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研究现状，典籍翻译与研究的现状中医典籍的发展历程中医典籍英译史四中医典籍英译的意义五如何做好典籍翻译工作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 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 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 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 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 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 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 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 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1.“英语一词两反义与对应词同义初探”《外语学刊》1986年第2期2.“试论英语一词两反义的构成” 《外语学刊》1989年第2期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三种译本比较” 《西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4.“希腊神话与英语词汇”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5期5.“英语冗余现象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6.“希腊神话与英美诗歌” 《外语与翻译》1997年第2期7.“试论英语冗余现象”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增刊8.“英语冗余现象及其在语言交际中的积极作用”《外语教学》2000年第1期9.“试论言语假信息” 《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10.“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 《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11.“合意还需合宜—从文体角度谈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12.“英语一词两反义的分布与构成”《英语教学与研究面面观》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13.“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第二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中国翻译》2004年1期14.“韩素音16届青年翻译奖英译汉译文评述”《中国翻译》2004年6期15.“典籍英译传统文化词的传译难点与策略”《典籍英译研究》（第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16.“让墨子走向世界”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7.“墨子英译对比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18.“金无赤足、瑕不掩瑜”——第17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参考译文评析《中国翻译》2006年第3期19.“昆曲思凡英译研究”昆曲国际论坛论文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20.“墨子英译研究”—首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 Studies 能否一词两译？《上海翻译》2006年第4期22.“参考译文岂能仅供参考？”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第33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23.“多元互补、和谐共进——2006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综述” 《上海翻译》2007年1期24.“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25.“这些句子是Chinglish还是英美人士广泛使用的英语？” 《上海翻译》2008年第1期26.“当代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及理论融合” 《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27.“真情译诗形神兼似” 《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28. “翻译研究在新世纪的新转向” 《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29. “典籍英译教材建设的新尝试” 《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30.“从一则调查谈英语学习以及衡量汉译英质量的标准”—第二届“两岸四地”翻译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31. “试论典籍英译教材的编写” 《中国外语》2009年第2期32.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身份的变迁谈起” 《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3. “《梦溪笔谈》译本翻译策略研究”《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34. “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再思考” 《上海翻译》2010年第2期35.“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 《外国语》2011年第2期36. “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 《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37. “中国典籍英译标准和策略研究”《典籍英译研究》（第2辑）外研社2011年10月38. “《论语》英译考辨” 《东方翻译》2011年第6期39. “道德经及其英译” 《东方翻译》2012年第1期40. “天下奇书《山海经》及其英译” 《上海翻译》2012年第2期
摘要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但在理论建构,研究深度和创新性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从三个方面简要概括了国内翻译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期能对以后的译学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翻译研究 翻译标准 多元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翻译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重要精神桥梁正在与社会各领域发生着更为广泛的联系。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艰难但迅速地跨越了从对“信达雅”无休止的争论,乃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引入,到对巴斯特等的多元系统、操纵理论、女性主义等翻译思想或流派的评价和接收过程。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翻译理论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视角也日趋多元化,方法与手段也更为客观、科学。 1 科学观与艺术观的统一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都陷于诸如形与神,直意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而近十多年来引起翻译界激烈争论的当数有关翻译性质的科学观与艺术观。 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劳陇(1996)声称“翻译活动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翻译活动不可能成为科学。” 而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集中力量,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即Why(为什么),What(是什么)和How(怎么办)的问题,通过广泛的研究,达到共同的、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然后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来。”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林璋(1996)对翻译和翻译学、科学与艺术等基本概念作了论证,并争论说翻译是一种行为,“翻译始终都在处理聚合关系,对聚合关系的处理贯穿翻译的全过程”,进而得出翻译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只是一种技能,而研究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翻译学毋庸置疑是一门科学。 相关科学,特别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但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大多数论著也不过是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翻译还只是处于“前科学”阶段,所以许钧(1996)认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 究竟翻译是艺术、科学、还是技巧?这简直比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麻烦,因为翻译可以指翻译活动、翻译行为、翻译现象、翻译方法等。抛开概念的含糊不论,一种艺术未见得不可以有理论。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塑原文中的形象而言,翻译应当是一门艺术;但翻译又不仅仅是艺术,译者的“生命”源泉在于原作之中,译者绝不能只凭直觉,任意发挥,他还得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因此无论何种翻译都要讲点儿科学。在翻译过程中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是同时运用的,从这点上来讲,翻译应该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故翻译理论研究应彻底摆脱“科学观”与“艺术观”的二元对立(蔡新乐,2005),从而为为翻译理论的建构开辟新的思路和途径。 2 翻译标准多元化 翻译标准是翻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自严复的“信达雅”后,郁达夫从译者的角度提出了“学思得”三字标准。著名的还有林语堂的三字论“信顺美”、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等,但译界公认,这些传统的翻译标准纯属“经验式”、“随想式”的散论,缺乏系统性,精密性和可分析性,而且始终没能摆脱严复的“信达雅”的框架(陈福康,1992)。 在批判继承传统翻译标准的基础上,王东风(1996)对严复的“雅”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雅”属于言语美,并指出言语美在不同的语体中主要有三种美学形态,即日常口语交际注重的伦理美;公文、科技和政治语体中的规范美;文艺语体追求的艺术美。刘宓庆(1996)则从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三条语言审美标准――“真实性”,即对应(equivalence),包括语言的形象对应性;“清晰性”,即条理思路清楚,立意、陈词明晰;“约定性”,即译语的用词要符合约定俗成。 当今一些学者以客观上不存在绝对忠实的译作为由,主张译者放弃对忠实的主观追求。对此,曹明伦(2006)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从来就是译者主观上的自律准则,也是人们评判译作质量好坏的客观准绳。