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聿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许慎《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11种“构形模式”等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的有益的思想，就能够进一步理请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理解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建立崭新的文字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汉字的性质汉字是一种古老的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而要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又先要明确当时汉字的性质。索绪尔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是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和文字构形的依据，而且是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的。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语音还是词义。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其字符，使之符合事物的特点。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形声字中的一部分声符是作为别词手段的。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由此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二、《说文解字》与“六书”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就其起始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其《后叙》即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形体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谓“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氏所谓“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成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应当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产生的顺序尚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着眼于汉字演变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重体验。在汉字初创时期，其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造字构形的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思维历程，给先民们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造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造字构形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三、传统“六书”新解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9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皆“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子）；假借、转注、形声属“形声相益”。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为“孳乳渐多”，即以“文”为根基而孳生也。由此可见，许慎所谓“六书”当初只是有关认字和写字的说解条例，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分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处于语文学时代，对汉字的理解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因此，有必要对“六书”作出新的解释，以揭示其真谛。1、象形：许氏之八字界说中，“画”“物”二字最关键。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行、它、晶、网”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利用一种相关物体图象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另一物体。例如“页、眉、须、果、聿、牢、血、州”等，其中“人、目、页、木、又、牛、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2、指事：许氏之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许氏在正文中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即用纯粹抽象的符号来代表意义抽象的语词。这种指事字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例如“一、三、五、、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即在代表某个物体的图象上加上标记，用以指示该物体的某一部分，代表意义具体的语词。这一类字形中的记号不具有图象性质，仅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例如“刃、本、末、亦、朱”等。3、会意：许氏所说“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会比，自然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形（不能独立成字的部件），也可以是字形。因而“会意”就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拯）、“正”（“征”）、“韦”（围）、“各”（），其他如“立、并、既、即、莫”等。二是会合字形，即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字在一起，借助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占（以口占卜）、鸣、炎、淼、轰、从、牧、取”等。4、假借：许氏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是指因音同而借字；而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义转而借字。因此，许氏所谓“假借”实际上也包括两种：一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引申关系，如本义为“命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义为“衣小”之“褊”假借为凡窄狭之称的“褊”，本义为“茵席”之“因”借用为表凭靠、因缘之“因”，本义为“育子”之“字”共用为文字之“字”等。二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联系，而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本义为一种鸟名的“难”假借为难易之“难”，本义为朝暮的“莫”借为表否定的“莫”，其它如“孰、辟、而、汝”等。“假借”是否能作为一种汉字构形方式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历来分歧很大。戴震的“四体二用”说，至今还有影响。我们认为，许氏给“假借”所下的定义，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语词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这“其”是指语词意义，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而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是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是指语词的意义。假借，作为一种方法，虽然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们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借是为适应语词义转或音同而利用原来文字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许慎举“令、长”为例，是把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不符合许氏给“假借”所下定义的原意。