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1、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长期分裂的中国，但不到十五年就覆灭。秦在文学上几无建树，只有统一前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稍可称道。2、汉是中国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汉武帝时代的中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物产最丰富、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但统治者的奢侈，对外的扩张，使人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两汉王朝后期的社会矛盾均异常激烈，各地起义暴乱不断。这个时代背景对汉文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两汉时期的主要成就有两汉散文、汉赋、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3、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两汉史传文的代表作。特别《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是中国文学最杰出的散文作品之一。两汉的政论文也相当发达，汉初的贾谊、晁错，宣帝时桓宽，东汉时的王充、仲长统都写出的政论文。4、汉赋是一种新的文体。它主要从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文体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形式以主客问答为特点，韵散间用，善于铺叙。汉赋虽在内容上多为汉帝国歌功颂德，但也不乏讽谏意义。在文体上汉赋对六朝文学影响颇大。5、两汉的乐府诗主要是底层人民的作品，多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风格质朴，长于叙事，其五言的形式对文人五言诗产生巨大影响。6、东汉以后五言诗渐趋成熟，在诗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
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很繁华的时段，建议你从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入手，通过写他们的成就来反映先秦两汉的文学，下来可以一石二鸟！
自己不研究就想交功课？想跟社会上那些拿着文聘找不到工作的人一样后果吗？现在的企业招工说是要什么什么专科生，实际上是不看文聘的，而是找个专业人士问你一些比较有深度的问题。看你熟知的程度和理解的深度。所以那些有文聘没文化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我们知道汉承秦制，这一时期服装大体和秦相同。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也为汉洛阳城为例分析东汉魏晋都城与西周两西周时期的都城的区别他们俩相差了将近1000多年了
汉朝都城在哪里汉朝都城位于现在的哪里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每个王朝都有着自己的都城，那么，两汉的都城在哪里？哪些都城现在被称为什么城市？下面我来带领大家了解一下。
西汉的都城位于长安，城墙都是用黄俗砌成，高度12米，基宽12-16米，墙外有宽度18米、深约3米的城壕沟。据实地测量，四面墙合计25700米。城市面积约36平方公里，长安在今天位于陕西省会西安西北部，西安还留有长安城区旧址。
东汉的都城位于洛阳光武刘秀经过多年的征战，完成了统一大业。东汉时期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洛阳在今天位于现今白马寺东侧即汉魏故城遗址。
两汉时期都城不同，导致西汉是以长安为发展，到了王莽篡权之后，则以洛阳为主，长安便没有了发展。
看这篇论文代城市有着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这突出地表现在注重地理环境、强调庄严重威、流行神学思想三个方面。且各级城市的建设有着较严格的等级规定。本文在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中，论列了宫殿区、商业区、居宅区、文化区的分布及其特点，欲对汉代的中心城市作一较完整的勾勒。一、城市建设的导向与规划 汉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众多的城市建设上，颇具时代特色，体现出它固有的城建导向或指导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地理环境。汉代对于国都的选择除考虑到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之外，同时还考虑到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条件。《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在选择国都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和水源条件，并因地制宜地规划城市的城郭和道路。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就定都何地问题，有这样一段记载：“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般龟，背河乡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殷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槽辘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段文字，无论是刘敬、张良，还是主张定都洛阳的大臣们，他们在考虑定都地点时，都非常注重自然条件的优劣。这不能不说是汉代建都思想的一种反映。注重地理环境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国都的选定，而且也应用于一些中、小城市乃至边城的建设。晃错在申述其“徙民实边”的主张时说：新建城邑，应该“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理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降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蓄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汉书·晃错传》）可见，在营立新城时，首先需要审其生态环境，水质优劣、土地痔饶，同时，对城市建筑的各方面，包括城垣、间里、街道、住宅、墓地、祭祀场所、医疗设施等也得进行综合考虑。据《城煌庙记》载：“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至秦惠王始命张仪与蜀守张若城成都……其椎初作，壤颓莫就。有大龟周旋而行，禅垒堵依准而立，即今城也”。依龟爬行的路线修筑城垣，当为神话传说，然表明在秦惠王时修建城垣对地质状况考虑还不够，尔后认识到这点，才得以筑城成功。这个例子，表明了地质状况直接影响着筑城的成败。人们从这里也必然吸收不少教训，在以后的筑城中定会注重地质状况。经过几百年的筑城实践，到汉代建城时，对地质等自然条件有所考虑则是一定的。以上列举的事例，说明汉代在建城思想上，已不囿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礼记》，岳麓书社1988年12月第1版）的规定，而是越来越注意自然环境的因素，确定城址。其二，强调庄严、重威。这在汉代以前就是如此。明显表现在高台建筑上，特别是各级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尤其如此。这方面，汉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邦在东征回来之后，看到萧何改建好的未央宫和长乐宫，前殿高耸，壮丽非凡。勃然大怒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这种思想表现在建筑上，就是特别注重高台建筑。汉代都城有许多高于前代的高台建筑。即使是郡县一级城市，在其统治中心，也都建有比城市别处高得多的建筑，且依级而上，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以显示统治者的极高尊严和威仪。城门的建筑也是如此。每门一般有三个门道。突出中间，拱卫中心，在皇帝金奎殿也是正门二翼有两个侧门，使相对的城门显出特别的气势来，反映着汉代城市的“重威”思想。其三，流行神学思想。