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民族文化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至今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学者则将地域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今一切文化遗产。经过再三研究、反复探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同“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不同个性特质、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地域文化的发展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地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地域文化一方面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与地域经济社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域文化已经成为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和推动的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探求地域文化的形成、演变轨迹和规律，把握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掘地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特定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研究中，急待深化的热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地域文化研究和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各地高层领导、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许多地方搭地域文化之台，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会者强调，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不是争“你短我长”、“我早你晚”、“我高你低”，而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和优秀因子，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伴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壮大，深入开展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符合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既是哲学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的重要切入点，又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更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论姜维是非功过(转载)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改。成都身死日，汉将有余哀。——《三国演义》在姜维的十次出兵行动中,不克而还者五次,胜负各占一半,这对于蜀汉小国而言,已是骄人的战绩了,更展示了姜维忠于汉室的用心。姜维立志于功名而建树不够卓著,实在有诸多无法超越的制约。首先,从根本上审视,蜀汉狭小,财力不支,难以承受连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是难以制胜的。其次,其时主政的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姜维有多大的作为,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姜维主政之时,也受制于黄皓小儿反侧之患,危及专精。史载:“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六年,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连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试想姜维能有多大的功业建树呢?蜀汉如不主动出击北边的魏国,是难于存活的。再说,心存汉室的姜维,既然主宰蜀汉国事,匡复汉室是其历史责任,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责备姜维屡次兴兵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以区区蕞尔抗衡强大的中原,实有几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但是,任何已经存在的割据政权,在没有经过实力较量之前,自动放弃统治是绝不可能的!姜维�勉国事的忠荩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姜维一生中最被关注而又议论最多的是蜀汉政权覆亡前后的所谓“假投降”事件。姜维降魏实出于后主敕诏,不得已之举。彼时拒绝了钟会的诱降,此时的弃甲实属无奈。《汉晋春秋》载:“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以见疑于既平,大夫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甚欢。”姜维虽然迫于后主敕令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的忠悃蜀汉之志却并未泯灭。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非放弃了心中的信念。《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去三国时代未远,他的记载当属可信。聪明的姜维以历史上谋士名臣功高振主的故事窥探钟会心曲。其实,钟会不臣之心从他构陷邓艾时即已暴露,姜维所说“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姜维窥破钟会野心,因风借火,巧妙点播。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适可旁证。《资治通鉴》在援引常璩之论后说:“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诚如胡三省所论:“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股掌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胡三省显然不赞同陈寿对姜维“明断不周,终致陨毙”的批评,更对孙盛、干宝之论不以为然。孙盛《晋阳秋》说:“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盛以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其姜维之谓乎!邓艾之入江油,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复于逆顺之间,希违情于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变亦誾哉!”孙盛之论真乃书生迂议!在景跃六年魏兵尚未入蜀之际,姜维就敏感到蜀汉危殆,曾上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姜维传》)后主听信宦�胡说:“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宦官黄皓擅权,连姜维的处境已很危险。再说,钟会大兵压境之际,姜维率众坚守蜀中门户剑阁,迫使粮运不济的钟会“将议还归”!怎么能让把守剑阁的姜维驱驰绵竹!剑阁洞开,守住绵竹还有什么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详引。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说了几句公道话:“臣松之以为盛之讥维,又为不当。于时钟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会欲尽坑魏将以举大事,授维重兵使为前驱。若令魏将皆死,兵事在维手,杀会复蜀,不为难矣。夫功成理外,然后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谓不然。设使田单之计,邂逅不会,复可谓之愚誾哉!”裴松之的辩驳很有见地。邓艾出奇兵于阴平小道险胜是蜀汉败亡的诱因。设若姜维假投降借钟会之手坑灭魏兵成功的话,蜀汉危而复安也不是不可能的!邓艾是历史的幸运儿,姜维则是蜀汉灭亡悲剧的牺牲者。针对陈寿、孙盛等人之论,刘咸火斤说:“维之忠谋承祚不能发明,不如习孙尚举其事,此本不须讳,何为不书耶!盖素不喜维之私见也。”(《三国志集解》)说孙盛等人不喜姜维,对姜之评价有失偏颇而出于个人好恶,是有依据的。蜀汉名臣郤正被陈寿评为“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是蜀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对姜维有所评骘:“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产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激,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之论涉及姜维的为人品行与操守。身处高位的姜维却生活简素,远离声色诱惑,衣食住行节俭,而且好学不倦,为官清廉,堪称一时之楷模。评价之高,几追诸葛武侯。郤正反感那些誉成毁败,扶高抑下,趋附权贵,褒贬失据的势利之辈,是尤其可贵的。孙盛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异哉郤氏之论义!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朝,维无一焉。