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当时，齐鲁两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现山东莒县）寄身。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人齐即了君位，是为桓公。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9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军队攻打我们鲁国。鲁庄公将要迎战。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他的同乡说：“当权的人自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去见鲁庄公。曹刿问：“您凭借什么作战？”鲁庄公说：“衣食（这一类）养生的东西，我从来不敢独自专有，一定把它们分给身边的大臣。”曹刿回答说：“这种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老百姓是不会顺从您的。”鲁庄公说：“祭祀用的猪牛羊和玉器、丝织品等祭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数目，一定对上天说实话。”曹刿说：“小小信用，不能取得神灵的信任，神灵是不会保佑您的。”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我一定根据实情（合理裁决）。”曹刿回答说：“这才尽了本职一类的事，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如果作战，请允许我跟随您一同去。”到了那一天，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行。”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又要下令驾车马追逐齐军。曹刿说：“还不行。”说完就下了战车，察看齐军车轮碾出的痕迹，又登上战车，扶着车前横木远望齐军的队形，这才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打了胜仗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像齐国这样的大国，他们的情况是难以推测的，怕他们在那里设有伏兵。后来我看到他们的车轮的痕迹混乱了，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了，所以下令追击他们。
曹刿论战目录 【作者小传】 【题解】 【原文】 【注释】 【译文】 【赏析】 【总结】 【教案】 [编辑本段]【作者小传】 《左传》传说是春秋末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但对这书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是战国初期的一位历史学家、散文家的作品。书名原为《左氏春秋》，后人把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作，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并不全是为解经而作，而是从历史家的角度，采取《春秋》的大纲，再参考当时的许多史籍而写成的。因此，《左传》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有些内容与《春秋》的记载是一致的，有些则与《春秋》不一致，并比《春秋》多写了十三年。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保存了我国自公元前722年以下二百多年的许多史料，比较详细而完整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闻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左传》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的文学价值很高，极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写出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善于描写战争，也善于刻划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心理活动，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编辑本段]【题解】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借口鲁国曾经帮助过同自己争做国君的公子纠，出兵进攻鲁国。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处于防御地位。本文记述曹刿向鲁庄公献策，终于在长勺之战中，使弱小的鲁国击败了强大的齐国的进攻，表现了曹刿的政治远见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远谋”，故紧紧围绕“论战”来选取材料。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突出了曹刿“取信于民”的战略思想；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全文叙事清楚，详略得当，人物对话准确生动，要言不烦，是《左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编辑本段]【原文】 十年(1)春，齐师伐我（2）。公（3）将战。曹刿（读音guì）请见（4）。其乡人曰：“肉食者(5)谋之，又何间（读音jiàn)（6）焉？”刿曰：“肉食者鄙(7)，未能远谋。”乃(8)入见。问：“何以战（9）？”公曰：“衣食所安（10），弗敢专也（11），必以分人（27）。”对曰：“小惠未徧（12），民弗(25)从也。”公曰：“牺牲玉帛(13)(读音bó)，弗敢加(28)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读音fú)（14），神弗福也（15）。”公曰：“小大之狱(16)，虽不能察(29)，必以情。”对曰：“忠(26)之属也（31）。可以一战。战则请从（34）。”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17）。公将鼓之（18）。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33)。公将驰之（19）。刿曰：“未可。”下视其辙（20），登轼（读音shì，车前扶手的横木，全车最高处名词作动词用，指手扶车前横木）而望之（21），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22)，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23），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读音zhé)乱，望其旗靡(读音mǐ)(24)，故逐之。” ——选自《左传 庄公十年》[编辑本段]【注释】 （1）十年：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2）齐师：齐国的军队。齐，在今山东省中部。我，指鲁国。鲁，在今山东西南部。《左传》传为鲁国史官而作，故称鲁国为“我”。 （3）公：鲁庄公。 （4）曹刿（guì）：鲁国人。 （5）肉食者：吃肉的人。这里指大夫以上的高官。 （6）间（jiàn）：参与。 （7）鄙 :鄙陋.这里指目光短浅. （8）乃：于是，就。 （9）何以战：即“以何战”，凭什么作战。以：用，凭，靠． （10）衣食所安：衣服食物这类养生的东西。 （11）专：独享,专有。 （12）徧：通"遍",遍及，普遍。 （13）牺牲玉帛(bó)：古代祭祀用的祭品。牺牲，牺牲用的猪、牛、羊等。玉，玉器；帛，丝织品。 （14）孚（fú）：信任，为人所信服。 （15）福：名词作动词，赐福，保佑。 （16）狱：诉讼案件。 （17）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北。 （18）鼓：名词作动词，击鼓进军。 （19）驰：驱车追赶。 （20）辙(zhé)：车轮滚过地面留下的痕迹。 （21）轼：古代车厢前边的横木，供乘车人扶手用。此指车前横木 （22）既克：已经战胜。 （23）盈：满,充沛。这里指旺盛。 （24）靡（mǐ）：倒下． （25）弗：不。 （26）忠：尽力做好分内的事。 （27）必以分人：省略句，省略了"之",完整的句子是“必以之分人”，一定把它分给别人。 （28）加:超过。这里有虚夸,以少报多的意思 （29）察：明察,弄清楚。 （30）情：诚心,实情.这里指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得合情合理 （31）忠之属也：这是为民尽心的一类事情。忠，尽力做好本分的事。 （32）可以一战：就是“可以之一战”，可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可：可以；以：凭借。 (33) 败绩：大败。 （34）战则请从：（如果）作战，就请允许我跟随去。 (35)遂:就 (36)逐:追赶,这里是追击的意思[编辑本段]【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天，齐国军队攻打我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进见，曹刿的同乡人说：“当权者会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其间呢？”曹刿说：“当权者浅陋、无知，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就入宫进见鲁庄公。曹刿问鲁庄公：“您凭什么条件同齐国打仗？”鲁庄公说：“衣食这类用来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受恩惠的不过是身边的近臣，不能遍及百姓，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鲁庄公说：“猪、牛、羊等祭祀用品，玉器和丝织品，我不敢虚报夸大，一定对神说实话。”曹刿回答说：“小小的信用得不到神灵的信任，神是不会保佑你的。”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我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一定能根据实情（合理裁决）。”曹刿回答说：“（这里）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条件打一仗。