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文化积淀深厚，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全省现有各类文物点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及其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佛教名刹法门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西安碑林，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扩展资料：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又称三秦，为中国西北一省级行政单位，省会古都西安，位于中国内陆的腹地，属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上游，地理坐标处于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面积约21万平方千米，人口3733万，下辖西安1副省级市、宝鸡等9地级市及1农业示范区。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为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关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为雍州所在，是黄帝的葬地。西周初年，周成王以陕原为界，原西由召公管辖，后人遂称陕原以西为“陕西”。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中华之源，历史较长时期简称秦。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陕西属于中等发展省份，经济总量居全国中等水平。 陕西境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渭河、无定河、延河、泾河、北洛河、汉江、嘉陵江、丹江等。北山山脉、南山山脉（即秦岭）横断陕西，将全省分为三部分。境内最高峰为秦岭主峰太白山，秦岭的华山、终南山、骊山、五台山（南五台）、翠华山都久负盛名。境内第一大淡水湖为陕北榆林的红碱淖。 陕西，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据《国语》载，西周初年，周王朝以“陕原”（今河南三门峡陕县境内）为界。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人类诞生初期80万年前的西安蓝田猿人，这里是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发现地，这里有最具原始社会氏族文化代表性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中国较早的城市西安杨官寨遗址，有世界四大古都的长安，这里是世代景仰的人文初祖炎帝（生于宝鸡市）和黄帝（生于武功县）的诞生地、部族发源地及陵寝所在地，相传也是更为久远的华胥古国或华胥氏的所在。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元祖，她分别繁衍了女娲、伏羲，后来女娲、伏羲繁衍了少典，而炎帝、黄帝二帝又是少典的后裔，故华夏和中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旅游空间回答帮助，谢谢~~
三晋：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10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相传尧、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为晋国领地，故山西简称为“晋”，战国初韩、赵、魏三分晋，山西又有“三晋”之称。 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济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 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 三秦： 春秋战国时因陕西是秦国治地，故后人将陕西简称“秦”；将横贯陕西中部的主要山脉称“秦岭”；将渭河平原称“秦川”。陕西还称“三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经过春秋时期一系列战争，许多国家消亡。到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但由于秦朝赋税、兵役、徭役等特别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至于陕西为什么又称“三秦”？这要从项羽说起：公元前206年项羽领导的军队在刘邦之后也来到咸阳。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在秦末农民起义时为恢复楚国，公元前207年在巨鹿之战中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章邯投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入咸阳，杀了已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 项羽后引兵东问，都彭城（今徐州），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大封诸侯。其中将刘邦封汉王，都南郑，辖陕南及巴、蜀之地。为防刘邦势力扩张，牵制刘邦，他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东南），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阎良附近），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城址史有三说：富县、安塞、延安）辖陕北。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其实当年三秦之地不包括陕南，只是后来人们理解的“三秦”观念变化，即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三秦”。 “三秦”的称谓产生后，历史上也有人将它作为政权名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50年居住在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氏族首领苻洪起兵，自称“三秦王”，建立政权。352年，其子苻健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385年羌族首领姚苌擒杀前秦皇帝苻坚。386年姚苌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 “后秦”。
公元前206年，项羽统率各路诸侯西入关中灭秦。随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地置西楚国自属，分封灭秦有功将领、旧六国贵族及秦降将十八人为诸侯王。其中，他将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的原秦国疆土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这段历史记载在司马迁《史记》中。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之相应地，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为了陕西的代称。三秦文化的地域范围 但是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或以陕西的地域来局限三秦的文化都是不太合适的。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相反，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三秦文化区的范围仍应以楚汉之际的雍、塞、翟三国疆域为基本的地域范围，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南部。这一地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比较相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蓝天黄土的自然环境是怎样孕育了三秦文化呢？三秦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条件一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决定其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三秦大地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当然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在地理特点上分为两类，一种是沟谷地貌，另一种是沟间地地貌。