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活动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后期至1949年) 中国的集邮活动，是从国外传入的。1912年，由上海外侨发起成立“上海集邮会”。1922年，中国第一个华人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至1949年，中国已有近50个集邮团体，会员总数2万人左右。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甲戌邮票会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集邮组织。在此历史期间内，中国集邮活动的主要情况是： 1. 集邮者以洋行、银行职员、工商业者等为主体。 他们在集邮爱国的驱使下，从外国集邮家手中购回大量的中国珍邮和名贵邮集。世界孤品 “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圆”四方连，就是中国集邮家周今觉先生以纹银2500两从始藏者费拉尔的邮集中购回的，而被誉为“中国邮王”。 2. 收集研究对象以中国大清大龙邮票. 红印花加盖和民国各种加盖邮票及与之相关的封、片、戳等为主，同时兼而收集研究外国在华邮政邮票、商埠书信馆邮票。 1933年， 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 3. 出版了一批国内外集邮界较有影响的 集邮书刊。 《邮乘》（1926年获纽约国际邮展特别铜牌奖）《邮典》、《新光邮票》、《甲戌邮刊》（1935年于《新光》同获布鲁赛尔万国邮学刊物展览会奖状）、 《国粹邮刊》、以及《近代邮刊》，以及孙君毅编著的《邮学辞典》，马任全编著的《国邮图鉴》。这些集邮书刊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集邮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现已成为主要的集邮历史文献。 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 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长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 5.中国邮政机构为集邮者提供服务，设立邮票特销课始于1934年。嗣后，上海、北平、南京、西安、重庆等15个城市邮政机构先后设立了集邮台或集邮组。 6.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 至1949年，中国的邮票商社已发展到400多家，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重庆、杭州、广州、福州、哈尔滨等一些大城市。1936年1月，上海曾成立过“中国邮商公会”，因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解体。 1949年前，中国的集邮活动由于受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加上集邮组织的经费自筹，其展既艰难，又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集邮活动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的集邮活动逐步开展，基层集邮组织相继建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祖国集邮文化事业一直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1983年，先后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FIP）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成为会员国。这是中国集邮文化活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 1. 集邮组织遍布全国。 目前，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集邮协会。地、市、县级集邮协会达2,151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集邮协会达21,000个。另有5个全国性集邮组织（中国体育集邮协会、中国石油集邮协会等）。截至1993年，会员近2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集邮爱好者约为1500万人。 2. 丰富多采的集邮活动。 集邮组织根据不同的集邮层次需要，分别组织不同规模、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诸如集邮日、集邮知识讲座、集邮知识竞赛、集邮先进事迹巡回报告、观摩邮集、集邮演讲、集邮征文、最佳邮票评选、集邮夏令营、短期培训、参观访问、邮品交换等。一些城市已建有集邮活动中心，为集邮者提供各种服务。 3. 集邮展览常年不断，向规范化发展。 中国提倡展览以中小型为主，各地集邮组织多结合当地各项中心活动，举办邮展。其形式有竞赛展、观摩展、专题展、纪念展、宣传展、巡回展等。从1983年到199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已举办过6次全国性邮展。“93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为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展出邮集246部1049框，文献类展品102部。同时，应邀展出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地区集邮家的邮集。展场首次设立邮商摊位51个，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和台湾地区10家邮商及这邮商参加了销售活动。邮展期间，并举办了集邮报告会、新中国集邮研讨会、邮展战略研讨会等活动。成为中国邮展史水平最高、展品最全、活动最多的一次全国邮展。 自1982年以来，中国积极选送邮集和集邮文献，参加国际性（世界）邮展，有三部邮集获得金奖， 10部获得镀金奖。 为加强中国邮展工作的领导与规划，1991年成立全国邮展委员会，已颁布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展览总规则》、《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邮展览评审总规则》、和各类邮展评审专用规则。 中国现有国际邮展评审员3名，国家级评审员36名，省级评审员58名。 4. 有组织的开展集邮学术研究活动。 全国集邮联、各省、区、市及较大的集邮组织均设有学术委员会或学术研究组，现有学术委员或研究组成员1000余人，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一个较庞大的集邮学术研究网络，根据中国集邮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和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统一确定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研究活动。研究内容涉及邮政史，邮票发行史，集邮史、集邮活动发展策略、集邮道德规范、集邮及邮票市场等等。依据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要求，研究方式多种多样。研究成果，多采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进行交流。仅集邮文化理论研究，在1992年即发表过450余篇研究文章。自1983年以来全国集邮联已召开过14次学术讨论会。集邮学术研究活动，推动了中国集邮文化的发展，为创建集邮文化学说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学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在组织编撰《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中国解放区集邮史》（已出版《苏区卷》）、《集邮文化概论》等著作。 中国还先后举办过几次国际集邮学说讨论会，如纪念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国际邮票活动开创出一项新的活动内容。 为规范中国的集邮语言，全国集邮联组建了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目前已公布三批共300余条名词。 5.集邮出版物空前繁荣。 中国正式出版的集邮报刊有34家，总发行量约为150万份，其中《集邮》、《中国集邮》、《中国少年集邮》 杂志和《中国集邮报》发行量较大。 中国集邮图书出版工作不断填补空白，门类基本齐全，品种逐年增加。1982年至1993年，中国共出版集邮图书达300多种。如《清代邮戳志》、《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大龙邮票纪念专集》、《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中国集邮年鉴》、《基础集邮学教程》等。 6. 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集邮。 各地集邮组织通过与新闻媒体努力合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将集邮列入宣传报道内容，除报道动态新闻外，还联合举办集邮知识讲座、竞赛等。1993年中国邮展期间，在北京的新闻单位即播发有关报道60余次。 7. 大陆与台、港、澳集邮界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台湾、香港、澳门集邮界人士来大陆参观访问、参观邮展、学术交流等活动，年年都有。粤港澳学术研讨会已发展为粤闽琼台港澳地区集邮界学术研讨会形式。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成功地共同举办了1994年香港集邮展览。 