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北方少数民族改穿汉服。还有就是朴素的布衣逐步消失，代替的是枝蔓缠绕，汉制纹样多样的服装，图案主要以花鸟为主。
魏晋服饰与魏晋风度 摘 要：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魏晋名士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魏晋风度也体现在魏晋的服饰文化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有独特的风格，它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是其区别程度有所不同。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服饰没有温度，但有冷暖之分，能够呼吸，能够表达，从而使人们感知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漏我们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讲，服饰是见证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自身的变化，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无论是古典或者现代，无论是传统或者另类，在这里服饰已经成了一种无声的物体语言。 服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究竟与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中国服饰的魅力不仅体现在款式、材料和花纹本身，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和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和民族大迁徙的时期，这就促使各民族在生产技术、文化思想以至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等方面相互融合。在魏晋这个兵荒马乱、灾连祸结的时代，人们追求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从表象看，十分的颓废、消极，而实际上却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强烈追求，是人格的觉醒：“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之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如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 一、从魏晋名士的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也就没有魏晋风度。魏晋的名士们，或放浪形骸，或沉湎药酒，或侃侃而谈，视礼教功名如粪土。进步失矩的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魏晋士人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生命，“神”、“韵”、“气”、“风”这样的追求，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觉醒。刘伶相貌丑陋、神情憔悴，行为懒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瘦子嵩长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长，颓然自放；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一件牍鼻裨（大裤头）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王羲之袒腹露脐躺在门口东床迎接选婿者，又恰恰被选中；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与豁达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这种着装行为也是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之中，它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魏晋文化的审美风格。 1、以衣裳博大为美，即所谓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载：“晋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颜氏家洲》等书中也记录下那时世人均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或小冠高齿屐等服饰形象。 2、以衣冠不修为美。《抱朴子·刺骄篇》称：“世人闻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着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神记》写道：“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散发，箕坐，是直接违背儒家礼教的，魏晋士人故意为之，以示不拘礼法，傲俗自放。解衣当风，常被后代文人奉为洒脱之举，特别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借助于魏晋士人的服饰观，表现出对倜傥风流的追求。 二、从诗、画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服饰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探究中国服饰的这种艺术风格，就会看到服饰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反过来中国人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又影响了中国服饰的风格。 