汉代城市建设在指导思想上，除重视自然环境，强调庄严、重威外，“阴阳五行”、“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也充斥于城市建设之中。这种思想，秦始皇筑咸阳时就有体现。据记载：“始皇穷奢极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在设计思想上，处处体现“天命”。告诫人们宫殿乃天子所居。汉承秦制，这种建设思想在汉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如据《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故长安南部的明堂辟雍，采用平面布局方圆结合的结构，它充分体现了“天地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汉代一般的城市住宅也体现着“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据《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日：‘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三，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姓，姓与宅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可见，汉代已经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用于住宅方面了。另外，建设日期上，相生相克也充斥其间。从汉代起，人们已经认为太岁（主宰一岁之尊神）每年所经的方位，与动土兴造、迁徙的禁忌有关（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论衡·讠间 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巳之家见食矣。见食之家，作起厌胜，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炭。设祭祀以除其凶，或空妄徙以辟其殃。连相仿效，皆谓之然。”这种思想自汉代兴起以后一直经久不衰。“不得在太岁头上动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种“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很流行，如“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宅不西益”（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0年第1版）（宅地忌往西边扩大）等等，不胜枚举。历代统治者皆把建城郭、营都邑视为“国之大事”，故其建置或市政设施通常有详密的制度。汉代也当是如此。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关系。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往往从制度上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徙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同仪）”（《荀子·王制》）。营建城邑，同样要严格遵守“王制”。当时，大凡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和厚度，城门的数目，城内建筑物的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窄等等，几乎都有一定的制度规定，丝毫不能逾越。《汉书·贾谊传》说：“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陵，乘也），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生以堂、陛、地、廉寓应建等级，说明汉代统治者在建城上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不仅国都如此，就是郡国、县、道、邑也应如此。首先，是城郭等级大小的确定。史云：“都城过百难，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左传》隐公元年）。此虽为春秋时期的情况，在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汉代，当不会没有城郭大小的确定。且典章制度都有一定的相因性，故用此段材料说明汉代对城郭等级大小的规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对各级城邑的城墙高度、城门数目，皆有具体规定。“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学记·居处部》引《五经异义》）。《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傍三门。”系指王都而言。王都一面三门之制，到汉代仍严格遵守。《西京赋》云：“旁开三门，叁涂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门，门三道也。”诸侯的都邑通常是一面两门。当然，前代的故都或汉代的五都例外。如成都有十八门（谢元鲁：《论成都的建城及其蜀地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油印本。此文认为是城九门，郭九门，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临淄有十三门（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从一些古城址看，城墙宽度也一定有规定。如邯郸古城墙宽度20一30米（《河北邯郸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0年第12期），临淄米（刘必忠：《临淄史话》，《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2期），洛阳14一30米之间（叶晓军：《秦汉城市的地位及其遗址的开发利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而洛阳洛河南城城墙宽6米（《洛阳洞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学术界》1959年第2期），河南武安县午汲古城8一13米（《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的周、汉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福建崇安城村古城8一10米（《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考古》1961年第4期），南越国的一般城市城墙宽度则在2一4米之间（陈泽私：《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可见，城墙宽度的等级规定也是很明显的。此外，关于明堂辟雍汉代也有规定。《郊祀志》云：“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伴宫。”师古注曰：“泮之言半也。”即诸侯只有天子所建的一半大小。《白虎通》曰：“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天子之坛。”意思大致相近。又据《初学》卷二十四《居处部宅之条》曰：“宅亦弟，言有甲乙之次弟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弟。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原注云：见魏王奏事。又引《汉书》曰：夏侯婴以太仆事惠帝，赐婴北弟第一）《玉海》《宫室部宅之条》曰：“魏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不得作弟，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弟。”这是对建“弟”的规定。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王国，贵族势力僧越制度的情况仍然存在。如汉成帝诏曰：“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弟宅，治园池，多畜奴蟀，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汉书·成帝纪》）又“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之限”（《汉书·食货志》）。加之，汉代不少朝代崇尚豪华，诸侯争相效法。在城市建设上也有突破规定的。如“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人言跸，似于天子”（《汉书·梁孝王传》）。