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陋室铭》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简短的八十一个字，但是它单纯、简练、清新像一首精粹的诗，充满了哲理和情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写的多么简练，简单，表达的情感又是多么的直抒胸臆 。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居室简陋、物质匮乏，但只要居室主人品德高尚、生活充实，那就会满屋生香，处处可见雅趣逸志，自有一种超越物质的神奇精神力量。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关联。中国文字在夏代的晚期就已产生，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铭文。考古发掘的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它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没有带铭文的青铜器。
这可能是中国的文字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的缘由。铭文是按照墨书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
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我们所讲的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总的来讲，我国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经历了简铭期、长铭期以及衰退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铭文
“铭”是古代刻于金属器具和碑文上用以叙述生平事迹的一些赞颂或警戒性的文字，后成一种文体。篇制短小、文字简约、寓意深刻押韵。
青铜器艺术的渊源是指青铜器萌生之前的史前艺术、技术与礼仪传统,这些因素对夏商周青铜器的产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青铜器艺术的起源是指青铜容器产生之前的早期铜器艺术,具体则指以纯铜或各种铜合金制作的非容器类的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以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夏商周制度与观念的嬗变。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是最为直观可感的动态过程,其中亦折射出人们追求实用和美观的心路历程。但是,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又会受到特定铸造技术以及所处时代礼制与观念的制约,故而有关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制度与观念的嬗变均需加以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青铜器形制与纹饰演变的动因。 全文由导论、五个章节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角度、意义和方法,还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夏商周与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又详细阐述了青铜器研究的学术史,从而为后续的研究作了铺垫。第一章主要论述青铜器艺术的渊源问题:首先以夏商周艺术对史前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佐证,进而从形制与纹饰、采冶铸技术和礼仪制度三个方面论述了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史前渊源。第二章是对青铜器艺术起源问题的讨论:首先论述了人们最初对自然铜和铜矿石的认知,然后分期分区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点,进而引发对中国青铜器和冶金术起源的思考。第三章是对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发展演变的讨论:将夏商周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分作四个阶段,每一阶段中依器物类别具体阐述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并对其艺术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是对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演进的研究:首先介绍了铸造技术的若干工艺细节,进而归纳出夏商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经历了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变期三个阶段,最后又结合形制与纹饰的分期论述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是对夏商周礼制与观念的嬗变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的制度与观念对青铜器艺术的影响。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前述五个章节的主要观点,指出夏商周青铜器艺术渊源于史前时代的深厚积奠,起源于早期铜器艺术,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全程除受到实用与审美的限定外,铸造技术和礼制观念的影响似乎更为关键,因为铸造技术是青铜器成形的必要保障,而礼制与观念的新需求又是其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力。中国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4500~4000年龙的时代，相当于尧舜传说时代，古文献上已经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青铜器是商代工艺的重要品种。商代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由于商代统治阶级盛行饮酒之风，所以酒器制作十分发达。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为统治者所用。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同玉器时代一样，约经历了15个世纪。 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玉雕技术与陶塑技术合而为一应用在青铜器的塑造方面，在此基础上铸造工艺发展起来。传说中夏铸九鼎，开启了华下文明的青铜时代。