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意象群由大鹏、凤凰、猛虎、天马、黄河、长江、明月、仙与酒、剑与侠等等构成。在这独特的意象群中，最富于个性特点的当数那奋飞高翔的大鹏。在大鹏身上，李白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大鹏赋》不仅写出大鹏“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更写出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翱翔云天的自由逍遥。大鹏是诗人的艺术化身，直到诗人临死之时，仍不忘怀大鹏，他沉痛的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在对鹏的哀挽中总结自己的一生。诗人还常借凤凰言志：“风饥不啄食，所食唯琅轩。焉能与鸡群，刺蹊蹙争一……。“表明了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志向。 李白诗歌独特的意象群，界说了最具创造力的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本身。从他众多的诗篇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白的大部分诗歌专力塑造和突出的正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不像王维，对于怎样感知世界是那样关注、留神，也不像王昌龄，对怎样表达细腻的心里情绪是那么的介怀。李白索要表达的正是一个选昂的“我”——如何、怎样、说什么、干什么、从而也形成了诗人特殊的表达方式，真率明朗，酣畅淋漓。 所谓真率明朗，就是毫无掩饰，直抒胸襟。李白的诗，总是“开心写意”，无所顾忌，无所遮拦，他赶与斥责最高的统治者，藐视炙手可热的权贵，公开表明对现实的不满明确表明不与世同流合污。得意时，他放声大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他高声的疾呼：“大道加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哭，就痛苦出声；他歌，就狂放高唱……总之，李白的所思所忆，所感所发，全都向世人敞开，让人看得一清而楚。读他的诗，如清秋明月，晶莹透彻，清光可鉴。表面上太直太露，实际上直醇芬芳，是人感奋激荡。 而所谓的酣畅淋漓，就是汹涌而来，尽情宣泄。栗暴的诗，常常是突兀而来，如飞瀑急流：“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先声夺人，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而紧接着的，又往往是滚滚洪流，一泻无余：“弃我去者昨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将近酒》、《蜀道行》等诗，都是以奔放酣畅而著称的名篇。这些诗，大起大落，突兀变换，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气势，最能代表李白的诗歌德的个性特点。 杜甫的诗歌意向群，无不浸透着诗人忧国伤时，爱国悯生的感情，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同样是写凤凰，可他笔下的凤凰同李白诗中孤傲清高，洁身自好的凤凰截然不同。如《朱凤行》中那只处境艰险，孤无俦侣，但心系百鸟、仁爱善良的朱凤以及《凤凰台》中那只“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裹正为此，群盗何淹留”的悲凤，无不充满对黑暗现实在憎恨，对国家和天下苍生的关怀和同情。那一只只忧国忧民的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充分表现了杜甫沉郁的风格。此外，桔树、瘦马、秋风、古塞、病桔甚至高江、急峡、危城等，也是杜甫的意象群。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底”等诗句，感情背伧，色彩忧郁，气氛沉重都有力的表现出杜甫深沉而忧郁的情思。杜甫虽不同于李白的真率明朗，酣畅淋漓但读起来却有另一番风味。 杜甫诗歌意象的组合，也不同于李白的诗歌的“疏宕”而是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如《登高》就是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的一首诗，特别是首联和颔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而用字遣词又十分精密得当。从而沉郁顿挫地描绘了大江边的深秋景象，抒发了诗人半生艰难的身世家国之慨，被后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此外，“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细草微风岩，危墙独夜舟”等诗句，都是意象密度很好的句子。同时，杜诗的众多意象之间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如《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首联一乐景写哀情。花伤客心，颔联述山河壮丽，无限感慨；颈联论天下大事，词严义正；尾联讽刺当朝昏君，唱叹自遣。全诗意象密集，条例分明，熔自然景色、国家灾难、诗人情丝于一炉语壮意阔，寄慨颇深，鲜明地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我写的是李白诗歌的儒仙侠精神，开题报告如何入手？？
生命精神是人的生命意识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是主体生命力的聚合和放射，就其作品而言，更表明诗人“如实地呈现了‘人’的生存状态，并在其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中国文学的生命精神，远自上古神话，中经诗三百和屈原辞赋，到《古诗十九首》，主线分明，蔚为风采，都在生命体验的大开大阖中表现着诗学魅力。而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中国诗学到了李白所生活的盛唐则达到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程度。我们从杜甫对李白的诗学评价中得到的就是生命精神的爆破性信息。李白的生命意义结合着一系列的情结要素发之于诗歌，淋漓的元气，创作的欲望，大有“下笔如有神”的天人贯通之势。究其实，“神者，吾身之生气也”，“灵变惝恍，妙万物而为言”，它是诗人特殊的生命体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梁园吟》)――当李白把创作情结、黄河情结、长江情结、名山情结、明月情结、屈原情结、长安情结、东山(谢安)情结等凝聚为这样的诗句的时候，读者感受到的便是心灵时空浩淼巨大的诗人的生命绝唱。
先引用你认为李白给你印象最深的诗句，并谈谈您的见解，由此拓展，并以当今社会现象与之对比，诸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和很多人急功近利对比，反衬李白的自由潇洒（仙的气质），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则表现了李白出世，建业的儒家精神，而儒家的仁爱又有侠的气质。最后综述体会心得。简而盖之，四个字“起承转合”。
纵览李白的一生，无论是在言行还是在诗文里，侠士精神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随着世途坎坷的磨炼，阅历经验的增加，他身上的侠士精神的内涵也有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 李白无不在自己的诗文里留下鲜明的烙印。尚气之侠李白的年轻时一直是“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满怀豪情,几多欲兼济天下。“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在诗作中经常记叙少年游玩之事,着力表现入仕之前及时行乐的飘逸之态，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尚气、任侠。李白早期仰慕武侠风范,当其在现实中不得志时,往往就更愿在虚拟的侠光剑影里遨游一番，来宣泄这种情绪的，发泄其尚未得志的苦闷：孤愤之侠李白的侠气总是与其政治理想联系起来的,其诗中的侠士更多的是在现实与理想的之间的徘徊。当其得志时往往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而在受挫后,更多的表现其怀才不遇与其愤激之情：李白在继承前代侠义精神的同时,能够将侠士不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人的家国功业理想结合起来, 就使得李白的侠义更加的生动。趋人之急, 重诺守信的精神。