实有魏之逋臣,亡国之乱相,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纵维好书而微自藻洁,岂异夫盗者分则之义,而程、郑降阶之善。”姜维即为大将，荷国之重，蜀国的晚期内政如此糟糕，但是以攻为守的姜维，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忠心，以小国硬撼魏军，是何等的气魄，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综上所述,姜维是一个历史上是非功过争议颇多的重要人物。姜维归蜀之际就受到诸葛亮垂青并赋予重任,“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好学不倦,清素节约”,表明他是一个韬略过人,操守可风的俊杰。“心存汉室”的夙志至死不渝,多次出兵击魏尽管遭致“玩众黩旅”的贬讥,却是他效法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忠荩。假投降的良苦用心虽引来一些不明就里论者的鄙薄,却无损姜伯约对蜀汉的尽瘁!浅析文化视野下的姜维（转载） 姜维出生于公元202年（建安七年），《三国志？姜维传》说他“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以父冏昔为郡功曹，值羌、戎叛乱，身卫郡将，没于战场，赐维官中郎，参本郡军事”［1］ 1062 （卷44），又说其“少孤，与母居”［1］ 1062 （卷44），可见，身为汉将的父亲姜冏在姜维幼年时就战死了，按汉末辟召制度，姜维被州郡征调为掾属，系按汉例“赐官”。 姜维早年“好郑氏学”［1］ 1062 （卷44），而郑氏经学最重要的两点：一是忠义，即忠于汉室正统；二是统一，即维护国家统一。史载：汉儒蔡邕为王允所杀，“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正之！’”［2］ 2006 （卷60）。 其时，曹魏已形成统一北方之势，但统治并不稳固，加之本身并非士族，虽以强力压制，但并未获得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终魏一代，叛乱与内部争斗相伴始终。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篡汉继位，仅曹丕即位后的七年间，就爆发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事：公元220年，“文帝即王位，……河西大扰”［1］ 474 （卷15），“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1］ 491 （卷16）；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3］ 2194 （卷69）；期间，公元222、224、225年，曹丕三次征吴，均亲临长江。［3］ 2207－2226 （卷69）先吴后蜀的军事规划，也使得曹魏的军事重点一直置于东南，对西凉地区始终无暇顾及，影响薄弱，汉的正统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及至公元241年，蒋琬给刘禅的奏章里还说“羌、胡乃心思汉如渴”［1］ 1059 （卷4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汉室”正统意识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统一且积极用事的价值观，纵观其一生，“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也正是他的信念与竭力实践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姜维有着这样的信念以及由魏仕蜀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身上展现出了异于魏、蜀士人的瑰丽风姿。 一、珍视生命，珍视自我，强烈的主体文化意识 关于姜维归蜀，据《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是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会马谡败于街亭，亮拔将西县千馀家及维等还，故维遂与母相失。”［1］ 1063 （卷44） 另一种说法是“《魏略》曰：天水太守马遵将维及诸官属随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门案行，会闻亮已到祁山，淮顾遵曰：‘是欲不善！’遂驱东还上邽。遵念所治冀县界在西偏，又####吏民乐乱，遂亦随淮去。时维谓遵曰：‘明府当还冀。’遵谓维等曰：‘卿诸人（回）复信，皆贼也。’各自行。维亦无如遵何，而家在冀，遂与郡吏上官子修等还冀。冀中吏民见维等大喜，便推令见亮。二人不获已，乃共诣亮。亮见，大悦。未及遣迎冀中人，会亮前锋为张郃、费繇等所破，遂将维等却缩。维不得还，遂入蜀。”［1］ 1063 （卷44） 显然，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能说明姜维归蜀是被迫与被裹附的，连当时魏人“亦以维本无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系保官以延之”，［1］ 1063 （卷44）裴松之也说“臣松之以为……本传及魏略皆云维本无叛心，以急逼归蜀……”。［1］ 1069 （卷44） 对于姜维这样的曹魏“凉州上士”［1］ 1063 （卷44）为何入蜀（汉）并尽忠汉室，仅用受到诸葛亮器重的说法显然很难解释。我认为，首先还是主体价值观的一致，即姜维所秉持的郑氏经学“汉室之事，谁与正之”的信念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精神感召的统一，这是姜维最终选择忠于汉室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深为看重的一点。“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1］ 1063 （卷44），可见，“心存汉室”始终是诸葛亮考察的重心所在。此外，曹魏政局动荡，派系复杂，难以建立功业，施展抱负，姜维怕是不会没有体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姜维才能忠诚任事，据史料记载：姜维一共进行了十一次北伐，仅在其掌权的十年间，就八次出兵伐魏。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在蜀亡后，他才能忍辱负重，巧设计谋，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1］ 1067 （卷44）。充分展现了他珍视生命，珍视自我，不断奋斗，渴求生命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意愿。 二、胸怀远志，雅量洒脱 孙盛《杂记》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 1063 （卷44）“当归”是一味草药，以陇西盛产且为上品，姜母以此招子，实受胁迫，史载：“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 834 （卷28）。姜维的回书极为巧妙，借同为草药的“远志”回复对方，一语双关，不仅挫败了魏人挟母诱降的图谋，而且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室的决心。 姜维因为志远，所以洒脱，因为洒脱，所以豪爽。为了实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的理想与信念，不拘小节，不营私产，不以小事为意，不惜个人荣辱。 蜀汉名臣郤正曾这样评价姜维：“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1］ 1068 （卷44） “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可见姜维数次北伐既非为了自固功名，也非为了追求封赏，而是完全出于自身的信念，是自我主体意识发展之中本能的生命张扬与展示，这也正是姜维北伐与后世桓温、殷浩等人北伐的不同之处。“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可见这是真实自我的自然流露，只有真实才会自然，也只有自然才更加真实，在姜维身上，闪现着魏晋沉闷士林中不多见的人性光辉，“自一时之仪表也”。 三、言语与文学 言语反映士人是否善于辞令，和士人的才思与学识息息相关。言辞是否生动，是否机智，是否言之有物，可以反映一个士人的整体素养。 姜维素有辩才，曾于夷陵战后使吴，并颇为孙权所重的蜀汉名士邓芝，“于时人少所敬贵，唯器异姜维云”［1］ 1073 （卷45）。 《三国志？姜维传》载：姜维降钟会，“会谓维曰：‘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今日见此为速矣！’会甚奇之”。［1］ 1067 （卷44）姜维寥寥数语，富于机辩，不卑不亢，有力有节，既表现了奉敕降敌的无奈，也表露了内心不屈的傲然之气。 而最能展现姜维言辞与机敏的还是那段游说钟会的言辞： 《汉晋春秋》曰：“会阴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也，乃诡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以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卒伏剑而妄死，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1］ 1067 （卷44）谈话中，姜维将取先予，欲擒故纵，先以韩信之事示之，再以范蠡之隐劝之，最后逼钟会说出心里话。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因风点火，巧妙布局，成功说服钟会叛魏，展现了姜维敏锐的洞察力与言谈技巧。千年之后，当胡三省读至此处，也不禁深深叹息“维之智固足以玩弄钟会于掌股之上，迫于时，制于命，奈之何哉！”［3］ 2478 （卷78） 姜维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简洁质朴，凝练精致，记述人物，宛若亲临，文风影响着当时魏晋乃至后世文坛，虽然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姜维曾上书刘禅，请求追谥赵云：“云昔从先帝，劳绩既著，经营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书。当阳之役，义贯金石。忠以卫上，君念其赏；礼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殒身。谨案《谥法》：‘柔贤慈惠曰顺，执事有班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应谥云曰‘顺平’矣。