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王之涣墓志》，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唐天宝二年（743）刻立。志呈正方形，长、宽均36厘米，24行，满行24字，共545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原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王之涣墓志王之涣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作《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和《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可谓脍炙人口。惜其官职低微，史书无传。《王之涣墓志》的出土，为研究王之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一、《王之涣墓志》主要内容及“旗亭画壁”的故事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是盛唐的边塞诗人之一，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可惜他的诗歌散失严重，传世之作仅六首，辑入《全唐诗》中。王之涣在两唐书均无传。王之涣画像撰写王之涣墓志铭的是一个名叫靳能的人，当时他担任河南府永宁县尉，他与王之涣堂弟王之咸是僚属关系，和王之涣属同一级别。志未署书丹者姓名。有人推测书丹者为唐著名书法家张旭或其弟子邬彤，但无可考。志文称：“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随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州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墓志称王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义之奥”，以门子身份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因为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因此得到了衡水县令李涤的特别赏识。722年，李涤将年仅18岁且“性含谦顺，德蕴贤和”的三女儿许配给已经35岁的王之涣。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王之涣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就这样，王之涣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过了15年自由的生活。十五年后，由于一些亲朋好友不断劝他入仕，王之涣又于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任职期间，王之涣为官清正，心系百姓。可是，任职不久，王之涣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享年55岁。在墓志铭中，靳能对王之涣的诗极力推崇，“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他对
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能够有助我们更加准确的了解过去的时代文化，汉代墓葬群的发现同时也丰富了我国的文物宝库，这次汉代墓葬群更具有代表性，而且其中蕴含的汉代文化也更为丰富，研究的价值也更高，也能弥补我国在汉代史书记录中的空白
这个墓葬群对考古意义重大，而且也可以通过研究这个墓葬群，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然后也可以了解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考古意义非常的大。
首先，不论是什么考古遗址的出现，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代的文化。虽然考古事业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不可否认我们当今对于古代文化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谜底等着考古发掘来进一步发现。我们会一直并且长期处于一个不断了解、不断学习的状态。
当然即使是没有特别意义上的发现，即使是出土的文物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墓中所发现的文化也可以丰富我国的文物宝库。不仅如此，新发现的这个汉代墓葬群的规模比较大，相对于一些性质比较小的墓葬群来说，它更具有代表性，相对来说所蕴含的文化也更丰富一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的研究价值也比较高。
其次，据研究发现这个墓葬群应该是汉代的，想必大家都知道汉代有两个都城，一个是西汉的长安，另一个就是东汉的洛阳，所以不言而喻最近所发现的这个墓葬群它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后迁都洛阳，洛阳就成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出现在洛阳当地的墓葬群，其研究意义可想而知。据此，我们可以研究当时洛阳城里的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习俗等。
同时，这个墓葬群也又出现在黄河流域附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黄河流域的水文信息，尤其是黄河河道的变迁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对于考古来说，这一墓葬群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希望接下去进行的考古发掘，能够顺利进行，有所发现。考古需要耐心与细心的工作，考古也需要技术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能探究更多的古墓，弥补史书的空白。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老何说元桢墓志铭三种横的写法