沟谷地貌即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沟间地地貌有三种主要类型：塬、梁、峁。塬是平坦的黄土高地，四周为沟谷环绕，是高原面上受流水侵蚀最小的一种地貌。面积较大的塬有陇东的董志塬、陕北的洛川塬等。董志塬介于泾河支流蒲河与马莲河之间，长80公里，宽40公里，不仅面积广袤，而且黄土沉积达200米，是黄土高原的厚度中心。塬是黄土高原上较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域。梁是长条形的黄土高地，“两沟夹一梁”是当地人对这种地形的形象说法；峁是孤立的黄土丘。峁和梁通常是互相联结在一起，间杂沟谷，也被称为黄土丘陵。梁峁的地形支离破碎，自然环境不利，往往是相当贫困的地区。在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是一个断陷盆地——渭河谷地，也即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平原西起宝鸡峡——渭河出山口，东到潼关，长360公里，平原主体是宽平的河谷阶地，有利于农耕，是三秦大地上最丰饶的地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农业发展关中的农业是在周人迁岐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周人最早居住在泾河中游，由于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辗转迁移到岐山下的周原（当时的周原覆盖今日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与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现在早已为流水侵蚀成破碎的、小面积的若干个塬）。周人部落善于经营农业，会使用各种农具，这些从《诗经》等文史考证以及出土文物中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每年早春，在镐京都举行一个春耕仪式，由周天子亲自用青铜铲锄土，表示对农耕的尊崇。这一仪式后来被封建社会时期的若干代王朝所沿袭。关中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降水不足。秦汉时期，先后修建了郑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逐步稳定了关中的农业发展基础。 与关中平原不同，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农业发展，早先分布着大片的天然草场，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一向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息的地区，即使是在长期纳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区域，也不过是发展成半农半牧的地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战乱和屯垦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逐渐对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地方百姓的生活比中原地区要艰苦许多。在北宋以前，三秦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民风以耿直、尚武著称。北宋以后，关陇地区不再是封建王朝经营的重点，同时也失去了交通中心的地位，使得原本在地域环境上就比较封闭的关陇地区更加封闭，逐渐造就了关陇子民朴实、本分的民风。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他们恪守祖规，安于贫穷与落后，生活十分简朴。保守、落后成为明、清以来三秦文化的主流，但与封闭、保守相对的是，这一地区保存了许多久远历史上的和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独特风俗，反而在现今愈加显得难能可贵。粗犷、古朴的生活方式 黄土高原地区，长期处于半农半牧，经济发展缓慢，手工业比较落后。所以，陕北、陇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一向艰苦，反映在衣物、被褥上以粗布、毛毡为主，非常简朴。除了简朴的着装习惯外，还有衣饰尚白的特点。譬如说，乡村婚俗里，新娘的头上要加一块白手帕作装饰，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在陕北，男人们用白色的毛巾在头上扎成英雄结的式样，也反映了衣饰尚白的特点。一般来讲，尚白是游牧民族的习俗。游牧民族以牧羊为业，习惯于羊群的颜色，因而很自然地偏爱白色或淡色。这一点在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中比较突出，而关陇地区虽然是农业或半农半牧地区，却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血脉里占据更多是游牧民族的成分，一些习俗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尚白习俗的保留，即是一种表现。如陕北农民称他们扎的头巾是“白羊肚毛巾”，也透露出些许微妙的渊源关系。关陇地区人民不仅衣着简朴，食物相对也比较简单。日常饭菜多以杂粮为主，蔬菜种类少，而以咸菜辣椒来佐食。但是关中和陕北、陇东的饮食相互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关中是小麦产区，食物中小麦的比重较大，陕北、陇东则以玉米、谷子、黍类等为主食。关陇人民喜面食，常见的有油泼辣子面和浆水面，流行的风味小吃是酿皮子，最有特色的要算是西安的“羊肉泡馍”。但从总体上看，关陇地区的饮食无论是制作还是原料都偏单调，这与当地物产的不丰富有很大关系。一进入三秦地区的陕北和陇东，黄土高坡上标志性的民居即出现了——窑洞。一方面黄土具有很强的直立性，另一方面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高大的乔木，盖瓦屋也存在实际的困难，因而窑居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窑洞有三间为一个院落的，也有五间和七间的，冬暖夏凉，农民乐于修凿。但关陇地区也不是到处都有窑洞，向南海拔降低的地区就不再有窑洞出现了，因为在降水量偏多的南部，窑洞不够坚固，而且黄土层的厚度也不足。在塬上无黄土坡面可依时，人们居住的是地坑庄式窑洞。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壁上修窑，将坑底平整后，就成了院落，院中砌一个水池，以储雨水。这样的庄户，远望不见人烟，走近时，鸡鸣犬吠，白叟黄童，别有天地。在高差较大的沟崖上，窑洞依山势修三、四层，晚上灯火齐明，像城镇里的楼房一样。 在高原南缘到渭河谷地的过渡地带，由于地势偏低，雨水稍多，窑洞就不太适合了，主要盖瓦屋。瓦屋有普通的式样，也有在房子的一边起屋脊，另一边顺势延展，成为厦。这种厦就是关中八大怪之一的“房子一边盖”。其来历多半是从黄土高原迁移下来的人们不再能修窑，于是，利用坡面的作为房屋的一堵墙，另一边建成斜坡式的房屋，沿袭下来，一边盖的“厦”演变成当地的一种民居。三秦民风淳朴、高亢，地方的戏剧和民歌也表现出这种民风特点流行于关陇地区的戏剧，最有地方特色的有秦腔、郿鄠、皮影戏（皮影戏的发源地在陕西）等；民歌以陕北的信天游和陇东的花儿最有代表性。陕北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沟接着沟，农夫们赶着牲口走在沟壑里、山梁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景生情，信口编唱信天游，高亢而悠长的曲调与黄土高坡上劳作的背景显得非常自然和谐。说起关陇地区的戏曲歌舞，自然少不了各种鼓的舞蹈，尤其是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腰鼓的起源，一说是最早驻守长城的戍边将士，身配腰鼓以激励斗志，流传到民间逐渐演变为庆丰收、兆吉祥的腰鼓舞；另有人认为，古时的牧羊人将树根挖成筒状，绷上羊羔皮制成鼓以自娱自乐。总之，腰鼓一经出现，即受欢迎，逐渐发展成一种地方的民间艺术。陇东黄土高原，每年春节，人们将旧的窗花撕去，将新的窗花贴在窗上、门上、窑洞的各个角落，给陋室平添喜庆的气氛。从事剪纸的一般是妇女，她们自小跟老辈人学剪窗花，代代相传。陇东偏僻多山，因而保存了一些古朴的民间手艺，剪纸最有代表性，陇东草贴也是一种。草贴是用旷野里信手拈来的草杆、花叶及花籽粘在彩纸上而做出的，既可在平日里供孩子们玩耍，又可在逢年过节时装饰窑洞。 关陇地区以小麦为主食，常以蒸馍作为节庆食品自用或馈赠亲友，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面花制作手艺。面花在关陇地区普遍流行，关中以合阳面花为代表，陇东则以庆阳面花最为有名。