当代翻译界仍以推陈出新的方式使用“忠实”这一术语,坚持这一概念,甚至德里达的英文版译者也提出了“忠实原则系统”。 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标准并不存在,翻译标准是多元互补的。辜正坤先生(2003)认为:“由于翻译具有多重功能,人类的审美情趣也具有多样性,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翻译手法、译作风格和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而这一切终将导致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这一见解可谓是高瞻远瞩,颇具客观性。的确,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翻译标准也必将呈现多元化。 3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使译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诸如文化学、传播学、哲学、思维学等都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这促使译学由单纯的学科内部研究转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一如周方珠(2005)所言,翻译理论必须突破传统译论的藩篱,将众(下转第171页)(上接第140页)多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入其中,使其形成多元框架,从而对翻译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 以往的翻译研究大都是对语言的转换过程进行探讨,较少触及到翻译问题的根源,所以很难从本质上揭示翻译的基本规律,而近年来从思维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与日俱增。“实际上,作为一种跨语际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变化的表象操作,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思维模式的转换过程(刘金龙,安全勇,2006)。 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语用过程和思维过程,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特点,所以深入研究人脑的思维活动将是译学研究的突破口。 语料库翻译和机器翻译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章也是层出不穷,诸如“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历史与进展”(刘敬国,2006)让我国的读者对西方语料库的研究获得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刘群的“机器翻译研究新进展”(2009)则系统介绍了近年来国际机器翻译,特别是统计机器翻译等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这些研究都更好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4 结语 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对国内近十多年的翻译研究作了简要概括,而翻译理论技巧,翻译评论等其他方面未能一一涉及。总的来说,中国的译学研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可谓是硕果累累,但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译学理论的建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是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强。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译论还是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往往只满足于诠释和效仿,因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其次是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语言文化及文学方面的单一的静态的零散对比研究,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在高层次上研究翻译的功能,或借用心理认知和科学理论深入研究翻译过程的成果却很少,还有待于系统完善,各学科交叉研究与整合有待深入探讨和发展。特别是在语料库翻译研究方面,同西方相比,我们尚有很大的差距。大多数文章仅限于泛泛地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进行介绍和评价,而基于语料库的实证性翻译研究却严重不足。 从国内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来看,21世纪的译学工作者似乎更需要学会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译学理论,并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将外来的理论本土化,站在跨学科的角度,不断推进中国的翻译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参考：广告的功能就是宣传产品，传播信息或观念，号召人们去采取某种行动。特点主要是 a.多用简单的词汇 如come go ues see look taste feel take love good fine real rich great等。b.多造词错拼 如 Krispy (krispy) milka(milk) 美之源（Minute Maid）（这点要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的知识背景了，可以看看电视剧 广告狂人）c.句式简单，多祈使句，多省略句。d.大量的修辞手法 双关，拟人，比喻，押韵，重复等。 我觉得这方面需要的是创造能力，需要扎实的底蕴，超高的智商和记忆。参见你的教科书吧。一些翻译书里面有说明。
跨文化英语翻译策略研究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不同文化之所以产生跨文化障碍源于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养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跨文化英语翻译策略之论文范文。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油画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着中国的变化。为了更大限度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成就，更彻底真实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油画艺术家的心声，达到促进人类社会交流发展的目的，就必然拥有一支具备较高跨文化翻译技能的翻译队伍。
一、中国当代油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1.中国油画是西方油画中国化、民族化的产物。中国文化几千年昌盛不衰，其精髓是对外来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以及对外来优秀文化进行中国化、本土化的处理方式。油画走本土化道路是合乎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一百年来中国油画家在探索民族化道路中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瞩目。
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苏天赐等中国油画的巨匠毕生都在进行着西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油画的民族化最根本核心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在油画语言中得到张扬。它包括民族的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对语言形式的独到认识等等要以我们的文化母体为核心。
2.中国油画是市场化与国际化共融的结果。油画在过去被人们当作“洋货”一样顶礼膜拜。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油画在某中程度上也被打上了商品的印记。画家无法像曾经那样在“象牙塔”里潜心创作。面对生存问题，他们必须学会向市场低头。在目前，中国文化市场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是实力雄厚的个人投资者及具有财阀背景的西方投资人。他们推崇的中国艺术家作品，往往是那些既符合西方文化背景的审美要求，又具有中国民族化表达方式的作品。中国油画的发展必然要充分考虑商业利益，这也是满足市场化要求的必然趋势。
二、 翻译之于中国油画的意义
翻译，尤其是艺术作品翻译正如香港翻译协会会长金圣华女士所言，“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这说明虽然译者的任务是担当语言中介，职业操守要求我们要尊重艺术家及作品。但与此同时，译者亦不能妄自菲薄、放弃立场，甚至是讲自己当作卑微低下的次等角色。
艺术作品的翻译，尤其是油画作品的翻译过程是译者重构语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需尽力体味画家在创造时的情感状态、思维方式及所要表达的主旨思想，而后凭借本国语言符号转述原作者的思想意义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意义。译文可读方为可取的翻译，艺术译文尤其要先求朴实通顺，表意清晰。
三、 中国油画跨文化翻译策略
1.针对大众欣赏者的翻译策略。面向大众欣赏者的翻译要求比较简单，就是要通过跨文化翻译读懂画作传递的最直观、浅显的讯息，保证大众欣赏者能够流畅地理解。这类翻译策略应采取归化策略，通过翻译尽量让画作贴近西方文化，避免欣赏者可能碰到的跨文化障碍，提升画作欣赏趣味。
2.针对一般收藏者的翻译策略。面向一般收藏者的跨文化翻译，要充分考虑收藏者具有一定的油画欣赏水准和较强的认知能力，他们希望透过画作了解异国风情，所以要通过跨文化翻译尽可能地详尽而准确地传递信息，较多地保持原作的艺术风貌，会增加他们的兴趣。这类翻译要采取归化与异化并举策略。首先通过异化翻译将画作特色进行原汁原味地传达，而当产生误读时，可适度归化。
3.针对精英投资人的翻译策略。面向精英投资人的跨文化英语翻译。此类翻译水准的要求是最高的。因为他们不仅对西方油画具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对中国油画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极高的专业欣赏水准。
这类翻译应该精确地反映原著的内容与意蕴。他们要求翻译不仅要能表达清楚表达作品本身，还要准确的传递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深意，“希望知其然，更希望知其所以然”。此类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力争把原文的所有文化信息完整地传达给他们。其中可以借鉴西方历史事件或典故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当涉及油画技巧和相关领域专业知识时，应加以必要注释，以利研判。
四、结论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不同文化之所以产生跨文化障碍源于不同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养成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冲突。两种文化越是不同，这种冲突越是激烈。如果将两种文化的不同称作文化距离，那么当使用不同语言、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产生的文化距离就会更大。在翻译实践中，跨文化翻译是实现两种文化顺利过渡的必然手段。
合理运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是中国油画翻译实践中重要的研究课题。虽然各个国家、不同民族间存在着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差异，但是对未知文明的探索和对美的向往是全人类永远不变的主题，是不存在理解的鸿沟的。
