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派简述中国宋词流派。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间集》和李煜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故明人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影响。代表人物有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李清照的《漱玉集》、李之仪的《姑溪词》，欧阳修的《六一词》都是很好的作品。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人王士□《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 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特点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词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 [编辑本段]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编辑本段]豪放派的特点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 昨日春》、《青玉案 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当时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 于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他们说：“明明北宋有“豪放派”、“婉约派”，苏东坡不是“豪放派”吗？几乎每一本文学史、词论，不都是这样说的吗？问题的要点是：他们这样说，有何根据？回答应该是他们的作品。那末，第一个问题是，东坡有哪些“豪放”词？于是翻开每一本文学史或词论，照例举出了“大江东去”、“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等几首，这些词怎么能称为“豪放”？“豪放”作品的例子，在东坡以前有李白，在东坡以后有辛弃疾。把这两个诗人的作品来比较东坡这几首经常为人引证的作品，便可看出东坡的这几首作品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豪放”之说不知起于何时。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登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辨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说东坡为人性格“豪放”，不是说他的词属于豪放一派。因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当然，苏东坡有些长调，比起早期的欧、张、二晏来，题材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都有点不同，但这只能说苏东坡这位多产的诗人，除了写三百多首和“花间”词人同样的作品外，又写了少许和别的词人不同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在北宋词的宝库中，苏东坡贡献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他的功绩是对词有所增加，而不是改变什么词坛风气。 除了增加一些不同内容的词以外，苏东坡并没有象胡寅说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要称赞歌女舞伎（“佳人”），因为当时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的是主人的家伎（如《红楼梦》中唱戏的十二个女孩子）。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尤其是咏花）也有三十多首，脑中如无对“佳人”的形象思维是写不出来的。甚至连读书作画，也少不得要有“红袖添香”，说苏东坡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词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谁欺，欺天乎？ 再以东坡毕生遭遇而论，他被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能是旷达而不是豪放。东坡对于他所际遇的经验，可以使他悲愤，使他哀怨，使他旷达，使他慷慨，独不能使他“豪放”。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东坡曾在被拘留中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作，又亲手写了陶的诗文全集。陶诗本身炉火纯青，读陶而至于和陶，岂能不受其影响？能下这样功夫的人，早已收敛了“豪放”之气。如果一个人的诗词中有豪放之气，他必有生活经验中可以骄傲的得意之笔，才发为豪放之气④，李白是一个豪放诗人，但他流夜郎回来以后，恐怕写不出“豪放”诗来了，何况东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坏得多！ 至于“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故借为女子教育之一种方式。《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花间集》卷七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裙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又卷九毛熙震《浣溪沙》“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同上《临江仙》：“纤腰婉约步金莲。”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但近人用为与“豪放”对立的状词，似乎专指所谓“绮罗香译”、旖旎风光的含蓄的有节制的表情。一旦被用在与“豪放”词对比的地位，婉约词就被视作保守的、不进步的、墨守成规的。有时甚至于说婉约词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荒淫生活，甚至于说他们的思想是空虚的，苍白的等等。很显然，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因此，有时也不能严格遵守这两派的门户界限，也不免有豪放派向婉约派乞灵的时候。例如说： 苏轼写传统的爱情题材，也以婉约见长。但婉约派词人（按苏轼时尚无此名号）大抵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他的词在真挚和细腻之中格外显得凝重和淳厚，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⑤。（见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594—595页） 什么叫凝重，什么是淳厚，编者增字解经，却全不说何为凝重，何为淳厚，编者对于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主要的句子，全没搞懂，只好拉清初的王士祯来解围。但王也帮不了多少忙（因为他也不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只怕象柳永这样善做情诗的人也未必能超过这一句。”而远远躲开“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关键性的主句。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只要一说到苏轼，“豪放”论者就把所有的他认为可以证明苏轼是豪放派的全副仪仗全搬了出来，仿佛声势浩大，威仪堂堂。其实是极少的人在导演，让苏轼这个无兵将军唱独角戏，连跑龙套的也没有。碰着“红白喜事”（例如所谓“爱情题材”，又不得不向讨厌的婉约派小伙计通融了。 当然，我们说北宋没有豪放派，并不是说北宋就一定没有豪放词，少数格调比较昂扬，气魄比较恢宏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仅仅根据这几首词，就承认他们是一个“豪放派”。 又如有人说，苏轼词的用语“形成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于是下结论道：“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豪放词派的特点。”我看不出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到柳永，他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和“花间”传统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果我们说，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那是对的，但这也不是说他借此就可以成立一个“豪放派”或“反对派”或“旷达派”。他的作品中增加了些以诗为词的创作，并没有减少他本来继承“花间”的传统作品，只能说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可能的新的写法。但这种新的写法，柳永早就这样做了。柳永是专写男女情爱、绮罗香泽、锦心绣口、红情绿意的作家，所以他也没有脱离花间传统。但他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更使用歌女舞伎们所用的语言、词汇。他的作品“向下看”，用她们的语言工具来写她们的思想内容，这是苏轼所做不到的。因为他所周旋、应对的是文人学士。文人们求雅正。因此，他虽然也象柳永一样扩大了的词汇写词，但他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不是学市井的俗语以写词。所以从中国到西夏，凡饮井水处就会唱柳永词，柳永在语言运用方面走的是群众路线。苏轼正是受了柳永的启发，才在题材方面添入一些文人的感慨、牢骚和互相嘲笑以及咏物等前人少用或不用的题材⑥。因此他的作品给人以题材丰富的印象。柳永写他自己感慨的作品，如著名《八声甘州》、《雨霖铃》，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时写妓女的生活，为宋代的道学先生所不喜，所以谈“豪放”词者专指苏轼而不及柳永。 