［1］ 951 （卷36）” 蒲元是蜀汉时期著名的工匠，曾经为蜀汉军队铸刀三千口，姜维为此事写过传记。文笔平实质朴，简约流畅，记述人物语言生动简洁，宛若亲临，堪称汉末至魏晋志人小说的典范。 我们不妨选取一段以与后期同类文作相比较：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熔金造器，特异常法。”［5］ 1390 （卷62）（姜维《蒲元别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陈图，咸得其要云。”［1］ 1067（陈寿《诸葛亮传》） 据《华阳国志》记载，陈寿曾经担任卫将军姜维的主簿，［6］ 849 （卷11）怕是不会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钟会说姜维怀“文武之德”［1］ 1066 （卷44），看来实非虚誉。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说“如姜维《蒲元别传》，上承刘向，下启魏晋，于志人小说领域别开生面。”［7］ 222 钱钟书认为《全唐文》记载陆鸿渐品茶与《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辨水，“皆似踵蒲元事”。［8］ 1098－1099 四、品藻与深情 魏晋士人十分看重品藻，也即品评人物，他们认为，通过品评人物，可以分出士人高下流品，姜维深厚的人格魅力，在与之接触过的士人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1］ 1063 （卷44）诸葛亮善于察人，几近严苛，这也是蜀汉后期人才凋零的原因，但他对姜维的信任与肯定让人出乎意料，对一个被胁迫归附的敌国将领如此看重，而且使“教中虎步兵”［1］ 1063 （卷44），可见，他对姜维是进行了全方位考察的。李永南（李邵）、马季常（马良）都是蜀汉名士，诸葛亮如此赞许一个人，这是极为少见的。 钟会是魏晋名士，并以品评人物而著称，曾自撰《四本论》。《魏志》曰：“‘（钟）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9］ 106 （卷上）钟会品评人物注重才性合，虽然钟会自己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从他对姜维的评价来看，姜维无疑是符合的。“会与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谓长史杜预曰：‘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胜也’”［1］ 1067 （卷44），钟会品藻的对像是曾经在中原士林极具盛名的公休、太初。公休、太初是诸葛诞和夏侯玄的字，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中原名士，夏侯玄精通玄学，被誉为“四聪”之一，他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在政治上，夏侯玄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制度，司马懿认为“皆大善”98 （卷9），是位既有能力，又负声望的魏晋名士。如此评价，反映了钟会对姜维由衷的赞许与赏誉。 正因为珍爱生命，珍爱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姜维始终有着清晰的自我主体意识，他把兴复汉室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相统一，伪降后还在日夜谋划复蜀，他密书与后主言道“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6］ 595 （卷7），一片老臣之心，昭然可鉴。因为真实，所以深情，这是对个人主体的深情，也是对国家社稷的深情，因为有这样的深情，他才能够全力赴国，舍身卫国，竭力谋国，以身殉国！ 干宝说：“姜维为蜀相，国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钟会之乱，惜哉！非死之难，处死之难也。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1］ 1069 （卷44）而我却以为，作为辅政大臣，肩负的是国家与社稷的命运，处死容易，而忍辱负重，运筹谋国，却是极为艰辛的，除了要面对世人的诟伤与误解，还要痛苦地与自我做斗争。虽然事败，未能复蜀，但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说的“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3］ 2481 （卷78） 参考文献： ［1］ （晋）陈寿.三国志［M］. （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 （元）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 （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7］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 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徐震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风水、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蜀文化、巴文化、徽文化、赣文化、闽文化……。而“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学术理论界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会者认为,欲研究“地域文化”,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界定。有学者提出,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根据所发现的考古遗址，大体可以划分为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北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文化区。在那时，已经奠定了后来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的基础。中国区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特定的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区域文化格局形成，基本上发生在东部汉族区域的内部，到隋唐以前，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但在隋唐以后，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的新的区域文化又加入进来，起初是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文化碰撞），甚至对立，后逐渐变成了汉文化圈内的组成部分，走上共同性渐增，差异性渐减的轨道。1．齐鲁文化齐鲁之地，古称“海岱”，是因为它以泰山和大海为地理标志。新石器时代，东夷在这里创造了北辛、大汶口和山东龙山等文化系列，成为齐鲁文化的源头。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基本代表了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齐鲁之地的农业发达，又因濒临沿海和运河、黄河，商业城市比较繁荣，民间手工业如陶瓷、纺织、冶炼等也颇发达。因此，鲁的农业、齐的工商业，加上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等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鲜明个性。一般说来，齐鲁文化具有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2．燕赵文化燕赵之地，主要是指今天的河北和山西、陕西的中北部地区。燕赵地区气候相对干冷，农业以粟、豆类为主，畜牧业也占相当地位，赵的城市商业也比较发达。燕赵文化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由于燕赵处在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地区，因此燕赵文化与边外游牧文化关系密切。自十六国和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以来，一直处在胡汉交融的状态；为了抵御外侵，形成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具有悠久的武术传统。自金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都市文化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燕赵文化，文化特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文化娱乐等方面受宫廷和北京市民文化影响较大。3．三秦文化三秦之地，即今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的东南部。秦人以法家思想治国，文化上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加之其地理位置便于与北方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使其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具有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不仅留下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各种宗教、各种艺术形式的痕迹，商业文化也很发达。由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滞后，原有文化开放性日益减弱，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4．三晋文化三晋之地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大部、河南的北部和中部，三晋文化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的代称。