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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但我没写过报告什么的，格式不太会，给你点提示吧。首先从射雕看，那就待看射雕人物了，代表人物就是郭靖。郭靖的侠义观是什么？第一，不拘小节，重情重义，从杨康如此待他，他还不计前嫌把他当兄弟可以看出。第二，为国尽忠，蒙古王子是他好兄弟，在蒙古他能获得高官厚禄，但以郭靖的重情重义，这时也变得无情，和少时朋友对立，可见当情义碰到上升到国家高度的情感的时候，抛弃情义而取国家，这是金庸的一贯观点。第三，尊师重道，从郭靖武功高于丘处机，而丘处机某些事对郭靖不太友善……但郭靖依旧重重阳宫为师家重地可见一斑。第四，讲信誉，这点郭靖也行，但突出的是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打赌，为一个赌约而履行十数年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再往后对待女人啦，打抱不平啦那些就不帮你总结了。
当世界上不公平现象屡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便有了侠。起初的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苦难的人民与水火之中。而随后的武侠小说，则大大的丰富了侠文化，引起了人们对于侠的探讨。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小说。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路见不平与人打斗的行为，也渐渐的不为人们所倡导，但真正的侠义精神也是一种利他的精神。在如今这个人利益为重的社会，恰恰缺少利他的精神，这是金庸武侠被现代所倡导的必要性，也是侠义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1、为邻为友的侠义 《雪上飞狐》主人翁胡斐身上所表达的是一种传统的侠义。他路过广东，见凤天南杀害钟阿四一家，欲替天行道，千里追杀凤天南。途中爱上一个女子，名叫袁紫衣。事实恰恰就是这么不幸，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在心上人苦苦哀求和凤天南满心讨好之下，胡斐不为所动杀了凤天南，此后再也无法面对心上人。胡斐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毁掉了自己的幸福。而这恰恰表现了胡斐的侠义发自内心，不为外界所动，可惜现在有太多的人做不到这点，碍于面子，碍于感情，放弃了所谓的正义和公道。 2、为国为民的侠义 郭靖的形象从《射雕英雄传》的愣头青年到《神雕侠侣》的护国英雄，反应了一代大侠成长的艰辛历程，郭靖的侠义是整个武侠小说里最为博大的。他死守襄阳多年，直到为国捐躯，也未曾退却，这才是金庸心中的大侠。与之类似的还有萧峰，在小说的一开头便是武艺卓绝，身为丐帮班主，豪气万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随后的遭遇却是那么悲惨。他身为契丹人的秘密被武林同道知晓，又被小人陷害，蒙不白之冤于天下。最后雁门关一战为换取俩国和平，牺牲了自己。 萧峰长大于汉人家庭，却是契丹人的后代，而汉人和契丹人因为战乱而成死敌，可以说就注定了萧峰坎坷的一生，为后面的以死来消除俩族数十年的战乱，铺下导火索。而郭靖原本就是宋人，为国捐躯，视死忽如归，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这俩人结局类似，各种因由却不尽相同。 3、悲悯的侠义 虚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和尚， 经历了一系列离奇的造化，习得神功，获得无上内力，成为了逍遥派的掌门人，领导一群女子行侠仗义。他的侠义是悲悯的，他不忍见到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也不愿以自己的绝世武功赢敌。他从小就是孤儿，在少林寺长大，备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而他本人却是悲苦的，一家人刚刚戏剧化相认，便痛失父母。可悲的是，他对别人仁慈，生活却丝毫不对他仁慈。 4、自由至上的侠义 优柔寡断的张无忌不爱江山爱美人，他没有郭靖和萧峰的远大理想和气魄，自知不善权谋，对当年逼死自己父母的武林群雄，选择了宽恕，这也恰恰证明了他不适合宫廷的利益之争，更不适合当皇帝。而神雕侠杨过在襄阳城破后，没有与之共存亡，选择和小龙女归隐山水之间，悠然自得，这也是追求自由的体现，不喜欢被国家大义所牵绕，也不喜欢被江湖世俗所烦心，这个结局似乎更加的适合他。 5、武侠小说的通病 曾经的武侠小说，以及现在的各类网络小说，都存在着同一类型的通病。它为了满足读者的特权式幻想，而加以设计情节。小说中武功高强的主人翁可以任意的决定别人生死，可以迎娶好看、美丽宛如天仙的女子，可以受万人敬仰，可以不去花费太多时间练武，达到武林绝顶高手的境界。从而极大的激发了读者们的兴趣，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而现在被各个老师和学校所批判的网络小说更是变本加厉，没有了金庸小说中关于侠义、关于爱情的深刻剖析，却大大加强了心理满足感和欲望代入感，使读者留恋的读下去，甚至荒废了学业，丢失了朝气和梦想。 金庸小说在现代被众多人去研究和倡导，正是由于它满足社会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我坚信不仅仅在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金庸小说依然是各类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加以模仿的对象，他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传奇和巅峰所在。 无戒365天极限挑战日更营 写作训练第17天 文/龙眠散人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当世界上不公平现象屡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便有了侠。起初的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苦难的人民与水火之中。而随后的武侠小说，则大大的丰富了侠文化，引起了人们对于侠的探讨。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小说。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路见不平与人打斗的行为，也渐渐的不为人们所倡导，但真正的侠义精神也是一种利他的精神。在如今这个人利益为重的社会，恰恰缺少利他的精神，这是金庸武侠被现代所倡导的必要性，也是侠义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1、为邻为友的侠义 《雪上飞狐》主人翁胡斐身上所表达的是一种传统的侠义。他路过广东，见凤天南杀害钟阿四一家，欲替天行道，千里追杀凤天南。途中爱上一个女子，名叫袁紫衣。事实恰恰就是这么不幸，袁紫衣是凤天南的女儿。在心上人苦苦哀求和凤天南满心讨好之下，胡斐不为所动杀了凤天南，此后再也无法面对心上人。胡斐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毁掉了自己的幸福。而这恰恰表现了胡斐的侠义发自内心，不为外界所动，可惜现在有太多的人做不到这点，碍于面子，碍于感情，放弃了所谓的正义和公道。 2、为国为民的侠义 郭靖的形象从《射雕英雄传》的愣头青年到《神雕侠侣》的护国英雄，反应了一代大侠成长的艰辛历程，郭靖的侠义是整个武侠小说里最为博大的。他死守襄阳多年，直到为国捐躯，也未曾退却，这才是金庸心中的大侠。与之类似的还有萧峰，在小说的一开头便是武艺卓绝，身为丐帮班主，豪气万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随后的遭遇却是那么悲惨。他身为契丹人的秘密被武林同道知晓，又被小人陷害，蒙不白之冤于天下。最后雁门关一战为换取俩国和平，牺牲了自己。 萧峰长大于汉人家庭，却是契丹人的后代，而汉人和契丹人因为战乱而成死敌，可以说就注定了萧峰坎坷的一生，为后面的以死来消除俩族数十年的战乱，铺下导火索。而郭靖原本就是宋人，为国捐躯，视死忽如归，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这俩人结局类似，各种因由却不尽相同。 3、悲悯的侠义 虚竹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和尚， 经历了一系列离奇的造化，习得神功，获得无上内力，成为了逍遥派的掌门人，领导一群女子行侠仗义。他的侠义是悲悯的，他不忍见到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也不愿以自己的绝世武功赢敌。他从小就是孤儿，在少林寺长大，备受佛教文化的熏陶，而他本人却是悲苦的，一家人刚刚戏剧化相认，便痛失父母。可悲的是，他对别人仁慈，生活却丝毫不对他仁慈。 4、自由至上的侠义 优柔寡断的张无忌不爱江山爱美人，他没有郭靖和萧峰的远大理想和气魄，自知不善权谋，对当年逼死自己父母的武林群雄，选择了宽恕，这也恰恰证明了他不适合宫廷的利益之争，更不适合当皇帝。而神雕侠杨过在襄阳城破后，没有与之共存亡，选择和小龙女归隐山水之间，悠然自得，这也是追求自由的体现，不喜欢被国家大义所牵绕，也不喜欢被江湖世俗所烦心，这个结局似乎更加的适合他。 