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光绪皇帝为使维新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打算包围紫禁城已达到控制慈禧太后的目的，袁世凯最初对维新运动是非常支持的，捐钱，捐物，所以光绪皇帝派康有为说服袁世凯为外应，结果袁世凯口头答应了，背地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事情暴漏，这加快了光绪皇帝的死。2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的秘。而是慈溪太后的猜测。当时慈禧太后发动戊戌变法，使戊戌六君子惨死菜市口，可当时并没有下令逮捕康有为。3忽略4加入袁世凯没有出卖光绪皇帝维新运动还是会失败的。因为维新运动推展的太快，被保守派所反对。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求人不如求己给你提供个线索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需要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本文将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学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 一、 政权沦丧，百年羞辱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在百余年间，清政府成为傀儡，袁世凯充当走狗，各大军阀依托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钩心斗角，蒋介石为巩固实力而靠向美国„„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例如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安排全部的高级职员，最重要的是其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近代司法因“领事裁判权”而崩溃。外国人再华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领事询明办理，令其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内政、外交、司法、领土这些主权一点点的沦丧，不仅仅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水生火热的悲惨生活，还留下了百年的羞辱历史。 二、思想遭受压迫，民主思想逐步深入 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宗教扩张和奴化教育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可笑的借口。外来宗教不仅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仗势欺人，压迫中国人民。但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也在逐步发展，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民主思想的得到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国民才真正有了民族危机感。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与守旧派展开激励的辩论兴西学的热潮开始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刺激下的工业发展 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仅庄王府一处掠夺的金银就堆积如山；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掠夺完民脂民膏后，对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对所有不能搬运的文物亦一律焚毁„„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开办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法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等，对中国进行商业投机，并操纵汇价、滥发纸币；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当然，在洋务运动后期，一方面由于创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在外商利润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使中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向着近代化迈进。 四、野蛮的屠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资本帝国主义不但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中国的官民吃尽了苦头，因而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最先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他们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购枪买炮并创建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19世纪末8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也就在这一时期，筹划了中国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五、劫后重生，心有余悸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当时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脆弱和病态，它麻醉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毁灭性直到现在仍无法弥补，这种民族脆弱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以致在当代社会里只要一提及当初被侵犯的羞辱，就让中国人愤怒不已。而其中兔首和鼠首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兔首和鼠首要被拍卖了，举国哗然。于是有爱新觉罗系的状告拍卖方，以及法国留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街口发传单抗议。再后来，圆明园管理方也站出来了，说是不赞同华人竞拍两首归还中国，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抢走的，不能以拍卖的方式给予其合法的外衣。但最终，法国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称其根本没有上诉的资质，并罚款1000欧元。紧随其后，拍卖会如期举行，最终两首被神秘买家拍走，价值亿。有专家说，其实两首从艺术角度以及文物角度来说，都只值几十万人民币而已，这不过是拍卖公司的诡计。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残酷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也同时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使奋发图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种灾难过后的重生感，也使得国民分外珍惜改革开放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给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压迫及伤害是无法磨灭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胁迫着中国在负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艰难地走向近代化。
