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论文找到没？若还需要的话，不妨借鉴下（历 史学研 究），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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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术刊物，1979年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主编：彭卫，副主编：张彤。季刊，每季中月20日发行，每期正文176页，约25万字。1992年被评为社科类核心期刊。 《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刊在海内外中国古史研究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刊物。《中国史研究》是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是国内外学者了解当今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的窗口。在海内外作者和读者的关心和支持下，将把刊物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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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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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的研究情况 囿于论文选题及馆藏条件暂无资料可查询 二、国内的研究情况 （一）国内的研究现状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解读诗歌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在欣赏、吟咏诗歌作品时，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欣赏方法。 司空图更将诗歌的感发概括为“象外之象”，这些都主要是诗歌作者感发层面。朱熹注“兴”为“感发志意”，已就读者角度来确定诗歌的功用，而王夫之则是将此功用观与诗歌创作论打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解读法，以唤起人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来引发出一种正面的激励效果。 语文教育界意识到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在《读<经典常谈>》中也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 《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全书计24章，分类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文化解读，但其中大部分章节，只论及其纲要与基本思路，言犹未尽，又限于学术方面，对如何实施教学只字不提。 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解读”为检索词搜检到（2000-2007年）关于涉及古诗词解读方面的论文计21条，围绕意象、器乐、宗教、情景等方面展开，但关于古典诗词教学的文化解读的研究大多是浅尝，论及文化内涵辄止，并未对如何实施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 孙玉华在《立象以立意——古诗词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指出：古代诗人总是在天地万物中寻觅自己生命的禅床、精神的寄托。这说明在语文教育界已意识到古典诗词教学文化解读的必要，并着意实施。 目前高中古典诗词教学，基本上还遵循着：对篇章、段落、词句、标点的层层解剖，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字词，理解文意，提高考试成绩做文章。字词意义、句子成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老套落依旧放之每节课而皆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名言，能够要求学生识诵，但深遂思想，课堂上较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影响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影响到学生各自特长和个性的形成。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技巧
