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鸣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1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诗作 总理生前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智慧、学识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中，似乎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诗作。在他过世后，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认真挖掘，陆续整理、出版了他的部分诗篇。1977年7月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出版了周红兴、李如鸾合编的《周总理与诗歌》，197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1980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籍装帧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1998年1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秉德主编的《周恩来诗联集笺注》（录诗十七首，下述）。 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时,写成两首五言绝句《春日偶成》，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歌作品,刊登在天津南开中学《敬业》杂志创刊号上。两年后写就《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作出了到日本留学的选择。9月,他吟罢苏轼的《大江东去》词后,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著名诗篇。两年后的4月,周恩来在由日本回国前夕,写下《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四次游园山公园》等四首白话诗。其中，《雨后岚山》这首诗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颇为珍贵的革命史学价值。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创作了两首新诗,一首是写于1919年12月的《死人的享福》。另一首是写于1920年6月8日的《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是一首八十行自由体长诗。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前往欧洲,开始了旅欧留学生涯。在欧洲,他度过了近四年的岁月。旅欧期间，创作了三十八行自由体长诗《生别死离》。这首诗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另有一首《赤光的宣言》，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于法国出版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合办的《赤光》半月刊第一期上。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愤怒地写下《千古奇冤》。这首诗是周恩来留传下来的一首震撼人心的力作。两年后,在刘志丹烈士殉国七周年之际,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情感,为其陵墓碑敬题五言诗一首《上下五千年》。 遗作不多，但梳理之、品读之，能帮助我们深切地感悟到周总理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不满黑暗势力的统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能帮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他为拯救祖国而立志刻苦奋斗，勇挑救国救民的重担，奋发进取的精神。1、周诗的主题思想与周恩来精神 诗言志是中国的传统诗教。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左传》、《尚书》、《孟子》、《庄子》、《苟子》中都有诗言志的提法，如"诗以言志"、"诗言志"、"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诗以道志"、"诗言其志也"等。"诗言志"的"志"是什么呢？清代的孔颖达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闻一多先生则解释成三个意思，其一便作"怀抱"（志向）解。 在主题思想上，周诗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这"怀抱"、"志向"就其历史上的意义来说，是指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道德原则，即儒家所说的那一套"仁"，具体来说就是忠孝仁义之类的伦理规范。而周诗所体现的"志"，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人生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结合体，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情感。 《春日偶成》:"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搏浪踵相踪。""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前者以忧愤的心情,深刻揭露统治者镇压革命的罪行;后者通过对祖国大自然的描写,抒发了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强烈情感。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相逢萍水亦前缘,负芨津门岂偶然"、"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诗篇抒发了作者为拯救祖国而刻苦自励的革命情怀,在"举国昏沉"的"烟霾"里,感到肩上应担的"道义",热烈地期待他日为国立功的理想。 