三秦地区，或称关陇地区，其区域内的民间文化生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外部周边地区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经济环境、人文背景及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都有很大的关系，因而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产生出具有一致性的三秦文化，并不是偶然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其中，陕西省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陕西关中地区耀县的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 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起源分布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文化特征 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 彩陶文化 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公社制度 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地域的民族文化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至今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的发展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和推动的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探求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规律，把握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特定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研究中，急待深化的热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地域文化研究和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各地高层领导、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许多地方搭地域文化之台，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会者强调，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不是争“你短我长”、“我早你晚”、“我高你低”，而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和优秀因子，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壮大，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符合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既是哲学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的重要切入点，又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根据所发现的考古遗址，大体可以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北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文化区。在那时，已经奠定了后来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基础。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形成，基本上发生在东部汉族区域的内部，到隋唐以前，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但在隋唐以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新的区域文化又加入进来，起初是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甚至对立，后逐渐变成了汉文化圈内的组成部分，走上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的轨道。1．齐鲁文化齐鲁之地，古称“海岱”，是因为它以泰山和大海为地理标志。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了北辛、大汶口和山东龙山等文化系列，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基本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齐鲁之地的农业发达，又因濒临沿海和运河、黄河，商业城市比较繁荣，民间手工业如陶瓷、纺织、冶炼等也颇发达。因此，鲁的农业、齐的工商业，加上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等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鲜明个性。一般说来，齐鲁文化具有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2．燕赵文化燕赵之地，主要是指今天的河北和山西、陕西的中北部地区。燕赵地区气候相对干冷，农业以粟、豆类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地位，赵的城市商业也比较发达。燕赵文化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由于燕赵处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地区，因此燕赵文化与边外游牧文化关系密切。自十六国和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以来，一直处在胡汉交融的状态；为了抵御外侵，形成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具有悠久的武术传统。自金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都市文化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燕赵文化，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文化娱乐等方面受宫廷和北京市民文化影响较大。3．三秦文化三秦之地，即今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的东南部。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由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滞后，原有文化开放性日益减弱，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4．三晋文化三晋之地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大部、河南的北部和中部，三晋文化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代称。地处中州，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于此，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共享性。商业的流动性和因水患、战乱和灾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一起，造成这里的人口频迁特点。特别是地处平原，四通八达，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如其他地区明显。5．楚文化楚文化的分布，包括今天两湖、安徽、江西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其中以两湖和安徽的部分为核心地区，淮河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等作为其边缘地区。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楚文化。由于这里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民族文化源流的丰富，使楚文化极具特色，比如文学艺术神奇浪漫、民间生活崇巫尚鬼等。6．吴越文化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风格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7．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辐射到陕南、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由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共同构成。由于这里与中原地区存在自然阻隔，有助于强化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传统。巴蜀文化的风格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8．其他区域文化岭南文化，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的部分地区性文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化基本上属于这一地区的移民文化）。岭南文化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家庭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较发达，具华洋混合的新文化风格。东北文化在辽、金、元、清时期具有浓厚的游猎文化特色，但在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在辽东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
