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再次重启探究，得益于我国考古技术水平成熟，能在发掘过程中不破坏文物本身面貌。
三星堆文物最初是被上个世纪的人无意之中发现的，之后就被一步步的发掘了。
1929年，四川一位农民干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堆精美的玉石器。从此，“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遗址露出冰山一角，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渐渐揭开。很快，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发掘迅速展开，“一号坑”里陆续发现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一共出土了铜器、金器、玉器等珍贵器物420件。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发现和最早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最初的发现、认识的进展和达到现在的认识水平，都与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紧密相关。并且由于三星堆地点的两座引人注目的器物坑的发现，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围绕着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举行了数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形成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热点。
三星堆文物的发掘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在三星堆所在村子，一户农家，在干农活时偶然触碰到了青铜器。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面纱。
首先作整体介绍三星堆青铜器的特色，然后选取几个具有特色的面具，配合图片，最后在和传统装饰艺术联系材料，可以去网络上找，如果不愿意自己再创作，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但是一定要自己通读一边，并且进行一些修改
你可以论证一下这些面具描绘的是外星人的样子!
楼上是最佳答案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 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 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 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 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 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 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 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 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 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 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 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 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 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 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 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 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 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 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 次就会识别了。 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 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 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 一:蚌埠货。 四年过去， 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 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 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 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 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 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 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 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 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 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 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 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 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 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 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 接， 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 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 都有问题。 