以上所谈，只限于北宋。北宋大家如欧阳修、二晏等都以“花间”为正宗，已如上述，所以大家指北宋时期的词家为“婉约”派。文风和时代的生活情况有关。赵宋政府建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开国的功臣及时退休，作为一种交换的条件，政府鼓励他们为子孙买良田、美宅，养歌僮舞女以自娱，免得生事⑦。因此文人家中蓄养歌儿舞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宋文人为了歌女演唱而写作，当然只能沿着《花间集》的传统。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跋文中说：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 这说明了晏几道的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情况，证以《石守信传》中所述情形，可知这不是个别情况，在这种“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下，他们征歌选舞，是受政府鼓励的一种上流社会普遍的风气。再看看李清照《永遇乐》词中回忆北宋盛时开封的文化生活的情形，就会更加清楚。 但自靖康之变以后，北宋亡国、人民大量逃难到江南，流离颠沛之苦，妻离子散之惨，国土沦亡之痛，引起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悲惨感慨，怎么还有心思“品清讴娱客”？在这种局面之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这些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而且当时词的作风内容，主要也当然是受政局变化而引起的。在兵荒马乱之中写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固然不相称，即使在危局略定的情况下忘乎所以地作乐寻欢，情调也不相称。文人作品主要受时代的变动而转变。并不是某人天生“婉约”或从小“豪放”，我们看向子諲的《酒边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向子諲前半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开封。他的词称为《江北旧词》，是道地的“婉约”派。靖康之难（1126）汴京沦陷，他逃难到杭州，这以后的作品称为《江南新词》，变成了道地的“豪放”派⑧。李清照的境遇也差不多，不过她后期的作品不是“豪放”而是悲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向子諲、李清照的后期作品还是欢天喜地，那倒是全无心肝了。 至于从敌人占领之下带兵打游击来归附南宋的辛弃疾，其作品当然只有我们现在见到的慷慨激昂的作品。苏轼如果活到南宋，他的作品也许比我们现在所见的更为“豪放”。而像周邦彦那样被贴上“婉约派”、“格律派”签条的作家，如果也能活到南宋，我想，他也不会以“婉约”或“格律”派终其身的， ①关于“花间词”，可参阅本刊1982年10、11期拙作《花间词简论》。②即“谁道闲情抛弃久”，“几日行云何处去？”“庭院深深几许”，“六曲阑干偎碧树”四首。③据四印斋本《阳春集》其底本为明汲古阁藏宋嘉佑戊成（1058）陈世修序本。④陈登“豪气未除”，因他讨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故瞧不起许汜。⑤关于这首词的解释，可参看《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拙文。⑥咏物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学游戏，《荀子》的赋篇就是这一类，唐张鹫的《游仙窟》就有许多用语双关的“咏物”词。⑦见《宋史·石守信传》赵匡胤对大臣的劝告。⑧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
我也只喜欢柳永的咚咚
对豪放派没兴趣!只是痴迷柳永的词,经典!
豪放派的特点与主题思想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 昨日春》、《青玉案 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婉约派特点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文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态,它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统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后，学者历史性的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发现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较为复杂，误认为现代性为百宝箱，该种现象违背界定学术名词的逻辑性原则。但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表达传统文学性质反抗和质疑现代性的两面性，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审美同社会中的现代性不同，文学更加注重研究其他方面，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可以说现代性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的审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对文学艺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1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定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文学领域中，有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存在。严格的讲，文学现代性是很难定义的，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一个系统，具有审美、启蒙等功能，而文学现代性的中心则是审美现代性。
2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对于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是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不仅考察了科学方面现代性，还从主题、审美观、言语、个人等方面考察了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集中国人情感、梦想、生活追求、价值观等为一体的存在。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审美现代性有一面很容易就消失了，而另一面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通过艺术处理手段留住审美现代性容易消失的一面，从而将其变成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下，传统艺术中的灵气逐渐消失，可见审美现代性是具备两面性的，它不仅能促进新审美观念的产生，还会对传统艺术审美造成打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中，存在着经验世界具体性和现代经验零碎性的特征，由于世界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碎片在文学中的地位，通过碎片的重组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又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而言，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成果，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中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1)语境不同，西方的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抗，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要在反传统中凸显民族特性，还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防范现代性存在的陷阱。(2)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其现代性是传统理性推翻后的直接体现，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生存与现实和传统的夹缝中，具有文学艺术的探索性、先进性，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表达中国人独有的民族精神面貌。(3)内在机制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由于存在的流派比较多，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进程出发，对人的精神异化进行分析，寻求人类最好的归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集体为主，社会现代化、民族独立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归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陷入既反对中国传统，有对西方的现代性产生质疑的两难境界。
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在排斥着现代性，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矛盾的看待它的落后性，我国现当代知识者不得不面对现当代文学优点与缺点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审美体验归结为“怨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这种怨恨紧密相连。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怨恨，也体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怨恨。
