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到中年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3-12-06 00:01:15

与人到中年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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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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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傅道春.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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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梦中情人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镜像理论与伦理学双重视角下《建筑师》解读2017-08-04夏双姗北方文学·上旬 2017年20期收藏关键词：伦理困境伦理学建筑师夏双姗摘要：镜像理论是拉康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分析法概念，它强调的是主体在精神界中自我和本我的构建、发展以及走向。拉康把人的发展分为现实界、象征界和想象界。在伦理学中，想象界就相当于伦理秩序，象征界是伦理环境。《建筑师》是易卜生后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试图从镜像理论与伦理学双重视角下解读《建筑师》，探讨主人公索尔尼斯的精神发展。关键词：镜像理论；伦理学；伦理困境；主体拉康是当代西方批评界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镜像理论”。其主要论点是“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结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建筑师》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国外生活二十多年后重返挪威的第一个剧本，具有自传性质。与前期创作中猛烈抨击宗教不同，《建筑师》反映了他本人晚年对艺术的一些持怀疑的态度及对宗教的向往，主要讲述了建筑师索尔尼斯在生活与事业、理想与现实的各种矛盾纠葛。本文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对《建筑师》中的主人公索尔尼斯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试图探讨其心理、精神的发展历程。1974年，拉康提出了现实界、象征界和想象界。正常人的发展是由这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构成的一个理性主体。如果这三者的顺序颠倒了，那么主体就从理性进入了非理性，甚至无理性，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主体精神分裂的过程（胡朝霞，蒋天平 2015）。根据镜像理论，可以把这部剧的叙事结构分为：第一幕主体的象征界；第二幕现实界；第三幕想象界。一、象征界：对“父亲法则”的接受与拒绝象征界，即符号的世界，是支配着个体生命活动规律的一种秩序，个体在期间通过语言同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同他人建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客体化，即作为主体出现。这个主体绝非自我封闭的主体而是一种语言关系中的互主性。象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说的能指者。象征的结构决定了主体的是非善恶原则与行为准则。主体进入象征界即是对“父亲法则”的遵守。索尔尼斯是自学成才的，没有进过专业的学校，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建筑学。但他很有天赋和毅力，刻苦钻研，终成一代建筑大师。当然，他的成功离不开老建筑师布罗维克的指导。布罗维克是他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布罗维克这一他者形象也是社会的要求，是“父亲法则”的代表。同时，索尔尼斯坚信，建筑师就该建筑带有高大塔楼的教堂，因为这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这代表着他对宗教的绝对信念。索尔尼斯成功后，本身成了“父亲法则”的代表。他掌控着自己的建筑公司，高高在上，以前的老板布罗维克和他的儿子都成了他的属下，听令于他。他的妻子虽不再爱他，但也一直默默承担着他给她的责任。索尔尼斯有很多不为人知违背伦理的秘密。他曾对医生表明自己与妻子之外的几个女人有过关系，这是“父亲法则”所不能容忍的。索尔尼斯与希尔达初见时，希尔达才十二三岁，而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建筑师。他当时亲了希尔达，并对她许下了诺言。他们之间的恋爱是不被世人所接受的。这是对“父亲之名”的否定。二、现实界：主体的伦理困境现实界是一种原始的无序和无知，主体无以接近和支配的领域，不是指客观现实界，而是指主观现实界，是欲望之源，类似于本我，是一种“已在此地”而又在思维和语言之外的东西，一旦可以被想象、被言说，就进入了想象界和象征界。现实的东西是由想象的东西与象征的东西结合而成。在象征的东西限制之下所实现出来的想象中的要求就是现实的东西，这就是人的个性中能够实在存在的东西。镜像理论中的现实界，是个体混沌状态中的原初需要，是一个脱离语言符号秩序的“缺场的在场”，黑暗无序、处于任何思维和语言之外而又永远“已在此地”的混沌状态，是欲望之源，很难表达和言说（Mary Klages & Jemej Pisk 2005）。镜像理论中的现实界就是无理性的世界。索尔尼斯看似很成功、幸运，实际上他正经历着种种伦理危机，深陷三重伦理困境，混乱不堪。事业上，索尔尼斯是在布罗维克的指导和瑞格纳的帮助下成为一代建筑大师的。他把布罗维克和他的儿子收到自己的工作室，这既展示了他的仁慈，又把他们父子置于监控下，使他能安心。但索尔尼斯也意识到，人都无法逃避的年老体弱的一天，布罗维克的命运正像一面镜子，将是他未来年老之后的真实写照。