实际上在塑鼎这种复杂的工艺之前，青铜器必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艺术风格由原始时期陶器造型、纹饰呈现的活泼愉快走向神秘威严，失去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而青铜图案同彩陶一样成为古代工艺形式美的瑰丽景观，二者的抽象与逻辑演变，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着无数经验与智慧，它嬗变成一种心灵的艺术，脱尽了向自然模仿的痕迹，那原初的具象已被遗忘在意象的升华中。商和西周是青铜器的盛期，殷商青铜器中酒器最盛，死后亦将其大批殉葬，说明当时贵族嗜酒之风盛行；艺术上的特点是善于从大的动势入手，强调外形上的主要特征，抽象简化成用线可以表达的主要轮廓，并在轮廓中填满装饰性图案，以创造出富有幻想性的形象为目的。考察由商之盛至战国末期之衰，可以看出青铜纹饰由原始浑沌向理性演化的轨迹。除了工具之外，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是兵器和礼器。这的确如风胡子所言，是个“以铜为兵”的时代。战争需要兵器，祭祀需要礼器。玉器上固有的龙、凤纹类，兽面纹及其变体形纹之外，还饰有各种动物浮雕与圆雕。如犀牛、虎、象、熊、羊、猪、兔、鸮、蝉、鱼、龟等等。另外，大理石制的雕刻有鸱枭、蛙、坐人、怪兽、蝉、鱼、虎等，是现存最早的雕刻艺术品。有些同样铸造在青铜器上。而且有不少整体器形采取动物形象来塑造。如商代的象尊、鸟纹牺尊、四羊尊，周代的兕（si）觥（gong）、驹尊、羊尊、鸭形尊等。其纹饰的特点是满而精，整体中包含完整的局部，局部又和谐地统一在整体中.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夏商周时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王之涣墓志》，全称《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唐天宝二年（743）刻立。志呈正方形，长、宽均36厘米，24行，满行24字，共545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原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王之涣墓志王之涣为唐代著名诗人，其诗作《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和《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可谓脍炙人口。惜其官职低微，史书无传。《王之涣墓志》的出土，为研究王之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一、《王之涣墓志》主要内容及“旗亭画壁”的故事王之涣（688年-742年），字季凌，是盛唐的边塞诗人之一，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可惜他的诗歌散失严重，传世之作仅六首，辑入《全唐诗》中。王之涣在两唐书均无传。王之涣画像撰写王之涣墓志铭的是一个名叫靳能的人，当时他担任河南府永宁县尉，他与王之涣堂弟王之咸是僚属关系，和王之涣属同一级别。志未署书丹者姓名。有人推测书丹者为唐著名书法家张旭或其弟子邬彤，但无可考。志文称：“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随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州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墓志称王之涣“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已穷经义之奥”，以门子身份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因为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因此得到了衡水县令李涤的特别赏识。722年，李涤将年仅18岁且“性含谦顺，德蕴贤和”的三女儿许配给已经35岁的王之涣。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王之涣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就这样，王之涣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过了15年自由的生活。十五年后，由于一些亲朋好友不断劝他入仕，王之涣又于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任职期间，王之涣为官清正，心系百姓。可是，任职不久，王之涣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享年55岁。在墓志铭中，靳能对王之涣的诗极力推崇，“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皎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他对
石景山地区出土了清代李绶墓志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如4月20日的《北京日报》第五版“石景山工地挖出清代墓碑”一文讲：墓志铭是在鲁谷地区的道路施工中发现的，分为篆盖和正文两块，墓志以纪晓岚撰文和刘墉书写为最大特点。“五一”期间，笔者与李新乐先生前往模式口田义墓看到了该墓志。墓志的志盖和志石均为上等的汉白玉石质，正方形，长宽各73厘米，厚16厘米，打磨的非常精细。志盖阴刻篆字5列19字，即“皇清诰授光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杏浦李公合葬墓志铭”，涂朱，书写者叫董诰，书法上乘；志文有近1000字，蝇头小楷，涂朱，尾刻“桐城彭德风镌”，叙述了墓主李绶的生平。李绶是什么人呢？据纪晓岚所撰墓志讲：李绶，“生于康熙癸巳”年，也就是1713年，死于1792年，享年79岁。他“字佩廷，号杏浦，又别号竹溪”，是受到当时学者尊重的“杏浦先生”。他的祖先从山东移居到今天的北京地区，后来因为他的名气，祖先们“皆以公贵，覃恩赠一品”，真正是光宗耀祖了。李绶从小就很有才干，仕途一路顺风。他22岁从科举起步，从地方小官做到巡抚，两次外任奉天府丞（相当于今沈阳市长），到乾隆52年已做到“左都御史”从一品的高官，在清代，汉人做到如此职位，已是罕见的奇迹。李绶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他学问好，喜读书，“作诗不下数千首”，“文章俱有法度”，中过进士，做过翰林，编写过史书，任过内阁学士。还做过主考官，提督过学政，制订过教育制度，“所甄拔皆得人”，是桃李遍天下的大学者。所以，人们才尊称他“杏浦先生”，纪晓岚、刘墉才会给他撰写和书写墓志！他为什么葬在今石景山地区的黄庄呢？推测应有两个原因。一是那里景色优美。黄庄在今鲁谷小区的东面，那里原有明代修建的大慈寺，其现存的碑文说那一带“有田可耕，有园可种，果木绕于墙垣，流水周于舍下，西山一片，居然在几案间。”二是传说五代时的大教育家窦禹钧在那里开办过著名学校“五花院”，窦禹钧就是《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从李绶的教育成就看，可能是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又一个“窦燕山”！李绶的人品也好。经过他的努力，哥哥、弟弟们有了功名。他帮助收留的徐氏孀妹，把孩子徐朗元培育成“登科入仕”的人才。