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从实际创作看，鲁迅是从精神感受、文学观念等方面来体现文学现代的。此外茅盾在《蚀》中，通过知识青年的情绪感受来体现文学现代性，在《子夜》中，通过火车、轮船、烟囱来体现出主人公对“现代”的向往。在胡适、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带领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逐渐发生了转型，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向了“现代性”的高潮，也逐步去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弊端。
3总结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性的压迫，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存在两难性，并且有一定的怨恨情结，同时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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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区别，可以从特点、风格、题材三个重点方面的不同去写。在写每个方面不同时，则可引入例证去证明，做到言之有据。如题材方面，婉约派作品题材较狭窄，往往多是写个人遭遇，男女恋情，也间有写山水，融情于景的。豪放词特点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这方面，可通过两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对比，并引入历代评论家的评价进行论证。
词作大师：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是个多才多艺地皇帝，且成就都很高，尤以词作冠绝一帮，影响深远。他在中国词有史以来占有非常重要地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地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地个性外表，反演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地某种意境，一洗花间词地浮靡，特别是他被俘虏后地作品更成千古绝演。李煜承上启下，将词地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与丰富了词地表现领域，推动了后世词地大步进展与繁荣。他地词被誉为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号“愁宗”，也是后世宋词婉约派地张山，同时也成就了自我宗师级地地位。另外，他地书漫也十分了地，书法被誉为“金错刀”、“撮襟书”，绘漫更是“远过常流，高出意外”。他还对音律极有研究，凭着残留片段，竟然与小周后把失传地〖霓裳羽衣曲〗给复原了。 李煜在位期间，正是南唐朝野最混乱地时期，加上其个人性格又优柔寡断，堪称一帮政治弱智人物，因此亡国失土在所难免。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是一帮宗师级人物。李煜精书法，善绘漫，通音律，诗与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成就最高，不要说在各位皇帝中独领风骚，就是在一堆词作大家中他也是露芒四射。张宝八时，李煜国破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囚徒生涯地他仍然文思不绝，笔耕不辍，写下许多经典作品，这段时期也是其创作地巅峰时期，但也因此引来了杀身之祸，后因词作流露思家怀国情绪，被宋太宗赵露义毒害身亡。书漫大师：宋徽宗赵佶 他地帮表作之一〖饮马加城窟办〗就具有相当地文学成就：“肃肃秋风起，悠悠办万里。万里何所办，横漠筑加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办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旗动，饮马加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加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露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他地词作最高成就就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第一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徽宗地书漫在中国历有史以来达到了一个很高地高度，不但自身造诣非凡，沉迷其中，而且在主观上也十分加油地推动着文艺地进展。在绘漫方面，宋徽宗是一个导师级别地人物，他设立漫院，张漫学，并正式将其纳入科举考试，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地漫家，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清明上河图〗即诞生于此时。他地这些作为提高了漫家地地位，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绘漫地进展，并使“院体漫”兴盛一时，影响深远。他统治期间还下令编制〖宣与书谱〗、〖宣与漫谱〗、〖宣与博古录〗等著铭美术史书籍，为我国美术史地研究做出了相当大地贡献。在书法方面他第一创了“瘦金体”，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展露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地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瘦金体”书写十分精妙与独到，也一举奠定了其在书法有史以来地宗师地位。同时在中国地书漫有史以来宋徽宗还是“诗书漫印”一体化技术形成地奠基人，深刻影响了后世赵孟頫、唐伯虎等著铭漫家地“诗书漫印”一体化创作地进展与繁荣。他地绘漫作品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等，书法作品有〖秾芳诗帖〗、〖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草书千字文〗、〖夏日诗帖〗等，从古至今都是书漫文学作品历史宝库里难得地珍品。
我只知道关于李煜的有：赵晓岚的百家讲坛（在百度文库里可以找到），还有姚敏的《独自莫凭栏》写从他的诗词中品读出的他的人生之类的，可以当论文使用。宋徽宗的不太清楚，你看看百家讲坛里有讲过么。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其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一、强调主观感受。 凭借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早年生活在台湾省，15岁赴海外求学，历时数载，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从1928年起，先后在《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发表小说。刘呐鸥在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1928至1929年所写小说八篇），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 二、情节结构独特。 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代表作是《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雕像》、《圣处女的感情》，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 三、描写手法新颖。 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有的还葆有古典的神韵。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其最具流派特点的小说多收进1932至1933年出版的《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
一、左翼文学以左联作家为主要阵营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其中以茅盾为首的社会剖析小说是其主要代表。二、京派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他们主要以办同人刊物而联系在一起，在创造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上有相对的一致性，政治意识淡化，追求艺术独立性，主要是处于浓厚学院氛围的知识分子，重视介绍世界文化，追求道德与艺术的“健康”与“纯正”，创作上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的民族观念和现代意识，一方面与时代性较强的尖锐的社会冲突保有距离。往往以“乡下人”的眼光，在乡村与城市的比照中建立自己的审美天地。作品多有乡土气息，具有乡野的质朴之美，同时又有凝重古久之风。三、海派海派小说是在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文学样式。承续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商业价值传统，但又超越了鸳鸯蝴蝶派单纯媚俗的为文态度，在文学形式和审美观念上更加符合现代市民欣赏的需要和现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在城市生活和罪恶中发现美，写都市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大都市中人的变态和堕落。左翼文学从阶级论出发，把自己定位于产业工人和大众的代言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西方殖民主义展开批判，要求文学充当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京派是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多是北大、清华、燕大、南开等几所知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教授，追求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追求。海派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以都市生活为描写对象，既写出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享受，也写出了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所独有的都市“文明病”。