鉴于现在大部分本科学生的学术（学位）论文写作极不规范，希望能够建立一套相对固定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式，以纠正现在论文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的遗漏和错误，并给本科学生提供一个可以模仿的模板。下面是我整理的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文学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发展时间。古代文学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众多的作品、众多的作家，形成了众多的文体，组建了众多的流派，产生了众多的文学思想，也形成了众多的文学思潮。所有这些“众多”，为古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写作提供了广阔的选题空问。也正是团为有着这样广阔的选择空间，有时我们反倒不知如何选题，似乎每个题都可以做，似乎每个题都做不来。所以，古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写作，在选题上要做相当充足的准备工作。
1、选题
在古代文学学术领域，选择一个题目确实很容易。就作品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研究作品的历史思想性、文学艺术性。在思想性研究方而，我们可以研究思想的时代性和时代的思想性，研究思想的进步性和思想的局限胜，乃至作品思想性在今天时代的折射，做到历史的思想观照。在文学性研究方面，我们可以研究作品的人物塑造、作品的语言特点、作品的文学结构层次、作品的文学风格等。就作家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研究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文学观念、作家的政治思想、作家的文化环境、作家与作晶的关系、作家所处的时代等。就文学体裁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研究诗词曲剧小说散文等不同的文体。在诗歌研究方向，可以研究诗歌的历史、诗歌的艺术胜研究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研究乐府与格律诗、古诗等：词曲的研究内容与诗歌的研究内容基本相近。在戏剧研究方面我们可以研究戏剧的产生和流变，戏剧剧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戏剧的人物塑造，戏剧的舞台艺术和表演艺术，剧本的语言设计和语言效果，戏剧的演出效果，当然也包括作品文学性所涵盖的一切内容。散文、小说研究也多同于诗词曲剧的研究，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在文学的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可以做通史研究.也可以做断代史研究。在断代史研究时，又可以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分成若干区段进行研究。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流派研究力面，可以研究思想和流派的产生、内容、特点、影响等内容，也包括队伍组建和作家成就等内容.所有这些具体的研究内容都可以成为我们选题的对象。
古代文学学术论文选题方面的容易，并不等于轻易地就可以选定一个题目，确定研究的内容。现实的情况是，投入在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方面的人力物力是中国文学学科里最多的，成果也是最高的。应当说，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现已基本上被研究家无数遍地梳理过，几乎没有什么遗漏的角落，可以被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已然少有现有的大量学术论文基本上是在重复前人的基调，或说是古曲新声。要想在古代文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上有所突破，亟待新材料的发现。当然，我们的学术论文不要求作者有多少创新，只要求在该论文中清楚完整地论证即可，使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抄袭。尽管如此，我们在选题时，仍需谨慎。在选题前我们要对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现状有所了解，掌握一定的学界研究动态，了解基本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成果。这需要我们掌握大量的材料，阅读众多数量的研究论文，熟悉论文写作的基本构架。做到了这些，方可以从事选题。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会发现选题之后的研究难以为继。
在选题时，我们要做到选题准确。所谓准确，就是说选择的题目大小要适合我们的研究，尤其是选题的范围不能过宽。选题的范围过宽，会造成我们在研究时因精力和能力条件所限而不能从事研究，无暇顾及课题研究的方方面面，造成顾此失彼的局面。当然，选题的范围也不能过窄或过小。这样的话，课题研究很快便进行完毕。研究的内容有收，研究的结果也有限，论文写作起来内容也偏少形成不了规模学术论文毕竟不同于平时的学术研究心得或点滴，可长可短，它是有一定的体制上的要求。因此，选题的准确至关重要，否则的话，常常会发现我们陷入研究的空洞，事倍功半，徒耗精力。比如说，学术论文如果选择文学史研究便是过于宽泛，选择作家的整体研究也嫌太大。较好的选题是针对固定的作品，作家的某一阶段，一定的思想分析和文学艺术性研究，例如曹植的文学史贡献、杜甫的七言格律诗的美学风格、《聊斋志异》中“人鬼相恋”的时代意蕴。这样的选题容量适中，做起来也较为顺手。
