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可以将隋炀帝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在说出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正文：
有人说：“隋炀帝是个暴君。为了征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不顾老百姓的生死，把国家和百姓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称他为暴君。”
也有人这样说：“隋炀帝聪明多智，广学博闻，是有大功的人。”而我认为，隋炀帝只是想急于表现出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黄，名超五帝。
而正是由于他的迫不及待，没有得到民心，反而这一项项大功程，导致老百姓大多数因为工程的事情而累死，但隋炀帝也不知情，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滥用民心，而是在为以后（长远）打算。
后来的唐朝，之所以会繁荣昌盛，那都是前一个王朝（隋）的功劳。隋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一。科举制的出现，让那些普通、贫穷、有能力的老百姓，也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任由官宦人家的子弟来当官做爵。
所以，我觉得隋炀帝并不是一个暴君。
如果隋炀帝不由着性子乱来，骄淫奢侈，好好的放点心思在治国上，以他的才能应该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至少隋不会很快被李唐取代。毕竟他也为开创隋朝，东奔西战，立了汗马功劳，看着隋朝建立，可最后还是毁在他的手上。总算他还算一条汉子，虽说是被勒死的可并没有害怕，从这一点看不一般的平庸的帝王或是其他亡国君要强。至少他知错（虽然为时以晚）敢做敢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为胜利者写书的人当然要写胜利者如何打败对手，失败者如何失败，如何不好的地方。即便写胜利者不好的地方也很隐晦，仔细看一下历代正史便知了，这就说明当时人很难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位置，这就是当时人的局限性。也就所谓的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现在的人看现在的问题往往就会忽略事物的两面性，等过些年，后人在看我们这个问题，答案就会更趋于客观。唐太宗曾问魏征：朕观隋炀帝全集，文采华丽……亦知尧舜之道，厌桀纣恶行，然为何还行桀纣之事？而魏征说：炀帝不听人言，自以为是……故事心、思尧舜之道，而实行桀纣之事。唐太宗也以为然，叹息说道：是啊，前者之事，可为后世的老师。这一对明主贤臣的对话，鼓励了所有人，也指出了杨广的弱点。因为他身心不一，所以，走向了灭亡。杨广的确有才能，如果用在治国上，隋朝将出现一个盛世，可惜他将才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隋朝灭亡了。
我眼中的隋炀帝，小论文200字？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才导致隋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可是，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隋炀帝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隋炀帝为了自己享乐，令人召集民丁修建京杭大运河，而办事的人为了讨好杨广（隋炀帝），夜以继日地逼迫民丁不停地修，以求迅速修好大运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大运河修好以后，杨广和几千个后宫妃子乘坐一艘三层高的船，两岸几千个士兵拉着船向前移动，排场之壮观，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杨广修建大运河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江南一带十分富饶，百姓的粮食常有剩余，粮仓里的米都长虫了，各种蔬菜也是多出许多。可长安、北方的粮食一直供不应求，老百姓都吃不饱，于是，这条大运河才诞生。京杭大运河不仅使江南的粮食免于浪费，使长安的老百姓免于挨饿，为以后唐朝建都长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还促进了长江两岸人民的交流，改变了从东晋就开始的南北敌对，无交流，正是有了这种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再说，这个工程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巨大，大运河只是将各条自然河道和前朝时期的运河连起来修建而成的，并不是需要从头到尾自己修。虽然不排除隋炀帝有“供自己玩乐而修建大运河”这种心理，但既然秦始皇修长城有好处，那这个工程也有可取之处，这也正是杨广的先见之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但无功而返，还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千古骂名。但是，李世民晚年兴兵讨伐高句丽不也损兵折将，没成功吗？而且，杨广出征又不是没胜利过，在我国东南部，隋军披荆斩棘勇如狮，将国境延伸至印度支那界内，还吞并了台湾、安南（今越南）。在我国西北部，隋军又连续击败吐谷浑，甚至还占领过其全界。所以，隋炀帝只是讨伐高句丽时太过心急，没准备好，才无功而返。虽然隋炀帝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大兴牢狱，劳民伤财让百姓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修建大运河，对外扩张这两项为国为民的好事。他，只是一个有才能，但过于自信的人