地处中州，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于此，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共享性。商业的流动性和因水患、战乱和灾荒引起的人口流动一起，造成这里的人口频迁特点。特别是地处平原，四通八达，因此区域文化的特点不如其他地区明显。5．楚文化楚文化的分布，包括今天两湖、安徽、江西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其中以两湖和安徽的部分为核心地区，淮河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等作为其边缘地区。在上古的三苗文化基础上，华夏文化的主流汇合了当地蛮夷文化的支流，共同构成了楚文化。由于这里以丘陵和江湖为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加上民族文化源流的丰富，使楚文化极具特色，比如文学艺术神奇浪漫、民间生活崇巫尚鬼等。6．吴越文化吴越文化以太湖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地区，影响到安徽东部和江西的东北部。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农业极为发达。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这里。到明清时期，沿海的地理优势充分显露出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城市极为繁荣。以“吴侬软语”为特征的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构成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强化了这里的区域文化特征。文化风格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与北方各区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7．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辐射到陕南、鄂西和云贵部分地区，由川东的巴文化和川西的蜀文化共同构成。由于这里与中原地区存在自然阻隔，有助于强化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传统。巴蜀文化的风格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8．其他区域文化岭南文化，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和广西的部分地区性文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化基本上属于这一地区的移民文化）。岭南文化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家庭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较发达，具华洋混合的新文化风格。东北文化在辽、金、元、清时期具有浓厚的游猎文化特色，但在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在辽东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
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文化积淀深厚，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全省现有各类文物点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及其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佛教名刹法门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西安碑林，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扩展资料：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又称三秦，为中国西北一省级行政单位，省会古都西安，位于中国内陆的腹地，属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上游，地理坐标处于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面积约21万平方千米，人口3733万，下辖西安1副省级市、宝鸡等9地级市及1农业示范区。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为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关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为雍州所在，是黄帝的葬地。西周初年，周成王以陕原为界，原西由召公管辖，后人遂称陕原以西为“陕西”。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中华之源，历史较长时期简称秦。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陕西属于中等发展省份，经济总量居全国中等水平。 陕西境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渭河、无定河、延河、泾河、北洛河、汉江、嘉陵江、丹江等。北山山脉、南山山脉（即秦岭）横断陕西，将全省分为三部分。境内最高峰为秦岭主峰太白山，秦岭的华山、终南山、骊山、五台山（南五台）、翠华山都久负盛名。境内第一大淡水湖为陕北榆林的红碱淖。 陕西，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据《国语》载，西周初年，周王朝以“陕原”（今河南三门峡陕县境内）为界。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人类诞生初期80万年前的西安蓝田猿人，这里是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发现地，这里有最具原始社会氏族文化代表性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中国较早的城市西安杨官寨遗址，有世界四大古都的长安，这里是世代景仰的人文初祖炎帝（生于宝鸡市）和黄帝（生于武功县）的诞生地、部族发源地及陵寝所在地，相传也是更为久远的华胥古国或华胥氏的所在。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元祖，她分别繁衍了女娲、伏羲，后来女娲、伏羲繁衍了少典，而炎帝、黄帝二帝又是少典的后裔，故华夏和中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旅游空间回答帮助，谢谢~~
三晋：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10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相传尧、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为晋国领地，故山西简称为“晋”，战国初韩、赵、魏三分晋，山西又有“三晋”之称。 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济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 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 三秦： 春秋战国时因陕西是秦国治地，故后人将陕西简称“秦”；将横贯陕西中部的主要山脉称“秦岭”；将渭河平原称“秦川”。陕西还称“三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经过春秋时期一系列战争，许多国家消亡。到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但由于秦朝赋税、兵役、徭役等特别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至于陕西为什么又称“三秦”？这要从项羽说起：公元前206年项羽领导的军队在刘邦之后也来到咸阳。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在秦末农民起义时为恢复楚国，公元前207年在巨鹿之战中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章邯投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入咸阳，杀了已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 项羽后引兵东问，都彭城（今徐州），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大封诸侯。其中将刘邦封汉王，都南郑，辖陕南及巴、蜀之地。为防刘邦势力扩张，牵制刘邦，他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东南），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阎良附近），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城址史有三说：富县、安塞、延安）辖陕北。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其实当年三秦之地不包括陕南，只是后来人们理解的“三秦”观念变化，即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三秦”。 “三秦”的称谓产生后，历史上也有人将它作为政权名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50年居住在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氏族首领苻洪起兵，自称“三秦王”，建立政权。352年，其子苻健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385年羌族首领姚苌擒杀前秦皇帝苻坚。386年姚苌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 “后秦”。