在选题时，我们做到选题准确，还要求我们选择的题目的深度要适中，过深过浅都是不现实的，题目过深，对于本科学术论文的作者来说，其研究成果会有一种浅尝辄止的感党，造成文章的分量不足，有轻飘飘之嫌。例如研究杜甫格律睁的深邃性这样的论题，我们在本科阶段的学习时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完成这样的题目。如果我们强迫自己做这样的研究无异于自我终结。另外，题目过浅，则让读者感觉其分量不足以达到学术论文的要求，例如这样的题目：浅谈白居易诗歌的语言。这样的题目，除非是大家，一般学人的研究是难以有分量的。因此，选题的深浅度要把握好。如果我们在平剐学习时多阅读一些学科研究论文，便会较好地把握选题。选题的准确与否，是文章成败的重要因素。
2、思路
学术论文写作时要思路清楚，富有逻辑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问题是怎样做到思路清楚。要做到思路清楚，首先要求我们先去阅凄大量的学术论文，看看人家的论文是如何构思的，如何展开论述，如何规范自己的中心论点和论据，如何围绕中心而不至于偏离中心，以及如何结束收尾。没有这样的学习，我们很难掌握论文的写作思路。许多论文的作者，都是从学习别人论文成果这一步开始自已的论文写作的。
通常，我们在阅读论文时，常常将注意力放在论文的观点和结论上，知道这篇文章讲了什么就认为达到阅读目的了。其实，这是最简单的阅谴学习。知其然固然重要，知其所以然更重要。只有知其所以然，也就是知道原因和取得原因的方法，才能更好地知其然.例如，我们都知道曹植后期文学创作充满了激愤与幽怨，也都知道哪些作品表现了这种激愤和幽怨，也粗浅地知道曹植后期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情绪乃是因为后期生活的改观：其实这些仅仅是表层的现象，更重要的原囚是曹植所处的皇室或皇室成员的地位为他的发奋有为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而皇室内部的猜忌与权力斗争以及曹植早期不检点的生活方式使其在后期生活处于被动的局面，至于曹植本人的追求也迫使其有进步向上的思想。我们在阅凄文章时要读出这些，更要思考这些，按照文章所提供的线索做进一步的思考，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这才是我们学习别人的论文时所应当做的。我们有些人则恰恰只知盲目不停地学习，却忘记做进一步的思考，学习质量不高就在于此。
一般说来，做到文章的思路清楚，要把握文章思路构成的规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就作家研究的论文而言，通常的思路是：
(1)理清、交代作家的生平，概括性地交代该作家的文学成就，
(2)揭示该作家的思想表现，其政治观、文化观、人生观、哲学思想是制么；
(3)该作家的主要文学作品写什么，体现出怎样的思想；
(4)该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文学艺术上的特点和成功之处是什么：
(5)该作家的文学影响怎样。
就作品研究的论文而言，通常的思路是：
(1)诗词曲赋类。这类论文的思路是：
①作家的简单介绍和作品内容的简单介绍；
②作品的政治精神(思想内容)分析；
④作品的艺术陛足什么(风格、意境、语言特点、美学精神等)；
④总结。
(2)小说戏曲类。这类论文的思路是：
①作家的简单介绍和作品内容的简单介绍；
②作品主体精神的分析；
③作品的艺术成就介绍(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结构安排与冲突、文学史地位及文学影响)；
④总结。
古代文学学术论文写作之基本模式
1、建议将论文标题分割为正标题和副标题。正标题和副标题至少应该由四个名词（或词组）组成，其中三个是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一个是动词的名词形式。
2、三个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的作用是将论文所要讨论的内容细化。一个名词作为主名词限定论文的主旨、主要内容或该研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另外两个名词进一步限定主名词的范围，或是指明与主名词相关联的内容。
3、动词的名词形式应该能够表示出该论文的研究方法或者切入方向；在理想的情况下，该动词的名词形式应该能够暗示论文所采用的理论构架或结论大致的范围。
4、为进一步限定论文的范围，在标题中使用适度、适量的形容词是很有必要的。
5、使用前人诗句作为标题是学术论文的大忌；绝对不要引用前人诗句作为论文的标题。
1、摘要的总字数不宜超过250字，一定要少于300字。
2、摘要的第一句应该使用更为准确的语言将论文的标题重复一遍，并尽量写明标题中每个名词的准确意思。
3、摘要的第二、三、四句（假设论文除前言和结论外只有三个小节的话）应该用简明的语言概括论文每节的内容，但尽量避免直接引用前人的文字。
4、摘要的最后一句应该给出论文结论的大致方向或范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考虑完全说破论文的结论。
1、关键词一般需要4个或7个名词；形容词尽量不要出现在关键词中。
2、关键词一般可以包括论文标题中的名词。
3、除论文标题中的名词之外，其它的关键词一般是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专有名词（或词组），一般也可以是人名、书名、官职称谓、地理位置等等。
4、每个关键词不宜超过五个字的长度。
1、前言的第一段需要说明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
2、前言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可以在内容上重复摘要的第一句话，即使用更为准确的语言将论文的标题重复一遍，并尽量写明标题中每个名词的准确意思。
3、前言的第一段内需要解释标题中出现过的关键的名词（如果名词的定义太过复杂，则应该将名词的解释放入正文内）。