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我眼中的隋炀帝，小论文200字？今天看完了《隋唐英雄》，忍不住来品一品隋炀帝。说到隋炀帝，就忍不住在心里骂上两句，他可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历史上第二大暴虐皇帝。虽然隋炀帝暴虐，但他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华阴人，生于隋京师长安，是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次子，开皇元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继位。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开通永济渠、通济渠，加修邗沟、江南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开创科举制度，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618年在江都被部下缢杀。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是古代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隋炀帝造隋朝大运河有功，但是他太耗费民力，每次一召一百万人民，男的没了召女的，民心惶惶：后来他又费了大量民力，造大船南游，这是他后来灭亡的导火索之一。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才导致隋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可是，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隋炀帝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隋炀帝为了自己享乐，令人召集民丁修建京杭大运河，而办事的人为了讨好杨广（隋炀帝），夜以继日地逼迫民丁不停地修，以求迅速修好大运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大运河修好以后，杨广和几千个后宫妃子乘坐一艘三层高的船，两岸几千个士兵拉着船向前移动，排场之壮观，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杨广修建大运河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江南一带十分富饶，百姓的粮食常有剩余，粮仓里的米都长虫了，各种蔬菜也是多出许多。可长安、北方的粮食一直供不应求，老百姓都吃不饱，于是，这条大运河才诞生。京杭大运河不仅使江南的粮食免于浪费，使长安的老百姓免于挨饿，为以后唐朝建都长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还促进了长江两岸人民的交流，改变了从东晋就开始的南北敌对，无交流，正是有了这种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再说，这个工程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巨大，大运河只是将各条自然河道和前朝时期的运河连起来修建而成的，并不是需要从头到尾自己修。虽然不排除隋炀帝有“供自己玩乐而修建大运河”这种心理，但既然秦始皇修长城有好处，那这个工程也有可取之处，这也正是杨广的先见之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但无功而返，还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千古骂名。但是，李世民晚年兴兵讨伐高句丽不也损兵折将，没成功吗？而且，杨广出征又不是没胜利过，在我国东南部，隋军披荆斩棘勇如狮，将国境延伸至印度支那界内，还吞并了台湾、安南（今越南）。在我国西北部，隋军又连续击败吐谷浑，甚至还占领过其全界。所以，隋炀帝只是讨伐高句丽时太过心急，没准备好，才无功而返。虽然隋炀帝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大兴牢狱，劳民伤财让百姓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修建大运河，对外扩张这两项为国为民的好事。他，只是一个有才能，但过于自信的人。
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才导致隋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可是，每个人都有两面性，隋炀帝也不例外。据说，有一次，隋炀帝为了自己享乐，令人召集民丁修建京杭大运河，而办事的人为了讨好杨广（隋炀帝），夜以继日地逼迫民丁不停地修，以求迅速修好大运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大运河修好以后，杨广和几千个后宫妃子乘坐一艘三层高的船，两岸几千个士兵拉着船向前移动，排场之壮观，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杨广修建大运河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江南一带十分富饶，百姓的粮食常有剩余，粮仓里的米都长虫了，各种蔬菜也是多出许多。可长安、北方的粮食一直供不应求，老百姓都吃不饱，于是，这条大运河才诞生。京杭大运河不仅使江南的粮食免于浪费，使长安的老百姓免于挨饿，为以后唐朝建都长安打下了结实的基础，还促进了长江两岸人民的交流，改变了从东晋就开始的南北敌对，无交流，正是有了这种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再说，这个工程远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的巨大，大运河只是将各条自然河道和前朝时期的运河连起来修建而成的，并不是需要从头到尾自己修。