浅谈西方侵略者对中国的影响 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先进文明”“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 ， 现代化进程” ， “中国只有像香港那样 300 年殖民地才能发展” ， “租界是中国大漠中的一块绿 洲”“没有租界，哪有中国共产党”等。 ， 在 1840 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由于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英国极需要对外进行商 品输出,和掠夺原材料.也由于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阻碍重 重,和林则徐在虎门进行虎门销烟,因此为英国进鸦片战争制造了借口. 由此可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商品输 出和掠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而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林 则徐的虎门销烟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即使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它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打开近代化 的大门.所以说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有利也有弊.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 民， 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从而发出 “外抗强敌， 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 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 “师夷长技以制夷” ，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 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客观地说，鸦片战争对新思想的萌发是具有积极 的意义的。 客观上来讲，西方殖民者的确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自大的状态带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 圈，但是，这是否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待斟酌。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低效 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中国当时的经济具有强烈的封建性质，而这种性质 与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格格不入。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殖民者没有半点过渡，没有半点缓 冲，而是把中国硬生生地拽入那个经济圈，导致了中国经济更加畸形，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 环境，使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加深，社会经济更加难以调整。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进入资 本主义世界，是以一种被剥削的身份，自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而是通过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的方式被残酷压榨， 何以见得西方殖民者在加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什么特殊 的贡献呢？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会进入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新统治者将会 采取更加有力的手段来保护小农经济。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断定中国的新一轮改朝换代 一定又是一个封建朝代呢？这很显然是没有理由的。我承认，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清王 朝正在走着一条急速的下坡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朝末 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一代手工业主和新兴的贵族整形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雏形。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 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在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巅峰之后，也在急剧的衰落，封 建制度从一种历史潮流的角度来讲，正走在一条一去不复返的道路上。 西方殖民者纵使对中国的经济有所刺激帮助， 但是走什么样的路， 怎样来走这条路这都 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轮不到西方国家蛮横无理的介入。实际上，这剥夺了中华民族对自 己道路的选择权。如今，西方国家张口闭口都是人权，而他们近百年来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对 亚非国家做出的种种侵略行为则是对人权的蔑视。 按照人类人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在 19 世纪的中国，其实自身就具 备了许多打破封建主义的因素。所以，从社会自然进化的角度看，中国完全可以自己进入新 的社会阶段，这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并且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殖民者的入侵，这个阶段的到来也并不遥远。同时，殖民者的到来给一些中国人民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偏差。1895 年清政 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台湾人成为法律上的 “日本人” 1930 年代的日本教科书描述 。 “大 日本帝国”时说： “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的大和族以外，还有朝鲜族， 汉族等少数民族。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给台湾灌输了大量的属于日本的价值观念，而且造 成了台湾归属于日本的认识。如今，台湾地区的部分皇民化现象和亲日现象，不可以说和当 年殖民统治没有关系。 从主观上看，殖民者对中国的政策终极目的是为了剥削中国，从而增强他们自身的资本 积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只不过把中国当作一种工具，而非真正的为中国着想。 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某一件事物而改变的,就算没有鸦片战争,也会有另一个事物顶替他 的位置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还是会革新,还是会强大,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周 期性,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任何事物到了一个极端都会向另一个极端走的. 在中国社 会在清朝积贫积弱到了极致的情况下， 急需变革， 而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恰恰是鸦片战争而已。 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红色思想传到了中国，没有租界，中国共产党就不就不能存在了吗？ 共产党面对并克服的困难，又何止是没有租界那么简单！而所谓的中国需要变成殖民地 300 年才能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谬。观美国，是欧洲殖民者入侵的结果吧？在殖民者入侵后，非 但没有让印第安人发展，反而造成了种族灭绝。是不是说中国也该成为下一个美国，中华民 族要成为下一个印第安民族，中国才叫发展起来了？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 主权永远是构成国家的核心要素。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何以谈中国， 何以谈中华民族，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就算经济发展了又怎样？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 国的理由。抛弃了国家的概念来谈任何东西都是肤浅可笑的。
这个问题很简单，每个问题都应该辩证的分析！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进不。
