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从名士服饰看魏晋风流

北方少数民族改穿汉服。还有就是朴素的布衣逐步消失，代替的是枝蔓缠绕，汉制纹样多样的服装，图案主要以花鸟为主。

魏晋服饰与魏晋风度 摘 要：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魏晋名士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魏晋风度也体现在魏晋的服饰文化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有独特的风格，它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是其区别程度有所不同。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服饰没有温度，但有冷暖之分，能够呼吸，能够表达，从而使人们感知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漏我们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讲，服饰是见证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自身的变化，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无论是古典或者现代，无论是传统或者另类，在这里服饰已经成了一种无声的物体语言。 服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究竟与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中国服饰的魅力不仅体现在款式、材料和花纹本身，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和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和民族大迁徙的时期，这就促使各民族在生产技术、文化思想以至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等方面相互融合。在魏晋这个兵荒马乱、灾连祸结的时代，人们追求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从表象看，十分的颓废、消极，而实际上却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强烈追求，是人格的觉醒：“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之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如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 一、从魏晋名士的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也就没有魏晋风度。魏晋的名士们，或放浪形骸，或沉湎药酒，或侃侃而谈，视礼教功名如粪土。进步失矩的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魏晋士人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生命，“神”、“韵”、“气”、“风”这样的追求，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觉醒。刘伶相貌丑陋、神情憔悴，行为懒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瘦子嵩长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长，颓然自放；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一件牍鼻裨（大裤头）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王羲之袒腹露脐躺在门口东床迎接选婿者，又恰恰被选中；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与豁达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这种着装行为也是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之中，它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魏晋文化的审美风格。 1、以衣裳博大为美，即所谓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载：“晋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颜氏家洲》等书中也记录下那时世人均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或小冠高齿屐等服饰形象。 2、以衣冠不修为美。《抱朴子·刺骄篇》称：“世人闻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着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神记》写道：“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散发，箕坐，是直接违背儒家礼教的，魏晋士人故意为之，以示不拘礼法，傲俗自放。解衣当风，常被后代文人奉为洒脱之举，特别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借助于魏晋士人的服饰观，表现出对倜傥风流的追求。 二、从诗、画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服饰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探究中国服饰的这种艺术风格，就会看到服饰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反过来中国人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又影响了中国服饰的风格。 魏晋妇女则襦衣长裙，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当风飘逸，表现出优雅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洛神之风，是中国人的风采。她不仅使人产生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般的美感，同时使人意识到，她的美是凭借了服饰的魔力，从而互为补充，终趋完善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绝非一般俗艳女色可比，而且“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 曳雾绡之轻裾。”不用回眸已生百媚，这就是中国服饰之妙处所在。中国服饰重垂、飘、飞的风格。妇女大多数服装的材料用丝织品，丝的柔软、丝的轻盈，再加上传统服装重在写意的肥硕宽大，使服装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这种浑然天成的褶皱，无风时像一泓秋水般明净清澈，如山溪陡然直泻，遇风则迅即飘舞舒展开来，其变幻出的曲折交叉或顺向逆转的美妙的线条，构成了无声的乐曲，有声的诗篇。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及《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绘画界评论他的笔法时，用词很美，什么春蚕吐丝，春云浮空，行云流水，皆出自然云云，在“十八描”中被归为“高古游丝描。”仅从绘画术语看就可以想象到顾恺之描绘的衣服是飘洒的，在他的画作中无论神仙还是宫延女官，其服饰形象都是处在神天飘渺的氛围之中，看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卷》中所描绘的女性杂裾垂髾服，深衣下摆裁成的多层尖角状杂裾和腰带间飘出的宛如旗帜上的垂髾一样的轻盈装饰，实在充满着浪漫气息。这也是魏晋风度的应有之意。 东晋末年弃官隐居的陶渊明，就曾在其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写出那逃出宦海，奔往田园时的轻快心情，“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明代大画家陈洪绶曾作《归去来图》，其中重点刻画了衣纹，画家试图以衣服的飘逸来表现陶渊明的即时心境。 中国画家笔墨为我们留下当年的衣服飘逸之感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人丝衣的奇妙效果，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中国画家的伟大。再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那些将衣褶描绘得极妙的画作与中国丝绸衣出于同一个国家，而且基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处于同步状态。艺术是互通的，中国丝衣与中国画携手营造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意境。 三、从史实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一般士人的正式服饰，仍旧沿袭秦汉旧制，这一时期，汉族男子的主要服装是长衫，直到南北朝时，这种衫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衫与袍的区别在于袍有祛，而衫为宽大的敞袖。袍一般有里，如夹袍、棉袍，而衫有单、夹二式，质料有纱绢、布等，颜色多喜用白，喜庆婚礼也可穿白袍，《东宫旧事》记载：“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看来，白衫不仅用作常服，也可以权当礼服。由于不受衣祛限制，魏晋的服装日趋宽博。《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宋书·周郎传》记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一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宽衣大袖为尚，只是耕于田间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仍为短衣长裤，下缠裹腿，那是劳动需要。褒衣博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其中当然以文人雅士最为喜好并穿出特色。除大袖衫以外，男子也着袍、襦、裤裙等。《周书·长孙俭传》记载：“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当时的裙子也较宽广，下长曳地，可穿衫内，也可穿于衫袍之外，腰间以丝绸宽带系扎。 魏晋时期的男子首服，款式渐多，而且特别注重首服与主服、足服的配套穿着方式。当年，男子首服有各种巾、冠、帽等。如汉代盛行的幅巾，更加普遍地流行士庶之间。而纶巾，原力幅巾中的一种，传说为“诸葛巾”，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小冠，前低后高，中空如桥，因形小而得名，不分等级皆可戴用。高冠是继小冠流行之后兴起，常配宽衣大袖戴用。漆纱笼冠，是集巾，冠之长而形成的一种首服，在魏晋时期最为流行，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物有多位头戴漆纱笼冠。 这一时期男子的足服，除采用前代丝履之外，特别盛行木屐。《颜氏家训》讲：“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脚著谢公屐”句，即源于此意。据《晋书·五行志》载，木屐最初流行时男女有别，男式为方头，女士为圆头，至西晋元康时就一律改为方头，男女一致了。 魏晋时期妇女服饰多承汉制。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深衣等。具体款式除大襟外还有对襟，这显然是受到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领与袖施彩绣，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腰条，外束丝带。妇女服式风格，有窄瘦与宽博之别，如南梁庾肩吾《南苑还看人》诗云：“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是在咏其窄式衣装之美。梁简文帝《小垂手》诗“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则是咏宽衣的潇洒与标致的。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在妇女中仍流行，且有发展，主要变化在下摆部位。人们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旗而名之曰“髾”，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因而具有“华带飞髾”的魏晋风度。 妇女的足服分丝、锦、皮、麻等质料，通常是鞋面上绣花，然后再嵌珠描色。 其鞋头样式，有凤头、聚云、五朵、重台、笏头、鸠头等。中国的鞋头非常有特色，它露于衫裙之外，既可免前襟挡脚，又可作为装饰，真可谓聪明之举，当时不分男女都是这样。 北方民族，泛指五胡之地的少数民族。由于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而服式便于骑射，其中最典型的服装为裤褶与裲裆，随胡人入居中原，对汉族服装产生强烈的影响，其式样独特，变化巧妙至今仍可借鉴。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亦称“裤褶服”。裤即为“胯也，两股各胯别也，以区别于两腿穿于一处的裙和袍。褶，一日在衽之袍也。”其股式如汉族长袄，对襟或左衽，不同于汉族习惯的右衽，腰间系革带，方便利落，且具粗犷之气。这种服式很快被汉族军队所采用，并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着，可作日常服用，裲裆：《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古代遗物中裲裆的形式为无领无袖，为前后两片，腋下与肩上以绊扣之，男女均可穿。裲裆多为夹服，以丝绸为之或纳入棉絮，后运用于军服之中，制裲裆铠，改为铁皮甲叶，套于衬袍之外。 小结 就中国服饰演变史来说，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阶层兴起了褒衣博带之势，飘忽欲仙之感，而这些正出自于政治混乱之时，文人意欲进贤，可是又怯于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饮酒、奏乐、吞丹、谈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寻求发泄，以傲世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国服饰演变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两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它处于国际交流空前扩大规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极的政治形势中结出了积极的互进的交会果实，既对中华民族的向前推进和更加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形成了一些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服饰。它宛如一个屡遭摧残的枝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让民族的服饰变得更加有特点，服饰进行了融合，对服饰进行了更好的设计。让服饰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服饰的设计感更强，对于服饰的推广效果更好。