他平时不愿意显山露水，但关键时刻却敢做敢为。如“官奉天府丞时奏毁前明违碍碑碣，官湖南巡抚时奏赈茶陵水灾、奏增衙郴诸路驿马、奏稽察西洋教，皆蒙谕允。官御史时奏吏部胥魁受贿、奏浙江巡抚匿灾，并邀褒嘉”。那些事，没有些胆量是做不来的。李绶有2子7女，他去世时已有7个孙子和2个重孙子，是真正的四世同堂。李绶墓志的撰写者纪昀，字晓岚，比墓主李绶小11岁，就是演员张国立在电视剧里扮演的与奸臣和珅唱对台戏的历史人物。《清史稿》上说他：“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沉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有趣的是，他也当过与李绶一样的“左都御史”。他给李绶写墓志，可能是职责所在，也可能就是出于对李绶的敬重。李绶墓志的书写者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比李绶小7岁，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子”。他的书法受到清代学者的特别喜爱，他为李绶书写墓志，无疑给墓主抬高了身价。李绶墓是清代的名墓。李鸿章编《畿辅通志》卷165载：“国朝李绶墓在黄庄。”并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其墓志，与出土的志文比，仅少3行字，估计是采用了纪晓岚文集的内容。但新出土的墓志比《畿辅通志》提供的信息量大，为考证清代历史显现了更直观的资料，十分珍贵。李绶墓何时被毁还不清楚，但其墓志集名家撰文、名家书写、名家镌刻于一身，说它是清代的“三绝碑”不算过誉，文物品位极高，也是北京市考古发现的一大惊喜！近日，林埭镇发现5块明代墓志铭，据有关人士反映，尽管我市在土地平整中陆续发现一些墓志铭，但在同一个地方发现5块墓志铭还是比较少见。这5块墓志铭是林埭镇共和村一农民从土地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石块呈正方形，由于受风化，刻在墓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刻在志上的小字仍然字体清楚。据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分析，这5块墓志铭大致是明朝中期的。从依稀可辨的字体中可以看来，中间大的一块是吏部侍郎沈升的墓志铭。据史料记载，沈家是古代有名的官宦人家，沈升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443年前后考中进士，是平湖建县以来考取的首批进士。大儿子官至广州知府，二儿子官至山东道监察御使。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5块墓志铭的发现对研究当地的一些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志铭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
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的文体。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墓志铭一般是铭主死后由别人撰写，偶有铭主本人生前撰写的。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一般而言，墓志铭使用韵文写作，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即为无韵散文。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北魏时官至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在唐朝曾出任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武后，死于高宗朝。父柳镇，为就便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任命，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后来又因为不能迎合权贵，失去了殿中侍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个权贵死了，才重新被用为侍御史。为人以刚直著称，所交往的朋友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 子厚小时候就精锐敏捷，通达事理。当他父亲还在世时，他虽然年纪轻，已经独立成人，能够考中进士，显露出超凡的气象，众人都说柳家有了个好儿子。以后又应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授集贤殿正字。他才能出众，端方坚毅，每有议论往往引据古今事典为证，贯通经史百家学说，识见高远，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为之折服。他的名声因此大振，一时间人人都向往和他交游。那些公卿显要们，也争着要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举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县尉晋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后，出任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获罪，他被视为一党，同被遣出京城做州刺史。还未到任，又一道被贬为州司马。居官清闲，愈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记诵，写作诗文，如江河泛滥，湖海蓄积，其造诣可谓精深博大无有止境，但只能恣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元和年间，曾将他和一道被贬的人召回京城，又再次一道出京为刺史，这次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初，他感慨系之地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制定了劝谕和禁止的政令，赢得了柳州民众的顺从和信赖。此地人借钱时习惯用子女作为人质相抵押，如不能按约期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钱相等时，子女就要沦为债主的奴婢。子厚为借钱的人想尽办法，让他们全都能把子女赎回去。其中特别贫穷实在无力赎取的，就让债主记下人质当佣工所应得到的酬劳，等到酬劳和所借钱数相当时，便要债主归还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下达到其他的州，刚到一年，免除了奴婢身分而回归自己家里的就有近千人。衡山飞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以子厚为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指点而撰写文词的人，从他们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很好的章法技巧。 翻译古文主要是要把古文中时常出现的频率高的文字弄清楚意思~
