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论文参考文献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政坛生涯：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曹操赞赏其文采，宠爱有加。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曹操大怒。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文学造诣：

曹植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扩展资料：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

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性格决定命运——曹植的悲剧战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以其崭新而爽朗的风格备受后世关注。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为代表，各位作家成就非凡，各领风骚。其中最负盛名者莫如曹植。曹植，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文学才华在其兄曹丕之上，政治才干却比不上，加上性格的率性纯真，导致在政治斗争的失败，开始其后生的颠沛生活，报国无门，郁郁而终，可以说，是他“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酿成了他的悲剧。 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年间，时值天下大乱，植自幼随父转徙于军旅，如其自言是“生乎乱，长乎军”。他亲历战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其创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建安年间，曹操逐渐统一了中原，他网罗了不少文学之士，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方便。曹植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建安为界，他的创作分前后期，前期宽闲安逸，后期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这完全与其性格分不开的。 曹植曾是一富贵公子，过着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糜烂生活。《斗鸡篇》里说：“长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可以说是整日无所事事。《名都篇》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沉迷在这种整日斗鸡走马的把戏里，前期有些诗篇可看出积极进取之精神，如《白马篇》描写渴望征战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精神。有些则有慷慨之气，如《赠丁仪》。雅好慷慨为当时建安风气，不独曹植有。这与当时天下大乱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多而快，慷慨豪迈的情绪四溢，加之曹操这个活样板的榜样力量，时人渴创一番事业。这也是曹植念念不忘去上表自试，望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原因之一。 建安前期，曹植因才干与文学造诣的不凡得到曹操的宠爱。当铜雀台建成时，曹操让各子作赋，“植援笔立成”，一下子引起曹操的注意，“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操因此想立曹植为继承人，认为他是“最可定大事”，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如果按此照样发展，他会接替曹操之位。但是，偏偏他的诗人的纯真率性慢慢为曹操所看不惯，失掉了宠爱，并招来曹丕对他的猜忌。 曹操爱惜文才，这从他网罗各文人学士于府中和到大漠去赎回蔡文姬可看出来。但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看重政治品质。他不愿意他辛苦一生的江山拱手让人。他逐渐发现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坏毛病。作为诗人，曹植的做法和性格无可厚非，常人会认为此乃诗人之特殊。但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太不稳重，易授人话柄，难以服众。 有以上的缺点，在曹操眼中已失掉资本，即使没有曹丕的“以术相倾”，抬高自己，贬低曹植，曹操也不会考虑把王位传给曹植。加上善于机心的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买人心，致使宫人左右纷纷为他说好话。曹操逐渐把天平倾向曹丕也是必然的。曹丕这一手段后来为隋炀帝所效仿，同样是铺平了通往皇座之道路。不同的是杨勇终于没能逃出生天，曹植则保全了性命。 曹植空有政治抱负而无政治头脑，在失掉父亲的宠爱后仍不自知，继续任性罔为，不自雕励。如有次他居然私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显然是不按制度而为！已经触犯了“王法”，使原先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的曹操大为恼火，彻底改变了对曹植的看法。 大概是想对曹植作个警告，也提醒下属们别忘了自己的本分，曹操杀了曹植的得意谋士杨修。在《三国演义》里，杨修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宣言，猜透了曹操心事。让曹操感受到威胁，借动摇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的头挂到营门上去。曹植深受震动。此时此刻，曹植已失去父亲的信任了。 曹丕趁机落井下石。当曹操派曹植带兵去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时，曹丕在曹植将行前“逼而醉之”。曹操要召见曹植，醉到成泥的曹植当然不能接受命令，这无疑让曹操对曹植的坏印象又加了几分。曹植的缺乏政治头脑于此又见一斑。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的猜忌加深，老想找机会杀掉心头大患。一次，他苛刻地要求曹植七步成诗，故意刁难。曹植作《七步诗》：“煮豆燃斗箕，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箕豆相煎喻骨肉相残，内中有无限感伤，其实又是对曹丕的冷嘲热讽。最后，如果没有太后的维护，估计曹植亦难逃大难。因为以曹丕的为人和能力，要在诗中找点什么破绽，不是什么难事。 从此，曹植诚惶诚恐，屡次遭贬，四处迁徙，生活困顿。但肉体所受之苦比不上心灵创伤之苦。黄初四年，诸侯王入京朝见皇帝，任城王曹彰突然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与白马王同归藩地又遭有司横加干涉，兄弟间生离死别，倍感凄酸。