哈哈哈哈。是你哦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被看作“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老舍小说显示出浓厚的市民特色与地域文化性。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老舍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几乎可以包罗现代市民阶层生活所有方面的广大的“市民世界”。 而构筑起这个市民世界的支柱，正是作者用“文化”分割出来的三种类型的市民形象：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老舍在执著地描写“城与人”同时，始终在做着“挖根”的工作，无论是早期的《二马》和《离婚》，还是后来的《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他都一直关注着与民族性问题有关的文化批判，而这种批判都是通过他的作品的“人文景观”，即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实现的，因此，与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采用的对现实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他关注的始终是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的题目中所说的“老舍的创作视点”。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就是老舍的基本的创作视点。这一视点既决定着老舍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也决定着老舍作品的独有的特点。正因为他的“俗”，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经北京话为基础的语言，使他远离当时的“新文艺腔”，使他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成为了“乡土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心理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同时，也正因为他重视文化对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批判不同别人的批判。比如，他通过对自己最擅长的人物--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老派市民的批判，来实现自己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的批判。 老舍是智慧、风俗型的作家。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的杰出代表。 “京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京派”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而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 京派指的是一个文学流派，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政治倾向性（即态度）。京派的态度以沈从文的主张为代表，即对广义的海派的批判立场。虽然，左翼文学与新感觉派和鸳鸯蝴蝶派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但是，京派对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京派的创作既不同于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也不同于左翼文学。 老舍与沈从文同样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而老舍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北京的认识和表现！
对于很多有评职称需求的朋友而言，势必会做的两件事就是发论文和出版专著。论文比较常见，很多朋友在研究生再读期间都发过，如果评职称对发论文有要求，大部分朋友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但是对于专著，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是很了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专著是什么？和论文有什么区别？字面意思展开来讲，专著就是学术著作，它是由学术研究者编写，要求必须有创新性，面向的读者是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如果对照论文的定义来看，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学术专著其实可以视为论文的加强版，二者主要就是在篇幅上有比较大的区别，学术专著一般较长，论文则相对较短。在评职称中，专著的作用是什么？和论文又有怎么样的区别？一般而言，一篇论文大部分情况下是加5-10分，想要加到10分其实比较难。但是学术专著不同，一本学术专著一般能加10-20分，所以一本学术专著能顶得上几篇论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专著都能加分。一般需要同时满足篇幅必须够、最好是独著以及在评职称周期之内出版这三个条件，所以出版专著也需要特别注意。
宋词派。以其词风飘逸豪放而得名。苏轼开创，辛弃疾完成；同派词人还有黄庭坚、晁补之、陆游、陈高、刘过、刘克庄等。苏轼不满艳丽衰弱的词风，认为词与诗有同样的表现手法和社会功能，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写进词里，达到“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使词人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人生。苏轼又“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故为豪放不羁之语”，将词从音乐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苏轼的词论和实践为豪放派奠定了基础。自此，词即分为以他为首的豪放和以柳永为首的婉约两大派。至南宋，辛弃疾、陆游等人继承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提出“以文为词”，词的内容和范围更加扩大，形成了以辛弃疾为首的“辛词派”。豪放派词作反映的社会生活较婉约派广阔、深刻，格调高昂、健康。但也有人生如梦等消极情绪的流露。有兴趣的话看下这几篇参考文献能加深了解专著：欧阳俊评注：《豪放词》，成都：巴蜀书社，2002。论文：于永森：《论豪放》，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周明秀：《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专注可以是论文，可以是著作，可以出收集，但是那论文只能是论文或者是期刊，它的范围比较窄。
试辛弃疾对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 词自产生以来，似乎就掉入了脂粉堆里：专事刻红雕翠，描眉画目。言辞华艳浮靡，香软浓腻。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格调，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至苏轼以诗入词，扩大了词 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走出了闺情和旅思的樊笼，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意概》）的境地，词从花间樽前步入了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之后，铁板铜钯，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稼轩。辛弃疾词的风格源于苏轼，但由于时代的剧变，使稼轩的词走上了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具有另一种风格，入词的题材也更加广泛，表现了词人匠心独运，卓尔不群的高人才华和创作方法、写作技巧，驾御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 稼轩的词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他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从而将苏东坡创立的豪放词，进一步发扬光大。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 ，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