贝聿铭坚定了建筑的梦想。他是一位真正的建筑者，用自己的设计让世界更美丽是他星空下的愿景。贝聿铭翻阅大量建筑学书籍，涉猎古今中外的美学、文艺学和各国民俗学，了解世界建筑大师的作品。向着梦想，他脚踏实地地步步前进。巴黎晶莹剔透的玻璃金字塔，美国壮丽雄奇的肯尼迪图书馆，北京古色古香的香山饭店，贝聿铭以中国人的智慧与胆识，用建筑这凝固的音乐，装点着地球这人类的家园，实现了星空下的梦想
贝聿铭：他和他的建筑都像竹子八十好几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难以捉摸。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巴黎人,骂了我两年一生有70多件建筑作品,他最得意的是在64岁时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有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那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强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全球人都向往的地方。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时,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儿子贝执中回忆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他们不分昼夜地表达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贝聿铭说,“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贝聿铭在巴黎做卢浮宫的14年。跟巴黎民众、法国民众讨论谁来重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费了两年。“普通人接不接受。对我并不重要。批评是需要历史的,需要时间,要过几十年再看。说今天做了明天怎么好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价值。”就这样,贝幸铭用表面上无所谓的态度,承受着他建筑生涯中最严重的考验。贝聿铭的助手说:“我从不记得贝聿铭曾经沮丧过。他是位非常冷静的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同样也得保持着那种独有的迷人微笑。”贝聿铭像许多了不起的人一样,总是淡定平和,而且不受外界强大压力的影响。1988年,金字塔带来的“横祸”,转变成为贝聿铭和他的支持者最大的喜悦。喜欢争吵、也喜欢意见一致的法国人接受了贝聿铭。那年3月,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令法国人难堪的是:曾经极力反对的金字塔。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骄傲,因为贝聿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距离。缩到了最小。没学他喝酒,学他的建筑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苏州。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铭,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虚荣,固执。贝聿铭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父亲贝祖诒从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中国银行会计部。贝聿铭1927年被送到上海青年会中学,掌握了流利的英文。大光明电影院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他看最好的好莱坞电影、唱英文歌。美国文化对那时的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父亲建议贝聿铭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父亲的经验使他很早就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并不快乐。国际饭店当时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会盖26层,贝聿铭不敢相信,每周六都要去看着它往上冒。觉得太神奇了!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古板的教学观念让他还没到开学就离开了。在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但贝聿铭坚持自己的选择,从此没有再回头。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reel教授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Mreel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Mreel天生会喝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贝聿铭说:我没有学他喝酒。我学他的建筑。跟风水是有关系的贝聿铭一生的70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建筑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香港,中国银行大厦。1926年,贝聿铭的父亲曾经是这里的经理。中银大厦曾经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因素。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遗憾的是。贝聿铭的父亲去世时,连儿子设计的中银大厦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大楼竣工后,很多香港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贝聿铭说,风水是很有道理的,但不能太那个。不过风水你不能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这个话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给房地产商打工在上世纪40年代。贝幸铭的父亲让儿子学成回国,要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铭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后来。贝聿铭决定加入美国籍。这于他而言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地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但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这个开发商极端自负。以至于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贝聿铭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1951年的华盛顿贫民窟,有的人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灰尘乱飞,水管也是露天铺设的……贝聿铭开始对民宅产生兴趣。