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杂志社

因为这三次改革都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桎梏，是不可能真正救中国的。

因为清朝的改革没有改变制度，改变的只是表面文章。所以清朝的三次改革全部失败。

穿过你的往事我的政法 陈夏红 在法律人研究领域，我以前写过一本《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编过一本《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本《政法往事》可以说是前述两书的续篇。稍有不同的是，《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更多是围绕个人的长篇大论；而《政法往事》，则更多是根据这几年搜集的一些边角史料写成的“千字文”，关注的角度更多是“事”而非“人”。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法律人？老有朋友这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但一直没有答案。用一句老套的说法，就像你问爬山者为什么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会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诉你：因为山在那边。我的答案与此类似，仅仅因为那些法律人在往事中，因为政法在往事中。 这么说可能有点玄乎。事实上，我开始写这类文字，早期只是朦胧地觉得法史应该不是大学课堂里那个样子，应该不仅仅是制度在流变，更不仅仅是思想在传承。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也可以化用，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漫漫历史长河中，倘若要离开法律人的行迹，而去谈论法史，那无异于赶走所有的演员而在戏台上演“空城计”。而且，由于历史的尘封以及人为的遮蔽，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多少总有些“似花非花”、“看雾非雾”之感。我觉得我在早期所致力做的一项朴素的工作，就是在法律人的历史领域，尽可能利用各种史料提供的蛛丝马迹，而去复原历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除了在法律史的世界中构建以人为主的“人本法史”之外，另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将法史的文章写得有趣。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言里说，“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喜欢一切有趣的文字，老的如林语堂、钱钟书、唐德刚，中间的如王小波，小的如韩寒、李承鹏、楚望台等等。记得有个朋友，曾将MSN签名改成“你的书值得砍树吗？”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每个写书的人都适用，而书的有趣与否，本来就该是是否值得砍树的一个标准。对我而言，尽可能让每篇文章都有趣，是我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尽管在事实上，我们的法史沉重得让有趣的事情也变成悲剧。 当然，从更宏观角度来说，我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历史舞台上，法律人有何作为？法律人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如果未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律人未能作为？……这些问题并不是贯穿在每一篇文字中，但这的确是我写这些文字最原始的出发点。或者说，之前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判断，更多时候是一种基于个人思考习惯的直觉。直到2010年上半年，作为中欧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我聆听了方流芳教授给研究生开的“思想政治课”——法律职业伦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豁然开朗，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我的笔端所要倾诉的，无他，职业伦理而已。由此，我要向方流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些文字大都是供《法制早报》、《法制日报·周末版》、《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律政方圆》、《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等报刊上“政法往事”专栏的。需要申述的是，这些文章的写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些专栏也基本上都是自生自灭而生生不息。此外，还有部分文字在《同舟共进》杂志、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由此，我得特别感谢如下编辑：《法制日报·周末版》副总编马霄雷、《法制日报·周末版》文化版前主编赵国君、《法制日报·周末版》前实习生王兆国、《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主编蒋安杰、《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实习生刘显刚、仪浩、《律政方圆》杂志前编辑王立杰、曾供职于《法制早报》的申兴旺编辑、《同舟共进》编辑郭芙秀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郭烁、《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编辑张培坚。说实在的，这些文章要不是他们催促，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 另，本书还收录了部分与“政法往事”有关的几篇书评。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和深圳《晶报》书评版。在一段时间内，我比较勤于写书评，原因无他，只是他们的稿费尚可，还不至于让人生出“卖字又卖身”之痛感，也多少让混迹于识字人中的我有点尊严，足以支撑我每月买书的支出。由此，特别向最早跟我约书评的现任《中国周刊》编辑的陈远以及《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张晓波、方绪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编辑雷剑峤、戴新伟、深圳《晶报》书评编辑张楠等致谢。 在书前嵌入李曙光教授和谢泳教授的大序，实在是一件美不胜收的事情。当年追随李曙光教授，投身于“曙光名门”，主要也是看中李曙光教授从法史学到破产法的精彩转型，甚至将此转型作为我的一个目标。只是入门之后，我的兴趣始终还没有走出法史，连经济法专业的硕士论文，写的都是《破产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在大学期间，谢泳的《逝去的年代》、《大学旧踪》等作品，已成为我关注法律人并进行研究性写作的圭臬。在这里，谨向李曙光教授、谢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还得特别感谢中欧法学院中方联席院长方流芳教授和欧方联席院长高美莲（Ninon Colneric）教授。作为中欧法学院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我在学业初期，并未将全部精力放在所谓的专业上，他们给了我足够的宽容与理解。能够在中欧法学院学习是我的幸运，我亦永远以中欧法学院为荣。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最终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不能不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先生和北大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主任曾健。曾健以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得这些并不美丽的文字，能够以书的方式美丽地面世。谨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本书的“美丽”，还得归因于如下亲友的劳动：李海艳同学不仅陪伴着我的写作，帮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校对工作，亦为搜集图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贺维彤、徐小平等师友，亦为本书图片的收集，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孙笑侠教授、我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办公室的同事孙黎萌等，慨允本书使用他（她）们收藏的部分图片，谨致以谢忱。 2010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七）是先父逝世三周年忌日。三年前的7月20日，先父一病沉疴，驾鹤西归。在三周年忌日来临之际，我由于身体小恙，稿债缠身，最终未能回乡祭奠，只能在军都山下遥祭再三。这真是一件遗憾而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此，我愿将此书献给先父。 谨以此后记致亲爱的读者。我诚挚地期待着您的批评与指正。 2010年12月14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晚清历史上有过三次重要的改革，分别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这三次改革，虽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最终都失败了。最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迟云飞教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分析了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先看洋务运动，败在改革太片面，不够全面。

