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不如求己给你提供个线索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和国情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需要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本文将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学多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辩证的阐述。 一、 政权沦丧，百年羞辱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在百余年间，清政府成为傀儡，袁世凯充当走狗，各大军阀依托资本帝国主义势力钩心斗角，蒋介石为巩固实力而靠向美国„„这种窝里斗无疑让危难中的中国雪上加霜，一只大象就这样死死睡去。弱国无外交，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对外一致妥协、退让。例如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安排全部的高级职员，最重要的是其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近代司法因“领事裁判权”而崩溃。外国人再华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领事询明办理，令其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近代中国的领土丧失了独立性，变得四分五裂。侵略者通过武力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设中国租界，强占中国港湾。内政、外交、司法、领土这些主权一点点的沦丧，不仅仅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水生火热的悲惨生活，还留下了百年的羞辱历史。 二、思想遭受压迫，民主思想逐步深入 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宗教扩张和奴化教育来实现侵略的目的。外国侵略者，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对中国儿童的思想控制达到永久性侵略，不停地灌输同化思想，致使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不少叛徒、汉奸、卖国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可笑的借口。外来宗教不仅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而且仗势欺人，压迫中国人民。但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也在逐步发展，资产阶级的逐步壮大，民主思想的得到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中国国民才真正有了民族危机感。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与守旧派展开激励的辩论兴西学的热潮开始出现。辛亥革命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把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三、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刺激下的工业发展 初步统计，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 800 万两白银，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白银，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至于被抢被毁的财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仅庄王府一处掠夺的金银就堆积如山；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的圆明园费银亿万建造经营而成，却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一片废墟；掠夺完民脂民膏后，对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对所有不能搬运的文物亦一律焚毁„„另外，资本帝国主义还开办银行，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华俄，法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等，对中国进行商业投机，并操纵汇价、滥发纸币；控制现代交通运输，其中铁路占，航运亦占绝大部分；开采矿山，依仗特权，低价收购开矿权，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加快发展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当然，在洋务运动后期，一方面由于创办军事工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在外商利润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使中国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入，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向着近代化迈进。 四、野蛮的屠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资本帝国主义不但野蛮地进攻中国军队，还屠杀无辜的百姓。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丁汝昌、林永升、聂士成、左宝贵等许多爱国将领为国捐躯；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等事迹残害了无数的中国普通劳动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让中国的官民吃尽了苦头，因而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最先开始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他们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购枪买炮并创建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19世纪末80年代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烟火药。也就在这一时期，筹划了中国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五、劫后重生，心有余悸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当时国民精神和民族心理上的脆弱和病态，它麻醉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毁灭性直到现在仍无法弥补，这种民族脆弱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以致在当代社会里只要一提及当初被侵犯的羞辱，就让中国人愤怒不已。而其中兔首和鼠首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兔首和鼠首要被拍卖了，举国哗然。于是有爱新觉罗系的状告拍卖方，以及法国留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街口发传单抗议。再后来，圆明园管理方也站出来了，说是不赞同华人竞拍两首归还中国，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抢走的，不能以拍卖的方式给予其合法的外衣。但最终，法国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称其根本没有上诉的资质，并罚款1000欧元。紧随其后，拍卖会如期举行，最终两首被神秘买家拍走，价值亿。有专家说，其实两首从艺术角度以及文物角度来说，都只值几十万人民币而已，这不过是拍卖公司的诡计。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我们也可以说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残酷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与奋起，也同时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使奋发图强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种灾难过后的重生感，也使得国民分外珍惜改革开放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给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压迫及伤害是无法磨灭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胁迫着中国在负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艰难地走向近代化。
浅谈西方侵略者对中国的影响 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先进文明”“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 ， 现代化进程” ， “中国只有像香港那样 300 年殖民地才能发展” ， “租界是中国大漠中的一块绿 洲”“没有租界，哪有中国共产党”等。 ， 在 1840 年,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由于生产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英国极需要对外进行商 品输出,和掠夺原材料.也由于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阻碍重 重,和林则徐在虎门进行虎门销烟,因此为英国进鸦片战争制造了借口. 由此可见,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商品输 出和掠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而为了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林 则徐的虎门销烟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即使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它却在客观上使中国打开近代化 的大门.所以说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有利也有弊. 鸦片战争的炮声，把当时较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忧国忧 民， 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产生了从抵抗侵略出发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从而发出 “外抗强敌， 内求改革”的呼声，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这股新思 潮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学习西方、 “师夷长技以制夷” ，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寻求强国御海之 道，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民族振兴。客观地说，鸦片战争对新思想的萌发是具有积极 的意义的。 客观上来讲，西方殖民者的确把中国从一个封闭自大的状态带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 圈，但是，这是否加速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待斟酌。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低效 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中国当时的经济具有强烈的封建性质，而这种性质 与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格格不入。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殖民者没有半点过渡，没有半点缓 冲，而是把中国硬生生地拽入那个经济圈，导致了中国经济更加畸形，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 环境，使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加深，社会经济更加难以调整。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进入资 本主义世界，是以一种被剥削的身份，自然没有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而是通过商品输出， 资本输出的方式被残酷压榨， 何以见得西方殖民者在加速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什么特殊 的贡献呢？