进入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立刻形成了对互联网的评介、研究的热潮，新闻传播学者亦对互联网在信息传播领域产生的变革性影响给予了充分关注。按照美国传播学者的定义，一种媒体使用的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称为大众传媒。在美国，达成5000万人使用的界限标准的大众传媒，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有线电视用了10年，而互联网只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国的网络用户已达6200万。因此，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大传播媒体的概念被提出。从1995年起，国内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在网上建立网站。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将互联网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其网络作用方面。1997年10月16日-17日，中国报刊月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央视调查咨询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全国电子报刊经营现状与发展趋势研讨会”。3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进行的第一次网络信息传播领域的理论研讨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新闻媒体上网者很少，只有人民日报网络版、华声报电子版等少数中国新闻机构在会上作了介绍性发言，会议邀请了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主管给中国新闻界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体会。1999年7月1-2日，中国记协在杭州主持召开了'99全国网络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50余家中国新闻机构网络版的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30多家新闻机构向大会提交了论文。10多家新闻机构的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与会代表从近年来各自的网络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广泛交流了对网络信息传播各个领域的看法。 国外不少代表性的相关著作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而且这些著作大多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本书描绘了数字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跨入数字化新世界的最佳指南。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大纲第一部 比特的时代第二部 人性化界面第三部 数字化生活结语 乐观的年代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辜正坤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蒋显zhǒng@①、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目录：第一部分信息流是企业的生命线；第二部分商务：因特网改变了一切；第三部分驾驶信息改进战略思想；第四部分给商务经营带来远见卓识；第五部分特殊企业提供通用启示；第六部分迎接挑战。这本书写的很朴实 写了他们公司的事，包括，他们公司犯的错误。比尔盖茨说，获胜对它们来说不是灌篮（P388）. 虽然微软招了许多聪明人，但他认为，公司需要智商“并不是说它需要很多睿智的人”（P228） 所以这一点上，倒有点象朴实的沃尔顿呢。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袁世佩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网络世代的新新人类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主导力量，彻底重塑21世纪的就业方式、休闲观与人际关系模式，并引导世人进入全新的数字世界。身为父母、教师、营销人员、广告人、网络族、企业领袖、政治决策者的您，千万不可错过这部杰作！这是一部完整描述接受数字科技催生的网络世代的经典著作。唐?泰普斯科特是美国著名的数字未来学家（digital futurist）及畅销图书作家，著有《数字经济：全球网络生活新模式》等六本重要著作。他同时身兼“聚合科技联盟”（The Allance for Converging Technologies）主席及“新典范学习公司”（New Paradigm Learning Corporation）总裁，前者为一跨国研究智库，由许多世界级领导性科技、制造、零售、金融及政府机构等共同出资成立。其他经典著作还有，埃瑟·戴森的《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尼尔·巴雷特的《数字化犯罪》（郝海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查克·马丁的《数字化经济》（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等。这些译著虽然并不能被看作是网络传播学的著作，只能说是相关著作，但是它们打开了国内各界人士的眼界，促使中国人关注正在来临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其中《数字化生存》一书1998年被《新周刊》第53期评为《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国内学者近年来，撰写了多种评介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的专著。《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谢新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按照传播学研究的框架，采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比较研究、专家调查及案例分析、文献综述等方法，紧紧围绕网络媒体这一中心，对其传播的几个关键环节，即网络媒体基本问题、传播过程与模式、传播主体、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效果、控制管理、网络媒体竞争形态及产业化趋势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与研究。本书除了对网络媒体的属性等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外，重点通过受众调查，利用统计方法对网络受众理论和网络传播效果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典型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梳理，根据网络媒体的传播持征，提出了网络媒体的传播模式，并对其特征进行了评价；通过利用产业结构分析的SWTO方法，分析了中国媒体产业的发展太势，提出了网络媒体产业化的对策。本书适合新闻传播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师生使用，对从事网络新闻的从业人员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声浪传播?破解品牌密码》（李泊霆 段淳林·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本书所提出的声浪传播理论填补了中国自主品牌知识在国际传播上的缺失，作者经过多年理论探索与实践操作，提出一个品牌营销的新理念：“声浪传播。此理论提出：传播是营销的最高阶段。未来优秀的企业必然是用传播的角度来构建营销系统，甚至是企业战略，营销已经做到了尽头，而传播将有无限空间，同样也意味着无限商机。本书以王老吉、苹果、联想、星巴克、腾讯等品牌营销的成功案例来论证品牌需要声浪。本书对网络传播的研究也非常值得中国广告人的学习和关注，本书提出，网络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尤其是搜索引擎和SNS等营销与传播模式的发展，将对传统的营销模式提出挑战。《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本课题主要介绍了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认为它使得人类进入了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实现了信息的双向流通，带来了新的技术革命。同时提出，新媒介、新技术的产生将给大众传播带来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如网络报纸、数字式广播电视、电脑辅助新闻等，传播者和受传者的媒介角色也将随之改变。作者建议，应当充分运用互联网络，开发数字式电视产业，提高媒介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同时传播学理论也应实行根本性改革。目录/第一章 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第二章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第三章 当代多种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第四章 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五章 “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第六章 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第七章 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第八章 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第九章 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第十章 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第十一章 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后记其他著名著作包括：胡泳、范海燕合著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著作。紧随其后出版的是罗伊撰写的《无网不胜》（兵器工业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12月出版）由8位年轻学者执笔，共7本著作组成，力图用中国人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网络。作为中国学者为网络时代立言的原创著作，继续推出的有萧琛撰写的《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陈炎撰写的《Internet改变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严耕主编的《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姜奇平主编的《数字论坛丛书》（海洋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刘吉和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等。 网络传播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甚至连研究本身都与网络紧密结合，包括从网上获取资料、网上采访、网上调查等等。新闻传播学者和直接从事网络传播的新闻传播者撰写的大量文章和论文，可分为以下方面：探讨网络传播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探讨网络传播与传统新闻传媒的关系，探讨新闻媒体网站的建设与经营，对国外网络传播法规的评介，对新闻从业人员使用网络状况的调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总起来看，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阶段描述性的，对策性的，解释性的成果为多。 网络传播专业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学校的一门新学科。全国至2000年已有7所高校设立或将要设立网络传播专业，对网络传播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亦已成为教育界关注的新热点。