先民们在思考为语词构形之时，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具有今天的语言学观念，即不可能分清哪是假借，哪是引申。如果把引申借字排除在汉代学者所说“假借”之外，这是没有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称作“不造字的造字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来分歧最大。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者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互训即转注”说，朱骏声为“引申即转注”说。我们认为，要探明其原意，应当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许氏《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许氏解释“会意”云：“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一首”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即“事类”，也就是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建类”即建立事类范畴；其“首”即《后叙》所言“建首”之“首”，即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统首字，“一首”即统一其部首意符。“同意”指与意符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同，类属相同。如此说来，“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件而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意符也。转注字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是后加的意符；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在这里补充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字例，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二字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如果这样理解“转注”，那末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文）”、“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辟”为“避”，“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姑”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字都是所谓“转注字”。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不用“名”。因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譬”者，喻也，使人晓谕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有过类似的看法。（参见《中国文字学》）在讨论“转注”时，清代学者江声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这显然是把同形符字看作转注字，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构形模式的演化，这是历时观点。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也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这是受追加部件（意符或声符）这一构形方式的启发而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的构形法，体现了先民们把字形与字义直接联系起来的自觉性。从现实的结构平面来看，转注与形声二者同构而相混；从历时演进的角度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转注字在构成之前已有初文，形声字在构成以前并无初文。前者如“蛇”与“它”，“娶”与“取”，“燃”与“然”，“悦”与“说”等；后者如“江、河、陵、陆、芹、菜”等。相对来说，转注是改造旧体的构形法，而形声是创造新字的构形法。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指事、会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引申、假借”（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这也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持自己的表意体系与基本格局。主要参考文献许慎《说文解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孙诒让《名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白兆麟《“转注”源流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孙诒让论“转注”》，《校勘训诂论丛》，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孙雍长《汉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管窥蠡测集》，岳麓书社，1994《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萧璋《谈〈说文〉说假借》，《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我国著名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革命先驱、历史名人民族英雄：岳飞 郑成功 卫青、霍去病、冉闵、宗泽、李纲、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于谦、戚继光、秦良玉、毛文龙、史可法、朱聿键、瞿式耜、张煌言、李定国、林则徐、邓世昌、张自忠爱国志士： 张謇 文天祥、岳飞、秋瑾、张学良、杨虎城、吉鸿昌!革命先驱： 孙中山、陈天华、邹容 历史文化名人：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名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名句: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生于秭归县三闾乡乐平里.战国时楚国政治家，我国的大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遭贵族子兰(怀王幼弟)，南后郑袖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等篇，反复陈述他的政治主张，揭露反动贵族昏庸腐朽、排除贤能的种种罪行。他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一新形式，以优美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溶化神话传说，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名句：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名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李白蔑视权贵，传说他喝醉酒，曾在玄宗面前使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就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玄宗每次让李白做官，杨贵妃就加以阻止。李白知道玄宗的亲信对他有意见，于是恳求还家。玄宗赐给他财物，放他离开。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著有《李太白全集》。名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河南府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因远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青年时期曾漫游三晋、吴越、齐赵等地，追求功名，应试不第。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十四载授河西尉，不就，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困守长安期间，尝居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世因称“杜少陵”。