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会进入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而新统治者将会 采取更加有力的手段来保护小农经济。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断定中国的新一轮改朝换代 一定又是一个封建朝代呢？这很显然是没有理由的。我承认，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清王 朝正在走着一条急速的下坡路，清王朝的覆灭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明朝末 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一代手工业主和新兴的贵族整形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雏形。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 不可能的。而且，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在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巅峰之后，也在急剧的衰落，封 建制度从一种历史潮流的角度来讲，正走在一条一去不复返的道路上。 西方殖民者纵使对中国的经济有所刺激帮助， 但是走什么样的路， 怎样来走这条路这都 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轮不到西方国家蛮横无理的介入。实际上，这剥夺了中华民族对自 己道路的选择权。如今，西方国家张口闭口都是人权，而他们近百年来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对 亚非国家做出的种种侵略行为则是对人权的蔑视。 按照人类人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进入资本 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在 19 世纪的中国，其实自身就具 备了许多打破封建主义的因素。所以，从社会自然进化的角度看，中国完全可以自己进入新 的社会阶段，这仅仅只是时间问题。并且我们相信，如果没有殖民者的入侵，这个阶段的到来也并不遥远。同时，殖民者的到来给一些中国人民带来了价值观上的偏差。1895 年清政 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台湾人成为法律上的 “日本人” 1930 年代的日本教科书描述 。 “大 日本帝国”时说： “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的大和族以外，还有朝鲜族， 汉族等少数民族。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给台湾灌输了大量的属于日本的价值观念，而且造 成了台湾归属于日本的认识。如今，台湾地区的部分皇民化现象和亲日现象，不可以说和当 年殖民统治没有关系。 从主观上看，殖民者对中国的政策终极目的是为了剥削中国，从而增强他们自身的资本 积累，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只不过把中国当作一种工具，而非真正的为中国着想。 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某一件事物而改变的,就算没有鸦片战争,也会有另一个事物顶替他 的位置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还是会革新,还是会强大,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周 期性,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任何事物到了一个极端都会向另一个极端走的. 在中国社 会在清朝积贫积弱到了极致的情况下， 急需变革， 而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恰恰是鸦片战争而已。 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红色思想传到了中国，没有租界，中国共产党就不就不能存在了吗？ 共产党面对并克服的困难，又何止是没有租界那么简单！而所谓的中国需要变成殖民地 300 年才能发展的观点，更是大谬。观美国，是欧洲殖民者入侵的结果吧？在殖民者入侵后，非 但没有让印第安人发展，反而造成了种族灭绝。是不是说中国也该成为下一个美国，中华民 族要成为下一个印第安民族，中国才叫发展起来了？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对于一个国家来 说， 主权永远是构成国家的核心要素。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何以谈中国， 何以谈中华民族， 如果连主权都不完整， 就算经济发展了又怎样？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 国的理由。抛弃了国家的概念来谈任何东西都是肤浅可笑的。
这个问题很简单，每个问题都应该辩证的分析！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进不。
1光绪皇帝为使维新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打算包围紫禁城已达到控制慈禧太后的目的，袁世凯最初对维新运动是非常支持的，捐钱，捐物，所以光绪皇帝派康有为说服袁世凯为外应，结果袁世凯口头答应了，背地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事情暴漏，这加快了光绪皇帝的死。2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的秘。而是慈溪太后的猜测。当时慈禧太后发动戊戌变法，使戊戌六君子惨死菜市口，可当时并没有下令逮捕康有为。3忽略4加入袁世凯没有出卖光绪皇帝维新运动还是会失败的。因为维新运动推展的太快，被保守派所反对。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本质不同，特点不同。1、本质不同，现状研究：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目的在于从现实中找到问题所在，策略研究：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集中于特定的目的或目标。2、特点不同，现实研究：通过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找到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策略研究：为基础研究的结果确定可能的用途，或探索为达到预定目标应采用的新方法或方法。现状是指当前的状况。
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首先，大学生应当把爱国主义真正地放在心中，树立起爱国主义的精神。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不断接触到了很多民族英雄与爱国事迹，而现在也有很多先锋模范在不断涌现。我们应该自觉地接受这些爱国文化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大力弘扬和培育爱国精神。在日常的生活中，始终谨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言行举止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眼前小事做起，将爱国主义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无论以后怎样发展，也应铭记祖国的培育，以回报祖国为己任。 大学生们大多已步入成年，应该承担起公民的责任，坚决地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荣誉、利益与安全。维护国家利益，首先要承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遵纪守法，自觉地担负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做斗争，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国家利益。第二要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爱国主义不能感情用事，而要从大局出发，理性行动。我们要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信念，也要体现中国公民的文明形象和风范。要认识和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第三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努力建设祖国，使我们的祖国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促进民族团结要求大学生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同胞，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化，坚持原则、明辨是非，与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维护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大学生还应维护国家的统一，充分理解国家在这方面的方针与政策。坚决反对“台独”，为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大学生还应该增强国防观念。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我们需要强大、巩固的国防。大学生应积极接受国防教育，增强国防意识，自觉地履行国防义务。增强国防观念，大学生报效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大学生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学习国防知识，提高国防意识和素质；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参加国防教育活动，增进对国防的感性认识；关注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强化忧患意识，大学生们不仅承担起了公民的责任，更加落实了爱国主义的实质。 大学生们是当代社会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应该充分了解新形势下的爱国主义，努力为爱国主义注入新鲜的血液。大学生们应该理性的看待国际形势，正确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在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内的影响。一方面要坚守爱国的信念，地域信仰有不同，但报效祖国之心不可变；另一方面，大学生们应该开阔眼界，与时俱进，努力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运用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上来。每个大学生应该努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爱国主义的内容与形式，增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吸引力。承前启后，继承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宝贵财富，开创面向时代，面向世界的爱国主义。身为党员与团员的优秀大学生更是传播推进爱国主义的先锋，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践影响身边的同学。在广大学生们团结一致的推动下，爱国主义才会更加具有活力。 当然，作为一名学生，学习仍然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掌握报效祖国的本领也是爱国精神的体现。我们尚未步入社会，在能力上面仍存在不足，大学阶段应该努力学习，做好学生的本职工作，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大学生也应该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承担自己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大学生要注重个人修养，提高思想道德境界，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应学习运用专业知识，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对爱国主义的实践。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大学使我们成长成才的重要阶段，爱国主义的贯彻在这一阶段尤为重要。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爱国主义的内涵，把自己的真才实学同报效国家的志向结合起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就一般意义而言，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属于两种不同价值观，爱国主义强调付出，自由主义则强调对个体权利的维护。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爱国主义的思修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爱国主义的思修论文3000字