公元前206年，项羽统率各路诸侯西入关中灭秦。随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地置西楚国自属，分封灭秦有功将领、旧六国贵族及秦降将十八人为诸侯王。其中，他将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的原秦国疆土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这段历史记载在司马迁《史记》中。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之相应地，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为了陕西的代称。三秦文化的地域范围 但是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或以陕西的地域来局限三秦的文化都是不太合适的。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相反，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三秦文化区的范围仍应以楚汉之际的雍、塞、翟三国疆域为基本的地域范围，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南部。这一地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比较相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蓝天黄土的自然环境是怎样孕育了三秦文化呢？三秦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条件一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决定其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三秦大地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当然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在地理特点上分为两类，一种是沟谷地貌，另一种是沟间地地貌。沟谷地貌即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沟间地地貌有三种主要类型：塬、梁、峁。塬是平坦的黄土高地，四周为沟谷环绕，是高原面上受流水侵蚀最小的一种地貌。面积较大的塬有陇东的董志塬、陕北的洛川塬等。董志塬介于泾河支流蒲河与马莲河之间，长80公里，宽40公里，不仅面积广袤，而且黄土沉积达200米，是黄土高原的厚度中心。塬是黄土高原上较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域。梁是长条形的黄土高地，“两沟夹一梁”是当地人对这种地形的形象说法；峁是孤立的黄土丘。峁和梁通常是互相联结在一起，间杂沟谷，也被称为黄土丘陵。梁峁的地形支离破碎，自然环境不利，往往是相当贫困的地区。在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是一个断陷盆地——渭河谷地，也即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平原西起宝鸡峡——渭河出山口，东到潼关，长360公里，平原主体是宽平的河谷阶地，有利于农耕，是三秦大地上最丰饶的地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农业发展关中的农业是在周人迁岐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周人最早居住在泾河中游，由于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辗转迁移到岐山下的周原（当时的周原覆盖今日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与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现在早已为流水侵蚀成破碎的、小面积的若干个塬）。周人部落善于经营农业，会使用各种农具，这些从《诗经》等文史考证以及出土文物中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每年早春，在镐京都举行一个春耕仪式，由周天子亲自用青铜铲锄土，表示对农耕的尊崇。这一仪式后来被封建社会时期的若干代王朝所沿袭。关中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降水不足。秦汉时期，先后修建了郑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逐步稳定了关中的农业发展基础。 与关中平原不同，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农业发展，早先分布着大片的天然草场，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一向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息的地区，即使是在长期纳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区域，也不过是发展成半农半牧的地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战乱和屯垦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逐渐对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地方百姓的生活比中原地区要艰苦许多。在北宋以前，三秦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民风以耿直、尚武著称。北宋以后，关陇地区不再是封建王朝经营的重点，同时也失去了交通中心的地位，使得原本在地域环境上就比较封闭的关陇地区更加封闭，逐渐造就了关陇子民朴实、本分的民风。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他们恪守祖规，安于贫穷与落后，生活十分简朴。保守、落后成为明、清以来三秦文化的主流，但与封闭、保守相对的是，这一地区保存了许多久远历史上的和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独特风俗，反而在现今愈加显得难能可贵。粗犷、古朴的生活方式 黄土高原地区，长期处于半农半牧，经济发展缓慢，手工业比较落后。所以，陕北、陇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一向艰苦，反映在衣物、被褥上以粗布、毛毡为主，非常简朴。除了简朴的着装习惯外，还有衣饰尚白的特点。譬如说，乡村婚俗里，新娘的头上要加一块白手帕作装饰，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在陕北，男人们用白色的毛巾在头上扎成英雄结的式样，也反映了衣饰尚白的特点。一般来讲，尚白是游牧民族的习俗。游牧民族以牧羊为业，习惯于羊群的颜色，因而很自然地偏爱白色或淡色。这一点在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中比较突出，而关陇地区虽然是农业或半农半牧地区，却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血脉里占据更多是游牧民族的成分，一些习俗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尚白习俗的保留，即是一种表现。如陕北农民称他们扎的头巾是“白羊肚毛巾”，也透露出些许微妙的渊源关系。关陇地区人民不仅衣着简朴，食物相对也比较简单。日常饭菜多以杂粮为主，蔬菜种类少，而以咸菜辣椒来佐食。但是关中和陕北、陇东的饮食相互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关中是小麦产区，食物中小麦的比重较大，陕北、陇东则以玉米、谷子、黍类等为主食。关陇人民喜面食，常见的有油泼辣子面和浆水面，流行的风味小吃是酿皮子，最有特色的要算是西安的“羊肉泡馍”。但从总体上看，关陇地区的饮食无论是制作还是原料都偏单调，这与当地物产的不丰富有很大关系。一进入三秦地区的陕北和陇东，黄土高坡上标志性的民居即出现了——窑洞。一方面黄土具有很强的直立性，另一方面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高大的乔木，盖瓦屋也存在实际的困难，因而窑居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窑洞有三间为一个院落的，也有五间和七间的，冬暖夏凉，农民乐于修凿。但关陇地区也不是到处都有窑洞，向南海拔降低的地区就不再有窑洞出现了，因为在降水量偏多的南部，窑洞不够坚固，而且黄土层的厚度也不足。在塬上无黄土坡面可依时，人们居住的是地坑庄式窑洞。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壁上修窑，将坑底平整后，就成了院落，院中砌一个水池，以储雨水。这样的庄户，远望不见人烟，走近时，鸡鸣犬吠，白叟黄童，别有天地。在高差较大的沟崖上，窑洞依山势修三、四层，晚上灯火齐明，像城镇里的楼房一样。 在高原南缘到渭河谷地的过渡地带，由于地势偏低，雨水稍多，窑洞就不太适合了，主要盖瓦屋。瓦屋有普通的式样，也有在房子的一边起屋脊，另一边顺势延展，成为厦。这种厦就是关中八大怪之一的“房子一边盖”。其来历多半是从黄土高原迁移下来的人们不再能修窑，于是，利用坡面的作为房屋的一堵墙，另一边建成斜坡式的房屋，沿袭下来，一边盖的“厦”演变成当地的一种民居。三秦民风淳朴、高亢，地方的戏剧和民歌也表现出这种民风特点流行于关陇地区的戏剧，最有地方特色的有秦腔、郿鄠、皮影戏（皮影戏的发源地在陕西）等；民歌以陕北的信天游和陇东的花儿最有代表性。陕北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沟接着沟，农夫们赶着牲口走在沟壑里、山梁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景生情，信口编唱信天游，高亢而悠长的曲调与黄土高坡上劳作的背景显得非常自然和谐。说起关陇地区的戏曲歌舞，自然少不了各种鼓的舞蹈，尤其是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腰鼓的起源，一说是最早驻守长城的戍边将士，身配腰鼓以激励斗志，流传到民间逐渐演变为庆丰收、兆吉祥的腰鼓舞；另有人认为，古时的牧羊人将树根挖成筒状，绷上羊羔皮制成鼓以自娱自乐。总之，腰鼓一经出现，即受欢迎，逐渐发展成一种地方的民间艺术。陇东黄土高原，每年春节，人们将旧的窗花撕去，将新的窗花贴在窗上、门上、窑洞的各个角落，给陋室平添喜庆的气氛。从事剪纸的一般是妇女，她们自小跟老辈人学剪窗花，代代相传。