虽然不排除隋炀帝有“供自己玩乐而修建大运河”这种心理，但既然秦始皇修长城有好处，那这个工程也有可取之处，这也正是杨广的先见之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但无功而返，还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留下千古骂名。但是，李世民晚年兴兵讨伐高句丽不也损兵折将，没成功吗？而且，杨广出征又不是没胜利过，在我国东南部，隋军披荆斩棘勇如狮，将国境延伸至印度支那界内，还吞并了台湾、安南（今越南）。在我国西北部，隋军又连续击败吐谷浑，甚至还占领过其全界。所以，隋炀帝只是讨伐高句丽时太过心急，没准备好，才无功而返。虽然隋炀帝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大兴牢狱，劳民伤财让百姓痛苦不堪，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修建大运河，对外扩张这两项为国为民的好事。他，只是一个有才能，但过于自信的人
高句丽即是中国的历史也是韩国的历史。
高句丽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政权。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余人，后又吸收一部分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
高句丽极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第二松花江流域。
高句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专业研究高句丽史、民族边疆史的历史学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杨秀祖《高句丽军队与战争研究》都指出高句丽有60万军队。
扩展资料：
史载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这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上亦有描绘，比如洞沟12号壁画墓的斩俘图和三室墓第一室北壁的攻城图等。
攻城图整个画面为某个城的一角，城门紧闭，城外有二将乘骑手持长矛，正在酣战，人马均着甲胄。
在二将上方有二士卒滚抱厮打，画面简洁，主题突出，是描绘一幕城池的守御战，可能是为了表现墓主生前参与守卫某城有功的战绩场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句丽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朝韩观点]（1）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2） 高句丽国曾立国700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3）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韩]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列传22）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后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4）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5） 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必须提醒那些朝鲜民族主义者，你们应该正视中原古代文化对你们民族的影响。你们割裂历史，用这个古国的历史文化来强调本民族的伟大是不理性的。而认为自己古代文化与中国无关的看法更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逃避。在古代文化上，你们的祖先，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你们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6）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7） 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8） 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在唐朝的时候，高句丽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国家，韩国当时是新罗，与高句丽是敌国，唐朝出兵灭掉了高句丽，然后联合新罗灭掉了百济，并把部分百济的土地赐给了新罗这个小弟