《现代性视角的爱国主义及其 教育 的思考》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关系到新一代的思想素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新时期的爱国教育应当也增加新的元素，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故此，本文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体，从现代的角度来分析爱国主义的内涵以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现的某些问题和不足，对其中的弊端进行考察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现代化爱国主义教育;思考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爱国是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具备的 基本素养 ，而如何爱国就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个永恒的主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领域，它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对学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一、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话题，包含着人们对祖国的丰富感情，同时也是人们所肩负着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着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总的来说，中华民族能够经历上下五千年而历久弥坚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爱国主义的存在。
1.爱国主义
何谓爱国主义?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人们在意识上、情感上以及行为上对祖国的热爱，并且能够进行实践。邓小平同志曾对爱国主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全国人民有民族自尊心以及民族自豪感，他们以热爱祖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荣，以损害祖国利益、荣誉和尊严为耻。学术界也对爱国主义提出了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历史范畴的“爱国主义”一词，其内涵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1]
爱国主义需要以社会为支持，它是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培养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人所特有的情感就进一步内化为人与人，人与所处本地区环境的深切感情，并逐渐将其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强烈感情。爱国主义蕴含着人们对自己所处领域的深沉热爱，萌发了远方人们对本国故土的眷恋。
2.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情感，而且也是高尚的道德情操。
由于大学生是现代教育领域的主力军，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它归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爱国主义教育旨在培养有理想、有 文化 、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从而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四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生中具有着特殊性，每一种理论都有其规律可行，高等学校的教育也是独特的，教育理论和 方法 受到规律的约束和制约。
爱国主义教育是为了调动人们的爱国热情，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以及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使命，将爱国主义思想向社会大众、学生群体进行灌输。
二、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实际上，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教育方法，激发教育者的爱国情怀，并将内在的思想感情升华为爱国实践。
1.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滞后，层次不清晰
时代在不断发展，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教育的内容也需要具有层次性，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体现的知识点是不同的，但遗憾的是，教育工作者往往是把旧的话题重拾起来，没有丰富内容，也没有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分层和差异性教学。
2.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方法 的陈旧
传统的爱国主义教学就是采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采用的教学方法大致包括直观的认知教育如升国旗、认识国徽、识别地图等等，促使学生产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生对上述的这些教学方式已经是司空见惯。他们希望教育教学有更多的内容，有更新颖的方式。但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教师的教学一板一眼，内容过于简单。
3.爱国主义的教学目标可操作性不强
可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在教育目标的设置上过于抽象和理想化。[2]在制定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时没有充分体现当代大学生的个体价值选择，没能结合他们的个性发展特征和心理行为特征;过于侧重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忽视了大学生爱国情操培养以及爱国意志的锻炼。
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
1.合理运用教育媒介，丰富教学内容
现代的信息环境已经由相对封闭的状态成功转变为开放、全面的接触。大学生所处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探索新的教育法则。我们可以借用新媒体来拓展教育的平台。
新媒体提供的是海量的网络信息，具有图文并茂的特征，在具体的做法上，一方面是将爱国主义的内涵提炼出来，充分利用网上团校和党校这些条件，结合现代化的网站、视频以及经典案例，将爱国教育的课堂教学氛围调动起来;另一方面，在基本的讲授内容上，利用新媒体的及时性特点，让同学们快速快速地了解新鲜事物，加大对当前国家和国际大事的关注，这也是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及时更新。
爱国主义教育要保证内容丰富和层次清晰，还需要有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者即教师的努力，这些教师接受了现代化爱国主义理论的学习，能够有重点、分阶段地将爱国主义的内涵传授给受教育者。
2.创新爱国主义的教育方式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内容，要坚持教学的基本原则，如“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学生。在陈旧的教育方式不能满足学生需要的今天，创新教育方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首先，可以借用网络载体，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宗旨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输入计算机，通过网上教育和课堂教育相结合，开设爱国主义教育网站或者论坛是新时代背景下对教育提出的一个新方向。
其次，充分利用各种校园社团，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例如借助虚拟的交流平台[3]开展网上有关爱国主义内涵的知识竞赛如近些年在大学校园里例行的党的教育知识竞赛，从而抒发出自己的爱国情怀，并在有意识的思考和参与中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再次，是重视建设校园手机的文化氛围。现代的大学生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这种现象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现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充分利用手机媒体如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视频、手机搜素以及手机杂志等途径给手机用户提供爱国主义的短信或者彩信，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大学生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
3.对爱国主义教育目标的重新认识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有最崇高的、最远大的理想目标，同时也需要有切实可行，普通大众也能达到的切实目标，否则它的可操作性就无从谈起。在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进行引导时，第一，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和保证;第二，要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引导学生客观真实地面对当前的社会环境;第三，要以爱国主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思想贯穿学习的始终。充分利用各种节日或者是文化历史名人的诞辰或者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纪念日来进行教育。[4]同时，可以组织学生深入生活，了解当前社会、企业的真实情况，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如何。最后，需要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为指标，将这些浓缩的精华牢记于心，将其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明确自己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四、结语
总而言之，爱国主义教育是个永恒的主题，每个社会公民都应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它是来源于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它将各组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也能指导着我们走向新的辉煌。但是，面对现代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的问题，作为国家政府、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三方，都需要从自身方面进行改造，培养新生代对祖国的热爱并为此付出行动。
参考文献：
[1]马建.正确认识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J].中国高教教研，2012(03)：150
[2]潘亚玲.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3(04)：139
[3]林奇清.试论全球化时代我国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J].辽宁行政学报，2011(02)：137
[4]闰晓梅.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团[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03)：24
(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卫生学校;湖南娄底417000)