《大江歌》："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绝句,抒发了作者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的壮志豪情,诗情如潮,汹涌澎湃。 《雨中岚山》:"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朦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这些清新隽永的诗句,表达了年轻的周恩来在日本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恰如模糊中见到光明,愈觉娇妍的心境,抒发了他求索真理的无限喜悦之情。 《死人的享福》以人力车夫为题材,通过坐车人、拉车人在冬天寒风中两种不同生活、不同感受的对比、描绘,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人间的不平。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这首长诗,描写周恩来被扣押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时,给友人远行赠别:"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抒发了他渴望祖国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革命抱负,表达了周恩来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远大理想。 《生别死离》是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为悼念黄爱烈士写下的长诗,他在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这是一首壮志撼山岳、豪气贯长虹的伟大诗篇。作者在这首诗中,歌颂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表达了为了"播革命的种子",为了"共产花开",决心走上"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把"血儿滴在地上",以"壮烈的死"献身革命的精神境界。此诗原在信中,诗中所示诗人意志,信中亦有表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从《春日偶成》到《生别死离》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周恩来从具有爱国意识的小学生到具有坚定志向的革命家的成长过程。以诗传情，传爱国之情；以诗言志，言报国之志：周诗的主题思想与周恩来精神融为一体。2、周诗的艺术风格与周恩来精神 解放后，著名诗人赵朴初也评价说:"周总理曾经是一个有甚深造诣的诗人,写过动人心弦的诗篇。""周总理在'五四'前写的传统旧体诗,风骨开张,才气横溢;'五四'后转向语体新诗,也是卓有成就,不同凡响。" 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撰写《天津的文学界(一九一九--一九二三)》一文(该文在一九二四年三月郑振铎等主编的《文学》周刊上连载)，介绍过周恩来的诗作："……他们的作品不署名，只用号码，其中有一位'五'作了一首诗《游京都园山公园》，……被《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选了进去。'五'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里的代号。"从赵文介绍的情况看，周恩来的诗在当时文学界的确是"不同凡响"的。 其一，周恩来的旧体诗,古典韵味浓郁，富于形象性,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创作的，首首都是画。画的意境与革命的题材水乳交融，是周诗有别于同时期颓废诗人之作的亮点。像《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这首和诗，作者从军阀重开战的风云突变写起，明确地指出，由反动军阀所造成的"举国昏沉"的黑暗局面，是不足道的，表现出敢于蔑视强暴和立志变革现实的革命精神。后两句，以草木摇落的秋天和凄切哀婉的虫鸣作为象征，暗示了封建军阀张勋之辈复辟倒退的喧嚣，正如秋虫一样，不过是死前的悲鸣而已。这就是说，它运用传统的手法，如象征、比拟、白描、用典等，抒写革命的情感，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与未来，凸现了周恩来的爱国意识、务实态度和创新精神。 单拿"用典"来说吧。 如《春日偶成》中，"中原方逐鹿"句，语出《汉书o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晋书o石勒载记下》："脱(作倘若解)迁光武(汉光武帝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鹿，指猎取的对象，比喻帝位或政权。此后就成为形容国家分裂、群雄角逐的成语。魏征诗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周诗借此来称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势力和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博浪踵相踪"句呢？《史记o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秦灭韩以后，张良为了替韩报仇，曾经东往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游学，从隐士仓海君那里聘请到一个大力士充当刺客。公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东游到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张良和那个大力士埋伏在博浪沙(今原阳县东南)，袭击秦始皇。周诗歌借此来唤醒革命人民，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展开对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又如《千古奇怨》中，"相煎何急"句就很有味道。相传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想害死胞弟曹植，限植七步成诗，否则诛杀。