另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发展的差异也不可能一如“王制”所规定，许多郡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而决定其建设规模也是自然之道理。但无论怎样，其规模总是在一定的“度”里。在封建礼教很重的汉代，即使经济发展的地区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二、中心城市的内部结构 （一）宫殿区 为体现封建皇权的威严，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审势》）的思想。都城之内，通常以官署为中心，专门建有气势宏伟、格局壮严的宫殿区。宫殿区的四周，有宫墙环绕。这些宫殿的规模和所占面积之大，突出地说明了它在城市布局中的中心地位。宫殿区占地极广。《三辅黄图》云：“长乐宫周回四十余里，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言：长乐宫宫墙周长超过十公里，未央宫宫墙周长达九公里，仅此两处宫殿，即占据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如再加上明光宫、桂宫、北宫等宫殿，那么，宫殿区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东汉洛阳城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占全城面积十分之一，南北两宫有复道相连。汉代长安先后建造的几处宫殿，分别分散在城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城西，其间被道路和住宅等其它性质的建筑物所分隔（陈绍棣：《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第六届秦汉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宫殿区内，宫殿、台榭、楼阁数量众多。史载：“汉畿内千里，并京兆治之，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班固《西都赋》云：“前乘秦岭，后越九凶，东薄河毕，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长安宫殿、台、阁，据《三辅黄图》记载的就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包括骀荡宫、马及婆宫、天梁宫、枍诣宫、鼓簧宫）、北宫（含寿宫、明光宫、太子宫）、甘肃宫（包括钩弋宫、昭台宫、长定宫、长门宫、永信宫、中安宫、储元宫、犬台宫、葡萄宫、梁山宫、黄山宫、回中宫、集灵宫、集仙宫、棠梨宫、竹宫、宜春宫、扶荔宫、五柞宫、宣曲宫、鼎湖宫、思子宫、万岁宫、首山宫、明光宫、池阳宫、养德宫、日华宫、曜华宫）等，殿则有临华殿、温室殿（长乐宫、未央宫皆有温室殿。）、宣室殿、清凉殿、宣明殿、广明殿、昆德殿、玉堂殿、麒麟殿、金华殿、承明殿、掖庭殿、椒房殿、昭阳殿、高门殿、奇华殿、存仙殿、存神殿、飞翔殿、增成殿、合欢殿、披香殿、凤凰殿、安处殿、常宁殿、茞若殿、椒风殿、发越殿、蕙草殿等，台榭有周灵台、汉灵台、柏梁台、渐台、神明台、通天台、凉风台、鱼池台、酒池台、著室台、斗鸡台、走狗台、坛台、韩信射台、果台、东山台、西山台、钓台、通灵台、望鸽台、眺蟾台、桂台、商台、避风台、长扬榭等，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未央宫尧阁、白虎阁、属牛阁等。非但宫殿台阁数量众多，而且建造异常雄伟、华丽。如柏梁台高达二十丈；渐台高也是二十余丈；神明台高五十丈；载鸿台高四十丈；通天台高三十丈，筑在甘泉山上，从平地算起，有百余丈高。在台上望云雨悉在其下，去长安二百余里望见长安城（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洛阳的德阳殿据说周旋容万人，陛高三丈，殿前的朱圈高耸人云，从四十多里外就可看见，足见汉代宫殿建筑之雄伟。汉代宫殿之豪华程度也令人咋舌。史载：“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日璧玉门也。”（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东方朔曾规谏武帝时说：“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圈，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其豪华之程度。 （二）商业区 城市的商业区称“市”。汉代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这里的商业市场相当繁荣，市场类型也多种多样。从文献记载看，除普通的市肆外，还有所谓直市、狱市、肉市、槐市、草市、宫市、关市等。从经营时间上分，有夕市、朝市、夜市等（桓谭：《新论》）。由于海内为一，汉初“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汉代商业空前繁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列举了许多天下名都，这些名都一般都不只一市，就是一般县也至少有一市。汉代“市”区的建立，基本按照王制的规定，区划在城内的固定地点，大小城市基本上照此规划来确立。这个原则就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一般建立在城内的北部地区，位于宫庙之后。长安各市“二百六十步”，“凡四里一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各市虽不一定如此齐整，但划有特定的区域，与一般的住宅（间、里）分开是肯定的。汉代城市区划已突破了《周礼》的有关规定，不仅城内立市，城外也立市。长安九市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究竟是哪九市，学者们争论不休，本人认为刘运勇先生说的“长安四市应在城内，其余五市大多设在城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是有道理的。汉代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为了控制城市的秩序，方便城外的贸易需求，设一些市在城外是有可能的。东汉洛阳的马市、南市也都建在城外，只有金市在城内。汉代南越国城和其它一些城市也不乏有城外立市的例子。据《三辅黄图》载，长安各市平面皆成方形，四面设肆，供商贾列肆货卖之用，四面各设一门，供交易出人。《西京赋》说长安九市“通阛带阓”，崔豹《古今注》曰：“阛，市垣也；阓，市门也”。市门定时启闭。市内除于四周设肆，供交易之用外，还在市的适中地点建立市楼，作为市政官吏的治所。史载：“市楼皆重屋”（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又“臣为郎时，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注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可知市政官舍都是楼房，并立旗于上，以为标志。《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则市楼系高五重，可眺望全市。从四川新繁出土的市井图砖看，市区三方设门，门面三开，市门东西相对，市内有隧，中央相交如十字形，即市内的通道。隧两旁夹以陈列商品的列肆（亦称“市列”）建筑，商肆皆分列成行，井然有序。靠市墙有堆放货物的店，即“邸舍”或“廛”。 （三）居宅区 城内居宅区以间里为单位，长安城中有一百六十间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汉书》载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云：“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可知长安间里是存在的，确乎为居住区。都市的居住区，绝大部分是官僚贵族、豪强巨富聚集之处。《汉书·萧何曹参传》有：“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可知吏舍相连，且这些住宅都为“前庭后园（院）”，占地极广。又《汉书·荆燕吴传》载：“臣观诸侯邸第百余，皆高帝一切功臣……。”《汉书·文帝纪》云：“代王（文帝）人京居‘代邸’。”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吕后置酒‘齐邸’。”张守节《正义》云：“汉法，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可知，都城居住区内除豪华的私家府第之外，还建有王邸、侯邸、郡邸等。城内一般居民所剩的居地极为有限。大量平民百姓乃至一般官吏只能到城外去建房居住。汉长安外居住区，由于地形等自然因素之原因，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当然，也有贫民区在城中，如《汉书·平帝纪》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淳注曰：“民里，民居之里。”可见城中贫民还是有一些居地的，只不过所占面积很有限。 （四）文化区 汉代城市的文化区已基本形成。