全国一线新闻传播学院都纷纷关注网络传播的研究，自华中科技大学在1998年创办全国第一个网络新闻传播班后，北京广播学院于2000年4月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网络传播学院，清华大学传播系开设了新媒体研究专业，招收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已在新闻专业本科生中开设了网络传播课程。武汉大学在报纸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广告学之外，准备新开设网络传播专业。除网络传播专业或方向外，高校也开始建立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如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等。什么是网络传播许多学者对于传播作过种种描述和解释，有的把它说成是“信息共享”，有的把它说成是“劝服影响”，也有的把它说成是“刺激反应”，还有人认为，传播是人类传递或交流信息的社会性行为；等等。郭庆光教授在其新著《传播学教程》中认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传播与沟通论文传播与沟通论文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毕竟很大一部分学生没有对传播与沟通论文有过研究，很多毕业生都不愿意写传播与沟通论文，也许是因为在写传播与沟通论文时不知道怎样入手，怎样去写传播与沟通论文等等，下面就是一篇传播与沟通论文文章与大家分享，由传播与沟通论文网提供，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浅谈传播与沟通对后现代“局部”政治论影响【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 、批判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反基础 、反主客二分 、反对总体性 、反对理性，主张非确定性 、零碎性 、断裂 、非理性，将这种思想观念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坚持多元主义政治。不过与已往的多元主义比较，后现代多元主义不是现代思想家提出的主权多元论，而是通过对现代文化的反思而建立起来的局部政治论。【论文关键词】传播 沟通 传播与沟通论文网一 局部政治的立足点：“生活世界”的政治 后现代主张局部政治论是和对现代社会“物化”特征的揭露联系在一起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现代社会是“物”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以“物”作为社会的支撑点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然而由于以“物”作为中介，使得人的一切社会和政治行为都最终化约到了“物”的获得和财富的增长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成为了人们征服的对象，从自然要财富构成了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的法则。人们征服自然，向自然实施权威，不仅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危机，而且也导致了地区间的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以“物”为中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裂的 、原子般的、契约性的 、外在的。在这种人际关系环境中，缺少的是人们之间的感情和亲情。以“物”为中介的社会管理和政治组织在把人视为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也把人视为是“物”。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决定了社会在组织编排上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也就需要将人和“物”一样纳入到一套统一的科学规则管理下。人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有物而无人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进入到了后工业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富裕，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人生活得离自然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少与机器和物品打交道；社会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以及各种媒介沟通系统的广泛运用，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人际关系成为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目标。“生活世界”这样一个被现代思想家所忽视的问题就成为了后现代思想家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生活世界理论是由20世纪现象学理论的创立者胡塞尔建立的。此后这一理论成为了许多思想家和流派 、特别是后现代思想家所探讨的重要的内容。什么是生活世界，各派有不同的观点。但从总的倾向上看，它是一个和人们的文化传播与沟通 、与人们的生存紧密相连的交往与沟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语言交流和沟通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上的政治也就无需哲学为基础，无需先验的规则为依据，而完全依据人和自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厘定： 1，重新确立人和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把人从不可一世的“自然的主人”地位上拉下来，重新告诉人“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圈中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自然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传统的观点往往以人对自然征服的程度来衡量人的价值，以财产作为人格的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的价值不应放在对自然的征服上，而应看其对自然贡献了什么。（2）人要通过和自然的相处，维护人类世界存在的自然基础。 以这样的一种观点为指导，后现代生态学家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应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生存的目标，而应基于对自然整体和生态平衡的维护作为前提。由于生态本身具有各自的特点，自然资源本身具有自己的限度，因此在发展经济上不顾经济区域的特点，追求超大规模甚至跨国经营都是不可取的，相反，经济发展区域化和经济规模小型化不仅有利于人类的家园免遭破坏，而且将抵制政治上一切集中化和集权化发展，为人们直接地参与本区域的共同事务铺平道路。 2，注重人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后现代主义接受了新解释学的观点。他们否定了任何哲学和任何先定原则的权威，而将自由秩序纳入到了对话中来，主张人们根据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从某种教条出发来进行对话。这里所谓的对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 、解释者和文本 、解释者和解释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时专制的，而是平等的。因此，后现代主张生活世界的意义就是主张面向所有的人，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专家的声音与外行人的声音都要倾听。要通过人们之间的广泛的对话，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狭隘观点，同时通过这种对话达成人们之间的理解，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为民主政治培育一个和谐的 、民主的环境。 3，降低科学规则的地位。后现代思想家指出，现代社会追求“物”的增长必然将科学作为了意识形态，国家和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科学技术一旦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就会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成为一种组织化的原则。“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面对科学的统治，后现代提出必须将科学和国家分离开来，使“科学只是人们所发明以便应付他的环境的工具之一。”（3）是人类知识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它不能凌驾于其它意识形态之上，更不能代替其它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强加的限制，对于为了有一个严谨的和有效的世界观，不是必要的。有神话 、有教义 、有形而上学 、还有许多的世界观的方法。”（4）所以必须打破科学的一统天下，使社会重新确立起自己的自由。这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按照他认为最合意的社会信仰生活；“所有的传统都具有平等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5）任何观点，不管它多么“荒谬”或者“不正派”，都可以作为考虑的对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普遍标准，普遍观念，普遍定律。 二 局部政治的走向：差异的统治 后现代思想家也深刻地揭露了现代“物化”统治所表现出来的大一统特点。他们发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求同一性。启蒙以来的思想家继承古希腊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力求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同一性，以此作为解释世界和安排世界的合法依据，而这种依据往往通过由权威支持和认可的“话语”表现出来，这种“话语”在后现代看来就是“元话语”。所谓“元话语”之“元”，“就是要成为凌驾万物之上的东西，而在科学领域的争夺中，人们总要试图成为‘元’的，也就是说，要凌驾于他人之上。”（6）在政治领域中，成为“元”的东西就是国家垄断合法性的符号。这种符号即为一种权力，它在一定的民族范围内，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领域把同一性追求和元话语的建立作为基本的政治前提，从而与自由观念发生冲突。自由本身意味着解放，其自身就具有着批判和超越的性质。然而在将同一性作为社会追求目标的条件下，人们的一切自由意识最终都必须和某种预先设立的“话语”相一致。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完全要受同一性规则的筛选。由此同一性规则作用下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也就破坏了差异的多相性，“单向度”的政治思维取代了批判意识，人们的思维模式最终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话语”中。
