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是张政，他原先是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个小小播音员，后来自己不满足于此，逐渐地到了节目主持人、晚会主持人，曾主持过多档大型的晚会。像建国50周年晚会，建军80周年晚会等。2012年，张政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2017年6月，张政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副部级。
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拓展资料一、五大右派章伯钧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罗隆基曾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彭文应曾发表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被打成右派。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被打成右派。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应该是我男神马东吧，起码现在看事业挺成功。
1968年出生的马东，现已经年近50，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在央视三套《挑战主持人》、《文化视点》栏目的担任制片人、主持人，还曾经作为春晚语言类导演活跃在央视的舞台上。
2013在河南电视台主持常规姓氏节目《知根知底》和季播节目《汉字英雄》大型识字类真人秀节目，后正式辞职央视，进入的爱奇艺任首席内容官，在2014年创作并主持了现在大火的辩论类网综节目《奇葩说》，也正是因为马东幽默的特立独行的主持风格，让节目大添异彩，再加上奇葩说的节目形式是目前唯一一档辩论类型的节目，不仅节目嘉宾个性出彩，风格鲜明前卫，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之外，其辩论内容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反思，在声声不断的探讨中，让这个已经第四季的网综节目，越来越火。
在2015年马东辞去爱奇艺的职务，正式创业成立自己的公司米未传媒，也进入了他事业的黄金时期。除了奇葩说，又做了饭局的诱惑、奇葩大会等节目，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节目的赞助商也越来越大牌，据说这期奇葩说的光是最大赞助商小米手机，就投了亿元。还有米未传媒的自媒体、米未自创的小卖部小食类商品，最近我看又涉足了手机App圈，整了个饭局狼人杀的App软件在推。不仅主持功底深厚，个性幽默，辩论起来字字真理，经商头脑还特么这么牛逼！
不亏是！我！男！神！
1982-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1993年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9月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4月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1年1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12月22日，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在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前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张胜友的改革思路很新潮，甚至将足球赛制引进单位的人事改革中来，他先将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A。为了给编辑人员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他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把它们变成相应并列的编辑室，允许编辑放手开发各个文学门类的图书，这样既便于公平竞争，又可以使编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他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涌现出了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一家大型专业性文学出版集团。
穆欣，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20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1946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特派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志愿军第三兵团农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8月31日，他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两人有关系，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同僚，在各自的领域共同为建立新中国的事业而奔走呼告。
1、胡适
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竟生旬报》。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
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唐宋思想史等课程。在留学期间，便投稿《新青年》，首先倡导白话文，主张进行文学革新。回国后，参加编辑《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1922年离开《新青年》，主办《努力周报》。“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主张“西化”。193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回国后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2、胡愈之
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任编辑。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7年4月13日与郑振铎等联合发表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抗议信，次年流亡法国。
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1931年回国。曾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半月国际》主编。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处长。武汉沦陷后，到桂林与范长江创办《国际新闻》社，并创办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新加坡与陈嘉庚创办《南任日报》。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1948年经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扩展资料：
两人的主要学术成就
1、胡适
胡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
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2、胡愈之
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在世界语运动方面，他是中外闻名的活动家，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从事世界语的学习、传播、组织、领导的工作，并撰文《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世界语四十年》等。