魏晋妇女则襦衣长裙，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当风飘逸，表现出优雅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洛神之风，是中国人的风采。她不仅使人产生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般的美感，同时使人意识到，她的美是凭借了服饰的魔力，从而互为补充，终趋完善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绝非一般俗艳女色可比，而且“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 曳雾绡之轻裾。”不用回眸已生百媚，这就是中国服饰之妙处所在。中国服饰重垂、飘、飞的风格。妇女大多数服装的材料用丝织品，丝的柔软、丝的轻盈，再加上传统服装重在写意的肥硕宽大，使服装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这种浑然天成的褶皱，无风时像一泓秋水般明净清澈，如山溪陡然直泻，遇风则迅即飘舞舒展开来，其变幻出的曲折交叉或顺向逆转的美妙的线条，构成了无声的乐曲，有声的诗篇。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及《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绘画界评论他的笔法时，用词很美，什么春蚕吐丝，春云浮空，行云流水，皆出自然云云，在“十八描”中被归为“高古游丝描。”仅从绘画术语看就可以想象到顾恺之描绘的衣服是飘洒的，在他的画作中无论神仙还是宫延女官，其服饰形象都是处在神天飘渺的氛围之中，看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卷》中所描绘的女性杂裾垂髾服，深衣下摆裁成的多层尖角状杂裾和腰带间飘出的宛如旗帜上的垂髾一样的轻盈装饰，实在充满着浪漫气息。这也是魏晋风度的应有之意。 东晋末年弃官隐居的陶渊明，就曾在其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写出那逃出宦海，奔往田园时的轻快心情，“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明代大画家陈洪绶曾作《归去来图》，其中重点刻画了衣纹，画家试图以衣服的飘逸来表现陶渊明的即时心境。 中国画家笔墨为我们留下当年的衣服飘逸之感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人丝衣的奇妙效果，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中国画家的伟大。再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那些将衣褶描绘得极妙的画作与中国丝绸衣出于同一个国家，而且基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处于同步状态。艺术是互通的，中国丝衣与中国画携手营造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意境。 三、从史实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一般士人的正式服饰，仍旧沿袭秦汉旧制，这一时期，汉族男子的主要服装是长衫，直到南北朝时，这种衫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衫与袍的区别在于袍有祛，而衫为宽大的敞袖。袍一般有里，如夹袍、棉袍，而衫有单、夹二式，质料有纱绢、布等，颜色多喜用白，喜庆婚礼也可穿白袍，《东宫旧事》记载：“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看来，白衫不仅用作常服，也可以权当礼服。由于不受衣祛限制，魏晋的服装日趋宽博。《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宋书·周郎传》记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一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宽衣大袖为尚，只是耕于田间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仍为短衣长裤，下缠裹腿，那是劳动需要。褒衣博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其中当然以文人雅士最为喜好并穿出特色。除大袖衫以外，男子也着袍、襦、裤裙等。《周书·长孙俭传》记载：“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当时的裙子也较宽广，下长曳地，可穿衫内，也可穿于衫袍之外，腰间以丝绸宽带系扎。 魏晋时期的男子首服，款式渐多，而且特别注重首服与主服、足服的配套穿着方式。当年，男子首服有各种巾、冠、帽等。如汉代盛行的幅巾，更加普遍地流行士庶之间。而纶巾，原力幅巾中的一种，传说为“诸葛巾”，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小冠，前低后高，中空如桥，因形小而得名，不分等级皆可戴用。高冠是继小冠流行之后兴起，常配宽衣大袖戴用。漆纱笼冠，是集巾，冠之长而形成的一种首服，在魏晋时期最为流行，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物有多位头戴漆纱笼冠。 这一时期男子的足服，除采用前代丝履之外，特别盛行木屐。《颜氏家训》讲：“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脚著谢公屐”句，即源于此意。据《晋书·五行志》载，木屐最初流行时男女有别，男式为方头，女士为圆头，至西晋元康时就一律改为方头，男女一致了。 魏晋时期妇女服饰多承汉制。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深衣等。具体款式除大襟外还有对襟，这显然是受到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领与袖施彩绣，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腰条，外束丝带。