戏剧一开始就由布罗维克出场，“突然站起来，好像很痛苦，喘吁吁地...”（易卜生文集第7卷 6），并感慨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了”。瑞格纳是年轻一代才华横溢的杰出代表，他的才华与努力让索尔尼斯深深担忧自己被取代。他想逃避这样的命运，所以一直压制瑞格纳，丝毫不给他展示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不给瑞格纳独当一面的机会，他就不会被超越与取代。所以不管布罗维克怎样求他，他都不答应。事业上面临被瑞格纳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取代的危机，体现了在面对新陈代谢这条人类发展规律时，老一代人既无能为力又极其恐惧的伦理困惑以及新一代人跃跃欲试、另立门户的伦理要求。感情上，索尔尼斯与三个女人有情感纠葛。妻子艾琳在父母老宅被烧毁以及亲生双生子死后深陷于悲伤而无法自拔，两人的婚姻生活早已名不副实，感情没了，家也不再完整幸福，只剩下空洞与凄凉。当艾琳怀疑索尔尼斯与开雅有不正当关系时，他并不解释，任由艾琳“冤屈”他，觉得这是“一种有功德的苦修行”。他不愿与妻子交流，任她经受折磨。对于开雅，索尔尼斯并没有真的动情，平常各种亲昵暧昧只是想利用她把瑞格纳留下。希尔达与索尔尼斯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希尔达心中索尔尼斯是英雄，是梦中情人；而索尔尼斯心目中，希尔达是黎明的曙光，年轻、充满活力，给他希望和力量。他俩无话不说，她就好像是索尔尼斯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好像是自我之间的对话。索尔尼斯与艾琳是夫妻关系，开雅、希尔达分别与索尔尼斯是情人关系，开雅、希尔达、艾琳又是情敌关系。索尔尼斯陷于复杂的感情纠葛之中无法自拔。信仰上，信仰危机。希尔达的两次出现，都是在索尔尼斯出现信仰危机时。刚开始索尔尼斯很信奉上帝，一直都只建筑供奉上帝的教堂。但自从那场大火他的孩子死后，他便不再盖教堂了。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那么虔诚，上帝怎么忍心把他可爱的双生子给带走。后来他想，上帝这么做是为了能使他专心于建筑事业，不被其他事物所打扰。上帝在他心中不再高尚，而成了自私的存在。他不再做他曾以为的最崇高的事业，转而开始给平常人建筑住宅。但十年过去了，索尔尼斯又开始觉得，“给世间凡人盖住宅——简直毫无意义” “我并没有真正盖过房子，也没为盖房子费过心血！完全是一场空！”（91）他已经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容身之处，他并不能为他们建筑一个名副其实的家，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完整，深陷严重的信仰危机当中。endprint三、想象界：对他者伦理身份渴望想象界，是一个欲望、想象与幻想的世界，是在主体的个体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个体无意识往往在期间显露。想象通过镜像阶段把有意识地、无意识地所知觉的和想象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形成世界的图像。想象秩序和想象身份对主体既是诱惑又是陷阱，主体会沉浸在想象的秩序中无法自拔，造成主体伦理身份的混乱从而陷入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伦理困境往往是由伦理悖论导致的，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聂珍钊 2014）。”索尔尼斯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成就是以自己和别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深深自责，觉得自己背负着一笔永远也偿还不清的债务，特别是对于艾琳。艾琳本应成为孩子们的灵魂建筑师，但那场大火使她无法成为那个她“应该做、可以做、并且非常想做的女人”，她成了一副空壳，整天活在悲伤中无法自拔，索尔尼斯把这一切罪过都归在自己身上，生活困苦不堪。这时希尔达出现了，他重焕生机。回想起自己曾经对建筑事业的热情以及勇敢地爬上高处追求广阔和自由的心情，那些压在他身上的社会伦理困境、婚姻与爱情伦理困境都迎刃而解，即使是信仰坍塌的宗教伦理困境也烟消云散了。“伟大的主宰！听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要当一个自由的建筑师——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不再给你盖教堂了”（92）。同时，他也不再给世间凡人盖住宅，而是要建起世上最可爱的“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源于希尔达最初的想法，这“抹上了一层虚幻甚至虚无的色彩，并最终伴随建筑师索尔尼斯从塔楼坠地而戛然而止，却透漏了主人公索尔尼斯，包括易卜生本人的精神顿悟和不懈努力”（孟湘 2011）。本质上是在拨开世俗杂务之后面对人生终极问题的生命伦理选择，换句话说，就是希尔达所谓的“抓住自己的幸福，抓住自己的生命”，只有清楚并按照自己的内心行动，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快乐和自由。索尔尼斯最终视死如归般地爬上新房塔楼，把花圈再次挂在高高的风向标上，可以从中感受到他被压抑的灵魂得到了解放，人生理想得以实现。四、结语处在多重危机中的索尔尼斯变得有些疯狂。他说他是一个有特殊能力，有山精气质的人，易卜生有一句座右铭： “生活就是与内心的山精较量，写作就是对自我的审判。”所谓山精其实就是灵魂、精神、欲望一类的东西。有山精气质的人就是为灵魂自由、欲望实现不惜一切代价、奋不顾身的人（杨华轲 2016）。索尔尼斯最终以死亡告终，摆脱了社会对他的种种束缚。主体是一个徘徊在想象界和现实界中分裂、破碎的主体，又是一个丧失了伦理意识、非理性直至无理性的他者。参考文献：[1]胡朝霞，蒋天平.镜像理论和伦理学双重视阈下的《海尔格伦的海盗》[J].求索，2015.[2]Mary Klages and Jemej Pisk： Jacque Lacon[M]. Tretjidan， Letn，2005.[3]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M].潘家洵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孟湘.建筑师生命超越之祭[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杨华轲.论《建筑师》索尔尼斯的三重危机[J].芒种，总第431期，

