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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术刊物，1979年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主编：彭卫，副主编：张彤。季刊，每季中月20日发行，每期正文176页，约25万字。1992年被评为社科类核心期刊。 《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刊在海内外中国古史研究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刊物。《中国史研究》是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是国内外学者了解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窗口。在海内外作者和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将把刊物办得更好。
历史类核心期刊表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理论研究 史学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清史研究史林安徽史学 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化论坛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历史档案中国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古籍与文化西域研究中国藏学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华夏考古东南文化敦煌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四川文物江汉考古 故宫博物院院刊北方文物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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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刚要》
推荐书单的问题，基本上是琳琅满目。而本人认为书单推荐应该有几个标准：第一，推荐者本人要看过，或者至少部分看过，这样才有独特的心得，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推荐书单要讲究循序渐进，至少要有入门级——教材级——提高级三个层次，而不是剪刀加浆糊随便列举；第三，推荐书单要相对全面，比如历史类书单，就不能完全偏重一个时期。带着以上三条标准，本人来推荐一份独到的历史类书单。入门级：入门级的主要是提高兴趣，理清史实，不需要非常专业。现代出版社有套《历史中国》系列，包括醉罢君山《夏商周原来是这样》、姜狼《春秋原来是这样》等，基本有全套中国通史。断代史也有一些优秀读物，比如月望东山《那时汉朝》、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不错，简明扼要，既专业又通俗，还有同名纪录片播放。教材级：教材级的主要是系统学习，不容易被个人风格的作品带偏。不少大学院校都有历史本科教材，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这里推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学基础课配套教材》系列，《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等等。虽然教材可能有些枯燥，但是专业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级：这个阶段可以读点学术专著，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就不错，包括杨宽《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等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包括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另外有一些通史、断代史史学名著，比如钱穆《国史大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顾诚《南明史》。外国的也可以看看，比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限于篇幅就不多介绍了，但是按照这个思路，本人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书单。感谢阅读，欢迎关注！林屋公子作家 代表作《先秦古国志》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万粉丝 · 万赞搜索有关历史的好书及书一生必读的10本书樊登推荐女性读的书30-40岁必读十本书十五部最好历史小说10岁孩子必读历史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历史系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北京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 北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世界历史 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社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科技史料 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百年潮 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出版发行研究 出版发行杂志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档案学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档案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敦煌研究 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胡适研究丛刊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学报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与文物 西安·该刊编辑部 陕西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档案 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地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民国档案 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明史研究 合肥·黄山书社 中国明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农业考古 江西 中国农业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月刊 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史学会，河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集刊 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 吉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林 上海·该刊编辑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苏联历史问题 西安 陕西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博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文物编辑委员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西北史地 兰州·该刊编辑部 兰州大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地方志 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史研究动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档案 北京 国家档案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经济史研究 北京·经济研究杂志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资料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自然科学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吴羽，男，出生于1975年2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97—2001年，就读于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学士，2001—2004，就读于中山大学，获中国古代史硕士，2004—2007，就读于中山大学，获中国古代史博士。