曹植口占一诗，其中云："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就以"萁豆相煎"这个典故，比喻兄弟间自相残杀。周恩来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非常恰当。全诗虽短小，却是义正词严，且有极大的感染力，发表以后，激起了一浪高一浪抗议国民党的群众斗争高潮，打击了顽固派，教育了中间派，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抗日事业! 在另外的诗作中，《滕王阁序》的"萍水相逢"、《晋书·王猛传》的"扪虱倾谈"、《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南史·吕僧珍传》的"择邻而居"、《别赋》的"送君南浦"、《南柯记》的"南柯一梦"、《晋书·刘琨传》的"先吾著鞭"、《名画记》的"画龙点睛"、《五灯会元》的"面壁而坐"、《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蹈东海而死"这些典故，同样得到了适时而巧妙的运用，或写同志的友谊，或写豪迈的情怀，革命的内容给如画的诗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其二，周恩来的新诗创作，处于新诗的第一个十年（1919-1929）间。一方面，着眼于诗的形式的革新，常以口语入诗，但不失"诗味"，如《别李愚如并示述弟》中的"……你别时也同我说/……买四等票，/坐三等舱……/……勤工俭学去/念一年书后，/工读自助。/……研究实用理化；/本我的志趣，/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念你的精神，/你的决心，/你的勇敢，/兴勃勃的向上，/全凭你的奋斗壮胆。/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语言朴实，境界开阔，感情奔放。如此形式，雅俗共赏，既非高不可攀，又不随波逐流，诗人谦虚谨慎、宽厚平等的胸怀，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和世界，尽情发挥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实现战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统一。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政治黑暗腐败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它的积极作用尤其明显。但这一理论对后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消极的影响。除了它在思想内容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外，还表现在后世一些人常常由于只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因此也常常造成偏颇。周诗做到了两者的融合，消除了这种偏颇。 下面以《雨后岚山》为例阐述之。 《雨后岚山》作于五四运动前夕，诗人已决定回国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准备踏上归途之际，畅游日本故都----京都著名风景区岚山，他面对黑暗如磐的夜气，遥望满目疮痍的祖国，触景生情，感时伤怀，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远望，/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后"将何所恃"？ 这首诗由两节组成，第一节写雨后暮色苍茫中岚山的美景。诗人在陶醉于自然美景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倾吐出胸中对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厌恶之情。第二节写夜幕降临后登山远眺的情景和作者的心境。诗笔挥洒自如，语言新鲜活泼，写意抒情，自成一体。 这首诗运用象征和对比手法，巧妙地将写景、抒情和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用"万绿中拥出"的"一丛樱"象征新生事物；用代表"岛民心理"的"十数电光"象征进步和革命的民气；通过赞美不假人工的自然美，批判矫揉造作的旧文化，歌颂顺时应势而生的新文化和新生的革命政权；从黑夜里的电光中看到民心所向以及反动势力消亡的到来。"自然"和"粉饰"，新生和腐朽，革命和反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反映了诗人高洁的审美理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如上所述，诗篇的革命性与文学性交相辉映。而且，就其表现手法而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映成趣。作者由眼前不假人工的美景，联想到不合时宜的旧事物，想象到革命理想的实现，从而激发了自己昂扬的斗志。且看： 《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满园樱花灿烂，/灯光四照，/人声嘈杂。/小池边杨柳依依，/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樱花杨柳，那个可爱?/冷清清不言不语，/可没有人来问他。"此诗通过灿烂的樱花，四照的灯光，嘈杂的人声，渲染出一种繁闹的氛围，衬托杨柳池边那个孤单单女子的凄凉心境。实写与虚写的结合，表达了作者对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对立的黑暗现实的不满。 《四次游园山公园》："四次来游，/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灯火熄，游人渐渐稀，/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此诗前一节重点是写景。用"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和"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两句，点出园山公园暮春时节的自然景象。后一节则由景及情，联想到西京炎凉的世态和成败繁枯的人世等社会"客观的现象"。篇末用含蓄深沉的笔调抒写了革命的情怀：不管何时再开芳草春花，也不管客观现实如何演变，都无所挂碍，都不会动摇热烈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心。 