关于妈祖文化，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涉猎这个领域，现代专家学者也进行认真的研究，1987年，莆田举行妈祖千年祭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着重从妈祖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进行研讨。 从妈祖文化的内涵来说，妈祖短暂的一生虽未留下什么著作，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她的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妈祖牺牲之后，人们就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其目的仍是为了化育子孙后代和弘扬民族精神。“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能效国功”──这是宋代状元黄公度的诗句；“但见舢舻来复去，密俾造化不言功”──这是宋代学者陈宓的诗句；“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这是元代诗人张翥的诗句；“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这是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题诗。以上这些诗名既是对妈祖精神的高度概括，而又说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很重视发挥妈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这一民间信仰成为促进国家昌盛、民族团结、民生富饶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从妈祖文化的外延来说，则是指妈祖信仰持续一千年来形成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讨和借鉴的相关学术文化课题。 在中外关系史上，妈祖信仰与我国古代许多和平外交活动有密切关联，诸如宋代的出使高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历访亚非40多国，明、清两朝持续近500年的对古琉球中山国的册封等等，都是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而战胜海上的千灾万劫，圆满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务。外交使节们为报答妈祖神功，写下了大量颂圣文章，而这些原始资料对澄清一些历史遗留的争议很有作用。即如郑和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详细记录七下西洋的过程，对史书记载的讹误和不足起到了订正和补充的作用。清康熙二十二年中国册使汪楫所著《使琉球杂录》详述在妈祖庇佑下，封船如“凌空而行”，飞速通过钓鱼屿、黄尾屿、赤屿而进入琉球国境的姑米山、马齿山海域，使迎接天使的大夫郑永安惊叹如“突入其境”。由此记载可证，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跟台湾连结在一起的中国领土。 在反侵略战争史上，有关古籍曾记载中国水师将领依恃妈祖庇护多次把殖民主义者驱逐出澎湖海域的史实。澎湖妈祖庙迄今尤存一块“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的石碣，这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荷兰殖民者企图强占澎湖，沈有容从厦门率船队抵达澎湖，令其无条件撤离后的刻石纪功。明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水师复在澎湖克敌制胜，迫使侵略军首领牛文来律在妈祖庙签字投降。至于妈祖助潮让郑成功的舰队顺利进入台湾鹿耳门港的传说，则在台湾已家喻户晓。 在海上交通贸易及沿海港口开发的历史上，更与妈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从东北至华南，许多著名的港口城市的开发史几乎都跟妈祖庙息息相关。“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这句谚语是对天津港口起源的形象化说明。宋代华亭（即上海）、杭州、泉州、广州四大市舶司均与妈祖庙建在一起。还有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等都是以妈祖庙的兴建为标志，使荒凉的渔村变为繁荣的港口城市。香港北佛堂摩崖石刻和《九龙彭蒲罔村林氏族谱》关于妈祖信仰自南宋传入的记载，则成为香港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笔。澳门地名的葡萄牙语称作MACAU，就是粤语“妈阁”的音译。台湾同胞把早期的分灵妈祖称为“开台妈祖”，这更充分说明妈祖渡台和宝岛开发是直接关联的。 在科学技术史上，妈祖庙也有其独特的地位。古代一种航海习俗：在新船下水出航时，必须同时制作一只模型供奉在妈祖庙内，这样妈祖就会时刻关心此船的安全。所以许多妈祖庙内便留下了大量的古代船模。山东长岛庙岛与妈祖庙的古船模多达350多只，包括福船、沙船和民族英雄邓世昌供奉的“威远号”军舰模型。这些船模成为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一批妈祖庙古建筑，如福建泉州、山东、江西景德镇、广东澄海、贵州镇远和宁波庆安会馆等天后宫，从庙宇结构造型到各类雕刻构件，都是极为珍贵的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此外，各地妈祖庙还保存一些特殊的科技文物。如莆田涵江天后宫存有一幅明代星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利用星图定向航海的难得实物资料。天津天后宫所存的灭火“水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机械消防器材之一。 妈祖文化的外延仅直接记载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资料最保守的估计超过一百万字。它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华侨、移民等领域的许多课题，内容相当丰富，史料价值很高。 妈祖民间信仰的学术价值在本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客肇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天后》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反响。台湾学者李献璋自60年代起，经过20年的研究，终于写成了《妈祖信仰研究》一书，成为妈祖研究第一部学术性较高的专著。 妈祖故里的学者自80年代起，掀起了妈祖研究热潮，先后举办了五次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厦门、宁德等地方也举办过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妈祖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先后出版了《海内外学人论妈祖》、《妈祖研究论文集》、《妈祖研究资料汇编》、《妈祖文献资料汇编》、《妈祖信仰与祖庙》、《湄洲妈祖》等；在澳门出版了《澳门妈祖论文集》；在台湾出版了《妈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还有《两岸学者论妈祖》、《妈祖信仰》（李露露）、《天后妈祖》（曾昭璇）、《江海女神妈祖》（吴金枣）等对妈祖文化进行深刻的研究。也有《妈祖》、《林默娘》、《妈祖传奇故事》、《妈祖的传说》、《中华与妈祖文化》、《湄洲妈祖千年祭》、《妈祖祭拜宴会》等一大批文献资料、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大型画册等。莆田还举办《妈祖信仰源流展》从神的角度讲，妈祖已是千岁高龄。千余年沧海桑田，中国变了，世界变了，人类文明进步了，科学技术发达了，然而，作为一种信仰——对妈祖的崇拜及其研究，却没有因时代的推进而泯没。今天，我们对妈祖文化的形成及其信仰作一番讨论，不说没有必要。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 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 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 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 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 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 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要迁都啊。当然要造皇宫。
