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范文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论文题目：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关乎政治、文化、学术的公案由汉至今两千余年，对此评说不绝于史，众说纷纭有秉承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认为这是秦始皇个人暴政的体现，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行为，几乎也是教科书的一贯定论也有对此存疑认为是夸大其事者为此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许多学者的有关评论，整理出浅要观点。 一、史学界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自秦末汉初，约两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术界和民间广泛用词：汉语大词典》对其解释为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之事，亦作“蟠书坑儒”史学大家剪伯赞先生的：秦汉史》专着作这样的评论：“焚书坑儒，在客观上是对文化之一般的毁灭”,把之史记》所记载对四百六十余“诸生”的残暴坑杀，称之为“坑儒之惨剧”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曾说过：“近人有替始皇辩护的，谓被坑者不是儒生而是方士，我自己在前也曾这样说过，但这是不正确的，没有把本纪的原文细读清楚”当今学者郭志坤在引用郭先生这句话时明确表态：“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就是不折不扣的孔子之徒”一直到最近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其作为“面向21世纪”高校课程教材读本也依然鲜明的写着：“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的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同时也激起士大夫们对秦政普遍的抵触和反抗”。 以上引自各家说法，说明“焚书坑儒”一直为史学界所沿用，大家一致评判这是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严重摧残了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对儒家文化的一大迫害，引起当时士人的反抗。 二、秦始皇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 秦始皇在他统一之后并没有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来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的，而是奉行兼纳各家思想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对待儒生也是予以重任其表现如下： 第一，在中央设置博士一职。 博士是中国古代官职的名称，起源于战国：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说明当时，鲁国已有博士一职，由于当时秦国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制度，所以一直没有设置博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据史籍记载，“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公元前213洋“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和三十五公元前212）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七十人，特备员弗用”等记载看来，秦博士的员额为70人“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就是征召从齐鲁延揽的儒生博士70人可见，秦的博士皆由齐鲁的儒生担任。 第二，博士对于加强文化教育有很大益处。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三十五用曾谈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可见，当是秦始皇招揽大批儒生，欲以“兴太平”,巩固全国的统治从中央官吏职能看，博士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且各书大多数称秦置博士七十人，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看来，这应该是一支服务于秦宫廷的强大的文化势力，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言论力量。 第三，吸收博士儒生参与政事。 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就存在着议政事制度参与议政事的主要是宗族、大臣和客卿秦统一六国以后，则立即效法六国吸收儒生及博士参加议政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博士曾参与议帝号“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另据西汉刘向之说《苑·至公》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召群臣“议禅继”、“博士七十人未对”可见，秦一代博士已经参与政事的讨论，提高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第四、推崇礼仪。 礼仪，是西周维护统治秩序所制定的礼乐制度之一，礼制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有很大作用秦统一之初，为了减少关中与关东六国的文化差异，有意识的兴儒学，制礼仪秦始皇东游，至名山，都曾与鲁诸生商议刻石、封禅、祭山川之事，《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时，曾召鲁诸儒生议封禅之礼虽然在这次议礼时，“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默儒生”,但是通过这次议礼，还是可以看出，秦始皇希望通过定礼仪来兴太平。 由上可知，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对诸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采取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并试图以儒学安定和统一人们的思想。 秦统一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采取的是一贯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文化统一政策上却有着细密的思考秦国地处关中，长久以来与戎、狄打交道，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与有“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的齐鲁之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但是文化传承及法家文化取向，被六国比于戎狄野蛮之国，为诸夏文化所不齿，这不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因此，从秦统一之初的文化政策来看，秦始皇有意吸收六国故地诸子思想为巩固统治所用，所以制博士，秦初的文化政策对诸子思想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并不排斥不仅如此，秦始皇有意识的对诸家文化加以吸收引导，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所服务，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儒生加以打击报复，之后出现的“焚书坑儒”事件，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是秦始皇个人意志的体现。 三、“焚书坑儒”原由探究。 所谓“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是由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所引起的秦始皇二十六公元前221）年，巫相王缩等认为J“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建议秦始皇“立诸子”,遭到李斯反对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因而支持李斯的意见，废分封，置天下为三十六郡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淳于越当即斥责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的行为淳于越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也建议“封子弟功臣”,恢复分封制李斯否定了淳于越的意见，并认为淳于越是“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予以批准于是就发生了焚书事件至于坑儒，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导火线是侯生、卢生的外逃与对秦始皇的“诽谤”侯生、卢生是为秦始皇求仙问药的方术之士，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对于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甚为热衷，他令徐市求药“费以万计”,曾令他带数千童男童女海外寻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从中可见一斑然而他们屡次蒙秦始皇，认为秦始皇“刚。}n自用”、“乐以刑杀为威”,从而逃跑，始皇闻之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孺，总谓之曰“焚书坑孺”。 由此可以看出，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他们保留着先秦“耿直”、“无我”的品质，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运用所学去评判当今政治得失，公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制，这与秦始皇政治统治政策相悖，故为其所不容至于“坑儒”,其理由是儒生以古讽今，诽谤朝廷，惑乱黔首。 从焚书坑儒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焚书坑儒是在秦始皇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儒学发展的措施之后，由于部分儒生与秦始皇的政治矛盾所引发的恶性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诸家文化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而且焚书是焚不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书，而不是所有书籍，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借古否今，“以愚黔首”,从而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所谓“坑儒”,也只是坑“诽谤”秦始皇的不法儒生，虽然手段过于极端残忍，但是只是针对那些非法儒生，并没有指向全部儒者，这是很清楚的。 四、结语。 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粗暴方式对待文化思想问题，这是应该受到严重谴责的，然而这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冲动行为，他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意欲建立一个专制主义封建王朝，最初实行文化怀柔和文化融合的政策，想以此弥补东西文化差异，巩固统治，然而旧封建贵族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没有随着旧贵族的灭亡而消失，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焚书坑儒是这场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这场斗争使我国古文献受到极大损失，这是值得惋惜的。 就儒生而言，没有依据时代发展要求把儒家思想与秦帝国的统治需要结合起来，进行适当改造，只是拘泥于引经颂典、墨守成规，而且经过战国纷争，儒家学说形成多派，自立门户，自有一套理论依托，凡遇秦始皇询问儒者，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使秦始皇感到诸儒无益于事最主要的是，秦始皇想利用儒术神化皇权，以愚黔首，使自己的统治流传万世的目的没有达到，为了减少政治阻碍，从而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因此“焚书坑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综合全面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