三星堆的再次重启探究，得益于我国考古技术水平成熟，能在发掘过程中不破坏文物本身面貌。
三星堆文物最初是被上个世纪的人无意之中发现的，之后就被一步步的发掘了。
1929年，四川一位农民干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堆精美的玉石器。从此，“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遗址露出冰山一角，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开。很快，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发掘迅速展开，“一号坑”里陆续发现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一共出土了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器物420件。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发现和最早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最初的发现、认识的进展和达到现在的认识水平，都与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紧密相关。并且由于三星堆地点的两座引人注目的器物坑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围绕着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举行了数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热点。
三星堆文物的发掘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在三星堆所在村子，一户农家，在干农活时偶然触碰到了青铜器。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面纱。
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科学出版社，.〔2〕〔3〕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R〕.考古学报,1657,(4).〔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浅析〔J〕.四川文物,1988,(5).〔6〕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A〕.环境与考古研究:第二辑〔C〕.科学出版社，.〔7〕刘和林等.川西南布拖县火烈湖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4000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县小海子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万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4,(2).〔8〕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1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编辑本段]历史介绍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 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 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 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 鲧生禹, 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 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 流沙之东, 有国曰中车扁, 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 显然指鲧。鲧,又作鮌, 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 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 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 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砉勰钪? 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 确切地点不明, 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国名淑士,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 浊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浊、淑、叔, 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 《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际, 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喾, 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 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 因此有学者认为, 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 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么, 颛顼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 说是“西南有巴国, 大嗥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 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 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 太昊风姓, 属东夷集团, 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 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料相对照, 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 例如, 有关颛顼的活动区, 《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 今属河南一带) 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 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 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鱼妇, 即鱼凫, 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 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 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 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 