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 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 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 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 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 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 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 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 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 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 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 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 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 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 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 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 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 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 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 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 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 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 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 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 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 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 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 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 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 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 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 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 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 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 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 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 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 从夏代起源， 经过商周、 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 从单一的收藏， 变为一种学问， 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 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 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 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 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 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 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 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 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 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 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 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 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 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 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 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 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 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 代铜器相比拟。 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 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 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 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 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 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 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 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 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 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 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 但是现在 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 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 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 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 礼器 、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 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 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 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 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 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 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 底子和锈色的统一。 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 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 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 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 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 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 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 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 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 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 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 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 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 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 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 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 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 二是结构。 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 给人很夸张的感觉， 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 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 （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 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 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 （三） 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 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 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 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 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参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三星堆遗址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从本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明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
师大附的？？？？？？？几班？
神秘面具与三星堆文化 面具承载着人类思维意识的发展和宗教情感，在史前人类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孕育诞生，几乎与文明史同步发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面具。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面具反映了民族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的发展与变迁，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巨大怪异的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15件面像，A型3件、B型8件、C型4件。最出色的面具当数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该面具宽138公分，高65公分。一对雄视古今威武雄壮的扫帚眉，眉宽近7公分，眉尖上挑。扫帚眉下，一双炯炯巨睛，更是可以惊倒天南海北的游客，因为眼球从狭长的双眼中柱状外突，突出眼眶长达16公分，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公分。有棱有角的鹰钩鼻，阔嘴嘴角上翘接近耳根，招风大耳状如猪耳，却竖直向斜上方伸出，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这样大的面具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亦极为罕见，这一幅尊容，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模样最奇特怪异的面貌。另外两件A型面相略小，其中一件额正中饰有一高68．1厘米的夔龙型额饰，夔龙身尾高高竖起，头端与鼻梁衔接，龙身两侧各有一尾内卷的环形穿，中部一单翅根的刀状羽翅。有人认为与传说中“人的鼻孔与天上的云气相通”有关。别看这个纵目面具风格奇诡怪异，样子显得很凶，但下细一看，朴素的风格却使它显得并不恶，让人在心生敬畏之余，隐隐约约有点喜欢。这个大耳纵目、狮鼻阔口的青铜面具，一天不知要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外国游客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许多年轻人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一。参观者站在它的面前，神采飞扬地说那双凸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如变焦镜头般地可以伸缩，另一个带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堕”，即从天而降，青铜纵目面具确有几分神奇如天外来客一般? 