公民道德规范公民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的基本要求和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公民道德规范主要由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规范构成。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编辑本段]公民道德规范内容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它体现了道德的先进性与道德的广泛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道德的统一。“爱国守法”是公民对国家的最首要的道德义务。公民应当热爱国家、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维护国家的尊严，保守国家的机密，敢于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作斗争，把对国家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守法”是公民道德的最低层次的要求。公民应当维护法律确定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尽法律所规定的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爱国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公民通过爱国守法去实践集体主义的道德要求。“明礼诚信”是公民如何待人的道德规范。在我国，无论在何种场合，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公民彼此都应该讲文明、讲礼貌、讲诚实、讲信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公民能否明礼，关系到世界对我们国家的形象和文明程度的评价，因此，“明礼”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它是公民道德人格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在经济活动中要诚信，杜绝假冒伪劣、坑蒙拐；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信守诺言，忠诚待人。“团结友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基本规范。每一个公民，不论民族、年龄、职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公民之间应该彼此团结，相互友，建立起一种和睦亲爱的关系。现实中，对他人友善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他人的友善。团结是力量的源泉。能否团结、友善，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也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兴衰。要做到团结友善，就必须怀着友好的愿望，抱着彼此平等的心理相互对待，就必须对已严、对人宽，就必须将心比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团结友善必须是在正义原则之下的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是公民对待生活、对待自身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义务，应当懂得没有勤奋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道理，推崇勤劳，反对懒惰和游手好闲。公民还应该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应当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凡事尽量依靠自己而不依赖他人。“敬业奉献”是公民对待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每一个公民都要从事一定的职业，职业是公民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待职业或事业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的贡献。社会公德主要规范：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1、文明礼貌，提倡人们互相尊重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摆脱原始野蛮的状态，人和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是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由野蛮人变为越来越文明的人。所以，人类行为文明的基本规范，就成为现代社会公德的一个首要内容。作为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人们的行为文明状况，它集中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文明教养程度，而礼貌则是这种文明程度在人际交往中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公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文明礼貌是在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道德信息，它说明了一个人对别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尊重。在人际交往中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比如要做到衣冠整洁，举止文雅，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在社会的公共场合，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处处注意讲究礼节，这也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反映。任何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都要通过语言与对方交流思想和感情，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对工作效率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公共场合，在集体性的活动中，每个人都应当自觉地遵守群众活动（如集会等）的秩序或规定，并且相互礼让，这对于保证集体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一个重要条件。2、助人为乐，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作为社会公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道德要求，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特别注意的是要求尽一切努力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和关怀老年人，尊重和爱护人才，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设身处地，多为他人着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大力帮助那些陷入困难之中的人们，在全社会以至全世界的范围里，积极维护正义的事业。具体来说，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主要应当做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人格，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维护。第二，社会和国家对每个社会成员要切实关心和爱护，每个社会成员之间都要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又一个显著的道德要求。第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社会团体和每个社会成员，对那些遭到不幸和困难的人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同情，支持和切实的帮助。第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第五，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的文明水平越来越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那些正在接受改造的犯罪分子、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对分子，必须给予他们以人道的待遇，不准侮辱他们的人格，给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和出路；对于被改造中的犯人进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残忍做法，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坚决反对的。3、爱护公物，增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物、集体的财产，是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性活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物质保证，也是满足劳动者个人利益和人们的当前利益的共同物质条件。所以，以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维护和珍惜国家、集体的财产，爱护公物，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既显示出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也是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如公路、铁路、水电线路、通信设备、卫生消防设施等等，能否受到妥善保护，使之发挥作用，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可想而知，这些公共设施中的任何一项遭到破坏，都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每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或者说有良心的人，是决不应当有意去破坏这些公共设施的，相反地，应当像珍惜与爱护自己的东西一样，去精心保护这些公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常常发现，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有意或无意地给公共设施造成了破坏，即使是无意的损坏行为，也是对人民的极大不负责任。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是缺社会公德的这个“德”的。同样道理，能不能爱护这些公用设施，也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在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而损坏公物，化公为私的，这是很可耻的行为，除了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还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4、保护环境，强化生态伦理观念人们遵循环境道德规范的实质，要求我们在正确处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之间关系问题上要有科学的态度。这方面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应当确立起对自然环境的正确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的，尤其是指精神方面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健康，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正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精神价值的认识，爱护自然生态环境，把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已成为现代社会环境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环境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们应当热爱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实质上也是对人类本身的热爱，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牛命价值的重视。