[cp]#文化输出现象[超话]# 高句丽是纯中国政权，和朝鲜韩国，没有任何关系！ 高句丽在殖民朝鲜之前已经在中国吉林建立了政权，类似于契丹西夏等，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后来高句丽殖民了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被灭后，高句丽人几乎全部又迁回了中国，融入了汉族，被中国继承，只有极少一部分高句丽人（大约5000户）留在了新罗，朝鲜韩国就干不要脸说高句丽是他们的，把中国还有几百万朝鲜族通报呢，我们也没说朝鲜韩国是中国的呀[二哈]你殖民过我，那么你就是我的，简直强盗逻辑，那日本还殖民过朝鲜呢，日本人也留了一小部分在半岛呢，你们怎么说日本是你们韩国的？ 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美国俄罗斯学者都承认！最为有力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份国家报告。据美国国会调查局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高句丽国属于唐朝的地方政权而非韩国先祖建立的政权。 俄罗斯学者，在深入研究了朝韩学者的论文和对远东地区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仔细比对，发现韩国的历史研究十分不严谨。其中，俄罗斯考古学家沙夫库诺夫批评，朝鲜韩国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从不引用正史典籍，而是热衷于野史。同时，朝鲜韩国学者为了佐证野史的观点，不惜推翻韩国本国内一些严谨的历史学者做出的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一些历史定论。 韩国学者歪曲历史热衷野史的不要脸行径看来在国际社会也是公认的！
崇祯，大明第十六个皇帝，亡国之君，朱由检。很明显，他是一个悲剧，朱明王朝在他的手中赴之东流，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年号洪武，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皇权，集权于皇帝一人。也许是中国古代太多叛乱割据的例子，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废除丞相，大分中央之权，铲除异己，实行恐怖的政策，巩固统治，以此来巩固他的朱家天下。 个人认为，朱元璋有两误，一是，他忽视了家族内部的纷争。也好在，谁得权，也都是大朱家的。靖难之变也就无关痛痒，毕竟这个天下还姓朱，毕竟香火还可延续。 朱最大的失败在于，皇权集中于一人，国家的兴亡，统治的稳定，势必都要在皇帝一人头上，皇帝都好恶，决定了一个国家。明朝又有几个好皇帝呢？想必也只有明成祖了，况且他还是计划外的。 皇子一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他已不属于自己，整日的关在深宫，学习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他们累不累，当然。他们又能怎样，只能默默承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就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不健康。他们很压抑，他们需要发泄自己。即位之后，他们为所欲为，吃喝玩乐，要把前面所有的罪都补偿过才罢休。 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内有大股农民起义势力，农民战争的战火烧遍中华大地。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部队，甚至直逼京师。外则有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联蒙治汉。一连夺下辽东7十余城，金人的战马，已经逼到长城之下。长城何用，挡的住外敌一时的入侵，却挡不住大明一落千丈的国势。明朝的统治，可谓风雨飘摇。二 朱由检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之下，登上帝位，可以说，他生不逢时，这一切都注定了他必将成为悲剧。 朱由检是有心救国的。谁又想让一代王朝毁在自己手中呢？好在还有袁崇焕，好在大明的朝廷还有忠君爱国之人。努尔哈赤拿袁毫无办法，好像有袁，则大明可保。这时候的崇祯是信任袁的，毕竟国家需要他，毕竟朱家需要他。想必，他们那时也可为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或许也不顾及什么君臣之礼，崇祯实在是大爱袁，没有袁他又怎能安睡。 朱是个孩子，一直认为他是个孩子，他太过固执，太过刚愎自用，太过自以为是，他是一国之君，无论什么，他都是对的。他要维护天子的尊严和荣誉。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可以说，他很要强。但他以为治国是玩过家家，搭积木，不满意，可以推倒从新来过。他是皇帝，他认为他可以做到。也或许是太多深宫中的变故，太多畸形的教育，见了太多的明争暗斗，他变的只能相信自己。皇帝本身就是个悲剧，权利家族，利益，让皇帝不再属于自己，他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如此而已。历史是公平的，给予他太多太多的权利，自然就要承当与之相成比例的义务。 朱由检还只是个孩子，他没有太多的阅历和经验，皇太极只是用个简单的反间计，就让这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入了套。当朱由检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他没有回头，我想，朱是肯定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冤枉了袁崇焕。只是太多的东西让他放不面子，他找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下来。他太过固执和要强，他从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将错就错，我只是杀了一个将军，我大明还有很多的兵将，可皇帝只有一个，皇帝的尊贵不容污损，我又何必过不去呢，我是皇帝，我做事有我的原则，有我的考虑。 他要把这一切做的妥当，他给袁织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通敌卖国，金贼走狗，总之什么脏水都往他的袁的身上泼，不管到底是不是实情，他以不可回头，只能变本加厉。可怜可悲可敬的袁崇焕啊，他只是默默的接受，他文官出身，所有的书都教他要忠君爱国，固然自古这两者难两全，可在他看来，忠国即忠君，忠君即忠国。在牢中，他仍心系国家安危，他写书劝告部下继续抗金，保卫皇帝。