4、前言的第一段内应该有比较简单的背景介绍（例如研究的历史背景、人物生平，或者研究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等等）。
5、前言的第二段的第一句话应该直接说明选题的原因（在这句话中最多可以使用两个逗号）。
6、前言的第二段的之后几句应该更进一步地阐述第一句话的`意思，并简单说明本论文与其它研究成果的关系。
7、前言的第二段的结尾处要能表现出自己与前人研究的最根本的差别或突破。
8、前言的第三、四、五段是关于前人研究的文献综述，需要按照逻辑顺序，由大到小叙述前人相关研究的范围、内容和主要观点，并最终落实到自己论文的切入点。
9、写作文献综述务必要有自己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评论性的句子，绝对要避免简单的资料堆叠（这里未必需要将所有的前人研究成果全部展示，而是应该选择一些和自己论文有关的、或是影响较大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评论）。
10、前言的第六段需要陈述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援引的研究理论，在可能的情况下，暗示大致可能出现的结论，或者采用设问的方式，将以下每一节要讨论的内容变为问句逐个发问。
11、如果需要的话，前言的最后一段可以简略地描述一下文章的结构，即以下每一节、每一小节要探讨的内容。
1、假设：正文分为三节，每节分为三个小节；用简练的语言为每节和每小节起小标题（以名词为主），且一般不需要副标题。
2、使用前人诗句作为小标题是学术论文的大忌；绝对不要引用前人诗句作为论文的小标题。
3、每一节的第一小节都应该是综述性的：介绍本节主要要讨论的内容、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解答问题的方法、角度等。
4、每一小节的第一个段落都应该具有承接上文、引出下文的性质。
5、每一小节的最后一个段落都应该适当总结本小节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用最后一句引出下文。
6、每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都应该能够清楚地展现该段落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7、作者在具体写作时应该做到：当读者阅读了每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之后就能够对于论文的具体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8、段落与段落之间不能存在逻辑断档，检查是否有逻辑断档的方式是：一、看上一个段落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主语（名词）或宾语（名词）是否是下一个段落的主语或宾语；二、看上一个段落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动词的名词化形式是否是下一个段落的主语或宾语。
9、检查句与句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断档的方式同此理。
1、直接引用一般有两种方式，即在正文段落中直接加入字、词、句的形式（需要引号，不需要换字体），或在正文段落结束后另起一段引文的方式（不需要引号，整体段落需要缩进，并更换字体，一般为楷体）。
2、间接引用一般是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或概述他人的观点。
3、任何形式的引用，都需要加脚注；直接和间接引用一般将脚注符号加在该引文结束的句号之后（句号之外）。
4、如果直接引用的是较短、且较重要的字、词、句，脚注符号可以加在该字、词、句的后引号之后（后引号之外）。
5、凡是直接引用的，且单独成为段落的文字，紧接其后的一段正文中务必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该段引文。
6、如果间接引用较长，且其中穿插有直接引用，且所有引文的出处为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则可以将之整合为单独的段落，只在段落结尾处加一个脚注即可；脚注符号可以加在该段落结束的句号之后。
7、脚注的基本格式为（如果为单册书，则无需“册”的信息）：
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第n册，页n–n。
作者，《书名》，编者一、编者二编，《丛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第n册，页n–n。
作者一、作者二，《文章题》，载编者一、编者二编，《书名 / 集刊名》（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第n册，页n–n。
作者，《文章题》，载《期刊名》，第n期（出版年）：页n–n。
8、某一篇文献在脚注中第一次出现时务必要有全部的信息（如上所示），而同样的文献在脚注中第二次出现时，可以简化为：
作者，《书名 / 文章题》，页n–n。
9、注意区分减号（-）、短划线（–）、长划线（—）；使用短划线连接两个页码（例如：页233–666。）或两个年份（例如：1711–1799）；使用逗号区分不同页码（例如：页2，22，222。）；使用分号区分不同册（例如：第2册，页22；第4册，页66–88，135。）；最后一个页码之后一定要加句号。
1、结论的第一段应该以概括性的语言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每一节的内容应该用一句话来概括。
