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稻毕业论文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农校任教，在安江农校没有呆多久，又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是的，你没看错，袁老最初的职业，并不是从事农业科学，而是一名教师。种植水稻才不挨饿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这也是袁老名字“隆平”的由来。袁老经历了中国最动乱的岁月，他的少年时代，是颠沛流离的时代，年少的袁隆平，随着家人辗转全国各地，六年时间跑了六个省份，见识了太多兵荒马乱与饿殍满地，饥饿，是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惨痛回忆。从那个时候起，袁老就立下了志愿，要努力实现粮食的增产，让天下人不受饥饿的痛苦。所以当他从农学院毕业后，虽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他还是向学校申请了一块水田，用于种植水稻，他不想做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普通读书人。再说，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饿肚子的经历，依旧深深刻在他的心中。袁隆平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增加粮食产量，避免学校的同事们受到饥饿的威胁。在工作之余，袁隆平放下手中的书本，挽起裤脚，下到水田，播种插秧，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精心耕作下，学校门前的水田中的水稻，茁壮成长起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看见绿汪汪的水稻长势喜人，都非常高兴，经常帮袁老打理庄稼。袁老对这块水稻田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有时间，就跑到水田中查看水稻的长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化肥，水稻的收成并不太好，即便如此，袁隆平还是保持着种植水稻的习惯，因为他能解决当前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既然水稻的产量不高，那就需要想办法提高水稻的产量，袁隆平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提高产量并不是问题，所以他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水稻的产量。中国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六千多年，水稻的育种和种植都已经固化，哪能轻易出现奇迹？所以袁隆平种植了七年之后，除了种植水平越来越好外，他的水稻研究并没有太多的进展。偶然的发现，成就一生的事业事情的转机发生于1960年夏天，这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带着工具，来到自己的水稻田，打算给水稻除草。持续七年的水稻种植，已经将这位白白净净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而粗糙的庄稼汉子，他熟练地带上草帽，顶着烈日，给水稻除草。不经意间，袁隆平发现当中的一株水稻，长得稻杆高大，叶片繁多，真是鹤立鸡群。如果是普通庄稼人，看到这一株水稻，顶多感叹一句长得真好，于不想其它，毕竟，仅仅是一株水稻长成这样。然而，一直在潜心研究水稻的袁隆平却并没有放过这个惊人的发现，他开始思考，在其它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为何这株水稻会长得如此高大？袁隆平将这株水稻特意保护了起来，打算好好研究它长得牛高马大的原因，因为按照袁隆平的经验，稻株越高大，抽的穗也会越多。此后，袁隆平每次经过稻田，都要去查看一下这株水稻的长势，斗转心仪间，水稻开始抽穗，与其它水稻相比，这株水稻并没有让袁隆平失望，它抽出的穗粒明显多于其它株。等这些水稻成熟后，袁隆平谢绝了其它人帮他收割的好意，因为他担心别人会损坏这株水稻，即使不有损坏，如果将他们收进口袋中，这些被他视若珍宝的宝贝会将成为口中的粮食而已。袁隆平将这株水稻的种子精心收集起来，像看宝贝一样将它们珍藏起来，打算留作明年的种子。第二年伊始，袁隆平开始看天气看黄历，焦急地等待着播种时节的到来，好不容易等到节气的到来，袁隆平将这些水稻精心种下，每天都要探视一次，盼着它们发芽。这些种子成功发芽，长成了秧苗，袁隆平专门在水稻的一个角落插下了它们，等着奇迹的发生。然而，结果却让袁隆平大失所望，水稻并没有像它们的上一代那样长得出类拔萃，是一般水稻无异，他们抽出的稻穗，也没有任何优势。如果是其它人，必定会在失望之余，失去信心，将它们变成腹中粮食，但掌握遗传学的袁隆平并没有这么想，在他看来，它们的上一代能出类拔萃，显然是有原因的，袁隆平继续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水稻收集起来，打算明年继续留种观察。湘西地区，因为温度的原因，水稻只能一季一种，试验一次就是一年的时间，袁隆平年复一年地种植着这些稻种，在经历了4年过后，袁隆平终于得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袁隆平采取人工授粉的方式，培育出了上百粒种子的杂交水稻，证实了他的猜想，高产的原因，就藏在那株他侥幸得到的水稻基因中。袁隆平如获至宝，第二年，他采用同样的方式，从4000株稻穗中找到了6株不育株，经过人工授粉，袁老培育出了下一代。第二年的结果正如袁隆平预料的那样，这些杂交水稻获得了高产，虽然只是增加了几十斤大米，但袁隆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966年，袁隆平根据自己的试验结果，发表了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证实水稻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方式实现杂交，而且杂交水稻的产量将会更高。在那个大家都挨饿的年代，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他成为了一名科学家。