他忠于朱又检，哪怕他知道这不值，哪怕他知道朱由检是错的，他是被冤枉的。袁完全有能力发动兵变，逼朱由检让位，另立新君，他做不到，他是个血性男儿，太多的东西放不下，他爱他的主子，朱还是个孩子，他可以包容他的过失，哪怕用自己的性命。 袁同样是个悲剧，最终被凌迟处死，很多人不理解他，他的部下不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君主，他是何苦，百姓不理解他，为什么他是如此之小人，卖国之贼，其实很多时候袁自己也不理解，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一切只是默默接受，刽子手片他肉的时候，他的心早以不只被剐1000下，崇祯，以前的那个崇祯到哪去了！他爱朱，他爱他的国家，他只能选择这条路。 朱由检也许会后悔，但那也是后话了，袁崇焕直到乾隆年间才被平反倒是事实。三 历史走到了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了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此时正整顿兵马，准备一举杀入北京城，推翻大明 朱由检没有慌，他也许预感到这一天到来，他是个好强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朝廷之中已无人可用，朝野内外，人心惶惶，百姓也早已心归闯王，杀牛羊，备酒浆，开城门迎闯王，总之明朝大势以去。 崇祯皇帝其实可以采纳大臣的意见，放弃京城，度过长江，依长江之天险，挡住敌人。仍可以在明朝旧都继续做他的皇帝，安安稳稳的当皇帝。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李自成挡着清兵，或许哪天他还可以再杀回来。就算回不来，他也起码能守住这个名存实亡的朝廷。 先前说过，崇祯皇帝是个好强的人，他对那种拖家带口，溜出京城的行为感到不屑，他是一个皇上，是九五之尊。怎能受如此之辱，如此之恨。宁可死守京城，守住龙脉，大不了以身殉国，他真的是一个好皇帝，起码他有这个心，可他的确也回天无力，历史已经给大明判了死刑，他最多也是个螳臂当车的角色。可他还是那么固执，执意死守。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朱由检也没有想到，他的明朝已如此破败，他只是摇头，什么也没说。其实他是可以活下来的，李自成说，只要崇祯皇帝禅让，他仍可享受皇帝的待遇。可朱由检没有答应，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 朱由检绝不是个苟且偷生的人，那种高傲的气节，只是有的时候，没有资本。但也总比，蝇营狗苟，点头哈腰的人要好的多。回想1400多年前，魏军攻破成都，刘禅降魏，他的儿子，杀了妻儿后自杀，他说，国以灭，尔等何有理由苟且。 崇祯皇帝不想做什么南唐后主李昱，最后还混了个什么著名词人，天天在那边说什么国啊，哪去了，现在啊，我寄人篱下啊。酸，实在是酸。我都替他害臊。 崇祯皇帝最终自尽于万岁山。应当是在傍晚，望着落日，此刻朱家以去，可他仍要好强的说一句：“我不是亡国之君，你们都是亡国之奴！”甚孩子气。可以想象他那不服输的眼神，在他闭上眼睛之前，也或他是睁着眼，踏在太监的背上，看着京城里的大顺军，看着满脸堆笑的大明臣民，也许，这个国家是真的亡了，他的眼神有些哀怨。朱由检，以这种干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大明。 历史给予他的评价是刚愎自用！ 其实，我想说，他是个好皇帝，真的！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很要强，但又太过固执。他起码有那颗心，比起他前几代那荒诞无机的君王不知好多少倍！比此后的那些软弱的清帝也要好的多。只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无法改变什么，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这个腐朽的制度。所以，他只能是个悲剧。 崇祯皇帝如能再早生几年，或迟生几年，那么他应当是个好皇帝，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历史是无情的，历史造就了他的悲剧。
高一就需要论文了？
朱元璋的功过剖析摘要〕文章深刻分析了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朱元璋的功绩在于，战略上接受并贯彻“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众揽人才励精图治；大义灭亲，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的严重不足和过失是自卑、好色、大量杀戮功臣、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以及大搞特务统治。〔关键词〕朱元璋；以猛治国；明律近来电视、书刊论述朱元璋的东西不少，吴晗的《朱元璋传》，张笑天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等，读者议论纷纷。但我认为这些名人们对朱元璋的功劳讲得不深，对其过失讲得也比较含蓄。本文试图对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功劳和过失讲深讲透，与同行们共同研究。一、朱元璋功绩评析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削平群雄、打败元朝、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帝国的开国皇帝，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胜利，而在历史上留下丰功伟业呢?这主要是：（一）接受九字箴言，并付诸实施朱元璋接受了大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箴言，在削平群雄，推翻元朝统治的事业中，从战略高度予以实践，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就是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要在力量不足时不要称王，以免群雄联合攻击，以免枪打出头鸟。