对于这个纵目面具，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千里眼顺风耳”形象，用夸张的眼球和伸长的大耳，希翼获得超等的望远能力和听力；第二种则认为它与古蜀王蚕丛有关，“蚕丛纵目”，眼睛鼓出来是古蜀蚕丛氏的特征，青铜纵目面具是蚕丛王的神像。过去，“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瑰瑰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还有一种则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其实，纵目的形象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眼睛那么娇嫩，眼球突出来那么长，很难经受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这一形像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还处于原始阶段时，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结果；再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蚕丛氏纵目，《山海经》也有一个“纵目”之神烛龙，“直目正乘”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也有一说认为“纵目”是二郎神或灵官的眼睛，民国《邛崃县志》记载：“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贵州道真县的傩戏中有一个角色叫孽龙，其面具眼球突出跟眶5厘米左右，追本溯源，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蜀王子从四川辗转贵州、广西逃到越南北部．似有某种联系：B型面具为人面造型。状若常人．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阔而瘪，嘴角下勾，耳垂上有穿孑L，眉、眼也曾用黑色颜料勾画过。C型面像造型与B型相近，但脸型瘦长，下颌较窄，鼻棱尖直凸出，嘴角上翘。 这些面像的用途，学术界意见尚不统一，硕大无朋的纵目神像，可能是古蜀人的图腾徽记或古蜀先王的面像，用于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是神庙中的主神。B、C型面像虽有变型与夸张，但尺寸与真人之面差别不大，是神庙里用于日常祭祀活动的配神，有人甚至设想，这些面像另有身躯相配套，另有一说则认为当时建筑物宏大壮观，是挂在建筑物上的装饰件。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现代人有“往某人脸上贴金”的说法，三星堆文物中却真有实物例证。三星堆出土有4件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有圆顶的，也有平顶的，其中一尊青铜人头雕像，出土时带着的金面罩完好如初，金面罩由纯金皮拓展而成，包颐齐额，两边连耳朵都全部罩住，只将眼和眉毛露出。经分折，发现金面罩使用的粘合剂，竟是用生漆调合粘土粘上去的。4000年悠悠岁月，居然设有使其剥蚀脱落，没有褪掉其灿烂金光。 黄金属于贵金属，自古以其富丽的形态，辉煌的光泽，和延展性大、质柔软、化学性质稳定等优越的自然属性，被人间视为珍宝，一直到现代都被全人类当作硬通货使用。金光闪闪的金面青铜人头像，显得尊贵而富丽非凡，如同天神降临人间。用句时髦的话说，简直是“酷呆了”、“酷毙了”，这种在当今仍显新潮的扮靓，显示出古蜀先民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及不同凡响的追求，创造出留芳千古的艺术形象。 古蜀先民为什么要在脸上贴金呢?他们的着眼点已无法弄清。一种可能是贴上金面，显示祭祀对象的无比尊崇，和祭祀人无尚敬慕之情。另一种可能或许与古代的巫舞有关，戴上假面跳起巫舞，用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这种文化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曾训练了熊、罴等六种猛兽与炎帝作战，六种猛兽可能是六个氏族的图腾；也可能是是一些使用巫术，戴着猛兽面具的舞蹈队伍。尧舜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是敲打着用石头制造的乐器，披着各种兽皮的舞蹈者一齐跳舞。商周时期巫风盛行，周代宫廷傩祭时，就有一个“方相氏”领头，他戴着假面，假面上四只眼睛金光闪闪，穿着黑衣服，系着红裙子，手上蒙着熊皮，一手拿戈一手执盾，领着打鬼的队伍，四处跳跃，发出“傩、傩……”的叫声，以驱除恶鬼，保证一年不生疾病。“傩舞”一直流传了下来，至今西南地区还保留“傩舞”这一传统，这些“傩舞”或许就与三星堆的金面罩、面具有传承关系。 戴黄金面罩在中国确属罕见，但在西亚和埃及却有相同的例证，黄金面罩最早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也是饰以金箔的。埃及的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就是黄金面罩。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及黄金面罩，年代虽然比西亚和埃及稍晚，但其大小和制作工艺完全不比后者逊色，三星堆文物中出现了西亚和埃及的文化因素，确实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谜。用黄金面罩盖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面具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而且出土的40多个青铜雕像中，仅有6个带有金面罩，这样做仅是一种显示尊崇的装饰，还是带有某种巫术的含义?仍是一个谜。2001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邮政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分别是中国三星堆金面罩头像和埃及图坦卡蒙金面罩，(图坦卡蒙是3300多年前埃及鼎盛时期的法老。)反映出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联系、认识和比较。 惹人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颈部全都呈倒三角形，它们的下面会不会有泥塑或其它材料制作的躯体?它们会不会是“人祭”的代用品，用以象征被杀的“人牲”? 头颅崇拜作为灵魂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曾留下了遗迹。远古时，有一些民族，曾用猎得的人头做某种祭祀仪式。人牲(人头)用于规格最高的祭祀，被认为是最灵验的。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源于头颅崇拜的猎头之俗多见史载。 历史在进步，巫师们在祭仪中也逐渐摈弃人头血祭，遂以人造的骷髅或其它造型面具代替人头。作为历史信仰的遗响，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纳西族等在寺庙跳神时，至今仍要佩戴骷髅形面具。
考以下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三星堆遗址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从本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明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