他在咏侠诗中高声颂扬重诺守信的延陵季子或者将具有侠士风采的朋友比作延陵季子： 历史上的侠士们大都是重然诺的,如乐毅、郭隗、候瀛、朱亥等等,这种精神深深感染着李白,在咏侠诗中李白也写出了自己对这种精神的仰慕和追求：“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 感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李白笔下也有歌颂了侠士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对这种舍身赴难,知恩必报的行为，李白是极为倾慕的：“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 （《结袜子》） 。轻财好施 李白在他自叙生平的《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说:“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余。”反映出了李白在生活中具有轻财好施的侠义品格,而且李白也颇以自己的行为自得。李白多次提到古今侠客的视钱财如粪土的节义行为。 重成功,轻虚名李白歌咏的侠士大多是那些成功的英雄, 他们都是获得功绩、取得盛名的侠士，对这些功成名就的人物,李白都表现出极大的崇拜，而对那些名成功不就的侠士们更多的是遗憾和感慨：“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流夜郎赠辛判官》）
一、李白的情怀：1、鹏飞九天的情怀：盛唐国力强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2、自由不羁的情怀：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3、忧国伤民的情怀：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4、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庸俗卑恭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齐一万物、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扩展知识：人物简介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汉族。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李白小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老爸万里辗转，到四川的时候还小，当时的江油也是个不大的城市，外面就是荒野，虽然李白老爹是商人，但是李白小时候就不是很爱学习的，就爱到处玩，所以才遇到了磨铁棍的老太婆，才学会了铁杵剑法。以上全是胡掰哈……不过说实话，当时的四川野生动物也还很多，而且很凶猛，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的熊猫就是很凶猛的动物，杂食型，饿了也会袭击各种小动物。李白当时亲手干掉过好几个熊猫来的……当然其他珍禽异兽也是数不胜数。下面给你复制粘贴了哈。。。。李白在《华山云台歌送丹丘子》傍边写道“华山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空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色,千年一清贤人在。巨灵吼怒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在这首诗的“黄河如丝天空来”一句傍边,笔者将黄河比方成丝纺线,表现黄河源头之长,无垠无涯。“洪波喷箭射东海”一句则是将黄河的滔滔波涛比方成齐发的万箭,直奔东海,形象的将黄河气吞万里的气焰表现出来。唐朝经济蓬勃,交通发财,都讨论业畅旺,是以游侠之风盛行。李白的这首《侠士行》就是以游侠意识为大旨。藉以抒发:“侠之大者为国为平易近”的高贵思惟。在李翻白眼中为侠者激昂大方、忠义、不追求名位利益、一诺令爱。笔者路程经过过程对于古代侠士的描述极力称赞了游侠的高尚人格,诡计用这类游侠意识一扫本身政治上郁郁不惑的的阴霾。[14]金庸《白马啸指秋风》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12]金庸《雪山飞狐》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金庸不仅只是1个思想家,他照旧一名很是超卓的政治家。金庸的从政之路十分顺遂,从1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讲,他是乐成的,并且金庸对于於政治世界的理解也是十分透辟的。金庸最后两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鹿鼎记》的正题思惟就已凌驾了武侠小说的领域,纯粹成为两部十分超卓且另类的政治小说。在这两部作品傍边,笔者路程经过过程塑造了令狐冲、左冷禅、岳不群、韦小宝、康熙、郑克爽等一系列活泼且个性化的人士形象,将政治糊口傍边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展此刻众人眼前。面临钩心斗角,勾心斗角的名位利益场,政治人群的丑态尽收眼底。这两部作品内部实质意义实际,抒发深刻,包罗了金庸小我私人保存履历的名贵经验,是一幅活生生的“政界全像图”。[2]何惭 许郡宾《宋刻本李太白全集》beijing师范学校大学神州诗歌研究中间【要害字】:李白金庸仙侠精力配合点3、人的生活的履历与精力寻求[13]金庸《鸳鸯刀》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5]冷夏 辛磊《金庸传》湖北人平易近出书社2008 初版李白以前,初唐的诗歌因齐、梁两朝浮艳文风积弊过深,未能形成本身独特的气焰气魄和系统。李白踏著盛唐蓬勃的大潮,斗胆地走浪漫主义线路,一扫颓然的文风,让汗青记住了唐诗也记住了李白这位“诗中之仙”。金庸以前,神州武侠小说一直没有办法开脱名臣、烈士的俗套子,金庸和梁羽生、倪匡、古龙等人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又因金庸的成绩无上,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掌门人”。[19]金庸《侠士行》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8]金庸《书剑恩怨录》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侠士之道,是自古残留下来的名贵的文化遗产。是神州文化的1个重要构成部门。侠义的观点从狭义上讲是“抱不服”,从意义广泛上看是“精忠为国效力,为国为平易近”。不论什么时代在黎平易近的心目中都少没完“侠士”这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侠士做到一定的境界就成了仙人,所有的侠士不论是生是死都被老黎平易近们神话了。这在李白的人的生活履历和金庸的作品傍边都获患了印证。狭道的无上境界即仙道,两者辩证同一,就像武学的无上境界“无招胜有招”同样。李白的人的生活之路是1个由儒到侠,再由侠到仙的转化历程。金庸崇拜李白,从金庸的很多作品傍边都能瞥见李白的身影,金庸甚或者用李白的《侠士行》定名本身的小说,李白的仙、侠精力在金庸作品傍边获患了担当和发扬。精确的说是神州文化在两代文豪笔下的一种传授继承,值当每1个神州人去进修研究并接续传授继承下去。浪漫主义是二人作品傍边最大的相仿点,其次是抱负化、个性化的因素在作品傍边的抒发。这也是二人作品傍边的一大特色。浪漫实在就是一种个性,领有浪漫就有了美。要是说个性是美的条件,抱负是美的主线,那麼浪漫就是美的成果。李白在政治上郁郁不惑,便周游山河,流落在外,於是便有了情感细润的优秀的作品,他在《静夜思》傍边写道“床前明月色,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垂头思故里。”笔者在这搭将月色比方成霜,笔者充实阐扬小我私人的想像力,将月色这类物质进一步实体化,并付与其浪漫主义美学的外套。翰墨未几,却字字珠玑,略显忧戚,而又将这份忧戚隐蔽在华美的外套之下,读来让人感叹万千。金庸则是将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融入其武侠小说中,杨过与虬龙女的恋爱,盘曲而又浪漫,是一种抱负化的恋爱。虬龙女和杨过的十六年之约,让无数初尝恋爱滋味儿的少男奼女心驰心里向往。这此中又加进了金庸自身的抱负和个性,正如他在《神雕侠侣》跋文中说的那样子:“……杨过和虬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彷佛归於上天的意旨和偶合,实在却须归因於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要不是钟情云云之深,决不会逐一跃入谷中;虬龙女要不是本性恬澹,决难在最低点永劫茕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但归根到底,老是由大家原来性格而定。”