5、武侠小说的通病 曾经的武侠小说，以及现在的各类网络小说，都存在着同一类型的通病。它为了满足读者的特权式幻想，而加以设计情节。小说中武功高强的主人翁可以任意的决定别人生死，可以迎娶好看、美丽宛如天仙的女子，可以受万人敬仰，可以不去花费太多时间练武，达到武林绝顶高手的境界。从而极大的激发了读者们的兴趣，让我们继续读下去。 而现在被各个老师和学校所批判的网络小说更是变本加厉，没有了金庸小说中关于侠义、关于爱情的深刻剖析，却大大加强了心理满足感和欲望代入感，使读者留恋的读下去，甚至荒废了学业，丢失了朝气和梦想。 金庸小说在现代被众多人去研究和倡导，正是由于它满足社会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我坚信不仅仅在今天，在以后的日子里，金庸小说依然是各类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加以模仿的对象，他是武侠小说的一个传奇和巅峰所在。 无戒365天极限挑战日更营 写作训练第17天 文/龙眠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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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女师傅，林朝英书中所述不多，发挥余地大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霍青桐 回部首领木卓伦之女，秀美绝伦，俊极无俦，更值得一提的是她的领导才能，冰雪聪明，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文武兼备，能够调兵遣将，指挥大局。她没有一般女子的柔弱，她是坚强女性的表率，在爱情的失意之后她没有消沉，而是把保卫自己民族的重任挑在了肩上。她武艺高强，洞悉人性，具有大型谋略智能，智勇双全的回疆奇女子，人称翠羽黄衫霍青桐，不但有谋有略，而且眼界高远、胸襟广阔，不在乎世人的误解与评价，踽踽独行于真理道上，具大丈夫气概，而不失女性温柔。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统领导回疆人民以寡敌众，运筹帷幄，“黑水河之役”大败清兵，堪称是一位女中豪杰。 如此女子，她的感情却是悲哀的。陈家洛的出现，打破了她心中的藩篱，打乱了她的世界。一时间好象生活在尖锐，刺耳的惊叫声中，没有出路，只有回声。霍青桐对陈家洛，虽然陈好象风筝远扬了，她的心总还绑在线上，在风中摇摆。每一日每一日的耗度，皆像是望眼欲穿的折磨，但亦是一种臻于成熟的沉潜。 陈家洛对她亦是有好感的，女扮男装的李沅芷却成了陈家洛和霍青桐之间的无形之墙。 后来，陈家洛爱上了香香公主，也就是霍青铜的妹妹--喀丝丽。 一切似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黑水河之战，是为了解救深陷险境的陈家洛和香香。布兵之时，她的爹不相信她，哥哥不相信她，不下也不相信她，甚至连赛诸葛的徐天宏也识不出她的计谋.她只能向真神阿拉求助,诉说.一方面,她要打退清兵;另一方面,她又希望爹爹和妹妹能够平安归来.面对众人的误会,她非但没有抱怨,而是真心希望自己能替别人受苦.这点胸襟和气度,是潜意识里不喜欢她太能干的陈家洛远不能企及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穷尽心智，终于打了胜仗。 她病了，她病得很严重。可是相比心里的伤痛，身体的病痛又仿佛不算什么了。这个坚强的女子，在这时选择了逃离。她一声不响地离开，或许她只想找到一个不会让她如此伤心的地方，于是她走了。 她是美丽的，她是可爱的，她是坚强的。可是她深爱的人爱上了别人，总是她再美丽、再可爱、再坚强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这个人还是自己疼爱的妹妹。我很喜欢霍青桐，另外也可以写程英，“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她的感情令人扼腕。
悲情侠女的话。。。有一个阿紫。因为他爱的人是英雄。纵观中国历史，英雄注定都是短命的。所以阿紫的感情所托非人，所以是悲情的。第二个是阿碧。不过也不能说她属于是悲情的。必竟最后她还在陪伴在了她的爱人身边。她出身低下，在中国社会这个最讲究门当户对的地方，她的感情注定是不会完美的。最后她陪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类过完一生。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她也是悲情的。第三个是阿青。越女剑中。在情敌的无敌的长相下惨败的女士，说明了一个问题：武力是不能解决感情问题的。阿青女士有很强大的武功。这也说明了中国男人的一个普遍观点：注定当主角的男人不会喜欢属于越一流高手的女人。那就变成女主小说了。很明显金庸小说都是男主的。也证明了。在情敌的绝对优势下。能力再强的女人也不会幸福的。第四个是阿九。老爹老妈被清朝的BOSS逼死，喜欢的男人娶了别的女人。而且她完全没有能力报仇，更没有能力抢回喜欢的男人。虽然书中多次提到她武力很强大。但是总的来说她就算有再高的武功。她也只算个弱者。所以她是可悲的。所以她这种人注定出家。所以是悲情的。第五个是岳灵珊。老爹变态，老公变态，还被初恋情人和情敌同情，老爹没能力，老公没能力，眼睁睁看着初恋情人比自己老公老爹加起来更厉害更威风。做 为一个女人，没有比这种事情更痛苦的了。所以她也是悲情的。其它的都不算是悲情了。至于李莫愁。只能算是心理变态的产品。阿朱并不悲情，她是幸福的。死在自己的爱人怀里。算是可悲吗？宁中则也不算是悲情的。必竟她至少曾经幸福过。白马啸西风里的小姑娘也不算是悲情的。她爱过，也被爱过。无论是她的恩人，还是她的敌人，都是爱她的。这点她就比很多人都幸福了。而且最后，她也选择了忘记，远离成长的地方，去陌生的国度寻找另一半。她那不叫悲情。叫解脱。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去韩云波的新浪博客看看，应该有那么一篇类似的论文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如果要我写的话 首先是侠的起源,这要从墨家思想开始谈起. 然后是侠的定义 金庸对侠的认识及其转变 金庸笔下人物的侠之表现 侠之大者 武侠精神在日本及西方的发展 武侠精神与自我满足心理的论述. 书目的话,有一本《十家论墨》很不错。讨论金庸的书和文章就太多了。另外百家讲坛之类的节目讨论武侠的也很多。记得采纳啊
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 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 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 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 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 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 了。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 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 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 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 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 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 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 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 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 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 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 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 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 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 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 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 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 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 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 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 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 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 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 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 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 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 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 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 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 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 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 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 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 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 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 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 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 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 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 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 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 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 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 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 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 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 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 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 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 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 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 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 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 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 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 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 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 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 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 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 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 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 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 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 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 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 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 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 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 涩境地。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 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 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 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 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 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 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 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 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 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 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 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 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 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 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 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 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 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 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 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 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 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 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 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 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 然不可爱。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 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 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 后采取行动的勇。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 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 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 冰，不可谓不勇敢。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 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 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