四川省的啊．
1929年初，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一名叫燕道诚的四川农民一锄下去，挖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三星堆文明得以大见光明。 但是，面对这个奇特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三星堆文化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关于三星堆的起源之谜，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近日，一位叫苏三的文化学者发出惊人之言：三星堆文明属于古犹太文明，并非内生。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转载”文明，它的真正源头在中东。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中国文明脱胎于红海文明，而古犹太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苏三炮制的这一惊世骇俗论调已经引起了业界“地震”。 三星堆与中东文物的内在渊源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明显带有西方文化特征，”苏三开门见山地坦言，三星堆部分文物的“西方”特征，正是她关于三星堆与古中东出土文物之间存在内在渊源猜想的事实证据，“也是提出猜想的由头儿。” 苏三告诉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三星堆出土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文物，明显带有“西方""特点。正是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3000年前的文物，给苏三的猜想带来了无穷的想像空间。 “以三星堆出土的半人半兽面具为例，明显为牛的艺术化处理，上面有牛鼻子、牛眼睛和牛耳朵，而古代闪米特人恰有崇拜牛的习惯，尤其是他们的原始宗教有崇拜金牛的传统，这是一种可称为‘埃皮斯神牛’的公牛崇拜，来源于埃及。”苏三分析说，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很可能就是西方%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是四川境内目前探明的范围最广、发生时间较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距今约5000年至3700年间，前后延续 2000年，前后共出土文物4000余件，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共分四个大的文化期。但有人认为第一期为新石器文化, 与第二、第三、第四期内涵不同，不应列入早蜀文化的范畴。其实， 三星堆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既然是遗址的一个文化层，当然属于三星 堆文化。其所以和第二期差异变化较大，正说明有新的内外因素产生. 从世界历史观察，譬如原来的美洲，在欧洲人没有去探险和发现它以 前，大陆上的土著人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 却也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之根。而欧洲文明的“侵入”，使它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的结果。三星堆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今天，我们研究三星堆文化，千万不能忘记最早在这块上地上生产生活和创造的居民. 在成都平原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居民是什么民族?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至为复杂的问题。 人类起源、地球起源、宇宙起源，是三个重大难题。而谁最先在四川这片上地上繁衍，至今也怕并不十分明白. 从各种传说看，蜀山氏的名称，始于因提纪：而庖牺氏已是禅通纪，黄帝则到了疏仡纪，晚了两纪。从九头纪开始至获麟，共276万年(引自<太古帝王表>)。考古学上的“巫山人”，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 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然则蜀人的祖先蜀山氏，正是四川最古老的土著? 又有传说，伏羲的母亲华胥姑娘游华阳而生伏羲. 那么，中国人类的 “再生始祖”，也生活在四川。因为华阳者，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也。而《山海经》说，伏羲上下天地，正是经过都广之野建木。还有“女娲之肠”，也是四川。 三星堆文化发源地 成都平原的人，是伏羲的子孙? 以后的黄帝、颛顼、大禹，与四川的关系就更多了。不过，仔细想来，蜀山氏既然以“蜀”和“山”为氏，恐怕还是与高山有密切关系。 有许多学者都指出，蜀人是羌人的一支，其理由就不在这里多加转述了。我访问过叠溪---古之蚕陵重镇，竟遇到了蚕丛羌的后裔梁跃华。他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祖先的故事。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一支羌人叫蚕丛羌。那么蜀人是羌人的支系，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蜀人是古彝人的。他们说，是古彝人在四川建立了蜀国(见陇贤君主编的《中国彝族史纲要》)。因此，蜀人应是古彝人的—支：而古彝人长期就与濮人杂居四川盆地。但是，从大凉山的—些古彝文来解读, 蜀人不仪不是彝族，而且还与之长期不合，现举例子: 彝语直译 彝语意译 濮徘蜀徊 言行错乱 头蜀尾氐 怪模怪样 濮蜀濮蜀 吝啬小气 尼语(即彝语)蜀语混 胡说蛮缠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彝人从来看不起蜀人、濮人、氐人、巴人等，说他们是同源似乎不可靠。蜀人是从蜀山(即岷上)上下来的，那四川的土著，应该还有哪些民族呢? 古彝人在四川境内占有相当的地域，专家们早有述说，不用再唠叨。除了彝人，还有其他民族吗? 我面对一本四川详图发呆，脑海里搜索着是否有哪篇古文献提及此事。遗憾的是孤陋的我，读的东西太少了。然而，我从四川的古地名中，似乎发现了一点什么。在四川以蒲、郫、彭等命名的地方, 着实不少，这些读音都与濮人有关．那么，当时的土著，是否是濮族呢? 据吕思勉先生《中国民族史》有关濮族的论述，《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 (详见<微卢彭濮考>)。“濮族占地，实跨豫、鄂、湘、川、滇、黔六省也，”濮人直系繁多，坟称百濮。多伴水而居，、古时的川西平原河沟沼泽不少，正宜其居住. 濮人以夜郎及滇为大宗，但散居四川的不少. 在犍为，《说文》有载，但其活动地不只川南，“北有初襄五姓，居邛部 "(《唐书》)"屑威州者，有唐保、霸二州，因称保霸蛮”(见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50年代初，我曾到凉山金阳一带. 当地的老彝胞，听说我们来自成都时曾说，成都原是他们的住地，后来被汉人赶走了．才从低处搬上高山。这传说，也可能反映某些史实。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头像中，有当属南蒙古利亚小种族之形象者，应是土著濮族系统的人士。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古时巴蜀，有许多小国和诸侯存在，其中不少乃是濮人。而巴蜀所谓国君，实盟主而已。据此可知，古蜀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段渝先生有论：“先秦四川境内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已在当地定居的民族，……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四川通史>第一卷). 而罗二虎先生对三星堆居民的族属也有详论(见《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 那么，上古和远古，四川的文化，就是彝濮等土著创造的吗?其图景仍然是扑朔迷离。因为，天堂般的都广之野，它所透露出的信息，着实比我们已知的彝、濮文化要高明得多。三星堆网站：