在建民宅这段时期里,贝聿铭积累了工程的经验。不久幸运的贝聿铭接到一个单子——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这是贝聿铭在事业上新的起点。也成为贝聿铭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美国公众人物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他们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民居建筑。也受到邀请。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哈佛，花了10年时间选址，工程才得以完成。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说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时候，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的窗户被风吹落下来，玻璃散落了整个街道，三分之一的窗户都掉了!批评和责难蜂拥而至，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七年以后，门窗公司对这件事情做了了结，但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贝聿铭说：“那次事故以后。那些公司都愧见我们。”就在贝聿铭招来骂名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贝聿铭在美国的生活就这样起起伏伏。他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自己似乎也变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在中国缝制的那套西服，身上流露出的艺术气息让人一目了然，俏皮的眼睛使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充满活泼的情绪。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美国的达拉斯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贝聿铭正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这里头他运用了中国园林里“移步换景”的方法。第一次回到祖国，贝聿铭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协助中国建筑界探索出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鱼和熊掌兼得。他吸收西方最先锋的事物。同时又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的建筑像竹子，比如中国银行，他自己也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贝聿铭把每个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57街。赶着回家。《读者》2009年第15期44页
建筑物往往代表着权利，特别是那些城市的主要建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绝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更是一门政治。比如说香港中银大厦的建筑风水问题就曾经被政治化过。贝聿铭并不迷信，但是他也懂得要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让步。
这就像跳探戈舞，有进有退，是建筑之外的一门学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贝聿铭之所以两次接受了中银大厦的设计业务，也是缘于他的一种怀旧情绪。因为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贝祖贻创立了中国银行的香港分行，而且在他生前曾经对贝聿铭说：银行的设计必须看上去显得非常安全。
杨澜曾就这个问题与建筑师贝聿铭有过交流：
杨：贝老，您相信建筑风水吗？
贝：建筑师都相信建筑风水的。不是迷信的建筑风水，建筑风水有好几种，比如说我们建筑要摆房子，要背山傍水，这也是建筑风水。我觉得建筑风水我们应该相信的，可是建筑风水如果弄得太过分一点，那就变成迷信了，这个我反对。
杨：您在香港设计的中银大厦，被很多香港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建筑风水，他们说这座大厦像个三棱的刀。旁边的居民都装反光镜，说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还有汇丰银行上面，好像架了个水泥的机关枪。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有一个锋面是对着港督府的，港督府一开始种柳树来挡，后来柳树也死了一次，然后再种上柳树。您对这一切觉得很好笑吗？
贝：当时不是笑话，报纸还攻击我……但是我对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和他的夫人说，谁叫你们把香港的地价抬得那么高？我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当然只有往高处造。
杨：我听说当时您的预算只有一亿三千万美元，是不是这样？
贝：那时候北京说一亿三千万美元，不能多出，过了五年还是一亿三千万美元，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难。
作文：由贝聿铭想到的
由贝聿铭想到这两天我一直在看美国作家所写的《贝聿铭传》，我是想说一些话的。
的确，这本书看来，尽管存在缺陷，比如更多关注贝聿的个人成长，尤其在贝聿铭建筑方面的发展过程，不像一般人物传记那样，但是这本书极为成功地向不熟悉贝聿铭的读者描绘了一通过坚持自己的信念，持续性地在建筑领域奋斗并成长为一位顶尖人物的著名建筑大师的形象。
关于这本书“对于贝聿铭独特的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非凡的个人魅力和社会艺术都有准确和有分寸的描写”这样的评价，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的。
纵观贝聿铭的建筑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的印象来说，他的事业是比较顺利的，除了遭受过一两次比较重大的挫折，尤其典型的是汉考克保险公司大楼的案例，是贝聿铭事务所的一次几乎致命的劫难，但即便是这，也依然难以动摇贝聿铭强大的自信心。
并且总是能够成功地说明别人相信这样会更好，更值得。
不是中国悠久历史传统的出身，贝聿铭不可能有那种深厚文化底蕴所孕育的气质与对文化的内在理解；没有在美国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他不可能学到建筑文化的精髓、贝聿铭正是在这样两个不同世界的共同孕育下获得了成长的丰厚营养，和成功的必备因素。
苏教版六年级上册习作六的作文 家乡的名人 要关于苏州名人的,最好...