2007年至今，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2010，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2010-2015，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2010年—2013年，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15至今，任华南师范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学历：2007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获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所属单位：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吴羽教授论著目录及承担科研项目如下：论著目录①个人专著、个人编著或主编著作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②期刊论文吴羽：《“阳九百六”对中古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影响》，《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吴羽：《<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吴羽：《敦煌文书<阴阳书·葬事>补正数则》，《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吴羽：《南北朝葬日选择管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cssci来源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吴羽：《杜光庭<广成集>所载表、醮词写作年代丛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cssci来源集刊），2012年。吴羽：《晋唐天师道变迁视野下的<赵思礼常阳天尊造像>》，《艺术史研究》第14辑（cssci来源集刊），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吴羽：《中国中古丧葬文化中的金鸡、玉犬——兼论晚唐以降对之理解的变化》，《中国史研究（韩国）》第80辑，2012年。吴羽：《宋代太一宫及其礼仪——兼论十神太一信仰与晚唐至宋的政治、社会变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吴羽：《今佚唐<< span=>开元礼义鉴>的学术渊源与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吴羽：《唐宋世俗人士穿着道服考》，《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吴羽：《今佚唐代韦彤<五礼精义>的学术特点及影响——兼论中晚唐礼学新趋向对宋代礼仪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2009年。吴羽：《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吴羽：《文献所载唐宋时代“朝元图”考略》，《美术研究》2008年第3期。吴羽：《传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主神组合考释——兼论其与唐宋道观殿堂壁画的关联》，《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吴羽、曾玲玲《广州明代“乙丑进士坊”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岭南文史》2008年第1期。吴羽：《三才定位图》考论，《艺术史研究》第10辑（cssci来源集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吴羽：《敦煌写本中所见道教<十戒经>传授盟文及仪式考略——以P．2347敦煌写本为例》,《敦煌研究》2007年第1期。吴羽：《敦煌道经及斋文所见道教事师之礼》，《敦煌研究》2005年01期。吴羽：《北宋玉清昭应宫与道教艺术》，《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羽：《徐神翁信仰研究》，《道学研究》2005年第1期。吴羽：《道教与宋代皇室女性罪犯》，《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吴羽《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艺术史研究》，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清泉、吴羽《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二卷第一期，2004年。吴羽：《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艺术史研究》，第6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③论文集论文吴羽：《南宋临安璇玑观的殿廊神像与礼仪》，李凇主编《道教美术新论》，山东美术出版社，2008年。吴羽：《杜光庭寓蜀时期的玉局化北帝院与星斗信仰》，齐鲁书社，2014年。吴羽：《从“月宿东井日”看晋唐道教时间观念的构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④学位论文《北宋道教与世俗社会互动关系初探》，硕士论文，中山大学，2004年。《唐宋礼典与社会变迁——以<中兴礼书>为中心》，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7年。⑤其他论文吴羽《杜光庭寓蜀时期的玉局化北帝院与星斗信仰》，广州市道教协会与香港道教学院主办“道教与星斗信仰学术研讨会”，广州，2012年12月。吴羽：《唐宋宫城的东西上閤门与入閤仪》，中国史学会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承办的“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广州，2012年11月。吴羽：《中晚唐五代时期的十神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武汉大学、中国唐史学会联合主办，中华书局、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协办，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具体承办“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会议”会议论文，武汉， 2011年7月。吴羽：《南北朝葬日选择管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编辑部主办“中古中国的信仰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北京，2012年7月。吴羽：《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为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第六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上海，2012年。科研项目吴羽：《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校证（新出联[2012]20号，183），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吴羽：第四十九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2011年。吴羽：《中兴礼书》、《<中兴礼书>续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09YJC770018），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史研究 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术刊物，1979年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主编：彭卫，副主编：张彤。季刊，每季中月20日发行，每期正文176页，约25万字。1992年被评为社科类核心期刊。 《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刊在海内外中国古史研究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刊物。《中国史研究》是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是国内外学者了解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窗口。在海内外作者和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将把刊物办得更好。
1、《<丧礼撮要>笺释》（20万字，独著），台北：秀威出版社2012年版。2、《明清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25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6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3、《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 续编》（20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7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4、《域外丧礼汉籍经眼录 三编》（15万字，独著），收入《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17编，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待出版。5、《『朱子家礼』한국 进路：정치 문화정체递嬗》——《The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es》（《中国史研究》，韩国：中国史学会主办）2013年总第83号。6、《<韩国礼学丛书>所见朝鲜王朝礼学著述》——《书目季刊》（台湾：学生书局主办）2013年第47卷第3期。7、《“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学术界》（CSSCI）2013年第3期。8、《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4年第5期。9、《朝鲜王朝礼书考略——兼论<韩国礼学丛书>在域外汉学中的价值》——《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3年第5期。10、《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通制与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4年第8期。11、《明代南昌墓地案：一则结构功能主义无法解释的案例——兼评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中国图书评论》（CSSCI）2012年第6期。12、“清代汉学：在‘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并收入王绪芬：《2011年清史研究索引》，《清史研究》2012年第6期】。