参考文献:一、撰著独特之处的契合[15]金庸《飞狐别传》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6]冷夏《文教育界怪侠:金庸传》喷鼻港明报出书社1994初版[9]金庸《碧血剑》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17]金庸《倚天宝刀记》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20]金庸《越女剑》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内部实质意义择要】:李白与金庸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李白在诗歌中做仙人,梦游九天,做侠士,纵横四海。金庸在本身的武侠世界里笑傲江湖,仗剑行全国。两人的作品在八下里相仿、雷同。这篇文章试从李白和金庸各自的撰著独特之处,撰著伎俩,小我私人寻求和思惟意象等方面简单相比较阐发李白关于仙、侠精力的诗歌与金庸武侠小说的配合点,探寻仙侠精力从古直到现在的实际意义。金庸是我国闻名的新派武侠小说巨匠,其作品常识含量富厚,想像独特,神乎其神;情节跌荡升沉,异想天开,扣人心弦;人士个性鲜活,语言活泼流利。最重要的是,在金庸的作品傍边也有仙、侠精力的传续。金庸以其现代浪漫主义的格调,将这类精力表现出来,给人一种清爽天然的觉患上。他的作品离开了传统武侠小说的俗套子,插手了其小我私人全新的思惟。写汗青,凝重;写糊口,活泼;写恋爱,甜美;写人的生活,乐不雅。揭示给众人一部部经典的恋爱童话。浪漫、华美。就象醇喷鼻琼浆,品往返味无限。李白与金庸都对于神州传统文化有著很深的造诣,她们的人的生活不雅、价值不雅受神州传统文化影响较大。两人对于於传统的侠义思惟、神学思惟都怀有一种崇拜生理。李白门第清贵,接管过杰出的教诲。为人豪迈激昂大方,沉著潇洒,喜欢“天上地下独来独往”,以游侠自命。“文武不殊途”,他平生不离佩剑“抚剑夜吟啸,大志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崇信玄门,在他多年以前的诗中他说本身“十五游仙人,升天不曾经歇。(《感兴》六首)自号“青莲居士”。金庸门第煊赫,生於清末官宦世家,受神州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教诲,崇信释教。这些个都对于她们厥后作品的创编气焰气魄孕育发生了伟大的影响。李白是我国汗青上杰出的浪漫主义骚人,其诗歌多用独特而夸张的比方,壮丽而富厚的想像,抒发小我私人抱负。其关于仙、侠精力的诗歌更是意象深广,大开大合,读来使人或者气度豁然,或者赏心悦目,或者布满无尽的联想。忽而醉梦游去九天以外,忽而抱不服纵横四海……在李白所寻求的小我私人思惟境界傍边总少没完无尽的浪漫与非常奇妙。一朝知难而退然后,不论是名相,贤臣照旧大侠终极都做了隐者。李白云云,金庸也是云云。李白的隐退同化著些须的不甘心与无如,金庸则是真真正正的使成为事实了本身的政治抱负,岂论历程怎样,终极的成果都是归隐。李白选择了做羽士,学学老子的“无为而治”以解心忧。金庸则皈依三宝,遇事“八风不动”。面临王朔的搬搞,也是不嗔不怒,仅在《文报告叨教》上揭晓了一篇专函来表白本身的立场,潇洒之极。李白和金庸都十分注意小我私人性格在作品傍边的表现,狭义上说是一种创编上的独特,意义广泛上讲就是“只有平易近族的才是世界的”。李白与金庸在文学史上的成绩各有所长,二人撰著气焰气魄的相仿源於自身对于神州传统文化的理解透辟了了,这要患上二人的作品在八下里都有相仿性。二、夸张,比方的撰著伎俩在二人作品傍边的广泛运用。试析李白诗歌与金庸小说中的仙侠精力特徵[11]金庸《神雕侠侣》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在神州传统的文化观点傍边,“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是每1个念书人独一的精力寻求。念书、出仕是每1个念书人的必经之路,是正路。功成然后便飘然身退,寻个“世外桃源”自患上其乐,终其平生。当李白获悉玄宗招其入宫为官时,他尽兴长啸:“仰天捧腹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南陵别小童入京》)当他政治上不惑,郁郁离开长安时,他拍发了“皇帝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感叹,这句诗是后人对于其“入仕不遇”的评价。不是李白他不想上这“皇帝船”,实是这“皇帝大船”容不下于他这个“酒中之仙”。李白在宦途上的坎坷,让他认清了社会形态实际,认清了政治的素质。他其实不舒服合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是以,他用本身作品报复浑浊的政界,勾勒政治人群的丑态。[7]王朔《我看金庸》《神州小伙子报》1999[4]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书社2001初版二人都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从金庸的很多作品傍边也都能找到李白的身影,例如《笑傲江湖》傍边的令狐冲,《天龙八部》傍边的萧峰(也做乔峰)她们与李白的性格都有很多的相仿性:为人激昂大方,人性放荡不受束缚,好酒,喜欢快饮琼浆。小我私人性格的独特之处决议其作品的艺术气焰气魄。李白有“人的生活自患上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于月”的激情,金庸就让令狐大侠和萧大侠来个“酒逢良知千杯少”的激昂大方潇洒。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傍边“我欲因之梦吴越,一晚上飞度镜湖月”,金庸就在桃子树花岛上“桃子树花影落飞神剑,碧浪潮生按玉箫”……二人笔下的侠士们不仅扶弱济贫,对于於糊口品位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就象仙人之概。[3]《唐之韵》北京三多堂影视告白有限公司虽则李白的宦途之路是坎坷的,在政治上并无什麼大的作为,可是里他却留给咱们无数到处歌颂赞扬的诗歌。这此中包罗著他“出仕” 时期的种种遭受,使后人有了前车可鉴,也总算一大“政绩”,最后也总算“知难而退”了。李白在政治上郁郁不惑,没有办法使成为事实本身的抱负与抱负,便将本身的抱负依靠在本身的诗歌傍边。李白所寻求的是浪漫、自由的糊口,一种仙人般的日期。这也就诠释了为什麼在李白的作品傍边有太多关於极乐世界的描述。这就是“仙”的精力在李白身上的最佳表现,李白在本身的作品傍边揭示的是一种抱负,是一种每人神驰的“童话世界”,李白的这类精力境界,成了厥后神州文人在掉意时竞相仿效的对于象。2010年08月03日虽则金庸在政治上是乐成的,可是金庸也神驰仙人般的糊口。虽则金庸没有像李白那样子,政治不惑,寄托情怀山川,可是金庸却把这类“仙”的精力渗入在本身的作品傍边。他但愿小说傍边的主人翁都能有1个美满的了局,寻求一种神的境界。在金庸的作品傍边,杨过与虬龙女,袁承志与夏青青,令狐冲与任盈盈,韦小宝和他的七个妻子……无不是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名堂,然后飘然身退,仙人眷侣。金庸将本身在糊口上的掉意,不克不及使成为事实的抱负依靠在其作品傍边。以浪漫的笔触,为众人勾勒出一幅幅“成人童话”,寻求的是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人的生活境界。在这一点儿上金庸与李白不约而合。[1]孙洙《唐诗三百首》人平易近文学出书社 1956注释评析版[22]金庸《鹿鼎记》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其三,敢於推陈出新4、思惟意象要是说李白是大唐浪漫主义诗歌的前驱,一扫魏晋以来颓然的文风,开起了盛唐诗歌绚烂多姿,百花盛开的时代。金庸也用其独到的气焰气魄,富厚的想像书写了神州新派武侠小说的新篇和章。金庸的作品与李白的诗歌气焰气魄极为相仿,缘故原由有三。一、夸张:金庸将武功的威力夸张化,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慕容锋被黄蓉用计困在数百米高的冰丘上,慕容锋为了保住性命,仅凭武功和用衣裤扎成的简略单纯“下降伞”就从冰丘上一跃而下,想要完成如许的特技动作纵然运用现代技能也是很难完成的。再如,郭靖、黄蓉、洪七公另有慕容父子被困明霞岛,慕容锋逼郭靖伐树,郭靖仅凭肉掌伐了二十二棵树……虽则这些个情节都不切合物质成长的客不雅纪律,但却让人读来酣畅淋漓,大喊过瘾,这些个都是夸张伎俩的艺术魅力。武侠作品傍边这类夸张的表现伎俩一直影响至此刻。从上百年80年月直到现在,但凡武侠影视作品,大侠们都是轻轻挥剑,便剑气横飞,灭口于百步以外。一套降龙十八掌,一部《九阴真经》成了江湖上每人求之不患上的武学至高境界。金庸运用夸张的伎俩描述神州技击,付与了大侠们“神”的特徵,这即是将仙与侠的精力糅打成一片,这一点儿很是切合神州文化仙侠合一的传统。金庸也同样善於运用比方的伎俩。金庸的比方则是将庞大的原理简单化,例如在《倚天宝刀记》傍边,张无忌学成神功后瞥见白眉鹰王和宋远桥交锋,总能发明两人招式中的马脚,可是他本身却又没有办法破解。金庸对于张无忌的这类设法做了1个十分患上当的比方:“正如飞禽见识下狮虎屠杀,难免会想:‘何不高飞下扑,可制必胜?’却不知狮虎在百兽之中虽则最为凶猛厉害,要高飞下扑,倒是力所不克不及。”再者金庸对于其作品傍边身怀特技,却又不会没事了施用神功的人有这麼一段比方“就像是1个力气很大的小孩耍1个比他本身大的铁锤,拿捏不稳肯定是会伤到本身”……如许的比方有很多,既活泼形象,又通俗易懂,大大增长了作品的可读性。