姓名：刘墉性别：男 出生日期：1719籍贯：山东诸城作品: 行书四条屏 草书元人绝句 米芾诗帖 楷书册页 简历：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庵、青原、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诞于书香门第，长于显宦之家。他的祖父刘棨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是雍正二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刘墉于乾隆十六年（32岁）中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上加太子太保。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谥文清，人亦称刘文清。刘墉是清朝乾嘉时期的政治家，还是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评论家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清人张位屏于《松轩随笔》称：“刘文清书，初从赵松雪入，中年后乃自成一家，貌丰骨劲，味厚深藏，不受古人宠拢，超然独出。”他博通经史百家，擅长水墨芦花，工诗善对，精于书法。刘墉的书法，初看圆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刘墉书法之境界可以“静”、“淡 ”、“清”三字概括，这是他超过常人之处。有“浓墨宰相”之美称。他的书法的特殊韵味，备受历代人所喜爱。 乾隆皇帝酷爱书法，对书法家要求严谨规范，独宠“馆阁体”，扼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使其趋于退步。刘墉的书法，不随俗，初从赵孟頫入，法魏晋，学钟繇，兼颜真卿、苏轼及各家法帖，中后不受古人牢笼，貌丰骨劲，味厚神藏，超然独出，自成一家，有名于时，“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刘书法与同时期的吸取金石碑版营养的翁方纲以及颇具古朴多姿的成亲王、铁保合称“翁”、“刘”、“成”、“铁”四家，与稍后受汉学影响，追踪汉魏六朝，突破“馆阁体”束缚呈现书法新貌的金农、郑燮等相应，起承前启后作用。 在刘墉诸多传世书法中，有很多代笔和赝品，特别是刘墉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鉴别真伪代笔，除要辨别整体风格外，可注意图章，如署名“石庵”二字并钤长方“石庵”压脚印或盖有“飞腾绮丽”印者，皆为其姬妾代笔。
书法鉴赏浅识 按照这个模板应该没问题. good luck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流派纷呈、风格繁异。尤其是它极其丰富的内涵决定了书法欣赏和品评的细致复杂性，而且历来多有争议。这是因为：书法艺术的美虽有一个共同性的客观审美标准，但就其风格而言，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标准。比如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她们是四季花卉的代表，她们都是很美的，五岳的风景各不相同，也都是很美的。因此很难对它们断定高低上下之分。再加上欣赏者的眼光和角度不同，立场观点不同，艺术修养不同，志趣喜好不同，即使是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的作品也难免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欣赏能力和品评水准，往往受时代、社会、历史、政治倾向以及欣赏者个人的学识和文化修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也就造成了欣赏方向多元化，欣赏标准多层次的结果。既然书法欣赏这么复杂，这么抽象，又没有固定的品评标准，书法欣赏又是每个爱好者回避不了而必须面对的课题，究竟如何去解决书法欣赏的困惑呢？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和理解会有助于书法作品鉴赏力的提高。首先，讲书法欣赏的对立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书法的欣赏也不例外。我们举两个例子：自古以来人们尊称王羲之为“书圣”，他的故事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他的作品无论是楷、行、草在历代皆奉为典范法帖。对王羲之的赞扬举不胜数。南朝宁羊欣说：“羲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摄众法，备成一家。”梁武帝萧衍也盛赞“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酷爱“王书”，在他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中说：“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代的孙过庭、张怀瓘、李阳冰等大家也都盛赞王羲之书法之美。然而，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大文学家大书论家韩愈却大声疾呼“羲之俗书趁姿媚”，斥右军书作为“俗书”。“俗书”一说来源于韩愈的石鼓歌，其中有二句为“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意思是说王羲之写的字是为了迎合当时社会的习俗，趁姿媚：追求字体妩媚可爱。曾以所写的《道德经》从山阴道士处换来白鹅。（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询、苏轼、苏辙（三苏）、王安石、曾巩为唐宋八大家）。再如，对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法，宋代的苏东坡以为“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之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黄庭坚也说欧、虞、褚、薛辈皆为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字势奇伟秀拔能备八法者，独太师耳！”然而，同时代的宋四家之一的米芾却说：“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为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再如，对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明代解缙说：“文敏神明英杰，仪凤冲霄，祥云捧日，天资美迈，尽掩古人超入魏晋。”明代莫云卿却说“正似寰匮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杵，盖矩矱有余，而骨气未备，变化之际，难语无方。”明末清初的傅青山将赵贬的更厉害，他说：“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园转流畅。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觚棱难进，降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从以上的对赵孟頫的书法看法，解缙的褒同莫云卿和傅青山的贬简直是水火不相容。以上所讲的王羲之是书圣，颜真卿和赵孟頫也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代书坛的主将，他们的书法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对书法的贡献都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书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然而对他们的书作评价却是那样的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相容，而这些分歧往往又出自像韩愈、苏东坡等历史上一些重量级的代表人物身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欣赏者首先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原因又在何处？我们说世界是充满着矛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这一观点出发，书法欣赏和审美的标准当然不能例外。因而上面所讲王羲之、颜真卿和赵孟頫，他们虽然都是某个时代的书坛之主，或赫赫有名的书法大家，但对他们的书艺欣赏的态度，也总是一分为二的，既有赞扬的褒又有批评的贬。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些严重的分歧主要是由审美标准意识的不同所造成的。要想达到审美的共识，必须具备相同的审美意识和欣赏标准。举个生活的小例子，许多人特别喜欢吃辣椒，一顿不吃就没劲，一旦遇有知己就会大谈吃辣椒如何享受，甚至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列举出辣椒的诸多优点。然而生活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不喜欢吃辣椒或因身体条件限制不敢吃辣椒，在他们眼里视辣椒为老虎，非常忌怕。在他们面前大谈辣椒之美，他们肯定不会感兴趣，甚至会遭到排斥。从这个生活小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人们的志趣爱好和意识都是不同的，是很难找到统一标准的。书法欣赏和审美的标准也是如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也就决定了对立的评家一定会产生出对立的鉴赏观点。因而就有了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认识。我们简析一下他们鉴赏观点分歧的原因所在，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看法上，唐太宗李世民所追求“点画不谬，结法严密，笔势连贯，寓动于静，以斜反正”等，是传统的“中和为美”的审美意识和标准在书法中的体现，而王羲之的书法恰好符合他的审美趣味。因此，李世民特别喜爱和推崇右军书法艺术。命弘文馆冯承素等人双钩填摹“兰亭序”分赠重臣，又有兰亭陪葬昭陵的传说。更有甚者唐太宗为了表彰玄奘法师远涉西域，求取大成佛法，着太子写了圣教序文，命弘福寺和尚怀仁同他的弟子们广泛搜集王羲之的字，全部用“王书”集摹而成，历时经历了二十四个年头。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对右军书法是何等的酷爱，在他的心目中右军书艺是天下第一，是崇拜的偶像，当然要称赞右军书艺。而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歌也存思，其哭则存怀，凡出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其意思是说，做每一项事物都有思想支配，有目的有感情支配，书法作品当然不能例外。