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我们迎来了消费和休闲的时代。科技革命带来了丰盛的商品，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这是波德利亚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描述。随着物的增多，大型超市等销售场所应运而生，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通过交往而购买商品的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与物的直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沟通的，物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通过物的功能及形态来传达的。尽管新商品层出不穷，但技术上的创新已不大可能，顶多是某技术的衍生物。故在面对商品功能趋于同质化的时候，商品的外在形态即感性特征愈来愈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人们的选择越来越趋于感性化。如今，“我们根本已没有不做选择，而只是以用途来考虑购买一件物品这样的可能——今天已没有任何一件物品如此地提供给‘零程度’的购买了。”（2）产品的外观，肌理，触觉时时带给我们美的体验，更重要的是产品的文化内涵，性格，所焕发的人性化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们。这也预示着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感性消费的时代。（二）广告设计策略的转变任何企业卖的都不是产品，专家们认为工业化消费品的技术成分仅占30%，而设计和市场营销则占了70%。关键在于从生产线走下来的消费品如何营造成现代生活方式的代名词。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设计家乔治•内尔松曾说：“艺术设计师没有发明汽车，电视和冰箱，但却使它们更有价值，如果没有艺术设计师，这些产品就不可能有如此高的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感性消费的时代，感性设计方兴未艾，而肩负着把产品推向市场的广告设计策略也发生了悄然位移。20世纪50年代，罗瑟•瑞夫斯就提出了过USP(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广告设计策略，它所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销售主张。这一理论一直以来已成为诸多厂家攻城掠地的重要法宝。USP产生于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还停留在商品本身的功能上。从产品出发的理论强调产品具体的特殊功效和独一无二的利益，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著名的Lee牌牛仔裤所作的广告就建立在USP的理论基础上，其经典广告语“最贴身的牛仔裤”（The Brand that Fits）充分表达了“贴身”这一诉求点，体现了Lee与众不同的利益所在。还有强生的“婴儿洗发精，含无泪配方，质地温和，不伤发质，可以让你的头发像婴儿般的柔细”，劳斯莱斯汽车“时速60英里时，最大的闹声来自电钟”，英国宝汀顿啤酒“口感醇和爽滑”，“冲泡方便”的雀巢“速溶”咖啡等等，这些品牌至今仍成功演绎着的USP策略精髓。 诚然好的广告必须根植于好的产品。从产品本身出发的功能性诉求点，将其做为与消费者沟通的连接点，使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产品的利益，是广告策略发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产品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商品的同质化现象也日趋严重。产品数量和种类也日趋丰富，产品的某个功能性诉求点也许已经被其他厂家说了无数遍，无令人惊奇之处。况且人们的需求层次也逐渐上升。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的层次，由最低级的需求开始，向上发展到高级需求，可分为五个基本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亲属需求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此外美国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曾把人们的消费行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量的消费阶段，第二是质的消费阶段，第三是感情的消费阶段。这与马斯洛消费需求5层论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层面渐渐转向非物质层面。在感性消费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对差别化的关键需求正从功能层面渐渐减少，转而趋向情感层面。面对消费者的感性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广告设计策略的转变，一种被称之为ESP（emotion selling proposition）广告设计策略应运而生。它是一种针对感性消费现状行之有效的广告沟通思维，它不从产品的具体功能出发，而是转向诉诸购买产品带来的独特的消费体验以及消费者形象。从情感层次发掘商品与消费者的连接点，运用文化的魅力来释放消费者的情感，与消费者进行深度沟通。从80年代开始耐克运动鞋的广告设计策略就发生了转变，从运动鞋转向了体育文化。其中一个著名的广告就请了代表和象征嬉皮士的著名甲壳虫乐队演奏著名歌曲《革命》，在反叛图新的节奏、旋律中，一群穿戴耐克产品的美国人正如醉如痴地进行健身锻炼。该广告准确的迎合了美国刚刚出现的健身运动的变革之风和时代新潮。让消费者心灵震撼的是耐克所传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一种对健康，对新生活的渴望。“想做就做”（Just do it）响亮的道出了现代人的蓬勃朝气与自信。凭此广告，耐克一举超过锐步(Reebok)成为美国运动鞋市场的新霸主。在拓展女性市场时，耐克也运用了ESP理论，其在女性时尚杂志上刊登的广告不象是一个体育用品商的销售诉求，更象是一则呼之欲出的女性内心独白：“....他们总说你不行...”、“除非你自己证明你行...”。广告站在消费者立场，真正的理解消费者，充满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关怀与希望。耐克广告成功的运用体育文化来增强其情感的号召力量，既提高了其文化品位，又沟通了消费者的情感。类似的广告还有绝对牌伏特加的“绝对洛杉矶”、“绝对北京、“绝对威尼斯”、“绝对休斯顿”....一组城市系列广告，将其要传达的产品意念，与大众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名物”融为一体，不断散发出历史和文化的永恒魅力，从不同的文化层面挖掘消费者内心的情感需求。（三）文化资本的运用在广告主实施ESP广告策略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广告设计更多的运用了一种文化资本。消费者此时消费的已不再是物品，而是消费其文化意义。象吃“哈根达斯”雪糕，不是消费雪糕，而是消费其广告（广告语“爱她请她吃哈根达斯”）中体现的文化意义。此时产品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吃一个面包并非目的，去一趟麦当劳才是我们孩子的心愿。早在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已提出文化消费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把消费当文化来看待，消费就显示出内在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消费是文化系统，而不仅仅是行为。”（3）换言之，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还是一种共有行为，是一种同时为许多人所共同表现出来的文化。因而消费不仅仅是可观察的行为，它还包括不可观察，却可以理解的价值，信仰和想象（即文化要素）。对消费的文化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设计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对促进消费的重要意义。尤其在感性消费的时代，文化作为一种资本越来越引起设计师的高度重视。文化是精神层面的因素，精神相对于物质而言，更具有历史的持久性。文化具有永久的传承性，文化在人们的意识中一旦占领了重要位置，运用这种文化的设计，便很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而创造这种文化的产业，也便有了永久的生命力。众所周知，迪斯尼乐园是无数大人小孩向往的地方。迪斯尼文化是以迪斯尼卡通为核心的一种童话世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目的在于给大众以梦想，焕发人们心底固有的童趣与纯真，通过征服观众形成稳定永久的买方市场。将该文化符号运用到设计上的产品也随之热销，企业从销售产品转变为销售文化符号。北京麦当劳也曾推出了“欢聚麦当劳，共享家庭乐”的广告口号。在推广麦当劳文化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人注重家庭，以‘和’为乐的文化传统。（四）文化体验ESP理论强调了产品带给消费者独特的文化体验。对文化的感性体验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法宝。在感性消费和休闲风靡全球的时代，体验已成为当代人新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从感性消费到文化体验是设计者运用文化资本的必然结果。美国音乐杂志《滚石》的广告“感觉与现实”以60年代一个“嬉皮士”读者形象与80年代“雅皮士”读者形象的对比，成功的扭转了人们对《滚石》的固有看法，引发了消费者新一轮的音乐文化体验 。雀巢咖啡从最初的注重速溶特点到强调咖啡的纯度、良好的口感和浓郁的芳香，后来又推出了一系列与青年人生活方式相结合的广告，更注重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四川的“可采眼膜”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到风靡各大城市白领女性，其广告策略功不可没，对中药，历史典故的宣传及‘最美丽眼睛’评比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吸引了无数的爱美人士。体验从这一刻开始。没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可能保持长久不败的局面。多布林集团的战略家拉里•基利认为：“存在着一种由产品性能向生活方式或价值体系进行全面转变的趋势。”（4）今天的消费者选择的根据是产品是否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彰显他们的文化品位或者是否代表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新概念——一种值得向往的体验。广告在塑造产品的文化品位，提升文化附加值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现今广告设计策略都力图赋予产品文化品质和人格形态，与消费者达到共鸣。2000年NIKE公司把2月份定名为“NIKE活力女子月”，在上海举办一系列耐克活力运动，让更多的上海女性体验在镜子前与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找到自信的感觉。广告“迷上运动中的我”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盖普公司通过黑白广告来宣传“老海军”休闲服，带领消费者重新体验那逝去的峥嵘岁月。从戴比尔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到法国航空公司的"让天空成为最美的地方”、别克GL8MPV汽车“有空间，就有可能”以及可口可乐广告歌曲《我想让世界大声歌唱》所传递的全人类的时代精神，“要爱心、不要战争”无不从各个层次满足着人们的文化情感体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城市小资中颇具号召力的星巴克（STARBUCKS）咖啡连锁店，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消费与休闲的革命。它成为美国豪华、高雅咖啡店的典范，这与其一贯优雅的风格分不开的。无论从室内装修，广告宣传，包装设计还是25周年庆典的整体形象都给人们一股强烈的视觉冲击。STARBUCKS凭借抽象、时髦、70年代色彩艳丽的风格和异域的文化特征再次成功地占领中国的市场。从中，我们得到的深刻体会是，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对文化资本的运用是广告设计策略在当代行之有效的法宝。约翰•奈斯彼特曾在《大趋势》中曾说到生活方式世界化与文化形式民族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喜问乐见的民族文化是我们巨大的宝库，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开采，探寻。诚然，现今的广告设计策略已不仅仅是分析市场，策划，设计广告，营销传播，还有更重要的是对文化的整合运作。广告设计不再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无论如何，对消费时代的把握和对文化资本的解读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参考书目：（1）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1页（2） 【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62页（3） 王宁 《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7页（4） 【美】贝恩特•施密特《视觉与感受--营销美学》，曾嵘等译，上海交大出版社 1999年版第16页
英语翻译论文题目
写英语翻译的论文需要写哪些内容呢?选什么样的题目合适?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英语翻译论文题目，欢迎大家阅读!