然而，这篇论文，也几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风暴来袭就在袁隆平每天猫在水田中研究自己的杂交水稻的时候，一场风暴逐渐形成，并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袁隆平的研究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的研究，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点名批评袁隆平的大字报已经出现，但袁隆平并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自己的杂交水稻。1968年5月18日，是袁隆平最刻骨铭心的一天，这一天，他将自己费心收集而来的700多株不育秧苗种在了试验田里，满怀着欣喜，等待它们创造奇迹。第二天早上，天才刚亮，袁隆平就来到了自己的水田，眼前的情形让他欲哭无泪，因为自己好不容易种下的秧苗，全部被人毁掉了。这就是被后来称为“事件”的灾难。袁隆平瘫坐在水稻田边，整整坐了一上午才回家吃饭。由于当时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并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流下眼泪，但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被全部毁掉，他的内心显然不会好受。闷闷不乐地袁隆平茶饭不思，愁苦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研究水稻的两位学生偷偷找到袁隆平，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听完这个好消息，袁隆平总算是恢复了精神。原来，一直专心研究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没有关注外面的事情，他的两位学生却关注到了，这两个人学生分别是尹华奇、李必湖。当他们听说有人要来毁掉老师的心血的时候，提前留了一个心眼，将三株秧苗提前藏在了臭水沟中，这才幸免于难，为杂交水稻保住了最后的命根。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6月份的时候，袁隆平接到学校的命令，要他前往一百多公里外的地方教学，当然不是教学如何培育杂交水稻，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还要接受锻炼。杂交水稻的研究被迫中断，经费停拨，核心人才袁隆平被调离，现场只剩下尹华奇、李必湖两人守着试验田，他们的任务也转变成农民，让他们留下就要他们收割水稻供作粮食。尹华奇、李必湖两人都是袁隆平的得意弟子，对老师的赋予半生心血的杂交水稻非常有感情。得益于他们的年轻气盛，两个年轻人写了一封信，越级告状。他们的信件受到了国家科委的重视，毕竟，粮食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重中之重。国家科委联合湖南省科委、农业厅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前往安江农校调查情况。现场只剩下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本来想好好招待远道而来的领导，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办法，就好到水田里抓了些田鸡来招待调来调查的人员。就着田鸡肉，两人声泪俱下，将杂交水稻所遇到的难题和成功后的前景给领导们说了，大家都很满意，决定帮助袁隆平。一个月后，袁隆平得心返回自己已经呆了15年的安江农校，继续杂交水稻的研究。转战海南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袁隆平的农业研究受限于节气，一年只能播种一次，中途又遭打乱，这让袁隆平心急如焚。他特意向上级请求，能前往三亚地区研究杂交水稻，因为海南地区一年可以种植三季水稻，可以将试验时间压缩至少一半。当年的三亚并不是旅游胜地，甚至不叫三亚，叫崖县，是当时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袁隆平师徒三人，来到三亚后，便一头扎进了水稻田中，热带的酷热，像水泵一样快速抽走他们身上的水分。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师徒三人争分夺秒地进行着杂交水稻试验。没有休息的地方，师徒三人借宿在当地农民的窝棚之中，有时候只能躺在巨大的棕榈叶子上将就。海南地区丰富的基因库，也为师徒三人的研究带来了便利，在三亚，他们又幸运地发现了“野败”，后来，野败成为袁隆平“三系”当中的一系。在水稻生长的间隙，师徒三人的踪迹，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他们尽往无人的沼泽地钻，目的正是为了寻找一株难得的野生水稻，为杂交水稻实验提供更多的样本。“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人能在稻穗下乘凉”。这是袁隆平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的追求，袁隆平之所以会将杂交水稻的培育当成自己一生的追求，来源于少年和青年时期承受的饥饿。尽管他的杂交水稻经历过一波三折，但在袁老毕生的追求下，硬是推翻了传统与过时的科学，创造了高产的奇迹。如今，当衣食无忧的中国人端着手中的饭碗时，都要将袁老的功德铭记于心，因为他给了我们不再挨饿的底气。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4]“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6]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在《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9]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和“先时”、“后时”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12]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