陇东偏僻多山，因而保存了一些古朴的民间手艺，剪纸最有代表性，陇东草贴也是一种。草贴是用旷野里信手拈来的草杆、花叶及花籽粘在彩纸上而做出的，既可在平日里供孩子们玩耍，又可在逢年过节时装饰窑洞。 关陇地区以小麦为主食，常以蒸馍作为节庆食品自用或馈赠亲友，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面花制作手艺。面花在关陇地区普遍流行，关中以合阳面花为代表，陇东则以庆阳面花最为有名。三秦地区，或称关陇地区，其区域内的民间文化生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外部周边地区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经济环境、人文背景及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都有很大的关系，因而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产生出具有一致性的三秦文化，并不是偶然的。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其分布范围，以华山为中心分布。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陕西关中、陕北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9个省区，具体分布情况是：陕西省2040处、河南省1000处、山西省1000处、甘肃省1040处、河北省50处、内蒙古自治区约50处、湖北省23处、宁夏回族自治区7处、青海省3处。其中，陕西省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周边省份。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是陕西关中地区耀县的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 汉族的先民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起源分布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文化特征 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 彩陶文化 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公社制度 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遍及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不好意思，我只是价值工程杂志社的编辑，其他社里的问题解决不了，一些期刊面的只是还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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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1、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载《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2、唐代“除陌”释论，载《中国史研究》第4期。3、论唐代方镇“进奉”，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4、“量入制出”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5、唐代两税法时期中央与地方对“差役”的分割，载《社会科学家》1986年第2期。6、论两税法与唐前后期中央和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化，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增刊。7、唐朝的两税三分制与常平义仓制度，载《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8、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0期。9、唐朝的食堂与“食本”，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10、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11、唐代前期国家预算述略，载《财政研究》1989年第4期。12、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载《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13、唐人姜师度水利业绩述略，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14、杨炎的功过与悲惨结局，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11期。15、试论安史之乱对唐代前期国家财政体系崩坏的影响，载《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16、传本《夏侯阳算经》成书年代补证，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一辑）》，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17、论唐代两税法改革的财政前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18、唐代国家预算研究，载《文献》1990年第4期。19、隋朝义仓创置年代小考，载《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丛刊》（第一辑），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20、唐朝两税三制的来龙去脉及其评价，载《财政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38期。21、唐朝的侍老制度，载《文史知识》1991年第10期。22、陆贽论两税法平议，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23、唐朝两税法预算形式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载《漳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24、试论唐前期官员俸料钱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载《史林》1992年第1期。25、再论唐代的“除陌”，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26、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27、唐后期存在着两个户部司吗，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28、 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商兑，载《古籍整理研究集刊》1992年第6期。29、试论唐太宗轻徭薄赋思想及其实施——与隋文帝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30、试论唐后期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31、中国财政史上何时建立国家预算，载《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32、略论唐代的赋税“损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33、皇帝.宰相.宦官——晚唐中枢权力分配格局变动述略，载《文史知识》1996年第7期。34、也谈唐代的“量出制入”，载《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35、 论晚唐中枢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动，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6、唐人所谓“量出制入”释论，载《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乐学书局1997年版。37、“两税法”与唐朝财政管理体制变革之我见，载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报》第10号，1997年版。38、郑畋宦绩考，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9、试说汉唐之际的纳税通知与完纳凭证，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0、“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41、略论唐代官私人借贷的不同特点，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42、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日译文载日本《唐代史研究》2002年，第5号（船越泰次译）。