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文学的血肉，那么，文学的灵魂就应该是贯穿着并统率着它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儒学、道家道教和佛教三者，就是唐代思想的几大渊薮，也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说明的是，我们称儒、道、佛三家为“三教”，是沿用了唐人的说法。其实，笼统地称它们为“三教”并不太确切——佛教确是一种教主、教义、教典、教规齐全的宗教，但儒学就根本不是一种宗教，只因它在唐代占据着思想的统治地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其对知识阶层的作用和知识阶层对它的服膺程度，犹如宗教之于教民，所以儒学也被含混地称作儒教。道教固然是宗教，但与它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道家学说，却并非宗教。对于儒道佛三家，我们重视的是其哲学思想的层面，主要着眼于它们如何从思想上制约和影响了文学，如何成了主宰文学灵魂的关键要素这样的问题。 儒、道、佛三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唐代，它们处于既斗争、又和平共存的状态。 斗争是经常的。例如早在唐初，就有人猛烈地反佛。傅奕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释教疏》，先后“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并曾以儒学宗旨在朝廷与信佛的萧瑀争论：“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喻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有力的辩驳，使萧瑀无言可对。此后，开元贤相姚崇也是反佛的。中唐韩愈的辟佛更是不遗余力，一封《谏佛骨表》，虽使他“夕贬潮阳”，但影响巨大。道佛之争同样也很激烈。唐王室为巩固其统治，奉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先，对道教倍加尊崇。从武德三年为老君立庙，到天宝十三载为之加号至“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道教俨然成为李唐的国教。但佛教在唐代也很发达，全国各地寺庙林立，宗派纷繁，僧尼众多，译经事业极盛，且有特别尊佛的皇帝，如武则天。所以，道佛二教为生存与地位，遂展开持续而互有胜负的斗争。 作为教派，佛道之争有时相当激烈；在思想的层面上，则儒佛之争也几至水火不容。但这毕竟是景观的一侧，景观的另一侧则是三教的共存。不但允许共存，而且提倡辩难切磋，并曾由朝廷组织此类论辩，那就是著名的“三教论衡”。《新唐书·徐岱传》载：“帝(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唐文宗大和元年，又以皇帝诞辰，在宫中举行三教论衡。《旧唐书·白居易传》：“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在白氏文集中，还保存了这一次讲论的记录(参与者的名字与史载不同，白居易《三教论衡》文中记载，除他外，有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和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二人)。从史料看，这种官办的辩论会，当然不会触及真正的斗争焦点，而且最后必是结束于三家的和解，“同归于善”而已，以至于后来把这种本该是学术性的论辩视同排演出来娱悦君主的戏剧。如唐末优伶李可及就曾以三教论衡为题演为“滑稽谐戏”，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取笑了一番。当然，尽管三教论衡并不能真的在理论上解决什么问题，但对制造三教和谐共处的气氛，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哲学基础不同的思想体系能够共存共荣，这对活跃文化空气，特别是对培养人格健全而内心丰富的文学家，从而推动和繁荣文学创作，具有格外重要的、几乎是决定性的意义。 下面分别谈一下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具体作用和影响。 儒学对唐代文学家最根本的影响，体现于他们人格的塑造上。我们在前几章中论及的许多作家，不管是初、盛、中、晚哪个阶段的，大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渴望能为国家的强盛繁荣作出贡献，对民族和百姓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李白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显清一”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典型表述。而这种人生观的前提，则是绝对地承认和拥戴封建君主的统治。他们把忠诚于君主和献身于国家、民族看作同一回事，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种人生观是如此地正大而坦荡，甚至于崇高，所以他们无不理直气壮地宣扬、贯彻和坚持。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员半千，到李白、杜甫直到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乃至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他们诗文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尽管因时势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当中有的人儒家思想的色彩更浓也更纯净些，如杜甫，于是便被后世称为“醇儒”；有些人比较复杂，如李白的思想就打着浓重的道家、甚至纵横家的烙印，但真正左右其行为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就连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也并不是真要出世无为，而是以“功成”为必要前提的。他屡屡说要效法鲁仲连、陶朱公(范蠡)、张子房，似乎强调着隐居与出世，其实兴趣所在仍然是这些人退隐前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力挽狂澜的诸葛亮和谢安石。儒家始祖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亚圣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才是其思想的真正来源。他之所以这样想，也与天宝年间已趋腐朽的政治局面有关，比他更早些的陈子昂、员半千，面对的是盛唐前期仿佛更为乐观的形势，他们就只是一味向前而极少想到退路。唐代也有一些文士有“疑儒”的倾向，如元结、李商隐，但所疑只在局部，或出于一时义愤，归根到底，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儒家的规范之圈。到了皮、陆和罗隐生活的时代，唐朝的统治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他们对现实展开了多方面的无情批判，然而，他们所操的武器，不是别的，而仍然是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传统，使他们的人格彻底儒家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传自圣贤的权威话语，浸透了他们的骨髓血肉，成了他们一切言行和创作的内在核心。 至于那些凭借儒术和文才跻身于官场或想借此进入仕途的人，当他们吟诗作文，特别是奉命代草王言或进谏上疏的时候，就不但不能违背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思想，而且对处于权威地位的儒家话语，也必须能纯熟而准确地加以运用。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儒家思想和话语的霸权就表现得更突出了。这里以文臣贾至代草的《诏天下搜贤俊制》为例略作说明。 这篇制文作于“安史之乱”爆发的次年、唐肃宗灵武即位之初(至德二载，757)，内容是检讨玄宗末年进贤之路的壅塞，号召天下大力搜求荐举贤俊，以充实官僚队伍。