当时自都城至郡县均设有学校，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均设立太学，并置五经博士及弟子员。其学生来源，主要由太常及各郡国地方官府选拔和推荐，也有自行人学求读者。如“织屦以给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汉书·翟方进传》）。可见，西汉后期外地的读书人是可以自费长安求学的。太学在武帝初立时，正式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后汉书·儒林传》）。汉长安太学应在城南。《三辅黄图》卷五云：“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这里所指的长安应为唐代长安。唐韦述《两京新记》说，唐长安西北角普宁坊西街有汉太学遗址，其地在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地方各级城市中，也皆设有学校。史载，汉文翁任蜀郡太守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文翁传》）。另据《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为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除官学之外，城市中私人授业者颇多，弟子门人常达数千人。如东汉颖容“博学多通”，在荆州“聚徒千余人”（《后汉书·颖容传》），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在洛阳“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楼望传》），李膺“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后汉书·李膺传》）。此类记载，不一而足。城市中的藏书也异常丰富。都城之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刘邦刚入关，萧何即“独先入收秦承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书·萧何传》）。汉建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室”（《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又“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经广泛搜罗，汉政府及皇帝掌握了大量的图书。单是经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登记过的书籍，即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书·艺文志》）。这些图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密之府”（《汉书·艺文志》）。见于记载的西汉长安藏书处就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汉书·艺文志》）等。东汉“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前”。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储藏着大量的“典策文章”、“嫌帛图书”（《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城市私人藏书也很多，“河间献王刘德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东汉蔡琶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博物记》）。市内还专有卖书之所，西汉长安的博士舍区立有“会市”，“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等物，相与卖买（《太平御览》卷826引《三辅黄图》）。当时的城市中，已有一定的科研设施。如洛阳城南郊曾发现东汉灵台遗址，其范围约为四万四千平方米，中心建筑是一座方形高台（《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据载，洛阳灵台于东汉初建台，延续使用二百多年，是当时观测天象、进行天文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这种观测天文的场所长安也有。如长安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建章宫玉堂内，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这种鸟形、凤形的铜质仪器，是当时用来观测风向的（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汉代城市内部结构作如上划分，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面，不能绝对化。汉代的城市规划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体现着汉代都市极端现实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城市生活，表现中国都市的专制王权生活。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不然。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卫城变成了一种城邦精神的表征而不具多少实际意义。城市主体建设集中于社会生活中心——广场。如小亚细亚的普列耶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用。北面的神庙，是人民休息与交易的地方”（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罗马城也是如此，城市中心完全是由公共建筑如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剧场、公共浴池、市场、市政厅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设施组合起来的。表明了希腊、罗马城邦市民的自由生活。中国汉代城市规划的职能分区比较明显。“王宫”、“市”、“闾里”、“庙宇”皆比较严格地控制在某一特定地带，且都为政府所规定。希腊、罗马的城市职能分区是自然聚集而成的。这是由于我国汉代城市一般是由政治中心地功能引发经济功能的。而希腊、罗马则由“市邑”城堡包抄形成中心广场，作为一切社会生活中心的。需要说明的是，雅典等城市的下层人物居住区也是远离城墙的，这一点与中国汉代长安等城市贫民大都居在城外是相似的，体现了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本质（参见谭天星、陈关龙：《未能归一的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l版）。
摘 要:汉魏两晋南北朝历时近800年, 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 前段为统一王朝时期, 后段为大分裂时期。通过对两个时段都城的考察发现, 在继承与创新的共同作用下, 这个时期逐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 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向等等, 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而这些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是渐进展开的, 有的则是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探讨他们形成及演变的进程, 对认识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关键词: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形成及演变秦朝灭亡以后, 中国历史进入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自西汉建立至隋统一, 经历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六个大的时段, 历时795年。如果作长时段考察, 可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两汉时期, 为统一王朝时期, 时间达400余年。后段自三国至南北朝, 南北对峙, 战乱频繁, 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 时间达370年。大分裂时期, 北方主要有曹魏、西晋、北魏及十六国等, 南方主要有东吴、东晋及宋、齐、梁、陈六朝。因王朝及割据政权较多, 此时作为都城的城市近20座, 但是, 做过较多考古工作、面貌大致可知的, 不过几座而已。 (图一) 现选取西汉长安城、魏洛阳城、北朝邺城、南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大夏统万城等几座有代表性的都城, 对他们作长时段考察, 以探讨诸如一门三道、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坐北向南的朝向等都城模式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正是这些都城模式的确立, 为隋唐长安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也为后世都城规划树立了典范。一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考古发现西汉长安城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 是西汉王朝建立后所筑的第一座新城。该城址考古工作已经持续60多年, 是上古都城中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充分、也是布局最清楚的都城。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 南、北城墙多有曲折[1]。每面城墙各有3座城门, 共12座, 合十二地支之数, 这是中国都城十二城门的开端。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 开创了一门三道的都城城门模式。东面3座城门有向外伸出的夯土, 可能是门阙建筑遗迹, 表明都城的方向应是向东的。8条平直的道路将城区划分为11区, 宫殿、官署、武库、太仓、官僚和贵族府第、市里分布其中。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位于南部的龙首原上, 两宫东西并列, 占居了城内高地。未央宫是当时的政治中枢, 前殿大致位于未央宫的中部[2]。长乐宫是太后之宫。两宫之间有武库等建筑[3]。其他宫殿、手工业作坊及市场等, 都安排在两宫以北。武帝时建筑的建章宫, 位于汉长安城西郊。南郊为礼制建筑区, 有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社稷等[4]。西汉灭亡后, 汉长安城受到破坏。十六国北朝时期, 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在此建都。在原汉长安城内, 发现20余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5], 推测此时该城仍被沿用, 而宫城已移至东北一隅。宫城有东、西并列的两城。西城应为主要宫城, 其南墙上的楼阁台遗址, 可能是宫城南门。在两宫城之间有一座东西向的宫门, 为一门一道[6]。 (图二)汉魏洛阳城在今洛阳市东15公里[7]。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 也是继西汉长安城之后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东汉洛阳城平面呈南北长方形, 有12座城门, 东、西两面各3门, 北面2门, 南面4门, 分布与汉长安城稍异。城门形制与汉长安城相同, 都是一门三道[8]。文献记载, 城内大道分三股, 中央为御道, 两边筑土墙[9]。城内主要宫殿是南宫和北宫。北宫之外, 东部为永安宫, 西部为濯龙园, 东北部还有太仓和武库。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等官府位于南宫外东南部[10]。工商区有金市、南市和马市, 金市在城内, 南市在南郊, 马市在东郊。东汉洛阳城礼制建筑深受王莽南郊礼制建筑的影响。辟雍、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都集中在城南。与西汉不同的是, 明堂与辟雍是分开的两组建筑。明堂是一座多层台阁式建筑, 中间为方形殿堂, 周围环绕着圆形夯土台基, 台基之外为方形附属建筑, 外围未发现环水。辟雍中间为方形建筑, 外围环水呈方形, 在此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碑座。灵台为多层高台建筑, 平面呈正方形, 高台四周有围墙。太学位于南郊辟雍东北部, 在此发现大量熹平石经及正始三体石经残块[11]。图一汉魏两晋南北朝主要都城分布示意图图二十六国北朝东、西宫城之间宫门遗址全景 (东北→西南)魏晋时期沿用了东汉旧城, 城内布局有一些变化。魏明帝仿效其祖父曹操邺城铜雀三台, 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筑了金墉城。金墉城有甲、乙、丙三城。发掘表明, 魏明帝只筑了丙城, 其他两城筑造时间可能晚至北魏时期。由于战乱频仍, 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魏晋及北魏时, 在洛阳城西北城墙外和金墉城外还修筑了许多马面[12]。另一个重大改变是, 曹魏时期废除了东汉的南宫, 扩建北宫及其以北的华林园, 又在北宫以东建东宫。宫殿苑囿集中到洛阳城的北部, 改变了以往分散的布局形式。宫城南门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道, 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两侧分布太庙、太社等建筑, 北魏宫城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 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13]。魏晋洛阳城的这些变化, 显然受到邺城的影响。北魏时期洛阳城最大的变化是在汉魏旧城之外又建一个大的郭城, 使洛阳城变成既有宫城, 又有内城与外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孝文帝在吸收北方平城和南方建康城规划的基础上建成的。据《魏书·世宗纪》载, 景明二年 (501年) 规划修筑323坊。但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当时可能只修筑了220坊[14]。因为宫城、官署、寺院等公共空间是不可能修筑里坊的。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外郭城。近年来, 北魏洛阳城先后发掘了永宁寺、阊阖门、二道门、三道门、太极殿、西南角楼等重要遗址, 探明了宫城的城墙范围, 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三台村附近, 由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邺北城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 东魏在邺北城南部加筑邺南城, 两城共同作为东魏都城, 北齐继续沿用, 前后达370余年[15]。邺北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 东、北、南三面仍保存有墙基。虽为曹魏时期的魏王之城, 却第一次出现了中轴线布局,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邺北城南面3门, 东、西面各1门, 北面2门。1条东西向大道, 连接建春门与金明门, 把城内分为南、北两部分。此道南、北, 各有3条和2条南北向大道。东西向大道以北, 中央为宫殿区, 西部为苑囿和后宫, 东部为戚里和衙署;东西向大道以南为官署和一般居民区。南部中央大道南起中阳门, 北对宫殿区, 是城内最宽的道路, 也是城市的中轴线。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建设更加重视防御功能。邺北城西北部的铜雀三台就是防御设施之一。三台分别为铜雀 (爵) 、金虎 (凤) 和冰井台, 西依城墙, 东邻铜爵园, 铜爵园内置武库、马厩、仓库, 既是游宴之所, 又提高了防御能力。邺北城南墙下还发现一个潜伏门, 是内外交通的秘密通道, 始筑于曹魏时期, 一直使用至十六国[16]。 (图三)图三邺城潜伏门南出口遗址534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 东魏迁都邺城, 并倚靠邺北城南墙修建了邺南城。邺南城平面近长方形, 为附会“筑城得龟”的传说, 东、南、西三面城墙稍有弯曲, 城角处为圆弧形, 整体似龟形。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14座城门, 现已发现11座。朱明门是都城正南门, 为一门三道形制。受北魏洛阳城影响, 邺南城也为三城制。上述龟形城为内城,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 宫城北部为“后园”, 南部为宫殿区。考古发现的赵彭城、核桃园、北吴庄北朝佛寺及佛像埋藏坑都在内城之外[17], 文献记载, 邺南城有四百个里坊, 推测龟形城外还有更大的郭城[18]。为了提高军事防御功能, 在内城东、南、西三面城墙上均设有马面, 现探出50座。马面为长方形, 与城墙一起夯筑而成, 两个马面的间距基本相等。墙外有护城河围绕, 河宽约20米, 具有很好的防御作用。