妇女服式风格，有窄瘦与宽博之别，如南梁庾肩吾《南苑还看人》诗云：“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是在咏其窄式衣装之美。梁简文帝《小垂手》诗“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则是咏宽衣的潇洒与标致的。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在妇女中仍流行，且有发展，主要变化在下摆部位。人们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旗而名之曰“髾”，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因而具有“华带飞髾”的魏晋风度。 妇女的足服分丝、锦、皮、麻等质料，通常是鞋面上绣花，然后再嵌珠描色。 其鞋头样式，有凤头、聚云、五朵、重台、笏头、鸠头等。中国的鞋头非常有特色，它露于衫裙之外，既可免前襟挡脚，又可作为装饰，真可谓聪明之举，当时不分男女都是这样。 北方民族，泛指五胡之地的少数民族。由于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而服式便于骑射，其中最典型的服装为裤褶与裲裆，随胡人入居中原，对汉族服装产生强烈的影响，其式样独特，变化巧妙至今仍可借鉴。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亦称“裤褶服”。裤即为“胯也，两股各胯别也，以区别于两腿穿于一处的裙和袍。褶，一日在衽之袍也。”其股式如汉族长袄，对襟或左衽，不同于汉族习惯的右衽，腰间系革带，方便利落，且具粗犷之气。这种服式很快被汉族军队所采用，并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着，可作日常服用，裲裆：《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古代遗物中裲裆的形式为无领无袖，为前后两片，腋下与肩上以绊扣之，男女均可穿。裲裆多为夹服，以丝绸为之或纳入棉絮，后运用于军服之中，制裲裆铠，改为铁皮甲叶，套于衬袍之外。 小结 就中国服饰演变史来说，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阶层兴起了褒衣博带之势，飘忽欲仙之感，而这些正出自于政治混乱之时，文人意欲进贤，可是又怯于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饮酒、奏乐、吞丹、谈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寻求发泄，以傲世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国服饰演变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两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它处于国际交流空前扩大规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极的政治形势中结出了积极的互进的交会果实，既对中华民族的向前推进和更加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形成了一些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服饰。它宛如一个屡遭摧残的枝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让民族的服饰变得更加有特点，服饰进行了融合，对服饰进行了更好的设计。让服饰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服饰的设计感更强，对于服饰的推广效果更好。
就行为习惯而言，士大夫们的行为突破了以前的传统礼教，开始崇尚自由、真实。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石窟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是有非凡影响，是中国艺术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乾，阮〔王禹〕，应□（“汤”换王旁），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危页〕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栗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1927年7月18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鲁迅这篇演讲是在7月23日、26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附上一篇：李建明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探析 )，全文见参考资料的网址。
乍看着一文章标题，便要以为是如学术论文般严肃而艰深，但读下去才发现，鲁迅先生实在写得有理有据，且通俗易懂，严谨却又蕴含着趣味。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其实是讲稿，写得实在好看，他谦虚地在末尾说，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 可是，当我读完后，真希望鲁迅先生可以多讲讲相关的内容，短短万字左右的文章，将魏晋文章的风度变化以及和药酒的关系写得又到位又深刻。先生从曹操谈起，谈曹丕，建安七子里着重谈孔融。接着谈何晏，从这里就谈起了药与名士的关系以及后面的发展，略谈正始名士，又重点谈到竹林名士的嵇康和阮籍，最后以陶渊明结束。 这篇文章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有两点： 1.鲁迅先生的见地新颖且有说服力。 文章开始的时候谈到朝代时间长的，一般好人比较多，反之，则少。我看到时不得其理，结果后面鲁迅先生分析说因为朝代长，记录历史的人还是本朝人，当然主要就记录好的，而朝代时间短的，记录历史的是其他朝代的人，当然就更容易记录坏的。不得不说，在理。 鲁迅先生确实很会去揣测分析一个现象背后人的心理因素。这也是这篇文章所展现一个特点。 2.