，曹植在文学上拓开了更为广阔的题材范围，作品在思想意义上更为深刻。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就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代表。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形成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和时代思潮因素，而它们都融在了曹植“任性而为”的任性之中，再由个性贯通到作品中。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述。下面谈谈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具体内容。 曹植的文学风流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对于曹植的文学作品，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更是把曹植诗列为上品，并说：“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虽然，钟嵘认为曹植诗有着现实主义精神，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他一首《美女篇》（参看《曹植集校注》原文），借助乐府诗题，以美女自喻，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其词华丽，但内容并不流于空泛，而是达到了寄情于文的境界。后人有认为曹植作品过于华丽，表面看似一功，实则一过，自植始，绮丽华靡之风日盛。显然该评价是不妥当的。曹植文章虽尚藻饰，却并非言之无物。至于后人之风，乃是学习不精所致。 曹植在文学创作上，虽在多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最重要成就乃是对于五言诗的贡献。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历史承继上，曹植继承了自汉以来的五言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 （二）自觉运用音韵规律，打破了一韵到底的限制，力求明朗顺畅。 （三）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思想意义较为深刻，形式上用词讲究，但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采用多种体制，其诗有游仙、杂诗、宴乐、赠别等多种类型。语言形式上除五言外，还根据内容及思想表达需要使用杂言。 （五）开拓了诗歌意境，发展乐府旧题，增强了独特的个性意念，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 因为前四点，别人已有过过多论述，略去。我想就（五）谈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汉乐府多表现现实，如《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的悲惨情景，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种“感于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到曹植时仍无改变，当然曹丕也一样。曹操虽旧题新用，却没能冲破客观描写的羁绊，曹丕作品婉约太过，过于细腻，很少正面抒写真正的主观情感。而曹植是在继承汉乐府的基础上，大力吸取古诗十九首的营养，完成了诗歌创作真正文人化的任务，把“建安风骨”推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新境界。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即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意志驾驭文学规律的一个相对自由状态的时代。真正把文学创作推向自觉时代应归功于曹植，虽然这种转变在汉末甚至更早就已发生，但并不占主体。 由于曹植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抒情倾向。曹植诗歌有悲情忧情，但最具个人特色的是“哀怨之情”。这种“哀怨”，应该直承屈原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曹植之追求理想、渴望自由、愤恨小人、埋怨君主等情感，与屈原都很接近。但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因而仍会有许多不同之处。屈原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完全破灭，承受亡国屈辱而发的哀伤情感，让人感到他的伟大与无私。而曹植并没有亡国（指魏）之经历，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破灭，他的情感是哀而怨，而不是哀而伤。因事而生哀，因哀而生怨，哀且怨构成了曹植后期诗歌的主旋律。这是与以往文人所不同的。这大概是曹植之文学风流的体现。如此以来，我们从曹植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凡人，有着自己的情感的人，让人觉得诗人是比较容易接近的。自此以后，文人抒情之风日盛。 通过上述分述与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风流人物。他 的文学有着时代特色，但也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的文学风流既有原因也有表现，这是一个应该多研究的问题。
曹植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后期创作，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苦闷，所以其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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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曹植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后期创作，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苦闷，所以其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最好去参考易中天的品三国，品三国商议，刘备不是传说等书就可以写了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政坛生涯：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曹操赞赏其文采，宠爱有加。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曹操大怒。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文学造诣：
曹植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扩展资料：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