建康 (业) 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是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孙吴时名建业, 东晋南朝称建康。自229年吴建都建业到589年陈亡, 建康 (业) 城作为都城前后达322年。因城址压在南京城下, 考古发掘困难, 影响城址的复原研究。根据近年来零星的考古发现, 有学者绘制出一幅大致的东晋建康城平面图[19]。 (图四)东晋建康城, 由都城、宫城组成。宫城位于大行宫附近, 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为苑囿。宫城正门大司马门之南御道两侧, 有官署、宗庙、社稷等建筑。宫城正门南2里为都城正门宣阳门, 宣阳门南5里为朱雀门。在都城周边, 还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确立的都城布局, 南朝时未见太大变化。因受长江及城东青溪流向的影响, 建康城及其纵向道路走向为北偏东25°[20]。虽未发现城门, 但城内主要道路分为三股[21], 推测城门也是一门三道。建康城形制受魏晋洛阳城影响之深, 由城门名称可见一斑, 在6门中有5门使用了与洛阳城城门相同的名称。在夯土城墙外敷砖, 是为适应南方气候条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民国时期总统府附近发现的一段夯土城墙, 从东晋到南朝历经三次兴建修补, 每次都在夯土墙外侧敷设城砖。城墙外侧有砖砌岸边的壕沟。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北100多公里的红柳河北岸, 是十六国末期大夏国的都城。因城墙夯土主要成分为石英、黏土和碳酸钙的混合物, 加水夯实, 质地坚硬, 且呈白色, 故又称白城子。据载, 郝连勃勃所筑的其他城也采用这种筑法[22]。统万城是同时期城墙夯筑质量最高, 各种防御设施最完备的都城。现在地面上尚存西城、东城和外郭城三城。东、西两城均呈长方形, 四隅有高于城墙的长方形或方形隅台, 城外有护城壕, 但护城壕只是作为城防的一道壕堑, 并不存水[23]。两城并非同时期所筑, 西城为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 东城始建于晚唐五代[24]。西城是当时统万城的内城, 四面各设一门, 城门外均有瓮城。为了加强防御功能, 统万城没有仿照中原一门三道的形制, 而是采用了瓮城的形制, 只有一个门道。西城四面城墙都有大量马面, 有的马面中空, 除具有防御功能外, 还兼作储存粮秣、柴草和武器的仓库[25]。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图五) 外郭城平面呈曲尺形, 城墙上也发现角楼及马面建筑。图四东晋建康城平面示意图图五大夏统万城“虎落”遗迹北魏平城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自拓跋珪天兴元年 (398年) 建都, 至太和十八年 (494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 平城为北魏都城达97年。文献记载, 平城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遗址大部分压在今大同市城区下面, 在大同火车站附近发现了疑似宫殿北墙遗迹及一处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 可能是宫城及宫城前衙署。在大同市城北操场城曾发掘一座北魏皇家大型建筑遗址[26]。孝文帝时代, 废止西郊和东郊的游牧性祭天活动, 在平城南郊建设太庙、明堂、圜丘等汉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位于大同市东南柳航里, 遗址中央有方形夯土台基, 周围有水渠环绕, 即所谓的辟雍, 四面临水处各置一门。中心建筑上圆下方, 形式与汉长安城明堂辟雍一致。据载, 北魏明堂上还设有灵台[27]。虽然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稍异, 但位置安排及建筑形式却与中原相同[28]。二 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特点中国古代城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无论是形制还是筑造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尤其是追求方形或长方形夯筑城墙, 外围设壕沟等, 成为中国土城的基本样式。尽管如此, 布局变化及技术进步也十分明显。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 是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期, 都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防御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 基本确立了后世都城的标准模式。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变化以及推动变化的动因, 刘庆柱先生曾作过长时段考察与深入研究, 兹不赘述[29]。现就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都城模式及其演变作初步概括。(一) 不断完善的防御设施城墙是一道防御设施, 其高度、宽度与其防御性能成正比, 因此, 各时期都以追求城墙的高大结实为目标。一般而言, 城墙的高与宽是等比例的, 如汉长安城城墙高约12米, 基础宽亦约12米。据研究, 后代城墙也基本如此[30]。根据笔者对这一时段城墙的观察, 城墙是用连片版筑技术夯筑起来的, 墙内一般添加垂直于城墙走向的木材作为韧木, 以增强夯土之间的拉力, 尤其是增筑城墙与原有城墙之间, 也以韧木作为连结体[31]。北方地区均为夯土筑城, 汉代城墙上未见包砖者。在未央宫南宫门发现大型方砖, 四角各有一个穿孔, 可能贴于宫墙底部, 作用是防止雨水侵蚀, 增加城门美观。虽然与后来的包砖所起作用相似, 但二者砌筑方法及形式不同, 贴砖为立贴于墙面, 包砖为依墙平砌。包砖最早见于潮湿多雨的南方城址上, 如广汉雒城, 包砖年代约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32]。其后, 北方的邺北城及南方的建康城都有发现。邺北城砌砖发生于后赵石虎时期, 《水经注》浊漳水条载, “其城东西七里, 南北五里, 饰表以砖, 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 皆加观榭, 层甍反宇, 飞檐拂云, 图以丹青, 色以轻素”。南方使用情况更为普遍, 北方城多在城墙重要部位使用, 如城门附近或城隅一角。统万城城墙本身由三合土筑成, 其致密度远超一般的黄土, 城墙的坚固程度大大超过以前。这种三合土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区非常坚硬, 但一经雨水冲刷则极易崩塌, 因此这样的筑城材料只有在这一时段的北方地区应用, 其他时段和地区则比较少见。护城壕是筑城取土的副产品, 一般都蓄有较深的水, 与城市周围的河道相连, 既起到城市防御作用, 也肩负交通、城市给排水及防洪等功能。而统万城的城壕没有水, 城壕两侧坡面夯打光滑, 也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汉代都城未发现马面及瓮城之类的建筑, 但在城门内侧发现登城的马道及马道旁边士卒藏身的房间。因战争需要, 汉代流行于北方边城的一些防御性设施, 如马面、瓮城、虎落等, 魏晋以后被引入中原, 这是考古见到的明显的北方因素。考古发现, 从魏晋时期开始, 洛阳城就加筑了马面, 此后新筑之城, 马面也成为必备设施。在防御方面, 统万城更突出, 不但内外城各墙均有马面, 而且有的马面还成为储藏粮草的设施。该城现存的内城西南隅台, 高达米, 也是古代都城现存最高的隅台遗址。在两个马面之间设有虎落, 城门外设瓮城等, 都是借鉴了汉代边城的做法。中原及南方的都城, 不见在城门设置瓮城者, 但伸出城门外的门阙, 既具有礼仪的功能, 又起到瓮城的作用, 可谓一举两得。曹魏邺北城的三台建筑及城墙下的潜伏门, 魏晋洛阳城的金墉城, 都是在社会动荡情况下的防御新举措。(二) 两城制到三城制以公元4世纪上半叶为界, 此前, 中国的都城还是内外两城的形制, 如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魏晋洛阳城及南朝之前的建康城。之后, 则盛行宫城及内城、郭城三城形制, 如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南朝建康城等, 都有三重城墙。这样一来, 宫城处于核心位置, 并被层层城墙所包围, 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是否存在郭城的问题, 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文献记载比较模糊, 考古发现表明, 此时的郭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区域, 可谓有名无实, 如西汉长安城、东晋建康城等, 仅在关键部位设置象征性的郭门而已, 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墙。