诗人的笔法，源于诗人高瞻远瞩、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选择了中国革命为其人生道路，因而并非以诗为生命，而是以生命为诗。在他的笔端，流泻出的是一种奋发向上、奇伟磅礴的生的活力。坚定的信仰、远大的抱负、超凡的才气、不懈的努力，凝聚于他的笔端，使周诗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双重色彩。3、周恩来精神与周诗的内在联系 周诗的人格，是周恩来精神的表征。 因为诗如其人。诗的人格，即是诗人的人格：诗中所显现的、诗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内在综合品质特质及其控制机制和思想、性格、行为等的惯常模式，诗人精神世界的表征。 诗的人格是诗美蕴涵与诗美创造的根本。诗无法逃避诗人的自我，诗总是或隐或现、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诗人的人格。诗人人格的底色或基调，往往体现于他的每一首诗作中。每一首好诗，都创造出一片独立的诗美时空，一种独特的诗境，其中都有完整的诗人人格在，虽然各首所呈现的层面不甚相同。并且，诗的人格，既是是诗创造主体即诗人抒情场的基础与核心，又是诗的风格的始源与稳定因素。 周恩来的诗，其主题思想，其艺术风格，无不是周恩来人格的文学观照。憎爱分明的政治人格、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坚韧稳定的心理人格、聪慧高超的智能人格、崇尚新美的审美人格，在周诗中表现出崇高、和谐、稳定的鲜明特征。 如《生别死离》里写道："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诗句既歌颂了革命烈士黄正品"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的情怀，又坚定了"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的信念。 又如《千古奇冤》一诗，诗人仅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八字，极其透彻而又有力地给读者交待了事件的原委和性质，鲜明地表达了我党、我军的正义立场，响亮地道出了全国人民及爱国将士的心声，义正词严地抗议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行为，悲愤地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恶! 对烈士的爱，对敌人的恨，可见诗人坚定的立场。热烈奔放的抒情方式，义正词严的斗争手段，可见诗人不凡的风骨。诗体的灵活选择，风格的随机采用，可见诗人脱俗的智慧。周恩来的人格，在作品及其风格中得到了淋漓的张扬。 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是周诗的人格内化，周诗是周恩来精神的艺术载体。三、周恩来诗作研、读的意义1、周恩来诗作的时代价值 学习周恩来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风的好坏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时间的推移没有使周恩来同志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质褪色，而是越来越显现出它在新时期各条战线上（特别是党建一线中）的价值和作用。周恩来的人格、品质，将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成为激励人们前进、净化人们心灵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前文已述，周恩来诗作，是周恩来精神的艺术载体。研究周恩来诗作，能积极顺应中央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号召要求，让我们的干部、党员、师生、群众从中陶冶高尚的情操，养成高尚的言行，愉快、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2、周诗研、读的现实意义 眼下，国家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抓紧实施之中。专家指出，"强化品德教育"、"凸现人文精神"、"倡导综合实践"、"突出信息技术"，将成为新课改的四大亮点。其中，品德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新课改理念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不断穿梭于校园内外，抑或出入信息高速公路，以便学以致用、温故知新。其间，品德教育的直接或间接介入，将给学生们的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以一种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我们能够精心选择一个中华民族的丰碑式人物，从其作品中挖掘积极的德育因素，作为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品德教育的原动力，那么，只要我们耐心引导学生以健康向上的态度、脚踏实地的作风，去学习、内化、发扬其优秀的精神（品质），我们的德育工作将有益于、有助于提供给学生们在新课程学习及其相关实践活动中所必需的那种内在动力和约束机制。 开国总理周恩来便是这样一个丰碑式人物，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近年在全国高中二年级学生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一个开放性问题：谁是自己最尊敬的人。结果，周恩来的得票数遥遥领先，达百分之二十多。此项调查从一个侧面显示，周恩来，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和不朽功绩，已在人们的心中牢牢立起了一座丰碑。 十几年来，天津南开大学、南京梅园中学、大连枫叶学校等单位，纷纷以创建"周恩来班"、"周恩来团支部"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以周恩来精神为原动力的品德教育，收效显著，硕果累累。他们不仅从行政决策、班级管理、学科渗透三个层面，对学生进行周恩来精神教育，还组织学生研读周恩来的诗歌、日记等作品，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沐浴道德的阳光。他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周恩来精神能不能代代相传？