关于药与酒跟人的关系分析，非常通俗，但又一步步分析得深刻。先讲吃药的起源，吃药相关的表现，从外在到内在，又从起源讲到后续人们的效仿。酒也是一样。分析无论是吃药还是喝酒显现出的魏晋名士的态度。接下来又讲到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名士之风。最后由药与酒分析出人的态度，这里分析特别深刻。先生指出，崇尚礼教的人不一定就真的内心相信礼教，而表面反抗礼教的人内心却可能才是真正相信礼教，为此他还举证了阮籍等人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 至此，我更加明白，其实读书写作，除了量以外，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自己的思考，思考的方法对不对。鲁迅的思考力可谓卓越。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可以写清谈。这个属于哲学和思想范畴。我不确定你想做热门的还是冷门的，但是清谈对于儒教的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题目。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发内部信息给我。
可以通过晚唐诗人杜牧《江甫春》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引出佛教当时在中国的兴盛程度，进而阐述宗教教和当时政治的关系。具体的参考资料网上还是有很多的。希望你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毕业论文。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一是，要有自己设计的服装（服装设计样，设计图纸、制作工艺等）二是，阐明你设计的服装的创意。（这里面要有你的构思、观点、并对当下服装流行的分析）三是，说明你对自己设计的服装的前景预测和市场调查的综合分析（做到有理有据，有数据说话，最好还有市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四是，综上所述，得出你的服装设计所按照的创意理念是正确的。总之，毕业论文是一个对你所学习的总鉴定，总评价。也是对你的综合素质的总考评，你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认真做好资料的搜集和论文的撰写。很多东西只能靠自己了。同时这也是你展示自己才华的最佳时机。往往你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靠自己的毕业论文一炮打响后，许多的服装公司都想把他挖走。最后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了。祝你成功！
范文题目：《服装设计中美术思维的应用》将服装款式的设想变成服装成品的整个思维过程就是服装设计的全部内容，即从开始构思、画设计图，到选择面料、裁剪、样衣试制，直到制作出美观、实用的服装成品为止，这一过程的全部思维活动被称为服装设计。美学思维作为服装设计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可以融入到服装构图、设计图绘制、面料选择和裁剪、样衣试制中，有助于完善服装设计的色彩使用，继而提高服装设计的审美和艺术感，同时也为设计师们设计服装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史林编著的《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9月版）一书在回顾现代服装设计历史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服装设计的内涵、外延、创造性思维、要素、程序、形态等内容，对如何培养学生思维创新以及如何让设计者赋予自己作品创造性等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指导作用。通读全书，该书主要呈现以下几大特色：1结构清晰，逻辑性强《服装设计基础与创意》一书结构清晰明了，章节安排逻辑性强，便于读者获取所需知识。全书共由12章节构成，其中，第一章“现代服装设计历史”理清了服装设计的由来，分析了影响服装设计的发展背景，且从个体设计师主宰流行阶段、设计师群体主宰流行阶段、大众设计师共同创造流行阶段探讨了服装设计师与流行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服装设计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设计的类型、范畴和服装设计的概念、属性；第三章“服装的美学特征与服装设计师的素养”具体讲述了服装的静态美、和谐美、自由美及服装设计师的道德素养、艺术素养、文化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心理素养；第四章“服装的分类”从礼服、日常休闲服、职业服、运动服等4个方面探析了服装的种类；第五章“服装设计的创造性思维”诠释了逻辑思维、发散思维、象形思维、辐合思维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第六章“服装设计的要素”主要概述了面料、色彩、款式的基本知识；第七章“服装设计的程序”明确了“准备→构思→提供设计概念→结构设计→缝制工艺设计”这一完整的服装设计流程；第八章“服装设计形式美法则的运用”指明了服装美的最高形式和服装美的终极目标；第九章“服装设计中的点、线、面、体形态”解释了纽扣、面料纹样等要素给服装带来的效应；第十章“服装的系列设计”表明了系列设计的概念、原则和表现形式；第十一章“服装的款式与流行”主要阐释了流行的概念、发展和特征，回顾了20世纪服装的流行趋势；第十二章结合中国设计师的代表作品展示了服装设计的魅力。2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该书的编著目的在于告诉年轻人，服装设计是一项辛苦的工作，需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参与合作的精神。