(三) 多宫制到单一宫制宫城的变化与中轴线的出现、两城制向三城制的过渡是同步的。公元4世纪上半叶之前, 都城盛行多宫制, 之后逐渐向单一宫城过渡。汉长安城内大部分空间被长乐宫、未央宫、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具有独立宫墙的宫城所占据, 至东汉时期, 这样的宫城减少, 城内只有南宫、北宫、永安宫等不多的几座。从曹魏洛阳城开始, 废南宫, 强化北宫的地位, 逐渐形成独立的单一宫制。(四) 中轴对称布局的出现从城门的形制可知, 汉长安城是以东为正向, 东城墙上的3个城门两侧都有伸出城门的土墙, 而其他三面城门均无此类建筑。至王莽时期, 在南郊建了大量的礼制建筑, 使城市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出现了都城南向的理念[33]。东汉在城南建有很多礼制建筑, 正对南宫的平城门也成为最重要的礼仪之门, 进一步强化了以南为正向的理念[34]。此时南宫偏东南, 因此还未出现中轴对称的布局。至曹魏邺北城时, 随着一宫制的出现, 宫殿集中于北部, 南部正对正殿的大道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产生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继承了邺北城的做法, 废除南宫, 只保留北宫一个宫城, 连接北宫太极殿和圜丘的阊阖门大街 (铜驼街) 就成为全城的中轴线, 中轴线对称布局得以确立。受地形地貌的影响, 建康城轴线稍微北偏东, 但城市中轴线是存在的。中轴对称的设计, 使都城布局更加规整, 到隋大兴城、唐长安城臻于完美。中轴线出现以后, 改变了以前中央官署分散布局的状况, 也为隋唐两京皇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伴随宫城的变化, 池苑也由宫城西南逐渐移至宫城北部。西汉主要池苑位于宫城西南, 东汉池苑位于宫城西北, 这样的安排, 是受地形地貌的影响所致。因都城一般建于背山面水之处, 北部地势高, 南部地势低, 把池苑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有利于调节城市水源, 确保城市用水。因此, 东汉洛阳城池苑的安排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有学者认为, 池苑放在北部是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的结果, 此论尚需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撑。(五) 里坊的规划两汉都城都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区──里。据记载, 汉长安城有160个里, 但至今没有发现其遗迹, 尚不清楚分布情况。据已有的研究, 这些里多数分布在城内北部、东北部以及城郊的“郭区”。此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郭城, 里坊的规划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曹魏邺北城把里坊放在城市南部, 通过道路将其与宫殿、衙署区分隔开来, 对里坊做了整齐的规划。真正的郭城出现以后, 里坊的规划性更强。北魏洛阳城即是郭城出现以后里坊规划的代表。宿白及傅熹年先生对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复原研究, 可以明显看到里坊的规划痕迹[35]。(六) 一门三道的城门形制从汉长安城开始, 一门三道城门形制是都城区别于其他郡县城的重要标志之一[36]。汉代只有都城城门为一门三道, 宫城仍是一门一道。至魏晋南北朝之时, 宫城南门也都采用一门三道, 而且建筑体量大, 从发掘的北魏洛阳城阊阖门看, 采用殿堂式建筑形式, 规格超过了都城城门。建康城宫城南侧发现的南北向道路, 明确分为三股道, 与城门形制相对应。两汉时期道路并没有铺砖, 仍为夯筑的土路。南朝建康城发现三股道, 两侧道路铺砖, 中间的道路为土路。西汉长安城道路虽分三股, 但未见各股之间有路沟分隔。东汉洛阳城的三股道以夯土墙相隔。位于辽西的三燕龙城也采用一门三道形制。大夏统万城四面各有一座城门, 但不见一门三道形制。从城内布局, 到城门、城墙等防御设施的差异看, 统万城都与同时代的都城存在很大差异, 与其说是一座都城, 不如说是一座军事堡垒。(七) 佛寺与石窟的出现自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建筑就开始立足都城, 由城外而城内, 由少到多发展壮大, 至南北朝时达到鼎盛, 城中佛寺林立, 成为新的都市景观。近年来发掘的东汉洛阳白马寺、北魏洛阳永宁寺、东魏赵彭城北朝佛寺、建康城同泰寺等, 都是当时都城重要的宗教及文化场所。都城周边往往也开凿很多石窟, 如北魏大同石窟与龙门石窟、东魏北齐的响堂山石窟、建康城的栖霞山石窟等, 都是皇家开凿的礼佛之地。佛教作为一支外来宗教,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改变着都城的面貌。(八)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影响西汉末年, 王莽设立《周礼》博士, 并以此作为其改制的理论依据。东汉以后, 虽不再设《周礼》博士, 但通过郑玄等人的注疏, 成为后世经典文献。《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礼》中的一篇, 篇中所确立的“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等内容, 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蓝本[37]。中原王朝所建立的都城自不必说, 那些北方民族所建立的都城, 也依照《匠人营国》所描绘的蓝图, 努力模仿中原的都城模式, 打着文化正统的旗号, 抢夺政权的正宗地位。北魏在平城时期就“模邺、洛、长安之制”, 迁洛以后, 不仅沿用了汉魏洛阳城, 而且宫殿、城门的形制、名称也多未变动。东魏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 下则模写洛京”, 平面形制附会“筑城得龟”的典故, 充分发挥其内在寓意, 说明他们理解与把握中原汉文化还是比较深入透彻的[38]。
因为有一些人总是趁乱会制造各种新奇的新闻博取人的眼球，利用言论自由，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它是否科学。
人在这一生当中，除了想要平平安安的生活，就是想要拥有一份幸福甜蜜的爱情。每个人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同的，有的人可以为了爱情放下一切，而有的人可以改变一切。如果你的一生当中没有出现过爱情，那绝对是不完美的人生。有的人觉得爱情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遇到爱情，当你遇到爱情之后，你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在爱情面前，你会心甘情愿得放下很多的东西，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名女子，她叫做王延轶。在很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之后他选择嫁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导师，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你一定想问王延轶是谁
她是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女孩，从小到大，他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也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在上学的时候她有着很好的成绩。小的时候她做事情就是很有目标和规划的，只要自己定了目标之后，她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所以在别人面前，她永远是那个成绩很优秀的孩子。因为成绩非常好，她很顺利的就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北大是一名很优秀的学生，而这个学校也是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学府。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在以后一定有着很好的发展，但是当她遇到了那个人生当中最爱的人，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嫁给比自己大的14岁的导师。
和导师恋爱所有人都反对