文章不长，一开头就引用儒家经典《尚书·说命》中的话“惟理乱在庶官”，确立起全文的总前提。接着便据以对前此“奸臣执权”，“使忠臣不得尽其谋，才士不得展其用”的现象进行批评。然后表明下诏书的宗旨和指导思想：“缅惟尧、舜求贤之意，周公吐握之义，思欲广进髦，辅宁邦家，实赖公卿大夫，弘为视听。”在说明公卿大夫们应如何行动时，又引用了儒家经典，所谓“《易》曰：方以类聚，《语》曰：举尔所知”，一出《易经·系辞》，一出孔子《论语》。文章之末又举出《春秋》书中两个例子，再次说明举贤的重要和不举贤将会蒙受的恶名：“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瓜衍之邑；柳下惠贤而不举，臧文仲被窃位之名。《春秋》书之，千载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欤!”短短的一篇制文，用到如此之多的儒家经典，儒家思想显然起了灵魂和主宰的作用，作者对此不熟读且能灵活运用，当然是无法办到的。 除了这种直接的运用外，儒家思想还作为文学观念和审美批评的标准而制约着唐代文学。儒家最基本的文学观是将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毛诗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最经典而扼要的概括。用唐人的话来说，就叫做“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后世一切儒家诗文论，不过是在此说法上加以引申发挥而已。它自然也深刻地体现于唐代文学之中，尤其是像陈子昂、李白这样的诗文革新者、杜甫这样“奉儒守官，未赘素业”的政治诗人、新乐府和古文运动作家那样自觉用诗歌文章辅佐政教的人们。陈、李尖锐地抨击齐梁文风，他们的理论武器就是这种儒家文学观。陈说：“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李更是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他们向往的“风雅”和“大雅”，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文学，就是在文学中要对政教状况有所美刺，有所谲谏，也就是具有“风雅比兴”。杜甫诗歌的题材虽然广泛，但其核心内容正如宋人所说，是“少陵有句皆忧国”，是“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总之，是纯正而浓厚的儒家思想。新乐府诗的提倡者元稹、白居易对此更是强调。元稹在为杜甫所作的墓志中，充分肯定杜甫，对李白尚有不满。白居易则明白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表示自己创作乐府的目的就是在“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他对张籍的褒赞更鲜明地鼓吹了儒家的文学观：“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儒家的审美观是推崇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这就是所谓的“诗教”。孔子欣赏的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毛诗序》要求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唐人对诗文创作即以此为基本的批评标准——当然各种文体和不同的内容，在分寸的把握上有所松紧，但原则如此，则是众所认同的。这就决定了唐代文学，特别是那些庙堂文学和那些为科举应试而作的文学的基本面貌；而又让那些能够较充分地表露性灵因而不同程度突破了这一美学规范的创作者获得了风格独特的声名。 儒家思想体系就这样制约、影响着唐代文学，既使它因关注政教和现实人生而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又使它因过强的功利目的和以严格节制为特征的艺术趋向而显得压抑拘谨。如果整个唐代文学没有儒家以外的思想体系发生作用，那么它将会是相当质木板滞、道貌岸然而缺乏情趣的。晚唐诗人杜牧本身是个善于抒写性灵的诗人，其诗风流俊逸，秀丽明艳，可是当他操起纯正的儒家文学观去表扬或批评别人时，却会发出非常陈腐教条的议论。他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肯定墓主李戡的创作，说他：“所为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如果真是这样，李戡的文章究竟有多大价值呢?杜牧又借李戡之口斥骂元稹、白居易：“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简直是在进行道德审判了，而所依据的便是儒家的文学理论。文学观竟会变成压抑乃至扼杀文学和人性的律令，这只有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地位的儒家学说才有可能。 幸好，在唐代还活跃着道家道教和佛教这两个思想体系，它们各自以别具特色的理路和形象体系，滋润着唐人的文学创作，纠正着、削减着儒家思想的某些缺陷，而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色彩和神韵。 从唐人的言行看，他们领会最深的道家思想精髓，是超越现实世界，超越眼前事态，而将自己的精神、心灵腾跃到人世以外的广大宇宙，使自己的身心与浩瀚无垠的天地宇宙合而为一。庄子《齐物论》、《逍遥游》所阐扬的哲思、所展开的想象和所营造的意境，大大地开阔了他们的心胸和视野，也赋予他们的诗文创作以宏伟豪迈的气魄和瑰丽奇特的色彩。在这方面，李白是个突出的典型。他的许多诗文作品，直接从老庄那里汲取灵感、形象乃至词藻。他屡屡以“鲲鹏”自比，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修改为《大鹏赋》)述其与道士司马承祯的相会；作《上李邕》诗，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直到临终，盘旋在他脑海中的仍是和儒学宗师孔子叠印在一起的那个振翼高飞的巨鸟形象：“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这首诗将儒道二家在李白心中并列纠缠、难分难解的情景最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至于在许多仕途坎坷、失意不幸者的诗文之中，更到处可以看到老庄哲学的痕迹，看到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如何地抚慰着他们受伤的灵魂。 道教与唐代作家的关系更为密切。道教向人们许诺：耐心修炼、服药炼丹可获长生久视、羽化登仙之效；还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远比人间和平宁静、没有竞争和苦难的神仙世界，那里遍地鲜花异卉，生活无忧无虑，那里还有众多的仙女，她们美丽而多情。唐代有不少文人曾经怀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仙界的憧憬入山学道，甚至皈依道教。最早赏识李白的诗人贺知章，老年时做了道士。李白曾结交过不止一个道友，著名的像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他也曾亲自炼丹、受箓，俨然成了道教徒。诗人李涉、李渤兄弟，未出仕前曾在山中学道。被尊为“茶圣”的陆羽，是个道士，他和好友诗僧皎然，同是书法家兼文学家颜真卿的座上客，与当时文坛的关系都很深。中晚唐时的诗人施肩吾考中了进士，没等授官，就返回家乡，不久就做了道士。而曹唐则本是道士，后来还俗去应进士试，不过到底没有及第。诗人李商隐年轻时曾入玉阳山学道，因此结识了同在一山修道的女道士，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日子。唐代女子出家为道士者不少，上至公主嫔妃，下至普通民女，都把入道当作生活中的一种退路。我们在唐人诗集中看到许多“送宫人入道”的诗，女诗人李冶和鱼玄机，也隐身于道观之中。唐代的女冠生活比较自由，有较多机会与男性交往，交往中不免有感情的撞击，也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契机。这种情况虽然跟文人与妓女的关系不同，但二者都对唐代文学某一方面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一度非常发达的道教，在文学中留下了浓厚的印痕。这里有直接为道教信仰和道教活动所创作的诗文，如青词、叹道文、斋文、为道士所作的传记碑铭等；有描述神仙道人、特别是女子成仙以及方士故事的小说，如《太平广记》卷一至卷八十，就有很多篇属于此类，其中著名的故事，后来就成为诗文中常用的典故。