“乱世出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大批军事家、战略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军中，有运筹帷幄的艾森豪威尔、勇往直前的巴顿、高高在上的麦克阿瑟等等。然而，这些将军取得战绩的背后，都离不开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提携和帮助。

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之所以选择军人生涯，完全出于偶然。在其16岁之前，既没有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也没有家族的传统。“上军校”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参军入伍主要是针对其兄长的“报复”。

马歇尔兄弟俩的“矛盾”，还要从他“不是省油的灯”说起。

1880年，马歇尔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富裕家庭，父亲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排行老三，上面还要一个姐姐和大他6岁的哥哥。按理说，在这样家庭里出生的孩子，是幸福而自豪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倒霉”和“闯祸”，可以说是马歇尔少年时期的关键词。对其父亲来说，聪明乖巧、能说会道的大儿子和女儿是他最疼爱的，但不善言辞、手脚不灵活的马歇尔，好像是个“多余”的孩子，经常是“麻烦”不断，惹是生非。

作为最小的孩子，不仅没有得到哥哥、姐姐的“关爱”，反而成为他们的“背锅侠”，所有的错事都算在他的头上，百口莫辩的马歇尔常常受到父亲的责罚，皮肉之苦是“家常便饭”。好在有其母亲袒护，让他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

更让家人生气的是，马歇尔的学习“很烂”，经常在班里排名倒数第一，甚至不得不责令转学，哥哥和姐姐都不愿和这个“学渣”般的弟弟一起玩。于是，用“恶作剧”的方式，引起家人的关注，成为他的“拿手好戏”。

将青蛙放在姐姐的被窝里，引马蜂破坏家庭聚会，在学校欺负女同学等等。招致而来是父亲的“特别关注”——一顿毒打，“学乖的”马歇尔越来越孤僻和执拗，常干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白了，家人越反对的事情，他越要干。

