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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物资源的物权法保护策略一、我国《物权法》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贡献 1.确立了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对于是否应当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学界有较大的争议。我国《物权法》第49条确立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制度符合野生动物资源管理使用的客观现状和既有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实行了动物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物权法》第119条规定：“国家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而明确了对于包括动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用益方式是以有偿使用为原则，以无偿使用为例外。《物权法》确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协商、拍卖、招投标等程序公正、公开的形式，根据转让价格、开发利用和养护的能力等综合标准，在一级市场将特定的自然资源物权有偿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的市场主体，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3.明确了动物养殖、捕捞权。《物权法》第123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确立了关于动物资源的用益物权，即养殖权和捕捞权。《物权法》的规定明确了养殖权和捕捞权是在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权基础上所取得的用益物权，那么，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其就可依法寻求民事救济。 二、《物权法》在保护动物资源方面应有的完善 尽管《物权法》上述规定体现了我国私法领域对动物资源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我们认为从保护动物资源的目的及解决现行社会问题的角度考量，《物权法》及现行其他立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还需要以下各方面的完善： (一)赋予动物特殊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动物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能行使权利、承担义务，规定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不符合法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动物作为有生命的活物，其作为物权客体确实具有其特殊性，动物是和人类一样有感知和情感需求的高级生命形式，不应与其他物等同视之，应当在《物权法》中有所体现。不论出于理性、道德、同情、自我反省还是人类自身尊严的维护，多数人认为动物享有一定福利，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动物福利立法，我国也不例外。《物权法》是规定人们对物的利用方式的基本法，如果能够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修改，在《物权法》中以宣誓性条款确立动物不同于其他无生命物体的特殊地位，将是有利于保护动物资源并且与我国其他动物福利性质的立法相协调的选择。 (二)扩大并明确《物权法》对动物资源调整和保护的范围 我国相关立法中对动物资源保护范围规定狭窄、混乱，历来为环境资源法学者所诟病，《物权法》在对动物资源保护的规定中同样存在缺陷。首先，《物权法》对其所保的动物资源的概念及范畴语焉不详。其次，《物权法》沿袭了我国对于动物资源一贯的等级保护，并无进步可言。事实上，处于我国动物资源保护基本法地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因其明显侧重保护“濒危物种”，而不能满足全面保护动物资源的需要。第三，《物权法》对于没有其他法律明文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动物资源缺乏所有权规定，却在其所有权不明的情况下于用益物权中规定了养殖权、捕捞权，不能为用益物权人的权利来源及国家实施行政许可提供充分的依据。根据我国《宪法》、《物权法》及《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可以推知动物资源的权属包括以下几类：1.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三有”(有科研价值，有经济价值、有益)动物明确属国家所有；2.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非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森林资源，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国家所有；3.水生非保护动物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其权属，实践中将水生非保护动物作为其所生活的水域、滩涂的一部分加以使用，除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外，属于国家所有。用益物权人取得承包权或行政许可以后，通过养殖、捕捞等手段取得水生动物的所有权；4.对除上述动物以外的非保护动物，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在《物权法》中没有类似规定。这种极端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与实践中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有所冲突，不利实现保护动物资源的目标。 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资源权属体系是凌乱而不全面的。笔者认为，《物权法》应扩大对动物资源的保护范围，而不落等级保护制度的窠臼，改变动物资源所有权规定不周全的现状。同时，《物权法》应当注重对非保护动物的权属设置，现有的非保护动物如果保护不力就会成为未来的濒危动物，必须在保护其生态价值的前提下强调合理有限地利用，为动物福利立法奠定基础。我们建议按对非保护动物的利用途径将其分为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工作动物而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 (三)扩充与动物相关的用益物权种类 《物权法》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根据物权法定性原则要求，当事人无权自己创设新的物权类型，且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约定的物权以及物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只能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而《物权法》中确立的动物资源用益物权方式只有养殖权、捕捞权两种，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首先，养殖权、捕捞权针对的都是水生动物，对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方式完全没有涉及，是一大立法空白；其次，没有涵盖已有法律中规定的动物资源利用方式。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6条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持有许可证。许可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27条规定：“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野生动物利用方式就包括狩猎、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等形式，如果《物权法》不承认以上权利属于用益物权，那么获得上述活动许可的权利人拥有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又如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物权法》应当在用益物权的篇章中根据现实需要，增加对水生、陆生动物的用益物权种类，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四)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赔偿制度 在我国，野猪、熊等野生动物造成居民人身、财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一直以来，我国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确立的国家补偿制度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野生动物保护法》第7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0条进一步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应当采取防范措施。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调查属实并确实需要补偿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但是国家补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却不甚理想。据统计，1991-2001年全国各地遭受野生动物伤害的实际损失达6065万元，而得到政府的补偿则不到1/10。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上述法律中只规定了因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可以取得政府补偿的权利。但是，对于“三有动物”、非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补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国家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屈指可数，仅有《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多数地区对于野生动物致害之后的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问题处于立法空白的境地。第三，赔偿主体不明。法条中规定的“当地政府”到底指哪级人民政府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偿责任如何分担都无法可依，往往造成各级政府对索赔的当事人推诿搪塞的现象。《物权法》中规定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并且第7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上述规定为基础，可以建立国家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制度，弥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家补偿制度的不足。第一，确认赔偿主体是国家。因为国家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应当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管领下的野生动物造成人民的人身、财产损失，理应由代表国家的政府给以足额赔偿，而不是适当补偿。第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和全体公民，所以它所带来的损失就不能只由少数地方、少数人来承担。因此，赔偿应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以地方财政为辅。我国现实情况是，动物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实力也存在明显差距。国家应根据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具体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赔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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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权利保护研究以动物权利立法的完善为视角

