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弗里德曼论文范文资料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生平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Sarah Ethel Landau（1892-?），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来到美国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个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 (1919-?)、Helen Friedman (1920-?)、以及Ruth Friedman (1921-?)[1]。在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比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跟他辩论的人。当弗里德曼病逝时，罗斯说：“我除了时间，什么都没有了。”毕业后，他曾为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画。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也确实协助推广了预扣所得税制度。43至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Stigler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随著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在经济史论家Anna Schwartz的协助下，发表《美国货币史》鸿文。当时他挑战主张凯恩斯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他任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义经济，并与徒弟徒孙，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他过，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著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经济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76年，在这30年里他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形塑成一个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贝克尔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他妻子罗丝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教授。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史丹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三藩市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美国货币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站在凯恩斯的对面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曾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闻名于世；二战后，西方社会20余年的经济繁荣更让凯恩斯思想大放异彩。但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主要创始人的货币学派打着对抗“凯恩斯革命”的旗号诞生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坚持经济自由，强调货币作用。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弗里德曼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他还强劲地攻击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产生“挤出效应”，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反通货膨胀的旗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为货币学派带来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终于给西方经济带来了恶果。70年代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赤字越来越大，失业越来越多，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经过10多年发展起来的货币学派选择了通货膨胀为主要靶子，提出了以稳定货币、反对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完全归到了政府的身上。“没有一个政府肯于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即使不是很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政府官员往往寻找各种借口，把责任推诿给贪婪的企业家、刚性的工会、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阿拉伯的酋长、恶劣的气候以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无疑，企业家是贪婪的，工会也有刚性，消费者并不节约，阿拉伯酋长提高了石油价格，天气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这些只能提高个别商品的价格，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弗里德曼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惟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由于这些政策主张顺应了西方经济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因此赢得了许多的赞同者和追随者，并且得到官方的特别赏识。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货币学派提出的制定一种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作为主要项目；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自称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实行了货币学派的“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政策。货币学派一时声誉鹊起，被普遍看作凯恩斯学派之后的替代者，弗里德曼更是被称为“反通货膨胀的旗手”。“负罪”的获奖人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当他从座位上起立以便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进行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会场一阵骚乱。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智利的军事政变说起。20世纪70年代，智利军人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是社会党人，上台后推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政策引起智利国内经济倒退与混乱。皮诺切特上台后开始用强力手段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方案是由萨克斯等一批美国青年经济学家策划的，这些人中不少曾受教于弗里德曼。这种经济转型引起智利国内失业与贫穷现象严重，遭到左翼人士反对，皮诺切特对他们实施镇压，国内矛盾激化。于是，一些人指责弗里德曼同智利问题有牵连，设在瑞典的智利委员会则把弗里德曼称为“要对当前智利的失业饥饿政策负有罪责的经济学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颁奖典礼上的抗议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颁奖典礼上的尴尬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弗里德曼经济政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无处不渗透着弗里德曼的思想与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智利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成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也降了下来。然而，事情的两面性再一次出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22%降到1984年的4%的同时，失业人数从100万上升到300万；同出一辙，1979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分别为和，4年后，这两个数据变为和。物价降下来了，但人们却又承受着失业的痛苦。“坚持！”这是弗里德曼始终如一的信条。于是，奇迹出现了：1993年～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8年的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有人说，美国的经济是里根栽树，克林顿乘凉。真的如此吗？弗老在其中的作用又有几分呢？恐怕擅长统计分析的弗里德曼自己也难以回答。米尔顿·弗里德曼三次对中国的访问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其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另一个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的进程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知道过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得以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同时，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时的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尽量地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这时倒更符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 “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研究结论。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国民经济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combing the 1930s sinc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which com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s not that monetary policy itself and on its role to play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hina deflationary period monetary policy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e key i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channels ope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national economy 一、引言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如今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中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中国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可望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论争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保守走向激进的过程。凯恩斯本人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尽管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但其一生对经济学的重点研究仍然集中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并以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成就闻名于世。因此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事实上凯恩斯也极力主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然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 加强。”由此可见凯恩斯并不是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直接和得力。此一认识被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并得到完善和强化。 号称“美国的凯恩斯”的汉森和凯恩斯一样偏爱财政政策。汉森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这说明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汉森同时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这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汉森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 Samuelson和索罗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 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 William 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 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 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 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 Robert E 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卢卡斯比弗里德曼在自由放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供给学派Supply_side Economics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崇奉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萨伊定理Sayslaw因而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是漠视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远离客观经济世界的数学上的构想。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兰.布林德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 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克鲁格曼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 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世纪之交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梅开二度、再放光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全球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举为恢复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步入滞胀泥潭各经济学派遂群雄并起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地位西方经济学界进入“战国时代”英美等国也曾改弦更张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世纪之交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萧条经济学开始回归凯恩斯主义“大一统”的时代似又到来。从全球实践看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不管是否有效却是客观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货币政策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20年。在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前中国奉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因而那时人们也讨论货币政策并把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混在一起称之为货币信贷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严格地说这些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以来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讨论更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研究员。黄达认为“我们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向看是估计偏高。比如那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建设和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高估价在1989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分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的“启动”。给人的印象是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在我们这里由于财政与金融的实力对比急剧变化——集中的财力趋于畸弱金融的力量变得畸强以至于在宏观金融调控中形成了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6�7�6�7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高估的倾向这除了在开始运用宏观政策之际易于过分关注其效应的原因外也是由于财政金融实力畸形对比的这个背景所致。显然现在已注意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提但财政政策由于财政资金可以调动的余地不大事实上难以发挥配合和缓冲的作用”。如果说黄达根据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得出了货币政策作用“过分突出”有高估的“倾向”的话谢平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谢平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互相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和吉林大学的刘金全教授。吴军在其专著《紧缩与扩张——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模式选择》一书中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亦可以证明经济膨胀时期在抑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强效应和财政政策的弱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在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刘金全通过经验实证得出了同吴军基本一致的结论。刘金全指出“我们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戴根有研究员。范从来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戴根有指出“其实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揽社会总需求的任何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都可能落空。所以从道理上讲这两年财政政策作用很大程度 上是货币政策给予积极配合的结果。”简言之范从来和戴根有认为即使是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此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谢平研究员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操作面临9大挑战即多目标约束、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货币乘数与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 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研究员等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表现为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容乐观等。武汉大学邱力生博士也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理想问题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中存在着一些 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刘宪法认为近年来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但其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降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回升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据上述中国学者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曾康霖教授认为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找准政策运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范从来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 李晓西、余明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 邱力生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疏通梗阻的操作是第一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可见与中国学者 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他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理论演进经历了“肯定—否定— 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否定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完全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这大概就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演进过程。 2.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 1997和反通缩1998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大概形成了三种观点可谓之否定论、非对称性论和完全肯定论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在于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3.从中外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大些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在治理通货紧缩和防止经济衰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小些。此可谓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当然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又为时代的见弃而亡。这是经济理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命运。由此货币政策理论的优劣似乎亦不在货币政策理论本身而在于时代的选择。 4.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理论色彩浓厚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学理的高度走进了教科书和学说史。中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现实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上。这可能是由于中外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长短不同所致。 5.当前中外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远没有达到精确化的程度 。要真正像经济增长模型中解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那样清晰地解析出货币政策的有效值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