43、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买卖（合作），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44、汉唐之际的国家权力、乡族势力与“据赀定税”，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45、断代体裁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创新——评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46、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视角转换——评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47、试析唐朝和籴加价对商品粮贩运距离的影响（合作），载《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48、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49、 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50、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异同辨（合作），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51、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52、论唐代广州的海外交易、市舶制度与财政，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53、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载《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54、从“两税外加率-钱以枉法论”到两税“沿征钱物”——唐五代两税法演变续论，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9年55、“检田定税”与“税输办集”——五代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论稿之一，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56、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载《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57、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其他论文1、郑樵与袁枢（合作），载《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2、台湾回归话施琅，载《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3、试论朱熹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影响（合作），载《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4、郑樵治学道路初探，载《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5、试论两宋八闽文化的发展，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秦朝傅籍标准蠡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7、东晋士族高门中少有的务实人物庾翼，载《文史知识》1991年第3期。8、析汉代的“假税”与“八月算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9、孙吴封爵制度商探，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10、 孙吴三项财经措施作用析疑，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11、 试论东晋财力虚竭的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12、 “竭泽而渔”与“左右逢源”浅识，载《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版。13、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原因，载《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14、 驵侩.牙人.经纪.掮客——中国古代交易中介人称谓演变试说（合作），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15、 财政考虑与汉代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东南学术》1999年第3期。16、 二十世纪福建学者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论著评介，载《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九、十期合刊，1999年10月版。17、 中国古代的牙人与人口买卖（合作），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18、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作），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19、 “食货”与“轻重”—试论中国古代财政对商品经济的影响，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第157期第3版，2001年3月27日。20、 20世纪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研究述评，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21、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述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22、 21世纪的史学创新思维浅议，载《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3、 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载《潮声》，黄山书社2003年版。24、 “修耕植，蓄军资”——曹魏财政基本建设方针述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6期。25、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载《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26、曹魏的封爵制度与食封支出，载《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27、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载《文史哲》2005年第1期28、汉代“乡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29、试论汉宋时期农村“计赀定课”的制度性缺陷，载《文史哲》2007年第2期30、“短陌”与“省陌”管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31、厦门大学举办纪念本刊学术顾问韩国磐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活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32、六朝“民田”的产权及交易方式，载《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您好，三秦文学微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三秦研究院出版发行，是一本以河南文学为主题的文学类期刊，旨在推动河南文学的发展。三秦文学微刊的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河南文学的历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多个方面，是河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三秦文学微刊的出版，为河南文学的发展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河南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书很好，价格低。手头就有一本
卢剑利，笔名鲁剑，1973年4月出生，西安市长安区人.1994年至1998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与陕西日报合办的新闻大专班学习，取得大专文凭。 现主要从事新闻文化传播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现任全国食品药品安全专业委员会陕西中心副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慈善书画研究会研究员, 陕西省英才文化交流中心策划宣传部主任,长安人网站常务站长,长安印社常务理事等职.在三秦都市报采编岗位上，主要从事政府政务新闻的采访报道工作，几年时间，所采访联系的部门包括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30多个局、办、委，先后参与策划报道了中国东西部贸易洽谈会、公祭黄帝陵，省市人大、政协会议，中国科协年会、西部大开发等主要会议和活动的报道工作，所采写的《西部开发让在外老陕返乡挣大钱》、《西部开发不卖力 失职领导受重处》、《西部开发陕西专利越来越多》、《陕西成为西部开发桥头堡》、《世界54个国家来陕办企业》、《陕西劳务输出达六百万年可赚回美金二千多万》、《人事代理为西部人才开发创造条件》等诸多独家报道，全都在当年的三秦都市报头版头条发表，社会反响强烈，在搞好政府政务新闻的同时，本人还采写了大量的社会新闻，影响深远的有，《子长粮食收储中心擅自变卖国家储备粮》、《清涧法院牌子为何被债主摘了》、《揭穿“中国三汽”真面目》、《村委会大印竞被小姐掳跑了》、《靖边一民女状告公安局纪检书记》等好稿件。同时在三秦都市报，本人还曾担任过两年多时间的新闻责任编辑，主要负责新闻头版和省内、国内、都市新闻的责编工作，期间编发了大量可读性高，社会反响强烈的稿件，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重头稿件，参与编辑的2个版面被提名推荐参加了中国新闻奖报纸版面奖的评选。