如果作战，就请允许（我）跟随着去。” 鲁庄公和曹刿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不可以。”在齐军击了三次鼓之后，曹刿说：“可以（进攻）了。”齐国的军队大败，鲁庄公准备驾车追逐。曹刿说：“不可以。”（说完）曹刿走下战车察看齐国军队车轮辗过的痕迹，登上战车扶住车前的横木远望败退的齐军，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 已经战胜了齐军，鲁庄公问战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勇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就衰减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勇气耗竭了。对方的士气耗尽了，而我方的势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齐国。像齐国这样的大国，是难以推测的，我害怕他们有埋伏在哪里。我观察他们车轮辗过的痕迹很乱，远望他们的军旗已经倒下了，所以可以追逐他们。”[编辑本段]【赏析】 战争题材在《左传》中写得最好，详略得当，而且都有声有色，这篇文章就是一例。曹刿论战以“肉食者鄙”即当官的见识浅薄，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可以一战。 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曹刿没有贸然行事，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才建议击鼓，一鼓作气，战胜齐军于长勺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左传》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简单地用曹刿的“未可”“可矣”概括了战争的经过，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凸出。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那么，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一鼓作气”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编辑本段]【总结】 《曹刿论战》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当时，齐鲁两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现山东莒县）寄身。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人齐即了君位，是为桓公。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9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编辑本段]【教案】 教学目标： 1．古今义不同的实词及“夫”的用法和判断句式。 2．记叙战争的方法及剪裁上详略恰当的特点。 3．了解曹刿的战略、战术思想，并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教育，培养青少年机智沉着的品质。 教学设想： 1．指导学生预习、自学，理解生字、难词。 2．在预习的基础上了解课文大概内容，然后进行课文分析。 3．结合课文向学生进行在学习上也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战略）和正确的方法（战术）等思想教育。 4．教学时数：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其中有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像三国时曹操击败袁绍的官渡之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东晋谢安、谢石、谢玄等人使北方前秦苻坚统率的百万大军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而发生在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之间的长勺之战尤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长勺之战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今天我们学习《曹刿论战》这篇课文就是谈论长勺之战的。通过学习，我们可以理解在长勺之战中，弱小的鲁国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齐国，曹刿的战略思想是什么，它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二 解题 ①《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孔子写的鲁国历史《春秋》所编。由于《春秋》记事过简，近于大事年表，一般人难以读懂，而《左传》叙事较为详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又为《春秋》作了较为详备的注释，所以后人又称《左传》为《左氏春秋》。《左传》保存了重要的历史史料，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同时，它又善于剪裁，叙事清晰，描写人物生动，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②课文谈论的是古代战争故事。这次战争发生的时间是春秋初期，交战双方是强大的齐国和弱小的鲁国。交战地点是鲁国的长勺，所以史称长勺之战。发生战争的原因是齐襄公时，政令无常，他的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逃到莒国和鲁国避难。后来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所杀，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抢先回到齐国夺得王位，称为齐桓公。后来鲁国也送公子纠回齐国争夺王位，结果被齐桓公打败，齐桓公逼鲁庄公杀掉公子纠。鲁庄公十年（前684年）齐桓公又借口鲁国曾经帮助公子纠与他争夺齐国君位，再次举兵攻鲁，两军战于鲁国长勺，结果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入侵的强大的齐国。 ③课文标题为“曹刿论战”，曹刿是当时的平民，为了鲁国的利益，他主动为鲁庄公谋划。又亲临战场，协助鲁庄公指挥，为战胜齐国起了重大作用。但课文标题的中心词是“论”字，可见课文侧重要写的是曹刿对战争的看法，表现曹刿的战略思想，而不是侧重记叙长勺之战的战况。 三、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给下面的字注音： 刿（guì） 又何间（jiàn）焉 鄙（bǐ） 弗（fú）敢专也 小惠未徧（biàn）玉帛（bó） 小信未孚（fú） 公与之乘（chéng） 辙（zhé） 轼（shì） 旗靡（mǐ） 2．引导学生对照注释自读课文，提出问题，复述课文大意。 解答疑问 明确：鲁庄公十年春，齐国出兵进攻鲁国。当时，齐强鲁弱。鲁国人曹刿见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建议鲁庄公要取信于民。鲁庄公听取了他的建议，采取了得民心的一些措施，并在曹刿的协助下选择了利于打仗的地点长勺，有利于攻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有利于追击齐军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结果鲁军大获全胜，鲁庄公问曹刿其中的奥妙，曹刿雄辩地论述了鲁胜齐败的原因。 3.理清线索，给课文分段。 本文有几条线索？ 学生讨论后明确：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事件发展的线索（迎战——备战——胜战——评战）； 一条是人物活动的线索（请见——请问——参战——释疑）。 第二课时 一、朗读课文 二、分析课文 第1段 （1）“十年春”指哪一年？ 明确：指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2）“齐师伐我”的“伐”是什么意思？齐国军队为什么要“伐”鲁国呢？ 补充介绍历史背景：齐襄公在国内做了一些坏事，他的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恐怕被连累，离开齐国避祸。公元前685年，齐国发生内乱，国君被杀，住在鲁国的公子纠和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都抢着赶先回国，想做国君。鲁庄公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去，哪知公子小白抢先赶回齐国，做了国君，就是齐桓公。齐桓公起兵迎击。当时齐强鲁弱，鲁军大败，齐桓公胁迫鲁庄公杀了公子纠。从此两国结下深仇大恨。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再次兴兵攻鲁，战于长勺。从历史背景得知齐师兴兵完全属于侵略行为，所以“伐”应译为“侵犯”。 （3）曹刿的身份怎样？ 论明确：从“其乡人曰”句中我们能推知曹刿的身分为普通老百姓，没有官位，属爱国君子吧，“位卑未敢忘忧国”。 （4）“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句中的“肉食者”指什么？ 明确：“肉食者”，吃肉的人。“肉食”在当时与公膳制有关。公膳是对某种品位的官员在办公时间免费供给的一种膳食。按规定“大夫以上，食乃有肉”。因此，“肉食者”，是指古代享受公膳食肉待遇的大夫以上官员，一般称为“肉食者”，用以借指有权位的人。 （5）“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中的“远谋”二字是此文的关键，贯穿全文。从曹刿的这句话里可见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明确：从曹刿的对答中反映曹刿关心国家大事和深谋远虑的品质。 （6）“乃入见”是个省略句，省略了什么成分？ 明确：在具体的语境中，省略了主语“曹刿”和宾语“之”（代鲁庄公）。 （7）“何以战”是个介宾前置的句子。 这三个字唤起下文分析战争的条件，突出了曹刿重视战前的政治准备。鲁庄公认为要作哪几方面的准备呢？