对此，该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了服装、服装设计的发展史，还阐述了服装设计师的素养、服装设计遵循的法则以及服装设计的含义与步骤，内容全面丰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在讲述内容时，注重详略安排、重点突出，其中第五章“服装设计的创造性思维”为全书重点，从3个方面回答了“如何让设计师赋予自己作品创造性”的问题：其一，要拥有服装设计的逻辑思维，在进行设计时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实用因素和生产因素；其二，注重服装设计的形象思维，锻造自己的设计观、创造力和想象力；其三，学会用发散思维提出问题，用辐合思维解决问题，懂得在服装设计中运用加减法、极限法、组合法、逆向法、变更法和联合法。三者相结合，从本质上说明服装设计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其艺术创造既需要形象思维，又需要抽象思维；既需要想象力，又不能脱离包装人体、制作工艺这些现实条件的制约，以及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3图文丰富，指导性强该书围绕“服装设计的基础知识与创意”展开论述，对服装设计的历史、要素、流行因素、程序、创意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并结合国内设计师的代表作品，详细地讲述了从灵感到设计以及最后怎样完成作品的过程。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在书中不吝笔墨、旁征博引，为读者准备了大量图表，这也有力地支撑了书中提出的观点与建议。就图画而言，其种类相对丰富，包括知识结构图、人体图、流程图等，如第三章第2节“图3-4”运用思维导图阐明了服装设计师的知识结构，第八章第1节“8-11”和“8-12”采用人物画说明服装美的最高形式之一在于重点突出。作者：顾晓晴 单位：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文创学院（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题目：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及成因分析 虽然科技的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同时我们的生活空间正逐渐被其各种衍生物所占据。于是，在科技与自我之间，我们也在寻求新的平衡：对自然生活的渴望、对无拘无束人生的向往、对自然清晰的认识与再认识、对科技客观的评价与把握、对精神空间的深层探寻、对古老文明的继承和反思......一场场国际时装秀都强烈地给我们这些信息。消费者、生产者、乃至民族和国家都十分关注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 字串8 那么当今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到底有哪些呢？其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 字串3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是设计师必须把握的重要趋势。它体现了设计师对社会的深层定位，其包括三大趋势：运动系列、环保系列和高科技面料的运用。 一 、运动系列 现在不论是T台还是大街，时尚的运动风扑面而来：窄小的茄克、轻薄的裙子、流线型的轻便女鞋加上高科技的材料和舒适的剪裁，拉链、连帽设计、尼龙搭扣、T恤、热裤...... 其实，这并非一夜之间的改变，时装与运动装的“感情”由来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蒸汽机车和商用飞机使人们感到空间在不断变小、好莱坞的影剧院和纽约的摩天大厦、汽车和家用电器、各种传播媒介和每天塞满家庭信箱的各种推销目录将人们推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快节奏生活。女人们纷纷走出家庭从事各种工作和体育、娱乐活动。敏感的设计师们很快抓抓住了这一社会变化。“时装女王”夏奈尔在女装设计制作中首先引入了针织概念，设计出朴素而时髦的机能性很强的管子状女装（将在此之前只用与于男式内衣的针织面料做成男式女套装，无领对襟羊毛衫套等），虽然她的锐意创新招来非议纷纷，但却同时发出了一个革命的信号：柔软、轻巧、不皱、针织令行动自由，让身体毫无羁绊地移动。它使人感觉自由舒适又毫不影响优美风度。同时夏奈尔还创作出长及腿肚的长裤、平绒茄克和大框架墨镜等一系列运动型作品，被誉为“运动型之母”。夏奈尔虽然“只有一种样式”（夏奈尔自称），但她的样式却有惊人的生命力，经久不衰。这是一种与现代生活非常合拍的，结构简练、合理、实用性很强的20世纪的代表作。 字串7 历史上运动时装成功范例府拾皆是：八十年代，极富运动精神又不缺乏女性味的索尼娅·里奇尔那舒适的海绵慢跑鞋是妇女们的青睐之物；她们还爱穿马里捷和费朗索瓦·吉尔搏设计的牛仔衣；还有十裁不衰的鳄鱼翻领运动衫；雷佩托设计的轻便舞鞋，混色的阿迪达斯迷你茄克和飘马的塑料运动包...... 近几季的运动系列服装更是愈演愈烈，在颜色和面料上，金属系列与明亮色（鲜黄、粉玫瑰色、橙色、草绿色、靛蓝色等，虽不是整体使用，但却有一种标志、一种在路上起信号的作用）的搭配,面料采用半透明尼龙、浆棉府绸、丝质雪纺、网状面料、翻新牛仔布、皮革、仿毛皮等；在外型上采用无袖短上衣、T恤、包型臂饰、无袖背心（两种面料叠用）、皮上衣、短裤、五分裤、运动配饰等，值得一提的是腰间背包，包型臂饰，展示出青年人希望两手空空，无任何负担，渴望自由的思想；在服装细节处理上，拉链与系带结合使用、衣兜处凸型滚边、暗扣新用途——尼龙搭扣、金属小扣、拉链代替钮扣、同质材料与其它材料综合使用，鞋子使人想起那种专门保护脚的鞋子——流线的造型从侧面看象一辆法拉利赛车，等等。现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年轻人或是长者，都穿上了球鞋和轻巧的茄克，运动装消除了年龄、性别和阶层的差异，难怪一位时装史学家说：“运动装是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标志性产物，过去的价值观失去了它的合理性，而人类尚未发明出新的玩意儿取而代之，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前途难卜的千年。面对疑惑，有两种态度。聪明的人踩着篮球鞋、套上拉链衫轻松自在地冲向未来，其余的人则蜷缩在自己狭小的壳中。” 字串7横亘于两个世纪交汇处的运动装选择了我们，紧张工作下的新千年的我们能拒绝她吗？ 