热情宣传世界语的理想与目的，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结构的11种特征及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胡愈之的著作还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愈之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
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拓展资料一、五大右派章伯钧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罗隆基曾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彭文应曾发表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被打成右派。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被打成右派。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1969－1970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1970－1973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1973－1974年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1974－1979年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1984年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1984－1984年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1984－1986年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1986－1995年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5－2000年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00－2001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1－2001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2002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2003年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3－2006年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6－2008年人民日报社社长2008－2013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建国的前夕，《光明日报》诞生了。《光明日报》初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就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1957年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4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此报的顺序号从创刊第一号“号”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区别于其他某些报纸“期”的称谓。此报当时的零售价为旧币制20元，后升至200元一份。当时《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2号，编辑、印刷厂在石驸马大街90号，报社社长未署名，当时报社设有8个部处组，分别有联系电话。 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8月31日，他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宋振忠的母亲是徐那江姐又是谁？不是说他父母都被敌人杀害了？
江竹筠（1920—1949）汉语拼音：jiāng zhú yún；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 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小萝卜头：宋振中（1940－1949），男，江苏邳州市人(原为邳县)，解放战争时期的小烈士。宋振中的父母都是 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徐林侠在女牢中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从小就很懂事，他的妈妈为了给他换一点大豆吃，就去做苦工，可每次开饭时，“小萝卜头”总是让妈妈吃。他还常常搜集一些破布条、破袜子留给妈妈做鞋用。从五岁起，他就学着自己缝补破衣服了。“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多次斗争，才同意由同监狱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念书。“小萝卜头”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非常尊敬老师。 监狱生活使“小萝卜头”懂得了许多道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的非人虐待、折磨，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还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就是由他从男牢传到女牢，从楼上传到楼下的。每当大人商量事情，“小萝卜头”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在国民党溃逃之前，特务们安排杀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残酷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的父母，又逼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 宋振中（1940－1949），男，江苏邳州市人(原为邳县)，解放战争时期的小烈士。宋振中的父母都是 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徐林侠在女牢中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从小就很懂事，他的妈妈为了给他换一点大豆吃，就去做苦工，可每次开饭时，“小萝卜头”总是让妈妈吃。他还常常搜集一些破布条、破袜子留给妈妈做鞋用。从五岁起，他就学着自己缝补破衣服了。“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多次斗争，才同意由同监狱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念书。“小萝卜头”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非常尊敬老师。 监狱生活使“小萝卜头”懂得了许多道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的非人虐待、折磨，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还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就是由他从男牢传到女牢，从楼上传到楼下的。