8. 加强国际集邮文化交流。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为FIP、FIAP成员后，积极参加两个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还承办了1988年和1992年FIAP执委会议；多次邀请国际著名集邮家来华讲学；还同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过联展、互展、访问等双边活动。我们的国际交往在不断扩大。 中国集邮发展史中的第一 1905年，最早的中文(官方)邮票目录《光绪四年至三十年之邮票略解》在《邮政事务通报》内发表。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 1914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 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常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 1922年，第一个民间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后曾发行《会刊》)。 1926年，中国人的集邮文献周今觉主编的《邮乘》首次在国际性邮展(美国)获奖(特别铜奖)。 1933年，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 1934年，中华邮政开始设立“邮票特销课”。 1948年，中华邮政在南京首次举行专门邮展。 1950年，中国的官方邮集首次出国(赴捷克)展览。 1955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在北京开业。《集邮》杂志创刊。 195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由国际集邮联合会(FIP)支持的国际邮展(苏联)，姜治方获金奖。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 198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立。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参加国际集邮联合会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首次举行全国邮展(北京)。 1984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P赞助的世界邮展（西班牙），陈湘涛、林崧获大银奖。 1985年，中国邮票博物馆开馆。 198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AP赞助的(第三届)亚洲邮展（新加坡），常增书获大镀金奖。 1989年，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台湾省集邮家首次参加全国邮展(北京)。 1996年，第9届亚洲邮展在北京举行，中国集邮家沈曾华获国家大奖。 1999年，中国`99世界邮展在北京举行，沈曾华获国家大奖
中国集邮简史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08年7月19日 | 浏览120 次] 【大 中 小】 我国的集邮活动是1878年大龙邮票发行之后开始出现的。1879年6月13日，有人在上海《申报》上刊登征购邮票的广告。1880年，上海清心书馆出版的《花图新报》上登载题为“各国信馆之印图”的文章向公众介绍集邮。1909年，我国第一家邮票商店在福州开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集邮活动有了较大发展。当时上海、天津、广州、福州、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等地集邮活动比较活跃。1912年上海欧美侨民成立了上海邮票会，吸收我国集邮者参加。1913年，清代海关外籍官员绵嘉义编写的英文华邮贴票册——《中国邮政票》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1915年，苏州“五洲邮票社”开业，该社曾出过一本书叫《邮苑珍闻》，记载了一些国外名人的集邮故事和集邮趣闻，这算我国第一本集邮书。1916年7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开辟了“邮乘·邮票考略”集邮副刊，发表过许多集邮文章。1918年2月，我国最早的中文集邮杂志《邮志界》创刊，但仅出一期就停刊。1922年，我国第一个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1923年出版了《神州邮票研究会刊》。1924年，又成立“上海邮界联欢会”，1925年改名为“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是我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他所藏华邮十分丰富，是当时集中国邮票的巨头，人称“邮王”。他在中华邮票会创办的《邮乘》杂志上，经常发表邮学研究文章，在集邮界有很高的威望。他还曾花巨资从外国人手中购回我国许多珍贵邮票，包括被称为东半球最珍贵的邮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四方连。1931年，被选为英国皇家集邮学会会士。1925年，新光邮票研究会在杭州成立，。1938年迁到上海，会长柴冠群，后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的张包子俊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在解放前的20年中，先后入该会的约有三千余人。该会是我国解放前历史最悠久、会员最多的集邮组织之一。该会于1926年创办《邮票新声》，介绍集邮知识，报导新邮消息，开展集邮活动，深受集邮爱好者欢迎。又于1928年出版《新光邮票杂志》。1926年，北平邮票交换会成立，主持人施秉章，这是北平第一个集邮组织，出版会刊《北平邮票交换会会志》。1934年5月，甲戌邮票会在郑州成立。该会在我国北方有重要影响，是我国著名集邮家赵善长联络邮友创办的。其会址曾先后设在西安、开封、柳州等城市，注册会员2500余人，是解放前我国又一个影响较大的集邮组织。在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纷纷建立了人民邮政，曾发行500多套2300余种邮票，这些邮票记录了我国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不少革命同志和热心集邮人如林崧、沈曾华、居洽群等，冒着危险和困难，保存下来大量的解放区邮票，为研究我国解放区邮票史做出了贡献。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我国的集邮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由邯电部统管全国邮票发行工作。1955年1月，中国集邮公司成立，同年1月28日《集邮》杂志创刊。朱学范、郭沫若先后为《集邮》杂志题写刊名，创刊号发行25700份。为加强邮票发行工作，1956年7月1日，邮电部决定成立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负责人是宋兴民。1957年，邮电部和对外贸易部共同发出《关于邮票进出口贸易由中国集邮公司统一经营管理的通知》。1959年初，为精简机构，加强领导，中国纂邮公司与邮票发行局合并。1959年9月25 日，我国第一家专业邮票厂——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1959年建国10周年时，邮电部在北京举办中国邮票展览，我国集邮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但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集邮事业受到极大摧残，集邮公司停业，《集邮》杂志停刊，集邮活动停止。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国的集邮活动才获得了新生。尤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集邮活动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中国邮票总公司成立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很多市、县先后成立了邮票公司或集邮门市部。1980年1月《集邮》杂志复刊。同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1949—1980)。1981年开始广州、上海、北京等市举办集邮展览。1982年，英文《中国集邮》杂志创刊。同年11月，《集邮研究》杂志创刊。特别是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并于8月25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结束了我国的集邮活动分散、自发开展的状态．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健康发展的新阶段。1983年7月，我国派以宋兴民为团长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代表团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集邮联合会(FIP)第52届代表大会，大会经过表决一致同意接纳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为该会正式会员。同年8月12日，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在泰国曼谷召开代表大会，接纳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为该会正式会员。从此，我国积极参加国际集邮界的各项活动，活跃在世界邮坛。自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20多年来，已先后召开5次代表大会。省、地、县级集邮协会和基层集邮协会象雨后春笋般成立，各种集邮活动蓬勃开展，集邮水平不断提高。1996年，我国首次在北京成功举办亚洲国际邮展。1999年，成功举办’99北京世界集邮展览。2003年，又成功举办第16届亚洲国际邮展。我国的邮集已在国际和世界邮展上多次荣获大金奖等高奖。我国已成为世界集邮大国，正在向集邮强国阔步前进。 作用