他满怀激情地赞美张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从上面可以看出韩愈的审美观念与怨而不哭，温柔敦厚，蹈虚守静的传统观念是不同的。他所追求的“文为世所珍者必非常物。是饱和作者激情的“心声”“心画”他更重视“诗外求诗”、“书外求书”的字外功夫。他在书品中要寻找的是运动的、进取的、寄情的、变动的东西，而不是清静无为的隐逸之气。他赞美张旭的这段文字是书法抒情性与意向特征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述。也是韩愈书法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观念支配下的韩愈当然不满足笼罩初唐书坛的五羲之书风，他鄙薄“书圣”，追求书法意向美的最高境界。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他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审美观念不一致，当然不会有共同的审美语言。他所说的王羲之是“俗书”也就不以为怪了。就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分析，苏东坡主张“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因而，他赞扬“一变古法”的书法革家颜真卿。他的门人黄庭坚也主张“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认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这些说明苏东坡和黄庭坚是书法上的革新派，是追求书法个性化、新面目和有进取精神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赞美颜真卿的原因正在于此。相反，在同时代四大名家之一的米芾，他的书法美的典范是什么？他偏爱“钟王”大搞传统继承，反复临写王羲之几乎达到乱真程度，在他心目中以“钟王”为榜样，临古字，集古字、追古气古法。他所欣赏的是体现清逸萧散的魏晋书风。因此，他站在魏晋门下大贬唐人，说颜柳“丑怪恶札之祖，古法从此荡无遗矣！”他看不惯在楷书上迈了一大步的颜柳。从上面事例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书法审美如果没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有相对统一认识的。因此，我们在探讨书法欣赏时，首先要研究的就是以传统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为宏观，以共同性的客观美标准为大前提，去寻求相对统一的书法欣赏的共同语言。传统的书法审美主要标准，客观的讲应有理通、力遒、形美和韵胜四大方面。首先要讲一下理通，理通就是合乎规矩法度。自古以来学书皆应从规矩入手，然后从规矩再走出来，要识法明理。从广义上讲，用笔的笔法，字的结体造型，整篇的章法布局甚至包括墨法都包含着“理”，一幅好的书作，所写的字有根有源，同时还有发展，也就是说既有传统规矩又有变化，而不是自己随意横涂竖抹，点画狼籍，荒诞狂怪，没有传统的作品只能让人看了产生厌恶而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理通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必须师古人，学传统，学规矩法度。二是走出传统存发展，后者必须是在前者的基础而上产生的。清代乾嘉之际，被称为当时四大书家有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这四人中书艺最高应推刘墉，从表面上看刘墉的字圆圆的、软软的，仿佛纸上堆着一团团棉花，但细看却骨络分明，内涵刚劲，被称为“棉里裹铁”。刘墉是师从赵孟頫和董其昌，可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出赵董的迹象。因而他是善学前贤而不受前贤奴役的人。和他齐名的翁方纲写了一辈子的“化度诗”碑，但始终跳不出欧阳询的圈子。有一个小故事，讲戈仙舟是刘墉的门人，又是翁方纲的女婿，一次戈仙舟拿着刘墉的作品向翁请教，翁说：“你回去问一下你老师，他的笔下哪一笔是古人。”戈仙舟把话转告了刘墉，刘墉笑着对戈说：“我写的是自己的字，你也去请问令岳，他的笔下哪一笔是他自己？”他们的话针锋相对，好象彼此开玩笑，但确实表现了他们俩学习书法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师古而泥，跳不出古人圈子。另一个学古而不做书奴，创出自己的风格。著名的书论家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说：“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若拘守一偶，惟旧辙是循，如邯郸学步，此等粥饭汉，倘使参访大法，定须吃棒遭喝匍匐而归。至于狂禅呵骂，自诩天才，奋笔伸纸，便夸独创，则楚固失矣。”胡小石先生总结出一段名言：“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这些经典的话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问题，有些学书者往往借口“俗书”、“馆阁体”或“平庸中和”等，不去认真学习传统，不下决心刻苦临帖大练基本功，而是随意涂抹，肆意泼墨，想走捷径，这是大错特错的，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能临写几位大家碑帖，且形神兼备的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书家了，这就足以证明传统功夫的重要性。在对待“馆阁体”，“书卷气”上我们应持两种态度：一方面传统的有“书卷气”的作品体现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思想，这样的作品含蓄、蕴藉、静谧、安详、不急不徐、不偏不倚、纵放得体，刚柔相济，这样的作品是美的，它产生了完整的美的艺术规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这种“书卷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追求新意和创出新一代书风是一种枷锁。我们又必须打破它，这就是继承和发展。“推陈出新”，也是书法创作的辩证法则。因此，奉劝那些把信手泼墨当作“墨宝”的朋友，还是先学习点“书卷气”，学点规矩法度。先把传统的功夫学到手，使自己所写的字合乎传统，有法度，有道理。不然的话，就像六岁的儿童拿起毛笔随意写字。“新”得天真可爱，但那不是书法。又好比没有受到过舞蹈基本训练的人在跳舞，情也有，狂也有，但却没有舞蹈的韵律美，也就称不上是舞蹈。书法审美的第二个标准是力遒，也就是说写的字要有力度，平时所说的骨力劲健。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说：“善笔力者多筋骨、不善笔力者多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平时，我们看一件作品的优劣，力遒是极为重要的标志，用比喻的说法就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如椎画沙，如印印泥和屋漏痕”等等。这种笔力是作者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和体会，驾驭毛笔这一特殊书写工具的功夫和技能，这种力并不是求其表面张扬外露，而是渗透着作者情意并藏于笔墨中的椎沙印泥之妙 ，使写出的字有一种“骨劲和内美”，也就是“寓刚劲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笔力”一词比较抽象，前人在论述笔力时也多采用比喻之类的评说。如梁武帝评王羲之书法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王羲之说：“腰肢无力的伤长字似死蛇挂树”，但这类比喻往往给人更为抽象的感觉，让人在实践中无法从师。在古代书法中还出现了“用力说”“技巧说”二种，比如：卫夫人说“尽送一身之力而送之”。包世臣说“点画细如丝必皆须全身力到”，康有为也说“欲用一身之力”。“技巧说”的代表唐代书法家卢肇说：“用笔之力不在力，用力笔死矣！”米芾也说：“写大字，用力提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但不管怎么说，历代书家和书法评论家都十分重视“笔力”，它是衡量书作优劣的首要条件之一。根据以上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理解：“笔力”实际是欣赏者对书法作品线条质量所给人不同强度“力”的感受，实属心理学的范畴，就好像颜色一样，红颜色给人暖感，蓝颜色给人冷意。但不管怎样一幅书法作品，如果没有笔力，是绝对不值得欣赏的。因此，每一个书家都应竭尽全力用毕生的心血学习和研究、实践和探讨，用心体会和感受“笔力”在书法创作中的意义，正所谓何日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书法审美的第三大标准是“形美”，也就是结体美，书法要写出仪态活泼生动，而富有生命力的形象，而不是平庸的把点画搭配在一起。这种优美字型形态的创造，是与作者的心意紧密关联的，是受作者艺术构思驾驭的。前人所谓“字形在纸，笔法在手，笔意在心，笔笔生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字要写的活而生动。王羲之在书论譬成章十二中说：“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折一肱”。这里是指笔法的重要性，但也直接影响到结体美。在整个字的造型上，王羲之有更加形象的比喻，在节制章第十中说：“夫学书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如是则头轻尾重，不相胜任。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zhai病）缠身，不舒展也；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诸处伤慢；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腰肢无力；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蟆。言其阔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欤！”一个有造诣的书家对每个字的长短、大小、疏密都应做到精思熟虑，意随笔到，笔随势生使之曲尽其美，富有生趣。让人从静止的字形中看出活泼飞舞的动势来。