卢剑利从事新闻工作十六多年来，已在中央、省、市新闻媒体发表各类稿件5000余篇，计600余万字，有50多篇稿件在各级新闻评奖中获奖，主要获奖稿件有：1,1994年5月，采写的消息《长安建成人面桃花园》[与张宝贵合作]荣获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短新闻竞赛一等奖，西安新闻奖三等奖，“长建杯”首届长安新闻奖一等奖，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转载。2，1994年6月，采写的消息《羚羊“情场”失意下山连伤六人》荣获西安晚报“摩托罗拉杯”社会新闻大奖赛一等奖，并被《中国商报》“非军事窥探”栏目全文转载。3， 1994年6月，采写的通讯《特大空难发生之后》[与张宝贵张海建合作]在长安报发表，全面反映了“6 .6空难”发生后政府及军民如何善后的真实场景，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被全国新闻媒体转载，并荣获当年长安新闻奖特别奖。4 1994年11月，采写的消息《山里人雇保姆》在西安晚报发表，并被评为西安日报社1994年度好新闻一等奖。5，1995年5月，采写的通讯《县长深山结对子》荣获西安新闻奖一等奖，长安新闻奖二等奖。6，1995年6月，在《中国当代集藏家集藏人物辞典》编委会主办的首届“集藏家杯”全国集藏论文、短文大赛中，作品《影视资料收藏的乐趣》荣获优秀短文奖，并被《收藏》杂志刊发。7, 1998年6月，采写的通讯《青山隐隐作痛》在西安日报发表，被评为陕西新闻奖二等奖，西安新闻奖一等奖。8，1999年12月，采写的消息《西部开发让在外老陕返乡挣大钱》在《三秦都市报》头版头条发表，荣获陕西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第一位，被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同时荣获中国晚报新闻奖一等奖，陕西日报社好新闻一等奖，被载入2000年卷《中国新闻年鉴》。9，1999年10月，采写的《可怜少女惨遭不幸，脚趾被剁卖为人妻》在《三秦都市报》发表，荣获“钟楼杯”社会新闻大奖赛二等奖。1999年9月，卢剑利在陕北子长县调查采访变卖国家储备粮事件 启子摄10 1999年采写的消息《子长粮食收储中心擅自变卖国家储备粮》，荣获“钟楼杯”社会新闻大赛二等奖。11,1999年12月，采写的消息《延安一村官舞厅潇洒惹事端村委会大印竟被小姐掳跑了》荣获中国晚报西北协作区新闻奖三等奖，“国优猴王杯”热点新闻大奖赛三等奖。12,1999年11月，采写的消息《支书家成了富民公路“拦路虎”》，荣获“钟楼杯”社会新闻大奖赛三等奖。13, 1999年12月，采写的消息《清涧法院牌子竟被债主摘了》荣获“国优猴王杯”热点新闻大奖赛二等奖、陕西日报社级好新闻奖。14， 1999年12月，采写的消息《山庄越修越豪华，环境越变越恶化〉在三秦都市报头版头条发表，荣获1999年度中国晚报西北协作区好新闻、好标题奖。15，1999年10月，散文《西安城店名的演变》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后被西安旅游报等多家媒体转载。2001年5月，卢剑利在西安市长安区太乙镇采访香港投资商16，1999年1月，散文《机缘》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17，1999年6月，撰写的新闻理论文章《新闻信息的搜集技巧》在陕西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知识》上发表，并归入中文核心数据库。18，1999年5月，采写的消息《雕栏玉砌朱颜改长安清宅湮尘埃》[与尤凌波李勇军合作]，在西安日报发表，荣获西安新闻奖一等奖。19，2000年4月，撰写的言论《春风化雨蕴生机——写在东西部贸洽会闭幕之际》在2000年中国东西部贸易洽谈会好新闻评选中荣获三等奖，受到陕西省委宣传部的表彰奖励。20， 2002年1月，论文《从大背景里捕捉鲜活新闻》在新闻核心期刊《新闻知识》发表，被归入中文核心数据库。21，2001年，撰写的论文《心系社会，做有胆识的记者》在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类核心期刊《新闻战线〉发表，被收入中国中文核心数据库。22，2004年，撰写的论文《记者采访竟借钱买粮》，在《今传媒》杂志发表，荣获中国记者节征文大奖赛三等奖，被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人民网等转载。23，2000年11月，撰写的通讯《揭开中国“三汽”真面目》,在《三秦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杭州日报西湖周末》发表，荣获陕西日报社好新闻二等奖，被全国多家新闻媒体转载。2000年10月，卢剑利在陕西省韩城市黄河岸边采访“穴居人家”24，2003年5月，消息《西部开发让在外老乡返乡挣大钱》被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三秦十年报庆---力量》一书收录。25，2004年11月，通讯《青山隐隐作痛》被《西安日报五十年报庆获奖新闻选》收录。26，2003年8月，采写的通讯《从家到大学的路有多远》在西安晚报 8月25日特别报道专栏发表，引发了全社会关于贫困学生无钱上大学的各种反思。27，2005年7月，采写的通讯《宝鸡一“优秀”村支书携公款百万神秘失踪》在《美报》发表，并被华商网，新华网等国内主要新闻媒体转载。28，2003年7月，采写的通讯《被遗忘的战士作家——崔八娃〉在西部开发报发表，引发了国内诸多媒体如华商报、西安晚报等对上世纪6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军队战士作家崔八娃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陕西省作协主要领导陈忠实、雷涛、贾平凹的关心，省作协出面把崔八娃从安康深山接到西安，旅游观光，圆了他几十年未来省城的梦。29，2001年2月，采写的通讯《偷梁换柱兴教寺七佛北道》在当月12日的《羊城晚报焦点新闻》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0，2003年采写的通讯《誓让中国“软黄金”变成真金》在《西部开发报》上发表，被国内新闻媒体广泛转载。31，2006年12月，撰写的理论文章《陕西几起假新闻出笼的台前幕后》被博客中国、中国新闻研究中心、新浪网、搜狐、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传播学论坛等新闻媒体转载，在新闻同行中产生较大影响，被多家新闻单位做为编辑记者学习的范文。32，2007年9月，采写的通讯《苏力宏：中国电子陶瓷材料科研“先锋”》在《西部开发报》发表，并收入中国重要报纸核心数据库。33，2007年1月，采写的通讯《秦岭千古栈道，今何在？》被北京《时代中国》杂志刊发，先后被国内2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34，2007年10月，散文《东佛沟观奇》被政协长安区委编印的《旅游长安》一书收录。35，2007年11月，散文《家乡的幸福时光》在西安晚报副刊发表，并在“我眼中的新长安”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奖。36,2008年6月，散文<记者采访竟借钱买粮>在北京<中华散文>杂志发表,全国多家网站转载此稿.书法艺术获奖成就卢剑利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多次参加国内国际书法艺术大展和赛事,获奖颇多. 成绩显著。1992年7月，卢剑利书法作品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教育学术交流中心，北京电视台，“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争奥运“长城杯“全国青少年儿童书法，美术摄影大赛中荣获银奖。同年被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93年5月，卢剑利参加由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报，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等主办，协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征集活动“，书法作品喜获优秀奖。1993年12月26日，卢剑利书法作品被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国书法作品精选征集工作委员会收藏.1993年9月，卢剑利书法作品经评选参加了国务院文化部批准，由中国展览交流中心，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中外合资北京哈罗保利艺术公司等十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神州盼奥运艺术大展”。并于1993年9月19日至24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公展。1993年10月，卢剑利硬笔书法作品参加了由爱克发--吉华（香港）有限责任公司特别赞助的“爱克发”华人硬笔书法艺术中国展。大作荣获展示奖，并被选入北京中国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优秀作品展览。2002年8月，卢剑利书法作品《沁园春-雪》荣获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全国书画艺术大奖赛获银奖。2002年10月，卢剑利被《中国书画人才辞典》编委会，香港新世纪国际金融文化出版社，香港青少年视觉艺术研究学会授予“中国当代优秀书画艺术人才”称号，事迹被载入《中国书画人才辞典》。2007年8月， 卢剑利书法作品入选北京奥组委等机构联合主办的 《2008和谐中华迎奥运》全国书法,美术,摄影大型展览.近年来，卢剑利书法作品先后多次参加了“淮川杯”全国中学生钢笔书法大赛，“希望杯”中国硬笔书法大赛，“五台山杯”全国青少年书法大赛，1993年国际青少年书法邀请赛，“新潮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中日硬笔书法比赛均获得奖励和证书。后记卢剑利部分书法作品入编《中国书画精品集》、《全国书画精品大全》,《20世纪中国书法博览大全》。有众多理论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旅游报》、《收藏》、《西安晚报》等海内外报刊。
师涛（Shi Tao，1968年7月25日～），出生于宁夏盐池，祖籍陕西清涧，记者、诗人、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曾在西安《华商报》、《三秦都市报》、《西安商报》等几家报纸作记者、编辑和管理工作。曾任山西《生活晨报》常务副总编、湖南《当代商报》总编助理兼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诗歌、散文写作，另有大量时政评论在网络上发表。在网络论坛<民主论坛>等开有专栏。1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2013年8月23日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