集邮活动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后期至1949年)中国的集邮活动，是从国外传入的。1912年，由上海外侨发起成立“上海集邮会”。1922年，中国第一个华人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至1949年，中国已有近50个集邮团体，会员总数2万人左右。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甲戌邮票会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集邮组织。在此历史期间内，中国集邮活动的主要情况是：1. 集邮者以洋行、银行职员、工商业者等为主体。他们在集邮爱国的驱使下，从外国集邮家手中购回大量的中国珍邮和名贵邮集。世界孤品 “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圆”四方连，就是中国集邮家周今觉先生以纹银2500两从始藏者费拉尔的邮集中购回的，而被誉为“中国邮王”。2. 收集研究对象以中国大清大龙邮票. 红印花加盖和民国各种加盖邮票及与之相关的封、片、戳等为主，同时兼而收集研究外国在华邮政邮票、商埠书信馆邮票。1933年， 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3. 出版了一批国内外集邮界较有影响的 集邮书刊。 《邮乘》（1926年获纽约国际邮展特别铜牌奖）《邮典》、《新光邮票》、《甲戌邮刊》（1935年于《新光》同获布鲁赛尔万国邮学刊物展览会奖状）、 《国粹邮刊》、以及《近代邮刊》，以及孙君毅编著的《邮学辞典》，马任全编著的《国邮图鉴》。这些集邮书刊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集邮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现已成为主要的集邮历史文献。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长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5.中国邮政机构为集邮者提供服务，设立邮票特销课始于1934年。嗣后，上海、北平、南京、西安、重庆等15个城市邮政机构先后设立了集邮台或集邮组。6.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 至1949年，中国的邮票商社已发展到400多家，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重庆、杭州、广州、福州、哈尔滨等一些大城市。1936年1月，上海曾成立过“中国邮商公会”，因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解体。1949年前，中国的集邮活动由于受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加上集邮组织的经费自筹，其展既艰难，又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集邮活动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的集邮活动逐步开展，基层集邮组织相继建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祖国集邮文化事业一直在健康地向前发展。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1983年，先后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FIP）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成为会员国。这是中国集邮文化活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1. 集邮组织遍布全国。目前，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集邮协会。地、市、县级集邮协会达2,151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集邮协会达21,000个。另有5个全国性集邮组织（中国体育集邮协会、中国石油集邮协会等）。截至1993年，会员近2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集邮爱好者约为1500万人。2. 丰富多采的集邮活动。集邮组织根据不同的集邮层次需要，分别组织不同规模、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诸如集邮日、集邮知识讲座、集邮知识竞赛、集邮先进事迹巡回报告、观摩邮集、集邮演讲、集邮征文、最佳邮票评选、集邮夏令营、短期培训、参观访问、邮品交换等。一些城市已建有集邮活动中心，为集邮者提供各种服务。3. 集邮展览常年不断，向规范化发展。中国提倡展览以中小型为主，各地集邮组织多结合当地各项中心活动，举办邮展。其形式有竞赛展、观摩展、专题展、纪念展、宣传展、巡回展等。从1983年到199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已举办过6次全国性邮展。“93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为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展出邮集246部1049框，文献类展品102部。同时，应邀展出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地区集邮家的邮集。展场首次设立邮商摊位51个，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和台湾地区10家邮商及这邮商参加了销售活动。邮展期间，并举办了集邮报告会、新中国集邮研讨会、邮展战略研讨会等活动。成为中国邮展史水平最高、展品最全、活动最多的一次全国邮展。自1982年以来，中国积极选送邮集和集邮文献，参加国际性（世界）邮展，有三部邮集获得金奖， 10部获得镀金奖。为加强中国邮展工作的领导与规划，1991年成立全国邮展委员会，已颁布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展览总规则》、《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邮展览评审总规则》、和各类邮展评审专用规则。中国现有国际邮展评审员3名，国家级评审员36名，省级评审员58名。4. 有组织的开展集邮学术研究活动。全国集邮联、各省、区、市及较大的集邮组织均设有学术委员会或学术研究组，现有学术委员或研究组成员1000余人，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一个较庞大的集邮学术研究网络，根据中国集邮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和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统一确定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研究活动。研究内容涉及邮政史，邮票发行史，集邮史、集邮活动发展策略、集邮道德规范、集邮及邮票市场等等。依据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要求，研究方式多种多样。研究成果，多采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进行交流。仅集邮文化理论研究，在1992年即发表过450余篇研究文章。自1983年以来全国集邮联已召开过14次学术讨论会。集邮学术研究活动，推动了中国集邮文化的发展，为创建集邮文化学说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学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在组织编撰《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中国解放区集邮史》（已出版《苏区卷》）、《集邮文化概论》等著作。中国还先后举办过几次国际集邮学说讨论会，如纪念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国际邮票活动开创出一项新的活动内容。为规范中国的集邮语言，全国集邮联组建了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目前已公布三批共300余条名词。5.集邮出版物空前繁荣。中国正式出版的集邮报刊有34家，总发行量约为150万份，其中《集邮》、《中国集邮》、《中国少年集邮》 杂志和《中国集邮报》发行量较大。中国集邮图书出版工作不断填补空白，门类基本齐全，品种逐年增加。1982年至1993年，中国共出版集邮图书达300多种。如《清代邮戳志》、《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大龙邮票纪念专集》、《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中国集邮年鉴》、《基础集邮学教程》等。6. 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集邮。各地集邮组织通过与新闻媒体努力合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将集邮列入宣传报道内容，除报道动态新闻外，还联合举办集邮知识讲座、竞赛等。1993年中国邮展期间，在北京的新闻单位即播发有关报道60余次。7. 大陆与台、港、澳集邮界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台湾、香港、澳门集邮界人士来大陆参观访问、参观邮展、学术交流等活动，年年都有。粤港澳学术研讨会已发展为粤闽琼台港澳地区集邮界学术研讨会形式。