崇祯，大明第十六个皇帝，亡国之君，朱由检。很明显，他是一个悲剧，朱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赴之东流，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年号洪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皇权，集权于皇帝一人。也许是中国古代太多叛乱割据的例子，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废除丞相，大分中央之权，铲除异己，实行恐怖的政策，巩固统治，以此来巩固他的朱家天下。 个人认为，朱元璋有两误，一是，他忽视了家族内部的纷争。也好在，谁得权，也都是大朱家的。靖难之变也就无关痛痒，毕竟这个天下还姓朱，毕竟香火还可延续。 朱最大的失败在于，皇权集中于一人，国家的兴亡，统治的稳定，势必都要在皇帝一人头上，皇帝都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明朝又有几个好皇帝呢？想必也只有明成祖了，况且他还是计划外的。 皇子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他已不属于自己，整日的关在深宫，学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他们累不累，当然。他们又能怎样，只能默默承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就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不健康。他们很压抑，他们需要发泄自己。即位之后，他们为所欲为，吃喝玩乐，要把前面所有的罪都补偿过才罢休。 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内有大股农民起义势力，农民战争的战火烧遍中华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部队，甚至直逼京师。外则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联蒙治汉。一连夺下辽东7十余城，金人的战马，已经逼到长城之下。长城何用，挡的住外敌一时的入侵，却挡不住大明一落千丈的国势。明朝的统治，可谓风雨飘摇。二 朱由检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下，登上帝位，可以说，他生不逢时，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必将成为悲剧。 朱由检是有心救国的。谁又想让一代王朝毁在自己手中呢？好在还有袁崇焕，好在大明的朝廷还有忠君爱国之人。努尔哈赤拿袁毫无办法，好像有袁，则大明可保。这时候的崇祯是信任袁的，毕竟国家需要他，毕竟朱家需要他。想必，他们那时也可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或许也不顾及什么君臣之礼，崇祯实在是大爱袁，没有袁他又怎能安睡。 朱是个孩子，一直认为他是个孩子，他太过固执，太过刚愎自用，太过自以为是，他是一国之君，无论什么，他都是对的。他要维护天子的尊严和荣誉。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可以说，他很要强。但他以为治国是玩过家家，搭积木，不满意，可以推倒从新来过。他是皇帝，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也或许是太多深宫中的变故，太多畸形的教育，见了太多的明争暗斗，他变的只能相信自己。皇帝本身就是个悲剧，权利家族，利益，让皇帝不再属于自己，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如此而已。历史是公平的，给予他太多太多的权利，自然就要承当与之相成比例的义务。 朱由检还只是个孩子，他没有太多的阅历和经验，皇太极只是用个简单的反间计，就让这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入了套。当朱由检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没有回头，我想，朱是肯定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冤枉了袁崇焕。只是太多的东西让他放不面子，他找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下来。他太过固执和要强，他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将错就错，我只是杀了一个将军，我大明还有很多的兵将，可皇帝只有一个，皇帝的尊贵不容污损，我又何必过不去呢，我是皇帝，我做事有我的原则，有我的考虑。 他要把这一切做的妥当，他给袁织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通敌卖国，金贼走狗，总之什么脏水都往他的袁的身上泼，不管到底是不是实情，他以不可回头，只能变本加厉。可怜可悲可敬的袁崇焕啊，他只是默默的接受，他文官出身，所有的书都教他要忠君爱国，固然自古这两者难两全，可在他看来，忠国即忠君，忠君即忠国。在牢中，他仍心系国家安危，他写书劝告部下继续抗金，保卫皇帝。他忠于朱又检，哪怕他知道这不值，哪怕他知道朱由检是错的，他是被冤枉的。袁完全有能力发动兵变，逼朱由检让位，另立新君，他做不到，他是个血性男儿，太多的东西放不下，他爱他的主子，朱还是个孩子，他可以包容他的过失，哪怕用自己的性命。 袁同样是个悲剧，最终被凌迟处死，很多人不理解他，他的部下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君主，他是何苦，百姓不理解他，为什么他是如此之小人，卖国之贼，其实很多时候袁自己也不理解，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只是默默接受，刽子手片他肉的时候，他的心早以不只被剐1000下，崇祯，以前的那个崇祯到哪去了！他爱朱，他爱他的国家，他只能选择这条路。 朱由检也许会后悔，但那也是后话了，袁崇焕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平反倒是事实。三 历史走到了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此时正整顿兵马，准备一举杀入北京城，推翻大明 朱由检没有慌，他也许预感到这一天到来，他是个好强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朝廷之中已无人可用，朝野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也早已心归闯王，杀牛羊，备酒浆，开城门迎闯王，总之明朝大势以去。 崇祯皇帝其实可以采纳大臣的意见，放弃京城，度过长江，依长江之天险，挡住敌人。仍可以在明朝旧都继续做他的皇帝，安安稳稳的当皇帝。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李自成挡着清兵，或许哪天他还可以再杀回来。就算回不来，他也起码能守住这个名存实亡的朝廷。 先前说过，崇祯皇帝是个好强的人，他对那种拖家带口，溜出京城的行为感到不屑，他是一个皇上，是九五之尊。怎能受如此之辱，如此之恨。宁可死守京城，守住龙脉，大不了以身殉国，他真的是一个好皇帝，起码他有这个心，可他的确也回天无力，历史已经给大明判了死刑，他最多也是个螳臂当车的角色。可他还是那么固执，执意死守。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朱由检也没有想到，他的明朝已如此破败，他只是摇头，什么也没说。其实他是可以活下来的，李自成说，只要崇祯皇帝禅让，他仍可享受皇帝的待遇。可朱由检没有答应，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朱由检绝不是个苟且偷生的人，那种高傲的气节，只是有的时候，没有资本。但也总比，蝇营狗苟，点头哈腰的人要好的多。回想1400多年前，魏军攻破成都，刘禅降魏，他的儿子，杀了妻儿后自杀，他说，国以灭，尔等何有理由苟且。 崇祯皇帝不想做什么南唐后主李昱，最后还混了个什么著名词人，天天在那边说什么国啊，哪去了，现在啊，我寄人篱下啊。酸，实在是酸。我都替他害臊。 崇祯皇帝最终自尽于万岁山。应当是在傍晚，望着落日，此刻朱家以去，可他仍要好强的说一句：“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都是亡国之奴！”甚孩子气。可以想象他那不服输的眼神，在他闭上眼睛之前，也或他是睁着眼，踏在太监的背上，看着京城里的大顺军，看着满脸堆笑的大明臣民，也许，这个国家是真的亡了，他的眼神有些哀怨。朱由检，以这种干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大明。 历史给予他的评价是刚愎自用！ 其实，我想说，他是个好皇帝，真的！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很要强，但又太过固执。他起码有那颗心，比起他前几代那荒诞无机的君王不知好多少倍！比此后的那些软弱的清帝也要好的多。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无法改变什么，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个腐朽的制度。所以，他只能是个悲剧。 崇祯皇帝如能再早生几年，或迟生几年，那么他应当是个好皇帝，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历史是无情的，历史造就了他的悲剧。
高一就需要论文了？