二、环保系列 字串1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设计倾向。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国际时装设计大师们掀起了一股“生态学热”的风潮，不断推出环保系列服装，而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高，这股热潮有増无减。 字串3工业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以自己的生态环境换来了这种发展：黑烟、废水、废气、酸雨、温室效应、原油污染、病牛病等，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于是各国人民都开始自发地反省和制止人为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国际性的环境保护组织成立了。时装向来就是社会事象的睛雨表，“生态学热”这一主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现在国际时装设计在这一趋势中的主要特点是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和新的节俭意识。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海滩色、泥土色、森林色、天空色、冰川色以及非洲原始民族的自然色彩是设计师的主要用色。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在面料上选用一些未经人工处理的本白色原棉、麻、生丝等天然纤维织物，加上粗糙的手感；在造型上采用不加垫肩的自然肩线，追求无拘束的舒适性、原始民族服饰中一些自然随意的造型特点以及“内衣外化”、“薄、透、露”等手法大量使用；同时伴随生态保护意识出现的是人们对资源的珍视，开始重“质”而不是重“量”，追求以最低的素材发挥最大的效益，强调节约和废物再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的“破烂式”令世人瞠目，现在许多设计师的作品也出现了类似的设计倾向：故意露着毛边或流苏装饰，或不拆衣服的缝捺线，或有意暴露衣服的内部结构。甚至粗糙的大针脚也成为一种绕有趣味的装饰。在2000年12月份 中国国际时装周中，在日本设计师古川云雪先生的时装秀中始终给我们贯穿一个理念，那就是环保：手绘的鹦鹉图案、针织面料上印的昆虫图案都出现在时装中，表达了对自然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些面料大都是由环保厚材料做成的，就是用饮料瓶碾碎后纺成的，他说：“我热爱自然中的色彩和图案，太阳的火红、鲜花的艳丽及各种生物的形象、都是我灵感的源泉。这次时装秀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人们提倡一种环保的意识，环保理念深入到我的服装中，热爱自然就要保护它。这些环保面料设计成的时装，既是人类一种智慧的展现，对大自然也是贡献，而且对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对皮肤也有一些好处。” 字串2 这些现象，无不说明一个事实，环保这一主题在时装界方兴未艾，从某种角度看，它将引发一场人类服饰文明的深层革命。 三、高科技面料的运用 字串8 高速发展的科技使我们的很多需求得到了满足，但同时也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面临着由于臭氧层的破坏而导致阳光中过度紫外线的辐射；电脑、微波炉等家电以及手机的电磁波的辐射等，这些辐射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抗此类辐射的新型面料，同时随着我们人类自身文明的发展，我们其他的诸如舒适、保健、防水透气、免烫、防油污等需求也要得到满足，现在，高科技已能使我们的这些种种需求变为现实。例如，用微细旦长丝制织的高密度织物，具有优异的防水透气功能，解决了以前防水织物闷热不透气的缺点；“棉+莱卡”的内衣解决了以前纯棉洗涤后变型、缩水、走样的问题；“舒丝莱卡”这种高科技材料做成的内衣在强化塑身承托效果之余，更让女性感受到贴身的舒适与自由，打破了有关内衣“修形与舒适”不可兼得的观念；还有冬暧夏凉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面料、消臭面料、防蚊虫叮咬面料、智能播放音乐面料、随环境温度或光线变化而出现变色的面料等等。这些高科技功能性面料不胜枚举。千变万化的面料为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服装与高科技面料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服装设计的国际宏观趋势是以面料材质为构思创造的源泉，通过面料发挥与众不同特色，表达时装设计师的创意与灵感，传达服装最本质的美。现在高科技功能性面料正在走俏。 字串8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运动系列，环保系列，高科技面料的运用这三大宏观趋势并不是单独存在、绝无联系的，一方面，所有技术性的发明和新面料首先运用到运动服装，如前面所提到的冬暖夏凉的面料首先运用在登山服，消臭面料运用到足球服、反射红外线的面料运用到长跑服等。再如古川云雪先生的环保系列时装面料本身就是高科技面料；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变化的需求心理的作用，总是希望有新功能的新面料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就促使新面料不断地被开发和被国际时装设计师们所运用。可以说运动系列、环保系列这两者与高科技材料的运用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一体。