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 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 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终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发的岁月里, 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 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 蜀蚕、巴蛇等), 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 于是“颛顼死即复苏”, 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 号鱼妇, 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 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 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 ( 能) 即三足鳖, 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 灵) 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令( 灵) 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 再生, 应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 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 三岁不腐, 付之以吴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 灵) 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 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 亦证明鳖灵即禹, 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 即启。启改开, 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 笔者认为, 自鱼凫(鲧)而下, 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叠重复, 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蜀王本纪》作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卢保(开明)。《汉唐地理书钞》引《蜀王本纪》作蚕从、伯灌、鱼凫、蒲泽、开明。 ②见《大戴礼·帝系》、《史记·五爷本纪》、《世本·帝系篇》、《竹书纪年》、《随巢子》等。 ③水神有鱼的形象, 又可见《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所说的河伯：“河伯……人面鱼身。” ④《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 沉于羽渊, 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鲧字。” ⑤《尔雅·释鱼》：“鳖三足, 能。”束皙《发蒙记》：“鳖三足曰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故治中从事任文公叹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应之。」岁中卒。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曳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门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龙?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王渔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於秦昭襄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枉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后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因葬焉。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编辑本段]历代君主 古蜀国历代君主: （一）蚕丛王朝 蜀王蚕丛 … … … （二）柏灌王朝 蜀王柏灌 … … … （三）鱼凫王朝 蜀王鱼凫 … … … （四）杜宇王朝(？～约前666) 蜀望帝(杜宇) （五）开明王朝(约前666～前316) 1、开明丛帝鳖灵 2、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 3、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 4、开明青帝胡 5、开明赤帝（又称别帝） 6、开明黄帝 7、开明白帝 8、开明黑帝 9、开明圣帝 10、开明尚王 11、开明后王 12、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 ?-前316年 (六)蜀侯国(前314～前285) 13、蜀侯嬴通国 公元前314--前311年 14、蜀侯嬴煇（恽） 公元前308--前301年 15、蜀侯嬴绾 公元前300--前285年 (七)安阳国(约前316～前207) 开明制 前316～前257 开明泮 前257～前207 （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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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随着耳畔的国歌,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正迎着朝阳缓缓升起,我望着那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心中无比自豪:这就是我的祖国,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起现在的新中国,就不得不谈起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说得很对.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在召开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的任务是打到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明主共和国.党为此目标努力奋斗,最后真的成功了.他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建立了现在的新中国.当然,不是随便定定目标就可以实现的.新中建立的背后是有多少流血甚至牺牲.这些老一辈的革命战士是用鲜血与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了这些老英雄对我们的期盼.毛泽东有一首诗叫做《长征》,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那大雪山,沼泽地真的就像一个小泥丸吗?答案并非那样.四川西部的大雪山,高入云霄,终年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很困难,但英勇的红军战士们踏着积雪,迎着狂风顽强的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雪山,过了大雪山,又是一望无际的草地,草地上有很多死水潭,看上去是草地,一踏上去人就陷下去了,粮食又短缺,只能吃些野菜来填填肚子.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10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了.历经风雨和重重困难之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东方沉睡的雄狮被唤醒,它将谱写辉煌历史的新篇章.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正在前进着,一步步的脚印无不见证着新中国的成长经历.1964年我国第一课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今年的天宫一号也圆满完成任务.新中国正在前进,新中国的未来必定会是一片蔚蓝的天空!我们一定要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用自己的双手来绘画出这篇蔚蓝的天空!