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成功地共同举办了1994年香港集邮展览。8. 加强国际集邮文化交流。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为FIP、FIAP成员后，积极参加两个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还承办了1988年和1992年FIAP执委会议；多次邀请国际著名集邮家来华讲学；还同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过联展、互展、访问等双边活动。我们的国际交往在不断扩大。中国集邮发展史中的第一1905年，最早的中文(官方)邮票目录《光绪四年至三十年之邮票略解》在《邮政事务通报》内发表。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1914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常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1922年，第一个民间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后曾发行《会刊》)。1926年，中国人的集邮文献周今觉主编的《邮乘》首次在国际性邮展(美国)获奖(特别铜奖)。1933年，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1934年，中华邮政开始设立“邮票特销课”。1948年，中华邮政在南京首次举行专门邮展。1950年，中国的官方邮集首次出国(赴捷克)展览。1955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在北京开业。《集邮》杂志创刊。195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由国际集邮联合会(FIP)支持的国际邮展(苏联)，姜治方获金奖。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198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立。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参加国际集邮联合会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首次举行全国邮展(北京)。1984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P赞助的世界邮展（西班牙），陈湘涛、林崧获大银奖。1985年，中国邮票博物馆开馆。198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AP赞助的(第三届)亚洲邮展（新加坡），常增书获大镀金奖。1989年，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台湾省集邮家首次参加全国邮展(北京)。1996年，第9届亚洲邮展在北京举行，中国集邮家沈曾华获国家大奖。1999年，中国`99世界邮展在北京举行，沈曾华获国家大奖
集邮活动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后期至1949年) 中国的集邮活动，是从国外传入的。1912年，由上海外侨发起成立“上海集邮会”。1922年，中国第一个华人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至1949年，中国已有近50个集邮团体，会员总数2万人左右。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甲戌邮票会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集邮组织。在此历史期间内，中国集邮活动的主要情况是： 1. 集邮者以洋行、银行职员、工商业者等为主体。 他们在集邮爱国的驱使下，从外国集邮家手中购回大量的中国珍邮和名贵邮集。世界孤品 “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圆”四方连，就是中国集邮家周今觉先生以纹银2500两从始藏者费拉尔的邮集中购回的，而被誉为“中国邮王”。 2. 收集研究对象以中国大清大龙邮票. 红印花加盖和民国各种加盖邮票及与之相关的封、片、戳等为主，同时兼而收集研究外国在华邮政邮票、商埠书信馆邮票。 1933年， 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 3. 出版了一批国内外集邮界较有影响的 集邮书刊。 《邮乘》（1926年获纽约国际邮展特别铜牌奖）《邮典》、《新光邮票》、《甲戌邮刊》（1935年于《新光》同获布鲁赛尔万国邮学刊物展览会奖状）、 《国粹邮刊》、以及《近代邮刊》，以及孙君毅编著的《邮学辞典》，马任全编著的《国邮图鉴》。这些集邮书刊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的集邮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现已成为主要的集邮历史文献。 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 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长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 5.中国邮政机构为集邮者提供服务，设立邮票特销课始于1934年。嗣后，上海、北平、南京、西安、重庆等15个城市邮政机构先后设立了集邮台或集邮组。 6.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 至1949年，中国的邮票商社已发展到400多家，多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重庆、杭州、广州、福州、哈尔滨等一些大城市。1936年1月，上海曾成立过“中国邮商公会”，因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解体。 1949年前，中国的集邮活动由于受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加上集邮组织的经费自筹，其展既艰难，又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集邮活动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的集邮活动逐步开展，基层集邮组织相继建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祖国集邮文化事业一直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1983年，先后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FIP）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成为会员国。这是中国集邮文化活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 1. 集邮组织遍布全国。 目前，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集邮协会。地、市、县级集邮协会达2,151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集邮协会达21,000个。另有5个全国性集邮组织（中国体育集邮协会、中国石油集邮协会等）。截至1993年，会员近2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集邮爱好者约为1500万人。 2. 丰富多采的集邮活动。 集邮组织根据不同的集邮层次需要，分别组织不同规模、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诸如集邮日、集邮知识讲座、集邮知识竞赛、集邮先进事迹巡回报告、观摩邮集、集邮演讲、集邮征文、最佳邮票评选、集邮夏令营、短期培训、参观访问、邮品交换等。一些城市已建有集邮活动中心，为集邮者提供各种服务。 3. 集邮展览常年不断，向规范化发展。 中国提倡展览以中小型为主，各地集邮组织多结合当地各项中心活动，举办邮展。其形式有竞赛展、观摩展、专题展、纪念展、宣传展、巡回展等。从1983年到199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已举办过6次全国性邮展。“93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为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展出邮集246部1049框，文献类展品102部。同时，应邀展出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地区集邮家的邮集。展场首次设立邮商摊位51个，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泰国和台湾地区10家邮商及这邮商参加了销售活动。邮展期间，并举办了集邮报告会、新中国集邮研讨会、邮展战略研讨会等活动。成为中国邮展史水平最高、展品最全、活动最多的一次全国邮展。 自1982年以来，中国积极选送邮集和集邮文献，参加国际性（世界）邮展，有三部邮集获得金奖， 10部获得镀金奖。 为加强中国邮展工作的领导与规划，1991年成立全国邮展委员会，已颁布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展览总规则》、《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集邮邮展览评审总规则》、和各类邮展评审专用规则。 中国现有国际邮展评审员3名，国家级评审员36名，省级评审员58名。 4. 有组织的开展集邮学术研究活动。 全国集邮联、各省、区、市及较大的集邮组织均设有学术委员会或学术研究组，现有学术委员或研究组成员1000余人，在中国已基本形成一个较庞大的集邮学术研究网络，根据中国集邮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和发展中的问题，不断拓展研究范围，统一确定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研究活动。