精神解脱最重要

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 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 衣衫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施有缘边。汉文化为主体的服饰特征

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一千多年后仍散发异彩。最近出版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的《魏晋名士风流》一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魏晋名士们的精神风貌，对魏晋名士风流的状况做了客观而真实的描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宁稼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若干有关魏晋名士的论文和著作，如《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但大多涉及一些细致的考证和深奥的学理。此次就此话题再次开笔，则是用深入浅出的笔触，为读者描述出魏晋名士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情趣，展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值得骄傲的贡献；也展现了他们个性的才情之美，玄味的气质之美和超人的仪容之美。在很多人看来，魏晋名士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从王导、谢安到王羲之、张翰，莫不是清峻通脱而又“风流自赏”，为后人所景仰。而风流名士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富于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唯酒是务，经常纵酒佯狂，有时还于屋中一丝不挂，人家见了难免要批评他，他却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诸位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呢？”又如王徽之“雪夜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徽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魏晋名士们强调精神自由。他们在饮酒中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他们对服药趋之若鹜；他们追求宽衣大袖的魅力，他们迷恋麈尾的风采；他们在围棋、樗蒲等休闲活动中展示竞争意识和个性人格精神；他们谈玄论道，得意忘象；他们仕隐兼修，“食甘旨，服轻暖”，不做天仙做地仙。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魏晋风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审美理想。有人说，魏晋风度是玄心、洞见，是妙赏、深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仕隐兼修。而服药、饮酒、美姿容和谈玄论道、游山玩水则成了这种风度的外在延伸。也有人说，魏晋名士放浪形骸，放达出格，清谈误国。但魏晋风度似乎总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