自觉遵守这样的社会公德，从根本上说，是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维护，是对人类的生存利益的关心，也是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有了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质，就有助于我们自觉克服对自然界生物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态度，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共同行为准则。当然，我们应当把这些道德要求体现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上，比如要千方百计来节约自然资源，爱护花草树木，决不伤害国家规定要加以保护的野生动物，注意维护人文景观；按规定防治废渣、废水、废气和噪音污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等。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营造出一个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5、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必须具有很强的法制意识，有必备的法律知识，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认真执行各项法令、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事实证明，在正常的情况下，自觉遵守和服从法律，有明确的法制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教养即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知识，不遵守法律，不懂得维护宪法的尊严，那就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法律与道德的紧密结合、相互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当前的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般说来，违背法律的行为同时也是违背道德的行为，在有的情况下，违背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这种情况总是反映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所以，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质上也是在目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这也是提高人们社会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对于每个公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要求，即在社会公共秩序受到破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这个道德要求，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是有特殊重要现实意义的。因此，有些地区，对见义勇为的人给予奖赏，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它规定下来了。这不仅说明我国人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人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职业道德的这种规定，既体现了时代的鲜明特征，又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特点，所以，它适用于各行各业，是对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1、爱岗敬业爱岗与敬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岗是敬业的前提，敬业是爱岗情感的进一步升华，是对职业责任、职业荣誉的深刻认识。不爱岗的人，很难做到敬业；不敬业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岗。所以，不论做任何工作或劳动，只要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就可以说是爱岗敬业。一般说来，工作条件好、工作轻松、收入高的职业，做到爱岗敬业是比较容易的。相反，环境不好、工作艰苦、收入不高、又远离城市，要做到爱岗敬业就不那么容易。那些在环境艰苦、工作繁重、收入不高岗位上认真工作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职业都是社会生活所离不开的，所以总是要有人去干。如果没有亿万农民辛勤种田，没有千百万工人在茫茫沙漠或高山峻岭上采油、采矿、修筑铁路，没有广大人民解放军在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边疆大门，没有千万清洁工人清除城市垃圾，没有几千万人民教师、科研人员埋头教学和科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吗?我们每个人和家庭能享受到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为社会、为祖国做贡献。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择业机会的增加和选择方式的多元化为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为人们爱岗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要看到，爱岗敬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一个从业人员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利地位，实现自己的职业利益，就必须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否则，一个不履行职业责任的人，就将被职业组织所淘汰。2、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他把信摆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位置，认为国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脚的。《纲要》把诚实守信列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真可谓顺应天意，合乎民心。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对自己，要真心诚意地为善去恶，光明磊落；对他人，要开诚布公，不隐瞒，不欺。一句话，诚实就是表里如一，说老实话，老实事，做老实人。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忠实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诚实和守信是统一的。守信以诚实为基础，离开诚实就无所谓守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要与他人或单位打交道，根据与他人、与单位达成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会议、学习、工作、劳动和其他活动。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就无法进行，一切会议、学习、工作和劳动就无法开展，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场无序、混乱之中。3、事公道事公道是指对于人和事的一种态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称道的职业道德。它要求人们待人处世要公正、公平。公正、公平要以公心为基础，从个人的感情和利益出发，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当然，公正、公平也包括平等的内涵。4、服务群众服务群众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又都为他人服务。服务群众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首先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要求。服务群众不仅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从业者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首先，心中时时要有群众，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其次，要充分尊重群众。要尊重群众的人格和尊严。再次，千方百计方便群众。5、奉献社会奉献社会就是积极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奉献，就是不论从事任何职业，从业人员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家庭，也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有益于他人，为了有益于国家和社会。正因为如此，奉献社会就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相对立的。虽然，他们也提倡职业道德，但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少数剥削阶级的私利。社会主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必须把奉献社会作为自己重要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根本的职业目的。奉献社会并不意味着不要个人的正当利益，不要个人的幸福。恰恰相反，一个自觉奉献社会的人，他才真正找到了个人幸福的支撑点。个人幸福是在奉献社会的职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个人幸福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祖国的繁荣。幸福来自劳动，幸福来自创造。当我们伟大的祖国进一步繁荣富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自然就包括在其中。奉献和个人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奉献越大，收获就越多。一个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实质上是一个不受人们和社会欢迎的个人主义者。如果人人都只索取不奉献，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哪里来，社会还能进步和发展吗？家庭美德的主要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1.尊老爱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重要规范。2.男女平等坚持男女平等的美德，是指既要反对“大男子主义”，也不赞同“夫人专政”或“妻管严”。3.夫妻和睦平等对待，相敬如宾，是夫妻和睦的关键，也是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关键。4.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我们提倡婚丧嫁娶要从简，并不是淡漠人情，违背道德良心，而是弘扬淳朴、善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5.邻里团结搞好邻里团结重要的是互相尊重。邻里之间应该以礼相待、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论《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中，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最具代表性、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对英国社会抱着乐观态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他抨击物质主义，揭露资本家对工人和劳动者进行的残酷剥削，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被誉为“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巴尔扎克”。作为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地的故事。法国大革命前，一个在巴黎开业的、名叫曼纳特的外科医生，因为向政府揭发埃弗瑞蒙德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埃弗瑞蒙德兄弟陷害。曼纳特医生平白无故地被投入巴士底狱，在那里整整被囚禁了18年。后来，埃弗瑞蒙德侯爵失去了恩宠，曼纳特医生才获释出狱。曼纳特医生在狱中时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并立誓要向埃弗瑞蒙德家族和他们的后代报仇。曼纳特医生出狱后，和女儿露西在伦敦居住。露西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尔内。