给观众以凝神观赏，余味回甘的艺术享受，使人感到“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字形即刚健笃实又意态端庄灵秀。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说：“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不精，虽善犹恶，字殂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这段话把笔法和结体的重要性及二者的密切联系讲的非常透彻明了。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经常去看书法展，往往走马观花，一目带过，但是如发现一幅造型优美的书法作品，一定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作品前仔细观赏，甚至手摹心追，久久不愿离去。这就是造型美的巨大魅力，也是书法欣赏从走马观花到下马球看花的境界的提升。书法欣赏的第四个标准是韵胜。也就是气韵生动。作为艺术品的书作，不但要求有流于外感美观的字型，同时不要求精神内涵富于传神，具有奕奕动人的风采和韵度，才能算上乘之作。当我们去欣赏一幅好的作品时，不但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还要把全篇当作一个艺术整体去看它的总的格局，总的章法，看它如何首尾相应，上下衔接：看它运笔的徐疾及虚实隐显，整篇布局的参差错落，疏密相间，还有施墨的浓淡枯湿，擅变善化等，这些就是整个书法作品的“气韵风度”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应是气脉相通，生动活泼，神采飞扬，并且蕴含着音乐的韵律，脱然出纸，天机流荡，动律优美，风采飘然，精神横溢，富有生趣，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宋人“尚意”之说。“尚意”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讲究气韵为主。欧阳修说：“学书为乐，作书自适”，苏东坡主张作书“自然天放”，黄庭坚提倡“去俗气，要韵胜”，米芾主张作书“率意”，姜夔讲“风神”等等，这些都是讲书法作品要有审美情趣，要表情达意，要有“韵味”。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韵胜”的含义可以说是“书家思想境界、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及作品所达到的独特境界等内外各方面功夫的总和”，这就是说明了书法艺术不只是一个用笔技巧、熟练及功力深厚的问题，同时它还能反映作者的审美观。从书法作品表现出的神采和韵胜中流露出作者艺术个性、艺术情趣及审美思想的追求，是作者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的体现。书法的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的内含应该包括：书法与文学、书法与诗词、书法与哲学、书法与美学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书法“韵胜”的因素。我们从古今的许多名家事例中都能得出明确的答案。象钟繇、卫夫人（卫铄）、王羲之都不是专职书家，初唐四杰之一的虞世南是“当朝大臣”，颜真卿是清廉官吏，是平叛的将军，书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但这业余爱好生命力极强，以至于世人都知道他们是书法家反而把他们其它光辉业绩遗忘了。文学家和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只是在干完正事以后有空闲才动一下笔，也完全是消遣而已并不看重作书。王羲之的“十七帖”也只不过是生活中写的便条，是无意的，甚至是不经心的（举例、胡桃帖、女儿帖、妹至帖、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寒食贴”）从近低（1900~2000）二十世纪十大书家吴昌硕（草体石鼓书法千年一人）、沙孟海（书法理论、教育家）、弘一法师（李叔同、内容宗教、形式艺术）、康有为（碑学理论、《广艺双舟》）、沈尹然（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普及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谢无量（本世纪洗尽铅华、不假雕饰远离人间烟火、淡雅冲和）、齐白石（主张以俗为雅）、于右任（以帖入碑集大成者，标准草书）、林散之（优秀画家，狂草线条极富变化和个性，布白有画意）、毛泽东（历史伟人、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教育家，无心作书家，丰厚学识形成气势狂草表现空前强烈个性）。如果一个书法爱好者，不去学习研究古人书法的内涵，而一味的苦熬精神以求敦厚，哎心沥血以求点画的工拙，这种不具性情仅存形貌的书作，是很难称为好作品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韵胜”上要来源泉于“字外功”的学习和修养。以上从理通、力遒、形美、韵胜四个方面对书法欣赏的标准进行了浅析。作为书法艺术，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是互相联系和影响的，也正是这几方面有机的结合，才构成了和谐统一以至臻完美的书法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幅书法作品的最后完成，可以说是辩证统一规律应用在书法艺术上的创造上的成功。创作者是这样，欣赏者也是如此，因而，我们要想真正地欣赏书法艺术，就必须使自己具备基本的艺术修养。而欣赏活动本身，又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书家内外各方面功夫的精微，从而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力争做到书法鉴赏“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最后用一句话做结束语“书家贵在熔万象为意，欣赏者贵在从意里悟出万象”这就是书法艺术形象的塑造。以上是自己对书法欣赏的浅析，若能对初学书者在欣赏书法方面有点帮助的话，笔者便会感到荣幸之至。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老师和同道们予以批评指正。
浅谈书法艺术的美 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视觉造型艺术。人们欣赏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时，无疑会得到美的享受，艺术的陶醉，但是，欣赏书法艺术的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如文学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相比显得更为抽象，更难捉摸。一幅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审美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是常有的，即使是对一代书法大师作品的评价，也不一定千口一音。那么，书法艺术的审美是否存在统一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审美者所占的角度、所持的依据，特别是自身修养的高低。 艺术上的许多范畴，朴拙与呆笨、凝重与滞涩、豪放与粗野、宽博与松散、飘逸与轻浮、差别都很微妙，在欣赏和评价时把握不住就会产生移位，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俗话说：“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对书法艺术了解程度不同，审美的结论也不会相同，“观千器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这与审美者自身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古往今来，有关书法艺术的审美著作、浩如烟海、今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线条姿态美 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由线条来完成的，而体现线条美的基本要素，则是要求线条富于变化。而书法使用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以笔锋来说，柔软而富有弹性。书写的轻重、疾快、强弱、顿挫、提按、正偏在纸上留下浓谈、干湿、刚柔、动静、方圆等各种千变万化的线条、它是具有生命力的线条、能够充分体现线条的和谐美和动态美。 1、和谐美。这种美的要素，欧美艺术家讲究得极为精细，作张椅子，也要看长短、疏密、粗细、曲直，作得好就美，作得不好就不美。线的美，在美术中，最为高等，不靠旁物的陪衬，专靠本身的排列。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线为生命之本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古人曾说“学书贵能通变”，运笔中掌握提按、顿挫、徐疾和某些过渡性技巧，使线条呈现变化的主要方法，通过按笔可以达到“重若崩云”，提笔又使线条“轻如蝉翼”、令人有种时隐时现的变化感和沉浮感，从而突出表现作品独特的美感。隶书的参差俯仰，使其姿态飘逸，轻灵飞动、工整险峻。楷书方正端庄，使其虚旷，简静，遒劲有力。行书的错落有致，使其若天马行空，雷奔云集。草书绵婉使转，使通篇郁郁苍苍，奇姿雄迈，无不体现线条的和谐美。 2、动态美。对于线条，古来有两个美谈，即：“力透纸背”和“入木三分”。这是表现线条力度的夸张说法，但说明书法讲究笔力、更能体现线条的力度美、瘦能挺、壮能遒、摇曳生姿、似有飞动之态，那么力感与势态造成了线条的动态美。这种动态之美在书法作品中，你或许感到小桥流水，轻流慢淌，或如飞流瀑布，落于九天，或如林中老树，静谧安祥，或如骇雷惊电，震撼环谷……所有这些感受，都是书家通过用笔的控制，写出神态各异、丰富多变的动感线条，体现笔墨之外十分微妙的精神内涵。从优秀作品中不仅看出书家笔墨技巧的娴熟，更能看到对作品的“韵”的把握。即使人产生抑扬顿挫，似高山流水，时而泻于千里之外，时而旋于险滩之间，起到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 二、运笔节奏美 书法美与音乐美、戏剧美、舞蹈美的相似之处是，在于使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以至整幅作品中、富有旋律节奏和诗情画意的意趣。