《元桢墓志》是北魏中期典型碑刻。虽没有北魏晚期碑刻文字的酣畅淋漓，但因其古朴雄奇，字势奇均，用笔变化丰富。结体中间收紧，左右舒展，既严谨又洒脱，大部分字都有向右上倾斜之感。与传统的“横平竖直”大庭相径。章法上，字与字之间，行于行之前，两两呼应。尽显快意洒脱，又无杂乱之感。本文将从其艺术风格，时代背景，以及对自身的影响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关键词：《元桢墓志》；艺术风格；影响；探 《元桢墓志》作为北魏宗子墓志之中最早的，历代研究魏碑的学者大多对其展开过研究。主要是是以实用性为主，来进行对其用笔、结构、章法，来进行分析，还有少部分对刻工、历史背景进行探讨。本文立足于之前文献的基础上，对《元桢墓志》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一、《元桢墓志》概述 （一）、简介 《元桢墓志》1926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是同期出土众多北魏墓志铭中的一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属于北魏中期的经典碑刻。17行，每行18字，共有306字。高71厘米，宽71厘米。现存与西安碑林。 （二）、艺术风格 《元桢墓志》是隶书向魏碑过渡的典型代表。这个时候的书刻大多都是“隶楷杂糅”或者是楷书中带有隶书的味道，这时期的碑刻大多结字比较像隶书，宽礴平正，字略扁。用笔撇捺开张，横平竖直。本文将着重从艺术风格和字形、结构、章法、用笔来进行讲述。 1.用笔 （1）、横画写法 《元桢墓志》里的横，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楷书的，一种是隶的。写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提按，气势磅礴。比如说里边的“十”字， “大”字里边的长横。切笔入峰，中锋平铺。收笔时略微上调，现在来看于成熟的唐楷好像没有多大的差别。“华”字“年”字的几个横的方向都不相同。入笔的角度也大不相同。表现出了书法的变化丰富性。同时又保留了隶书长横的“一波三折”的表现形式。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整个碑帖中都没有几个，但是已经初步有了“洛阳体”的样子。并且“横画紧接”已经在这里形成了，比如“春”、“声”这两个字的横画不论是长短，方向，入锋的角度都不同。各有各的姿态。 （2）、点的写法 魏碑之中的点大多用的都是三角形点。出现率高，并且处理的方式各种各样。比如里边的“极”、“庶”、“凝”、“流”用三角的点来表现出金石碑刻的特点。另外，在里边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一些字的笔画，它也用了点来代替。比如“庚”的捺画，“第”的 其中一 （3）、竖画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竖也是拥有百般姿态的。比如长短、粗细、藏锋、露锋、尖笔、圆笔、方笔，还有倚侧。最有意思的当属出锋当向。如果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有些字的出锋是在左边的，比如“在”“洋”等。还有从右边出锋的比如“华”“惟”等。竖画的表现形式相对于横画来说变化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挺丰富的，有上边粗下边细的，比如“十”、“年”、“军”也有上边细上边粗的，比如“仁”、“早”。还有两头细中间粗的，比如“降”魏碑就是这样，表面看着好像没什么变化，可是谁又能说清里边的丝丝缕缕 （4）、撇的写法 《元桢墓志》中的撇是我们掌握其特点的需要特别注意的。魏碑之中的撇与唐楷之中的撇又不相同，比较浑厚大气。可以从它的行笔过程、入笔方式、角度来进行探讨。在里边不难可以看出它在行笔过程中应用了多种行笔方式。比如“层”字就是下笔轻，行笔铺毫收笔轻。再看入笔，比如“朱”就是入笔轻，行笔重，收笔轻。有很多字的撇画于它们的长横是两相呼应的，比如“者”“孝”。 （5）、捺的写法 《元桢墓志》之中的捺画可谓千姿百态。有取法楷书的方捺，也有具有隶意的“一波三折”，还有二者结合的。比如“凝”、“水”“定”是楷书之中最常见的方捺。“之”、“是”就是取法隶书的“一波三折”。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在唐楷里边，有许多取法也是来自于魏碑。 (三)、结构 《元桢墓志》之中的结构虽然大部分都是左低右高。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它每个字的结体都是不一样的。里边最显著的特点有，撇捺来张，气势磅礴。大开大合。比如“大”、“朱”、“凝”等字。也有收得极紧的字与之呼应。比如“军”、“桢”等子。也有少部分是左高右低的，比如“仪”、“式”等字。但是最大的特点还是斜画紧接。 （四）、章法 魏碑之中的章法大多都是一格一字，《元桢墓志》也是。在原碑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规整的，行与行之间，列与列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可以看出字与字之间的承接连带关系。通过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穿插与呼应关系来营造变化多样的章法。 （五）、刻工对墓志的影响 说到刻工，那么就得要说一说时代背景了，当时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墓志的就只有王公贵族。而我的课题《元桢墓志》的主人，南安王元桢，毋庸置疑他是个皇族，而且在当时迁都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说，当时为他题写墓志铭的一定是当时很厉害的书家，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大家。从字的结构，用笔，章法结构的变化就能看出来。