能否像上述学校那样，利用好伟人的遗著，尤其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伟人诗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把研读周恩来诗作同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语文课外阅读的引导紧密结合起来，使青少年通过研读伟人诗篇，深切感悟伟人为人作文的风范，又红又专的风范，从而倍加珍惜前辈们历尽艰辛、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确立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人生观，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周恩来精神，最终使周恩来精神不仅再现于周恩来诗作中，更再现于中国未来一代人的言行中，并内化为他们的心理需要！参考文献：[1]周秉德：《周恩来诗联集笺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2]王全书：《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求是》2003年第20期。[3]殷仪：《<雨后岚山>鉴赏》《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7页。[4]洪迪：《现代诗美的创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35页。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内容摘要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1 . 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 . 李因笃、陈祚明等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3 . 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4 . 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5 . 金伟源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建议看看诗经,因为上面的爱情诗有很多种,我也写国类似的小论文,把那些诗总结起来,比较一下,一定会有启示的哦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依照字面上来看就是“某某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冠上“民间”字样，显然是要与所谓的“宫廷艺术”与“贵族艺术”等有所区隔。不过姑且不论“民间艺术”的领域有多广，其基本架构“某某艺术”的重点在于“艺术”，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有关于艺术的含意。《辞海》(台湾中华书局)中有如下的定义：“艺术”(Art)一、广义：凡含技巧与思虑之活动及其制作，如机械、工匠、建筑、房屋之类，皆称艺术；义与技术相当。二、狭义：指含美的价值之活动，或其活动之产物；意义与美术(fine art)同。可见艺术是指学问与技术而言，也可谓是“巧艺”或“工艺”。这可从周朝的六种技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周礼》郑氏注国学基本丛书中有关“百工”的记事，得知艺术本来的意义就是指“工艺”，而我们从古书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之定义：1. 工艺是指生活所必备的知识。2. 工艺是指人类制作生活用具之事。3. 工艺是指考虑材料与加工技术以人工的方式制作器物之事。4. 工艺是指熟练精巧的技术。由以上所列对于艺术的定义，再冠上「民间」而成「民间艺术」，就不难理解「民间艺术」其实就是「民间工艺」，而有别于「贵族工艺」、「机械工艺」、「产业工艺」、「美术工艺」、「现代工艺」等艺术领域。举凡在民间形成、发展并广为流传的各种通俗的传统艺术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技术与艺能，例如传统工艺、戏曲、舞蹈、音乐、雕塑、编织、中国结、剪刻、木偶、魔术、杂技、原住民文化……等等，都属于民间艺术。“皮影”是对皮影戏和皮影戏人物（包括场面道具景物）制品的通用称谓。中国皮影艺术，是我国民间工艺美术与戏曲巧妙结合而成的独特艺术品种，是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不可或缺的一颗精巧的明珠。皮影戏是让观众通过白色布幕，观看一种平面偶人表演的灯影来达到艺术效果的戏剧形式；而皮影戏中的平面偶人以及场面道具景物，通常是民间艺人用手工，刀雕彩绘而成的皮制品，故称之为皮影。皮影戏是我国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它的演出装备轻便，唱腔丰富优美，表演精彩动人。千百年耒，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所以流传甚广。不仅如此，皮影戏还对国内外文化艺术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有不少新的地方戏曲剧种，就是从各路皮影戏唱腔中派生出来的。中国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原理，以及皮影戏的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电影的发明和现代电影美术片的发展也都起过先导作用。西方世界从十八世纪的歌德到后来的卓别林等世界文化名人，对中国皮影戏艺术都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以皮影戏来招待国内外宾客。然而，皮影戏艺术在遭遇“文革”劫难之后，濒危的处境至今未能扭转。至于皮影戏中人物、景物的造型与制作，却又是属于我国的民间美术范畴。它的艺术风格，在民族艺苑里也是独树一帜。它为了适应皮影戏的幕影表现形式，采取了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对人物及场面景物进行了大胆的平面化、艺术化、卡通化、戏曲化的综合处理。其脸谱与服饰造型生动而形象，夸张而幽默。或纯朴而粗犷，或细腻而浪漫。再加上雕功之流畅，着色之艳丽，通体透剔和四肢灵活的工艺制作效果，着实能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皮影人制品（简称影人）不只是用于皮影戏的演出，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双手耍玩娱乐，还可以置于窗前或白墙之上，作为室内艺术装饰。