就书法作品而言，笔画的轻重缓急、字形的大小变化、字形的结构、广窄、开合、伸缩、倚正以及自然的牵连飞渡等等的巧妙运用，都能使整幅作品有种自然的运笔节奏感，使欣赏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书法和音乐一样，以抽象的语言创造抽象的形象，这抽象的形象似乎很容易引发欣赏者各种联想，在优秀的艺术家笔下，能创造出使人感到旷远，博大、幽微、深沉、高逸，使人精神得到升华的境界。就象优美的乐曲能激动人的心魄，激励人的情性、激发人的幽思。这抽象形象所表达的虽不是明确的什么，但它仍是和人的审美理想、人的情性修养肯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来自一种修养，一种艺术情志，一种由时代精神折射出来的精神面目，所有这一切铸成的审美内涵，它寓于运笔中的点画、布白之中，让读者通过书家创造的总体形象观赏它，感受它，品味它。 三、形体组合美 书法的形体，由笔画、结构、章法三者组成。笔画上，视其提按、顿挫、疾徐、粗细、浓谈、方圆等用笔自然，变化流畅；结构上视其疏密、错落、承转、争让、欹正等照应周到、匀称生动；章法上，视其大小、高低、宽窄、黑白、虚实等协调统一、行气贯通。中国特有的方块汉字，为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写出来的字，既要符合规范法度，又要富于变化。字体有长有扁、有疏有密、有古朴有奇宕等等，字写得过于平正、则显得板滞拘瑾；结体过于险绝，又易涉怪迁俗。所以应努力做到“平中寓险，险中求平、中宫收紧、左右挥洒、倚侧有正、曲中求直”，才能别有情趣，这样方可称为艺术。人们追求的是真情流露、天趣盎然，符合于当今人们的审美情趣。张猛龙碑，点画多变，以点而言，几处无一相同，此碑结字外疏内密，忽大忽小，忽收忽放，欹侧取势，奇丑相生，结体精密有奇趣。《兰亭序》中21个 “之”字，各具情态，形象生动，上下浑然，似天然雕饰，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品的形体极尽变幻，时整齐匀称，时参差错落，时空旷清朗，时密不透风、形随笔出，字随势生、呈观万千气象，诸多风情，对书法欣赏者来说，书家只有通过形体组合线条，把自己真挚，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作品的境界中去，才能使观赏者而感而动，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四、章法气势美 好的章法布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应顾盼映带、气脉相通。一幅书法作品应前后呼应，疏密有致，一气呵成，具有艺术的整体感。 1、相呼相应，相承相接。就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来说，整体布局合理，格调高雅的作品，从欣赏者的眼光来看，章法可以夺主先入，扑入眼帘，能给欣赏者第一眼的印象，能产生第一视觉效果，是关系列这幅字成败得失最关键的地方。在章法布局中，要照顾到每一点画，每一字的安排位置，是否正确，合理和自然、天头地脚，题款用印，字与字相呼、相应，行与行相承相接、达到疏密得体，揖让有致、顾盼生姿、浑然一体。整体布局是否自然生动，使人一眼望去，黑白分明，疏密有致、气势贯通、格调一致，令人有种统一感和整体感，达到相应的审美效果。 2、虚实相生，空灵相映。宋人姜白石《续书谱》曰：“必须下笔动静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气，当密不密必致雕疏”。 清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常计白当画，奇趣乃出”。由于汉字的自身特点，书法家们可凭借自己的艺术构思和笔墨技巧，创作出千姿百态的作品，来表现自己的独特风格。不同的书法作品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思维形式，有的作品重虚白，气势宽舒静谧，给人以空灵游逸感，有的作品雍容大度，有大气磅薄，纵横决荡之感; 有的作品苍古秀拔，奇崛危险，有种孤芳自赏感。书法艺术中注重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在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虚白之处并非空洞无物，而“虚实相生，皆成妙境”的空间美效果，给观赏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使人回味无穷。 五、内容情感美 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以表达感情，抒发性灵为特征的，书法也是如此，书法家们借助抽象的点画，通过艺术加工，并熔进自己的感情，创作出具有情调的作品，从而引起欣赏者感情上的共鸣。作为书法欣赏者，面对一件书法作品，要力图窥见 作者的感情因子。作为形式艺术的书法，它不仅要求洞悉作品书写技巧、风格，又要领会作品的内容，了解创作背景。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修契事”时“群贤毕至”“流畅曲水”“惠风和畅”的环境中创作出的。就是用他风度超逸、墨彩飞动的正派书风，表现出东晋文人学士的风流潇洒姿态；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子家庙碑》等，则集中反映出他的端庄、厚重、雄壮的颜家气派。又如岳飞的《满江红》，周恩来的《大江歌》、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墨迹，从内容到形体都表现出伟人的气势和魄力。 大凡成功的书作，不单是形体秀美、清丽雄劲、峻拔、怡人眼目，更重要的是表现作者情怀志趣，作者凭着与生俱来的审美意识，自然而然地力求使自己笔下的文字形态更有线条美、更和谐流畅、更变化多姿、更参差错落 ， 使欣赏者心领神会，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六、心灵意境美 意境，是指人的思维境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形成的。人们的意境是千差万别的， 同样的功底，不同程度的意境，就出现不同样的书法水平。意境美，是对书法作者的气势、骨力、神采、风味的高度慨括。唐太宗说：“夫字以神为精魂”；宋黄庭坚说：“书者能以韵观之”，清姚配中说：“以气为主”。历代书家所说的是“神”、“韵”、“气”。而我们继承了意境美的观点，把它概括为“精、气、神”。 字为心声。凡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包括动态的和静态的，如山水、云雾、日月、星辰、鱼虫、鸟兽、风雨、水火、雷霆、闪电、歌舞、战斗等等，无不给书家某些启迪。作者利用某种特殊的工具，通过书写用点画线条等一系列因素，将心灵中的某种情趣表达出来，这种心灵意境的情趣，往往能使书法作品取得某种神奇的效果。心灵意境美的体现，他决定作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个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字外功”，作者的“字外功”愈深、立意也愈高。他所追求的作品也愈真；愈真则愈美；愈美则愈雅，愈隽永、愈耐人寻味。心灵意境美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只有不断加强“字外功”的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可见，意境美是书法家思想感情和修养的流露。思想感情是一切艺术的属性，如“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作者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之中。从书法的内容、线条、结构、章法、体势等体现了作者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短暂、欢乐有尽的感慨。再如清代“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在当时提倡馆阁体的书风下，在书法上大胆创造、锐意革新，创造出“板桥体”。他的章法如“乱石铺街”但“乱”出法度，“乱”出神韵、从中可以窥视他高风亮节的卓然傲世的精神；现代书家弘一法师，他的字充分体现了佛教精神，以上书家创造出不同的书法艺术意境美。由此而知，每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总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每件作品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意境美。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吸收和发展”。如清澈曲折的小溪，多姿多彩的花卉，滔滔不绝的江河，天空飞翔的雄鹰，葱郁有趣的山林等等，都有自身的个性美，同时也有相互间的共性美，那就是自然生动的天趣美，能在书法艺术的点画线条、字体结构、行列安排、章法布局中程度不同地比拟吸收，也能在意趣神采、自然韵律，风姿格调、骨力、气势、气脉相通方面，心须意合，若明若暗地从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成为书法艺术的佳作。用崭新的眼光去看，那些真正的作品中才有可能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作品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高深莫测、难以预言。因为那是作品本身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内涵。任何人都很难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待作品如果真的有了如对待人的一种心态，那么便能敏于捕捉作品的细节与内涵，洞见作品的妙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欣赏。 综合所述，书法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从中品味欣赏可以在视觉上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就在于你是否掌握书法艺术的审美创作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书法艺术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谈”,只有书法与欣赏者心贴得紧密，艺术才能保证永恒，才有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艺术的博大宏深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