在现代，保护动物思想和立法实践是伴随着奴隶解放和妇女运动甚至人性解放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道德视野和道德关切不断扩展，人类对保护动物立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动物有无权利，动物的权利如何保护，人类和动物是何种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正在逐步被人类找到答案。在我国，社会人群对动物权利的看法各有不同，“拥护主义”认为动物拥有和人类同等权利且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主义”认为动物只是作为一种物品存在并不具有权利，还有“中立主义”，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的是以满足人类利益为前提而存在的权利。因为有这些观点存在，“动物权利”问题的争论从未休止过。

近年来，国内动物受侵害的案件时有发生，而“凶手”却得以逍遥法外，例如2002年的清华大学生刘某伤熊事件，2005年复旦大学生虐猫事件。这类事件一旦被揭露便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引发众多社会争议。绝大多数人都会强烈谴责行为人残酷的行为，感叹社会之风日益败坏，人民道德素质亟待提升。但是在声讨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发生这类事件的另一不容忽视的原因——动物权利保护立法的缺失。我国对动物权利立法的忽视，极大程度上纵容了这类虐待动物的“施暴者”。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动物生存现状，以问卷形式了解社会人群对动物权利的看法，收集我国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并结合案例，分析目前我国动物权利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带来的后果，指出法律漏洞出现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法律的完善建议，期望在未来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对动物权利进一步加以保护，同时，唤醒人们对动物权利的保护意识。

一、现状调查

(一)对社会人群的调查

1.调查内容与结果。本项目以发放500份问卷和户外采访的形式，针对动物是否拥有权利，动物拥有什么程度的权利，权利保障途径以及是否满意我国相关立法，对四川、重庆和广东地区群众进行了调查。利用统计学原理，显示表明，82%的人认为动物拥有权利，14%的人持不关心态度，仅4%的人认为动物不存在权利。在动物拥有怎样的权利上，仅35%的人(其中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认为动物拥有与人类同等权利，约62%的人认为动物拥有部分权利，并以人类利益为前提：大众对权利保障的途径选择主要分为法律的完善和人民道德素质提升两种，而在是否满意我国相关立法上，大部分人都持不关注的态度，少数人认为我国立法存在问题需要完善。

2.调查意义。了解群众对动物权利的态度，为立法奠定基础。法律应代表大众的意识，实际上，人们普遍都接受动物拥有权利，只是基于人类处于生物链顶端，很少有人能接受动物拥有与人同等的权利罢了。因此，对动物权利立法的完善并不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大众观的体现。