而北魏时期的刻工并不是那么厉害，而且古代的工匠，我们应该都了解大多都是世袭的，一般都是子承父业，也没有专门的学校。虽然不发达，但是能够给皇室服务的，也是当时的佼佼者了。虽然受到迁都的影响，但是刻的还是能够表现出书写者的快意潇洒。不可置否存在一些碑别字和简化。还有一些误刻，生硬。总体来说，还是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出来魏碑气象就很好了。 二、《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综合对比 （一）、历史背景对比 碑刻是书法艺术与匠人的雕刻艺术相结合的。所以我能在了解碑刻作品的时候不光要知道当时的艺术书风，也要了解当时的工匠的体系是否完善。北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因此元氏墓志是北魏的皇室墓志。以元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使得死者的墓志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大体而言，其选石考究，书写恭谨，镌刻精到。正因为墓主身份的比较尊贵，因而在书法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平正、温润、和谐、典雅、秀逸、美观，有一种皇室风范。而《元景造像题记》。建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 系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皇帝及自身并眷属攘灾祈福而建。万佛堂石窟的始建年代与云冈石窟属于同一时期, 是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与著名的《元桢墓志》同时，虽然当地离皇城较远，但是还是有高标准的皇家书体样式，应该是碑刻的主人元景的皇族身份有着必然联系。魏碑大多数是直接用刀刻成，刻字工匠个人风格和手法对于最终的碑文影响很大。这从出土魏墓志刻制水准可见一斑。但在洛阳一带，无论龙门造像题记还是皇族贵胄墓志，字体则相对成熟而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称“洛阳体”。[1] （二）、探究石刻书风 1.同期书风对比 《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元景造像题记》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三种碑刻。其中《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是“拓跋氏”后改为“元氏”是皇家墓志形制，而《元景造像题记》是刻于石窟上的。从章法，字行，结构上来看。三者都属于“洛阳体”是魏碑之中相对于成熟的一类。其中《元景造像题记》比之前二者要早一些，其中带的隶书笔意比较多一点，更加古朴大气，气势磅礴。 2.艺术风格对比 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先从相同的来说，三者都是同时期的同一种书体，都属于北魏皇室碑刻，都是比较成熟的北魏魏碑气象。《元桢墓志》、《元显俊墓志》在用笔上，大多都是方圆结合。结构也是中间收紧，两边打开。都有大开大合的气势。 章法上也是整齐化一。字形即有优美之态，又有大气磅礴之势。而《元景造像题记》的书法具有魏碑的一大特点就是“斜画紧接”。其笔意之中颇有“方笔隶书”的感觉。结构紧凑，笔画开张。从其中大致可以窥出一些书法演变过程之中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碑刻的形制与文体 墓志文多刻在单独的砖或石质的方形材料上，放置在墓室棺前或两侧，也有的放在墓室内室门横梁石上。墓志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墓主籍贯、姓名、身份、身世、年龄和卒期、葬期，以及标帜用语或赞语。这些大量的文字保存下来，为后世研究当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信息，成为珍贵的文物。《元桢墓志》是一块长宽约二尺的一块方形石碑。记录了南安王元桢的生平事迹，大概是因他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罪,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所以才只有300余字的介绍。而说到墓志的形制，不得不提的就是《元显俊墓志》了。此志石灰石质，通高35厘米，长75厘米，宽厘米。上面为志盖，用阴线刻满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龟甲纹样，龟甲中央阴刻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个字。下面镌刻着正书志文，计十九行，行二十一字，共三百五十七字。志盖和志文上下相合，正好为一个生动、完整的石龟，而且龟的首尾、四足毕具。把墓志制成象征长寿的龟形，祈求墓主在九泉之下得其永年。这一形制，在北魏墓志中为仅见，后世也极少出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制呢？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元显俊生平，他生于499年却于513年，年仅15岁便早早去世。说他天资聪颖，丰神俊朗。大概是他的父母想替他祈求来世无病无灾。从做出这样独特的一个墓志形制。[2] （四）、时代背景探寻 北魏是由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也是当时南北朝时期北朝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先是成立了代国，后改国号为“魏”。所以就有了我们后边所知的北魏。后来拓跋一族统一了北方。拓跋硅继位后，开始学习汉族文化，学汉人称帝，使用天子仪仗。重用汉人官员。使用汉人文字。并开设学堂广招学子学习四书五经。 可这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是个极其特殊的王朝，其民族融合却与任何朝代都相不同。他们不只自觉地、主动地、有意识地和汉人融合，而且把民族融合看成是一件政治大事。