由于皮影造型古朴典雅，民族气味浓厚，既具有艺术欣赏性又有收藏价值，所以国内外很多博物馆、收藏家、艺术工作者和皮影爱好者都藏有中国皮影。在国际交往中，也常有国人以中国皮影为上等礼品赠与国际友人。中国剪纸剪纸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后来在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为现在的剪纸艺术。风筝风筝起源于中国，是目前世界风筝界一致公认的结论。中国最早的风筝是由古代的科学家墨翟制造的，早期风筝主要是用在军事方面的，从晚唐开始逐渐被当成玩具使用，现在中国的风筝一部分还出口日本、朝鲜、欧洲等国家。剪纸剪纸是中国最普及的民间传统装饰艺术之一。大约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效果立见、适应面广而普遍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农村妇女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剪纸不仅表现了群众的审美爱好，并含蕴着民族的社会深层心理，也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民艺之一，其造型特点尤其值得研究。现在已发现的最早剪纸实物是南北朝墓葬中的动物花卉团花，学者们则认为可推溯到汉唐妇女使用金银箔剪成方胜贴在鬓角为饰的风俗，而虽已找到蔡伦以前的东汉纸张实物，严格意义上的剪纸恐不会早于汉朝。早期的剪纸大约跟道家祀神招魂祭灵有关，例如杜甫诗中就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明确记载。今日苗族仍有年节剪鬼神之形贴于牛栏或门上的巫术习俗。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这一习俗在中国境外有时仍可见到。剪纸艺术一般都有象征意义，此外剪纸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剪纸可用于点缀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人们以前还常把剪纸作绣花和喷漆艺术的模型。熟练的民间艺人只打腹稿就直接用剪刀把纸剪成图形，专业艺人则有用刻刀在蜡板上制作者，称“刻纸”。经起稿、剪刻、粘贴、揭离、修整而成，可以一次刻透多层纸，而提高产量。剪纸因材料单薄，多用满幅铺排匀称而物像互相串连的平面构图法，形象多富装饰性，避免大块黑白，用精致花纹点缀装饰主体人物。聪明的艺人在表现“猫捕鼠”时竟创造出“鼠在透明猫腹”的奇特效果，天真烂漫的风格十分耐人寻味。平面重叠铺陈的手法不仅造成浓烈的民族风味，并且扩大了画面的容量、提高了剪纸的表现力。绝大多数剪纸都并不追求严格写实，而是群众心目中的意象的表现，例如陕西剪纸的牛，把牛身上的漩毛做极度夸张而成为牛身上的装饰花纹，既增添了视觉的动感变化，又加强了形式美感。春节习俗：舞狮子围绕着春节，几千年来形成了许多风俗习惯。有些习俗，如接神、敬天等，带有迷信色彩。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已逐渐被淘汰了，有的习俗，赋予了新的内容，如燃放鞭炮、张贴春联和年画、耍龙灯、舞狮等等，迄今仍广为盛行。舞狮子每当“爆竹一声除旧岁”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传统的舞狮活动就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城镇和农村。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舞狮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起源于南北朝时代。据传，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66年）五月，宋朝交州刺史擅和之奉命伐林邑，林邑王范阳还使用了象军参战。这支象军由于士兵持着长矛骑在又高又大的象背上，所以使仅仅拥有短兵器的敌方，连接近它都很困难，宋军的士兵开始吃了大亏。后来，先锋官振武将军宗悫想了个办法。他说，百兽都害怕狮子，大象大概也不会例外。于是，连夜用面、麻等做成了许多假狮子，涂上五颜六色，又特别张大了嘴巴。每一个“狮子”由两个战士披架着，隐伏草丛中。他还在预定的战场周围，挖了不少又深又大的陷阱。敌方驱象军来攻，宗悫用弓放出了假狮子，这种“雄狮”一个个翻动着斗大的血口，张牙舞爪直奔大象。大象吓得掉头乱窜，宗悫又乘机指挥士兵万弩齐放，受惊的大象顿时没命地向四处奔跑，不少跌到陷井里，人和象俱被活捉。……从此，舞狮首先在军队中流行，然后传到民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西凉使》中就有“假面胡人假面狮，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起毛衣摆双耳……”。可见，在唐代已有类似现代的狮子舞了。为什么在春节期间人们喜欢舞狮子呢？据说，明朝初年，广东佛山地区出现了一头怪兽，每逢年岁将尽，则在佛山郊区出现，到处糟踏庄稼，残害人畜，乡农不胜其苦人们就把竹篦扎成若干头狮子模型，并涂上各种斑驳的颜色，事前布置好，当怪兽出现时，锣鼓齐鸣，群狮奋舞，一齐朝着那头怪兽进发，那怪兽惊恐万状，掉头就跑，尔后，当地乡民认为狮子有驱邪镇妖之功，有吉祥之兆。于是，每年春节打锣鼓，挨家挨户，舞狮拜年，以示消穴除害，预报吉祥之意。舞狮子，除春节外，在喜庆的日子里，也常以舞狮助兴。民间一般舞狮由两人合作扮一头大狮子（有的地区称太狮），一人扮作一头小狮子（有的地区称少狮），另一人扮武士，手拿绣球作引导，并先开拳踢打，以诱引狮子起舞。狮子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忽而翘首仰视，忽而回头低顾，忽而回首匍伏，忽而摇头摆尾，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在模仿动作上，有舐毛、擦脚、搔头、洗耳、朝拜、翻滚等动作；在技巧上，有上楼台、过天桥、跨三山、出洞、下山、滚球、吐球和采青等。竹马，一般是用竹皮或者竹篾扎起骨架，外面用纸裱糊，再经过彩绘而成。竹马分为前后两半，系于表演者的腰部，使表演者如骑马状。山西晋城市的阳城县，则是用中式大裆裤填满于草，一头作马首，一头作马尾，白裤腰是表演者的坐骑部位，外加马头，人称之为“裤马”。跑竹马，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闹“红火”时活动于广场或街头巷尾。