探寻社会对以法律保障动物权利的看法，突出法律完善的迫切性。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大部分人对相关立法并不关注，但是这大部分人里面有相当比例的人却认为法律的完善是动物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而认为我国立法存在问题需要完善的人群在动物权利保护的途径上几乎都选择了立法。这说明，虽然群众或许并不了解法律，但是法律的完善对动物权利的保障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在目前动物生存状态下也是迫切需要进行的。

(二)对国内立法的调查

1.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收集与分析。目前，我国现行与动物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部分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涉及动物保护的《宪法》、《渔业法》、《动物防疫法》、《环境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收集与分析之后，可以总结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目前我国法律保护的动物范围十分有限，并未有一部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纳入了所有的动物i第二，这些法律法规实际更多是在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权属和利用进行规范，连保障动物福利都称不上，更不足以称之为是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下面我们以动物保护立法相对详细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例。本法一共分为五章，分别是“总则”、“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总则。首先，针对本法保护的对象，我们可以发现本法的保护范围仅限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他动物例如宠物猫或狗的权利是没有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的。而本法所规定的“野生动物”的外延还要比对野生动物范围的通常性解释窄得多。其次，针对立法目的，本法把野生动物常称之为“野生动物资源”，又结合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和整部立法，不难解读出本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来最大化满足人类利益需求。另外，法条中规定有“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科学研究”等，说明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并没基于“动物权利”层次——毕竟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权利是不允许对动物任何性利用或者杀害的，而全世界还没有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而基于的是“动物福利”角度，当然法律保护的效果我们姑且不谈。

野生动物保护。第二章应当是该法着重强调如何保护动物的一章。但是通读这几个法条，除了第八条立法者笼统地规定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捕猎或者破坏和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自然灾害威胁时，当地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拯救措施外，我们很难再找到能作为动物权利保护标准的法条了。该法第十八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笔者对动物权利应得到怎么样的保护，同现代动物保护思想家汤姆·睿根的观点一致：动物应当享有和人类同等的权利，即穿貂皮大衣、吃猪肉、将鸟关在笼中这样的行为都侵犯了动物权利——虽然笔者并不支持我国目前立法应当走到这一步(原因在后文说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即是在默认我国是允许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只是在猎捕时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和受到一定限制。这说明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先不提对权利的保护，连是否对动物基本生存状态进行了保护都存在疑问。所以可以说该法并不是动物权利保护法，也不是成熟完整的动物福利保障法，因为它允许了对动物权利侵害的行为的存在，而这些行为连合理都不一定称得上。

关于野生动物的 管理和法律责任。野生动物的管理我国主要是针对猎捕，出售、收购，驯养繁殖，运输携带以及经营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行为作出规范性的规定，站在“拥有者”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一系列的管理，以免资源被损害或者盗用，而看不到对野生动物权利的提及。法律责任方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或者吊销执照等，而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本法分为两种，一是构成其他法律例如《刑法》的罪名的，依照或者比照他法有关规定处罚;另一种是在本法中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并没有详细规定， 实践中很难适用。

目前国内立法中，《野生动物保护法》是相对于其他法律法规对动物保护的规定最为详细的，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而究其根本，该法的保护野生动物实则是为人类开发利用资源和维持生态平衡服务，并未对动物权利的有无、动物权利的保护进行思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不存在保护动物权利建立的法律。

2.国内外立法的对比。对于动物，如果他们是生命主体，他们就拥有权利，就和我们一样——这就是关于动物权利的所有问题的最终归宿(唯一结论)。在未来，法律对动物权利保护有必要上升到以人权的保护为参考标准——法律应给予动物同人类一样的权利。但是，基于对 社会 经济 发展阶段的考量，在法律方面，笔者认为目前乃至以后很长的时间，应首先基于“动物福利”的程度进行保护动物的立法，暂时不用也没有能力从“动物权利”保护的程度考虑立法。而在“动物福利”程度的法律立法保护方面，我国落后于西方国家。

