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文学研究论文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哈，给做的，好的。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在我国悠长的文学历程中，凡论及建安时期的文学，无不推崇“建安风骨”；凡论及建安时代的代表文人，无不推崇“三曹七子”；而当论及其中最杰出者，莫不推举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后人多用“子建之才”来赞叹某人才能的不同寻常，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件事物，人也好，文学也好，无不选其主要与突出者。这似乎是千年不变的定律。        曹植以“任性而为”的性格，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词采华茂”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各类型人——无论是其对立者还是支持者的惋惜之心、同情之心、赞赏之心。这样以来，曹植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似乎被他的文学成就弥补了。        曹植的志向很大。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哉！”但后来的现实却不遂曹植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在政治上无展才之门，纵便穷其一生，苦苦求索，最终仍是一生空梦。但被他视为“小道”的文学之路，却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流。是命乎？非也。从外因看，时代使然；从内因看，曹植的性格使然。        在文学上，曹植的一生，可谓是风流的一生。虽然前人已对他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和结论性的概括，但我认为“风流”二字是更为恰当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风流”的解释是：“（一）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二）只有才学而不拘礼法；（三）指跟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的。”追寻曹植的一生，他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归结起来，大致是：在前期是贵公子式的生活和“建永世功业”的理想，在后期是“建永世功业”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贯穿前后期的是他在时风中“任性而为”的性格矛盾。        汉代末年，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黄河流域，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军洛阳，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的二十年里，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洛阳、长安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长安城外，一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战乱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的人生经历，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曹植在政论、赞颂、章表之类的文章中，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跟随父亲曹操“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增加了军事才能方面的自信感。从《三国志》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这其中的“难问”，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绝对不会问些无聊之事，肯定有不少关于军政方面的问题。曹植既能“应声而对”，在说明他有才华的同时，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并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曹植毕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位虽生在乱中却衣食无忧的贵公子。他虽流露出“捐躯赴国难”的愿望和“视死忽如归”的勇气，即使才华横溢，却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涉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却因生活上十分得意而被掩盖不少。        但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曹植有着“任性而为”、豪放不羁的性格，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比较有个性的文人。在前期，他也确实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反映曹植理想与抱负的《白马篇》，表达自己文艺观点的《与杨祖德书》，反映思妇之愁的作品，以及一些赠诗等。这都为他后来向更高文学层次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曹植前期，尽管社会面貌惨不忍睹，曹植却“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文心雕龙》）。刘勰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当然包括曹植在内。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其父曹操考虑立嗣问题时，曹植的政治命运开始转折，文学命运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尽管曹操对他非常喜欢，并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但却因曹植自身“任性而为”的性格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悲剧。《魏志·陈思王植传》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为，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自此以后，曹植的噩运便随之而来。先是曹操的《立太子令》给植当头一击，接着又是曹丕及其儿子先后继位。虽然曹操曾多次表现出给曹植机会的表面行动，但作为城府颇深并决定早下的曹操是不可能废丕立植的，正是曹操把曹植推向了人生悲剧的漫长旅途。曹丕及其儿子对曹植的态度虽有不少私人的原因，比如曹丕妒恨曹植差点夺走自己的太子位，曹叡惧怕曹植威胁自己帝位，却很大程度上是曹操的继续。后来，曹植虽因母亲卞氏的帮助、自己的谨小慎微、曹丕父子拉拢人心的需要保住了性命，却过着“生不如死”的半阶下囚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建永世之业”的机会。曹植的政治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曹植收敛了“任性而为”的性格，虽然他一生中从未放弃过理想追求，却因统治者曹丕和其儿子金口不开，曹植始终不能摆脱命运。即使死后，他仍被冠以“思”字。        这人生的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曹植的不幸。但作为文人气质较浓的他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正是这坎坷的政治遭遇，敲碎了他“建永世之业”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成就了他后期的文学风流。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其思想行为往往是停驻在认识的表面层次，难以突破许多思想、政治、社会中的羁绊，“罪过”袭身，这种地位的逆转，心灵历程的巨大反差，必然强烈地撞击着他的个性，使他的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曹植早年的春风得意和后期的郁郁寡欢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曹植前期的作品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的话，那么后期才真正是“哀怨起骚人”。虽然曹植始终没有走进“哀且伤”的境地，却已经历了“哀而怨”的阶段。他把对君王的怨、对小人的厌、以及对自己政治理想破灭的哀，全都融入文章中了。于是，曹植在文学上拓开了更为广阔的题材范围，作品在思想意义上更为深刻。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就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代表。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形成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和时代思潮因素，而它们都融在了曹植“任性而为”的任性之中，再由个性贯通到作品中。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述。下面谈谈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具体内容。        曹植的文学风流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对于曹植的文学作品，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更是把曹植诗列为上品，并说：“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虽然，钟嵘认为曹植诗有着现实主义精神，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他一首《美女篇》（参看《曹植集校注》原文），借助乐府诗题，以美女自喻，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其词华丽，但内容并不流于空泛，而是达到了寄情于文的境界。后人有认为曹植作品过于华丽，表面看似一功，实则一过，自植始，绮丽华靡之风日盛。显然该评价是不妥当的。曹植文章虽尚藻饰，却并非言之无物。至于后人之风，乃是学习不精所致。        曹植在文学创作上，虽在多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最重要成就乃是对于五言诗的贡献。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历史承继上，曹植继承了自汉以来的五言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        （二）自觉运用音韵规律，打破了一韵到底的限制，力求明朗顺畅。        （三）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思想意义较为深刻，形式上用词讲究，但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采用多种体制，其诗有游仙、杂诗、宴乐、赠别等多种类型。语言形式上除五言外，还根据内容及思想表达需要使用杂言。        （五）开拓了诗歌意境，发展乐府旧题，增强了独特的个性意念，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        因为前四点，别人已有过过多论述，略去。我想就（五）谈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汉乐府多表现现实，如《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的悲惨情景，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种“感于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到曹植时仍无改变，当然曹丕也一样。曹操虽旧题新用，却没能冲破客观描写的羁绊，曹丕作品婉约太过，过于细腻，很少正面抒写真正的主观情感。而曹植是在继承汉乐府的基础上，大力吸取古诗十九首的营养，完成了诗歌创作真正文人化的任务，把“建安风骨”推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新境界。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即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意志驾驭文学规律的一个相对自由状态的时代。真正把文学创作推向自觉时代应归功于曹植，虽然这种转变在汉末甚至更早就已发生，但并不占主体。        由于曹植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抒情倾向。曹植诗歌有悲情忧情，但最具个人特色的是“哀怨之情”。这种“哀怨”，应该直承屈原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曹植之追求理想、渴望自由、愤恨小人、埋怨君主等情感，与屈原都很接近。但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因而仍会有许多不同之处。屈原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完全破灭，承受亡国屈辱而发的哀伤情感，让人感到他的伟大与无私。而曹植并没有亡国（指魏）之经历，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破灭，他的情感是哀而怨，而不是哀而伤。因事而生哀，因哀而生怨，哀且怨构成了曹植后期诗歌的主旋律。这是与以往文人所不同的。这大概是曹植之文学风流的体现。如此以来，我们从曹植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凡人，有着自己的情感的人，让人觉得诗人是比较容易接近的。自此以后，文人抒情之风日盛。         通过上述分述与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风流人物。他 的文学有着时代特色，但也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的文学风流既有原因也有表现，这是一个应该多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