研究内容涉及邮政史，邮票发行史，集邮史、集邮活动发展策略、集邮道德规范、集邮及邮票市场等等。依据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要求，研究方式多种多样。研究成果，多采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进行交流。仅集邮文化理论研究，在1992年即发表过450余篇研究文章。自1983年以来全国集邮联已召开过14次学术讨论会。集邮学术研究活动，推动了中国集邮文化的发展，为创建集邮文化学说奠定了基础。在总结学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在组织编撰《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中国解放区集邮史》（已出版《苏区卷》）、《集邮文化概论》等著作。 中国还先后举办过几次国际集邮学说讨论会，如纪念中国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发行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为国际邮票活动开创出一项新的活动内容。 为规范中国的集邮语言，全国集邮联组建了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目前已公布三批共300余条名词。 5.集邮出版物空前繁荣。 中国正式出版的集邮报刊有34家，总发行量约为150万份，其中《集邮》、《中国集邮》、《中国少年集邮》 杂志和《中国集邮报》发行量较大。 中国集邮图书出版工作不断填补空白，门类基本齐全，品种逐年增加。1982年至1993年，中国共出版集邮图书达300多种。如《清代邮戳志》、《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大龙邮票纪念专集》、《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中国集邮年鉴》、《基础集邮学教程》等。 6. 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集邮。 各地集邮组织通过与新闻媒体努力合作，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将集邮列入宣传报道内容，除报道动态新闻外，还联合举办集邮知识讲座、竞赛等。1993年中国邮展期间，在北京的新闻单位即播发有关报道60余次。 7. 大陆与台、港、澳集邮界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台湾、香港、澳门集邮界人士来大陆参观访问、参观邮展、学术交流等活动，年年都有。粤港澳学术研讨会已发展为粤闽琼台港澳地区集邮界学术研讨会形式。大陆、香港、台湾、澳门成功地共同举办了1994年香港集邮展览。 8. 加强国际集邮文化交流。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为FIP、FIAP成员后，积极参加两个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还承办了1988年和1992年FIAP执委会议；多次邀请国际著名集邮家来华讲学；还同一些国家和地区举办过联展、互展、访问等双边活动。我们的国际交往在不断扩大。 中国集邮发展史中的第一 1905年，最早的中文(官方)邮票目录《光绪四年至三十年之邮票略解》在《邮政事务通报》内发表。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的"世界邮票社"。 1914年7月，福州集邮界在"福建展览会"上展出了中外邮票，成为中国首次以集邮为目的的展出。 1918年4月，由集邮者在常州公园举办的"邮券展览"，成为中国首次竞赛性的集邮展览。此后，各地集邮组织亦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集邮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研究会在上海合办的"交通部邮政总局邮票展览会"。 1922年，第一个民间集邮组织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后曾发行《会刊》)。 1926年，中国人的集邮文献周今觉主编的《邮乘》首次在国际性邮展(美国)获奖(特别铜奖)。 1933年，集邮家姜治万先生《中国首航封》邮集在比利时布鲁赛尔首届航空邮展中获得银奖，成为中国参加国际邮展并获奖的第一人。 1934年，中华邮政开始设立“邮票特销课”。 1948年，中华邮政在南京首次举行专门邮展。 1950年，中国的官方邮集首次出国(赴捷克)展览。 1955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在北京开业。《集邮》杂志创刊。 195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由国际集邮联合会(FIP)支持的国际邮展(苏联)，姜治方获金奖。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 1983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立。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参加国际集邮联合会和亚洲集邮联合会(FIAP)。首次举行全国邮展(北京)。 1984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P赞助的世界邮展（西班牙），陈湘涛、林崧获大银奖。 1985年，中国邮票博物馆开馆。 1987年，中国集邮家首次参加FIAP赞助的(第三届)亚洲邮展（新加坡），常增书获大镀金奖。 1989年，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台湾省集邮家首次参加全国邮展(北京)。 1996年，第9届亚洲邮展在北京举行，中国集邮家沈曾华获国家大奖。 1999年，中国`99世界邮展在北京举行，沈曾华获国家大奖
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 世界上第1枚邮票，1840年5月1日在英国问世，5月6日开始使用。邮票图案是维多利亚女王18岁即位时的侧面像，由弗莱德列克·希思(Frederick Heath)雕制印版，承印者是派金斯。巴肯(Perkins Bacon)公司。面值1便士，用有王冠水印的纸印黑色，所以通称“黑便士邮票”。 这种黑便士邮票上端有“Postage”(邮票)字样，下端印“OnePenny”(1便士)字·样，全张共240枚，横排列12枚，直排列20枚，每枚下端左右两角都印有英文字母，横行从A到L(12个字母)，直行从A到T(20个字母)。字母的组合按每枚邮票在全张中的位置不同而变化，如全张中第1枚邮票左右两角都是“A”，第2枚左“A”右“B”，第3枚左“A”右“C”，第240枚(即最后一枚)为左“T”右“L”。这样可以知道每枚邮票在全张中的位置，即成为查对标记。这是英国早期邮票所特有的。邮票全张的空白纸边印有“每枚售l便士，每行12枚售1先令，每整张售1英镑。请将邮票贴在信封右上方”等字样。英国发行的黑便士邮票，没有印国家的名称，因为那时别国家还没有发行邮票；至今英国发行的邮票还是不印国名，而以王冠、国王头像作为国家名称的标志。黑便士邮票是无齿孔的，因为那时邮票打孔机还没有发明，邮局出售邮票时，须用剪刀逐枚剪开，非常麻烦。1847年爱尔兰人亨利·亚策尔(HenryArcher)发明了邮票打孔．机，并获得专利。1853年英国政府购买了他的打孔机专利权后，1854年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有齿子邮票。 中国第1枚邮票1878年，清朝政府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和牛庄（营口）等五处设立邮政机构，附属于海关内，上海海关造册处当年即印制以龙为图案的一套3 枚邮票发行，邮票图案正中绘一条五爪金龙，衬以云彩水浪，邮票的颜色和面值不同，面值用银两计算：一分银（绿色，寄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普通信函邮资）。五分银（桔黄色，寄挂号邮资）。这是我国首次发行的邮票，集邮界习惯称为“海关大龙”，简称“大龙邮票”。 清代邮票多用“龙”做图案，这是因为“龙”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最近，据大龙邮票专家考证，认为大龙邮票图案设计者是个中国人，而不是先前推测的外国人，但设计者姓名及发行的准确时间很难查明，成为中国早期邮票发行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 “大龙”邮票为铜质版模，雕刻家用手工逐枚刻制，由于进口纸张不同的缘故，分三次刷发行。第一次1878年发行，因用硬性半透明薄纸，称为“薄纸大龙” 第二次于1882年发行因排版时每枚邮票之间的距距离稍大，票幅比第一次的纵横各宽出2 毫米，称为“阔边大龙”，其中5 分银未使用过的新票极少见，25枚的全张新票存世仅一张，是中国早期邮票最著名的孤品；第三次于1883年发行。纸质比前两次都厚一些，通称“厚纸大龙”因打孔机的缘故，打出来的齿孔有光齿和毛齿两种，光齿的又称“厚纸光齿大龙”邮票齿孔周边带有纤维毛的称“厚纸毛齿大龙”邮票。大龙邮票后由于铜模损坏，没有再印大龙邮票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在邮票发行史上具有重要位置，因而比较珍贵，在纪念大龙邮票发行 110 周年时，邮电部于1988年7 月20日发行小型张一枚，以全套3 枚大龙邮票为主图，采用票中票的形式设计，首次用7 色机印制成功，这在邮票印制史上罕见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香山举办“大龙邮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邮票博物馆举办大龙邮票专题邮展，中国集邮出版社出版< 大龙邮票纪念专集> ，还摄制了< 中国邮票电视系列片（一）——大龙邮票> 电视专题片
我认为首先要问一下你集邮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为了增知.怡情,还是增值储财.我说的是"主要目的".如果是前者.只要自已经济允许条件下,任何邮品都有收藏意义,如果是后者,就要看当时的形势了.