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性格决定命运——曹植的悲剧战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以其崭新而爽朗的风格备受后世关注。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为代表，各位作家成就非凡，各领风骚。其中最负盛名者莫如曹植。曹植，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文学才华在其兄曹丕之上，政治才干却比不上，加上性格的率性纯真，导致在政治斗争的失败，开始其后生的颠沛生活，报国无门，郁郁而终，可以说，是他“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酿成了他的悲剧。 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年间，时值天下大乱，植自幼随父转徙于军旅，如其自言是“生乎乱，长乎军”。他亲历战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其创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建安年间，曹操逐渐统一了中原，他网罗了不少文学之士，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方便。曹植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建安为界，他的创作分前后期，前期宽闲安逸，后期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这完全与其性格分不开的。 曹植曾是一富贵公子，过着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糜烂生活。《斗鸡篇》里说：“长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可以说是整日无所事事。《名都篇》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沉迷在这种整日斗鸡走马的把戏里，前期有些诗篇可看出积极进取之精神，如《白马篇》描写渴望征战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精神。有些则有慷慨之气，如《赠丁仪》。雅好慷慨为当时建安风气，不独曹植有。这与当时天下大乱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多而快，慷慨豪迈的情绪四溢，加之曹操这个活样板的榜样力量，时人渴创一番事业。这也是曹植念念不忘去上表自试，望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原因之一。 建安前期，曹植因才干与文学造诣的不凡得到曹操的宠爱。当铜雀台建成时，曹操让各子作赋，“植援笔立成”，一下子引起曹操的注意，“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操因此想立曹植为继承人，认为他是“最可定大事”，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如果按此照样发展，他会接替曹操之位。但是，偏偏他的诗人的纯真率性慢慢为曹操所看不惯，失掉了宠爱，并招来曹丕对他的猜忌。 曹操爱惜文才，这从他网罗各文人学士于府中和到大漠去赎回蔡文姬可看出来。但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看重政治品质。他不愿意他辛苦一生的江山拱手让人。他逐渐发现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坏毛病。作为诗人，曹植的做法和性格无可厚非，常人会认为此乃诗人之特殊。但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太不稳重，易授人话柄，难以服众。 有以上的缺点，在曹操眼中已失掉资本，即使没有曹丕的“以术相倾”，抬高自己，贬低曹植，曹操也不会考虑把王位传给曹植。加上善于机心的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买人心，致使宫人左右纷纷为他说好话。曹操逐渐把天平倾向曹丕也是必然的。曹丕这一手段后来为隋炀帝所效仿，同样是铺平了通往皇座之道路。不同的是杨勇终于没能逃出生天，曹植则保全了性命。 曹植空有政治抱负而无政治头脑，在失掉父亲的宠爱后仍不自知，继续任性罔为，不自雕励。如有次他居然私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显然是不按制度而为！已经触犯了“王法”，使原先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的曹操大为恼火，彻底改变了对曹植的看法。 大概是想对曹植作个警告，也提醒下属们别忘了自己的本分，曹操杀了曹植的得意谋士杨修。在《三国演义》里，杨修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宣言，猜透了曹操心事。让曹操感受到威胁，借动摇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的头挂到营门上去。曹植深受震动。此时此刻，曹植已失去父亲的信任了。 曹丕趁机落井下石。当曹操派曹植带兵去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时，曹丕在曹植将行前“逼而醉之”。曹操要召见曹植，醉到成泥的曹植当然不能接受命令，这无疑让曹操对曹植的坏印象又加了几分。曹植的缺乏政治头脑于此又见一斑。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的猜忌加深，老想找机会杀掉心头大患。一次，他苛刻地要求曹植七步成诗，故意刁难。曹植作《七步诗》：“煮豆燃斗箕，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箕豆相煎喻骨肉相残，内中有无限感伤，其实又是对曹丕的冷嘲热讽。最后，如果没有太后的维护，估计曹植亦难逃大难。因为以曹丕的为人和能力，要在诗中找点什么破绽，不是什么难事。 从此，曹植诚惶诚恐，屡次遭贬，四处迁徙，生活困顿。但肉体所受之苦比不上心灵创伤之苦。黄初四年，诸侯王入京朝见皇帝，任城王曹彰突然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与白马王同归藩地又遭有司横加干涉，兄弟间生离死别，倍感凄酸。《赠白马王彪》说“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对兄长曹丕仍有所保留，一来环境险恶，二来内心仍存在幻想，那种对骨肉亲情的幻想。在黄初三年写的《洛神赋》，就表达了美好愿望幻灭的失落、伤心和苦闷，有冤无路诉。 在其侄曹睿在位时，曹植仍没有放弃“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努力，先后上《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言词激切，发夫至诚。在经历了曹丕的铁笼统治后，曹植的思想虽有含蓄一面，但对其侄，又露出其率性一面，尽管不如以前的“任性而行”，有点兵行险着之感。或许是想来个激将法之类。可惜曹睿并不在意，于是曹植只得怅然绝望而死。 曹植的一生，勋绩在翰墨、赋辞之中，有远大政治抱负，却受自身性格所困，率性而行，结果是葬送了自己。 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建安之杰”曹植的五言诗,“辞采华茂，骨气奇高”，以其极大的艺术独创性，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领域，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了建安一代诗风。 曹植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又对汉乐府有较大的发展与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诗歌的文人化。乐府诗以古朴见长，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人工加工、改造的成份不多。可谓“天然去雕 饰”，有一股清新可爱之气。至曹植时代，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期，人们对美的创造成份增多。诗歌在构思的方式、词藻的运用、表现的手法上更细致、更艺术化，因而也更具美感。曹植的五言诗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的天然古朴，另一方面又向着“词采华茂”的方向做着开拓性的工作，尤其注重篇章结构的剪裁安排，比如曹植的《美女篇》，对主人公形象的描绘，，既惜墨如金，又浓笔重彩，由简入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简得当，详略适宜，细腻敏锐的审美感知力使他的诗篇空前的精巧纤美。诗篇首二句“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即采用简净之笔，对主人公的外貌、内质及其活动场地进行了总的概括和交待，整体上给读者以初步的印象和感受。