[16]金庸《连城诀》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10]金庸《射雕英雄传》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21]金庸《笑傲江湖》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其二,浪漫主义气焰气魄的运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金庸的十五部作品傍边,“侠道”这类思惟境界进一步深刻化。此中《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宝刀记》《书剑恩怨录》《碧血剑》《鹿鼎记》无不贯串著精忠为国效力的思惟,宛如《神雕侠侣》傍边郭靖对于杨过说的那段话:“为国为平易近,侠之大者。鞠躬尽瘁,死尔后已”。其一,神州传统文化的薰陶[18]金庸《天龙八部》三联出书社 1994第二版既是不克不及“入仕”那麼就在贩子平易近间之中去使成为事实小我私人的抱负,一首千古传颂的《侠士行》将笔者的这类思惟意象推上了1个全新的高度。“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遝如贼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袖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目炫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椽子城。纵死侠骨喷鼻,不惭世界上英。谁能书足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路程经过过程援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来称道侠士,婉转地抒发出本身的抱负。但愿能像古代侠士那样子患上以拜识明主,去为国效忠,成绩一番事业。李白在《秋浦歌》(其十七首)傍边写道“鹤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亮的镜子里,那边患上秋霜。”试提出不懂的题目什麼样的鹤发能有三千丈长,笔者用夸张的伎俩将本身的愁绪形象的表现出来,也让读者孕育发生了共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星河落九天”(《望庐山高山流水》)对于於云云波涛壮阔的山河美好的景色,除开用“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夸张伎俩表现外,再也没有不论什么一种伎俩能将庐山高山流水的壮丽勾勒患上如今活泼形象,壮丽非常奇妙。这个之外李白亦有描述灭口尘凡里,千里不留名等抱不服,技艺崇高高贵夸张之作,例如:“……少年学剑术,淩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今生雄风。……笑尽一杯酒,灭口都市中。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结客少年场行》),……酒后竞风范,三杯搞宝刀。灭口如剪草,剧孟同游遨……(《白马篇》),……堂中各有三千士,嫡知恩图报知是谁。抚长剑,一扬眉。净水白石何离离……(《扶风豪士歌》)”等等,都是路程经过过程形象的描述,将侠士们的技艺夸张化。说笑间灭口於市中,灭口如剪草般利落索性淋漓。抚剑扬眉,喝酒放歌,虽夸张到最大程度,读来却使人血脉怦张。
生命精神是人的生命意识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是主体生命力的聚合和放射，就其作品而言，更表明诗人“如实地呈现了‘人’的生存状态，并在其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中国文学的生命精神，远自上古神话，中经诗三百和屈原辞赋，到《古诗十九首》，主线分明，蔚为风采，都在生命体验的大开大阖中表现着诗学魅力。而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中国诗学到了李白所生活的盛唐则达到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程度。我们从杜甫对李白的诗学评价中得到的就是生命精神的爆破性信息。李白的生命意义结合着一系列的情结要素发之于诗歌，淋漓的元气，创作的欲望，大有“下笔如有神”的天人贯通之势。究其实，“神者，吾身之生气也”，“灵变惝恍，妙万物而为言”，它是诗人特殊的生命体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梁园吟》)――当李白把创作情结、黄河情结、长江情结、名山情结、明月情结、屈原情结、长安情结、东山(谢安)情结等凝聚为这样的诗句的时候，读者感受到的便是心灵时空浩淼巨大的诗人的生命绝唱。
哇！你学的什么啊？毕业论文是武侠小说？关于金庸小说的东西多的是呢！到处都能找到！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去韩云波的新浪博客看看，应该有那么一篇类似的论文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2006-04-06 15:52:52大中小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李白诗歌的意象群由大鹏、凤凰、猛虎、天马、黄河、长江、明月、仙与酒、剑与侠等等构成。在这独特的意象群中，最富于个性特点的当数那奋飞高翔的大鹏。在大鹏身上，李白寄予了自己的理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大鹏赋》不仅写出大鹏“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更写出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翱翔云天的自由逍遥。大鹏是诗人的艺术化身，直到诗人临死之时，仍不忘怀大鹏，他沉痛的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在对鹏的哀挽中总结自己的一生。诗人还常借凤凰言志：“风饥不啄食，所食唯琅轩。焉能与鸡群，刺蹊蹙争一……。“表明了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志向。 李白诗歌独特的意象群，界说了最具创造力的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本身。从他众多的诗篇中，我们不难发现，李白的大部分诗歌专力塑造和突出的正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不像王维，对于怎样感知世界是那样关注、留神，也不像王昌龄，对怎样表达细腻的心里情绪是那么的介怀。李白索要表达的正是一个选昂的“我”——如何、怎样、说什么、干什么、从而也形成了诗人特殊的表达方式，真率明朗，酣畅淋漓。 所谓真率明朗，就是毫无掩饰，直抒胸襟。李白的诗，总是“开心写意”，无所顾忌，无所遮拦，他赶与斥责最高的统治者，藐视炙手可热的权贵，公开表明对现实的不满明确表明不与世同流合污。得意时，他放声大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失意时，他高声的疾呼：“大道加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哭，就痛苦出声；他歌，就狂放高唱……总之，李白的所思所忆，所感所发，全都向世人敞开，让人看得一清而楚。读他的诗，如清秋明月，晶莹透彻，清光可鉴。表面上太直太露，实际上直醇芬芳，是人感奋激荡。 而所谓的酣畅淋漓，就是汹涌而来，尽情宣泄。栗暴的诗，常常是突兀而来，如飞瀑急流：“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先声夺人，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而紧接着的，又往往是滚滚洪流，一泻无余：“弃我去者昨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将近酒》、《蜀道行》等诗，都是以奔放酣畅而著称的名篇。这些诗，大起大落，突兀变换，呈现出天马行空的气势，最能代表李白的诗歌德的个性特点。 杜甫的诗歌意向群，无不浸透着诗人忧国伤时，爱国悯生的感情，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同样是写凤凰，可他笔下的凤凰同李白诗中孤傲清高，洁身自好的凤凰截然不同。如《朱凤行》中那只处境艰险，孤无俦侣，但心系百鸟、仁爱善良的朱凤以及《凤凰台》中那只“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裹正为此，群盗何淹留”的悲凤，无不充满对黑暗现实在憎恨，对国家和天下苍生的关怀和同情。那一只只忧国忧民的凤凰，正是诗人的化身，充分表现了杜甫沉郁的风格。此外，桔树、瘦马、秋风、古塞、病桔甚至高江、急峡、危城等，也是杜甫的意象群。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底”等诗句，感情背伧，色彩忧郁，气氛沉重都有力的表现出杜甫深沉而忧郁的情思。杜甫虽不同于李白的真率明朗，酣畅淋漓但读起来却有另一番风味。 