2、结论的第二段是对第一段内容的提升；应该适当涉及一些基于文章内容、但超越了文章内容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整体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3、结论的第三段（以及之后的几个段落）即自由发挥，可以在第二段的基础上，涉及一些与文章内容无关的问题，但通过逻辑的推理，将无关的问题和文章内容本身相联系。
4、结论的第三段（以及之后的几个段落）也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提出一些更宏大、更推进的问题；但作者不需要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
5、文章水平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论的第三段（以及之后的几个段落），而其根本前提则是之前的所有推论在逻辑上没有漏洞。
1、参考书目必须和脚注相对应；凡出现在脚注中的文献必须被放入参考书目。
2、在研究过程中被阅读过，但没有被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文献是不能放入参考书目的。
3、参考书目的基本格式为（如果为单册书，则无需“册”的信息）：
作者，《书名》，共n册。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
作者，《书名》，编者一、编者二编，《丛书名》，第n–n册，页n–n。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
作者一、作者二，《文章题》，载编者一、编者二编，《书名 / 集刊名》，页n–n。出版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
作者，《文章题》，载《期刊名》，第n期（出版年）：页n–n。
4、页码的出现在参考书目与脚注的区别是：参考书目中给出的页码信息是文献的范围；脚注中给出的页码信息是文献的具体引用位置。
1、附录中收集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
一、原始文献的分类整理或翻译，
二、基于原始文献归纳总结出的数据图表，
三、与本论文有间接关系的专题论述。
2、在有多个附录的情况下，附录序号的编排应该使用英文大写字母，而不是使用数字。
3、在有多个附录的情况下，需要按照附录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来编排。
1、此文档格式参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论文写作规范》。
2、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字。
3、摘要、前言、结论、节的标题：小三号黑体字（Word文档“段落”中的“大纲级别”为第1级）。
4、小节的标题：四号黑体字（Word文档“段落”中的“大纲级别”为第2级）。
5、正文：小四号宋体字（英文为12号Times New Roman字体）。
6、引文：小四号楷体，悬挂缩进。
7、脚注：五号宋体字（英文为10号Times New Roman字体）。
8、行间距：倍（注意：一定要在Word文档“段落”中取消对于“文档网格”的定义）。
9、空行：前言、结论、每节结束后空一行；每小节结束后不空行；段落之间不空行。
10、对齐方式：除论文题目为“居中对齐”之外，一律为“左对齐”（包括各级标题、正文、引文、脚注）。
11、页边距：每一页面的上边距和左边距侧（订口）分别留边25mm，下边距和右边距（切口）应分别留边20mm。
从21世纪军事卫勤人才的需求特点出发，通过深入了解和分析军事预防医学类课程（军队卫生学，火线抢救防护，化学武器的损伤与防护，防原医学，军队流行病学，军事卫生毒理学）的性质、目标、现有教学模式及学习者的认知风格等，从信息技术环境下多元“学与教”的细节入手，探索符合此类课程教学活动设计的“原型”。为论证此教学活动设计原型的有效性，特将军队卫生学课程作为教学研究的案例，开展基于此原型的教学实验研究，最后收集、整理和分析教学实验数据，论证实验结果。力求通过此次教学研究，能为军事预防医学类课程在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有效开展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教学思路。论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研究、分析相关文献及教学现状，阐述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现状及进行“学与教”方式改革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阐述了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基础和方法。第三部分首先说明了教学实验的研究对象、思路和和测量方法，其次阐述了教学活动设计原型的构成要素，最后介绍了基于教学活动设计原型的教学实验研究过程。第四部分通过分析实验数据，讨论了教学实验研究的结果，肯定了“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多元‘学与教’方式”对有效开展军事预防医学类课程的教学有现实意义。第五部分总结了此次教学研究，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对后续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做了思考与展望。[1] 李改霞,陈云虹. 基于联通主义的网络学习平台架构探究[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12(06)[2] 李志敏,刘师少. 《计算机导论》课程教学内容分析与教学方式探讨[J]. 