明确：三方面：①“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②“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③“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8）对于这三方面的准备，曹刿的评价是“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对于第二个准备，曹刿又是如何评价的？讨论后明确：对于第二个准备，曹刿的评价是“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对于第三个准备，曹刿认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请同学注意：“福”是名词，在这里作动词用，“保佑”的意思；“可以”应译为“可以凭借”，和今义“可以”用法不同。 （9）为什么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是“可以一战”的主要条件？ 明确：因为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这就突出表现了曹刿重视人民力量的政治远见。 （10）本段末句“战则请从”，不仅写出了曹刿重视战前的政治准备，而且注意实际作战中的战略战术。文章也以此作为过渡，转入下文写他临阵参战指挥。 （11）小结：第1段，写的是曹刿请见，论战前准备，显示了曹刿热爱自己国家、深谋远虑的品质以及鲁庄公“勇于纳谏”的胸怀。 第2段 （1）这次战争是由谁指挥的？根据何在？ 明确：由鲁庄公指挥，曹刿协助。这从“公与之乘”可以看出。“乘”有两义：（1）为共乘一车，“乘”读；（2）为另给一车相随，“乘”读。课文从“乘”（1）义说，这样比较好理解，因曹刿与庄公同乘一车论战才方便。 （2）作战地点选在哪里？ 明确：长勺（“战于长勺”是个状语后置句），在鲁国境内，地理条件对鲁国有利。 （3）反攻的时机选在什么时候？曹刿是怎样帮助庄公选择时机的呢？ 明确：在“彼竭我盈”之时。战斗刚开始，不待齐军疲倦，庄公就急于出战（“公将鼓之”；“鼓”，名词作动词，“击鼓”）；当鲁军刚获胜，庄公又急于去追击（“公将驰之”），曹刿又阻止了庄公的过急行动。他懂得攻击和追击都必须把握有利的时机，要根据双方的士气和实力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曹刿的两个“可矣”，使得战争出现“齐师败绩”和“遂逐齐师”的大好形势。 （4）小结：第2段叙述的是曹刿指挥作战的情况，作战的过程写得非常简略，突出写了曹刿“谋”的作用，为下文“论战”打下伏笔。曹刿临阵从容，胸有成竹，善于掌握时机，所以才击败敌人，获得战争胜利。 第3段 （1）鲁国获胜后（“既克”），“公问其故”的“故”是什么意思？ 明确：缘故，“攻击”的缘故和“追击”的缘故。 （2）曹刿是如何回答的？ 明确：有两层意思：一层说明为什么要选择“齐人三鼓”（“彼竭”）的时机进行攻击。“夫战，勇气也”（这是个判断句，“也”表示判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和“三”后面省略“鼓”），“彼竭我盈，故克之”（敌方的勇气已经消失而我方的勇气正盛，所以我们打败了敌人）。“彼竭我盈”四个字高度概括了进攻时的最佳战机。一层解释他“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看到敌人“辙乱”“旗靡”才追击的原因是“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夫”，发语词，议论或说明时，用在句子开头，没有实在意义）。可见曹刿考虑问题周到，行动谨慎，观察仔细，善于抓住时机，故而夺取了战争胜利。 （3）小结：第3段写曹刿论述战胜齐国的原因。 三、归纳总结全文 1.归纳中心思想。学生讨论后明确：本文论述了必须取信于民并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掌握战机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道理。 2.题目为“曹刿论战”，这是一篇记叙文还是议论文？明确：这是一篇记叙文，但全文以“论”为中心。第1段记叙论战前政治准备的内容；第2段记叙战斗经过；第3段通过“叙”来“论”战争胜利的原因。 第三课时 一、品读课文，鉴赏《左传》的艺术特色 1．关于人物塑造 （1）曹刿：课文集中体现了曹刿作为一名军事家的“远谋”。曹刿请见，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曹刿问战，表现了他的政治远见；曹刿参战，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曹刿论战，表现了他过人的谋略。 （2）鲁庄公：课文集中表现了鲁庄公作为国君见识的“鄙”。鲁庄公把战争的希望寄托在施行“小惠”和“祈求神灵的保佑"上，说明他政治上无能；他急于求成，急于攻击，说明他军事上的无知。 但他不是一个昏君，鲁庄公备战见曹刿，三问三答，实事求是，虚心听取意见；鲁庄公作战用曹刿，亲自参与打仗，表现了他礼贤下士，任人唯贤；鲁庄公战后问曹刿，不因胜而自喜，表现了他为求真知而不耻下问。 2．关于比照映衬 用比照映衬的手法，使曹刿的形象鲜明生动。以曹刿与“乡人”的对比突出曹刿的政治热忱。从曹刿与鲁庄公的对比中，突出他的深谋远虑。 3．关于详略 哪些详写？哪些略写？为什么？ 学生回答后老师小结： 课题的中心是“论战”，文中紧扣“论战”来写。曹刿论战前的政治准备和作战中的战术以及总结胜利原因详写。从这些言论中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因此详写。对无助于表现曹刿性格的事，如战争的起因、双方实力、战斗场面和战后处理一概不写。而一些与“论战”有关的事，也只是一笔带过，使文章能衔接就可以了。 二、重点词句 1．加点词的古今义： （1）肉食者鄙 （2）又何间焉 （3）牺牲玉帛 （4）小大之狱 2．判断句式：有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译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忠之属也 3．省略句式：有的省略主语，有的省略宾语，有的省略介词等等，翻译时要补出来。 可以一战 4．倒装句式：按照现代汉语的常式是主-谓-宾顺序，但有的文言句有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等情况，翻译时要按现代汉语的顺序。 “何以战？”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左传》又称《左氏春秋》，相传由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纂，孔子为其修订。 5.曹刿求见鲁庄公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指当权者浅陋、无知，不能深谋远虑。 【读解】 可以把曹刿称为优秀的军事家。他所以取胜的原因，不是靠猛打猛冲，而是靠了谋略、智慧，这一点尤其让人称道。 战争当中，一个优秀的谋略家，抵得上成千上万的将士。他 虽然没有将士的勇猛，没有将士的膺力，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却能凭借智慧，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小取大。 智慧如同水，水是无形的，看似柔弱，但是它在无形、柔弱。③ 之中积聚了看不见的力量，遇到险阻可以绕道而行，聚积起来的 力量达到一定程度，便可以汇成冲决一切障碍的潮流。难怪孔子 要说：“智者乐水”。它们在外表和特征上十分相似：以无形克服 有形，以流转变化回避强敌，以柔弱战胜阳刚。 中国传统中对水的偏爱，铸成了传统智慧在阴、阳的抗衡中 注重以柔克刚的阴性特征。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传统 的智者，谋略家，甚至可能连操刀舞剑的力量都没有，却能运筹 帷幄，在几十万大军的交锋之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指点沙场， 调兵遣将。可以说，一场战争中的灵魂，一场灵魂中的战争。正是那些文弱雅致的谋 略家，是他们彼此间智慧的较量，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传统的军事谋略家不是凭借在战场上出 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验来指挥作战，而是靠读书识理来完成自己使命的。 看上去他们似乎因为没有亲身打过仗而缺乏实战经验，然而他们从读书识理中 积累起来的智慧，足以使他们从力量对比、人心向背、心理状态、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天、地、人方面的因素，来把握、预测、决定整个战争的进程。这一点在崇尚实战经验的西方军事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十分自然的。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都在证明着，成功的战例是文人门智慧的杰作。他们精心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戏，然后让担当剧中角色的将士去演出．
《曹刿论战》之我见：论“战”更是论“谋”<曹刿论战>资料 开始：民心所向 过程：选择合理的时机 结尾：观察，追击败军1.远谋. 其核心是民本思想. 2.近查.如：“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 3.鼓舞将士.如：“1鼓作气，2而衰，3而竭。”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哈，给做的，好的。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话很有道理。在我国悠长的文学历程中，凡论及建安时期的文学，无不推崇“建安风骨”；凡论及建安时代的代表文人，无不推崇“三曹七子”；而当论及其中最杰出者，莫不推举被钟嵘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后人多用“子建之才”来赞叹某人才能的不同寻常，这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一件事物，人也好，文学也好，无不选其主要与突出者。这似乎是千年不变的定律。 曹植以“任性而为”的性格，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词采华茂”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各类型人——无论是其对立者还是支持者的惋惜之心、同情之心、赞赏之心。这样以来，曹植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似乎被他的文学成就弥补了。 曹植的志向很大。