朱元璋从抓军训而强兵，抓屯田而积粮；占领南京后，加固城墙，并尊小明王为君，很长一段时间屈居称臣，这些英明的战略观点，是朱元璋以弱胜强逐渐强大夺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二）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实施仁政朱元璋出身低贱，当过和尚，讨过饭，因而在他的思想中有一股强大的主流，就是体恤民情。他登基后首先一条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虽然以猛治国，却是实实在在施行仁政。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即下令，凡是老百姓提出的关于水利的建设，地方官吏必须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指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要依照地形加以修治。到洪武十八年，全国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处，修建坡堤渠岸5，000多处。这些都为发展农业生产，老百姓吃饱穿暖奠定了基础。朱元璋还奖励屯田，解放生产力。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屯田面积达874，746项，比洪武六年增加一倍以上。洪武二十六年收入比洪武六年增加了三倍，人口增加了700多万。（三）众缆人才、励精图治当他错杀江南才女、美女苏坦妹后，引起了浙西四贤不满，他当即立了罪己碑，吸引浙西四贤之首的刘伯温等先后投其帐下。在他周围文有刘伯温、李善长，前者多谋善谏，堪称朱元璋的魏徵、赵普：后者修明律，掌管朝中大事，堪称朱元璋的萧何。武有徐达、常迂春能征善战，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元朝势力中立了大功。（四）修明律以猛治国，以身作则大义灭亲他的女婿欧阳伦因贩运私茶遭朱元璋赐死。侄子朱文正因霸占土地受到杀头处分（资治通鉴记载为免去官职发往桐城安置不久死去）。朱文正是马皇后哺养长大，马皇后亲自求情都遭到拒绝。朱元璋以身作则大义灭亲是历代皇帝之楷模。另外朱元璋大力惩治腐败，有名的郭植案牵涉多人均弃尸街头。（五）加强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主要是废中书罢丞相实行特务统治，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废除地方中书省，设立布政使门，按照皇上意愿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设有13个布政门，同时地方上还设主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和管理司法的刑按察使，三机构独立并互相牵制。罢丞相是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措施，汉武帝时经常更换丞相，明朝开始李善长、徐达为相，李处事谨慎，徐达在外打仗矛盾不尖锐。胡维庸为相后大权独揽，结党营私，矛盾加深。皇帝直接抓六部对巩固中央集权有好处。特务统治虽然弄得人心惶惶，但朱元璋得到了不少情报，对巩固皇权有好处。（六）辛勤一生朱元璋为了管好他亲自创立的大明王朝，他不相信大臣，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批阅奏章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也很少有娱乐调剂。甚至缩小并限制相权，直至取消宰相，政权成为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朱元璋办公室贴满了纸条，这些纸条是他随时想起国家大事或一句名言怕忘记而记录下来的。一个皇帝能这样自律，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真是难能可贵。他是一个事必躬亲、举轻若重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不能发挥大家力量（特别是登基以后）的“日勤不怠”的君主。二、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一）自卑朱元璋出身低下，在他的思想中除了恤民的主流外还有一股支流就是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讲他当过和尚，如悟因为当着群臣讲了此事被他关进了大牢，经云奇与皇帝讲情才答应如悟出牢，但还是让朱元璋割了舌头，永远不能说话。（二）好色自古皇帝好色不足为奇，但不择手段而集美则有失道德品质。如打败陈友谅后经胡维庸拉皮条，将陈友谅的皇后达兰暗暗藏到后宫，答应达兰守孝三年而封为妃子，后达兰作了朱元璋的真妃。达兰肚子里怀的陈友谅的种而生的朱梓成为她为陈友谅复仇的工具，后事发被杀。再如，为了得到郭子兴的女儿郭惠，假说郭子兴临终时有口头遗嘱“要郭惠嫁给朱元璋”，后说服了郭子兴老伴假传遗嘱硬从兰玉手中夺了郭惠为妃，后因与兰玉私通逼其自杀。另外朱元璋逼江南才女楚方玉当了宫中女宫，企图玷污而未成，楚自杀身亡。（三）杀害功臣徐达被朱元璋列为第一功臣，已经回乡养老得了背疽，这种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却在他病重时赐蒸鹅给他吃，徐达深知皇帝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吃了蒸鹅，没有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刘伯温是被朱元璋称为先生的功臣，告老还乡后因为一块坟地朱元璋就要处死他，后经郭艮莲的父亲讲情才得救，后来还是被胡维庸用药毒死。