安史乱起，曾陷贼中。肃宗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自长安奔赴凤翔行在，授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旋因疏救宰相房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流寓陇、蜀、湖、湘等地，所谓“漂泊西南天地间”。其间曾卜居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人又称“杜浣花”。因代宗广德二年(764)剑南节度使严武表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两《唐书》有传。杜甫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向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诸体兼擅，无体不工，律切精深，沉郁顿挫，被世尊为“诗圣”。现存诗1450余首。有《杜工部集》行世。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能画竹，学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诗文有《东坡七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关汉卿（1225？～1300？），字汉卿，与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其户籍属太医院户，但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金亡时，尚为少年；入元之际（1271）大概已年近半百。至元、大德年间，他活跃于杂剧创作圈中，和许多作者演员交往，有时还“面傅粉墨”，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他曾南游杭州，撰有《杭州景》套曲，其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可见在元灭南宋、南北统一之后，他还健在。他还创作了〔大德歌〕十首，其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等语，〔大德歌〕是当时刚流行的小令，可知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德初年。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7种，今存18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 名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曹雪芹（1715?～1763?）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之子曹玺（即雪芹曾祖父）开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曹玺之妻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曹家与皇帝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工诗词，又兼作戏曲。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了一段富贵荣华的生活。雍正五年（1727），大约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雪芹之父曹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罪名，被人参奏，革职抄家。次年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大约在乾隆元年（1736），曹家家道稍有复苏，但不久便彻底败落。晚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维持生计。他性格豪放，喜欢饮酒，多才多艺，工诗善画。“诗笔有奇气”，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他有气骨，孤傲不屈，嫉恶如仇。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写作长篇小说《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80回的稿子（生前已传抄行世），80回以后也可能有部分残稿，但佚失不传。今传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名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孙中山 陈天华 皱蓉 王尽美 徐海东 王志敏 毛泽东等等

中国古代政经军事人物 [帝王]南明定武帝朱本铉[帝王]南明定武帝朱本铉定武帝朱本铉（公元？－1664年），明宗室，被李自成部将推立为帝，在位18年，1664年死，死因，葬处不明。朱本铉，袭封为韩王。公元1646年，李自成部将郝永忠（原名郝摇旗）为朱本铉政权依靠农民军的支撑，先后活动于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一带，与清兵相抗衡。公元1663年，农民军进攻四川巫山时被清军战败，郝永忠被俘杀。第二年，朱本铉死，死因不明。南明灭亡。朱本铉史称定武帝，又称为韩王。

顾诚《南明史》第三十二章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第二节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在讲述夔东地区的抗清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清朝初年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依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诸主间添了一位所谓年号“定武”的“韩主”，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文云：韩王本铉，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著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指隆武帝遇难），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书桂主（指永历帝），叙长幼，不称臣。……癸卯（1663，康熙二年）定武十七年，来亨被困，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指刘体纯）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①这段史料中的错误不胜枚举，如：一，郝摇旗原是大顺军李自成部下偏裨，误作大西军张献忠麾下之枭悍。二，永忠乃郝摇旗联明抗清后隆武帝所“赐”之名，误作本名。三，郝摇旗长期追随永历朝廷，不仅同何腾蛟、瞿式耜交往甚多，还曾在桂林亲自护卫永历帝出逃（见上文），误为自隆武帝遇难后即拥戴韩王本铉称尊，改元定武。四，即便有明初所封韩王后裔在大动荡中流落他乡自称或被推为“韩王”，也不可能名为“朱本铉”，因为按朱元璋亲自反复修改酌定后颁布的《皇明祖训》《礼仪》篇规定了诸藩命名世系的二十字，“本”字为封于山东兖州的鲁王位下第十九世，明朝灭亡时鲁藩才传到第九世“以”字辈，如袭封鲁王朱以派、朱以海（即鲁监国）兄弟，根本不可能出现“本”字辈；韩王位下没有“本”字辈，所谓“韩王朱本铉”完全是空穴来风。查继佐曾经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所著《罪惟录》中也记载：“自帝系成祖下，预派二十字，世以辅名，名旁按五行取相生义。……而亲王亦各派二十字，载玉牒”①，可见疏于查考。查氏立志著史，但常有失误。如他在《鲁春秋》一书中开头就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朱翊镠监国。”把朱常淓误记为其父老潞王。记鲁王监国事又云：朱以海“甲申（1644），甫袭封四日而东师入兖州，王南奔浙江”，显然是把1642年清军攻破兖州与1644年大顺军接管山东两件事混为一谈。记绍武政权则说：“唐王朱聿镇据广州自立”，把朱聿■的名字误写作聿镇。查继佐在清初搜罗史料不易，辨别不清，误信讹传本不足怪。辛亥革命后，孟森先生依据查氏所记，不厌其烦地抄录最常见史籍，撰成《后明韩主》一文，尽管他连东安王朱盛蒗、韩王朱本铉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说不明白，仍然武断地写道：“是年（1643，崇祯十六年）献忠（？）陷平凉，韩王被执而脱走入楚，遂为郝摇旗所得而奉之。摇旗等盖已先降，其奉韩王，自为明延统之意矣。以后摇旗等久不见于史，从《罪惟录》观之，则正于山僻中缔造一韩主之明国时也。韩主立国，在丙戌（1646）九月闽败之后，已当清顺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帅，遂以郝永忠、李来亨等著。……”②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柳亚子先生撰《南明史纲·史料》一书中有《韩王本铉传》，他察觉了查氏所记有些不可靠，如韩藩排行没有“本”字辈，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拥立本铉之类，也不列入正“编”（相当本纪）之中，然而在传文中仍然写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汀州不守，绍宗襄皇帝殉国。