因此自称是黄帝之后，所建北魏是正统王朝，其民族融合便是一种政令性的融合，即强制性的融合；也就是融合也得融合，不融合也得融合，不允许任何人有选择的余地。因而其融合速度之快，融合范围之广，融合之彻底，对社会影响之深，可称是史无前例。他们的这一融合，不只医治了十六国之乱的创伤，改变了北魏国家和民族的性质，为隋唐的大 统一和盛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南北文化的一个大融合。所以才有了后边这种多元的诗词歌赋。即有汉人的细腻精致，也有游牧民族的豪放不羁。鲜卑人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们能够自上而下的接受的文化，特别是皇室也改为汉姓“元”。才促成了这一次文化，政治的大融合。 三、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一）、对现世书法的影响 魏碑作为南北朝时期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元桢墓志》作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魏碑虽然发现的比较早。在每个朝代都有传承。在唐朝也可以从褚遂良、颜真卿的书法中窥到一些。那为什么魏碑是到了清朝才开始兴盛呢？在此，我总结了以下几点：1、受晋朝书法影响。当时的人都热衷于学习王羲之，虽然也有人从魏碑中取法，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爱好，并没有人系统的学习过，没有形成学习的风气。2、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科举的字要求端庄，美观，标准，规范。说像现在的打印也不为过。而古代文人为官就只有科考这一条路。所以就限制了书家的发挥。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兴起了金石考证，出土了大量的南北朝碑刻。而当时的人们又想打破这种形势。然后就掀起了学习魏碑的热潮。而魏碑的特点鲜明，又因为是碑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挥。打破了之前那种“规模化”的书法学习形态。而魏碑的大气磅礴，自然恣意比较符合当时书法家的审美。 而书法发展到了今天，不少人以入了多少次展览为荣。书法成为了一些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谁的书法作品获奖了，那么他就的风格就成为了争相学习的对象。评委的审美决定了书法的艺术性。成为了书法的引领。这样就给其他人一种潜意识的就以为这样才是好的，就限制了自由创作的发展。然后就有了大批的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而太过去注重书法的行式。魏碑书法的审美特征便成为了书法家取法的方向。但是一些书家为了标新立异，想方设法在字形、笔法、墨法、章法上做文章，随意发挥，进行字体变形、错位等有违常规的处理，不惜打破传统文人的典雅书风，使书法字体变得扭曲怪异，并以此来体现异乎寻常的古怪之美。[3]这还是之前的魏碑吗？我觉得不是了。我们是不能固守成规，但是也不能过于夸张。不能因为它可以自由发挥，就把魏碑的古朴大气，丢掉。 （二）、对自身的影响 从2015年接触书法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从入门都喜欢上这个艺术，虽然跟别人比起来没有学过多久。但《元桢墓志》作为我第一个临习的魏碑，到后来想把它作为我毕业创作的楷书书体。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光追求大刀阔斧的金石气是不行的，这样的掌握不好就容易刻板，也不能过于追求精致秀美的书卷气，这样会丢了它的气势，在《元桢墓志》里我目前学到是就是，字的收放关系，在创作中不仅要注意有舒展的字，还得有收紧的字为之呼应形成块面， 还得注意墨的浓淡干湿枯。章法也学习了《元桢墓志》的一格一字。就目前还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对整的把控。结语 《元桢墓志》作为南北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代表，也是“邙山体”代表，更是魏碑之中最古的，进现代学者大多研究其的艺术分格。或是与同时期的魏碑一起研究。要是再有一些，传承，形制之类的那就更加完整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仔细观察，魏碑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却没有变。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古朴，自然之美。不管如何，都不能丢掉这一点。
使持节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桢，恭宗之第十一子，皇上之从祖也。惟王体晖霄极，列耀星华，茂德基於紫墀，凝操形於天仪。用能端玉河山，声金岳镇，爰在知命，孝性谌越，是使庶族归仁，帝宗攸式。暨宝衡徒御，大讯群言，王应机响发，首契乾衷，遂乃宠彰司勋，赏延金石。而天不遗德，宿耀沦光，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於邺。皇上震悼。谥曰惠王，葬以彝典。以其年十一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窆於芒山。松门已杳，玄闼将芜，故刊兹幽石，铭德熏垆。其辞曰：帝绪昌纪，懋业昭灵，浚源流昆，系玉层城。惟王集庆，托耀曦明，育躬紫禁，秀发兰坰。洋洋雅韵，遥遥渊渟，瞻山凝量，援风烈馨。卷命夙降，未黻早龄，基牧豳栎，终抚魏亭。威整西黔，惠结东氓，旻不锡嘏，景仪坠倾。銮和歇蓿，委榇穷茔，泉宫永晦，深埏长锔，敬勒玄瑶，式播徽名。
从遣悲怀写了写元稹其人，虽然只是前半生，但是由于下了个多情而薄、寡义而伪的论断，有朋友建议笔下留情，同时也有质疑我的一些推测的。既然如此，不妨把手里因为研究元稹而来的一些旁支资料拿出来，砸实一下我之前的推测。