杜甫诗歌意象的组合，也不同于李白的诗歌的“疏宕”而是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如《登高》就是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的一首诗，特别是首联和颔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而用字遣词又十分精密得当。从而沉郁顿挫地描绘了大江边的深秋景象，抒发了诗人半生艰难的身世家国之慨，被后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此外，“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细草微风岩，危墙独夜舟”等诗句，都是意象密度很好的句子。同时，杜诗的众多意象之间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如《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首联一乐景写哀情。花伤客心，颔联述山河壮丽，无限感慨；颈联论天下大事，词严义正；尾联讽刺当朝昏君，唱叹自遣。全诗意象密集，条例分明，熔自然景色、国家灾难、诗人情丝于一炉语壮意阔，寄慨颇深，鲜明地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侠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关于侠的定义,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侠大约产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时期,少数拥有武力的人受雇于某个人或集团,以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因而《韩非子 五蠹》说:"侠以武犯禁",这也是现存文献中关于"侠"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侠拥有强大的武力,必然经常触犯国家的法律,对正常的统治秩序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统治者对侠客们是引以为忌的.随着春秋战国乱世的结束,侠也渐渐地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到了汉初,社会上侠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但当时侠的活动与以前已有所不同,著名的大侠如朱家,剧孟,郭解等都发展成为隐隐与国家政权对抗的地方豪强势力,《史记 游侠列传》:"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这种地方武装必然对封建统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胁,所以汉武帝大一统之后,对豪侠势力坚决打击,之后真正的侠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侠客们仗义疏财,重诺轻生,追求独立自由人格的精神与文人士大夫宣泄抑郁不平之气,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鸣,侠及侠的精神在后世文人笔下得到了礼赞.汉魏六朝时期,侠开始进入了诗歌领域,游侠成为乐府诗的重要主题,由此产生了大量歌咏侠客及侠行的咏侠诗,到了唐代咏侠诗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汪聚应先生全面搜集整理了《全唐诗》,唐人史料,笔记和传奇小说中的咏侠诗,得出唐人的咏侠诗有四百多首.[ 1 ]特别是盛唐时期,几乎每一位盛唐诗人都有咏侠诗作,其中以李白最为突出,他"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少任侠,曾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是一位充满侠气的诗人,本文拟从内容和思想两个方面来谈谈李白的咏侠诗,并进而探讨李白咏侠诗的特点. 一,李白咏侠诗的主要内容 李白的诗作中反映游侠生活,歌颂侠义精神以及抒发个人侠义情怀的咏侠诗将近二十首,主要是乐府诗,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歌咏古代知名侠士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诩,许多古代的知名侠士一直是他歌咏的对象.他渴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靠自己的侠行建功立业,名垂后世.如《侠客行》就歌颂了候嬴,朱亥两位侠士的义举,"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嬴",[ 2 ]诗人一直渴望能够像他们一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候,朱两人在诗人笔下更是光耀千古.《结袜子》赞扬了侠士高渐离和专诸,歌颂了他们"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在众多古代侠士中,李白最推崇的是鲁仲连,在《古风》第十首中,诗人盛赞了这位战国时期著名的侠士: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 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鲁仲连这种立功而却赏,不因"千金赠"动心的高尚品质和"顾向平原笑"这种平交王候的心态深深打动着诗人,"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是以鲁仲连为自己努力的对象的,他希望自己能够像鲁仲连那样在建功立业之后悄然隐退,不事王侯.这类咏侠诗都是诗人对古代侠士们的直接赞美,它们深深地寄托了诗人的任侠情怀.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古代侠士们的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的向往和追求,他深切地渴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通过自己的侠行壮举来建功立业. (二)肯定侠士的个人复仇行为 侠客行为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复仇,侠在最初就是受雇于别人以自己的武力为雇主复仇的.自古以来,对复仇行为就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3 ](P138)到了唐代,任侠精神再度高涨,侠行侠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尚武好勇的气息,复仇行为也为社会所肯定,甚至法律对个人的复仇行为还有较为宽容的一面,[ 4 ](P76)在李白的咏侠诗中也有肯定个人复仇行为的作品,如《秦女休行》就描写了一个女子"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的故事,虽然这位女子因杀人而触犯了法律,但最终还是"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以个人武力强行复仇而触犯法律结果被赦免,可见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是对个人复仇行为的肯定与赞扬."何惭聂政姐,万古共惊嗟"诗人用当年刺客聂政的姐姐作对比,用惊叹的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这位复仇女子的深深敬佩.《东海有勇妇》描写了一位为夫报仇的女子,"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该女子"十步两跳跃,三呼一交兵"杀掉了仇人,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被处决,相反"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惊风俗,流芳播沧瀛",这位勇敢的妇女因此而流芳千古. (三)描写游侠生活,赞颂侠义精神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侠意识空前活跃的时代.当时社会上游侠活动盛行,而且游侠的范围也更广了,那些"东郊斗鸡","南皮射雉"(陈子良《游侠篇》)的公子王孙和无赖恶少被人们同真正的侠士混为一谈了.[ 5 ](P52)李白的咏侠诗中有很多就是描写这类游侠的生活,赞颂他们的侠义精神的.如《白马篇》描写了一位武艺高强,"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的侠士,他能"弓催南山虎","手接太行猱",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依然从军作战,建立了功业,最后"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少年行》中的那位淮南游侠"浑身装束皆绮罗",娇纵自傲,经常出入于歌楼妓馆,然而几年过后他依靠战功使"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实现了自己求取功名富贵的理想.