内容摘要：发展红色旅游，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词：红色旅游 科学发展观 发展红色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先进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壮大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的一项政治、文化、经济和战略性工程。目前，经过地方政府的多年探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集中强势的宣传下，红色旅游已经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总结多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红色旅游应遵循的发展规律 红色旅游承载着多元平衡的发展使命，它既是教育阵地，也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综合性经济产业；既体现一种政治行为，又体现一种经济行为。有效地发挥红色旅游的各种功能，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发展。 坚持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景点革命传统教育的属性。“红色”是红色旅游的内涵、资源、特色、品牌，是红色旅游的突出特质。红色旅游必须考虑资源特色和社会影响，保持红色资源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和严肃性，这是由红色旅游发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功能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一要力避轻视历史，红色旅游本身就是历史旅游，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二要力避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不要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真谛的媚俗文化。三要力避红色旅游景点重复建设和红色产品雷同开发。四要力避不切实际地盲目贪大求全。 坚持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红色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教育性的政治活动，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项旅游活动、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因此，和开发其他旅游产品一样，必须牢牢把握旅游经济脉搏，按照旅游经济的规律，始终以市场需求和公众兴趣为导向来开发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消费需求如何满足，直接影响着资源向效益的转化，这是检验和评价红色旅游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应当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提升产品化水平。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只有把红色旅游的主题回归到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中，才能保证其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和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同时，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吸引性。建好红色景点、红色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的过程，也就是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要培育红色旅游的持久吸引力，就应当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从创新性、丰富性和整合性加以构建，努力提高其观赏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二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内涵，延长客人居留时间，将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变成可看、可欣赏的产品，并与娱乐休闲、购物、居住等多个要素搭配起来，使客人在愉快的消费中获得享受。因此，应当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形成行、游、住、食、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实现红色旅游产品从经营资源向经营文化升级，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我国也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勿庸置疑，旅游业的存在依托于对环境、资源、生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旅游业的存在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以红色历史遗存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既是稀缺的、又是不可再生的和不可替代的，对其开发、保护和利用成为旅游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发展红色旅游必须抓住三个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实现五个效益。 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科学开发。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红色旅游不可能长久发展。红色旅游有其特殊性，如何将当年的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又不破坏生态旅游资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精品意识；必须注意适度硬开发，避免对红色旅游资源和周围环境造成无法恢复的破坏。二是永续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又是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产品，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更多地、持久地利用。三是有效保护。发展红色旅游应当牢固树立保护红色旅游资源的意识，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积极开展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例如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维护修缮、革命纪念地环境的整治工作。同时，应当出台相关的规范与制度，使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是形成循环经济的原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原则。应当尽快启动红色历史文化遗产工程，努力克服并消除开发、经营和使用的不当行为，在努力促进保护的同时，获得红色旅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如何开发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必须以有效保护、科学开发和实现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革命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保护和利用的对象，不应一味强调“保护第一”，而限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应贪大求洋、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旧建筑推倒重建；不应重开发利用而轻保护修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是有利于保护传承的。要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积累更多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使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实现双向互动，和谐统一，走上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实现五个效益。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红色旅游资源的早期开发建设，会发现如下不足：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对资源和环境的科学保护重视不够，同质性、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这些问题反映出在今后，发展红色旅游不仅要关注数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要努力寻求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的五统一。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政府主导，措施得力，红色旅游就能够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红色旅游的统筹协调发展 恶性竞争是红色旅游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整合，目前，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渐成气候。推动红色旅游协调发展，不仅是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地区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且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我国红色旅游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加强区域内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发展红色旅游，一方面，为满足旅游者自主化需要，要加强不同旅游形式之间的协调互动，增加丰富性，为旅游者提供完善的菜单式选择模式。另一方面，要借助其它旅游资源，有机整合相关资源，使其成为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旅游产品形式，实现集聚效应。所以，在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既要突出红色主题，又要跳出红色局限，把红色旅游、绿色（自然生态）旅游和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蓝色（海洋）旅游、风俗（民俗风情）旅游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形成优势互补，打造色彩斑斓的旅游产品组合， 满足日益个性化、专业化的旅游市场需求。