唐人小说集，从早期的《冥报记》、《定命录》到后期的《宣室志》、《独异志》，从牛肃《纪闻》、牛僧孺《玄怪录》到裴铏《传奇》，无论性属志怪，还是性属传奇，无一例外地包含着神仙故事，渗透着浓淡不一的道教思想。 在诗歌中，与道教结缘的则有像曹唐游仙诗那样的系列性作品。曹唐有《小游仙诗》98首，涉及各式各样的神仙和与神仙有关的人物，从西王母、玉皇大帝、上元夫人、嫦娥、麻姑、董双成、安期生、卫叔卿到萧史、汉武帝、东方朔、刘晨、阮肇、茅君、费长房等等，几乎应有尽有。诗人还为天上世界想象出别的许多人或物，于是诗中就出现了西归使者、碧海灵童、行厨侍女乃至碧花红尾的小仙犬。这一系列诗所构筑的，是诗人理想中的神仙世界，是印上了道教色彩的人间帝王生活的翻版。拿它们和那些标为《宫词》的诗对读，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但《小游仙诗》毕竟是道教气的。曹唐还有一些取神仙故事为题材，又加想象编织，使之小说化的诗作，例如《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刘晨阮肇游天台》、《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织女怀牵牛》、《萼绿华将归九嶷留别许真人》、《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之类。作者假仙人之事，抒写了他对人间爱情的感受，有的篇章相当优美。如他想象刘晨、阮肇离去后，仙女的思念和惆怅，便设身处地写了《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这完全是一首深情委婉的爱情诗。 有些诗作不像曹唐游仙成为一个系列，但道教色彩同样浓厚，李白、李商隐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像李白的《古风其十九》，虽然最后四句写到了“安史之乱”的情景，但前面的主要篇幅则是“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显系道教境界。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出残酷的现实如何击碎了缥缈无稽的道教幻想。又如李商隐的《燕台诗》、《河内诗》、《碧城三首》、《银河吹笙》和他与女冠交往的作品，道教气均极浓。就连在他梦境之中活跃的也是各路神仙：“初梦龙宫宝焰燃，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可见道教入其心脾之深。当然，也有诗人对道教不以为然，故意要作些翻案文章。以构思奇僻著称的天才诗人李贺就是如此。他在《苦昼短》中诘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在《浩歌》中又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而在《官街鼓》中就干脆以人事的无穷质询仙界的永恒：“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看来对于道教宣传，他确有怀疑。然而，他的思绪却是受其触发而产生的，他的这些诗却又与道教宣传有割不断的联系。无论正反，道教的影响不可抹煞。 最后讲到佛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唐代佛教极为繁荣，各宗各派的僧人活动领域宽广，介入文坛很深，这些方面比之道教，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到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概言之，可指出以下三点。首先，最明显的，是唐代出现了许多译经，佛经中的传说故事本身具有高度文学性，遂直接成为唐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以一种外来文化的营养，日渐融会于唐人的文学创作之中，产生了不少用于佛事或与佛教有关的特殊文学作品，如为佛像佛画所作的颂赞、为寺庙中碑碣经幢宝塔所作的记文，为僧人作的传记墓碑等等。其次，却是影响更深远的，是佛教的宣传活动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那就是韵散结合的说唱文学——变文。变文的世俗化又为此后叙事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再次，是佛教教义的理路，特别是禅宗之思深深地浸入唐诗，给唐诗带来了特殊的韵味，诗禅的融渗使唐诗的美学境界变得更加飘逸悠长，更加富于神韵乃至韵外之韵。这种影响不止于创作，还深入到批评和理论建设之中。前两点比较明确，有的前文已有所涉及，下文还将讲到，故不细论，仅对最后一点，稍作具体说明。 唐代诗僧所做的诗和一般诗人引佛典文字而成的诗，其与佛教的关系比较直接而呈表面化，可以一目了然。如白居易的《读禅经》诗云：“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全诗就是佛语的韵化，这是一种浅层次的禅诗。较深的是在诗中营造禅境，却不直用禅语。古文家而非诗人的李翱有一首题为《赠药山高僧惟俨》的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就稍具此种况味。但他毕竟还提到了“两函经”“问道”，而“云在青霄水在瓶”一句就有着更明显的禅家机锋，近似于佛徒爱作的偈颂了。 因此，真正达到最深的学禅而化的悟境者，还要数王维《辋川集》中那些不见禅语惟见禅境的小诗。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些诗充满了空寂宁静意趣，实寓佛学义理，却又并不点破，正是司空图所激赏的“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唐诗中艺术性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还有同为司空图所赞赏的韦应物和柳宗元。柳的《江雪》一诗，也是不语禅而禅意十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也就是宋代诗论家严羽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以禅论诗者常说的“舍筏登舟”和“诗禅一致”。清代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还说过：“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他这里也只是举例而言，但已举出不少，由此可见具有禅意的唐诗之多。要说佛教对唐代文学影响之深，恐怕无过于唐诗与禅思的结缘了。 唐诗和禅思的结缘是全面的，即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于理论批评中。诗僧皎然早在《诗式》中就提倡诗歌“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艺术要求。上文提到的司空图，是唐代以禅喻诗的代表人物。他用以批评诗人诗作的艺术标准是以“澄淡精致”、“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为特色的“韵味”，而且进一步还要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他曾形象地论道：“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这种说法本身就具有“不落言诠”的禅语特色。历来认为是他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也到处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从他开始，经南宋严羽，到清代王渔洋(士祯)的神韵派诗论，其核心和秘诀就是以禅论诗。 概括言之，儒、道、佛三家都和唐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可能像化学那样作出定量分析，我们当会在许多唐人作品中，辨别出这三家思想的成分，甚至称量出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如果只是笼统而形象地说，那么，三家跟唐代文学的关系从性质到分量还是有所不同。唐代文学就像一个人，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人生的儒学为他铸造了精神与灵魂，道家道教则给他的衣着涂上了富丽鲜艳的色彩，而佛教又赋予他超凡脱俗的神采风韵。这个比喻容或不准确，但它所表示的儒学的主导地位，佛道二家的辅佐功用，以及它们之间重要性的差别，还是清楚的。既然我们是在讲文学，不妨就让这种文学性的比喻存在一次。 ——摘自 李斌城 《唐代文化》