比如军事改革，只重视武器军备，忽视了制度建设。洋枪洋炮买了不少，但是近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系统、后勤保障、参谋部门、预备役制度等，都没建立。结果甲午一战，清军武器不差，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因为体制、战略差距而失败。

再比如经济改革，偏重官办，忽视民营。当时搞的一些工业企业，像江南制造局等等，都是官办。官办虽然然也有优势，但总的说效率太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民营企业的补充，国家经济很难强大。

教育改革呢，也很零散，不成体系。洋务运动办了不少新式学校，还派了几批人出去留学，但总体看缺乏长期系统规划，没全面普及新型教育，所以新型人才缺乏，不能支撑现代化建设。最终，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再看戊戌变法，失败是因为急于求成。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没有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比如忽视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以为有光绪皇帝支持就够了，这在政治上显然非常不成熟。同样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改革派对保守派官员打击面太大，而对像李鸿章这样的潜在的改革派也没积极争取，最后导致势单力孤，陷入被动。

第二，急于求成，考虑不够充分，改革诏令倒是下了不少，但是效果很差。比如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改考策论，既没做好宣传，又没给学了大半辈子八股的旧文人做适当安排，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当然是阻力重重，很难成功。

最后来看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可以说犯了双重失误。

第一，改革措施无主次，没有体系。这次改革因为经过了甲午战败、庚子赔款，政府压力很大，改革更加迫切，结果各种新政措施包括教育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警察制度新型律法等等，一股脑推出。完全没有先后主次，非常混乱。而且各项新政措施都需要增加开支，这无形中就又增加了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了老百姓的负担，各种税收、摊派引起民间反抗，大小规模的抗粮、抗捐风潮遍地都是，湖南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风潮，更是震动全国，动摇了政府的统治基础。

第二，改革缺乏坚强领导，政治能力不强。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虽然有政治手腕，但是眼光太封闭，也缺乏进取开拓精神，新政改革只是迫于形势，动力不足。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后，摄政王载沣驾驭不了局势，缺乏妥协各方关系的能力。当时，社会上既有立宪派，又有革命党，各方利益主张不一，而清政府大权则已经大大衰落。这个时候要讲究政治智慧，该妥协的时候要妥协，该让出权力就要让出一些权力。但是清政府不仅拒绝了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参与政权的要求，而且组成的内阁绝大多数是皇族，让社会各界对改革诚意彻底失望，加速了政权的灭亡。迟云飞教授认为，如果当时清政府懂得妥协，让梁启超、张謇等三四位立宪派人士入阁，哪怕是暂时不给他们军队、财政等要害部门，只是装点一下门面，社会上的不满也会小很多，清政府的危险也就小一些，历史甚至有可能会重写。但当时的掌权人缺少这种政治智慧，结果大清政权最终寿终正寝。

你看，晚清历史三次重要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后我们把这三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一下，除了时代的局限，改革者自身，还可以得出两点教训。一是改革一定要注意体系，既要全面，又要根据社会的承受能力，分清主次轻重，不能急于求成。二是要注意政治技巧，学会妥协，平衡好各方利益，争取利益各方、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清政府如果意识到这些，也就不会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