《行行且游猎篇》写一个出生边地的少年于秋高马肥之际射猎的场景,他的神乎其技使诗人发出了"儒生不及游侠儿,白首下帷复何益"的感慨.《结客少年场行》写了一位剑术不凡的少年结交豪雄,借酒杀人的故事,诗人赞扬了他的高超武艺和过人的胆识,渴望能像少年游侠那样建功立业.《少年子》中的那位"挟弹""如流星"的游侠少年在作者看来更比伯夷叔齐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出自蓟北门行》一首,诗人把心目中的游侠形象转变为一位在边关危急的时候勇登战场的"猛将",这位猛将"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最终"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纵观这几首诗可以发现,诗中的主角都是一些身有武力的少年游侠,他们刚健豪迈,追求自由的个性与独立不羁的人格,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从军作战,这种生活是诗人一直所憧憬的理想生活. (四)回忆自己任侠经历,表现个人任侠心态 李白总把自己当作一个侠士,他在许多社 701第2期傅振宏:论李白的咏侠诗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会交往过程中都表现出独特的豪侠风度:"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袖中匕首剑,怀有茂陵书"(崔宗之《赠李十二》),《新唐书》本传说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刘碣》, 《范碑》都有李白任侠的记载,这些在李白的咏侠诗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李白回忆自己的任侠 经历,表现自己任侠心态的咏侠诗约占全部咏侠诗的三分之一."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少年时的李白就已经遍交豪雄,斗勇杀人了,然而青春已逝,功业未成的惆怅时时侵袭着诗人,"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穷困潦倒的他只能"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旁",年少时行侠远游,年老时贫困不堪,这巨大的落差常常撞击着诗人的心灵.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中,作者回忆了自己游金陵时与恶少争斗,在幽州纵马射猎箭穿两虎等事例,丰富了李白这个侠士的形象.《醉后赠从甥高镇》写出了诗人对任侠行为的反讽,"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儿童唾廉蔺",侠士的行为在社会上越来越得不到认同,以至于诗人"匣中 剑装鹊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他一心想通过任侠来建立功业,然而功业未成穷困交加的处境让他无比的惆怅悲慨.《赠何七判官昌浩》也表现了诗人同样的心态,"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的他渴望"沙漠收奇勋",然而诗人这种积极用世的心态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士子们人人渴望建立丰功伟业,可现实是成功的没有几人,李白在这首诗中真切地道出了他自己这种欲建奇勋而无门路的悲凉心境.李白在《留别广陵诸公》中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在燕赵一带结交豪侠,骑马佩剑的往事,诗人渴望以自己的本领建立战功,然而"空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他还是没有得到重用,"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炼丹费火石,采药穷山川",在失望之余,诗人开始采药炼丹,求仙访道,"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前",过着一种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有一首《门有车马客行》用乐府旧题的形式道出了诗人的心声,"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诗人从少 年时代开始就仗剑远游,遍访名士,希望能以自己所学为帝王所用,几十年过去了,诗人还是一 介平民,帝王之略也成了空谈."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一生所学已无用武之地,没有人会赏识他了,诗人"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痛苦地度过了余生.从这些诗一方面可以看出李白积极用世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残酷的现实对诗人的打击,自小苦读,少年出游,而怀才不遇,建功立业也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这几首咏侠诗可以说是诗人心路历程的一面镜子. 二,李白咏侠诗的思想 李白一生以侠士自居,为侠活动频繁,李白的咏侠诗集中反映了他的任侠思想.李白的侠 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恩义,轻财利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侠"字为"轻财者也",可见侠在最初就有仗义疏财的一面. 李白在他自叙生平的《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说:"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余."在咏 侠诗中他多次提到古今侠客们视金钱如粪土的节义行为,"鲁连逃千金,圭组岂可酬"(《赠崔郎 中宗之》),"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古风》其十),"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留别王司 马嵩》),侠客们的轻财是和重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轻财好施正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更 看重义,古代侠客们讲求知遇,有恩必报.《结袜子》就歌颂了侠客义士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袖中赵匕首,买自徐夫人,玉匣闭霜雪,经燕复历秦.……荆轲一去后,壮士多摧残"(《赠友人》)高度赞美了 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 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李白对候瀛,朱亥舍身赴难,知恩必报的侠行义举极为倾 慕.李白在诗中赞美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知名侠士,实际上塑造的是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 (二)重然诺,轻生死 重诺守信是儒生和侠士们都奉行的行为准则,也是文人和侠士们相互理解和交往的基础,历史上的侠客义士们大都是重然诺轻生死的,如乐毅,郭隗,候瀛,朱亥等等,这种精神深深感 染着李白,在咏侠诗中李白也写出了自己对这 801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种精神的仰慕和追求."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诗人对候,朱两位侠士为承诺 而献身的义举一直神往.《结袜子》也歌颂了高渐离和专诸重诺言于太山,轻性命于鸿毛的风 节.重诺守信是侠士的优秀品质,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当时充满狡诈和 欺的封建社会中,这的确是为士人所推崇的一种优秀品质. (三)重功业,成身退 李白一生渴望建功立业,青年时期的他就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宏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经常以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乐毅,谢安等自比,他的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采取了多种方式,游侠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他希望凭着自己的本领在国家危难之际出征沙场.