。。那我简单的讲讲吧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有什么得呢？它的好处在哪？显而易见，骈文多铺散冗繁多歌功颂德没有实际意义，华而不实流于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古文运动反对骈文在文学史上可以说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明确了文章的用处，即文章合为事而做。另外韩柳等人积极倡导文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修养，要求写作必须要有端正的态度，反对厚古非今，这是它的得。另一方面，辩证的说，有得必有失。那么失在哪呢？那就是矫枉过正。过于弘扬先秦文字，将骈文完全置于文学的对立面，没有看到骈文在格律、形式等上面的贡献，这对文化的博采众长是不利的。
唐代古文运动是韩愈、柳宗元领导的一次散文革新运动。它针对南北朝以来骈文创作的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基本主张。提倡古朴的文风，反对奢靡的文风，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师古的同时又强调创新，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反因袭，贵独创；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不平则鸣”。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古文运动的的弊病也是相当严重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取得了虽非精确却已是颇为清楚的认识，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实用性的和艺术性的文章加以分判。这为文学在其独立地位上获得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古文运动由于强调道对文的支配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这在文学观念上是重大的倒退。由于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倡导以文学为维护封建政治秩序服务，这必然导致作家个性的收敛，从而对文学的发展加上沉重的束缚。封建专制愈是强化，这一种束缚就愈是严重，同时“古文”也愈是表现出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实际上，像韩愈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式的激情的赞许，到了宋代就已经很难见到，更不用说更为拘谨的明、清正统古文家了。这也是古文运动先天的隐患所致。
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唐朝：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题材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以嘲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gu）鉧（mu）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宋朝：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jiàn）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苏洵(xún)——《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huàn）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luán）城集》84卷，《栾（luán）城应诏集》12卷。 曾巩(gǒng)——《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柳”。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三苏、欧阳、曾、王）。编辑本段韩愈768－824简介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为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768～824） 字退之，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人物生平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成就及贡献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前,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编辑本段柳宗元773-819简介 柳宗元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字子厚，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州。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与欧阳修，苏轼等人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 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论著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编辑本段欧阳修1007－1072简介 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等。编辑本段苏洵1009—1066 简介 姓名：苏洵字明允 号老泉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简介 苏轼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简介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佑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主要作品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编辑本段王安石1021－1086简介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唐诗兴盛的原因:首先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 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 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 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积弱之宋实难企及，明清两代，国势渐衰，也难望其项背。” 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 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其次, 唐朝极重诗才, 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虽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 第一场既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 12 句, 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 犹甚往朝. 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 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对此十分重视. 