接着，作者运用繁复之笔，不厌其烦而具体细腻地描写“美女”的外在的美。作者写道：“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从人物的体态、手的动作轻盈之美到头部、腰间的装束之美，再到整个身体的服饰之美，层次清晰，“妙有次第”，词采丰厚，一幅美女图画历历在目，使人联想到汉乐府的名篇《陌上桑》中对罗敷衣着的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其中“缃绮”、“紫绮”尚显单薄。从这两首描写美女的诗篇对照看，诗人对《陌上桑》描写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陌上桑》是用装束之美衬托罗敷的容貌之美。而《美女篇》中，诗人并未止步于对美女的衣饰的静态描写，而是与人物的动作形态相结合，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使得诗人行文摇曳多姿更富有美感；另外，在描写美女饰有明月宝玉、罗绮满身的同时，又极为精彩地描绘了美女的神情姿态，写出她内在的美，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跃然纸上。这便是接下来的两句：“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写出了美女迷人的美目，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具有超群的气质和内在的美丽，使人物形象的描写升华到新的艺术高度。此乃传神之处，画龙点睛之笔。为后世文人所叹服、摹拟。曹植还善于剪裁，化繁为简。《陌上桑》中有“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六句，运用艺术空白理论，从侧面描绘人们见到的罗敷的情景；而《美女篇》只用两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便十分精炼地烘托出了美女的动人形象。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汉乐府的学习、发展和提高。 首先，作者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的运用。像《公宴》中的“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六句，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五、六两句给人以动态感，是声对，第四句本身又是色彩对。前四句从静态着笔，写出环境之美，后两句又从动态方面入手描写居处的优美。《美女篇》中的“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二句，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感，表现美女动作的轻盈，是一种柔美。而《赠丁仪》中的“凝霜依玉除，惊风飘飞阁”二句描写，又给人以流畅、整齐的美感。其次，曹植又工于起调。 像“高树多悲风”（《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杂诗六首其一》）等等，暗示不测之风云降临，使得全篇笼罩着一股悲剧基调。再次，注意结句。余味曲包的收尾产生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名都篇》，结尾二句：“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二、从叙事开始转向抒情 曹植恰当灵活地运用汉乐府形式抒发自己的身世情怀，具有鲜明的个性。《美女篇》以美女盛年难觅佳偶喑喻志士怀才不遇，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功业不就的苦闷心情。《白马篇》，通过对游侠儿英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为国建立功勋的理想和志愿。《七哀》诗，作者以愁妇自况，很可能借以讽君，抒发了君臣不遇和自己不幸遭遇下的怨恨和慨叹。正如黄侃先生所说“古体为今用。”（《诗评讲谈》） 总之，曹植一生写了大量五言诗，显示建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强调，显示了诗歌向文人化、抒情化转变的趋势。曹植写了大量的抒情的乐府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三河少年，风流自赏”①〔P115〕的评价。 注释： ① 敖陶孙：《诗评》，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宋〕郭茂倩 编撰 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运动会之我所见10月23日，我校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大型体育活动——运动会。我们全班同学都在积极的参加。瞧！初一男子200米决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班的陈冠名同学就在这一组中。他站在第5道，弓着身子，神情非常凝重，眼睛盯着前方，耳朵也竖了起来。他在等，他在等裁判的枪声。“各就各位，预备。。。。。。”听到裁判的预备声，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四周的同学们也紧张地看着陈冠名，生怕他起跑时慢了半拍。“砰”的一声枪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陈冠名像离弦的箭一半飞了出去。此时，全班同学都站了起来，踮着脚尖眺望着。一眨眼的工夫，所有选手的身影被操场中央的人挡住了，我们都只能期待下一个弯道中首先出现的是陈冠名，同学们屏息凝视，焦急地等待着，一秒过去了，两秒过去了，三秒过去了。。。。。。仍然没有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的心在胸腔里咚咚直跳。同学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担忧的神情。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正在我胡思乱想时，只听一名同学大叫：“快看！有人出来了，是陈冠名！是陈冠名！”我放眼望去，果真是陈冠名。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并且与第二名有着很大的差距。“哈哈！第一名非陈冠名莫属拉！”大家都开心地说道。果然陈冠名轻松获得了小组第一，为我们班争夺了荣誉。接下来是七年级的迎面接力比赛，上场的同学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为自己的班级争光，我也不例外。“砰”的一声枪响，比赛开始了。经过几个同学的来回跑，我们班目前还处于领先的位置，但仍有几个班与我们咬得很紧。不一会儿，与我们相差无几的几个班都出现了“落棒”现象，距离也就随之拉开了，在我们班没有落棒的情况下，获得了第一名。通过这次运动会我明白了做什么事情都要积极参加，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都不要逃避，勇敢地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成功了。