1、谈英语谚语的翻译
2、谈英语幽默的翻译
3、英语汉译技巧初探
4、地方名胜古迹汉译英
5、翻译中常见错误分析
6、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7、会话含义的推导与翻译
8、词汇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9、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
10、翻译技巧探索
11、商标词翻译
12、广告语言的翻译
13、论英汉互译中的语义等值问题
14、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15、英汉谚语的理解和翻译
16、浅谈颜色词在英语中的翻译
17、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
18、英语比喻性词语中文化内涵及翻译
19、英语意义否定表现法及其汉译
20、浅谈新闻标题的翻译
21、互文性理论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22、从唐诗《春望》英译比较看译者主体性
23、功能对等理论在英文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以《肖申克的救赎》为个案
24、语篇翻译中的衔接与连贯
25、从关联理论视角看汉语习语的英译
26、从目的论角度看新闻标题英汉翻译
27、目的论关照下的汉语标语翻译
28、影视翻译的特点及技巧-阿甘正传个案研究
29、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hletic English and Its Translation体育英语的特点及翻译
30、Chinese Reduplicated Word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汉语叠词及其英译
31、Non-Correspondenc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of Color Words中英文翻译中颜色词的非对应
32、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tion of Animal Idioms and Translation 动物俚语文化含义与翻译
33、Foreignizing and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s in Cross-cultural Vision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和归化翻译
34、The Loss of Affective Meaning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翻译中情感意义的丢失
35、On the Explicitness and Implicitness of Conjunction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Process 论连词再英汉翻译中的显性和隐性存在
36、Approaching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从功能翻译角度看归化与异化
37、Conversion of Part of Speech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英译汉中词类的转换
38、The Transfer of Culture Image and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in Translating 论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转化 VI 旅游英语方向的选题
39、科技汉英翻译中的.修辞现象述评 ( An Overview of Rhetoric in Scientific English Translation )
40、科技英汉翻译中的虚实互化现象微探 ( Research on the Change from Abstractness to Concreteness in Scientific Translation )
41、翻译方法个案研究?如?“从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个 干净、明亮的地方》看简洁句的翻译”?
42、两个译本比较研究 ?或某 个译本翻译评论?
43、某个著名翻译家翻译方法或翻译风格研究
44、英汉习语翻译方法研究
45、广告翻译策略 研究
46、Culture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Chinese Idioms
47、浅析应用文体之翻译
48、烹饪英语 翻译探微
49、科技英语翻译方法例析
50、中式菜谱的英译
51、汉语颜色 词的英译
52、福克勒小说的英译
53、英语俚语的汉译
54、论英语委婉 语的差异和翻译对策
55、实用文体翻译中的语 言、文化透视?结合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等相关内容分析影响实 用文体翻译的因素?
56、关于对外交流翻译中不足 的反思?如?电影名的误译?旅游翻译的误译及其他。?
57、对某一翻译的理解与 探讨?如“信、达、雅”的探讨与新解?等等
58、中国特色词汇及其英译
59、中英数字文化对比及其翻译策略
60、论小说风格的传译
61、英文小说中对话的翻译
62、英汉修辞格 的语篇衔接作用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
63、文学翻译批评简论
64、英汉语篇衔接 作用及其翻译策略
65、汉语广告英译中的巧 译策略探微
题目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它对读者具有影响力，可使读者首先明确论文研究的主题。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点击获取更多"论文"相关内容↓↓↓
★ 优秀论文题目2022 ★
★ 毕业论文答辩发言稿 ★
★ 毕业论文答辩致谢词 ★
★ 大学毕业论文评语 ★
翻译硕士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中国古代 足球 》古汉语专名与古诗词的英译处理
2、英文合同汉译中规范性的实现策略
3、以目 标语 读者为导向的 广告 翻译策略研究
4、盐城旅游文本中特色词汇的翻译问题
5、从接受美学视角探究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翻译
6、法律文献中专业术语英译的探讨
7、扬州旅游文本里 文化 因素的翻译
8、网络辅助下英语缩略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9、有道词典在翻译中的应用
10、 英语 散文 120篇汉译项目 报告
11、徐州景点 导游词 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12、徐州特产食品 说明书 汉英翻译研究
13、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探究报刊时政新闻的汉译
14、英语长句的英译汉翻译策略实证研究---以<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学>为例
15、《物华名胜》中复合式翻译 方法 的运用
16、《苏斯 儿童 绘本汉译过程中儿童语言的处理》
17、目的论指导下企业介绍的英译研究
18、新闻发布会口译项目报告
19、目的论视角下看中国高校宣传片的字幕翻译策略
20、《杨澜访谈录》同声传译项目报告
21、VOA经济报道口译过程中顺句驱动法运用的实践报告
22、预测在英语 财经 新闻口译活动中运用的实践报告
23、中国饮食文化词的口译技巧—《舌尖上的中国》口译实践报告
24、影响英汉交替传译中笔记有效信息筛选障碍的项目报告——以VOA时事新闻口译实践为例
25、视译停顿形成因素及解决方法报告
26、外事口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把握
27、学生译员汉英交传训练中停顿现象研究
28、商务合同英汉互译技巧
29、英文品牌汉译
30、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31、中英文化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消极影响
32、英语广告中修辞手法的应用及其翻译
33、<<红楼梦>>金陵判词两种译文的比较及评析
34、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翻译中的文化补偿
35、关于李后主“虞美人”的3种英译本的鉴赏
36、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
37、中式菜肴的命名与翻译
38、浅谈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
39、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策略
40、英文化妆品广告之美学翻译
41、数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及数字习语翻译初探
42、浅析原语文本在目标语文本中文体的适应性
43、英语习用语翻译中的等效性研究
44、论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
45、浅析英语动画片翻译的基本原则
46、中英服饰广告的翻译
47、论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重要性
48、论译者的风格与译风
49、经济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50、从翻译的美学角度浅析旅游资料的中英译
51、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52、影视字幕翻译的原则
53、影响长句翻译的因素
54、例析英译汉中形象语言的处理
英语专业 毕业 论文翻译方向题目
1、 图里规范理论视角下的《四洲志》翻译研究
2、 翻译伦理视域下杨曙辉和杨韵琴《喻世明言》英译本研究
3、 《围城》英译研究
4、 余华小说《兄弟》中的文化专有词英译研究
5、 汉语形容词重叠式及其基式英译对比研究
6、 英汉交流虚构运动事件中路径和方式表征的对比研究
7、 汉语情态动词“能”字结构的翻译
8、 英汉运动事件表征方式对比研究
9、 顺应论视角下视觉动词的汉英互译研究
10、 语用顺应论视阈下汉语听觉动词的英译研究
11、 基于交往能力理论的翻译主体间性实证研究
12、 目的论视角下的电气英语翻译
13、 从符号视角看翻译中视觉非语言符号的信息处理
14、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政府公文英译策略研究
15、 女性主义视角下影视字幕翻译策略研究
16、 操纵论视角下政治文本的汉英翻译研究
17、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意象的翻译