首先从元稹的元和元年应试中举说起吧。元和元年四月，元稹应制举，制举是皇帝主持的，开始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殿试。也是当时快速得官的捷径之一。（至于元稹为何放弃自己已经有的中书省校书郎的身份应试。这在后面梳理元稹的思路的时候会细说）。元稹应的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和元年的这一科取中的名士颇多，也很为后人所称道。这一科里面，最出名的三个元稹、白居易和韦处厚。其中元稹和韦处厚都是三等（唐志，一二等例不授人），白居易是四等。其中元稹是三等头名也就是敕头，实际意义上的状元。
以上是陈述事实，以下是铺排推演。
元和元年的这次制举考试， 主考官是谁？ 由于这次考试所出的名人很多，所以非常容易找到——《旧唐书·韦贯之传》云：“后与中书舍人张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后多以文称。”
答案很明显，韦贯之和张弘靖。这两个人都是后来宪宗朝的宰相。一个性格孤傲冷峻，一个为人刚愎自用。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与元稹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与元稹的正妻——“谢公最小偏怜女”——韦丛的关系。韦丛之父韦夏卿出身京兆韦氏，这其中有分教：“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京兆韦氏九房是个非常繁盛的大族。韦夏卿出身其中的龙门公房。韦贯之出身其中的逍遥公房。算是同族的亲族。而张弘靖虽然不姓韦，但是张弘靖的父亲是张延赏——也就是“钱可通神”的典故中的张相国，张相国有个女婿叫韦皋是京兆韦氏鹛城公房世系，也就是说张弘靖算是某个韦氏族人的大舅哥或者小舅子。这其中的关节也就非常明显了。两个主考官都是韦丛的同族或者族人姻亲（当然，取中的另外一人韦处厚也很过分，韦处厚和韦贯之的关系更近，都是逍遥公房的近支族人）上述推演足可以看出韦丛对于元大诗人的重要性了吧，这可不仅仅是野蔬充膳、落叶添薪所能简单概括的。
再说一下关于韦丛母亲裴氏和段氏的例子吧。曾经说过由于忌惮裴氏族人的能量，元稹为段氏撰墓志铭都不敢称夫人的事情，这次铺展开说一下。韦丛生母裴氏，养母段氏；韦丛生下来未足月裴氏就过世了，靠着当时韦夏卿并无名分的妾段氏养育长大。而段氏夫人在韦丛过世后两个月也去世了。元稹以当时的誉满天下的文名自然也就得到了为段氏撰写墓志的任务。元稹所撰的段氏墓志被收入全唐文中，本也是一方佳作；但是二十世纪末在洛阳也就是段氏夫人归葬的地方却发现了真正的段氏夫人墓志铭拓片。这二者相互参照，一下子就让元稹的思路与小九九暴露无遗。这个墓志铭再见天日就像是专门为了揭元大诗人的隐私一般。学者程章灿在《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中借此也论述过元稹的私心，但是个人以为其中的某些细节却并不准确或者不够一针见血。而且所谓墓志成文在全唐集收录之前的说法也需要推演。所以我也要继续铺排推演一下，再看看元大才子的一些小算盘。 先说正妻裴氏夫人的亲族。裴夫人也是名门望族的河东裴氏出身。河东裴氏其实并不逊色与京兆韦氏，尤其是在更早的魏晋时期。裴氏父亲裴皋不甚出名，祖父裴耀卿却是玄宗期间的名相。出身是河东裴氏中的南来吴裴一支。而后来一力提拔元稹为监察御史的裴垍也是河东裴氏，是东眷裴一支。元稹曾写过的《上门下裴相公书》中有云：
这篇文也收在全唐文中，题目中的裴相公指的是中、晚唐名相裴度。其中的已故裴兵部说的就是裴垍。这篇文字在我看来是元稹后来又被贬为通州司马时用来与当时贵在中枢的裴度套关系的文章。其时裴垍已故，元稹失去了靠山，所以文字虽然写的冠冕堂皇但是自有一段谄媚意在其中。也就是说元稹是借着上书裴度的机会以古喻今的请求裴度仿效裴垍提拔自己。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更有些龌龊了，元稹此文的目的并未达到，然后便转身投靠为人不齿的宦官集团。转而依赖宦官集团的势力登相位并借机打击裴度。之后在政争之中输给了裴度，最后死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
元稹此生与河东裴氏亲族多有交集。即先承裴垍提拔，有在其后对位在中枢的裴度有所企望。所以裴氏族人的力量是元稹所深深忌惮的。所以在全唐文之中收集的文章才会如此做法：
而出土的墓志铭文字如下：
其中的重要的差异之处我以黑体字标出。细细分析其中的动机全唐文中和墓志铭中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其中不甚显著的一点是介绍墓主人身份的方式。全唐文中是： 母曰武威段氏，故衢州司田参军岌之第二女也。 墓志铭中是： 母曰段夫人，家本武威人也。其四代祖褒国公扬州都督增辅国大将军讳志玄，有战功在国史。 用意立判，墓志是从煊赫家世说起；全唐文则是从位置最低的段夫人之父说起。而最关键是有战功在国史一句。段氏先祖是段志玄，上了凌烟阁的褒国公。就算是评书里也是贾家楼四十六友之一，金堤关的六口金刀之一，开唐四老将中的一号。这个煊赫身世元稹不放在前面充门面实在是难以捉摸。需要结合后面的铺排看也许才能明白。 而全唐文和墓志铭最显著的差异是元稹在全唐文中并不称段氏为夫人。第一句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武威段氏而后面更是刻意的不称夫人。最后一句母以子贵的下句更是明显，全唐文是贵必因人，墓志铭是贵称夫人。其中含义，贵必因人形褒而实贬，贵称夫人才是真正的子侄辈评价先人的态度。
这其中的奥妙俺试着用人情铺排一下吧。
首先，俺也认为元稹有序流传的这篇文字在先。全唐文的版本是清代的，出处上溯到四库全书里的元氏长庆集中也声称是“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而真正可能见过元氏长庆集原本的白居易说可能是一百卷。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的规模不同。但不管怎么说，元氏长庆集应该是元稹在生前整理结集的应该没有疑问。所以说有序流传的全唐文中的墓志文似乎是元稹允许流传后世的版本。而墓志铭的作用大家应该都知道，是需要埋到墓里。这其中的分别也就很明显了。 一个是需要流传后世注意影响的版本，一个是埋在墓里不影响生者的版本 。这其中的意义就颇为明显了。元稹玩的这种花样也没有当世的风险。做一个极尽吹捧的版本，讨好了韦氏族人的刻字放在墓志铭中。再改出一个不会得罪裴氏族人的文字版本作为传世版本。再深挖一些，其实在元稹写墓志铭乃至后来的十几年中，对于他来说裴氏族人应该比韦氏族人重要。裴垍加上裴度的分量要远盖过同一时期的韦贯之和韦处厚。尤其是裴度四朝老臣，三朝相位。所以说元稹的选择还是很有些原因的。