13、“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史学汇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主办）2010年6月总第25期【该文为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儒学研究新进展》第29、31期推介，成功大学三位台湾学者做出评价】，简要版《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刊于《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4、“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2年第9期。15、“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科学成果奖励办法的盱衡与启示”——《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3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3年第4期全文转载】。16、“失落的期刊分级与本真的同行评议——再论我国大陆与台湾学术评鉴制度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2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17、“社会科学成果的取舍标准：我国台湾与大陆学术评鉴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CSSCI）2011年第2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出版业》2012年第9期全文转载，该文获得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社会科学的责任与使命”成果二等奖，同文并收入该年会论文集】。18、“断裂与联结——儒学整体性格的‘汉宋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历史版>，【《国学新知评论》2011年第8期全文转载，并为人民网、光明网等近百家网站转载】。19、“家奠吊祭仪制发微”——《中华人文社会学报》（台湾）总第10期【《儒教邮刊》总第15、16、22期分期全文转载】。20、“实质评鉴还是“予取予求”——台湾社会科学成果评鉴的盱衡与启示”——《学术界》（CSSCI）2011年第6期【本文英文版“Substantial Assessmentor Freewheeling Observation and Elightenment on Assessment of Social and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n Taiwan”，同刊《学术界》英文版《Academics》2011年第6期】。21、“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3期】。22、“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一）——婚制、宗法与家族政治摭谈”——《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9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23、“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二）——敬宗收族：家祭、谱法中的宗族政治”——《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2期全文转载】。24、“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三）——铭旌的祭祀符号：身体、秩序与权力”——《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25、“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四）——于心有安：《茗洲吴氏家典》所见神主的昭穆涵义”——《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刊《谱牒文化》2014年第4期全文转载】。26、“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五）——超越时空的礼学对话：《<丧礼撮要>笺释》跋”——《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1期。27、“君子儒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养”——《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09年第11期。28、“边缘到共同体：符号学视野中的女权主义”——《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09年第5期。29、“中国古代的家奠吊祭制度”（第一作者）——《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扩）2009年第1期。30、“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礼生与民间丧仪”——2013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法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之“第五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第二场“政体与礼法：历史的视野”宣读【本文英文版“ 'Li Sheng' and Folk Rituals: An Analysis of Folk Funeral Rit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同刊《学术界》（CSSCI）2014年第6期。】31、“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社会科学论坛》（CSSCI扩）2015年第1期。32、“共同富裕：历史省思与中国梦的进路”（合）——《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201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7期全文转载 】。33、“传统中朝关系研究的三种话语体系”——《人民论坛》（中文核心）2014年6月（下）。34、“坚守学术底线，建立正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4年6月18日学术评价版。 【人民网理论学术动态2014年6月18日以“学术生产过程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为题摘编。】35、“同行评议的权威在于公信”——《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4年7月16日学术评价版。36、“著书岂能只为稻粱谋”——《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5年9月19日学术评价版。37、“把握学术传统与时代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5年4月8日学术评价版。 38、“端视当前两种‘学术中心论’导向”——《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2年7月2日争鸣版。39、“TSSCI的随想：学术生产的永续发展”——《社会科学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2012年2月16日学术版。40、“边界与自觉：清代汉学家的问学心态”——《社会科学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9月1日学术版。41、“版面费的罪恶在于牟利动机”——《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10月18日评论版。42、“《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学林新人”——《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2011年10月20日评论版。43、“想象的乌托邦：16世纪朝鲜使节对明帝国的批判”——《中国民族报》（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2013年12月13日理论版。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中古国家体制与北亚民族传统互动研究东汉至明中叶政治文化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关系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选题参考：
1、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2、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4、继承与超越——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写论文注意事项：
1、论文里面千万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论文具有科学的严肃性、严谨性，避免出现“我”人称代词。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论文改成了“笔者”呢，实际上，用“本文”来替代比较是聪明人的做法，也是在各类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2、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出现感叹号，论文应以陈述语句为主，出现语气叹词瞬间降低论文的层次，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逻辑，尤其是文科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排比句会让别人将你的论文当成作文，切记论文不是作文。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主要放在文章的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我对古代史不是很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