每当大人商量事情，“小萝卜头”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在国民党溃逃之前，特务们安排杀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残酷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的父母，又逼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的故事； 一、不到一岁就和妈妈一起被捕 1941年9月，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爸爸宋绮云随杨虎城将军奔赴抗日前线作战，把家里人安排在西安市郊区一个叫蒲阳村的地方。 这一天，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妈妈徐林侠正在对门老乡的家里剥玉米，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忽然。二姐宋振苏慌慌张张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有几个人要把爸爸带走！”妈妈抱起小萝卜头赶紧往家跑。只见一辆马车停在家门口，妈妈刚要张嘴说什么，被爸爸的眼神制止住了。这时，爸爸被推上了马车，二姐振苏想跑过去不让把爸爸带走，被妈妈用力拉住了。爸爸被带走了，几个孩子围着妈妈大哭起来。他们扑向马车，被两个便衣特务拦住，不让靠近马车。 爸爸宋绮云被抓走了，两个月都没有音信。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妈妈走出家门，烟云遮住了她的视线。远方的景物模模糊糊，模糊中仿佛有一个人影向她走来。这个人又矮又瘦，穿一身工作服，可披着一件不中不西的夹大衣，歪戴着鸭舌帽，鬼鬼祟祟。这个人走到妈妈面前，毕恭毕敬地问妈妈：“您就是宋社长的太太徐林侠吧？”妈妈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先生是…。”“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个人说着不自然地笑了笑，露出两个大金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接着说：“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妈妈对这个人有些怀疑，但是，看到爸爸的信，却喜出望外。两个多月了，打听不到爸爸的音信。妈妈连忙拆开一看，又失望了。信上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这几个字确是爸爸的字迹，可为什么只写这几个字呢？妈妈问道：“宋绮云现在哪里？”“他在报社。”“他为什么不亲自回来？”“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东西怎么送给他？”“宋社长吩咐，请您亲自送去。”“东西送到什么地方？”“我给您带路，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门口等您！” 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爸爸宋绮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现在叫邳州市。宋绮云家里很穷，但是，宋振中的爷爷、奶奶还是希望家里有一个读书人，这样可以少受些欺负。于是，含辛茹苦，千方百计积攒下一些钱，让宋绮云上了学。宋绮云知道自己上学不容易，每天早出晚归跑10几里地到土山小学上学。他家里穷，没有象样的衣服，衣衫破烂，中午总是吃红薯充饥。有钱人家的孩子常笑话他，但他学习努力，每学期成绩都是全班第一。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宋绮云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宋绮云奉党的指示回到邳县，担任了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到了1930年，党又派他到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一开始担任南阳《宛南报》主编，后到西安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帮助杨虎城做了大量工作。 妈妈要去找爸爸了。晚上，妈妈把王迁升（宋绮云的警卫员）夫妇找来，向他们交待了一些事。王迁升夫妇坚决不同意妈妈去，认为此去凶多吉少。可是，妈妈要想法去救爸爸，怎能不去呢？送走了王迁升夫妇，妈妈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安顿说：“我要去找爸爸,最多3天回来，你们不要乱跑！”妈妈又转身对二姐振苏说：“你最大，要带好弟弟，妹妹！”振苏流着眼泪点了点头。可是,当时她也才八岁啊！振苏忽然问妈妈：“爸爸能回来吗？”“爸爸会回来的！”妈妈看了振苏一眼，又对大家说：“爸爸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救中国，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反动派才恨他，抓他，爸爸是没有罪的！” 这一夜,妈妈没怎么睡觉。她把拆洗过的被子，过冬的棉衣拿出来，一针一线地逢到半夜。天亮了，妈妈出发了。王叔叔抱着小弟弟宋振中陪妈妈一起去进城。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妈妈说最多3天回来，可是，都4天了，还不见妈妈的影子。几个孩子天天到村口去等。到第5天吃完早饭，王叔叔一个人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妈妈和小弟弟也被敌人抓起来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小振中才1岁啊! 妈妈徐林侠,1926年就到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党务训练班”，入了党。1928年奉命回到家乡邳县,和爸爸一起建立了邳县县委，前后几次被捕入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 二 小萝卜头从1岁到九岁 ，在敌人的魔窟里度过了童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折磨。 刚被捕的时候，小萝卜头宋振中和妈妈一起被关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宫馆女牢里。这间女牢只有10多平方米，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离牢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马桶，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狭小的牢房里，苍蝇、蚊子、臭虫多得很。小萝卜头的身上被咬得大疮连着小疮，新疮摞着旧疮，一不小心抓破了就鲜血直流。 在敌人的监狱里吃的是什么呢？他们吃的是霉米饭和烂白菜帮子。这样的饭菜闻着都想吐，甭说吃了。可是，没办法，妈妈耐着性子把饭里的老鼠屎、沙粒挑出去再让小萝卜头吃。小萝卜头刚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直嚷：“真难吃！”妈妈哄着说：“森森乖，听妈妈的话，吃一口吧！”森森是小萝卜头的小名。森森吃了两口又不吃了。难友们也都愤愤地说：“这连猪狗都不吃的饭菜，怎么让孩子吃下去呢？”妈妈只好把剩下的饭菜留起来，等小萝卜头饿的时候再喂他。牢房里每天只给一次水，每人一勺，连喝都不够，甭说洗涮了。 晚上，10多个人挤在这1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每个人睡觉只有1尺多宽的地方。为了不让小萝卜头被挤压，妈妈总是让小萝卜头睡在自己的身上。半夜里用手一摸，热乎乎的，原来小萝卜头尿尿拉屎了。在这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没法晾尿布，妈妈总是把湿乎乎的布片围在自己的腰里，或搭在肩上,用自己的体温暖干。 在1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只有牢门上方那个不足1尺宽的小窗口是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不耐烦的时候,妈妈总是把他抱到这小窗口向外眺望。他看到的是楼梯的栏杆，白公馆的院子和高墙上的铁丝网。有时候，也能看到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麻雀。