再来解一下之前留的扣子，为啥元稹不在校书郎的位置上等着撺升，而要去应制举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纯属个人推测，一些材料的佐证而已。元稹元和元年应制举，元和元年之前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永贞革新失败，唐顺宗内禅给唐宪宗，二王八司马失势。这其中的关节所在就是八司马之一的韦执谊。韦执谊和元稹的岳丈韦夏卿不仅仅是同族同是龙门公房，而且是近支兄弟。永贞革新开始的时候，韦执谊坐镇相位，从官职和权势上说甚至比王叔文还要显赫。而元稹和韦丛的大女——也是韦丛唯一留下来的子女——元保子许配韦执谊的韦绚。史书并无韦绚生卒年月，但是根据韦绚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师从刘禹锡时的年纪推算，韦绚约为793年左右，永贞元年（805年）也就是十二岁左右。根据这些世家子弟早订婚的情况，有理由推断韦绚与元保子早定婚约。而元稹也借此攀上韦执谊的高门。而后很快朝廷大事变迁，永贞革新失败；韦执谊失势。本意借韦相爷上位的元稹自忖从校书郎积功升官无望而且耗时。所以才应元和元年的制举之试。然后便搭上了韦贯之和张弘靖两个韦氏亲族主考官的便车…… 陈寅恪评价元稹的言论虽然刻薄但是也确实一针见血， 巧宦，巧婚 。
呵呵，与我铺排推演的基本一致。看来也不止我一人这么看吧。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张金梁教授个人简介】长期从事书画创作以及教学工作，书法擅长魏碑、隶、行、草书，古朴儒雅功力浓厚，独具风貌。数十次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国际及全国名家邀请展，作品倍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刻碑。被团中央《中国青年》邀请书写百幅名人名言长期连载。 、【张金梁教授著述之专著】张明整理01.《〈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02.《明代书法史探微》（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03.《张金梁书法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04.《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05.《〈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张金梁教授著述之论文】张明整理01.《浅议书法的电化教学》 载《书法报》1987年8月12日第32期第2版02.《唯不能同斯大雄——王蘧常书法浅探》（浙江近现代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1991年9月·浙江杭州）03.《“二石”比较论》（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3年6月·河南洛阳） 载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等编《王铎论集——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第275—285页；亦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37—248页04.《艰难的美——黄道周书法研究》（中国书画节研讨会入选论文·1994年·天津）05.《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5年·北京） 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03—215页06.《谈〈书史会要〉和〈续书史会要〉》 载《书法报》1996年7月31日第31期（总第629期）第3版07.《论刘墉》 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6期（总第74辑），第90—103页08.《朝代书法风尚辨——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者商榷及其它》（’96中国书法批评年会论文·1996年9月·湖南张家界） 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75辑），第58—64页09.《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广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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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书法报》1999年4月26日第17期第3版29.《时代的呼唤——雅俗共赏》 载《书法》1999年第5期，第6—8页；亦载《美的沉思——批评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2页30.《释“评委”》 载《书法报》1999年7月19日第29期第1版31.《从〈书学史〉谈到书法史的研究》（祝嘉书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江苏苏州）32.《涤浊呈清——新世纪书法瞻望》 载《书法报》2000年1月24日第4期第1版33.《世纪书坛点将录》 载《书法报》2000年1月10日第2期第3版、1月17日第3期第3版34.《〈孙仲隐墓志〉研究》（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载《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9日第48期第3版；亦载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高密文史选粹》，2002年10月，第478—488页35.《浅谈明代书法教育》 载于植元、栾传益主编《书法教育研究文集》，大连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5—120页36.