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连位居“功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齐被杀。（四）晚年错用胡维庸、错立朱允炆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是会识人的，但智者千虑也有失误之处。朱元璋之用胡维庸就为其才能和小聪明所误。胡维庸是心术不正野心勃勃的小人，刘伯温虽劝朱元璋说用胡维庸不是走的快慢而是会翻车的，朱不听所劝，胡从为达兰拉皮条做起，进画师李醒芳，拉帮结派，培植党羽，直至伙同达兰造反以及害死刘伯温、谋害徐达，干尽坏事。后来虽然遭到车裂，但很多人跟其遭难。太子朱标病死后，立谁为太子这是朱元璋马上要办的一桩大事。他深知四子朱棣有魄力有胆识是为君之才而不立，却遵照嫡庶长幼的老规矩立了朱允炆。结果不久朱棣推翻了朱允炆，不仅害了朱允炆，老百姓也多受了几年战争之苦。用人遵循嫡庶长幼之老套而不是任人为贤为清廉。（五）大搞特务统治先是锦衣卫后改为东厂，大张旗鼓地收集百官情报，以东厂威胁百官，楚方玉的遗作中说“大臣们上朝每天均与家人告别，好像上朝后不一定能再回家”。朱元璋用东厂威胁百官，不准后宫干政，其子孙只有信任宦官。明朝宦官专政为历代之最，太监魏忠贤为九千岁，大将袁崇焕带兵打仗，其监军仍为宦官，这些人不懂历史，不懂军事，没有知识却要指挥将军，真是历史罕见。这些都是受明朝皇帝的老祖宗朱元璋的影响。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兰玉，动不动就灭九族，这九族中老师也是一族，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是历朝历代少见之事，也说明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六）把孟子清理出孔庙朱元璋为何恼怒孟子，主要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语言。朱元璋是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他登基以后唯我独尊，哪能理解孟子“君为轻、民为贵”之说，孟子的“民本”思想他无法接受。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一致的。朱元璋虽然有体恤民情之主流思想，但对孟子的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为“仁政”格格不入，因为民若影响其皇权则忘掉一切，这就是朱元璋。晚年他命令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保留170余条，删掉80条，曰《孟子文》。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以《孟子》作为范本。综合分析，朱元璋其人文化素质低，对儒生有偏见，对儒教之说虽用之皆生吞活剥而来。没有一套正统的理论是朱元璋性格中矛盾所在。三、结语朱元璋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削平群雄、打倒元朝的统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明朝后注意发展生产，体恤民情，为推动社会前进起了很大作用，总来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其缺点也很突出，杀戮功臣为历代皇帝之最，好色而不择手段也十分惊人，搞特务统治，晚年用人错误造成损失也令人发指。朱元璋用刑之残酷殷纣王之外无人与之相比。
贴春联，我国年俗的文明符号 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过春节、贴春联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民俗之一。贴春联民俗的延续，生动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春联的由来春联，就是把喜庆、吉祥的词语或对偶句写在红纸上，张贴在门口的两边，每副春联还有横批，多是喜庆、贺岁之类的词语。每逢除夕之际，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要贴上春联，以示辞旧迎新，期望新的一年过得更好。春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年俗，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关于春联的由来，有人说发端于宋、明代。其实，我国民俗中贴春联过新年的风俗，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贴春联的习俗。不过，那时候由于没有纸张，所以春联往往是刻写在门庭木掾或石柱上，当然也有的富贵人家把春联写在丝帛稠带上。后来，造纸术发明后，一些文人墨客便用把春联写在纸上悬挂，以后在发展到用红纸书写春联，春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挂在普通百姓的门口或者厅堂。
1光绪皇帝为使维新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打算包围紫禁城已达到控制慈禧太后的目的，袁世凯最初对维新运动是非常支持的，捐钱，捐物，所以光绪皇帝派康有为说服袁世凯为外应，结果袁世凯口头答应了，背地里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事情暴漏，这加快了光绪皇帝的死。2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告的秘。而是慈溪太后的猜测。当时慈禧太后发动戊戌变法，使戊戌六君子惨死菜市口，可当时并没有下令逮捕康有为。3忽略4加入袁世凯没有出卖光绪皇帝维新运动还是会失败的。因为维新运动推展的太快，被保守派所反对。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