在同学们的讥笑，哥哥、姐姐的捉弄和父亲的打骂中，马歇尔度过了一个并不快乐的少年时期。转眼到了16岁，高大而不灵活的马歇尔，面临着未来该干什么的问题。其父亲准备将他送到弗吉尼亚军事学校读书，但遭到了哥哥的强烈反对。

原来，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的哥哥，选择了在一家工厂当工程师。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其父亲坚信部队能够管束马歇尔，但其哥哥认为如果这么做，会败坏他的和家庭的名誉，并极力阻止。这反倒激发了马歇尔的兴趣，说什么都要去。

在他看来，在各方面超过哥哥，就是最好的“报复”。

弗吉尼亚军校对于马歇尔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从小“顽劣”惯的他，并不认为自己会不习惯严格的训练，反而新鲜和“逃离”家庭束缚的快感，让他有了超越哥哥的信心。当然，让不看好他的父亲心服口服，也是他的努力目标。

首先，枯燥、严格管理的军校生活，对他来说“小菜一碟”。从小被打骂惯的马歇尔，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与父亲的责罚，哥哥、姐姐的嘲讽相比，这里针对“耗子”——新生的欺凌，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有这样的承受能力。

其次，办事牢靠，讲义气，赢得了师生尊重。一次，身材高大但动作笨拙的马歇尔，被高年级学生要求“蹲刺刀”，结果体力不支，刺刀扎进大腿，鲜血直流。他到医务室包扎后，依然参加训练，并没有将此事报告学校，这些高年级学生保住了学籍。

他们十分佩服马歇尔的“讲义气”和勇敢，宣布任何人不得找他的“麻烦”。不过，这件事还是让教官们从侧面了解到了，他们对其办事牢靠、坚强意志的品质，赞叹不已。自此，马歇尔就像是出人头地的“好汉”，赢得了师生们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在军校找到了奋斗目标。如果入学当初有“报复”家人的想法，现在的他要超越所有人，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通过认真训练和学习，动作不再笨拙，军事历史更是他热衷的理论课。他的认真，引起了校方的关注。

第一年，他荣升班里唯一的学员下士。这样的成绩，在马歇尔人生旅途中，是第一次得到好评，他更加有信心了。第三年成为班级第一上士；最后一年更是获得全校学员羡慕的最高军衔——第一上尉。当然，这些职务的晋升，都与其优异的学习成绩分不开。

担任第一上尉，要组织全校的大型集会，这其中的协调、上传下达和管理经验，成为他军人生涯中最擅长的能力。最让他开心的是，站在前台对着上千名学员喊着口令，犹如指挥“千军万马”一般的痛快淋漓，马歇尔更加渴望成为职业军人。

毕业后的马歇尔，事业、婚姻双丰收。

马歇尔对其军校生活十分满意，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然而，弗吉尼亚军校与西点军校不一样的是，毕业后的学员不能自动成为美国陆军军官。也就是说，要成为一名军人必须是优秀的毕业生，还需要校长、议员的推荐。因此，他开始积极的“活动”。

一是，找校长推荐。马歇尔在军校的成绩是优异的，尤其是最后一年，他的总成绩在全班排第五，其中军事课程高居榜首。这样的“可造之材”，校长自然高兴推荐，当他去询问的时候，校长已经给总统写了推荐信；

二是，找父亲的关系。马歇尔的“脱胎换骨”，让其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于是，当儿子有需求时，积极串联其政界、商界的朋友，向陆军部和国会议员“推销”自己的儿子，为他争取军官委任状。

令人惊讶的是，马歇尔为了保险起见，决定亲自上门“自荐”。他只身来到华盛顿，找到陆军部，又去了国会，但结果都不满意。最后，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找总统。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目的就一个，希望得到陆军军官的委任。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马歇尔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少尉。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可以和自己的未婚妻莉莉小姐结婚了。莉莉小姐年长马歇尔4岁，是当地的大美人，天生丽质，成为男性青年们趋之若鹜追求的恋人，他的哥哥就是其中之一。

马歇尔不知道他的哥哥当年在军校时，“苦追”了两年莉莉小姐，都遭到了回绝，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这个曾经根本瞧不起的弟弟，现如今居然这么有本事，把自己的梦中情人“撬走”，“抱得美人归”，羡慕、嫉妒、恨，自然不在话下。