他在《与杨祖德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哉！”但后来的现实却不遂曹植的心愿，甚至可以说是事与愿违。他在政治上无展才之门，纵便穷其一生，苦苦求索，最终仍是一生空梦。但被他视为“小道”的文学之路，却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流。是命乎？非也。从外因看，时代使然；从内因看，曹植的性格使然。 在文学上，曹植的一生，可谓是风流的一生。虽然前人已对他有比较恰当的评价和结论性的概括，但我认为“风流”二字是更为恰当的概括。《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风流”的解释是：“（一）有功绩而又有文采的；（二）只有才学而不拘礼法；（三）指跟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的。”追寻曹植的一生，他是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正是他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归结起来，大致是：在前期是贵公子式的生活和“建永世功业”的理想，在后期是“建永世功业”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贯穿前后期的是他在时风中“任性而为”的性格矛盾。 汉代末年，战乱频仍，群雄割据，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黄河流域，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军洛阳，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的二十年里，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洛阳、长安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长安城外，一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战乱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曹植“生乎乱，长乎军”的人生经历，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曹植在政论、赞颂、章表之类的文章中，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并跟随父亲曹操“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增加了军事才能方面的自信感。从《三国志》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这其中的“难问”，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绝对不会问些无聊之事，肯定有不少关于军政方面的问题。曹植既能“应声而对”，在说明他有才华的同时，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并有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曹植毕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位虽生在乱中却衣食无忧的贵公子。他虽流露出“捐躯赴国难”的愿望和“视死忽如归”的勇气，即使才华横溢，却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涉及社会深层的东西，却因生活上十分得意而被掩盖不少。 但由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曹植有着“任性而为”、豪放不羁的性格，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比较有个性的文人。在前期，他也确实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反映曹植理想与抱负的《白马篇》，表达自己文艺观点的《与杨祖德书》，反映思妇之愁的作品，以及一些赠诗等。这都为他后来向更高文学层次迈进奠定了基础。 在曹植前期，尽管社会面貌惨不忍睹，曹植却“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文心雕龙》）。刘勰说：“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当然包括曹植在内。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其父曹操考虑立嗣问题时，曹植的政治命运开始转折，文学命运也开始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尽管曹操对他非常喜欢，并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但却因曹植自身“任性而为”的性格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悲剧。《魏志·陈思王植传》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为，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自此以后，曹植的噩运便随之而来。先是曹操的《立太子令》给植当头一击，接着又是曹丕及其儿子先后继位。虽然曹操曾多次表现出给曹植机会的表面行动，但作为城府颇深并决定早下的曹操是不可能废丕立植的，正是曹操把曹植推向了人生悲剧的漫长旅途。曹丕及其儿子对曹植的态度虽有不少私人的原因，比如曹丕妒恨曹植差点夺走自己的太子位，曹叡惧怕曹植威胁自己帝位，却很大程度上是曹操的继续。后来，曹植虽因母亲卞氏的帮助、自己的谨小慎微、曹丕父子拉拢人心的需要保住了性命，却过着“生不如死”的半阶下囚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建永世之业”的机会。曹植的政治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曹植收敛了“任性而为”的性格，虽然他一生中从未放弃过理想追求，却因统治者曹丕和其儿子金口不开，曹植始终不能摆脱命运。即使死后，他仍被冠以“思”字。 这人生的悲剧历来被认为是曹植的不幸。但作为文人气质较浓的他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正是这坎坷的政治遭遇，敲碎了他“建永世之业”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成就了他后期的文学风流。一个人在春风得意时，其思想行为往往是停驻在认识的表面层次，难以突破许多思想、政治、社会中的羁绊，“罪过”袭身，这种地位的逆转，心灵历程的巨大反差，必然强烈地撞击着他的个性，使他的情感发生急剧的变化。曹植早年的春风得意和后期的郁郁寡欢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曹植前期的作品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的话，那么后期才真正是“哀怨起骚人”。虽然曹植始终没有走进“哀且伤”的境地，却已经历了“哀而怨”的阶段。他把对君王的怨、对小人的厌、以及对自己政治理想破灭的哀，全都融入文章中了。于是，曹植在文学上拓开了更为广阔的题材范围，作品在思想意义上更为深刻。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就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代表。 当然，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形成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和时代思潮因素，而它们都融在了曹植“任性而为”的任性之中，再由个性贯通到作品中。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述。下面谈谈曹植之文学风流的具体内容。 曹植的文学风流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对于曹植的文学作品，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钟嵘更是把曹植诗列为上品，并说：“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虽然，钟嵘认为曹植诗有着现实主义精神，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他一首《美女篇》（参看《曹植集校注》原文），借助乐府诗题，以美女自喻，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其词华丽，但内容并不流于空泛，而是达到了寄情于文的境界。后人有认为曹植作品过于华丽，表面看似一功，实则一过，自植始，绮丽华靡之风日盛。显然该评价是不妥当的。曹植文章虽尚藻饰，却并非言之无物。至于后人之风，乃是学习不精所致。 曹植在文学创作上，虽在多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最重要成就乃是对于五言诗的贡献。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在历史承继上，曹植继承了自汉以来的五言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是五言诗的集大成者。 （二）自觉运用音韵规律，打破了一韵到底的限制，力求明朗顺畅。 （三）作品内容题材广泛，思想意义较为深刻，形式上用词讲究，但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四）采用多种体制，其诗有游仙、杂诗、宴乐、赠别等多种类型。语言形式上除五言外，还根据内容及思想表达需要使用杂言。 （五）开拓了诗歌意境，发展乐府旧题，增强了独特的个性意念，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 因为前四点，别人已有过过多论述，略去。我想就（五）谈些自己的想法。我们知道，汉乐府多表现现实，如《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的悲惨情景，揭示了封建兵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种“感于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风格甚至到曹植时仍无改变，当然曹丕也一样。