山西省各地参加跑竹马表演的人数不等，活动形式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中国民间艺术剪纸剪纸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根据考古其历史可追朔到公元六世纪，甚至更早。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剪纸不是用机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剪刀剪和刀剪。顾名思义，剪刀剪是借助于剪刀，剪完后再把几张（一般不超过8张剪纸粘贴起来，最后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刀剪则是先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的混和体上，然后用小刀慢慢刻划。剪纸艺人一般是竖直握刀，根据一定的模型将纸加工成所要的图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次可以加工成多个剪纸图案。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又以蔚县剪纸最为著名。蔚县剪纸，有悠久的历史。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分刀工七分染”上。它的工艺流程别具一格，第一步是“熏样”，即把原纸样或设计的草图，帖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点燃蜡烛进行烟熏，使其在白纸上留下一个清晰“黑样”。现在这道工艺人们已采用晒图的方法。第二步是“闷”，就是将刻窗花用的宣纸剪成将要刻制的画幅大小，因为剪纸层数一般是三十到五十为宜，所以要用水淋湿，用手压实，使之形成一个整体，以待刻制。第三步是刻制。蔚县由剪纸剪刀换成刻刀，其优点不仅在于生产的数量多，更主要的是，刻刀能更好的发挥艺人的艺术思想，刻起来随心所欲，花样翻新。在艺人的手上，刻刀灵活得象笔一样。刻刀有单刀、三角刀、圆口刀之分。刻制时以阴刻为主，兼有阳刻或阴阳结合的方法，使得作品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第四步是着色，艺人们的行话叫点染。点染所用的颜色要事先用酒调合，因为剪纸的原料是宣纸，用酒调色可以使色彩浸润而不渗透，色彩效果极佳。回答者： 我可心碌碌 - 二级 2009-12-28 20:01检举 中国民间艺术剪纸剪纸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根据考古其历史可追朔到公元六世纪，甚至更早。在过去，人们经常用纸做成形态各异的物像和人像，与死者一起下葬或葬礼上燃烧，还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装饰物。现在，剪纸更多地是用于装饰，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剪纸不是用机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剪刀剪和刀剪。顾名思义，剪刀剪是借助于剪刀，剪完后再把几张（一般不超过8张剪纸粘贴起来，最后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刀剪则是先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的混和体上，然后用小刀慢慢刻划。剪纸艺人一般是竖直握刀，根据一定的模型将纸加工成所要的图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次可以加工成多个剪纸图案。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又以蔚县剪纸最为著名。蔚县剪纸，有悠久的历史。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分刀工七分染”上。它的工艺流程别具一格，第一步是“熏样”，即把原纸样或设计的草图，帖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点燃蜡烛进行烟熏，使其在白纸上留下一个清晰“黑样”。

大江歌罢掉头东

近现代：周恩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译文

唱完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掉头东去日本留学，精深严密的多种科学能够救世上的穷困。

用了十年苦功，学成以后要回国干一番事业，挽救中国。假如这个志愿难以达到，即使像陈天华用投海而死来唤醒国人，也称得上是英雄。

《大江歌罢掉头东》是周恩来1917年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大江歌罢掉头东》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1917年，作者赴日留学前夕，时年19岁。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为了投身到祖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毅然放弃在日本学习的机会，决定回国。

周恩来日本回国前夕，他的同学好友张鸿浩等人为他饯行，请书赠留念。周恩来挥毫书赠了这首诗。 这首诗的手迹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大江歌罢掉头东

毓秀钟灵怀大志，顶天立地在苍穹。 腾飞世界少年愿，独立人寰卅载功。① 必胜必成崇劲节，不卑不亢仰高风。 五洲四海歌英杰，万代千秋颂周公！ 黄埔军兴亲讨逆，南昌举义贯长虹。 西京释蒋锋芒露，延水鏖兵气势雄。 辅弼中枢筹虎帐，驱除霸主壮东风。 鞠躬尽瘁为民众，矢志不移求大同！ 刚柔兼备世推崇，文采风流一代宗。 电火行空腾烈焰，水银泻地任从容。② 抗衡权霸谋韬略，合纵环球树伟功。 雪压霜摧磐石立，丰碑不朽赞青松！ 当年面壁图破壁，到老犹谈改造功。 一德一心为社稷，无私无畏斗魔凶。 遗言沥胆昭当世，忠骨成灰舞太空。 共产前程当计日，九泉还唱大江东！③ 注：①周恩来少有大志，表露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愿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宏愿。 ②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对周恩来有极高的评价：“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 ③周恩来垂危之时对邓颖超表示：“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