苏州的名人--贝聿铭贝聿铭是美籍华人建筑师，是苏州的名人，也是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1917年4月26 日贝聿铭生于广州。
他的祖辈是苏州望族，他曾在家族拥有的苏州园林狮子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时光。
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935年远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在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
贝聿铭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风景如画的苏州和高楼林立的上海度过的，从小立志要当一名建筑师。
后来他留美学习建筑学，以超人的智慧多次完成复杂的设计任务，并在纽约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贝聿铭在上海读书时，周末常到一家台球馆去玩台球。
台球馆附近正在建造一座当时上海最高的饭店。
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人们怎么会有建造这么高的大厦的能耐，由此他产生了学习建筑的理想。
但是宾州大学以图画讲解古典建筑理论的教学方式使他大失所望，便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
他的著名设计建筑有肯尼迪图书馆、香山饭店、中银大厦、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中国银行总行等。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主导着贝聿铭一生的作品，如全国大气研究中心，伊弗森美术馆、狄莫伊艺术中心雕塑馆与康乃尔大学姜森美术馆等。
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部，内部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
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贝聿铭大师的照片，他看上去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人，没有一点儿盛气凌人的架子。
我佩服他在建筑领域的杰出成就，他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学习的榜样。
传递正能量的读书活动作文
济慈有言“那听得见的真美，那听不见的更美。
”大千世界，形形 *** ，有历史长河中丹心长照，威武不屈的历史名人，有华夏儿女同系炎黄的精神纽带龙。
有形与无形之中，他们所传递的都一样——正能量。
心如谦竹著名大师贝聿铭，曾应法国总统的邀请设计卢浮宫。
但当他对于卢浮宫内金字塔的设计构思被人们知晓时，他受到了法国人强烈的抨击。
面对法国人如潮般的批判，他并没有回应，只是自信地坚持自我。
当卢浮宫设计完成后，前来参观的人数比以往翻了几倍，各种好评也随之而来。
贝聿铭曾说：“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
”的确，他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坚持、自信与谦虚。
然而“谦虚并不代表妥协，妥协就是退让！”贝聿铭让我们知道，无论身处何地，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永葆自信的正能量。
真假之间曾有一位身患重病的病人，他告诉一位国家：“若是窗外树枝上最后一片树叶落下去了，我的生命便也走到了尽头。
”画家望向窗外，几片枯黄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着。
在一次狂风暴雨的夜里，所有的树叶都凋落了，然而画家却从屋外爬上窗台，用笔在窗外画了了片悬挂的树叶。
第二天清晨，当初升的第一缕阳光射进房内，病人看到了窗外悬挂的最后一片树叶，他为这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撼了，于是...但当他对于卢浮宫内金字塔的设计构思被人们知晓时，那听不见的更美，威武不屈的历史名人，而当你有了信念济慈有言“那听得见的真美，有历史长河中丹心长照，而画家却在暴雨后生病去逝，所有的树叶都凋落了，当初升的第一缕阳光射进房内，无论身处何地。
在一次狂风暴雨的夜里。
贝聿铭曾说。
真假之间曾有一位身患重病的病人，只是自信地坚持自我，有华夏儿女同系炎黄的精神纽带龙。
心如谦竹著名大师贝聿铭，永葆自信的正能量。
第二天清晨。
”大千世界，无论多大的灾难也无法将你搠倒，形形 *** 。
画家用一个美丽的谎言，妥协就是退让，前来参观的人数比以往翻了几倍。
当卢浮宫设计完成后。
”画家望向窗外，用笔在窗外画了了片悬挂的树叶，他们所传递的都一样——正能量，然而画家却从屋外爬上窗台，他告诉一位国家，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各种好评也随之而来！”贝聿铭让我们知道。
生命的恶魔总在时不时地向我们伸出魔爪，几片枯黄的树叶在秋风中摇曳着，曾应法国总统的邀请设计卢浮宫，他勇敢地活了下来，于是靠着这一点信念、自信与谦虚，他并没有回应，他受到了法国人强烈的抨击。
面对法国人如潮般的批判：“若是窗外树枝上最后一片树叶落下去了，他为这顽强的生命力所震撼了：“我和我的建筑都像竹子，病人看到了窗外悬挂的最后一片树叶。