朱元璋的功过剖析摘要〕文章深刻分析了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朱元璋的功绩在于，战略上接受并贯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众揽人才励精图治；大义灭亲，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的严重不足和过失是自卑、好色、大量杀戮功臣、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以及大搞特务统治。〔关键词〕朱元璋；以猛治国；明律近来电视、书刊论述朱元璋的东西不少，吴晗的《朱元璋传》，张笑天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等，读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这些名人们对朱元璋的功劳讲得不深，对其过失讲得也比较含蓄。本文试图对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劳和过失讲深讲透，与同行们共同研究。一、朱元璋功绩评析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削平群雄、打败元朝、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而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呢?这主要是：（一）接受九字箴言，并付诸实施朱元璋接受了大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在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的事业中，从战略高度予以实践，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要在力量不足时不要称王，以免群雄联合攻击，以免枪打出头鸟。朱元璋从抓军训而强兵，抓屯田而积粮；占领南京后，加固城墙，并尊小明王为君，很长一段时间屈居称臣，这些英明的战略观点，是朱元璋以弱胜强逐渐强大夺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二）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讨过饭，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一股强大的主流，就是体恤民情。他登基后首先一条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虽然以猛治国，却是实实在在施行仁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即下令，凡是老百姓提出的关于水利的建设，地方官吏必须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要依照地形加以修治。到洪武十八年，全国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坡堤渠岸5，000多处。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吃饱穿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奖励屯田，解放生产力。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屯田面积达874，746项，比洪武六年增加一倍以上。洪武二十六年收入比洪武六年增加了三倍，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三）众缆人才、励精图治当他错杀江南才女、美女苏坦妹后，引起了浙西四贤不满，他当即立了罪己碑，吸引浙西四贤之首的刘伯温等先后投其帐下。在他周围文有刘伯温、李善长，前者多谋善谏，堪称朱元璋的魏徵、赵普：后者修明律，掌管朝中大事，堪称朱元璋的萧何。武有徐达、常迂春能征善战，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势力中立了大功。（四）修明律以猛治国，以身作则大义灭亲他的女婿欧阳伦因贩运私茶遭朱元璋赐死。侄子朱文正因霸占土地受到杀头处分（资治通鉴记载为免去官职发往桐城安置不久死去）。朱文正是马皇后哺养长大，马皇后亲自求情都遭到拒绝。朱元璋以身作则大义灭亲是历代皇帝之楷模。另外朱元璋大力惩治腐败，有名的郭植案牵涉多人均弃尸街头。（五）加强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是废中书罢丞相实行特务统治，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废除地方中书省，设立布政使门，按照皇上意愿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设有13个布政门，同时地方上还设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和管理司法的刑按察使，三机构独立并互相牵制。罢丞相是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措施，汉武帝时经常更换丞相，明朝开始李善长、徐达为相，李处事谨慎，徐达在外打仗矛盾不尖锐。胡维庸为相后大权独揽，结党营私，矛盾加深。皇帝直接抓六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好处。特务统治虽然弄得人心惶惶，但朱元璋得到了不少情报，对巩固皇权有好处。（六）辛勤一生朱元璋为了管好他亲自创立的大明王朝，他不相信大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很少有娱乐调剂。甚至缩小并限制相权，直至取消宰相，政权成为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朱元璋办公室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是他随时想起国家大事或一句名言怕忘记而记录下来的。一个皇帝能这样自律，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一个事必躬亲、举轻若重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能发挥大家力量（特别是登基以后）的“日勤不怠”的君主。二、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一）自卑朱元璋出身低下，在他的思想中除了恤民的主流外还有一股支流就是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讲他当过和尚，如悟因为当着群臣讲了此事被他关进了大牢，经云奇与皇帝讲情才答应如悟出牢，但还是让朱元璋割了舌头，永远不能说话。（二）好色自古皇帝好色不足为奇，但不择手段而集美则有失道德品质。如打败陈友谅后经胡维庸拉皮条，将陈友谅的皇后达兰暗暗藏到后宫，答应达兰守孝三年而封为妃子，后达兰作了朱元璋的真妃。达兰肚子里怀的陈友谅的种而生的朱梓成为她为陈友谅复仇的工具，后事发被杀。再如，为了得到郭子兴的女儿郭惠，假说郭子兴临终时有口头遗嘱“要郭惠嫁给朱元璋”，后说服了郭子兴老伴假传遗嘱硬从兰玉手中夺了郭惠为妃，后因与兰玉私通逼其自杀。另外朱元璋逼江南才女楚方玉当了宫中女宫，企图玷污而未成，楚自杀身亡。（三）杀害功臣徐达被朱元璋列为第一功臣，已经回乡养老得了背疽，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在他病重时赐蒸鹅给他吃，徐达深知皇帝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吃了蒸鹅，没有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温是被朱元璋称为先生的功臣，告老还乡后因为一块坟地朱元璋就要处死他，后经郭艮莲的父亲讲情才得救，后来还是被胡维庸用药毒死。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连位居“功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齐被杀。（四）晚年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是会识人的，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之处。朱元璋之用胡维庸就为其才能和小聪明所误。胡维庸是心术不正野心勃勃的小人，刘伯温虽劝朱元璋说用胡维庸不是走的快慢而是会翻车的，朱不听所劝，胡从为达兰拉皮条做起，进画师李醒芳，拉帮结派，培植党羽，直至伙同达兰造反以及害死刘伯温、谋害徐达，干尽坏事。后来虽然遭到车裂，但很多人跟其遭难。太子朱标病死后，立谁为太子这是朱元璋马上要办的一桩大事。他深知四子朱棣有魄力有胆识是为君之才而不立，却遵照嫡庶长幼的老规矩立了朱允炆。结果不久朱棣推翻了朱允炆，不仅害了朱允炆，老百姓也多受了几年战争之苦。用人遵循嫡庶长幼之老套而不是任人为贤为清廉。（五）大搞特务统治先是锦衣卫后改为东厂，大张旗鼓地收集百官情报，以东厂威胁百官，楚方玉的遗作中说“大臣们上朝每天均与家人告别，好像上朝后不一定能再回家”。朱元璋用东厂威胁百官，不准后宫干政，其子孙只有信任宦官。明朝宦官专政为历代之最，太监魏忠贤为九千岁，大将袁崇焕带兵打仗，其监军仍为宦官，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军事，没有知识却要指挥将军，真是历史罕见。这些都是受明朝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的影响。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老师也是一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历朝历代少见之事，也说明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六）把孟子清理出孔庙朱元璋为何恼怒孟子，主要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语言。