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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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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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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可以分为一般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后者比前者反映了更紧密的地区经济依赖和协作。大量的和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相互协助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伙伴国家之间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原因1 、联合一致抗衡外部强大势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直接动因2 、二战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基础。3 、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与发展及其政治利益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因。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维护自身的经济、贸易等利益，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4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并持续发展的经济源泉。5 、贸易创造等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二，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体制即WTO所管理的体制。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多边经济体系中三大国际机构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在WTO事中，“多边”是相对于区域或其他数量较少的国家集团所进行的活动而言的。多边贸易体制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不产生不良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地流动。这一方面意味着消除壁垒，另一方面意味着保证个人、公司和政府了解世界上的贸易规则是什么，并使他们相信，政策不会发生突然的变化。《WTO协议》是涵盖范围广泛的各项活动的法律文本，冗长而复杂。但几个简单而根本的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构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多边贸易体制有五项主要原则：一是非歧视性，即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它们都被平等地给予“最惠国待遇”；也不应在本国和外国的产品、服务或人员之间造成歧视，要给予其“国民待遇”。二是更自由的贸易，即通过谈判不断减少贸易壁垒，这些壁垒包括关税、进口禁令或进口配额等有选择地限制数量的措施，以及繁文缛节、汇率政策等其他问题三是可预见性，在世贸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关税税率和市场规则受到约束，外国公司、投资者和政府应相信贸易壁垒不会随意增加。四是促进公平竞争。不鼓励“不公平的”做法，如出口补贴和为获得市场份额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产品；五是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给予欠发达国家更长的调整时间、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上述原则显然有利于维护各个成员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基本利益，各国自然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国际组织。三，相关性；尽管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在区域内部推动贸易自由化，但相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它仍是次优选择，只有在多边层面的自由化遇到阻力时才转而使用。若干现象表明，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会因为多重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而损伤其制度能力，并减弱对多边层面自由化的热情。尽管许多国家越来越关注于区域性贸易协定，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多边体制仍不可完全被其所替代。区域贸易协定的激增将使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区域贸易协定创造了既定利益，避免了优惠利益的压缩，但因此而产生的曲折复杂的规则却使国际贸易成本升高、环境复杂。尤其是当自由化所基于的优惠基础并不容于当前的最惠国待遇自由化时，其产生的贸易和投资扭曲威胁到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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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 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参考。 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 综合以上分析，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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