从另一个角度讲，马歇尔终于实现了他当初的目标，无论是学习、事业，还是婚姻都超过了他的哥哥。这种舒畅的心情，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有体会了。所以，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确定一个目标，才会有动力去实现它，马歇尔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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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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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对恋人的思恋啊，语文的夸张手法吧。

引言恋爱观——异性之间在生理、心理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下互相倾慕和培养爱情过程的思想观念。在当今高校，大学生谈恋爱已经是很普通的现象了，在校大学生的年龄平均在20岁左右，已经是合法的公民、成年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约束。在性心理和性生理上都趋于成熟的时期。他们渴望爱情，而且中国高校的条例、条规上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可以结婚。因此，大学生谈恋爱本是无庸质疑的。但恋爱后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上的排他、波动，使恋人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因情所困，放弃学业，悔恨终生；为了爱情大打出手，出现校园喋血事件。两人感情出现裂痕，脆弱的青少年选择了自杀来逃避即将破碎的恋情。等等这些都为大学生本应纯洁、忠贞的爱情涂染上了灰色的一笔，让社会在置疑：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学习期间谈恋爱？在爱情与学业的选择上，孰重孰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社会现象的影响，大学生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性解放” “性自由”。在这样的思想下，出现了恋爱不是为了婚姻，恋爱不是真情的表现。把恋爱当成毕业后发展的“动力源”；把恋爱当成大学期间排解忧愁的方法；把恋爱当成一种时尚，展示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大学生在解放思想的同时，忽视了道德、社会、法律的约束和谴责。这样的想法又为大学生本应正常的恋爱涂染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让社会又质问：这些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做出来的吗？我作为一名即将毕业，从事高校辅导员工作的青年教师，在读大学的五年里（专科三年、本科两年）耳闻，目睹了大学生被情所困的痛苦为情所引发的种种暴力时件，因情而逝去的年轻生命……。因将来从事的工作将与大学生们经常交往，因此，如何去了解青春期后期的大学生们；如何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让他们健康的成长，顺利的完成学业，走向成功是我的理想，是我的奋斗目标。想让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想让家长放心、社会放心，首要解决的问题即大学生恋爱观问题。这是重中之重。当代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性格孤傲、感情脆弱，如何去开导他们，帮助他们走出感情的误区呢？让不必要的痛楚事件减少，乃至消失呢？我一直都有着将恋爱问题深刻研究的心愿，借此毕业论文的机会，通过对青年性心理、性生理的了解，查阅了大量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书籍；在网络上查阅了大量事实案例；摘录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论文精髓；再加之自己五年来在校期间的耳听目睹，身边的事例，自己的领悟，完成这篇论文。研究当代大学生恋爱观，目的在于从生理、心理上了解当代大学生对恋爱观的认识与态度，列举事例分析由于不正确的恋爱观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以及西方思想、社会对大学生恋爱观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使大学生能认识爱情观，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顺利的度过大学时期，取得爱情与事业的 “双丰收”。原文地址:楼主我找了很久的，不容易啊，楼主觉得还可以，采纳把，有你要的参考文献的