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再有,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 很少广兴文字狱而耸人听闻. 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 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 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 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 也不过于疑神疑鬼, 否则以当时的文风, 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 第三点文化, 也是唐诗不可或却的兴盛条件之一. 在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说. 其一, 唐朝上至宫廷秘闻, 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 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 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 丰富的文化背景, 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 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 清代编撰的《全唐诗》,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 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 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为之下, 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最后的原因, 则是相对贫乏的历史积累给唐朝诗歌的君临天下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唐诗之前虽有诗经楚歌,陈宫梁体, 但并无任何需要仰视的高峰. 能白纸为画, 从心所欲, 自然挥洒自如毫无顾忌. 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犹如泰山在望, 遮阴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离隙, 时有心生戚戚之感. 鲁迅先生曾说“唐后无诗”, 也意由此. 汇总上面所说, 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 无论从经济, 政治, 文化, 历史哪一方面来说, 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 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 在中国文化史上烁烁生辉, 艳压群芳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善于铺陈，高度概括精心刻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实抒情色彩浓郁情景交融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抒情曲折委婉，跌宕反复杜甫生活在万方多难，满目疮痍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一样不幸，作为一个仁厚深沉的诗人，他的诗中流露出深广的忧患意识，各种感情奔突、作用于他的心中，千回百转，欲扬又抑，正是在这种深沉低回、欲说还休中，体现出杜诗的美学特征。 杜甫在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之外，还具有萧散自然的特色。这一类风格一般表现在写景、抒情诗中，是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作品，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三：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境界安宁幽静，表现了潇洒散淡、闲适愉悦的情趣。他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漫成二首》其二）等，都写出了自在闲适，无心疏懒的心境和神态。 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想主要是对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吧！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吕不韦算儒商吧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营销道德的含义，营销道德的判断标准，接着对我国营销中存在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就产品问题、价格问题、促销问题、分销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最后就我国企业营销道德的建立与发展的思路进行了综合分析。关键词：市场营销；营销道德；营销策略一、营销道德概述1．营销道德的含义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承认、接受和遵守的评价各种社会行为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真诚与虚伪、公正与偏私、正义与非正义的准则的总和。一般说来，道德具有非正规形式的规范力量，它适用于广泛的个人和组织行为，能够让人们对有关的行为和行为主体产生某种看法和态度。当这种看法和态度为多数人所共有时，社会中就形成一种力量，通过某种方式对有关行为加以支持或反对、鼓励或约束、每一个社会成员要在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顺利实现个人目标，就一定要了解和遵守各种道德准则。市场营销道德是用来判定市场营销活动正确与否的道德标准，即判断企业营销活动是否符合消费者及社会的利益，能否给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带来最大幸福。2．营销道德的判断标准西方国家伦理界对营销道德的判断标准存在着两大理论：（1）功利论，主要以行为后果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该行为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有问题的或不道德的。（2）道义论，主要从处理事物的动机来审查是否道德，并从直觉和经验中归纳出人们应当共同遵守的责任和义务，以这些义务的履行与否来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笔者认为，判断某一营销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营销行为，诸如贩卖假烟、假酒、假种子，漫天要价，虚假广告等普遍为社会所痛恨，其不道德性一目了然。然而某些营销行为，由于个人价值观及生活经历不同，每个人对道德与不道德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例如对何为欺性广告，人们的看法就各不相同。我认为评价营销道德问题，应该将功利论与道义论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从行为后果和处理的事物的动机两方面来审查该行为是否道德，只有该行为符合两方面的标准，才能真正算是有道德的营销行为。二、我国现阶段企业营销中存在的不道德行为及其分析市场营销道德问题贯穿于企业营销活动的始终，以下从企业营销基本组合出发逐一加以分析。1．产品问题产品中存在的道德问题，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产品缺乏应有的质量、产品实际上提供的利益较少。（2）企业有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披露与产品有关的危险。