曹操虽旧题新用，却没能冲破客观描写的羁绊，曹丕作品婉约太过，过于细腻，很少正面抒写真正的主观情感。而曹植是在继承汉乐府的基础上，大力吸取古诗十九首的营养，完成了诗歌创作真正文人化的任务，把“建安风骨”推到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文质彬彬”的新境界。建安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即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意志驾驭文学规律的一个相对自由状态的时代。真正把文学创作推向自觉时代应归功于曹植，虽然这种转变在汉末甚至更早就已发生，但并不占主体。 由于曹植独特的个人经历，使他在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抒情倾向。曹植诗歌有悲情忧情，但最具个人特色的是“哀怨之情”。这种“哀怨”，应该直承屈原而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曹植之追求理想、渴望自由、愤恨小人、埋怨君主等情感，与屈原都很接近。但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因而仍会有许多不同之处。屈原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完全破灭，承受亡国屈辱而发的哀伤情感，让人感到他的伟大与无私。而曹植并没有亡国（指魏）之经历，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破灭，他的情感是哀而怨，而不是哀而伤。因事而生哀，因哀而生怨，哀且怨构成了曹植后期诗歌的主旋律。这是与以往文人所不同的。这大概是曹植之文学风流的体现。如此以来，我们从曹植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凡人，有着自己的情感的人，让人觉得诗人是比较容易接近的。自此以后，文人抒情之风日盛。 通过上述分述与论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风流人物。他 的文学有着时代特色，但也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的文学风流既有原因也有表现，这是一个应该多研究的问题。
浅谈曹禺《雷雨》的诗意特征
摘 要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自《雷雨》诞生以来，它就像一个挖不尽的宝藏，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挖掘。论文从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来考察剧作的诗意特征，进而指出曹禺通过《雷雨》旨在表达出这样一个哲理：人究竟怎样才能“诗意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关键词 ：《雷雨》;诗意;人性思索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们对《雷雨》的喜爱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有学者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剧作丰富的艺术内涵，有学者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然而，人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疑问，如鲁侍萍为什么远离家乡?为什么鲁家一家三口儿都在周公馆做事?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恰恰与其本身的诗意特征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部话剧来看，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诗化的剧作来读。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导演吴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者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按照曹禺的话说，《雷雨》很像诗人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需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②综合起来说，“诗意”是《雷雨》给读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文章尝试从整体上把握《雷雨》的诗意特征。
一
《雷雨》的诗意特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冲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胆自由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与幸福，最终，他走向了死亡，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公，不如说是人性选择下的悲剧。周冲在剧作中年龄最小，“有着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了四凤，认为四凤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女子，尽管四凤从未受过教育。在周冲身上，读者看不到一点贵族意识、封建等级思想的观念。他还打算与周朴园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费用分给四凤，试想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随着剧情的发展，周冲几乎是和四凤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凤共同 “为着人类谋幸福”，他“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相对于周冲而言，鲁家是一个局促，污秽之地。鲁贵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惦记着钱，到处不忘自己的生意经;鲁大海身上带着火药味儿，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鲁恃萍此时正忍受着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对不公正的命运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抗议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局促、污秽之地，周冲却表现出其极度诗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张得慢慢地，像一支鹰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冲这段话是在鲁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说给自己的家人，而是说给了周家的“仇人”。从剧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来看，这段诗意的内心独白只可能出自周冲之口。如果把剧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鲁家分作两个阵营来看，那么这段诗意的独白被周冲在周家说出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相对于周家人而言，鲁家人的命运或许更值得人们理解和怜悯。曹禺这样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给鲁家人一份清凉的、诗意的慰藉，因为这个家庭的人活的太艰辛、太悲惨，这种诗意的独白也恰是剧作中人性悲剧的精神内核。
此外，鲁贵小唱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青春不再来!”也同样显示了这种诗意。从全文来看，鲁贵是最不具有美学气质的一个人。他和四凤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父女关系：他不听鲁侍萍的再三嘱咐，最终，还是把四凤带进了周公馆。他察觉到了四凤与周家大少爷有暧昧关系，但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稳固地位，他并没有严厉制止四凤(如他可以让四凤离开周家)。这句唱词出自处处不忘生意经的鲁贵之口，在某种意义上，它表达这样的内涵：花开花谢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还可能胜过去年红，可今日的人却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许鲁贵是在感叹四凤即将逝去的青春。简言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自己的青春。曹禺通过鲁贵之口，诗意地表达出其对剧中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二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上。毫无疑问，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相遇”是戏剧冲突的关键。根据剧情，侍萍在济南一所学校当清洁工，外出两年多之后打算回家看四凤和大海，而邻居张大婶却告诉她四凤在周公馆做事，她不顾一路的风尘，带着行李径直来到周公馆，于是“相遇”这一情节便发生了。对于他们的“相遇”，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欢的家具、摆设，坚持关窗户的习惯，而鲁侍萍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即离开周公馆。但是，相遇中，周朴园却没有生离死别后的惊喜，鲁侍萍竟没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号”，距离周家应该不远，因为四凤晚上回家住，有时周家子弟晚上开车去四凤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当她回家住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当地有个周朴园，有个周公馆。