《伤寒论》 及《金匮要略》 同方不同煎煮方法现象探究 王奕方 王雪茜 中医学不仅重视中药组方配伍， 对方剂的煎煮方法也很有讲究。 早在《黄帝内经》 中就有关于方剂煎煮方法的详细记载， 历代医家对此也颇为重视。明代李时珍认为：“凡服汤药， 虽品物专精， 修治如法， 而煎药者鲁莽造次， 水火不良， 火候失度， 则药亦无功”[1] ， 清代徐灵胎 [2] 也认为：“煎药之法， 最宜深讲”， 这些医家都认为方剂的煎煮方法与疗效直接相关， 这也凸显出了方剂煎煮法的重要性。 笔者在阅读经典时发现， 东汉年间张仲景所作《伤寒论》 及《金匮要略》 中存在着同一方剂不同煎煮方法的现象， 煎煮方法不同， 则药物的趋向、 性质皆会有所变化， 试分析如下。 1 煎煮时间缩短， 则药性峻猛， 邪气速去 《伤寒论》 中葛根汤的煎法为：“上七味， 以水一斗， 先煮麻黄、葛根， 减二升， 去白沫， 内诸药， 煮取三升”，《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则要求：“上七味， 㕮咀， 以水七升， 先煮麻黄、葛根， 减二升， 去沫， 内诸药， 煮取三升”。 两书中葛根汤煎煮时药物投入的顺序一致，但是煎药之前所加水量有所不同，《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少加水三升， 而最后均煮取三升， 可推测煎煮时间也就相应缩短。 此外， 两书中葛根汤服用方法也有不同，《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强调服药后“不须啜粥” 而“余如桂枝法将息”，《伤寒论》 中葛根汤则仅提及“余如桂枝法将息”。 笔者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两者所针对之病机有所差异。 《伤寒论》 中葛根汤原文云：“太阳病， 项背强 ， 无汗恶风”， 表示本证为在太阳伤寒的基础上邪气痹阻太阳经后津液无法布散， 导致项背强痛。 《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主治“太阳病， 无汗而小便反少， 气上冲胸， 口噤不得语， 欲做刚痉”， 同样有太阳伤寒证， 但在表之风寒困束更加严重， 导致气不旁流而出现“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 提示因邪气阻滞经脉， 津液无法上承至口咽部， 虽然目前并未出现痉病表现， 但已有预兆。 两书中葛根汤方证的病机不同点在于：《伤寒论》 中葛根汤证的成因为病邪深入太阳经， 阻滞津液输布， 因而出现无汗、项背僵硬等症状， 其治疗重点仅在于发散邪气， 祛除邪气， 津液就能得以布散；《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证已经出现了实际的津液亏损， 同时邪气壅塞于经脉， 又进一步损耗津液， 病情有加重的趋势， 在治疗时应当尽快祛除在表之风寒， 同时还必须注意不可发汗过度而伤津，《金匮要略心典》 中也提到， 本病应当“生津液而濡筋脉”[3] 。 因此，《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煎煮时间更短， 使解表药轻煎后发散之性更加峻猛， 能够迅速祛除邪气 [4] 。 既然其发汗力量已经足够， 就无须喝粥再促进发汗， 同时也防止啜粥后发汗太过， 徒伤津液。 2 煎煮时间延长， 则药性缓和， 顾护津液 《伤寒论》 中茵陈蒿汤煎法为：“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陈， 减六升， 内二味， 煮取三升， 去滓”，《金匮要略》 中茵陈蒿汤煎煮时要求：“以水一斗， 先煮茵陈， 减六升， 内二味， 煮取三升， 去滓”。 两书中茵陈蒿汤煎煮方法加水量有所不同， 推测《伤寒论》 中茵陈蒿汤煎煮时间更长。 《伤寒论》 中茵陈蒿汤主治“但头汗出， 身无汗，剂颈而还， 小便不利， 渴引水浆”， “身黄如橘子色， 小便不利， 腹微满”， “无汗， 小便不利， 心中懊憹” ；《金匮要略》 中茵陈蒿汤主治“寒热不食， 食即头眩， 心胸不安， 久久发黄为谷疸”。 两病同属中焦湿热相结， 邪气熏蒸肝胆导致发黄。 湿热邪气向上攻冲于上焦头面， 因而出 现“但头汗出”“心中懊憹”“头眩”“心胸不安” 等症状； 向下侵犯下焦膀胱导致“小便不利”“小便必难”。 《金匮要略》 中茵陈蒿汤证无汗出表现， 湿热无从所出， 则病情势必较《伤寒论》中茵陈蒿汤证更加严重， 因此煎煮时间缩短， 取药物峻猛之性以求祛除湿热。 《伤寒论》 中茵陈蒿汤证有“渴引水浆” 的症状， 提示由于湿热熏蒸， 患者津液被湿热邪气所伤， 津液不能上承， 因而出现口渴欲饮的症状。 又由于湿热困阻脾胃， 致使脾胃无法运化水液濡养脏腑， 反而助长湿热之势， 致使患者体内的津液更加匮乏， 因此本证在治疗时尤其需要顾护津液。茵陈蒿汤方中茵陈、 栀子、大黄均味苦性寒， 容易伤津， 因此延长煎煮时间， 可以防止药性过于峻猛而伤及津血， 但同时清热利湿之力也会有所减弱 [5] ， 考虑患者同时出现“头汗出”， 虽损伤津液， 但湿热之邪也在一定程度上随汗液排出， 因此即便久煎后药性有所折损也无碍。 3 药物轻煎， 则药性轻清偏上， 振奋胸阳 《伤寒论》 中吴茱萸汤煎法为：“以水七升， 煮取二升”，《金匮要略》 中吴茱萸汤煎法为：“以水五升，煮取三升”。 两书中吴茱萸汤煎煮时加水量有所不同， 煎出的药液量存异，《金匮要略》 中吴茱萸汤煎煮时间更短。 《伤寒论》 中吴茱萸汤主治“食谷欲呕”， “吐利，手足逆冷， 烦躁欲死”， “干呕， 吐涎沫， 头痛” ；《金匮要略》 中吴茱萸汤主治“呕而胸满”， “干呕， 吐涎沫，头痛”。 症状表现虽有不同， 但两者病机皆为阴寒之邪侵袭中焦脾胃， 脾阳虚损， 则食谷欲呕、手足逆冷，无法制约下焦寒水， 寒水上冲至上焦， 则吐利、 烦躁欲死， 治疗时需要温化浊阴以制其上逆。 《金匮要略》中吴茱萸汤证进一步出现胸满的表现， 提示在中焦有寒的基础上还兼有胸阳不振， 因此在温化中焦虚寒的同时必须注意使药力上行至病所。 因此， 张仲景缩短了《金匮要略》 中吴茱萸汤的煎煮时间， 以求药物轻煎后药力清扬偏上 [6] ， 使药力达于上焦， 以畅胸阳。 4 用麻沸汤浸渍， 则药力上行， 泻中上焦邪热 《金匮要略》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煎法为：“以水三升， 煮取一升”，《伤寒论》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则要求以麻沸汤浸渍须臾。 麻沸汤即刚刚有极小的气泡冒上的开水 [7] 。 《伤寒论》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主治“心下痞， 按之濡， 其脉关上浮”，《金匮要略》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主治“心气不足， 吐血， 衄血”。 