例如对儿童玩具中所含有的有害化学元素可能由于儿童的吮吸而致病，对于家用电器可能由于使用不当而发生爆炸等危险未加以披露。（3）产品包装不能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或包装过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及环境的污染等。此外，某些行业故意使其产品很快地过时，鼓励消费在尚可使用时就丢弃权不用；制造厂家故意保留已发展成功且极具吸引力的产品特性，采用细水长流的方式推出，以促使消费者一再地更新产品，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些也属营销不道德行为。2．价格问题在购买产品中出现掠夺性价格，歧视价格，垄断价格及未披露全部价格信息等都是价格行为中违背道德的典型表现。具体表现为利用消费者对价格无知漫天要价，攫取超额利润；以不实的“厂价”、“批发价”和“成本价”大做广告，抬高标价再声称特价优惠等。一般来说，差异价格不一定都是违法的，但从道德角度来看，差异价格易于引起怀疑，而且，如果价格差异性是用来削弱或伤害竞争对手时，就会产生道德问题。价格中的道德问题还包括营销系统通过巧妙的安排，使价格比合理的水平高出许多，很多消费者指责现代商品价格中所包含的广告及促销费用过高。某些垄断性行业对产品实行超额加成也构成营销中的道德问题。3．促销问题在信息沟通中经常会出现道德问题，诸如虚假和误导性广告，操纵或欺性促销，欺性战术或过度宣传等。在此，着重阐述广告及人员推销中的道德问题。（1）广告中的不道德行为主要表现为：①欺性广告，过度地夸大产品的功能效用，诱使消费者购买，这种广告在药品和保健品上表现得成为明显；②误导性广告，在广告宣传中含糊其辞，故意利用易引起误解的广告语，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策；③广告污染，有意义的节目常受到商业广告的干扰，印刷刊物几乎整本都是广告，美丽的风景区也常为广告所破坏。这些广告过多地向人们灌输“物质主义”、“性”、“权势”以及“地位”等观念，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文化污染；④对竞争者的攻击性广告，通过含沙射影诋毁同业来抬高自己企业和产品的地位。（2）人员推销中的不道德行为主要来源于对顾客高压式推销。人们常说像百科全书、保险、不动产及珠宝这类产品都有是靠推销员高压式推销出去的，而不是由顾客主动购买的。这类推销人员都被训练得具有整套的推销谈话技巧，以引诱人们购买。4．分销问题分销中的道德问题主要源于企业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生产者可能胁迫其所控制的分销商从事某种特殊的违背道德的事情，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在业务关系中分销商处于主动的地位，分销商也可能这样做而产生道德问题。纵观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整个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企业都可能出现道德问题。尽管对上述问题经济学界和伦理界并没有形成共识，然而，对于营销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问题，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因为这些道德问题，无论是对消费者的利益、企业自身的利益，还是对社会整体的利益均造成严重的损害。对消费者而言，营销中的不道德行为轻则造成经济损失，重则影响身心健康甚至威胁生命安全；对企业自身而言，不道德行为一旦被揭穿，势必使企业声名扫地，一蹶不振；对整个经济而言，市场营销不道德行为的泛滥必定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整个经济的不健康发展。要使我国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对市场营销不道德行为的防范就显得非常必要。三、我国企业营销道德的建立与发展1．研究并构建企业营销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时代，我国原始部落就开始重视“德治”，并用淳朴的道德规范在部落中传播推广。2500多年前，老子著述《道德经》，并对“道”和“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指出，所谓“德”就是“内得于己，外施于人”。“内得于己”是指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并形成科学正确的认识及价值观；“外施于人”是用已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观及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心得等影响、引导、规范他人的行为。市场营销活动不仅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反映人、企业与自然的利害关系。营销作为微观组织的市场活动也是一种社会行为，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与老子同一时期的孔子创建了儒家学说，并将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在几千年的经济活动与商业活动中，我国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创建了比较先进的道德规范体系。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的自然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了生产力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受到限制，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贯彻实施，我国开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理论受到学者的重视，市场营销实践也得到了企业的重视及全社会的关注。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市场经济还未进入发达阶段，“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的市场行为是存在的，“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现象也不少。所有这些都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力量加以规范。对此，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重视营销道德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因此，从我国的市场营销实践来看，研究并构筑合国情的企业营销道德体系是非常必要的。2．构建我国企业营销道德思路与对策（1）加强企业营销道德建设，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调整企业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增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且能够从根本上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阶段，加强企业营销道德建设，对促进市场交易，提升企业形象，增强经济活力，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企业营销道德的建立与发展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①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体系。市场营销行为的本质应是利人利己的行为，并通过利人实现利己。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儒商，至今亚洲不少国家与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比较奉行儒家文化。