德国1998年《动物福利法》是我国学习的榜样。该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旨在保护动物之生命，维护其福利。此举乃是基于人类对于地球其他生命伙伴之责任而为之。任何人不得无合理之理由致动物痛苦或受伤害。每部法律的第一条都对整部法的立法目的作了具体的规定，并贯穿于法条之中。将该法第一条与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对比，我们发现了立法目的的巨大差别。该法旨在定义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从而对动物进行保护，规定无正当理由不许对动物施以的伤害行为。而《野生动物保护法》却以保护野生动物为手段，利用野生动物为目的，一直将动物当作可利用资源看待。两部法律立法目的的差别决定了其对动物保护处于何种程度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动物所处的生存 环境。虽说德国《动物福利法》看来只是对动物福利的保障，还并未上升到动物权利的保护，但是对于我国未来动物立法的走向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其实，西方国家已经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动物保护立法，例如英国除《动物保护法》外，还就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 工作动物、娱乐动物、野生动物等进行了专门立法，并针对一些具体动物的福利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其单行法规数量达百部之多;例如美国的联邦动物福利法规中包括了，适用于驯养动物的《二十八小时法》、《人道屠宰法》等，联邦野生动物法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濒危物种法》等，以及各州防止虐待动物法规。对比于国外的法律法规，我国应看到国内外动物权利保护的差距所在，尽快完善我国的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改善动物生存环境。

3.调查意义。整合我国动物权利保护相关立法，对其进行总体评价。我国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只能说与动物权利保护有关，但是并未有任何动物权利保护的立法。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仍致力于保障动物福利的方面对立法进行完善，这是未来过渡到动物权利保障的必经过程，我国也不例外。但是我国的动物保护立法，由于立法目的的偏移，导致整个立法体系出现很多问题。其并未以动物权利为首要考虑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利益，因此相关法律法规显现出的是如何对动物加以充分的利用，几乎看不到纯粹的基于动物权利意识的动物保护立法。

对比国内外法律法规，表明完善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已刻不容缓。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动物在本国的生存状况，西方国家普遍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之下，动物能够生存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之下并不被虐待。而我国的动物保护法律基本没有形成体系，仅零散的法律且并不旨在基于权利意识对动物进行保护，这导致我国动物的生存环境恶劣，时常发生虐待动物的事件。民主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已不能满足于人权的保障，动物是同人类一样的生命主体，社会亟待对动物权利进行更全面的保护。

二、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律对动物保护范围过窄

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使得其他非野生动物不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我们倡导人人平等，却人为地将动物分为了“三六九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且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我们对虐猫事件、清华学生伤熊事件、象牙买卖这三类案例进行分析并比较行为人侵害动物权利所造成的后果和应承担的责任。虽同样是对动物权利的侵害，同样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虐猫(狗等宠物)这类事件的行为人不用受到除舆论道德谴责外的惩罚，伤熊事件行为人最后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并免于刑事处罚，象牙买卖在我国则是禁止的。造成责任有无、责任大小的不同的原因便是我国现行法律的问题所

在——对动物保护的“区别对待”。对动物的保护应当一视同仁，若仅仅对野生动物保护进行立法，也就意味着非野生动物的权利被架空，无论以何种行为对待非野生动物，施行行为者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二)我国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

暂不谈非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空白，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立法也存在很大漏洞——法律法规主要针对野生动物如何管理制定一系列规定，对保护野生动物仅仅作了笼统的规范。这使得实践中虽然存在一系列的野生动物侵害案件，但是法院很难认定行为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受到处罚，使得损害动物权利行为人在利益趋势下更加肆无忌惮。

(三)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问题

我国法律对行为人实施侵害动物权利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或是过轻，或是缺失，或是界限不明。一部法律需要人民遵守，必然得有违法的惩罚性规定的存在，《刑法》便是很好的例子。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先不说行为人很难被认定为违反动物保护相关法律，即使行为人违法，大多数也不过是被处以罚款等处罚，更是有些法律条款仅仅作了禁止性规定，却没有规定违反规定的处罚，使得权利落空。

三、现行法律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现行立法实际目的的偏移

分析我国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后，可以发现造成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立法目的的偏移。为何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动物权利的保护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其中一个解释就是立法目的的差别——西方国家正视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把动物从人类附属品中抽离出来，认定动物为人的同类，并基于此要求要对动物权利进行保护;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我国默认动物是为造福人类而存在，因此动物权利的保护类别、保护方式等都是基于人类利益而存在的，是人类利益认可的前提成立才对动物进行保护。