《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载《青少年书法报》37.《明代书法“尚理”论——兼论书史的研究方法》(荣获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5—305页38.《明朝书法分期管见》 载《书法报》2000年10月16日第17期第3版39.《论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2000年·浙江杭州） 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7—266页；又《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第22—24页（节选）；亦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总第103辑），第84—98页40.《论解缙书法的两面性》 载《书法报》2000年12月11日第25期第3版41.《技道两进 挥翰写心——评徐州市青年书家十人展》 载《青少年书法报》（2001年）42．《贵哉“东北风”》 载《书法报》2001年1月22日第4期第2版43．《丛文俊书学体系蠡探》 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1日第28期第3版、7月18日第29期第3版44.《健全书法高等教育 促进书法学科建设——丛文俊教授谈吉林大学招收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相关问题》 载《书法报》2001年7月23日第30期第1版；亦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8日第29期第8版45.《论“错误”借鉴与书法的发展》 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2辑），第79—92页46.《汇集众美 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评介》 载《书法》2002年第1期，第30—31页47.《〈唐二娘子家书〉言辞没受倭语影响》 载《书法》2002年第3期，第41页48.《广采博取 鉴古铸今——论丛文俊先生的书法艺术》 载《书法之友》2002年第4期，第22—24页49.《从“作品限制出境”说起》 载《书法报》2002年3月25日第12期《兰亭》副刊第6版50.《浅议章草》 载《书法报》2002年6月3日第22期第2版51.《关于评论明初“三宋”书法的两个问题》 载《书法评论》第1期（2002年7月），第5—9页52.《〈佩文斋书画谱〉署录〈续书史会要〉正误》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9月第5期，第78—82页53.《论流行书风》 载《二十一世纪书法·天津论坛学术论文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6—69页54.《四库本〈续书史会要〉阙漏考》 载《金景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29—237页；亦载《书法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113辑），第98—105页55.《说“清”》 载《书法》2002年第12期，第13—15页56.《子昂荐雪庵》 载《书法报》2003年1月27日第4期（总第943期）第3版57.《亲近“二赋”》 载《书法报》2003年2月24日第8期《兰亭》副刊第2版58.《谈草书》 载《书法》2003年第2期《众人说草书》（下），第29—32页59.《高密历史文明之光“高密戈”》 载《高密日报》2003年5月16日第95期第8版60.《凿穿混沌 开辟鸿蒙——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评介》 载《书法报》2003年5月26日第21期第3版61.《逸园影印洪武本〈书史会要〉考》 载《文献》2003年7月第3期，第220—230页；亦载《陶宗仪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465—475页62.《张天骏婢善书考》 载《书法丛刊》2003年第4期，第95—96页63.《明永乐初期朝廷书事考辨》 载《吉林大学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5—403页64.《白沙论》 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117辑），第70—84页；亦载《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46—154页65.《明代殿房书办研究》（荣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55—172页；亦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119辑），第94—119页66.《从浮云与树林谈起——〈明代书法史探微〉自序》 载《书法报》2004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67.《明代华亭书家》 载《书法评论》2004年第1期，第14—22页68.《永乐初朝廷书事考》 载《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第35—41页69.《吴门长者——文征明》 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6期，第27—28页70.《“名”、“贵”：明代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 载《书画世界》2005年第1期，第80—82页71.《“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2期，第43—45页；亦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18页72.《论张海》 载《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艺术评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4—47页；又张海《张海书法·代序》73.