英国的 黑便士 “邮政之父——罗兰。希尔爵士”的“便士邮政法”，引发了一场世界邮政的重要革命，同时也导致了世界邮票的女皇——“黑便士”的诞生。 1839年8月17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实行均一邮资制的1便士邮资法和预付邮资制度。9月6日至10月15日公开征求对邮资凭证已付的意见和设计图稿。正是由于确认了这枚图稿而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面值以便士计量，用黑色油墨印制，故称黑便士邮票。英国 “ 黑便士 ” 是世界上第一枚邮票。原定于 1840 年元旦问世，但因未准备就绪，邮票到 5 月 1 日 出售， 5 月 6 日 才正式启用。 1840 年5 月6 日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边的邮政总局热闹异常。浓雾散去，阳光和煦，人们兴致勃勃地赶到宽敞的工农业大厅，围挤在桃花心木的柜台前，用一枚枚金光闪闪的英镑，争相换购一张张新问世的“ 黑便士 ” 邮票。一连两天，柜台里总能见到一位身材魁梧、长着络腮胡子的职员在细心地观察邮票出售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 “ 今天，邮票第一次在伦敦问世，邮局喧闹异常。 ” 第二天他继续写道： “ 昨天售出了价值 2,500 英榜的邮票。 ” 他就是罗兰 · 希尔，由于他对邮政改革的贡献，并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 ——“ 黑便士 ”—— 而名垂青史。女王赐给他伯爵称号，国际集邮协会尊称他为 “ 邮票之父 ” ，许多国家还发行了纪念罗兰 · 希尔的邮票。在邮票诞生之前，邮政收费是按照信件用纸的张数和投递路程的远近逐件计算的，而且是由收件人支付 邮资，收费的标准也很高。 17 世纪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进行了工业革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邮政改革。 1837 年，罗兰 · 希尔发表了那篇有名的论文《邮政制度的改革 —— 其重要性与实用性》。他的改革建议简称为 “ 一便士均一邮资法 ” ，主要内容是，在英国本土对二分之一盎司以内的信件统一收取一便士的邮资，邮资必须预付。英国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一提案，罗兰 · 希尔被聘为财政部职员。 1839 年，英国财政部公开悬赏征求邮票设计图案，收到了大约 2,100 多件作品，对其中 4 件设计颁发了一等奖，但没有一件被采用。于是，罗兰 · 希尔亲自动手设计。他以威廉 · 韦恩精刻的 1837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的侧面肖像纪念章作原图，画了两幅邮票图稿。邮票由雕刻家希恩兄弟雕刻版模, 帕金斯 · 信有限公司承印。在白色无底纹纸上，对着阳光一照，可以看到每枚邮票的正中有一小皇冠水印，这样世界上最早的 “ 黑便士 ” 邮票就诞生了。 “ 黑便士 ” 邮票使邮政工作大大前进了步，标志着世界近代邮政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黑便士 ” 是颜色和面值的合称。它采用黑色雕刻版印刷的无齿孔，不标国名，只有女王的肖像，这一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图案上方有 “ 邮资 ” 字样，下方是表示面值的 “ 一便士 ” 字样，印张每行由 12 枚邮票组成，共 20 行邮票组成，共 20 行，每张 240 枚。这是因为英国当时币制为 1 镑＝ 12 先令＝ 240 便士，一个全印张正好一英镑。特别有趣的是邮票的下面两角都各有一个英文字母，同一行上的每枚邮票图案左下角的字母相同。第一行 A ，第二行是 B ，以下按字母顺序类推；在图案的右下角的字母则表示邮票印在张中的位置，从左向右按字母的顺序排列，如第一横排从左至右为 AA 、 AB 、 AC 直至 Al, 第二横排依次为 BA 、 BB 、 BC 、直至 Bl…… 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仿造。尽管 1840 年的邮票现存数量相当可观，但要复原原来的一个完整的印张却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邮票刚刚问世，人们还不大懂得邮票是什么，所以每整张 “ 黑便士 ” 的纸边上者印有说明文字： “ 每一枚邮票是一便士，每行十二枚售一先令，每全张售一英榜。把邮票贴在收信地址右上方，涂湿标签时，请勿擦掉背胶。 ” 邮票原定于 1840 年元旦向世，但因未准备就绪，邮票到 5 月 6 日 才正式启用，但不知哪个邮局提前售出了一些邮票，迄今已发现有 3 枚黑便士票是 1840 年 5 月 2 日 在英国南部城市巴斯盖销的，被集邮家视为珍宝，标价很高。 从 1840 年 5 月 6 日 起，黑便士邮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印十一次，有 30 万全张计 7 ， 200 万枚。其中第十一次即最后一次印量最少，只印了 700 全张 16 ， 800 枚。在此期间共售出 68 ， 158,000 枚。 与黑便士邮票同时发行的还有图案相同的蓝色二 便士邮票，俗称 “ 蓝便士 ” 。据说是在印制时误将邮票印成了蓝色。邮票的版式和黑便士完全一样，它的发行量比黑便士票少，珍贵程度超过黑便士，但闻名程度却远不及前者。有的蓝便士的印刷透过纸背，背面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女王的肖像，这种透印票尤其难得。目前存世的蓝便士邮票只有两种：一种是一组八方连邮票。票上盖有英国最早使用的 “ 马耳他十字戳 ” ；另一种是一枚信封残片，残片上贴有半枚蓝便士邮票，是用二便士邮票对剖使用的。 戳上的日期 1841 年 3 月 27 日 ，是世界珍邮之一。 黑便士面世九个月后，即 1841 年开始发行红便士邮票。改色的原因是因为黑色邮票上盖销黑色邮戳不易看清，有人将盖有黑色戳的邮票揭下来重复使用，于是就用同一版模将邮票印成棕红色的了。 黑便士邮票几乎具备了现代邮票的所有特点，具有科学性和使用性，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开创了邮票发行的新纪元。
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 世界上第1枚邮票，1840年5月1日在英国问世，5月6日开始使用。邮票图案是维多利亚女王18岁即位时的侧面像，由弗莱德列克·希思(Frederick Heath)雕制印版，承印者是派金斯。巴肯(Perkins Bacon)公司。面值1便士，用有王冠水印的纸印黑色，所以通称“黑便士邮票”。 这种黑便士邮票上端有“Postage”(邮票)字样，下端印“OnePenny”(1便士)字·样，全张共240枚，横排列12枚，直排列20枚，每枚下端左右两角都印有英文字母，横行从A到L(12个字母)，直行从A到T(20个字母)。字母的组合按每枚邮票在全张中的位置不同而变化，如全张中第1枚邮票左右两角都是“A”，第2枚左“A”右“B”，第3枚左“A”右“C”，第240枚(即最后一枚)为左“T”右“L”。这样可以知道每枚邮票在全张中的位置，即成为查对标记。这是英国早期邮票所特有的。邮票全张的空白纸边印有“每枚售l便士，每行12枚售1先令，每整张售1英镑。请将邮票贴在信封右上方”等字样。英国发行的黑便士邮票，没有印国家的名称，因为那时别国家还没有发行邮票；至今英国发行的邮票还是不印国名，而以王冠、国王头像作为国家名称的标志。黑便士邮票是无齿孔的，因为那时邮票打孔机还没有发明，邮局出售邮票时，须用剪刀逐枚剪开，非常麻烦。1847年爱尔兰人亨利·亚策尔(HenryArcher)发明了邮票打孔．机，并获得专利。1853年英国政府购买了他的打孔机专利权后，1854年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有齿子邮票。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的背景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P27-29：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世主”。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页三一至三二：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儒家孔丘道家李耳墨家墨翟法家李悝名家惠施兵家孙膑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小说家屈原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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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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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再版（1982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3．《中国古代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简犊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5．《秦汉社会文明》（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6．《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7．《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8．《法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9．《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10．《秦汉简史》（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3．《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14．《长江文化史》（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学术论文及其他学术文章1．《批判〈中国田赋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期。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3．《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伪降”》，《人民日报》1964年8月19日。4．《略论社文秀之死》，《历史教学》1964年。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漆的发现和利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7．《试论商勒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8．《井田和爰田》，《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9．《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10．《秦国封建社会各阶级分析——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11．《“隶臣妾”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12．《日本僧人灵仙对中国佛典翻译的贡献》，《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13．（秦国华阳夫人考），（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14．《悼念陈直教授》，《考古》1980年第5期。15．《秦公钟、铸铭文释读中的一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6期。16．《论秦穆公》（合作），《考占与文物》1980年第6期。17．《古代法制杂谈》，《随笔》1980年第11期。18．《秦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19．《萧将军瓦和前将军萧望之》，《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20．《秦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1．《秦代法律制度初探》，《法律史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22．《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23．《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25．（周公东征与嬴姓西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26．《支那称谓问题》，《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27．《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28．《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专刊，1982年。29．《青川秦墓木牍内容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30．