《赠白马王彪》说“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对兄长曹丕仍有所保留，一来环境险恶，二来内心仍存在幻想，那种对骨肉亲情的幻想。在黄初三年写的《洛神赋》，就表达了美好愿望幻灭的失落、伤心和苦闷，有冤无路诉。 在其侄曹睿在位时，曹植仍没有放弃“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努力，先后上《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言词激切，发夫至诚。在经历了曹丕的铁笼统治后，曹植的思想虽有含蓄一面，但对其侄，又露出其率性一面，尽管不如以前的“任性而行”，有点兵行险着之感。或许是想来个激将法之类。可惜曹睿并不在意，于是曹植只得怅然绝望而死。 曹植的一生，勋绩在翰墨、赋辞之中，有远大政治抱负，却受自身性格所困，率性而行，结果是葬送了自己。 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建安之杰”曹植的五言诗,“辞采华茂，骨气奇高”，以其极大的艺术独创性，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领域，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了建安一代诗风。 曹植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又对汉乐府有较大的发展与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诗歌的文人化。乐府诗以古朴见长，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人工加工、改造的成份不多。可谓“天然去雕 饰”，有一股清新可爱之气。至曹植时代，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期，人们对美的创造成份增多。诗歌在构思的方式、词藻的运用、表现的手法上更细致、更艺术化，因而也更具美感。曹植的五言诗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的天然古朴，另一方面又向着“词采华茂”的方向做着开拓性的工作，尤其注重篇章结构的剪裁安排，比如曹植的《美女篇》，对主人公形象的描绘，，既惜墨如金，又浓笔重彩，由简入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简得当，详略适宜，细腻敏锐的审美感知力使他的诗篇空前的精巧纤美。诗篇首二句“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即采用简净之笔，对主人公的外貌、内质及其活动场地进行了总的概括和交待，整体上给读者以初步的印象和感受。接着，作者运用繁复之笔，不厌其烦而具体细腻地描写“美女”的外在的美。作者写道：“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从人物的体态、手的动作轻盈之美到头部、腰间的装束之美，再到整个身体的服饰之美，层次清晰，“妙有次第”，词采丰厚，一幅美女图画历历在目，使人联想到汉乐府的名篇《陌上桑》中对罗敷衣着的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其中“缃绮”、“紫绮”尚显单薄。从这两首描写美女的诗篇对照看，诗人对《陌上桑》描写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陌上桑》是用装束之美衬托罗敷的容貌之美。而《美女篇》中，诗人并未止步于对美女的衣饰的静态描写，而是与人物的动作形态相结合，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使得诗人行文摇曳多姿更富有美感；另外，在描写美女饰有明月宝玉、罗绮满身的同时，又极为精彩地描绘了美女的神情姿态，写出她内在的美，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跃然纸上。这便是接下来的两句：“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写出了美女迷人的美目，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具有超群的气质和内在的美丽，使人物形象的描写升华到新的艺术高度。此乃传神之处，画龙点睛之笔。为后世文人所叹服、摹拟。曹植还善于剪裁，化繁为简。《陌上桑》中有“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六句，运用艺术空白理论，从侧面描绘人们见到的罗敷的情景；而《美女篇》只用两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便十分精炼地烘托出了美女的动人形象。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汉乐府的学习、发展和提高。 首先，作者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的运用。像《公宴》中的“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六句，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五、六两句给人以动态感，是声对，第四句本身又是色彩对。前四句从静态着笔，写出环境之美，后两句又从动态方面入手描写居处的优美。《美女篇》中的“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二句，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感，表现美女动作的轻盈，是一种柔美。而《赠丁仪》中的“凝霜依玉除，惊风飘飞阁”二句描写，又给人以流畅、整齐的美感。其次，曹植又工于起调。 像“高树多悲风”（《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杂诗六首其一》）等等，暗示不测之风云降临，使得全篇笼罩着一股悲剧基调。再次，注意结句。余味曲包的收尾产生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名都篇》，结尾二句：“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二、从叙事开始转向抒情 曹植恰当灵活地运用汉乐府形式抒发自己的身世情怀，具有鲜明的个性。《美女篇》以美女盛年难觅佳偶喑喻志士怀才不遇，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功业不就的苦闷心情。《白马篇》，通过对游侠儿英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为国建立功勋的理想和志愿。《七哀》诗，作者以愁妇自况，很可能借以讽君，抒发了君臣不遇和自己不幸遭遇下的怨恨和慨叹。正如黄侃先生所说“古体为今用。”（《诗评讲谈》） 总之，曹植一生写了大量五言诗，显示建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强调，显示了诗歌向文人化、抒情化转变的趋势。曹植写了大量的抒情的乐府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三河少年，风流自赏”①〔P115〕的评价。 注释： ① 敖陶孙：《诗评》，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宋〕郭茂倩 编撰 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