《胸罗万象 健笔凌云——丛文俊先生书法艺术浅探》 载《书与画》2005年第5期，第8—11页74.《明沈度〈敬斋箴〉考》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80—85页；亦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3期，第37—38页75.《论好太王碑书法——兼与爨宝子碑比较研究》 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101—113页76.《文征明书法领袖吴门成因研究》 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9—36页77.《当代书法应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 载《2005年当代文艺论坛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96—400页78.《“真宰相”刘统勋之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7年第3期（总第5期），第11—14页79.《康里子山名字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7月第4期，第3—6页80.《论明拓〈兰亭序〉》 载《兰亭雅集·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兰亭论坛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6—38页81.《异彩纷呈的东北书法》 载《吉林日报》2007年12月6日第13版《东北风周刊》82.《朱复戡书法现象研究》 载《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4—50页83.《郑文焯其人其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8年第1期（总第6期），第47—50页84.《明代朝廷玺印研究》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26—37页85.《明代宫廷书法研究》 载《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5—32页86.《明代“中书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8年第11期，第43—46页87.《海上升明月——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载《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33—339页88.《张改琴书法浅论》 载《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张改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78—79页89.《论当代草书》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1期，第29—32页90.《〈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 载《文献》2009年1月第1期，第128—138页91.《殷商金文章法蠡探》 载《中国书法》2009年第1期，第42—49页92.《“桓夫人善书”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9月第5期，第72—75页93.《“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新论》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5期，第41—45页94.《书异其人——论黄庭坚其人其书》 载《书法丛刊》2009年第3期，第69—77页；亦载《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538—550页95.《三论雪堂》 载《书画艺术》2010年第3期，第62—69页96.《向传统索取新意 在时尚中把握自我》 载《吉林日报》2010年4月19日第8版97.《明代以“疏”论书研究》（“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12月·江苏南京） 载《书法报》2010年5月19日第19期第21版98.《简论书法史研究法中容易忽视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8期，第97页99.《〈砥柱铭〉长卷非黄庭坚真迹》 载《书法报》2010年7月14日第22版，亦载《书法》2010年第10期，第33—35页【张金梁教授著述之序跋】张明整理01.《赵生泉〈金石探幽〉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2.《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3.《梁继〈张照年谱〉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4.《赵彦辉〈寒山帚谈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5.《张明〈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6.《张函〈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7.《徐文平〈处州历代书法〉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08.《〈书法史图鉴〉序》 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09.《〈孙初画集〉序》10.《书中龙也——〈十七帖〉》 吉林文史出版社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