侍萍在外出打工的两年里一直与家人通信，且一再嘱托鲁贵不要把四凤带到公馆做事，鲁贵也曾将大海在矿上做了工头的事告诉过侍萍，那么“相遇”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事实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假如我们按照常理去推测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就很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的“相遇”与剧作刻意追求的诗意特征有紧密联系。作为一部话剧，《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戏剧审美意义的剧作冲突与巧合，这些冲突与巧合可能会有悖于常理，但它往往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设置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同样必高于生活。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真实等同于艺术、美学范畴之内的艺术真实。艺术细节的设置是为了作品构思、布局的需要而加以虚构、组织的。假如作品细节成了现实事件的简简单单的复制者，成了社会的传声筒，那么艺术的美何在?艺术的价值又何在?曹禺自觉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如从古希腊悲剧学说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还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示，从而深化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雷雨》中的冲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不断学习和变通的结果。 作为一首诗化的戏剧，曹禺很自然地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进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征性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有利于表现戏剧的想象力和艺术意蕴。《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象征性意象，如剧作中死气沉沉、充满压抑感的周公馆。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的象征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种极端和矛盾的性格，与狂躁郁热的.“雷雨”的象征意蕴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个实存之物，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周公馆”“雷雨”“教会医院”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它们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剧作笼罩出浓浓的诗意特征。由此可推断，曹禺在选择这些象征性意象时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民族化风格的成因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谈谈曹禺《雷雨》中的西方悲剧影响论文如下：
古希腊悲剧对罗马戏剧和后世欧洲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仅影响着各国戏剧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代话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雷雨》中周萍与繁漪的爱情故事可以在古希腊悲剧中找到原型。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故事讲述了希波吕托斯拒绝了继母的爱情，从而导致继母自杀，自己因惹恼爱神而被流放至死的悲剧故事。曹禺深受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
他徜徉在希腊悲剧之中，埃斯库罗斯，索富克斯勒和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使他倾倒。他未曾想到，两千多年前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杰作出现。在创作《雷雨》中，古希腊悲剧对于曹禺创作《雷雨》的渗透及其深刻，尤其体现在其“命运观”上。
如前所述，《雷雨》的创作是在西方多元化戏剧观念与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所创作出来的。因而，若将《雷雨》与中国传统戏剧相比，不难看出其对传统悲剧理论的反叛。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悲剧的悲剧性大多来自于反面人物与恶势力，亦或是矛盾冲突。
而《雷雨》则不同，其悲剧性在于命运的不可逆转与人的自由意志的斗争，采用富于巧合性安排的情节安排。这充分体现了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
此类事情若是发生的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这样的情节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人物渴望通过抗争改变自身命运，又无意间走向命运所引导着的道路。这种情节设置最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最能产生悲剧性。
雷雨第一幕中，曹禺借鲁贵与四凤的对话揭露了周公馆三十年前发生的故事。而第二幕中侍萍的到来，正式将故事拉开了剧幕。老旧家具的摆设；“以前那位太太”的照片；重蹈覆辙回到公馆做下人的四凤。
以及仿佛重演三十年前的悲剧一般，四凤与大少爷的暧昧关系，这一系列铺垫，采取戏剧性的手法，逐渐呈现出悲剧的面貌。而侍萍与周朴园的对质以及揭露四凤周萍同父异母的关系，则将全剧推向高潮。
曹禺研究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包括研究曹禺的本人、他的创作和他的作品，目前来讲曹禺研究应该已经走上正轨，在曹禺的故乡——湖北潜江有专门的曹禺研究学会，每年定期出版《曹禺研究论文集》，2004年至今每年出一本，内容涉及面很广，包括专家学者们研究的曹禺家世，生活、工作经历，人物性格分析，作品人物性格分析等，也有接触过曹禺的人写的些回忆录，还有当地官员和各地曹禺祖居、纪念馆工作人员对曹禺文化发展的建议和展望，另外全国各地有许多专门研究他甚至以此为职业的人，比如田本相教授等，网上搜搜就知道了。国外也有，比较集中在日本、韩国和英国，但不是很多。怎么说到现在也研究了很多年了，不知阁下是否是想写结业论文，如果是建议研究他最好有一定的深度。不知道你说的人性角度指他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过只要不认识他的人相信都会选择后者，前者你也可以选择研究他的创作规律，曹禺自己也说艺术创作是有规律的，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个规律是什么，有多少属于他的成分，跟他的人生、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觉得这个值得研究下，还可以研究她女儿万方从父亲那继承了那些艺术创作手法和风格，或者万方的作品“三空”与曹禺作品中的共性，这些都是目前研究的空白，我想写写没时间，要是后者就多了，比如可以研究下他的后期作品（前期的成名作不推荐，研究烂了）中的小人物的某个方面，性格分析最好也免了，太多了，没意思，你可以另辟溪径，如某个人物的悲剧色彩、或者人物来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冲突，再或者用比较文学的手法写写不同作品中人物的相通之处，你要是想写的轰动点，我可以直接送你一个题目，《这里不能说》（那些资料我家里堆了一大堆，都不知道怎样处理，你要的话都可以直接找我，免费寄送你。可联系扣扣：4469881），希望回答对你有帮助。
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一、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中外儿童文学发生和发展史都在不断地叙说着这一事实：儿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教育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儿童文学的范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二是儿童的。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受众是儿童，因此，作家在下笔之时，必须顾及儿童的心理发展与理解能力。陈伯吹于1956年曾明白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由此可见，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以儿童的立场创作作品，乃儿童文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其最大的特色。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人类很早就发现文学是个很好的教育手段。凡属某国家某民族某地区儿童文学的发韧之作，大多因服从教育目的的需要而产生。最早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古代印度童话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的序言中说：古代有一个国王有三个蠢笨的儿子。国王要他的丞相调教这三个儿子，但丞相却无能为力。后来一个年长的婆罗门愿承担这项教育任务，并保证在半年之内教会三个王子管理国家的才能。他以能吸引儿童的动物故事作为教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为此编成这部流传千古的故事书。