他的游侠活动是他的一种晋身报国之道,是与他的政治理想密切相连的,但是,他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取功名求取富贵,而是靠自己的本领报效国家,建立不朽的功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种思想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咏侠诗中."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李白不止一次地歌咏鲁仲 连,他深切地希望自己能像鲁仲连那样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李白诗中的侠客们在斗鸡走狗 之后都走向了大漠边塞.边关出现危急时,少年侠士们都奋勇从军,《白马篇》中那位能"弓催 南山虎,手接太行猱"的少年侠士在边关告急时,"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打跑了匈奴,平定了边关,建立了功勋.《出自蓟北门行》 描写了一位猛将在"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的情况下"连旗登战 场",在寒冬腊月风沙凄紧的恶劣环境下坚持作战,"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 种落自奔亡",让边关重新恢复了宁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中主人公的归宿是不一样的, 《白马篇》中那位侠士"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他不愿封侯拜 相,鄙视功名富贵,最后隐身于草莽之间.而《出自蓟北门行》中的那位猛将"收功报天子,行 歌归咸阳",可想而知是走上了一条平坦的仕途之路.比较而言,李白似乎更推崇《白马篇》中 那位侠士的做法.与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紧密相联系的是他的功成身退的思想,这在他的咏侠诗中也可以找到例证,"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归来使酒气,不肯拜萧朝"(《白马篇》),因为他认识到了"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其十八),"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他希望能在建功立业之后及时归隐.其实,这既与他鄙视功名富贵,崇尚个性自由的性格有关,也有全身避祸,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这种功成身退的思想与他赞颂的侠义气节是不矛盾的,而是完全一致的,再参看他的诗作可以发现,这种思想更多地是受了鲁仲连的影响,"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文上 翁》),"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 别王司马嵩》)渴望建功立业,在功成名就时及时隐退,"这是李白任侠精神的最大特点和最终 归宿,是其游侠精神的高度升华,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6 ](P86) (四)重侠士,轻儒生 与李白崇尚游侠精神相关联的是他的"轻儒"倾向,盛唐社会尚武好勇,弥漫着一股重侠 轻儒的气息,"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赵代州得青字》),"知我沧溟心,脱略腐儒辈"(王维《宿灞上寄侍御王与弟》),李白一 生狂放不羁,不走科举应试的常路,这本身就是对儒家规范的一种超越.他在热情赞颂侠士的 同时对那些皓首穷经,老死章句的腐儒极尽讥讽鄙薄之能事.如《侠客行》盛赞了侯朱两位侠 士"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相比之下,"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 经》",在《行行且游猎篇》的末尾,作者更是发出了"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的感慨. 最能反映李白轻儒思想的是《嘲鲁儒》一诗,"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芒如坠 901第2期傅振宏:论李白的咏侠诗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烟雾",这些腐儒们死守章句,毫无经世致用之才,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坐",写出了腐儒们令人生厌的外部形象,"秦家丞相府,不重褒 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前两句用李斯的典故说明治国不能用这些腐儒,而叔孙通则为诗人所推崇,说明诗人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儒生,像叔孙通那样不死守章句,学以致用的儒生,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白轻儒并不是绝对地鄙弃儒生,而是崇尚学以致用,反对迂腐于章句之间,他的身上还是刻着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的, 回顾他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五)重成功,轻虚名 李白歌咏的侠客大多是那些成功的英雄,他们都是获得功绩,取得盛名的侠士,像"所冀 旄头来,功成追鲁连"的鲁仲连,"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的剧孟,对这些功成名就的人物, 李白都表现出极大的崇拜,而对那些名成功不就的侠士们更多的是遗憾和感慨,如"豫让斩空 袤,有心竟无成.要离刺庆忌,壮夫素所轻"(《东海有勇妇》),"羞道易水寒,徒令日贯虹.燕丹事不立,虚末秦帝功"(《结客少年场行》).李白轻视虚名,对古代侠士的某些行为也不盲从,"要离刺庆忌,壮夫素所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东海有勇妇》),这种惨无人道的做 法是诗人所鄙视的. 三,李白咏侠诗的特点 游侠在汉魏六朝时期开始进入诗歌领域,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第一首 真正意义上的咏侠诗是阮禹的《咏史诗》二首中的第二首.咏侠诗始于六朝,至盛唐而蔚为大 观,其中以李白的咏侠诗最具有代表性.咏侠诗在初始时期主要是描写和歌咏复仇 行为,从汉末到西晋中期,咏侠诗的基本基调就是颂扬侠客的快意恩仇和任性使气,如左延年 和傅玄的同名诗作《秦女休行》,而李白的咏侠诗中也有一首《秦女休行》,虽然都是写女子复仇,但两者是不一样的.左延年和傅玄的诗叙事性较强,这两首诗都完整地描述了两个女子 杀人报仇的全过程,从结仇的原因写到女子为何坚定地要去复仇和复仇成功以后的结果.而 李白的诗则显得简洁而明了,淡化了过程,强化了复仇的精神和意义,这一点在李白的另一首 描写妇女复仇的咏侠诗《东海有勇妇》中也可以看出来.傅玄在诗中还赤裸裸地描写杀人,"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可见当时的所谓侠士 是非常残忍的,咏侠诗中也是饱含杀气,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东汉之末,私 人复仇之风特炽,贤士大夫,又往往假以言辞,遂致不可遏抑".而在李白的诗中已经找不到这些痕迹了,鲜血和尸体在他的诗中消失了.除此之外,复仇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傅玄《秦 女休行》中的那位"庞氏""烈妇"最后还是伏法被处决了,虽然县令和刑部都很佩服她的复仇 义举,并给了她的后代特殊的荣耀.而在李白笔下,无论是《秦女休行》中的那个女子,还是《东海有勇妇》中的那位为夫报仇的妇女,都得到了赦免,"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秦女休 行》),"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惊风俗,流芳播沧瀛"(《东海有勇妇》).在复仇这一点 上,李白的咏侠诗与汉魏六朝的咏侠诗是不一样的.李白的咏侠诗不仅把先秦以来的游侠精神 和魏晋以来的游侠题材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赋予游侠形象以更加狂放通脱的自由 精神和气拔五岳的强大气势.