她不知道查尔斯·达尔内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埃弗蒙德侯爵的侄子。曼纳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撇开对埃弗瑞蒙德家族的个人恩怨，同意露西与达尔内结婚。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替达尔内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达尔内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来到法国。当年被害的的兄妹的姐妹德伐日太太认出了达尔内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曼纳特医生和露西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组织营救，但是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德伐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曼纳特医生隐匿在巴士底狱的控诉书；于是达尔内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露西的卡尔登由于和达尔内面貌酷似，换出达尔内。当驿车载着达尔内夫妇和曼纳特医生远离巴黎时，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愤怒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在他的笔下，乡村是一个萧条的地方，而贫困的原因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封建贵族们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作者愤慨地说：“倘使有一村不被鲸吞的精光，那到是怪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居民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那些贵族老爷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者通过对比，说明了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正是贵族的压榨，而这又必然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狄更斯不仅描写了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且揭露了贵族对人民欺凌的种种罪行。他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这部小说里，他似乎有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埃弗瑞蒙德侯爵是一个极端荒淫之徒。为了抢到德伐日太太美丽的姐姐，他不惜将她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后又将她的弟弟刺死，最后这位年轻的少妇不堪凌辱而死。曼纳特医生目睹了这家人家破人亡的过程，愤然写信向朝廷大臣控诉，但被埃弗瑞蒙德发现。于是医生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整整十八年，出来时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感情。这说明封建专制所施之于人的远非皮肉筋骨之苦。狄更斯从心理和精神层次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残害。由此可见狄更斯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剥削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双城记》中，狄更斯还对法国大革命做了详尽的描述。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看到了社会的矛盾，也非常希望广大人民能够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统治者的一些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法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是正义的，所以对于革命，狄更斯的态度是矛盾的。1848年2月，当他得知法国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并推翻了七月王朝时，写下了“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打倒王权！打倒波旁分子！打倒基佐！处死叛徒！让我们的血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而流。”然而当革命风暴进一步发展时，他却保持沉默了，因为他在日益扩大的革命斗争面前有些惊惶失措。同样，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从《双城记》中的一系列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态度的转变。他所描写的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斗争场面是可歌可泣的。他热情歌颂了一举摧毁顽固封建堡垒的伟大人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1792年，群众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暴怒的人民群众进一步向贵族阶级讨还血债，后来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愈来愈猛烈的革命风暴吓坏了狄更斯，他对革命群众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态度改变了。他把法国群众看作是“可怕的魔法所招引的”，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吃人鬼，他们狂奔在一面红旗下，变为野人了。作者这样描述法国的情况：“首都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分布于全国；嫌疑法摧毁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把任何善良的好人交给任何恶劣的坏人，监狱胡乱吞吃了并未犯罪而申诉无门的人们”，“它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作者还描写了一大群杀气腾腾的凶汉拿着带血的刀斧在一大块磨石上磨刀霍霍的情况，以及别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革命人民的形象被歪曲和丑化，被描写成毫无理性的疯狂的杀人恶魔，这充分表明了狄更斯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他认为暴力革命只会使国家蒙受损失，破坏家庭和个人幸福。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借以警告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阶级调和来解决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上，狄更斯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要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要人们“勿以暴抗恶”，要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必然要自食其果，捡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法国的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了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失去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更多的囚犯。德伐日太太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右手拿着斧子，腰间挂着手枪和短刀，率领妇女们攻占巴士底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嗜血成性，要把埃弗瑞蒙德家族斩草除根，甚至连曼纳特医生和露西母女也不放过。最后，恶贯满盈的她终于在和露西的女仆厮打时死于自己走火的手枪。和这种疯狂的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体现在曼纳特医生、露西、达尔内和卡尔登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狄更斯的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复活、永生。小说的第一部标题是“复活”，写的是曼纳特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狱十八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用爱的力量使曼纳特医生回复了常态。后来，曼纳特医生在露西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曾经立誓报仇的埃弗瑞蒙德家族的后裔，但是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不计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的精神发挥了无穷的力量，使他在法国经受住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达尔内出狱。同样，达尔内也体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他为了让管家出狱，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当然，最能体现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数英国律师卡尔登了。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露西。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代替达尔内走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基督替世人受难似的获得了永生。由于所在历史时代的限制，狄更斯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式，在作品中宣扬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在同情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又反对人民进行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天真地想象用“爱”去战胜“恨”。可以说，《双城记》虽然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却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不仅局限于理论道德的范畴，还是他用来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武器。卡尔登在临刑前的思想正是狄更斯想法的真实再现，他看到新的剥削者在旧的剥削者毁灭的基础上再兴，而他们也很快就会在惩罚工具的手下消逝；经过反复地斗争、成功与失败，伟大的人民终将在深渊中升起，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观点反映了作者反对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思想。总之，《双城记》把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一次有力的冲击。