在此处， 参照《千金要方》 可发现， “心气不足” 记载有误， 应当为“心气不定”， 如此修正是由于张仲景治疗此证所用之大黄黄连泻心汤药物组成为大黄、 黄连、 黄芩， 皆为苦燥药物， 而未涉及补气药， 且苦燥药物易伤气， 若存在心气虚， 应用此方反而会加重病情， 治法与病机存在矛盾， 因此其中“心气不足” 应是“心气不定”， 即中焦火热旺盛， 扰乱心气。 本证中焦脾胃热盛， 热邪亢盛后深入血分， 借由血脉进一步扰乱心气。《伤寒论》中大黄黄连泻心汤主治“心下痞” 且“按之濡”， 提示无形邪热结于中焦脾胃， 且热邪轻浅未结成实， 关脉上浮提示热邪有上冲之势。 《金匮要略》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之热邪居于中焦， 且已经入血分而动血耗血， 因此采用水煎法使药性更强， 药力达于中焦以及血分， 达到清除中焦邪热以安血的效果。 《伤寒论》中大黄黄连泻心汤之邪热轻浅且热邪有上冲至上焦之势， 因此用麻沸汤浸渍， 既能使药力更加平和， 又可使药性清宣， 涤荡上焦与中焦热邪， 即《伤寒论类方》 中所述：“不取煎而取泡， 欲其轻扬清淡， 以涤上焦之邪。” 刘芳宇等 [8] 研究证明， 用麻沸汤浸渍的大黄黄连泻心汤能够降低大鼠胸部及中腹部体温， 而煎煮后的大黄黄连泻心汤更倾向于降低大鼠下腹体温， 说明大黄黄连泻心汤用麻沸汤浸渍后更倾向于清中上焦之热。 5 因条文传抄错误导致的煎煮法不一致 十枣汤对于大枣的煎煮法在《金匮要略》 和《伤寒论》 中有所不同，《伤寒论》 为“一升半水煎取八合”，《金匮要略》 为“一升半水煎取九合”。 然笔者认为， 此处应当是传抄错误。 《伤寒论》 中十枣汤主治的“心下痞， 硬满， 引胁下痛， 干呕， 短气” 等症状与《金匮要略》 中十枣汤主治的“咳烦， 胸中痛” 等症状病机一致， 皆是饮邪聚集于上焦， 结成悬饮或支饮，引起咳喘、 胁痛等症状， 在病机一致的情况下， 采用不同的煎煮方法存在不合理之处。 且《千金方》 中十枣汤之大枣煎法是以一升五合水煎取八合， 未见煎取九合的说法 [9] 。 6 结语 综上，《伤寒论》 与《金匮要略》 中同一方剂采用不同煎煮方法者， 多是煎煮时间有所差异， 煎煮方式不同的仅有大黄黄连泻心汤。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是存在方证病机的差异， 张仲景调整煎煮方法来适应病机变化。 《金匮要略》 中葛根汤较《伤寒论》中煎煮时间更短， 如此处理能使药性更加峻猛， 以迅速祛除邪气；《伤寒论》 中茵陈蒿汤较《金匮要略》中煎煮时间更长， 以达到缓和药性、 顾护津液的效果；《金匮要略》 中吴茱萸汤较《伤寒论》 中煎煮时间更短， 能使药力清扬偏上， 达于上焦， 振奋胸阳；《伤寒论》 中大黄黄连泻心汤采用了麻沸汤浸渍的处理方法， 其目的也是在于使药性清扬， 祛除上焦热邪。 由此， 经方煎煮方法之严谨可见一斑。仲景方剂的煎煮方法对于后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合理的煎煮药物， 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我们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份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探究与发扬， 使张仲景学术思想之精髓在现代临床应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金匮要略》这部医著从其根源来说，它本身就是属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著作合起来是叫做《伤寒杂病论》。其中以外感病的伤寒部分为主的部分是叫做《伤寒论》，而以其它杂病部分的内容（包括了外科病、妇科病等在内的）主要的是叫做《金匮要略》。这是由于在历史的沿革中，不得已的原因把《伤寒杂病论》给分割成了两大部分，因此不管在是在讲《伤寒论》时还是在讲《金匮要略》时，它们的传承与对中医历史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不能再把它们分为两个部分了。如果要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主要区别的话，就是上面所说的，《伤寒论》是讲以外感病的伤寒部分为主，而《金匮要略》是以杂病部分为主；在《伤寒论》中张仲景创立了六经辨证学说，而在《金匮要略》中是创立了脏腑辨证学说，时至今日这两种辨证学说仍然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要说《伤寒杂病论》在传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应该还是对《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所起的作用应该是一致的：张仲是熔《经方》和《医经》两家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有理论、有治则、治法、有方子、有药物组成）辨证论治的医疗体系。这就是张仲景著书的学术背景。他是把汉代以前的《医经》和《经方》两家熔为一炉，创立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体系，从而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汉张仲景著述的《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古籍之一，撰于3世纪初.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中的“杂病”部分.经晋王叔和整理后,其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在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艺等人根据当时所存的蠹简文字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金匮要略》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是仲景创造辨证理论的代表作。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书名“金匮”，言其重要和珍贵之意，“要略”，言其简明扼要之意，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和应用。《金匮要略》被古今医家赞誉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在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依赖。《金匮要略》是祖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杂病学专著，它奠定了杂病的理论基础和临床规范，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所以它属于祖国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林亿谓其“施之于人，其效若神。” 圭臬《温病条辨》为吴瑭多年温病学术研究和临床总结的力作。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前后贯穿，释解温病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例如书中归纳温病清络、清营、育阴等治法，实是叶天士散存于医案中之清热养阴诸法的总结提高。而分银翘散作辛凉平剂、桑菊钦作辛凉轻剂、白虎汤为辛凉重剂，使气分病变遣方用药层次清晰、条理井然。叶天士之验方，在吴瑭手中一经化裁，便成桑菊饮、清宫汤、连梅汤等诸名方。足知吴瑭此书，不是仅仅为纂集而撰，实是经心用意，为学术理论升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