然而“谦虚并不代表妥协。
”的确，我的生命便也走到了尽头，他用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坚持，传递了信念的正能量，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有形与无形之中
贝聿铭的简介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是苏州望族之后，美籍华人建筑师。
贝聿铭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就读建筑学。
贝聿铭也荣获了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及1986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等。
贝聿铭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
他的代表建筑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厢、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
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早年经历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生于广州，他为苏州望族之后，在狮子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时光； 1927年贝聿铭回到上海就读青年会中学[1] ，高中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 1935年贝聿铭远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 1939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奖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
1944年贝聿铭退役，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5年，贝聿铭留校受聘为设计研究所助理教授。
1948年贝聿铭从纯学术的象牙之塔进入实际的建筑领域，纽约市极有眼光和魄力的房地产开发富商威廉柴根道夫打破美国建筑界的惯例，首次聘用中国人贝聿铭为建筑师，担任他创办的韦伯纳普建筑公司的建筑研究部主任。
他们合作达十二年之久。
十二年中，贝聿铭为柴根道夫的房地产公司完成了许多商业及住宅群的设计，也做不少社会改建计划。
贝聿铭还为母校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科学大楼，为纽约大学设计了两栋教职员工住宅大厦。
这一切，使贝聿铭在美国建筑界初露头角，也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的事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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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的作文.就是...
游卢浮宫“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全家到法国的巴黎旅游，游览了艺术殿堂卢浮宫博物馆，欣赏了里面的很多艺术品。
它的收藏极为丰富，你用三天的时间也看不完，它曾经是路易14的后花园，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艺术博物馆，它的正门――玻璃金字塔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美籍华人贝聿铭设计的。
在卢浮宫所有珍藏中，最著名的是“宫中三宝”，即：断臂维纳斯雕像、胜利女神尼卡雕像、达芬奇话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
除此之外，里面还有许多名贵的雕像和油画，如：《垂死的奴隶》、《普西莎及爱神》、《迦拿的婚宴》等。
每一幅画都画得惟妙惟肖，每一尊雕像都雕刻得细致、精美，特别是古希腊的石头雕像，栩栩如生。
参观“宫中三宝”时，许多外国游客都冲着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咔嚓咔嚓”地拍照。
到了油画画廊，不准拍照、摄像，因为照相机的闪光灯会损坏油画。
到了蒙娜.丽莎画像前，密密的人群中不时发出一些赞叹声，我和妹妹好不容易挤进去，呀！这幅画的戒备真森严！一个玻璃窗把蒙娜.丽莎的画像罩着，外面还有保安，前面还拉了好几条绳子，不许你靠得太近。
因为我和妹妹是小孩，所以一个黑人保安微笑着把绳子拉开，让我们近距离地观看。
只见蒙娜.丽莎披着长长的头发，一身棕色的衣服，双手交叉在膝盖上，无论你走到哪里看这幅画，她的眼睛都望着你，栩栩如生，也给人感觉很神秘。
果真名不虚传啊！ 参观完卢浮宫，我的收获很大，卢浮宫汇聚了许多国家艺术的精华，所以学艺术的人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可以增长知识，懂得更多历史。
另一篇 法国巴黎不仅是时尚之都，还是法国的文化中心。