电子商务. 2012(07)[3] 邓跃平,陈嫔荣. 基于社会需求分析的大学英语按专业分层教学的必要性[J]. 外语学刊. 2012(04)[4] 王洪伟. 促进“教”与“学”——基于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研究[J].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2012(02)[5] 侯江华. 交往哲学理论在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的应用[J]. 考试周刊. 2012(40)[6] 野外生存技巧系列之寻找水源[J]. 湖南安全与防灾. 2012(01)[7] 胡凡刚. 基于教育虚拟社区的团队集体效能感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 2012(01)[8] 王竹立. 关联主义与新建构主义:从连通到创新[J]. 远程教育杂志. 2011(05)[9] 刘雍潜,李龙,谢百治. 信息技术环境对“学与教”方式的支持[J]. 中国电化教育. 2010(11)[10] 李龙,刘雍潜. 论“学与教”方式的建模[J]. 现代教育技术. 2010(10)
预防医学毕业论文不难的，开始我也不会。还是学长介绍的雅文网，写的《HGF基因治疗和预防病理性瘢痕的实验研究及相关机制探讨》，很快就通过了低强度复合振动联合阿仑膦酸钠预防卵巢切除大鼠骨质疏松的实验研究立法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犬高能营养注射液的研究口服槲皮素对兔耳增生性瘢痕的抑制作用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边疆想象、民族认同与文化建构卫生管理者综合能力体系构建与院校培养的研究卵巢早衰患者Treg细胞的变化及意义新型M细胞靶向性疫苗预防病毒性心肌炎的作用研究Th17细胞与Treg细胞平衡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发病机制中的意义初探mTOR通过减轻心肌细胞炎症反应介导压力负荷下的心功能保护作用双氢青蒿素对肺动脉高压干预作用的实验研究大花萱草品种筛选与制种技术研究云南高原山区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治策略应用研究冠心病秽浊痰阻证与纤溶活性、血脂的相关性研究转移性胸腰椎肿瘤的外科治疗我国主要出生缺陷的疾病负担和预防措施的经济学评价研究中医治未病思想治疗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临床研究头穴针刺结合康复训练对急性脑梗死大鼠的机理研究二氢青蒿素抑制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机制研究黄花蒿杀螨活性及有效成分的初步分离研究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调节性T细胞及抑制性细胞因子水平研究α-1b干扰素与清热养阴中药序贯疗法预防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研究代谢组学方法评价慢性心力衰竭代谢重构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羊种布鲁氏菌感染胚胎滋养层细胞的分子机制研究中医未病学学科化研究多西他赛对前列腺癌细胞株C-jun与雄激素受体相互作用的影响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预防医学毕业论文的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心脑血管病失能半失能患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开发与应用研究2、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慢性肾衰患者血清PTH与机体营养状况的关系3、老年AECOPD住院患者的营养状态与相关因素的分析4、不同营养状况的食管癌患者放疗急性副反应、放疗后生活质量、近期疗效的差异性研究5、营养不良、微炎症状态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相关性研究6、微型营养评估和患者主观全面评估在克罗恩病治疗中的意义7、外周血炎症指标在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的临床应用研究8、不同营养评价方法对肝泡型包虫病患者的适用性研究9、腹膜透析性营养不良中医药干预的实验研究10、口服营养素对腹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疗效观察11、回顾性调查分析医院感染患者营养状况和营养支持效果12、基于脑—肠轴探讨培土生金法对肺脾两虚型COPD大鼠Ghrelin-Obestatin信号调节通路的影响13、体力状况及营养风险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影响14、基于头罩稀释法的间接能量测试方法及其应用研究15、昌吉中小学生营养状况、生长发育及相关因素调查
肺癌肿瘤标志物与中医辨证分型相关性研究 乳腺增生病肝郁血瘀证血流动力学的相关性临床研究 慢性肾脏病继发高血压患者中医证候及病理要素的分析 《内经》耳鼻咽喉科学理论探析及临床 舒天宁冲剂治疗偏头痛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三维正脊手法治疗脊柱小关节紊乱引起相关病症的临床研究 儿童紫癜性肾炎的中医证型与凝血功能及病理类型的相关性研究 EGFR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