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先生在其著作《论语与算盘》中说：“我的算盘打得精，是因为有《论语》；《论语》又因为籍着算盘，替我攒了不少财富。《论语》跟算盘看起来是八竿子的打不到一块的两件事，实际上可以《论语》为体、算盘为用、相辅相成。”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现代企业营销中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仁”可以作为企业经营与营销的核心，以“爱心”和“仁慈”去经营，赢得消费者的心；“义”是企业经营及营销的行为准则，“义”的准则要求企业不搞对不起消费者的商业活动，不为消费者设置陷阱，不发不义之财；“礼”是推进企业营销，构建企业与消费者关系网络和新秩序的重要手段，古文中的“礼”与“理”同义，企业的“礼”，不是简单的文明礼貌，而是要贯彻“维护消费者利益，诚心为消费者服务，一切为了消费者”的道理；“智”是企业市场营销的谋略，在当代，企业的竞争也是智慧的竞争，智慧不能离开仁慈之心，也不能脱离道义，这是商业的大智慧；“信”是市场营销的结果，企业要重视通过市场活动，树立信誉，提高声誉，实现美誉。在市场营销活动中“义”与“利”不一定完全相悖，只要遵循“先义后利”、“以义求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价值准则，就能实现义与利的统一。由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曾多次遭到批判和抛弃，“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似乎成为古老的童话。因此，继承、宣传，并大力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优秀文化，建议“义利统一”的市场营销价值体系，是一项艰巨、长期的任务，需要国人的共同努力。我认为，21世纪是造就“新儒商”，促使“新儒商”走向成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时代。②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树立市场位与生态位并重价值观，追求“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处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理论，该理论对企业建立营销道德也具有支撑作用。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与推广，生态观已成为全球企业或集团生存与发展的支撑性观念。企业的市场营销不仅是市场行为，还是社会行为；不仅要建立市场链，还要维护生态链。发达国家的不少大企业在经营与营销中就非常重视市场与生态的关系，并把二者并重起来。如美国AT&T公司就比较早地提出了市场位（Market Niche）和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并重的观念。其中，市场位代表了产品的商业竞争力，生态位代表了产品的环保、生态和美学方面的竞争力。他们认为，只有把这两种竞争力集中于同一产品，并对企业自身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优化，才能实现企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从而促进企业的市场营销。我国现阶段的不少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这种观念导致危害环境等不健康道德与行为的存在。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宣传并建立“市场与生态并重”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就企业而言，拒绝经销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就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③道德与法制建设相结合，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企业营销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制建设的推动与保证；而市场营销法制建设又以一定的道德体系为基础。二者是辩证的，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从法制的角度看，我国必须加强消费者权益法、价格法、广告法、经济合同法、质量法、市场交易与管理法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的市场行为，才能保证健康、向上的企业营销道德价值体系的确立、发育与成长。（2）营销不道德不仅影响单个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影响其竞争能力，而且对一个行业来说也是个要非常重视的问题，它会影响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可持续发展。若是一个行业中的营销不道德的企业很多，消费又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或无法鉴别产品的优劣、企业的好坏，而且企业要向目标顾客传递产品信息情况并让其接受、相信的成本很高，消费者就只能将市场上的产品都归根于劣质之列。这样消费者对整个行业信心丧失，导致差企业驱逐好企业、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的现象发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种情形下，整个行业就陷入了困境，好坏企业都丧失了竞争能力，没法持续发展了。像去年中秋时节发生的南京“冠生园陈年老馅月饼”事件，在报纸上曝光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是南京的冠生园几近倒闭，全国的以“冠生园”为字号的企业都大受牵连，“冠生园”这个中华老字号声誉大降，而且全国的消费者都或多或少的受这一事件影响，很多人表示不敢买月饼吃月饼了，引发对全国的月饼行业的信心问题。今年的月饼能否复兴还是个难题。同样的情形还有我国的保温杯、五金商品市场等，冒牌劣质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不认为市场上有真货出售，凡是市面上有售的通通归为假货。道德企业面对这种情形就只能退出了。此时若有新的强有力的特别是外国企业进入，则会很容易占领高利润市场，树立自己的信誉度，逐步把原有的企业逐出竞争之外，因为它们已经不具有与其竞争的能力。这对原来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将是个毁灭性打击。可见提高营销道德水平是当前营销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此有如下意见：①树立全民的社会营销观念按营销学的定义：社会营销观点是指营销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营销活动是否有害于目标消费者的利益、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企业营销道德的实质就是解决企业利益同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利益的关系。企业遵循良好的道德标准就应该不仅以追逐利益或满足消费者直接需求为目标，而要切实关心与维护所有消费者及社会的长期利益。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企业树立起社会营销观念，自觉地约束自己。②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建立更多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及监督、检察、执法机构，为约束企业遵循法律、道德规范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保证，制定法律、法规一方面维持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对消费者、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损害实施法律救济，如打假赔偿等。