《浅谈现代展示艺术的设计风格》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和蔓延，信息传播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以更大的传输量，高速的传输方式，更广泛的受众面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现代设计概念中丰富的信息，在全球化浪潮的作用下充斥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积极巨大的意义，同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现代设计必须共同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共同面对人类文明宝库中地域文化的丧失，面对多元人类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现代设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现代设计在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担负重任，更要举起人类文明的旗帜，站在全球化的高度认识和发展现代设计。现代设计的概念设计是一种有意识、有动机、积极主观地解决功能，创造市场，影响社会，改变行为的创造行为。现代设计面向大众，更有别于传统设计概念的特征就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设计包容的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现代设计更体现出高科技的运用，显而易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借助其科学技术的先进，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透过设计以强势影响全球，落后国家及地区在享受西方现代科技的同时，势必要付出深痛代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影响，甚至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现代设计领域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学习、工作、社会交流、旅游娱乐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已远不及人与物之间的普遍大量，现代设计正是解决人与人通过物进行交流的手段.人类的设计由来已久，从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发展到现代的高档艺术消费品，从解决基本的使用功能到如今的纯精神满足，设计活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设计满足精神功能的特征更显强大。现代设计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迈进，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现代设计活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的相对丰富，人们对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设计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要求，肩负着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重任，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
又称流行风格，这个词（pop)来自英语的“大众化”，最早起源于英国。二战以后出生的新生一代对于风格单调、冷漠缺乏人情味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十分反感，认为是陈旧的、过时的观念的体现，他们希望有新的设计风格来体现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文化认同立场、新的自我表现中心，于是在英国青年设计家中出现了波普射击运动。波普运动产生的思想动机来源自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摇滚乐、消费文化等。英国的“波普”运动由于受艺术创作上的“波普”运动很快发展起来。波普风格主要体现在于年青人有关的生活用品等方面，如古怪家具、迷你裙、流行音乐会等，追求大众化、通俗化的趣味，设计中强调新奇与独特，采用强烈的色彩处理。这些设计都具有游戏色彩，有一种玩世不恭的青少年心理特点，好似流行歌曲一样，以其灵活性与可消费性走出英国国门，进而形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设计运动。“波普”设计运动时一个形式主义的设计风潮，由于违背了工业生产的经济法则、人体工学原理等，很快就衰退了，但是它在形式上的探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波谱风格代表20世纪60年代工业设计追求形式上的异化及娱乐化的表现主义倾向“波普”是一场广泛的艺术运动，反映了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力图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从设计上说波普风格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一致性的风格，而是各种风格的混合，他追求大众化下的、通俗的趣味，反对现代主义自命不凡的清高，在设计中强调新奇与独特，并大胆采用艳俗的色彩。宗旨:追求新颖、追求古怪、追求希奇，“波谱”设计风格的特征变化无常难于确定统一的风格，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折中主义的特点，它被认为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设计风格。
什么是波普艺术-艺术运动与风格
波普艺术,意即流行艺术、通俗艺术。是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简称,又称新写实主义，因为波普艺术（PopArt）的POP通常被视为"流行的、时髦的"一词（popular）的缩写。它代表着一种流行文化。特点:用色大胆奔放，风格简明，波普图案有：明星头像，几何图案，圆点，撞色设计，绘画涂鸦。推荐你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