17世纪被誉为“第一个为儿童写作的法国作家”费纳隆，为教育好自己的学生——王孙布哥尼公爵而写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可以这样说，儿童文学的提倡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儿童文学是因为儿童教育的需要才从大文学的母体里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的。因此，儿童文学实际上应该是“成长文学”，可定义为“关注儿童成长，表现儿童成长，有助儿童成长的文学”。 二、儿童文学对儿童精神构建的重要性 “儿童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在身体、精神、社会方面均未成熟的儿童培养引导为健全的社会人”。它在儿童的教育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儿童文学负有培养儿童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重任 在社会道德价值上，儿童文学传达的多是人类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诚信、勇敢、合作、宽容等。当儿童为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所吸引时，会在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们会下意识地站在各种不同的角色形象的立场来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体验各种道德情感，并随着作品的诱导作出道德判断。儿童在欣赏接受儿童文学作品时产生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会对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一百多年来为世界各国儿童所喜爱，就是因为它塑造出勤奋坚韧的小抄写员叙利奥、跋涉三千里寻母的聪明勇敢的玛尔可等一系列的好少年形象，对儿童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茅盾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中，小主人公赵元生是个好学、能干、懂甘苦、自立奋斗的穷苦少年典型形象，为当时一大批由学生变为童工的少年儿童树立了独立谋生的榜样。苏联的卓娅、舒拉、铁木尔，我国的海娃、雨来、张嘎子等艺术形象引导着少年儿童走上正确的生活道路。张天翼笔下的三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贪玩好动的罗文应、懒惰好出风头的王葆、不动脑筋的赵大化，则从反面教育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因此，我们说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它源于人类的爱与期待，爱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美学元素；儿童文学是善的文学，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传达了深邃的爱的哲学，它具有引人向善的思想魔力。 2．儿童文学负有让儿童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认识自然的使命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是从整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它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及作家的主观见解，也纳入不少社会、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它既能把孩子引向他们幼小的足迹难以到达的遥远国度，使之增加见闻，开阔眼界；又能促进他们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使之懂得应怎样对待社会和人生；更能激励孩子对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热情关注，以加深他们对生活的了解和认识。比如，瑞典著名女作家拉格洛芙的童话《骑鹅旅行记》就在讲述童话故事的同时，又融进了许多有关瑞典的地理概貌、神话传说、文化古迹、工农业生产等知识。它不仅使瑞典的儿童可以从这个美妙的窗口了解自己的祖国，增长知识，而日世界各国的儿童也可以从中了解这个美丽国度。 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更能引起儿童浓厚的认知兴趣。认知心理学认为：“当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与来自外界环境中的新奇对象之间有适度的不一致时，个体就会产生‘惊讶’、‘疑问’、‘迷惑’和‘矛盾’心理，从而激发个体去探究。”儿童由于受知识所限，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这恰恰就成了儿童认知的动力。儿童文学能以其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情节、活泼的笔法，把小读者引进那个他们欲探知的世界。未知的世界展现在具有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小读者面前，就能大大激起小读者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促使儿童积极地去探索新事物、新世界，培养儿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方法。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丹麦科学家玻尔就曾向人们说过：拉格洛芙的童话《骑鹅旅行记》对他走上科学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3．儿童文学负有培育儿童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天职 “人类应当将最宝贵的赋予儿童”，这是联合国提出的原则。赋予儿童“最宝贵的”当然首先是美。“育人始于立美，立美始于儿童”。文学作为人类审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尤其应遵循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凡文学都应该是美的，没有美就没有文学。它应以美的光辉光照人类，以美的形态感化人心。曹文轩先生认为，“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甚至大于思想的力量”。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遗余力地浇灌出一朵朵善的花朵，用它们的美陶冶人们的心灵。儿童文学，除了具备一般文学的美学特征外，还具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对这个美妙无比的艺术世界作过形象的描绘：“儿童文学当具有秋空霁月一样的澄明，然而决不像一张白纸。儿童文学当具有晶球宝玉一样的莹澈，然而决不像一片玻璃。”这样的描述，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儿童文学所独有的美学魅力。儿童文学既是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生活的审美反映。儿童文学作家在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下，将生活中较粗糙、分散、处于自然形态的美的事物，形象地概括提炼为 更强烈、更丰满和更理想的艺术美，通过作品集中表现生活美、自然美与艺术美。像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等，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他们在读者的心里所激起的感情却愈来愈纯洁，愈来愈高尚，使读者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同样，生活中的丑在作家笔下亦能变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如《皇帝的新装》，就可以使读者在讥笑、否定丑恶的同时，更加神往生活中美的力量。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总是以适合儿童的优美形式和高度的艺术技巧，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儿童产生感情上的激动，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以此影响儿童的思想感情，陶冶和培养儿童健康的生活情趣，发展他们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4．儿童文学负有塑造儿童健全人格的任务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口，能弥补儿童人格的某些缺憾。 首先，儿童文学有利于健全儿童的情感世界。著名作家、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张之路先生认为“情感缺席”是现在孩子的一大问题，曹文轩先生也认为当今社会的儿童，“情感弱化已是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这与孩子的阅读有关联。曹文轩先生还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任何一种方式、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奏效的。最能治这个世纪病的，大概就是文学。文学几乎是唯一的良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善于以细腻的笔调来展示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诗意之美，从而给儿童以强烈的情感体验。如瑞典著名女作家林格伦的童话《住在屋顶上的小飞人》，写的是住在屋顶上的小飞人卡尔松与斯万特松家的小儿子小家伙相交往的有趣故事。