建议参考一下关于恢复性司法制度方面的论文。该制度是一种将轻微犯罪行为民事化处理的一种制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以下是刘仁文老师关于恢复性司法制度的论文摘要。“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推行的一项新制度，对长期以来多数国家奉行国家追诉主义有所突破，那么，究竟这种制度存在的司法理念是什么？有多大的现实合理性？其实践效果如何？等等。为此，就恢复性司法的相关问题，本刊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正在英国牛津大学作客座研究员的刘仁文博士，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1．恢复性司法是一项怎样的制度，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范围内的适用状况如何？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所谓恢复性程序，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解，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交流，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所谓恢复性结果，是指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犯罪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 众所周知，以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带来许多问题，如监狱人满为患、费用昂贵、罪犯改造效果不理想、被害人被遗忘等。面对这些问题，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人员和刑事司法学者开始探索和思考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1974年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当时，该市的两个年轻人实施了一系列破坏性的犯罪，他们打破窗户、刺破轮胎、损坏教堂、商店和汽车，共侵犯了22个被害人的财产。在法庭上，他们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但后来却没有将法院判决的对被害人的赔偿金交到法院。在当地缓刑机关和宗教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两名犯罪人与22名被害人分别进行了会见，通过会见，两人从被害人的陈述中切实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和不便，并意识到赔偿金不是对自己行为的罚金，而是给被害人的补偿，于是6个月后，两人交清了全部赔偿金。这种被害人—犯罪人的和解程序被视为恢复性司法的起源。受此案的鼓舞，从1974年到70年代末，在加拿大和美国共出现了10几个类似项目。1989年，新西兰以立法的方式肯定了当地土著毛利人的明显带有恢复性特征的犯罪处理方式，并要求司法机关对青少年犯罪只能在恢复性司法方式不能适当处理时才可以动用正规刑事司法程序。到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已在西欧国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拉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亚洲的新加坡，大洋州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应用。据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共出现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北美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也达300多个，世界范围内的恢复性司法则达1000多个。在一些地方，恢复性司法已经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并被有的学者奉为“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认识犯罪的新‘镜头’”。与此相对应，“恢复性司法”也日益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笔者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慕名拜访一些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他们在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时，都要重点提到恢复性司法。 2．恢复性司法活动是如何操作的？从已经实施的情况来看，其效果如何？ 在具体定义和操作上，各地的“恢复性司法”可能有所不同，如由谁来组织和促成和解，在哪个阶段和解，其范围是限于轻微案件还是可以包括严重案件。不过，各种“恢复性司法”都有一个共同意旨，那就是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受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这一“模式”通常通过四个步骤把犯罪人和受害人组织到一起：承认错误；分担并理解有害的影响；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就将来的行为构筑理解。 以牛津大学所处的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做法为例：首先，促成受某一犯罪影响的相关方面的人参加圆桌形式的面谈，由组织者介绍每一个参与者及其与该犯罪的关系和他们参加的原因（这里的组织者，以警方为主，有时也包括其他政府机构的代表和一些社会工作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然后，开始询问犯罪人在犯罪当时的想法和感受。接着，又向受害人和在场的受害人的支持者询问类似的问题。最后，询问犯罪者方面的人，如犯罪人的父母。之所以做这样的顺序安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能够让受害人在面谈程序的一开始就听到犯罪人承担责任和悔罪，这样就可减轻受害人的气愤情绪；二是让受害人在犯罪人及其亲属面前说出他们所受的伤害，就可以尽量避免由于后者可能想办法降低事情的严重性而激怒受害人。结果，警方发现，实际上犯罪人、受害人以及他们各自的亲人都比想象中的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犯罪人的亲属特别是其父母在犯罪发生之后感觉到的是无助、羞耻、痛苦和气愤；同样，犯罪人也伤害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破坏了亲情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这种犯罪导致的伤害的多面性被展示之后，事情就变得清楚了：必须针对受害人和犯罪人之间、针对犯罪人和他们的社区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多方面的恢复性工作，鼓励犯罪人从中吸取教训，明确什么是导致他们犯罪的罪魁祸首。而国家也应该提供条件帮助犯罪人克服那些不良因素，促进社会融合。从受害人的角度看，“恢复”的结果有可能是一定的物质补偿，有时甚至只需要对方一个真诚的道歉，重要的是，他们由此重建起了尊严和安全感。 目前，泰晤士河谷警察局的“恢复性司法”仅限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并且警方组织的面谈所达成的恢复性协议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意义。但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地，“恢复性司法”走得更远，在那里，警方也可就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组织犯罪人和受害人面谈，一旦双方达成协议，警方将监督协议的执行。 在北美的个别司法区，甚至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也可在法庭上使用受害方—犯罪方的调解和对话模式，当然此时并不是完全不对犯罪人判刑,而是视其沟通情况适当减轻处罚或变更处罚。 从恢复性司法实施的情况看，总的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表现在：1、提升了被害人的满意度。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国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而恢复性司法对被害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抚慰和补偿，减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变为加害方的情形。例如，据美国的一项调查，79%的被害人对这种处理犯罪的模式表示很满意，因为该种程序为他们提供了向犯罪人、社区倾诉自己受到的伤害并接受来自犯罪人的道歉和赔偿以及来自社区的慰籍的机会；83%的被害人认为调解程序很公平，被害人普遍认为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并拥有最后发言权，而这些过去都是只有司法机关才能够行使的权力，一些被害人认为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受到的良好待遇使自己甚至感觉不再有作为被害人的委屈感；参加调解程序前，25%的被害人害怕犯罪人会再次伤害自己，而参加完调解程序后，只有10%的被害人恐惧再次被害，大部分被害人通过与犯罪人的会面与对话，转变了将其视为凶神恶煞的看法；有过参加正规刑事审判体验的被害人大都认为调解程序比审判程序对被害人更公正。2、提升了犯罪人的满意度。许多参加面谈的犯罪人觉得面谈没有让人感觉自己是个坏蛋，而是感觉参与了一个下决心的会议，完成一个经自己同意的任务，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从而诚心向受害人道歉和修补损失。有调查显示，87%的犯罪人认为在恢复性司法中他们受到了更为人道的对待，89%的犯罪人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歧视和羞辱，还得到了关爱。3、犯罪人承担责任的意识增强。通过调解而达成的赔偿协议，或向被害人、社区提供服务，犯罪人一般都能较好地履行义务，其原因在于：一是通过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讲述犯罪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能够使犯罪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从而使他认识到承担赔偿义务不是对自己的有意惩罚，而是弥补被害人因自己的行为所受到的物质精神损失；二是作为对正规刑事司法的补充程序，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协议的后果是将案件移交正式司法系统进行追诉和审判，这种结果当然不是犯罪人愿意接受的。4、再犯率降低。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英国的一项对成年犯的调查也显示，通过恢复性司法程序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比正规司法系统处理的犯罪人的再犯率要低10%。而在澳大利亚等地的一些调查中，恢复性司法对降低再犯率的作用更为明显。 3．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和主张是什么？ 首先，恢复性司法在犯罪观上与传统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被害人几乎被排除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对犯罪的处理，被认为是国家的事情。但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侵害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充分发挥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作用。再者，由于犯罪是在社区发生的，会对社区成员的安全感、对社区的安宁和成员间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因而社区也应在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恢复性司法认为，正规的刑事司法系统以沉默权、排除规则等规定“鼓励”犯罪人否认有罪指控，逃避刑事责任，有的案件本来被告人产生了悔罪情绪，愿意承认有罪，但律师却“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出发”，极力阻止他这样做，这种鼓励犯罪人逃避罪责的制度扭曲了是非善恶的道德观念，而恢复性司法则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的交流，使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恶劣影响，并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否定，从而下决心不再犯。 第三，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不仅被证明对降低犯罪率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完全无效甚至有负作用的话）， 而且也不符合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还伴随司法成本高昂等弊端，因此恢复性司法主张，在犯罪发生后，不能简单地将犯罪人一判了之，而应促成犯罪人、被害人及其双方家庭成员乃至社区成员共同探讨犯罪原因，分清各自的过错和责任，消除误解，这样才能 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创造一个更加紧密的社区关系。 第四，在恢复性司法学者看来，现行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抽象责任，犯罪人通过接受刑罚承担了抽象责任，却逃避了现实的、具体的责任，即面对被害人，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向被害人道歉并提供赔偿，恳求社区成员的原谅并提供社区服务。这种抽象责任不但对很多犯罪人来说是无必要的痛苦（如对偶然犯、非暴力犯），而且对被害人和社区成员而言，同样无现实的意义，因为被害人与社区未能从犯罪人的责任中获得权利，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原谅犯罪人，并接受他回归到社区中来。 