18、 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分析领导人演讲口译
19、 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黄帝内经》英译策略研究
20、 四字格中医术语动词的英译对比研究
21、 《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探析
22、 英文传记汉译实践报告
23、 生态翻译视角下：《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
24、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25、 描写性翻译理论框架下《西敏寺》译文的风格分析
26、 目的论视角下张爱玲《金锁记》自译本的比较研究
27、 从功能理论视角看戴译本《边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28、 英译诗歌韵律的定量对比分析
29、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鲁迅小说《药》《孔乙己》《风波》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30、 奈达功能对等视角下对《瓦尔登湖》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31、 语义翻译/交际翻译视角下文化特色语的翻译
32、 从关联理论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汉译本
33、 目的论视角下的《三体》英译研究
34、 性别与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比分析《飘》的两译本
35、 目的论指导下的《舌尖上的中国》菜名英译策略
36、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情景喜剧字幕翻译
37、 功能对等理论视阈下的商标翻译研究
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题目
1、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宏观性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2、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
3、解构视角下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分析
4、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
5、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功能研究
6、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主体交往体系建构研究
7、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
8、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
9、 文章 学视野下的林译研究
10、口译研究的生态学途径
11、郭建中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
12、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13、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
14、外宣翻译研究体系建构探索
15、异化翻译思想探究
16、翻译的修辞学研究
17、新月派文学观念研究
18、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
19、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
20、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启示
21、近代中国 留学 生 教育 翻泽研究(1895~1937)
22、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3、修辞劝说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24、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25、易学“象”视角下的译学研究
26、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
27、俄语本科翻译教材研究
28、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
29、西班牙语委婉语的多元翻译
30、从《哥儿》林译本的 句子 结构调整看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
31、功能对等理论与信达雅翻译论的比较研究
32、《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章)翻译报告
33、从中国文化语境视角出发解读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34、证券翻译理论与实践
35、叶维廉汉诗英译研究
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相关文章：
★ 翻译方向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 英汉翻译论文选题题目参考
★ 2021英语专业论文选题与题目参考
★ 翻译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文化
★ 英语专业文化类方面毕业论文题目选题
★ 本科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
★ 优秀英语毕业论文题目参考
★ 英语专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精选5篇
★ 2021英语专业的硕士论文题目
摘 要]本文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传统风俗文化心理及民族禁忌等层面探讨了广告翻译策略。广告翻译质量的关键在于能否使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的受众产生原文在源语文化背景中的相应效果在于能否准确把握两种文化异同。本文拟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差异、审美情趣差异、从传统风俗文化心理及民族禁忌层面等层面阐述广告翻译策略。[关键词]广告文化心理翻译一、文化与广告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及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广告是一门艺术广告作品要有艺术感染力不仅要吸引观众还要触动其情感使其对企业及商品产生好感进而引导购买行为(胡屹1999)。为达到攻心目的国际广告中语言文字的翻译一定要精心求善求美。广告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信仰和价值观念。因此译者对广告的理解也不能只限于字面还要了解其引申意义及丰富的文化蕴涵。所以商品的译名应该是好读、好听、好看做到音、形、义的完美统一。在翻译英语广告文字时，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绝不能满足于字面上的翻译，做“表面文章”。必须要使语言翻译得既准确又地道，尤其是要把原文中的“潜台词”(message)或言外之意传达出来，做到达意、传神和表形，收到意似、神似和形似三统一的效果。二、广告翻译策略分析王佐良先生曾指出“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翻译也同样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广告文化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商业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所以文化传统、信仰、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广告活动。本文拟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差异、审美情趣差异、从传统风俗文化心理及民族禁忌层面等层面阐述广告翻译策略。1.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层面审视广告翻译策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而文化的构成又离不开思维(心理文化就是思维的直接产物)人的语言表达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思维又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东方人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追求和谐与对称平衡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西方人则主张“人天分立”、“物我分明”崇尚个体思维、个性展示重形式论证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例如在西方国家里妇女解放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一则题为“Why can't a woman be like a woman”的香水广告中列举了妇女形象、地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矛盾和困惑广告最后写道:Cabriole is full of delicuous like the woman who'clever enough to rnjoy being awoman.香水作为一种女性化的商品在这里成为妇女“To befeminist and feminine”的中介。这则广告的创意充分利用了妇女对自身形象的关注细致地分析了妇女解放带给人们的心理困惑强调女性思维博得了广大女性对商品的好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效果。译者如果不了解受众的思维方式，广告商所做的广告不仅难以达到促销的目的反而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如在英语广告中unique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强调个性的思维方式。然而由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对于unique的强调难以在汉语广告中达到相应的效果。