在巴黎市区，有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今天我们进来到了，巴黎举世闻名的卢浮宫。
卢浮宫，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宫殿，以前是用作防御目的，后来经过扩建和整修逐渐成为了王宫。
弗朗索瓦一世在这里大规模的收藏各种艺术品，以后各代皇帝延续了这个传统，使卢浮宫有着大量收藏。
后来，法国 *** 又将这座精美的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从此卢浮宫成了一个博物馆。
我们从卢浮宫的车库，走进去。
检票处旁有一个正入口，整个正入口是一个金字塔形，在旁边还有一个倒金字塔，没想到这竟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
一进卢浮宫，我们就看见了中世纪时期卢浮宫的城壕，上面还有投影了那时候人的生活。
在进二楼的楼梯的旁边，还有着埃及的狮身人像。
进入二楼，就看见了希腊神话中各神的雕塑。
其中在大堂中心的维纳斯最为著名，它是用大理石做成，还是被人在米罗岛找到的，所以成为了镇馆三宝之一。
这个雕像虽然缺少了手臂，但还是显得维纳斯很美。
随后我们上第二楼，在第二楼有着胜利女神的雕像，这个雕像也是镇馆之宝和维纳斯的雕像都展现了希腊化时代艺术的美。
在二楼的德农馆展现了绘画艺术，也展现了历史的变化。
画中有些是跟基督教有关的画，有可能那时是教皇统治的时候。
在一面墙上只展出了一副画，而且那张画很小。
其实那幅画就是著名的《蒙娜丽莎》，也是镇馆之宝。
在达芬奇的笔下，把蒙娜丽莎画的惟妙惟肖，还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参观完卢浮宫，我感受到了艺术无穷的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智慧，我们要将这种艺术传承下去。
博物馆的体会作文400字
天，妈妈带我去博物馆参观海洋动物展览，我看到了许多海洋动物，它们分别是：鳄鱼，它被关在玻璃缸里，一点也不凶狠，好象被麻醉了一样，一动也不动。
大海龟，比乌龟大很多，它的脚变成了像鱼一样的鳍，用来划水，可惜鱼缸太小了，它只能在原地划啊划，真可怜！海星，它们长得各不相同，它们没有脑袋，却有眼睛和嘴巴，眼睛长在胳膊上，嘴巴长在身体背面的正中央，海星正好贴在玻璃缸上，所以我看见了它们的眼睛和嘴巴。
海鳗，身体很长很长，皮肤黑乎乎的，远远看，好象一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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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可以借助对饮食文化的发掘，来增强某当地景区的特色。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弘扬我国各地不同的饮食文化。宁夏菜以回族风味菜为主体，也有部分汉族菜肴。它汇聚回族饮食之精华，崇尚清真、实在，尤擅长牛羊肉的烹饪。宁夏小吃品种多风味别致，仍以牛羊肉及内脏为主料。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1、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归纳就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原理;演绎则是从一般性原理、概念引出个别结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门捷列夫使用归纳法，在人们认识大量个别元素的基础上，概括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后来他又从元素周期律预言当时尚未发现的若干个元素的化学性质，使用的就是演绎法。2、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分析就是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特征和因素而加以认识。它是把整体分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分析是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一个必经步骤和必要手段。分析的任务不仅仅是把整体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通过偶然性把握必然性。3、因果分析法：就是分析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识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引起结果的辩证思维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注意到真正的内因与结果，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更多关于历史论文的研究方法有哪些，进入：查看更多内容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文献学层面，文艺学层面，文化学层面，人本学层面，哲学层面。详参：尚永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五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