朱元璋是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他登基以后唯我独尊，哪能理解孟子“君为轻、民为贵”之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他无法接受。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虽然有体恤民情之主流思想，但对孟子的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为“仁政”格格不入，因为民若影响其皇权则忘掉一切，这就是朱元璋。晚年他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保留170余条，删掉80条，曰《孟子文》。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以《孟子》作为范本。综合分析，朱元璋其人文化素质低，对儒生有偏见，对儒教之说虽用之皆生吞活剥而来。没有一套正统的理论是朱元璋性格中矛盾所在。三、结语朱元璋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削平群雄、打倒元朝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明朝后注意发展生产，体恤民情，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很大作用，总来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其缺点也很突出，杀戮功臣为历代皇帝之最，好色而不择手段也十分惊人，搞特务统治，晚年用人错误造成损失也令人发指。朱元璋用刑之残酷殷纣王之外无人与之相比。
贴春联，我国年俗的文明符号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过春节、贴春联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民俗之一。贴春联民俗的延续，生动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春联的由来春联，就是把喜庆、吉祥的词语或对偶句写在红纸上，张贴在门口的两边，每副春联还有横批，多是喜庆、贺岁之类的词语。每逢除夕之际，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以示辞旧迎新，期望新的一年过得更好。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年俗，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关于春联的由来，有人说发端于宋、明代。其实，我国民俗中贴春联过新年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贴春联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由于没有纸张，所以春联往往是刻写在门庭木掾或石柱上，当然也有的富贵人家把春联写在丝帛稠带上。后来，造纸术发明后，一些文人墨客便用把春联写在纸上悬挂，以后在发展到用红纸书写春联，春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挂在普通百姓的门口或者厅堂。
问题一：怎样写论文的绪论，能为我提供一篇范文吗？ 一般在学术著作开篇，概括作品内容、研学要点及方法的部分叫做绪论。 一般来说，绪论的字数不多于五百字，一边优秀的论文中，对于绪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当今社会许多论文的格式有很大的偏离。什么绪论写感言、感谢语什么的，令人哭笑不得。 绪论之所以在文章中站主导位置，正因问论文绪论与网络检索一样起到了统领全文的作用。一篇好的绪论，可以充分的展现文章的观点与意见，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如何写绪论呢？可以有简单的两种方式。（个人总结的经验，非教科书原版） 1、发表为何写该论文的意图 2、发表自己的主观看法 3、发表自己对于这一论点的褒贬以及对对立论点的看法 4、阐述叙述论文的主要内容，提及的步骤 5、可能会进行的实验、行程的计划表 6、希望读者注意的事项 7、对论文大多概述 格式什么的其实不必要过于拘谨。论文在当今社会的格式性被适当的淡化了。可以自我加入一些其他元素。当论文写作上手后，所有的条理自然会一清二楚，不必他人知道如何格式，而是自成一派。 范文如下： 《相对论》序： 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使那些从一般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对相对论有兴趣而又不熟悉理论物理的数学工具的读者对相对论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本书假定读者已经具备大学入学考试的知识水平，而且，尽管本书篇幅不长，读者仍需具有相当大的耐心与毅力。作者力求最简单、最明了的方式来介绍相对论的主要概念，并大体上按照其实际创生的次序和联系来叙述。为了便于明了起见，我感到不能不经常有所重复，而不去考虑文体的优美与否。我严谨地遵照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格言，即形式是否优美的问题应该留给裁缝和鞋匠去考虑。但是我不敢说这样已可为读者解除相对论中固有的难处。另一方面，我在论述相对论的经验物理基础时，又有意识地采用了“继母”式的做法，以便不熟悉物理的读者不致感到像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路人。但愿本书能为某些读者招致愉快的思考时间。 我想说明，空间钉间未必能看做是可以脱离物质世界的真实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并不是物体存在于空间中，而是这些物体具有空间广延性，这样看来，关于“一无所有的空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手打的好累。网上找不到原版 一篇很大家风范的绪论。并没有过多阐述论点，但对个人的论文有一定的概括作用。 如果觉得写的好请加分，我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手打的。 问题二：论文绪论怎么写？ 绪论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讲清研究的动机、写作的理由、目的和意义、提出问题、明确中心论点等。 （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重要？ 别人做了什么工作？ 自己方法的主要思想是什么珐 文章的其他部分是怎样组织的？) 问题三：毕业论文绪论怎么写？ 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综述，研究意义，研究中预计会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论文亮点及创新点，论文结构，工作及时间安排... 应该全了。。。z 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案例分析及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涉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飞速增长，涉及钢铁、金融、水泥、啤酒、零售、机械制造等多个行业。但对于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社会各界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专家学者援引各种例证，认为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并针对如何限制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提出了很多建议；而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则依据经济学理论，认为并购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 *** 对跨国并购的限制不但难以收到保护民族经济的效果，反而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立足于跨国并购的具体案例，对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Bpa财经教学网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跨国并购案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跨国并购不但没有帮助该企业走出困境、做大做强，反而使得该企业被外方完全收购，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具体情况如下：Bpa财经教学网 1996年之后，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陷入困境。因此同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进行接触。