第五，在对犯罪原因的解释上，恢复性司法不大注重形而上的意志自由和社会决定论的争论，而是从“可以被经验证实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社区生活和人际交往，并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的消极生活态度和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意志力脆弱造成的。针对这种情况，恢复性司法主张建立专门提高犯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帮助他们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机构。 第六，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是事后反应型模式，它只是在犯罪发生后才被动地介入，并通过对犯罪人的严厉惩罚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种模式往往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犯罪隐患视而不见，对轻微刑事案件不予重视，它不利于消除犯罪的渊薮。与此相对应，恢复性司法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尚未构成犯罪的一般性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 第七，在恢复性司法程序中，除了将被害人和受害人置于中心位置，双方的家庭成员、亲友以及其他受到犯罪影响的人都被鼓励参加到犯罪的处理过程中来。恢复性司法理论认为，参加到这一程序中的人越多，说明犯罪人和受害人的关心者和支持者越多，也就越能保障和解协议的达成与执行。在澳大利亚，有些企业主在参加了恢复性程序后，主动表示愿意替犯罪人承担对被害人的赔偿责任，从而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迅速而充分的补偿，而犯罪人也为社区成员对自己表示出的宽容和支持深受感动，他们都表示要多为社区做有益的事情。有的犯罪人虽然表面看来冷酷无情，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在程序进行中失声痛哭时，就为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正如有的恢复性司法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在陌生人面前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当他面对自己熟悉的人、听到自己信任的人的劝告、看到自己的亲人因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时，他便往往能够真正感受到道德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从而激发起改恶从善的勇气和决心。而传统的刑事司法系统往往在一个人犯罪后立即将其与自己的亲人隔离开来，同时也不为犯罪人提供与被害人会面的机会，这就使得犯罪人一方面得不到来自其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和感情支持，另一方面也没有机会了解自己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的影响。 4．发展到目前阶段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在哪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随着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 一、由谁来促成面谈？目前不少地方的调解程序是由警方来出面组织的，这就在事实上增加了警察的权力和作用，但如何防止警察的权力不被滥用，成为许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一些警察正在使用恢复性司法这一时髦工具来扩大他们的惩罚权限，而且如果他们得到一半的机会，他们就会滥用。”因此，有人建议应成立独立的专门从事恢复性司法工作的机构、由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来进行这项工作，也有人建议警方可继续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但应控制其任意权。 二、律师应否被纳入恢复性司法程序？恢复性司法的倡导者不希望看到律师进入恢复性司法程序，至少是希望看到这个角色被严格地限制，他们担心律师会妨碍犯罪人承担责任，而且他们会垄断这一过程，另一个担心是他们认为职业律师并不总是代表当事方的利益。但不少人认为，律师应该被接纳进大部分的恢复性过程中，因为这是防止出现不公平结果的有效途径，当然，律师应该通过接受培训来改变传统的敌对思想，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用一种能推进恢复价值的行为方式来行事，而不是好斗的方式。 三、如何保证正当程序的贯彻？恢复性司法强调非正式的、以协商和对话为基础的程序对解决犯罪问题的重要性，这就使它的批评者担心：恢复性司法缺乏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关注，因而会不可避免给犯罪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造成损害。例如，恢复性司法程序中没有证明的概念，而是假定只要犯罪人承认自己是行为的实施者，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证明，而是如何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被告人缺乏经验，而社区力量又相当强大，很可能导致被告人因恐惧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犯罪人。另外，也有的被告人可能因担心在正式的刑事审判中被误判而违心地认罪。 四、被害人的利益。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改变被害人在正规刑事司法中的边缘化地位，在恢复性司法中，不但犯罪人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表现为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且被害人还被赋予部分决定犯罪人责任形式的权利，有的国家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判处缓刑或进行假释时也将被害人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不过，很多被害人也担心恢复性司法对社区主导刑事司法的强调会导致国家对犯罪手软，而且在恢复性司法中，有的被害人往往会面临必须原谅犯罪人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爱心的压力，而赋予被害人对犯罪人是否缓刑、假释的权利，又会使被害人面临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收买的危险。 五、关于社区主导。恢复性司法强调在社区中愈合被害人、为犯罪人提供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增强社区能力，增进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和团结，使对犯罪的处理成为每一个社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人，包括犯罪人、被害人、亲友、其他社区成员都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但现实中的社区有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呢？怀疑者认为，现代社会，高楼大厦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传统社会中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被瓦解，像恢复性司法这种强烈依赖社区的计划，如何确保其高质量地运行，尚须探索。 虽然恢复性司法存在上述问题，但应当看到，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从过去一二十年恢复性司法的发展历程看，证明它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相信这些问题会在前进中逐步得到解决。 5．您认为恢复性司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引进这一制度？ 从前面对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主张的介绍可以看出，恢复性司法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应当看到，国家“偷走”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矛盾的问题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也同样存在。曾几何时，我们屡屡听到某个案件被私了，后被司法机关发现，于是，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的私了钱被退还，重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对此，我们禁不住要问：如果此种私了是出自双方自愿，为什么不可以呢？国家为什么要去拆散这样的好事，而自作多情地去做于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都不利的事情呢？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新近看到的案例：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及其亲属曾积极诚恳地表示，如能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愿意筹钱补偿死者的年迈父母，对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但我们的司法机关还是“严格依法办事”，将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执法结局是：死者的年迈父母以后生活无着，犯罪人抛下妻儿命归黄泉，而国家，本来可以趁热打铁地抚平犯罪方和被害方的紧张，却以“公正”的名义扼杀了这种可能，而制造出又一个“杀人”的悲剧——仅从限制死刑而言，我也是赞成“恢复性司法”的思路的，也许，经过一定的“面谈”和“调解”，犯罪分子并不是那么的狰狞，受害方的愤怒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可缓和。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饶有兴趣地就恢复性司法与牛津大学的学者们进行讨论时，他们不无惊讶地对我说：其实中国应当是最熟悉恢复性司法的了。是的，我们有重调解的传统，至今在刑事诉讼法中还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对自诉案件进行调解。但总的看，我们现在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国家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许多被害人因此陷入生活极度困难或因害怕犯罪人出狱后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因此，如果能由代表国家和社会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出面，组织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的对话，并让双方的亲人和受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共同促成和解，被害人因此得到物质补偿，重新赢得精神上的尊严，犯罪人也免去掉脑袋或牢狱之灾，而通过诚心诚意地赔偿或在一定监督形式下的社区劳动，这样就可保持与其家人在一起，既防止其人格因长期与世隔绝而不能融入社会，也可使其家人特别是子女得到相应的照顾，而社区的安全感也因此得到加强，国家还可节省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如何引进这一制度，我有以下两点初步设想：1、在犯罪类型上，我们可以将犯罪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针对具体被害人的犯罪，这占大多数；一类是针对国家的犯罪，如政治犯罪、军事犯罪等；还有一类就是所谓的无被害人的犯罪，如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赌博等。恢复性司法应着重在第一类犯罪上运用。2、在犯罪程度上，由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类似于西方国家刑法中对违警罪和轻罪的处罚，因此首先可以考虑将这两类行为转化为调解模式；然后可以考虑对刑法典中的过失犯罪和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实行调解；最后，即使对严重的犯罪，也可以借鉴此种思路，在取得被害方的谅解后，判处较轻的刑罚。 总之，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应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能用调解解决，就不要用“暴力”解决；能息事宁人，就不要去挑开伤疤；能皆大欢喜，就不要几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