小家伙是个自我感觉很孤独的普通小男孩，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很忙，家人既没时间陪他玩，也没人注意到他的感受。于是小飞人卡尔松出现了。小飞人填补了小家伙心里的孤独感，给小家伙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作品中对于两个小伙伴纯真友谊的描写，对于小家伙渴求亲情、友情的描写，给予现实生活中缺少情感交流的孩子们一种情感的补偿，使他们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愫。类似的作品还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小熊温尼·普》、《玛丽·波平丝》、《洋葱头历险记》、《绿野仙踪》等，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情感的熏陶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儿童的美味佳肴。 其次，儿童文学在树立儿童的自信心，培养儿童的自我意识，培养儿童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品格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如长篇童话《长袜子皮皮》塑造了一个聪明淘气、力大无穷，时常会搞些恶作剧的9岁小孤女——皮皮的童话形象。她的独立自信，她的个性十足，她的敢于冒险，处处都显示出这是一个被压抑着的、最狂野的儿童幻想的化身。这个童话形象使得现实中的孩子们被压抑的欲望得到了宣泄。感受着皮皮的自信、自立、自强、勇敢和冒险，生活中的儿童也会被激动着、鼓舞着。类似的作品还有：斯蒂文森的《金银岛》、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浸染在这样优秀的作品中，现实中的儿童的自信心、自我意识、勇于进取等个性品质就会受到一种积极的暗示，从而使儿童的这些个性特征得到启发、培养和加强。 再次，儿童文学在培养儿童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畏困难，不屈不挠是使儿童能够保持持之以恒的注意力、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的重要保证。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鼓励和发展儿童的这些可贵品质。如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古堡》中，就塑造了两个逆流而上，经受住了生活摔打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开拓、进取，勇于搏击生活等阳刚气质的热情描写，对他们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顽强精神的礼赞，无疑对于克服儿童性格中的柔弱、驯良等缺憾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如同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养料，我们应充分认识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精神建构的重要性。如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得以广泛推广和阅读，儿童文学引导儿童亲近文学，提升儿童的精神就一定不是梦想。
绘本，被誉为“最接近哲学的艺术样式”，以其独特的图文表现形式、欢欣愉悦的题材内容，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同时也以其启人思考的人文命题、多元融合的教育价值，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自2016年中国学生核心素养颁布，绘本的价值和意义又进一步被人们认识并强调，曹文轩教授也在文章中提到：“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针对2－12岁的孩子，绘本用最直观的方式表达了诸如：理解、分享、善良、勇敢等人类普遍的价值与追求。绘本是帮助儿童找到真善美的钥匙，长期沐浴绘本精神营养的孩子，更能够具有积极思考和探究的心理品质，更加坚韧乐观、自信自爱，更能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面对逆境也能更加勇敢。绘本与绘本教育对儿童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当中包括阅读能力的培养、语言能力的提升、智力的发展、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的形成以及促进儿童健全人格的形成。一、绘本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作用绘本唯美的图画，优美的文字，充满幻想的故事情节，互相交织着构成一个连续的完整的视觉影像。儿童在阅读绘本时，通过观察认识故事中的角色，了解角色的心理活动；通过观察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环境，把握故事情节及发展线索，发现隐匿在画面中的细节和难以用语言述说的精彩纷呈的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孩子对阅读的兴趣，提高了孩子阅读的观察能力，培养了孩子阅读的兴趣二、绘本对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作用有研究表明，3岁左右的儿童开始对故事产生兴趣并能够理解浅显的故事情节。孩子通过听故事看图书进语言的积累，将语音、文字、词汇、句子等信息输入大脑，并在大脑中形成关联、关系并把这种关联、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三、绘本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儿童在绘本阅读中需要调用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等综合的思维能力。对于由“动作思维”向“具体形象思维”过渡阶段的孩子，借助绘本图画的支持，逐渐学会把零零碎碎的语言和色彩、形状、数量、时间、空间等形象联系起来，建立一个网络的整体世界，从而锻炼相关的能力，从而发展智力。三、绘本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绘本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绘本中的图画不论是抽象画、油画、水彩画、国画，还是抽象派、印象派、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结合了美术中的色彩、线条、构图，包含着各个时代的绘画风格与表现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绘本契合儿童发展核心素养所提及的“审美情趣”的目标。同时，绘本作为以文学艺术和美术相结合而形成的图画书，在内容策划上绘本包含对自然、对外部世界探索，对生命、对科学的思考。四、绘本对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意义绘本内容是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绘本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接受和喜爱，最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人文情怀。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来看，绘本突破了语文学科的范围，可以延伸到数学、科学、美术、表演、英语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幼儿在阅读绘本时，可以借助绘本故事书扩展自己的知识经验，理解社会规范，获得社会性的发展，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五、绘本课程的创新与实施绘本虽好，有效的引导更重要。儿童阅读遵循内在的逻辑和规律，绘本阅读和教学引导不正确，都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儿童在学龄前大量阅读绘本的基础上，某些儿童形成了某种固化的图像思维，导致对于文字阅读产生畏难心理或抵抗情绪，特别是发展到小学中、高年级以后，在长篇文字的阅读上出现一些障碍。读绘本虽有益，却不能只单纯的阅读绘本。从绘本教学的角度来说，传统的绘本课程类型过于单一，仅限于老师讲和学生听，孩子在读完一本绘本后便弃之如履，没有达到绘本教学的目的。在新一代的绘本课程当中，绘本是传递知识信息的载体，儿童通过提前预习或课堂阅读进行初步的认知，跟着教师的引导对绘本内容进行精读，一起探索发现绘本中的隐藏情节，对绘本中的知识点进行深入探究。新一代的绘本课程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通过故事教学法向语言领域、科学领域、艺术领域、健康领域、社会领域进行延伸，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一门渗透式综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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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操的功过得失内容还是要自己写的你再想想有什么好的命题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鲍国安塑造的曹操形象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49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生于官宦，对天下具有野心，故怀有统一之雄图，《短歌行》有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资明证。其进取之心亦可见出，如《龟虽寿》言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 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作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沈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