而考虑到当时世界第一大轴承公司――瑞典SKF公司已在我国设立了合资公司，铁道部寻求建立一新的合资企业，借以打破铁路轴承独家合资企业垄断局面，从而扫清了政策层面上的障碍。Bpa财经教学网 双方谈判所达成的初步协议对我方是相对公平的。协议规定，公司总资本2000万欧元，德方占51%，中方49%。德方最初投资仅到位3000万人民币(含100万欧元技术投资)，中方以原铁路轴承公司6000万元资产整体进入新公司，其中一半资产由合资公司购入，另一半作为投资进入新公司。新公司工人从原企业员工中挑选，双方协商。中方委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销售、采购、行政正职或副职等人员，产品全部国内销售，由中方负责利用原来的铁路轴承零配件加工生产线向该公司优先提供零配件，并收取劳务加工费用。商标前3年使用西北轴承的“NXZ”，待各项指标达到德方标准后使用“FAG”。Bpa财经教学网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德方资金迟迟不到位。西北轴承相关领导遂向自治区党委和 *** 请示，答复是“要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其后在选聘录用员工、旧职工安置、经营管理策略等方面，合资双方存在诸多分歧，且合资企业经营绩效并未根本好转。虽然西北轴承曾提出回购股份的建议，但考虑到自治区招商引资大局等因素的影响，最终西北轴承将所拥有49%股权卖给德方，合资公司从此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Bpa财经教学网 这一案例是跨国并购对我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通观整个案例，可以发现，在整个谈判中，德方一直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行事的。西北轴承具有德方急需的无形资产(专有轴承生产技术、销售网络和规模经济的能力)，但却缺少走出困境的资金。因此，德方为获取这些无形资产，一方面要求在合资公司中控股(决策权控制)，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试探中方底线。按照市场规律，我方必须尽量高估无形资产价值，力争控制企业决策权才能达到即能走出困境，又能保持原有的企业结构和生产体系的目的。但在我方进行决策时，却没有能够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行事，“ *** 驱动”的特征非常明显。在外方资金迟迟不到位时，我方决策者是自治区党委和 *** ，而非企业经营者。而由于 *** 和企业的职......>> 问题四：论文的绪论是什么 绪论，一般在学术著作开篇，概括作品内容、研学要点及方法的部分。 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有所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 在规范的学位论文中，此部分不可或缺。在一般情况下，“绪论”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选题的价值与意义、文献评论、此文的思路、资料和方法、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及逻辑安排等，以此彰显此项研究与已有成果之差异，强调此项研究在资料、方法上的独特性，以及全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以便读者更好地把握全文，并激起阅读的兴趣。 问题五：硕士论文绪论写什么呢？ 开始写论文了，其实以前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拿出来把研究背景琢磨了一下，但是论文要有绪论的，但是绪论写什么内容呢？ 不置可否？！ 上网查询？ 绪论对于硕士学位论文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篇成功论文的一个关键点。一般而言， 绪论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选题的意义 该部分要写的内容是本文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危害或后果。也就是说作者发现了一个必须要研究解决的真问题。 写作的要求是： 1、问题要明确，不能太宽泛，没有边，比如一篇环境法的硕士论文不能上来就说环境问题如何严重等等。因为环境问题严重虽然是问题，但太大。 2、问题得是某种矛盾，而不是一个现象。现象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须得分析出现象背后的隐藏的矛盾。 3、问题得是法律问题，不能是其他学科或领域的问题。 4、如果可能， 论一下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二、研究的范围 也就是说本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前述问题，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留待解决等。其中可能还得界定相应的概念。三、研究的方法 大多数硕士学位论文，能够充分运用规范分析法已属不易，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作者进行实证分析。但如果能够充分占有已有的资料，也能够写出很好的论文来。 比较研究则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一些。其他方法根据作者的能力选用。四、研究的思路和进路或技术路线 本部分不是必须的， 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综上，问题最重要，一篇论文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清楚。 问题六：论文的引言应该怎样写 前言是正文章之前的一章前言的写作应该包括研究综述，提出自己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观点 1．研究综述 写作毕业学术论文一定要有研究综述，也叫综述报告研究综述是梳理本论文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并且对这些研究作出评价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 在审阅的学位论文中，研究综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过于简略，缺少分析评价有的只是开列出了别人研究的论著，没有任何分析，以开列篇目代替自己的综述有的研究综述占了整个论文的一半内容，以综述代替自己观点的论述。 2．研究观点 前言除了写作研究综述外，还要陈述自己的研究观点，自己在本论文中将要讨论什么问题，提出的观点是什么对涉及论文观点的关键词作出界定，自己是在什么范围讨论这个问题，怎样使用这个观点这样做，可以使自己的观点明确，重点突出，别人看得明白也避免了对讨论范围和关键词的歧义学位论文的分析方法。不同于学术期刊分析的是学术论文一般遵循两种程序，一是逻辑分析性程序：分析综合，二是系统综合性程序：综合分析综合我认为最好采用系统综合性程序，具有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作用综合性程序的前一个综合是前言中，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综合体，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体描述分析就是在综合的基础上，把各个部分按照章节进行分观点的探讨，每一次分析的结果都反馈到上一层次的综合上后一个综合就是在论文的结语部分，总结全文的研究，概括自己的论文观点。 因此，一般中文期刊或者论文前言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还需要进一步从整体上阐述自己的研究内容，也就是对自己的论述内容做一个系统的总体描述这种总体描述相当于论文的摘要便于读者一目了然地把握自己论文的论述观点和论述内容也为下文进入第一章的论述做准备也许有同学会说，我已经在论文摘要中谈了自己的研究内容，不必在前言中再谈论述内容两者是不同的，前言属于学位论文的正文，在正文中应该对自己的研究内容做一个综合描述读者可以不看你的摘要，但是要看你的正文如果你不在前言对自己的研究内容做一个总体描述，就错过了让读者了解你的论文总貌的一个机会，增加了读者了解你的论文观点的困。半天找不到你的观点是什么读者看不明白，也许就不愿意或者不耐烦看了。 问题七：论文绪论怎么写 论文绪论又称引言,论文前言或论文导论。科技论文主要由绪论、本论(结果和讨论)、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引言是开篇之作,写引言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古代文论中有“凤头、猪肚、豹尾”之称。虽然科技论文不强调文章开头象凤头那样俊美、精采、引人入胜,但引言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对全文有提纲挈领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一篇学位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 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 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 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问题八：硕士论文绪论怎么写？ 