《陈直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1．《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专刊丛书，光明日报社1984年版）。32．《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史论文选》（第一分册），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33．《汉代法律管窥》，《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34．《怎样看待农民战争中的“伪降”》（合作），《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参考资料》，辽宁省社会科学学会、辽宁省历史学会。35．《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36．《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37．《“隶臣妾”并非奴隶》，《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3年版。38．《秦汉时代的市政》，《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5期。39．《1983年秦汉史研究概况》，《光明日报》1984年3月21日。40．《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人民出版社版社1984年版。41．《中国历史的魁力》，《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84年第2期。42．《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3．《秦佣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年第3期。44．《怎样学习秦汉史》，《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5．《怎样理解文明这个概念》，《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46．《秦汉文明发展的特点》，《学习月刊》1984年第10期。47．《研究古代史亦应重视信息》，《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0日。48．《理财家桑弘羊》，《天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6期。49．《秦涌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50．《张汤评传》，《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51．《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52．《三辨“隶臣妾”：兼谈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53．《刘向》，《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4．《范晔》，《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55．《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56．《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研究生能力培养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57．《写在竹片木板上的历史资料——介绍我国秦汉简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6年第1期。58．《历史的经验与现行的政策——兼论〈论秦的兴亡及其知识分子政策〉》，《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59．《秦涌主题何处觅：〈秦涌之谜〉之二》，《文博》1986年第2期。60．《〈三国演义〉中丰富生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吗？》，《文史知识》1986年第4期。61．《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合作），《文博》1986年第5期。62．《中国出士简研究近况》，《史滴》第7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86年）。63．《西安古代军阵研究》，China Daily Jan．26，1987。64．《〈居延汉简研究〉评价》，《光明日报》1987年3月4日。65．《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66．《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的精华：介绍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67．《评〈五十年来汉唐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8．《以君主意志为法权的秦法》，《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69．《如何学好秦汉史》，《中外历史》1987年第3期。70．《如何理解“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7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评介：兼谈历史研究的方法》，《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72．《中国秦汉史研究近况と展望》，[日本]《古代文化》1988年第2期。73．《秦人的开拓精神和秦国的开放改革》，《陕西日报》1988年5月11 日。74．《秦人观与中国的统一》，《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75．《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价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年第3期。76．《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合作），《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秦始皇陵兵马涌博物馆论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77．《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78．《国家与社会的统———与唐德刚教授隔洋对话》，（社会科学评论）1988年第4期。79．《涌魂惊窘宇，歌舞颂强秦——评舞剧〈秦涌魂〉》，《西安戏剧》1988年第1期。80．《汉长安城的未央宫》，《旅游博览》1988年第2期。81．《〈中国版刻综录〉简介》，《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197期（1988年 9月）。82．《秦涌的价值》，《秦陵秦诵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83．《秦佣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文博》1989年第4期。84．《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85．《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86．《中国人学者によるの[日书]研究の现状》，《史滴》第11号（日本早稻田大学1990年）。87．《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88．《咸阳古道音尘绝：对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介绍》，《中国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互、2期。89．《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与婚姻家庭：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说起》，（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90．《秦汉政策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91．《“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92．《秦简〈日书〉校补》，《文博》1992年第1期。93．《评何兹全教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94．《朱雀楼札记》，《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5．《〈尉缭子〉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96．《台湾秦汉史学者研究概况》，《秦陵秦佣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97．《〈睡〉简与〈放〉简〈日书〉比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98．《从放马滩〈日书〉（甲种）再论秦文化的特点》，《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99．《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100．《将我的思想和情感灌注到秦汉史研究中》，《史学家自述》，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101．《求长生而致短命——秦始皇死因考》（合作），《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2．《秦始皇的恚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103．《秦始皇会稽刻石辨析》，《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104．《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105．《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106．《一孔之见，借以续貂》，《秦文化论丛》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07．《西汉史研究的又一硕果：〈汉人秘史〉（〈西汉兴亡史〉）序》，《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108．《千年难解始皇谜：评〈秦始皇帝评传〉》，（文博）1996年第5期。109．《汉乐府〈焦仲卿妻〉的爱情悲剧及中国古代官吏的休假制度），《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第3期，台北，1997年6月
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生平简介
汝企和（1949——），江苏苏州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在历史文献学、历史教学研究、周易研究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获学士学位。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毕业后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4年，担任文献室主任。2001年，评为教授。200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汝企和长期从事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在宋代文献学领域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且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0年第二期作为该期首篇转载。）他整理的南宋史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20余万字）于199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于1998年获北师大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并获得宋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教学研究。自1994年担任历史文献室主任以来，不断探索与改革，于1997年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其为获奖之带头人）。1996年获原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第一批立项项目及经费，他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他主编的84万字的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已成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1999年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从而提前结项，受到教育部通报嘉奖。该教材以其崭新的思路、独特的选篇等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并于2002年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发表教学研究论文10余篇，其中《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探索》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很大关注，《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与《中国教育家论文经典》均已全文转载；并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别评为论文一等奖。另一篇教学论文于2005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六次优秀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奖。由于在教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所以他于2006年获北师大（第二届）钱瑗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8年4月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名师；2008年5月获北师大第五届教师本科教学优秀奖特等奖；2008年6月获宝钢教育奖。