这小小的窗口是唯一能使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可是，妈妈长时间抱着小萝卜头，胳膊疼了，腰酸了，就对小萝卜头说：“好了下来吧！让妈妈歇一会儿。”小萝卜头却扒着窗口不下来：“不吗！不吗！我还要看！”“森森听话，妈妈累了。” 妈妈把小萝卜头放下来，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小萝卜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声喊：“我还要看！我还要看！”难友们看到此景此情都很难过，就你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让小萝卜头从这小小的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只能看到牢房外的蓝天。高墙和铁丝网。 小萝卜头4岁多的时候又随妈妈和爸爸来到贵州的熄峰监狱。每天，妈要去做苦工，牢房里就剩下了小萝卜头一个人。黑黑的牢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到有些害怕，总觉得在黑暗的角落里藏着可怕的怪物，他不敢哭了，也不敢喊叫，生怕那些怪物钻出来。他把脑袋使劲地缩在破棉被里，浑身出冷汗。太阳出来了，一缕阳光从小窗口射进牢房，小萝卜头走到牢门跟前，跷着腿，想爬到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的胳膊没有力气，爬不上去，只能仰着脖子从窗口看到一块方方正正的天空。 小萝卜头的肚子饿了。他想起床头妈妈给他留下的一碗米饭，还有几片咸菜。小萝卜头胡乱吃了几口，留下一半中午吃。吃完了，他躺到床铺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盼着妈妈早点回来。他流着眼泪，盼着盼着，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发现掉在地上的米粒在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要把米粒拖走，但拖不动。这只蚂蚁放下米粒调头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队蚂蚁，有的在前边拉，有的在后边推，不一会就把米粒拖到洞里。小萝卜头又扔下一颗米粒，和刚才一样，一只蚂蚁拖不动，又找来一队蚂蚁。小萝卜头被这些蚂蚁吸引住了。他觉得自己和这些蚂蚁一样，常常挨饿。他常常留几粒饭粒放在地上，给这些可怜的蚂蚁。他和蚂蚁交上了朋友。 1947年，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叫葛雅波。她只是因为对蒋介石反动派反共卖国不满，写了一些文章，就被抓了进来了。经过严刑拷打，葛雅波没有屈服。敌人又暗暗把她的女儿李碧涛进了监狱。李碧涛11岁，在小学上六年级。小萝卜头知道了以后，非常高兴。他向碧涛姐姐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碧涛姐姐，学校是什么样？”碧涛告诉他，他们学校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两、三个班，每班大约有30个学生。小萝卜头一算，全校有四、五百学生，真不少啊！小萝卜头听说碧涛看过电影，就问她什么叫电影？碧涛姐姐说了半天，小萝卜头还是不明白。在一块大布上，怎样演电影呢？人在布上走，怎么掉不下来呢？小萝卜头听碧涛姐姐说去过公园，就问她公园是什么样？公园里有没有特务把守，有没有铁丝网，有没有岗楼？碧涛姐姐还给小萝卜头讲重庆是什么样。重庆可大了，一条马路的两边有好多房子，还有好多商店。商店里东西很多，食品店里什么吃的都有：面包、饼干、点心、蛋糕、糖果……,这些，小萝卜头都没见过，更没吃过。他不知道牛奶、咖啡什么味，也不知道糖还有什么牛奶糖、水果糖、软糖、硬糖，更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东西。 小萝卜头从小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多么渴望自由，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可是他没有机会出去，每天只能从天窗里望着天空，望着监狱的铁丝网、岗楼。一天晚饭后，小萝卜头和小碧涛走出女牢，坐在楼梯上。他们望着对面的高墙和高墙上的铁丝网。两个小朋友看着铁丝网的小格子和被小格子分割成一块块的天空，小萝卜头叹了一口气，说：“我要是有自由，那该多好啊！”在敌人的监狱里哪里有什么自由呢！突然，碧涛想出一个主意，两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萝卜头和碧涛姐姐就来到白公馆的大门口。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一个马桶，要倒到监狱外山坡下的水沟里。马桶很沉，小萝卜头和碧涛就轮流帮着那个妇女抬。就这样，他们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唉呀！和监狱里相比，这里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小萝卜头看到，那青山娇翠欲滴，早霞从天边射过来，映在林木的枝叶上，披金挂彩，美丽极了，一群群小鸟展翅飞翔，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还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再看远处起伏的山峦，看不出哪一座高，曲曲弯弯的山路，不知道通向哪里，看不到尽头。小萝卜头简直看呆了，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到心旷神怡，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有自由，该多好啊！”这时，只听那个妇女说：“快回去吧！别让他们看见了，那可了不得！”话音未落，只见一个特务窜出来，对着两个孩子嚷道：“谁让你们跑出来的？”特务又对着那个妇女狠狠地说：“不想干就滚蛋！”第二天，就不见那个妇女了。 小萝卜头多么渴望到自由的天地里走一走啊！1948年，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妈妈由于长期在监狱里受折磨患了重病，两条腿肿得无法从裤腿里伸出来。经过难友们的斗争，监狱被迫同意让妈妈去磁器口小镇看病。妈妈坚持要带孩子一起去，特务无奈就答应了。小萝卜头第一次到监狱外面去。 小萝卜头和妈妈一起被锁在轿子里，妈妈还戴着手铐。轿子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小小的通气孔，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地。一路上，小萝卜头惊奇地从那个小通风孔望着外面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啊！田野、村庄、马路、商店，一路上，小萝卜头不停地向妈妈问这问那。“妈妈！你看，外面那小房子怎么那么小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妈妈凑过去看了看，说：“那是土地庙。”“里面还坐着一个人，他是什么人？”“是土地佬？”“土地佬是干什么的？”妈妈想了想，才告诉儿子：“他是看管穷苦人，不许他们起来对有钱人造反的。”“就象看守一样？”“对！”“等解放军叔叔来了，我们把他打倒！”小萝卜头天真地说。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穿戴和监狱里的人大不一样。女人们的穿着花花绿绿，裙子、旗袍；可是，也有不少人穿得破破烂烂，挑着担子，流着汗水。小萝卜头忽然看见在倒塌的土墙下，一群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赤着脚，双手端着饭碗，不时地向往来的行人行礼，嘴里叫着：“老爷！行行好吧！给一点…。”小萝卜头问妈妈：“这些小孩在干什么？”“这些都是穷孩子，他们在向人讨饭吃！”“他们为什么要讨饭吃？”“因为他们家里没有钱呀！”小萝卜头打破沙锅问到底，又说：“他们为什么没有钱啊？”“因为地主老财剥削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钱和东西都抢走了。”“地主老财真坏！”娘俩一路上一问一答，话说个没完，小萝卜头增长了许多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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