绪论一般和摘要差不多，但是重点在写作的意图和缘由，有引出正文的功效。结构一般如下： 1、写作的意图、缘由 2、论文大致研究内容 3、主要的方法、措施 4、简单的研究结论 假如引言在论文内部的话，可以只写意图和缘由，另外再写一下目前该研究领域现状，为何再次研究等等，一段文字就够了，主要就是引出下面的内容，有点像一本书的“序”。 绪论对于硕士学位论文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篇成功论文的一个关键点。一般而言，绪论应该包括一下内容： 一、选题的意义 该部分要写的内容是本文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危害或后果。也就是说作者发现了一个必得要研究解决的真问题。 写作的要求是： 1、问题要明确，不能太宽泛，没有边，比如一篇环境法的硕士论文不能上来就说环境问题如何严重等等。因为环境问题严重虽然是问题，但太大。 2、问题得是某种的矛盾，而不是一个现象。现象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须得分析出现象背后的隐藏的矛盾。 3、问题得是法律问题，不能是其他学科或领域的问题。 4、如果可能，论证一下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 也就是说本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前述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那些问题留待解决等。其中可能还得界定相应的概念。 三、研究的方法 大多数硕士学位论文，能够充分运用规范分析法已属不易，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作者进行实证分析。但如果能够充分占有已有的资料，也能够写出很好的论文来。比较研究则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一些。其他方法根据作者的能力选用。 四、研究的思路和进路或技术路线 本部分不是必须的，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综上，问题最重要，一篇论文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清楚 问题九：如何写好绪论? 如何写好学术论文之「绪论」 (一)关于学位论文之「绪论」，大致上有四个重点，必须先厘清，并好好掌握。 1.问题提出：研究动机、目的及问题陈述 2.文献评论 3.研究途径、研究架构及研究方法 4.论文重点说明 (二)关于「绪论」之写作，吾人所必须掌握的前述四个重点，就是在进行研究计画书撰写时之四大重点。 1.问题提出： 吾人在进行研究计划书之撰写时，就必须对「问题提出」部份特别予以重视，并将它「说清楚，讲明白」，惟有自己先搞清楚自己所欲研究的主题与相关问题究竟是什么？然后才有可能谈论其它问题。 2.文献评论： 针对自己所欲研究探讨之主题与相关问题，在古今中外既存的研究文献上，先了解和搜集既有的研究成果为何？经过一定之处理步骤：概观（归类）、摘要、批判、建议，然后找出其优缺点，同时针对其所采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予以批判，进而提出作者个人针对自己探讨此一主题和相关问题时，应采取何种研究途径与方法较为妥适，以超越他人。 3.研究途径、研究架构及研究方法： 此三者是具有密切相关的三种不同东西，必须分辨清楚，同时考量，此三者可视为学位论文的核心或心脏地带，因而一篇学位论文的成败，可以说是系于作者个人对此三者之功力与作法。若处理得宜，则学位论文约有70～80分；若未处理或处理不当，则学位论文常被视为不入流，无法达到最低标准70分。由此可见，吾人在处理学位论文时，对于研究途径、研究架构、研究方法等三者，必须予以特别重视。 4.论文重点说明： 在说明研究途径、研究架构及研究方法之后，作者宜根据自己所提出的研究架构作适当的布局，特别是在说明相关之理论与发展史后，必须再针对自己所欲探讨之主题与相关问题，其主体之重点，究竟可分成几部份，他们分别在研究架构上各处于何种区块，吾人可依序分章提出探讨。换言，论文的主要章节说明与架构密切相关，且是根据作者自己所提出之架构开展出来的。一个研究架构大致上可分为几个区块，一个章节对应一个区块，由此可见，主要章节说明与研究架构密不可分，唯有先绘制好妥善的研究架构图，始能简单扼要地做好论文重点说明。 (三)关于「问题提出」 1.要扣紧研究主题，然后提出相关问题是什么？有几个？分别为何？ 2.要有问题意识，整篇论文之「问题提出」，就是要有「问题意识」，并针对作者自己所欲探讨之主题与相关问题，进行整体性、全方位的思考。 3.关于「问题提出」 (1)研究动机与问题界定――所谓问题之界定，指问题背景、问题内涵（欲解决何种问题）、研究范围等。 (2)研究目的、意义、重要性与价值。 (3)关于「研究限制」方面，可在此先提出，但更好的做法是最后在结论中才提出。 (4)关于「研究假设」是否有？若该论文有「研究假设」，如何陈述，必须先搞清楚研究假设之定义后，然后审慎处理之。 (5)论文写作的六个主轴（5WIH） （事象）何事 （时间）何时 （空间）何地 （人物）何人 （理由）为何 （经过、手段）如何 这六个主轴，最值得处理的为What、Why、How的问题，颇值吾人循此三主轴之一，好好思考。 (6)简言之，关于「问题提出」，就是要扣紧主题，且要有浓烈的「问题意识」，进而针对自己所欲探讨之主题与相关问题，掌握住重点，简 单扼要地「说清楚，讲明白」，以利自己和他人一开始就知道作者到底要探讨何问题，解决何问题。 (四)关于「文献评论」 1.文献评......>> 问题十：毕业论文绪论要写什么内容？ 绪论对于硕士学位论文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一篇成功论文的一个关键点。一般而言， 绪论应该包括一下内容： 一、选题的意义 该部分要写的内容是本文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危害或后果。也就是说作者发现了一个必激要研究解决的真问题。 写作的要求是： 1、问题要明确，不能太宽泛，没有边，比如一篇环境法的硕士论文不能上来就说环境问题如何严重等等。因为环境问题严重虽然是问题，但太大。 2、问题得是某种的矛盾，而不是一个现象。现象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须得分析出现象背后的隐藏的矛盾。 3、问题得是法律问题，不能是其他学科或领域的问题。 4、如果可能， 论证一下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 也就是说本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前述问题， 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还有那些问题留待解决等。其中可能还得界定相应的概念。 三、研究的方法 大多数硕士学位论文，能够充分运用规范分析法已属不易，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都不允许作者进行实证分析。但如果能够充分占有已有的资料，也能够写出很好的论文来。 比较研究则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一些。其他方法根据作者的能力选用。 四、研究的思路和进路或技术路线 本部分不是必须的， 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综上，问题最重要，一篇论文的成败首先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清楚。
据学术堂了解,绪论是论文开头说明主旨和内容的部分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有所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强制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在规范的论文中,此部分不可或缺.在一般情况下,"绪论"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选题的价值与意义、文献评论、此文的思路、资料和方法、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及逻辑安排等,以此彰显此项研究与已有成果之差异,强调此项研究在资料、方法上的独特性,以及全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以便读者更好地把握全文,并激起阅读的兴趣.
写在书或文章前面类似序言或导言的部分。亦指座谈会或讨论会的开场白。论文的前言也叫引言，是正文前面一段短文。前言是论文的开场白，目的是向读者说明本研究的来龙去脉，吸引读者对本篇论文产生兴趣，对正文起到提纲掣领和引导阅读兴趣的作用。在写前言之前首先应明确几个基本问题：你想通过本文说明什么问题？有哪些新的发现，是否有学术价值？一般读者读了前言以后，可清楚地知道作者为什么选择该题目进行研究。为此，在写前言以前，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的内容，收集前人和别人已有工作的主要资料，说明本研究设想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