与酒中窥人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一、综述酒的文化内涵。酒，这个词引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本义:用高粱、大麦、米、葡萄或其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1]这是对于酒的最表层的释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2] 酒是恶因，酒可致亡国败家，可致淫乱杀伤，这是《说文》对于酒的的解释，当然这是从负面角度谈酒是古代的一项荒唐的发明。还有许多典籍论述了酒的意义和功效。如酒曰清酌——《礼记·曲礼》；酒食者,所以令欢也。——《礼记·乐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礼记·射义》；酒,百乐之长；又,酒者,天下之美禄。——《汉书·食货志》；不为酒困。——《论语·子罕》……总之古代对于酒的的话题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酒在当代给人的印象很可能是负面的，如酗酒、酒鬼……这些不文明的粗狂的词汇确实令人陷入一种尴尬的维谷。但是，当我们真正回顾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不难发现，酒在华夏沃土上酝酿珍藏，早已形成了一种古老的文明——酒文化。任何对于就的误读和偏见都是不可取的。二、关于酒文化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理解，都会归咎于神仙所为。“酒”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酒是液体，多黄白色，或辣或清香，给人带来火感受，遇火即明，未开化的古人不知其所以然，便认为酒神所为。古代流传“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人类造酒的起源最早追溯于距今约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当时造酒实属偶然，经粮食、水果自然发酵所得，工具简陋，酿造的多数低度米酒和水酒。（如左：西汉酿酒图）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这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酒文化,逢重大节日和喜庆之事人们必定饮酒。岁末除夕,“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节有饮桂花陈酒的习俗。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出生酒、生日酒、婚丧酒、升学酒、晋升酒。总之，酒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袭承下来。三、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情结。中国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情爱、离愁类的作品居多，故诗歌中经常流淌“酒”“泪”液体，泪的味道既咸又苦，大多为女子所流；酒的味道又辛且辣，大多为男子所饮。两者结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于酒文化与文学的渊源可从如下几方面一一做理会。1．酒可以避政，明哲保身。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谓文之豪杰，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或谈禅或饮酒，酒后大醉，一醉不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七贤之首阮籍，性嗜酒，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贿赂曾大醉60天从而躲避了曹氏集团的灾祸。2．酒是文人创作的畅饮伴侣。文人相聚饮酒是盛事，月下独酌更是雅兴之至。酒可以刺激神经、活血兴奋，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文人作诗多有美酒相伴。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可谓诗之上作。一箪食，一瓢饮，自然是饮酒，就到了诗人的仙境。“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酒可以张扬个性，抒发自由之感。诗仙李白不仅诗作得浪漫飘渺，其酒量可谓“量能扛鼎”，素有酒仙美称。李白的诗歌多半是在酒后大醉创作的。如描写杨贵妃的佳句，正因李白的酒兴衬托诗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试问能有此大气磅礴的阵容者能有几人？3.酒之最美不在酒味而在意境。 “兴观群怨，物我两忘”[5]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文人的诗歌亦多以酒为题材。周代的《诗经·鹿鸣》“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周代的宴请诗生动的记录了宴饮的热闹场面。《鹿鸣》等十二首风雅诗曲被文人士大夫称作“乡饮酒礼”。[6]唐代盛世为文人饮酒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李杜诗篇百分之十五左右都是以酒行诗作赋的。酒一可以激发人的斗志。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一分飒爽英姿和人生豪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慰藉人的情感，李清照宋代的巾帼女诗人，一洒热血，一咏菊酒，“三杯两盏淡酒，怎地他晚来风急？”的萧索落寞。东坡居士喜酒，酒后做文若干，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一个“诗酒趁年华”的豪放派巨匠。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香的酒味。放荡不羁的柳永更与酒结缘，留迹于青楼曼舞的他与歌舞酒影相随，有雅致即兴诵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出了诗中含酒，酒中酿情的风韵。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酒的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文人莫不与酒结缘。不少文人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酿出绚丽的诗篇。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浩瀚，喷涌勃发，好似一股酒泉涌向滕王阁的高栏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是酒兴勃发，怀才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被后人耳熟能详。“酒的欢乐”,“酒的悲哀”,酒和文人的文学创作共同辉煌灿烂。四、对于酒文化的传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酒文化。酒文化预示着一定的人生意蕴。酒虽然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缓解压力，带来暂时的愉悦。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批判吸收的视角继承酒文化的辉煌传统，虽不能如古代文人豪气冲天，斟酒耽佳句，我们可以解酒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聊以自娱，得以自乐。酒文化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文的阅读课写作之中，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沉淀的酒文化，淹没不了文人对于酒的钟爱与偏嗜。形式可以变，传统不能丢，批判扬弃，丰富创新才能有新文化，创造新文明。

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扩展资料：

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与大师和年轻人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C班还是A班？