与之相反在汉语广告中“大宝”牌化妆品的广告语:“儿子一瓶，我一瓶，再给老爸来一瓶，我给老婆买一瓶”迎合了注重家庭亲情的大众心理。可见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迎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唤起认同感准确生动地传达商品信息刺激广告受众的购买欲对于成功的广告翻译是十分重要的。2.从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差异层面审视广告翻译策略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来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文化的内容如此丰富，是一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发展和承袭而形成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不同的民族文化深受其背景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价值观念。语言反映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广告商正是利用这一点竭力迎合人们的价值观念以谋求最大的商业利益。同样是航空广告由于价值观念不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是“Bigthrillsmall bills”(大刺激小价钱)强调刺激、新奇价格便宜这是美国人所崇尚的价值观。又如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追求成功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而成功与否乃至成功的大小往往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基于此一家证券公司打出这样的广告标语: Want To Succeed Not Just Survive;2 The Will ToSucceed Is Part Of Americans Spirit最后的点睛之笔为The SuccessYou Want We Help You不难想象这则广告将会给成功欲极强的美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如“:Carefour”是外商投资的超市译为“家乐福”取“家家都快乐和幸福”之意。的确它为都市人提供了衣、食、用等方面的商品成了人们喜爱的购物场所。无独有偶“安而乐”卫生巾同样迎合了国人“平安幸福”的人生价值观让女性感到安全、快乐。又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译文和中文谐音而且具有美好的含义。如“乐凯”彩色胶卷的商标音译为“Luck”为“幸福”之意“;Stone”寓意是“坚如磐石”作为“四通”电脑的英文商标充分体现了“四通人”甘做中国电脑的铺路石创世界名牌坚韧不拔的精神。类似的译名还有上海补品来福(Life)果奶“乐百士”(Robust)等等。而法国某公司在中国某地区曾推出“鸦片”牌男用香水本想用鸦片的诱惑力使中国的男人使用“鸦片”牌香水像鸦片一样上瘾。但由于该公司不了解中国人对鸦片二字的感觉不是诱人而是痛恨此广告严重挫伤了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结果此品牌香水上市后受到消费者的猛烈抨击。鉴于此广告的翻译工作最好由广告受众国的译者去做因为只有受众国的译者才能熟知本国的价值观念才能译出符合本国受众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因而为他们所喜欢的广告语。3.从审美情趣差异层面审视广告翻译策略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广告的翻译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审美心理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识涉及到政治观点、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中国国民稳固的心里结构以“仁”、“务实”、“忍耐”为基本内容。形成特有的审美取向这里有很大成分是受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方法影响。审美要求“内敛”且有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与西方审美观中的张扬的唯心主义片段性的思维相比更客观一些。西方的审美心理强调主体感情、想象、直觉产生的美、美感受康德美学思想中人的主体能力的影响形成全力张扬的现代主义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是非理性的具有意志、直觉、潜意识等方面把握美之本身的唯美化倾向。这种审美心理差异形成了中西广告文化的不同心理。中国人在文化上表现为大一统观念例如重权威、轻事实还有从众心理；有小农意识重实惠轻意念且人格至上。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较为复杂以“人本”、“认知”、“行为”为基本内容。审美情趣是一种综合的文化意识涉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而广告又是面对大众的一种重要的商品宣传手段它要迎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广告的翻译没有固定的模式应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再现原广告的神韵和风格提倡吸引力、诱惑力和表达方式的大众化同时要尊重普通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广告商要深入了解商品出口国的文化背景了解异域广告受众的审美情趣这一点在出口商品的名称翻译中尤为重要。如我国有种叫“芳芳”的口红国人看到“芳芳”二字心中会产生美好的联想仿佛看到一位美丽善良的少女又好像闻到了她周身袭来的香气。而此商标音译成“Fang Fang”英语国家的消费者听了心中不禁生起一种恐怖之情因为Fang恰好是一个英文单词其义是a snake'spoison tooth(蛇的毒牙)。因此他们联想到的并不是一位涂口红的美丽少女而是毒汁四溅的毒蛇。翻译出现了这一败笔口红的销路便可想而知了。Whisper卫生巾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的是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的品质给人以舒爽、安全、美妙的感觉从而达到了名牌效应。再如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我国台湾地区一样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会感到茫然不知所云而译为“海飞丝”高雅的词义迎合了广告受众的审美情趣使人联想到怡人的大海以及青春美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自然会激发消费者强烈的购买欲望。优雅的名称对商品来说是一种“包装”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诱惑”。翻译广告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一个译名在人的心目中产生与本国消费者相似的美感时该产品才会被接受。4.从传统风俗文化心理及民族禁忌层面审视广告翻译策略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文化及审美习惯。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到商品所销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风俗尽量避免带有文化禁忌色彩的词语和形象这样才不会影响商品的销路。例如:中国有一种电扇商标为“蝙蝠”是因为“蝠”和“福”同音蝙蝠被认为是吉祥的动物。在日本韩国蝙蝠也象征幸福。但是如果翻译为Bat会引起西方人反感。类似的还有Dragon(龙)在我国历史上龙是一个图腾形象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却代表罪恶、邪恶。英国人不喜欢Magpie(喜鹊)、大象。伊斯兰教国家对Panda(熊猫)很反感。数字在中西方喜好也有区别。日本不喜欢“4”认为与“死”同音。“7”在欧美国家有积极意义。“13”则象征不幸。出口英国的商标最好不用“666”因为它在圣经里象征魔鬼。还有对花类的青睐禁忌也有区别。如日本人忌讳荷花喜欢樱花意大利人偏爱玫瑰讨厌菊花。翻译时颜色的广告词也不可忽视。如:美国人大都不喜欢紫色;法国人讨厌墨绿色而偏爱蓝色;比利时人最忌蓝色;西方国家以白色象征纯洁把黑色当作死亡。总之各种禁忌无奇不有广告翻译者应大力研究。广告语言承载丰富的文化蕴涵。如MercedesBenz的中译“平治”这两个字马上使人联想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平治汽车是身份的象征车主非富则贵即使不是国家、天下的领导者至少在治、平两方面有些参与。与平治同为名车的BMW译为“宝马”是取B与M的发音。现代的名车就是古代的宝马这两种汽车的翻译就很体现中国的文化内涵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不熟悉外族文化不了解异域人民的审美心理就会在商标翻译中出现败笔。还有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殊不知awhiteelephant这条固定的英文短语意为“沉重的负担”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由于翻译中的这一败笔商品的销路可想而知。为了向译者忠实地转达原文的信息和实现广告语的艺术性有时要做适当的文化转换。如“玉兔”这一商标英译成“MoonRabbit”而不译成“JadeRabbit”。原因是“玉兔”乃是我国神话中陪伴吴刚生活在月宫桂花树下的兔子因此它又成为月的代称。将它译成MoonRabbit体现了我国东方文化的风采使英文不易产生异解不会误以为是玉做成的兔子。三、结束语广告语言本身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大的创造性。促销是它惟一的目的而把一国的广告语译成另一国广告语时由于社会文化、语言、民族心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翻译绝非只是一种一一对应的语码转换。要求译者要具备语言、社会文化、民俗、心理学等、经济市场学、广告原理等方面的知识。二、参考文献：三、[1]王秉钦:文化翻译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四、[2][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五、[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