加强区域间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红色旅游应当着眼于形成红色旅游大开放战略格局，统筹兼顾区域旅游合作，按照主题明确、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差异开发、优势互补的原则，统一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使旅游各种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自由、合理流动。加强营销和宣传上的联合、部门企业间以及旅游营销人员的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通过红色旅游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保护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培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帮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发展红色旅游能激发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其次，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多数红色旅游资源位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应当说，红色旅游的亮点就是生态保护的重点、扶贫开发的难点。红色旅游的开展可以使红色旅游真正成为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再次，可有效地扩大就业。开发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第三产业发展，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就业的百姓越多，百姓的生态保护和革命文物保护的意识越强。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四，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红色旅游的兴盛可以改善当地交通、通讯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进入性。 总结各地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经验，应当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要善用优势谋发展。优势就是特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在特色中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以特色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二要精益求精谋发展。发展就要有精品意识，要把自身的特色做到最好。这需要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以及各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发展好品牌。三要科学规划谋发展。发展红色旅游不能简单地把红色景点堆积起来，应当进行科学规划。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已有总体规划，在空间上照顾均衡，突出重点和主题。在时间上囊括了党的代表性历史，有利于在各地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整体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各区域发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点，展示区域独特性，确定符合旅游规律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以形成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产品。 建立发展红色旅游的协调机制。发展红色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建立起一套高效灵活、富有成效的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政府主导机制，将红色旅游准确定位，全面调控红色旅游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行业主管机制，实行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形成发展合力。市场运作机制，整合资源，组建旅游集团，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成分进入旅游业，形成多渠道投入红色旅游的发展格局。发展保障机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谷玉芬.红色旅游成功因素分析.商业经济， 2.范思立.市场增势强劲“红色旅游”预热2005年旅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2005-2-21 3.谷玉芬.红色旅游与红色资源关系解析.商业经济， 4.刘筱秋.把旅游业发展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产业.中国旅游报，2005-6-13
红色旅游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作为弘扬伟大名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法律建设的文化工程、作为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工程，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红色旅游作为新兴的服务产业不仅无污染、可持续，同时有利于培育发展红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对旅游内容和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精神文化需求。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旅游需求、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开拓更广阔的旅游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发展红色旅游时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 红色旅游既是革命精神教育活动，又是旅游观光活动，为开展有声有色 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广阔天地。红色旅游实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休闲方式的有机结合，寓教于游，寓教于乐。通过红色旅游活动，传输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给人们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红色旅游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 。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 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于传播先进的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国 主义教育效果从而更加满怀信心的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去。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其重要目的就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革命历史文化 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纪念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必将加大对红色旅游的开发力度。由于历史的原因，红色资源大多分布在省区交接地带，区位偏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这些地区的共性。在全国12个红色旅游重点区中，除了京津和上海局部地区外，其余大部分革命老区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帮助老区人民 尽快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红色旅游是带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可以 将历史、文化 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生存建设和环境保护，带动商贸服务、交通、电信、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总体来说，发展红色旅游能够激活当地经济、有效地整合、优化 经济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激活当地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对外开放意识、勤劳致富意识、自主发展意识，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加强革命旧址、遗迹的修缮，加快景区道路、供电、消防、环卫、给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红色旅游商品、纪念品，建设旅游商品销售网点，建设红色旅游景区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使红色旅游景区成为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市场繁荣、人民富裕，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旅游城市。一业兴、众业旺。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整个旅游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商贸、交通、电信、加工业和农业等多项关联产业的发展。
你好 论文的格式你可以去查 很容易查到 不阐述了 论文主要就是 你明白了格式 把你的调查成果 你的好文采 你的 引经据典 证据 还有情感 当然 论述证据 最重要 这不是作文 说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明白了格式 往里面套 证据够多 格式够准 就好了 科学发展观 这个一直是我国大力宣传的 所以去查并不十分困难 明白了科学发展观 请花时间去了解一下 还有红色旅游 这个就是爱国情怀 发展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与当地发展和你所理解的科学发展的结合 这两点不冲突 所以并不难结合 记住 按照格式写 因为这是论文不是诗歌 这是我的看法 论文的格式很好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