百度一下就有了

纪年被遗忘的学人——读书——凤凰网看大师：影响后人的文化脊梁大师，不仅是自己专长上给世人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是精神上的标杆。他们屹立在那里，激励后人。巴金，陈寅恪，却在自己的年岁的终点处，仍有着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大师的魅力在于不断反省：巴金——中国二十世纪的良心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遂而成为青年的偶像。“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大师的魅力在于学无止境：钱钟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文化昆仑他说，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要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成为一家。钱先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小说家观点解读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他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国与世界，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格上的榜样。作为知识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过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他曾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90%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志。”大师的魅力在于无媚骨：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大师的魅力在于一针见血：熊十力：“中国文化亡了！”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复观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品学术：懂书斋里的人间情怀也许，有类人躲在书斋为人所不知；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皇皇巨著；我们更不清楚，他们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着石头上山，而每次又从山顶滑下来。可当他们之中有人说：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人们又会想起什么呢？学术生活中的良苦寄托——费孝通：学术虔诚者93岁高龄时，他还去了甘肃定西考察。“他的脑子里其实一直没有离开学术。他又对我们说，有人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他认为，他这一生写下的文章就是‘自传’，不必再写了。他打算花时间写些总结性的、在学术上有点分量的东西。因此，他除了开会、看书，就是下去调查研究，回到家里，也是进了书房就看书，一看就是四五个钟头。他有这样一个本领，看书或写文章的时候，不管身边有什么人走动、说话甚至吵闹，他都会旁若无人，不受影响。学术生活里的皇皇巨著，书斋里的低调人生——罗念生：为学术献身罗念生一直与晦涩、枯燥，像甲骨文那样难懂的古希腊文学打交道，终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灾难和厄运时时临头的日子里，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除了吃饭和睡眠的时间外，几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宽的书桌前度过的。在他的住所，人们从窗外总看到秉烛夜耕的他坐在书桌前，从黄昏到深夜，那盏黄红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在严热的夏天，晚上乘凉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灯前像偶像般的他，专注地坐在那里。这种情景引起小孩们的好奇，他们多次登窗沿向内窥望、逗闹，竟都引不开老人的视线。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老人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这次他听见了，他离开书桌走向窗口，笑着向孩子们招手……。事后，他把这段故事讲给家人听，并引以为乐。他心甘情愿，矢志不渝，不追求热门，不图名于一时，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领域里的先驱者。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慕人格：看大师那块硬骨头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顾准：黑夜里的持灯人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总述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我们是否需要大师》（《中华读书报》）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大师”与“大猪”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判季羡林、任继愈去世之后，伴随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师”二字多到令人厌烦，凡称季羡林、任继愈，必在其名之后缀以“大师”二字，季羡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烦闷不已，要知道，季羡林曾公开表示，如果包括“国学大师”在内的三顶帽子（另外两顶为“学界泰斗”和“国宝”）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会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不愿意戴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就是个土包子”。无独有偶，和“我就是个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饶宗颐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打趣地对记者说，“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必要重复一下饶宗颐这句语录的产生背景：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一片“大师”称谓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体以“究竟谁将成为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为题展开调查，饶宗颐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张其成、冯其庸、傅佩荣。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没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头上，饶宗颐的一句“我不是大师，我是大猪”，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轻轻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无形之中。将大师与大猪对应起来，充分体现了饶宗颐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师这个称谓在这个时代所蕴涵的危机和压力，当大师成为一件廉价的帽子，被学术混子们挣来抢去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真正的文化老人，应该对这种虚名抱有藐视的心理，他们的价值所在，在于为文化传承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体现在一个虚名上。饶宗颐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大师’是佛家说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师。”这句简单易懂的话，十分朴素地向公众解释了“大师”的来源以及不愿意当大师的缘由。和某些文化人“坚辞”大师之后又“退让一步”默认大师不同，饶宗颐以孩童似的天真语言，将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这该让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师情结的人羞惭不已。“大师”与“大猪”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对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饶宗颐的“大猪说”也当是对持续高烧数年的“大师热”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评。针对季、任两位老人去世后引发的一片“从此无大师”哀悼声，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大师饥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体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费名人”的娱乐色彩，季羡林追悼会上发生的“乌龟事件”闹剧，读来令人心生悲哀。那么多人痛悼“大师”，那么多人操起键盘廉价地跟帖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几个人读过“大师”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师饥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更加焦虑，愿饶宗颐的一句话能带来当头棒喝的效果，该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虚幻的大师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让“大师”这个词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吧。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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