③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增加消费者的商品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企业和政府应通过报刊、杂志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知识，使其成为明智的购买者，并宣传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动员消费者积极地和违法、不道德行为的营销行为作斗争。④通过消费者协会建立更多的保护政策，如针对直销人员的高压推销现象，建立一种“冷静三天”的政策，规定三天之内可以退款，并且沿门推销员要表明来意，消费者如果觉得推销员给他们过大的压力，可以向有关部门告发。提倡营销道德，在营销活动中做到兼顾企业、顾客、整个社会三者的利益，有利于赢得目标顾客的信任与认可，建立良好的关系，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形象、口碑等。有研究表明，留住一个老顾客的成本仅为吸引一个新顾客的五分之一。而且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吸引消费者还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关系营销的顺利开发对于巩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十分有利。同时良好的口碑宣传还是企业低成本高效果的竞争手段，远胜于企业自身所做的宣传。这些都是企业长期的无形资产，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兼顾三者利益不一定就会减少企业当期的利益，企业若是处理得当，二者兼得是可以做到的。比如现在提倡的“绿色营销”，要求企业生产和销售对环境无污染、没有负面影响的绿色产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顾客愿意多支付价钱来购买绿色产品，而不会因为省钱或图方便买不利于环保的产品。保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在消费者心中还有利于提高美誉度，吸引更多的顾客。一个各个企业都遵守营销道德的市场，必然是规范而又有序的，交易成本大降低，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每个企业都可以各显其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优势，整个行业也能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2）诚信是讲求营销道德的根本所在诚信，是做人之本，也是企业经营之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仁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人无信不立”、“千金一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反映了人们对诚信的推崇。现代成功的企业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诚实，如世界著名船王包玉刚成功的要诀就是“与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诚信营销就是要求企业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诚实经营，保证营销活动的公开，公平与公正，以维护和增进全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求得企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竞争的规范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都迫切要求企业实施诚信营销。参考文献：1.吴健安著.市场营销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甘碧群著.企业营销道德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3.郭国庆，刘凤军，王晓东著.市场营销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王淑芹，论企业市场营销伦理〔J〕.社会学辑刊，1998（5）5.牛全得，刘勇，许秋强. 营销道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营销道德问题的调研与建议〔J〕. 经济经纬，1997（5）
关于唐朝服饰我没有专门的资料，你可以去看《旧唐书》的舆服志，舆服志里对唐代百官、命妇服饰有详尽描述。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编辑本段]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编辑本段]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编辑本段]四、冠服制度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束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 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 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锁子甲即曹植表中所说的环锁铠，《晋书·吕光传》记载前秦吕光在进攻龟兹城时见西域诸军甲如连锁，射不可入，隋唐时西域康国向中原朝廷进贡过此种铠甲。唐代将此种铠甲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按体型高矮分给战士使用。《唐六典》武库令中记载着弓、刀、甲的种类，盾则改名彭排，计6种，即藤排、团排、漆排、木排、联木排、皮排。据注明，藤、团、漆、木都是古制。[编辑本段]五、唐代大袖衫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黄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彩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唐代承前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设计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舒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又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使服饰、服饰图案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唐代的服饰、服饰图案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缠枝纹在现代服饰图案中的运用，展示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意识结合所产生的意蕴。[编辑本段]六、小结 唐代服饰之所以绚丽多彩，有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础。隋王朝统治年代随短，但丝织业有长足的发展。文献中记隋炀帝“盛冠服以饰其奸”，他不仅使臣下嫔妃着华丽衣冠，甚至连出游运河时大船纤绳均传为丝绸所制，两岸树木以绿丝饰其柳，以彩丝绸扎其花，足以见丝绸产量之惊人。至唐代，丝织品产地遍及全国，无论产量、质量均超过前代，从而为唐代服饰的新颖富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与各国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对各国文化采取广收博采的态度，使之与本国服装融会贯通，因而得以推出无数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楼主要拿这个去糊弄教授吗？这个还是自己写比较好，唐装，可具体写女子服装很特色，体现唐朝的开放风气。只要抓住一点写就可以了。小论文嘛，不要太广，太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