此外，他独力翻译的《外国雇佣兵与清朝官员》（23万字）已于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还曾多次为外国学术团体用英语讲授中国历史。
近年来他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数术文化研究，并已撰写四篇论文。他潜心研究《周易》多年，近几年为历史学院开设的“《周易》与传统文化”课，深受广大学生欢迎。
论着目录
一、著作
1、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20余万字），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
2、整理《癸辛杂识》（16万字），团结出版社1998年2月版。
3、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中下三册，84万余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6月版。
4、翻译《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5、于2002年5月教育部颁布专文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报告；在闭幕式上发表总结报告；会后主编大会论文集《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集（23万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
6、专着《中华传统文化探幽》（22万字），2008年6月版。
7、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经高水平修订后再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成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8、于2009年5月教育部颁布专文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总结报告；会后主编大会论文集《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第五辑（18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二、论文
1、翻译：《美使麦莲致国务卿马赛函及其天京芜湖之行》，《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3、《〈宋史〉校记补遗二十则》，《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4、《以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万字），《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二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
5、《〈四库全书〉某些岐误之原因》，《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6、《宋初官方搜求书籍述论》（万字），《阴山学刊》1994年第三期。
7、《〈四库全书〉歧义一瞥》（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五期。
8、《宋初官方校勘述论》（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1月。
9、《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写的思考与探索》（万字），《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三集，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0、《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万字），《史学论衡》1999年7月。
11、《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万字），《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史卷）2000年第二期转载，并将此文列为该期之第一篇。且于2002年5月被“新世纪中国西部丛书编委会”评选为“新世纪、新经济、新西部学术成果奖”之特等奖；8月被“中国西部发展战略丛书编委会”评选为优秀论文奖特等奖。
12、《陈垣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教学方法初探》（万字），《励耘学术承习录》，2000年11月。
13、《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探索》（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与《中国教育家论文经典》均已全文转载；并被《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参考文库》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分别评为论文一等奖；02年11月被“中国教育学会”评选为“全国高校教师文科优秀论文”。
14、《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万字），《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史卷）2001年第三期转载。
15、《略论南宋时期之官府校勘》（万字），《历史文献研究》第20辑，2001年7月。
16、《深化教学研究，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持续发展》（万字），《北师大本科教育教学论文集》，2002年1月。
17、《略论宋代官府对经部书的校勘》(万字)，《史学论衡（庆祝北师大百年校庆历史系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8、《父亲汝龙的夕阳时光》，《人民政协报》2003年2月27日；3月6日。
19、《弘扬中华文化、光大中华美德》（万字），《光明日报》2003年3月21日（第3版）。
20、《论宋代馆阁之校勘经部书》（万字），《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一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3年第二期作为首篇全文转载。
21、《南宋馆阁校勘述论》（万字），《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22、《论北宋官府对道教书籍的校勘》(万字)，《中国道教》2003年第四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卷）2003年第6期转载。
23、《再论以教育心理学原理指导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4、《让“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与时俱进，为宏扬中华文化作出更大贡献》（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5、《对建国以来〈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回顾与思考》（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6、《第四届全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综述》（万字），《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7、《古汉语过关考试小结》，《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四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28、《略论北宋时期之馆阁校勘》，《历史文献研究》（第22辑），2003年7月。
29、《论北宋官府之综校四部群书》(万字)，《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2003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其《后记》明言：只有入选《图书馆杂志》的优秀论文才可刊于《理论学术年刊》！
30、《论“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的周期性问题》（万字），《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三期。（2004年6月）
31、《略论两宋官府对史书的校勘》（万字），《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32、《北宋官府校勘经部书的辉煌成就》（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新世纪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集》（先进文化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版。同时获优秀论文奖。
33、《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万字），《齐鲁学刊》2005年第五期。
34、《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新华文摘》2006年第一期。
35、《北宋官府对医书的校理》，（1万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二期。
36、《对完善校勘学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万字），上海2005年《图书馆杂志理论学术年刊》，2006年10月出版。
37、《简论北宋官府之医书校理》，刊于2006年年底出版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
38、《简论北宋官府对四部群书的校理》，中华名人系列丛书编辑部：《中华名人文论大全》（第三卷），《中国语言文化出版社》。06年9月1日收到入选函，称本文获特等奖。
39、《以研究推动“历史文选”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万字），《高校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大象出版社2007年3月版。
40、《魏晋时期之相人术与魏晋社会》（万字），《齐鲁学刊》2007年第四期。
41、《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万字），《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六期（12月）。大学学报》2008年第三期。
42、《以“小学”为重点内容?——加强历史文选实习训练》，《现代教育报?教材周刊》，2008年11月21日第四版。
43、《思念父亲汝龙先生》，万字，《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44、《关于建立古汉语过关考试题库的探索与思考》，载于《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45、《论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贡献》，载于《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