本铉方拥众保郧西乱山中之房县，遂建号自立，改元定武。然局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①柳亚子文中根据的除查继佐《罪惟录》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赵之谦撰写的《张苍水年谱》作旁证。其实，张煌言本人的诗文集中从来没有提到“韩王”、“定武”，他写的《送吴佩远职方南行访行在兼会师郧阳》诗，意在寻访昆明破后流离失所的永历帝并且同夔东十三家军建立联系。全祖望、赵之谦撰年谱为此诗作注时即误信查继佐《罪惟录》窜入了“奉韩主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的情节，既歪曲了张煌言的原意，更无助于证实“韩主定武”。我们无意于对前辈学者吹毛求疵，但是，在南明史上凭空增加一个立国建号十七年的朝廷事关重大，不容不辨。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为细事”。既然不是“细事”，又何必在未加详考的情况下作出极大胆的论断？只要对南明众多史料和清初档案加以排比考证，就可以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指出称尊建号的“韩主”纯属讹传，并不是说明清易代之际没有一位“韩王”曾在郝摇旗营中参与复明运动。明崇祯朝廷覆亡前后，诸藩有的被擒杀，有的轻信清廷给以“恩养”的谎言自投罗网，有的流离失所。南明自弘光以后，除了对身分明确者予以安置外，已经不能依据谱牒确定袭封人选。朱明宗室人数既多，谱系亦紊，有的自称或被推为“一字王”（亲王）、二字王（郡王）以资号召，并不足怪。在现存档案、野史等文献中无论是在清统治区还是在南明管辖区都有很多谱系袭封情况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摇旗营中确实曾经有过几位藩王，一位是东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蕴釨①，另一位是韩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韩宪王朱松的九世孙，顺治五年山西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时，他被虞胤、韩昭宣推举为“韩王”，作为复明运动的号召。山西兵败以后，朱璟溧逃到湖广南明控制区，不迟于1651年（顺治八年）进入设于湖北房县山区的郝永忠营里。他虽然很可能不是韩藩世袭近支，但是由于在山西等地复明志士中有一定影响，又受到夔东抗清义师郝摇旗等人的郑重接待，永历朝廷在宗藩凋零、谱系紊乱的情况下，出于策略考虑承认了他的韩王封号。从现有档案等文献看，韩王朱璟溧的任务主要是代表永历朝廷联络北方的复明势力。清初档案内有一件报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洛阳地区秘密联络反清人士，准备在1656年（顺治十三年）元宵节起事，夺取洛阳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获后供述他在1651年（顺治八年）到过郝摇旗部据守的湖北房县山中，“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①。朱存梧的供词明确说这位寄居于郝摇旗营中的韩王只是“一字王”，并没有说他建号称尊。何况朱存梧还供称在这以前（1649，顺治六年），他还“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连会兵”②，显然同郝摇旗等人一样是尊奉永历朝廷的。另一件清方档案为湖广总督祖泽远在顺治十三年的奏疏，其中说：山西人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企晟自加伪总督职衔，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自华山出营”，后来取道潼关、河南邓州、淅川，到达湖北均州，“郝永忠将企晟接入营盘安住。……至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引企晟出山。比企晟遂于贼营内携带镀金印一颗、伪银印五颗、铜关防十八颗，伪永历敕札一道、伪历日一本，伪韩王龙札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国公札付五十张、伪咨揭帖三件、伪告示一十七张、伪书札五十件”，本拟“往陕西一路给散”，为南明招兵买马，不料进入清辖区不久就被清军捉获。李企晟在供词中说，他“于十二年间自华山来到邓州浙川县，至十一月十五日到均州黄家湾过河，十六日进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房县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随领出敕印关防共二十四颗并龙告示书札，仍往山西一带散给众党陕西虞胤、太行山牛光天、五台山高鼎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李企晟派随行人员李得福到郝永忠营后“差赴云贵通信未回”①。沈佳记：丙申十年（1656，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永历帝由李定国扈卫到昆明不久，就批准了韩王璟溧的请求，加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头衔联络山西、陕西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进行斗争②。从上面引用的文献来分析，韩藩宗室朱璟溧是在山西姜镶等人于顺治五年反清时被虞胤、韩昭宣等拥立的，以“韩王”名义“行伪永历事”，权宜委任参加起义的文武官职。晋、陕大规模反清运动失败以后，朱璟溧辗转逃入湖北房县一带的郝摇旗营中，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肯定比在山西时要密切一些；郝摇旗以至永历朝廷也希望借助他在晋、陕一带的旧有影响和关系联络北方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力量。尽管我们掌握的只限于几件片断的可信材料，这些材料却毫无例外地证明韩王朱璟溧只是作为永历朝廷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活动。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到1662年（康熙元年）清军对夔东明军根据地展开三省会剿，时间已过六年，没有见到文献中再提及韩王朱璟溧，大约是已死。同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一道被俘的只有东安王朱盛蒗，毫无“定武十七年，韩主不终”的任何迹象①。如果清军擒杀了一位纪号称尊的南明皇帝，当事文官武将必然在奏捷疏中大肆吹嘘一番，怎么可能一字不提呢？至于夔东十三家武装尊奉永历朝廷，十三家首领人物和部将接受永历朝廷颁授的官爵，作为朝廷的象征和负责联络各部的“督师”、“阁部”、“部院”和太监都由永历帝委任，有大量材料证明。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必须剔除所谓以“韩主”为首的“定武”朝廷的谬说，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① 《罪惟录》附纪卷二十二《韩王附纪》，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三五页。同书卷十九《鲁王监国附纪》也两处提到“定武”建号称尊，“以延明运”，见第四一六——四一七页。① 《罪惟录》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页。② 孟森《后明韩主》，收入中华书局印《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引文见该书第九十四页。①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南明人物志》四《韩王本铉传》，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二页。按，《罪惟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铉”字形相似，故有差异。①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二记：永历二年（1648）二月郝永忠营中有宗藩通城王蕴舒、东安王盛蒗。“守辅（瞿式耜）为蕴舒，郝永忠为盛蒗疏请承袭楚王”，鲁可藻说这两人都是楚藩疏裔，自称郡王都有问题，更不要说袭封亲王了。通城王蕴舒在瞿式耜《贤王宜优异疏》中作通山王蕴釨，符合明代宗室命名原则（见《瞿式耜集》第一二○—一二一页）。《岭表纪年》作通城王蕴舒有误，但也说明南明时期宗藩袭封已经无章可循，相当紊乱了。① 刑部尚书图海等题本残件，见《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下），第二○九页。按，存字为秦王朱樉之后第十一辈，但朱存梧是不是秦藩下世袭郡王已难查考。② 上引刑部尚书图海等残题本。① 湖广总督祖泽远“为飞报密擒渠逆叛党并获金印、银印及伪爵关防敕札，以沮贼谋，以弥内患事”题本，原件尾部残缺，现藏第一档案馆。② 沈佳《存信编》卷四。① 参看《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等清方摧毁夔东抗清基地的原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