(二)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一部保护所有动物的法律目前在我国还发挥不了作用

我国没有解决非野生动物的保护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还不足以顾及到对所有动物的保护。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是对所有动物进行保护，会导致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匮乏，甚至在与人权的保护上本末倒置。但是在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受保护动物的范围是主要趋势，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必经之路。

(三)动物保护立法的完善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

虽然目前国内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必须认可立法者在动物保护立法上所做出的不菲贡献，笔者也并不支持立法的完善一蹴而就。比起过去几十年，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每个法律体系的完善都要经历漫长的岁月，人权的法律保护就是鲜活的例子，动物保护立法的完善需要立法者一代代的重视和不断的探索研究，因此，现行法律仍存在众多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四、调查结论

我国动物保护立法体系的建设已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在当下无法正常地保护动物的权利。找准立法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完善的建议：

(一)纠正立法目的

上文已强调了我国动物保护法律立法目的的偏移，而对于一部法律而言，立法目的是根基和线索，因此，我国若要在动物保护立法上有所改善，首先立法者必须纠正立法目的——从人类利益本位转变为动物权利本位，这样，未来的动物保护法律的制定才能体现出对动物权利的保护，才不会使动物权利法律的功能产生偏移。

(二)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现有法律法规虽存在很多缺陷，但是并不可对之持置之不理的态度，正因为我们发现了现行立法的问题，因此立法者应当不断去完善它。一部好的法律并不是一旦制定就完美无缺的，英国1911年制定的《动物保护法》至今已修改了8次，我国法律也应当是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进步的。

现有法律法规的完善应当以除坚持正确立法目的以外的这几个因素为导向：第一，扩大

动物权益主体的范围。通过对西方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动物福利法的阐述与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其动物福利法律 实践是一个权益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内容逐渐完善并日趋成为一个完整的动物福利法体系的过程。我国应当适当扩大保护范围，而不能将法律的恩泽仅被及珍稀、濒危或者有重大科研价值的野生动物;第二，坚持从动物福利逐渐上升到动物权利的立法过程。虽然西方国家有一套较完善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但仍站在动物福利的层次上。笔者赞成世界各国家理应致力于动物福利保障的研究，这是受 社会 发展阶段决定，但是，在立法的思想上必须是以动物作为同人类一样的生命主体，享有同等权利来进行立法，以之为立法总体理想，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三，严格惩罚措施。例如行为人往往考量狩猎带来的 经济利益和违法狩猎产生的罚款之间的得失，若是惩罚力度太低，是起不到规制违法行为的效果的，这样只会使法律成为摆设。

(三)坚持对制定保护动物权利法律进行研究

虽然我国现状下该法律存活空间不大，也不一定要执着于立法，但是完善立法的同时，我国应当与时俱进，秉持“扬弃”的态度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 经验，对动物权利保护的法律进行持续性探讨和研究，不仅可以反作用于现行法的完善，也为时机成熟时颁布真正意义的动物权利保护法律法规做好准备。

(四)加强动物权利保护的宣传，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一部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我国法律出现立法目的的偏移不外乎也体现了立法者和群众以人类利益至上的态度对待动物。捍卫人权是人类的本能，因此我们始终致力于人类的解放，而动物虽然是另一个物种，但是它们并不是奴隶，它们应当拥有与人类同等权利。所以，未来我国应将人们历来对人权的重视转为对人与动物权利同等重视，改变人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将人们长期忽略的动物权利重新拉回人们视野中来，使动物得到完全解放。

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所以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要实现权利，就必须时刻准备着为权利而斗争。人类处于生物链顶端，因此在与动物利益存在冲突时，人类毅然选择了自身利益的保留，而在我国明显地体现在了动物保护的立法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要替动物主张动物的权利。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的法律法规，对我国法律进行分析，并将其与西方国家法律相对比，站在动物权利保护的高度，支持通过动物福利保障向动物权利保护过渡，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视角入手提出建议，希望在未来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改善我国动物生存状况，也呼吁人民群众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关注动物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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