这一点通过曹植和李白的同名乐府诗《白马篇》就可以看出来, 曹植在《白马篇》中只是简单描写了少年游侠的武艺不凡,"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而李白 《白马篇》中的那位游侠不但武艺高强,在装饰和打扮上也显得更加的威猛,"酒后竞风采,三 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这是何等宏伟的气魄,这种大手笔非李白写不出来,所 谓的盛唐气象,毕现于此!李白之前的唐代诗人也有咏侠之作,但这一时期诗歌中侠的形象削弱了,侠的刚风硬骨疲软了,以往侠士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当今丈夫志,独为上古英"(孔稚 《白马篇》)的英雄气概不见了,侠的价值取向也不同了,原来那些雄姿英发的游侠在诗中成了纯粹的装饰品,侠客的服饰和装佩在诗中被大量地歌咏,公 011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子王孙无赖恶少们也成了诗人笔下的侠了,如陈子良的《游侠篇》:"洛阳丽春色,游侠骋轻肥. 水逐车轮转,尘随马足飞.云影遥临盖,花气仅熏衣.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日暮河桥上,扬鞭惜晚晖."国家安定,四海归一,这时候的侠客们该何去何从呢 很多诗人笔下的侠都有这 样的困惑,虞世南的《结客少年场行》就写了一位"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的少年到处交游, 希望能为世所用而最终"轻生徇知己".也许侠客们己经没有用武之地了,而李白的咏侠诗则 赋予了侠客行为以鲜明的目的性,李白笔下的侠客大都走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侠客的行为 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鸡走狗了,他们的活动有了更加积极的社会意义.如《白马篇》中的那 位侠士"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出自蓟北门行》中的猛将也"连旗登战场",《少年行》中的淮南游侠在报仇之后也走上了从军的道路.李白一生渴望能为明主所用,以自己毕生所学报 效国家,建立功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把自己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投射到他的咏侠诗 中,创造了一个个游侠形象,这些从军报国的侠客们其实就是李白自己的影子,他借这些咏侠诗写出了自己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的苦闷心境.
生命精神是人的生命意识内在和外在的统一，是主体生命力的聚合和放射，就其作品而言，更表明诗人“如实地呈现了‘人’的生存状态，并在其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中国文学的生命精神，远自上古神话，中经诗三百和屈原辞赋，到《古诗十九首》，主线分明，蔚为风采，都在生命体验的大开大阖中表现着诗学魅力。而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中国诗学到了李白所生活的盛唐则达到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程度。我们从杜甫对李白的诗学评价中得到的就是生命精神的爆破性信息。李白的生命意义结合着一系列的情结要素发之于诗歌，淋漓的元气，创作的欲望，大有“下笔如有神”的天人贯通之势。究其实，“神者，吾身之生气也”，“灵变惝恍，妙万物而为言”，它是诗人特殊的生命体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梁园吟》)――当李白把创作情结、黄河情结、长江情结、名山情结、明月情结、屈原情结、长安情结、东山(谢安)情结等凝聚为这样的诗句的时候，读者感受到的便是心灵时空浩淼巨大的诗人的生命绝唱。
读一读李白的《将进酒》，直到背熟为止，然后充满感情的去朗诵，你会有所领悟的
之所以李清照有这样的性格是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的，第一任丈夫过于懦弱，第二任丈夫和自己性格不合。而且，随着宋朝国力衰微，宋朝南迁以后，国破家亡，形成了李清照这样的性格。
我们小组的研究主题是“李清照和她的婉约词”，对主题完成是相当成功的，我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各种文献、史料的分析，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李清照及其她的婉约词，也让我们的成果更有文学价值。一代才女李清照能和李煜并称“词中双圣“绝非浪得虚名”－－综观清照作品，可发现她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抒发情感为主调，不管是她和丈夫赵明诚的生离死别、她因节序更替所带来的感伤或者她为国为家的愤激等等都离不了一个“情”字。但难得的是清照却能够独树一帜，运用巧思在这些无数诗人大作文章过的题目上发己之思，并且篇篇韵味不一。与今日当红的一些女性作家相比，虽能窃取李清照一二清辞丽句，但在史学上的造诣与文学表现的深刻等方面，实难望其项背。再者，富有巧思的清照下笔情感真挚而不虚伪、文字绰约却不浪荡，比起专事绮罗香泽、风月艳情的花间派更别有一种大家风范。沉东江曾云：“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确是事实，但可惜由于整个大时代对女子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使李清照几乎整个人生里的经验和重心都还是受限于深闺之中，视野无法更加开阔－－这是无法否认的，除了晚期有几首诗词抒发宋朝偏安对她造成的伤害之外，她作品的主要内容都在别愁离恨之上。也正因为她大多数的诗词作品都还未能突破闺中点滴以及词的柔媚特色，所以只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颇负盛名的闺阁词人而已。就算心中有那么一点不为人所知的英雄情怀或者理想抱负，也只能聊以自慰，无法真正去实践自己的愿望、想法和意见这令人遗憾的一点，只能说李清照也是无数封建时代下对女性的态度以及方式所造成的牺牲品之一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花费的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是当课题完成之后，看着研究成果，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在不知不觉中，初步掌握了研究方法，仿佛自己真正成为了一个研究者，仿佛又成熟了很多；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增长了文学和历史知识，掌握了文件检索及其整理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小组的分工是具体而明确的，每个组员负责不同的部分，相互间既独立又相联系。组员间并不仅限于自己所负责的部分，更多的时候是与其他组员的合作，共同完成任务。在这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小组很好地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也增进了队伍的友谊。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难得的几位女词人之一，著名的，恐怕仅此一位。而她又以婉约词而著名，爱国的词都是她后期生活遭变故才产生的，篇幅很小。她的婉约词清新脱俗，语言新丽，内涵也很丰富，意境优美。这与她童年的生活息息相关，她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而她，也是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受家庭中文化氛围的熏陶，而她家也是当时封建社会中罕有的民主家庭，她与赵明诚的婚姻多半是自己的选择，因此，从小她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人格也相对独立，对生活的看法也很乐观，对自然的感悟与态度就恬淡起来。这就为她的婉约词提供了强大的生活基础。此次研究主要是对李清照婉约词中特有风格的挖掘，以及这种风格的成因。通过此次研究，能够对李清照婉约词的内涵有所深入的了解，同时对李清照的生活以及经历有所了解，有助于自己日后对李清照词中感情的更广泛的以及更准确的把握。也同时是自身内涵的丰富，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如果放在现在，李清照绝不是一个叛逆的人，她只是一个率真的姑娘，但或许，也正是在当时的那样环境之中，才会让李清照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没有沦落为平庸，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首屈一指的女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