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1000字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谈判回顾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减排博弈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中印受压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印度为87.%，巴西为，而美国则是。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难言乐观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