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宋代海上丝绸参考文献

我也要写这个。我觉得，文化交流之路比较好写。但是我也写不来，无从下手。

中国古人的智慧，现在人根本理解不了！中国古代搞的贸易都是侵略性的贸易！ 中国需要什么，外国就进贡什么，生产什么，完全控制了海外小国的生产。而中国呢，即使生产制造大国，也是需求大国。任何国家也控制不了中国的市场。反而中国可以控制世界！建议lz从这方面写，绝对一句惊人！

是南宋还是北宋啊，个人觉得第一个好写，因为宋代商品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做为一个并不太强的朝代为了巩固统治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持一种支持的态度。可不可以从这条路子写：1 宋代发展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此引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2 举几个例子写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内容和带来的巨大收益，比如高宗年间那个人（叫啥我忘了）他借高宗一船的货物然后下海，回来带回来十船。3 再写写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对宋代经济的巨大影响，现在很多人不多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诞生在南宋年间吗我想这就够了。我很喜欢历史，而且我还生活在宋都（也就是开封啦）第一次如此认真的回答，希望采纳

宋元：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时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居住十多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繁盛的海外贸易 宋朝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经营困难，所以对外贸易都较之历代进取，其可说得上是当时世界外贸最发达的国家。《宋史：食货志》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来，当时对外的商业买卖活动在南方较为蓬勃。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四六之一又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温州，当中以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另外负责处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管辖杭州(今浙江省杭县)、明州(今浙江省鄞县东)、温州(今浙江省永华县)、秀州华亭县(今浙江省嘉兴县)、青龙镇(今浙江省青龙县)五处市舶务，与日本、高丽、大食等50多个地区贸易。宋太宗专门派人“各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点评：朝廷国策、民间氛围以及国际环境的各种因素，使得两宋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易频繁。但是，弱小的军事力量、庞大沉冗的官僚集团以及文弱的风气，又使得两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盛的军事力量，失去了开疆劈土的激情。于是，宋朝与日本的国际关系用两个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贸易”。 宋日贸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来日两国贸易始终继续不衰。首先是宋朝需要对日贸易。宋朝经济通过一段恢复时期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煤的广泛应用，促进冶铁技术、质量和产量的提高；铜精炼法的出现促进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铸铜钱技术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自古以来就是传统出口商品的丝织品和刺绣，不仅恢复而且有所发展。此外，造船业发展较快，在内河出现“百石船”，远洋航行的“客船”可载二千斜粟。政府使用的海船，长宽都比客船高出三倍。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仅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而且船身坚固，经得起风浪。由于宋朝注意对外贸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贸易从未中断。其次，日本国内状况要求发展对宋贸易。但是，日本禁止对宋贸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日本贵族生活对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执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货的需求者。唐代贵族的糜烂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层社会，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紫式部的日记中，记载当时大纳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会上的衣着。每天一套唐式衣裤，浓淡相配；颜色样式不相重复。连内傍跑穿唐武衣服，在这个时期日本文人撰写的小说、评话、传奇等，如《荣华物语》、《源氏物语》等书里人物的衣着样式、质地，全是唐式的和从唐进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这个时期也趋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从贸易中获得极大益处，也是对宋贸易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点评：由于宋朝军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无法像后来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强那样开展海上霸业，因此，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贸易是纯粹的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即使如此，与同时代世界各国相比，宋朝的经济强得太多，只用正常贸易手段也给日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日本需要的是丝绸、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据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宝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过量，竞不得不发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贸易时，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贸易也多带砂金以换取铜钱。日商携带黄金最多的年代，总额近四、五千两之多。加上贸易中所得的铜钱，每次日商赴南宋总会带回大量铜钱。因此，南宋铜钱外流十分严重。铜钱外流，自北宋时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但那时主要是以来商携带的形式流到日本，现在，日商直接偷运，遂使南宋出现铜钱严重短缺。 元日贸易 元帝国与欧亚两大洲的许多国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对日贸易在元朝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元世祖准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军事手段，以达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所以，在元世祖时期，对日商入元无任何限制，甚至还有意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以利日商的往来。只是由于幕府坚持不通和好，两国才没有发展成为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二，由于日本国内的各种原因，要求对元贸易。 点评：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贸易可以说是宋日贸易的延续，在此不再详细陈述。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唐代，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这条航线全长万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海上丝绸之路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 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 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