进入到北京大学之后，她选择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生物研究学院，然后在这个学科上她就开始了学习。在学习的道路上，她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这就是她的导师，叫做舒红兵。那个时候的她只有23岁，正是年纪很好的时候。而舒红兵也是才华横溢的教授，两个人彼此都很欣赏，慢慢的就产生了爱情。后来两个人就交往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就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关系公开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双方的父母都觉得两个人是不合适的。女方觉得男方虽然是很优秀的，但是比自己的女儿大这么多，这是没有办法能接受的。
不顾反对依旧选择在一起
两个人最终排除了万难，还是结婚了。然后王延轶非常厉害的考到了舒红兵任职的一家医院。而这家医院就是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更厉害的是，王延轶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修满了学分，然后还成功的拿到了研究生的学位。毕业之后的她就选择回国发展了，然后她就来到了武汉大学担任讲师，这个时候的他仅仅只有25岁而已。本以为婚后的她会在家里面相夫教子，但是没有想到她依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现在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丈夫也是很支持她的，事业上也是很顺利的。
单纯以个人的口头描述来保证，这样的反驳是很苍白的，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没有说出让民众信服的理由，自然会受到多数人的质疑。
因为他们并没有拿出证明信息，而且这个石教授说话的语气并不严谨。
摘要］现代汉语表示时间意义的介词数量很多，在交际中应用广泛，本文试图用基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对其从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关键词］现代汉语；时间介词；句法；语义；语用一、句法功能现代汉语表示时间意义的介词是虚词的一种，在句法位置上是固定的，只能出现在某些词语的前面，起介引作用。表示时间的介词短语的基本句法功能为作状语，少部分可以作定语。1）作状语（1）从前天起，学校开始实行了新的作息时间。句中介词“从”与方位词“起”搭配成介词固定格式，表示时间的起点，与时间名词“前天”组成介词短语，在句首作时间状语。（2）自从买了自行车，就不用天天挤公共汽车了。句中介词“自从”表示时间的起点，用于过去，其后跟动词短语“买了自行车”，二者组成介词短语，在句首作状语。（3）爷爷在前年就去世了。版权说明：本文档为百度文库签约机构发布，收益归属版权方，禁止转载VIP专享下载 收藏 分享 转换VIP去广告 你可能关注的内容
一、专著《句法·语义·篇章——汉语语法综合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二语言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现代汉语介词研究》（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对汉语教学入门》（第一作者）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二、教材《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教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中级汉语阅读教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泰国人学汉语》（编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06《阶梯汉语系列教材》（总编）已出版5种，华语教学出版社，2005-2006三、论文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对外汉语阅读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对外汉语教学习得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四、论文1. 论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 《中国语文》1995，2期2. 谈汉语的时间词语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3期3. 谓词前介词结构的同现次序 《语法研究与探索（七）》，商务印书馆，19954.“够+形容词”的句式 《汉语学习》1995，6期5. 广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6. 析不A不B《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4期7. 病句分析课的教学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8. 特指问句的否定式应答 《汉语学习》1996，6期9. 够+动词/小句 《语文月刊》1996，9期10. 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交际 《中山大学学报》1996，6期11. 美国的双语交际和双语教学 《双语双方言（四）》汉学出版社，199612. 应用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6，3期13.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 《辞书研究》1997，1期14. 广州话量词的定指功能《方言》1997，1期15. 介词的语法性质和介词研究的系统方法《中山大学学报》1997，3期16. 动宾组合带时量词语的句式《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4期17. 表示处所的在字句《中国语言学报》（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18. 华文教材编写的几个问题《东西方文教的桥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19. 广东话普通话中的疑问人称代词《双语双方言（五）》汉学出版社，199720.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速读训练《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21. 两种双重否定句的语用分析《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22. “多/少的”补语句及其相关问题《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23. 精读教材的现状分析和新型教材的编写（第一作者）《汉语学习》1999，1期24. 对外汉语教字中多项分流、交际领先的原则《汉字与汉字教学综合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 对外汉语中的文化问题 《中山大学学报》1999，4期（下）26. 频度副词的划类和使用规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9，3期 ；《第六届世界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27. 介词结构和动词结构的句法语义分析 《语法研究与探索（九）》，商务印书馆，199928.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法散论《武汉大学学报》1999，增刊，12页29. 介词结构和动词结构的句法语义关系《中国语文丛书.语法研究与探（九）》266页，商务印书馆，200030. 论香港的普通话教育和师资培训《启思教学通讯》（香港）2000，3期31. 汉语第二语言的副词教学《语言研究增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32. 大语文的构想与实施（独立完成）《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33. 新型汉语写作教材的编写原则（第一作者）《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34. 体词性“有的”“有些”的多角度研究 （第一作者）《语言研究》2001年3期35. “一再”和“再三”的辨析《汉语学习》（第一作者）2002，1
表示时间、处所的，如“自、从、自从、当、往、朝、沿、在、向、于、顺着、沿着、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