曹植的是体现了惆怅与壮烈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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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希望采纳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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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作古代文学论文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论文的题目，一个好的题目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一) 1. 汉魏六朝书信体 散文 研究 2. 汉初政论散文研究 3.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4.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5.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6.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7.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8.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9.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10.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11.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12.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13.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14.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15. 阮籍咏怀诗略论 16. 左思咏史诗略论 17.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18.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19.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二) 1.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2.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3.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4. 南朝宫体诗略论 5. 试论《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 唐前女性作家诗文创作论略 7. 略论《诗经》中的民俗描写 8. “风”“雅”“颂”研究综述 9. 孔子“删诗”说检讨 10. 《论语》文学性检讨 11. “女娲” 故事 流变探略 12. 中国洪水神话考论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三) 1、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2、试论《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 3、试论《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 4、《诗经》宴飨诗与礼乐 文化 精神研究 5、《诗经》意象论 6、《诗经》抒情手段论 7、论楚辞的来源及其文体特征 8、试论《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 9、试论屈原香草美人似的比兴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0、论汉人评屈 11、论班固评屈 12、论刘勰评屈 13、两汉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4、魏晋南北朝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5、论《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16、《左传》行人辞令研究 17、《左传》、《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8、论《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的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19、《庄子》寓言探略 20、汉楚歌略论 猜你喜欢： 1.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4.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希望采纳希望采纳
有的时候与朋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自己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是完美无缺的，而别人做的事情都对不起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犯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等冷静下来换个位置，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许在发生矛盾或者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调换一下位置，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整件事情…… 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曹植与曹丕兄弟二人为了争夺霸业的继承权打的是天昏地暗，曹植一气之下写下了“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用豆与萁来比喻手足相残，勾心斗角。哎！我想这也不能赖他和曹丕，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谁不希望手中掌握点权力呀，而曹植与曹丕又生活在强大魏国，而且他们的父亲是当时最有军事实力的诸侯，曹植于曹丕二人之间早就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传到了曹操耳朵里，曹操本来就有疑心病，在加上一些风言风语他对曹植与曹丕兄弟就产生了疑问，看看谁想夺取继承权，于是乎派心腹去刺探。曹丕比较聪明看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一方面跟他的父亲面前表现的很有才能，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曹植，好让自己独自掌握继承大权。 在我看来曹丕有点笨，古人云“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做长远考虑，也没有从大局出发来看待问题，如果他考虑二人共同继承曹操的霸业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我想司马氏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夺取曹氏的基业吧。而曹植呢，虽然在这些事上表现得很气愤，但是他也没有从曹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二人，中一人敢于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作长远打算。那么曹操的霸业也就不会那么快的落入他人手中了。 我最喜欢郭沫若先生仿拟《七步诗》写成的《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度上珍，灰作田上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曹植用“豆与萁”来比喻手足相残，而郭沫若先生者认为：若站在豆的一面“可以感到萁的煎迫未逸过火”，但若是站在萁的一面“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 换位思考，一个既省时又省力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相信我它真的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