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泥论文参考文献

1\原始彩陶识真 王健华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距今六七千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就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原野上。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母系氏族社会最灿烂的原始物质文化之一。它是1921年最早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据碳14的测定，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8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河南、陕西、青海等地，细分又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若干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半坡彩陶的造型有钵、盆、壶、罐等，纹饰有丰富的几何纹和动物纹。从1955到1957年，半坡遗址一共出土7件类似的人面鱼纹盆，对盆内人面图案的寓意，有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原始巫师在乞求渔猎丰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某个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虽无法断定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但这无疑是当时人们原始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彩陶盆上除了夸张的人面纹以外就是鲜活的鱼和用于织网的鱼梭。这些图形揭示了人与鱼的关系，它以早期绘画的形式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黄河岸边的先民已经能够依靠渔猎生存，并且会使用简练抽象的线条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 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国原始时期的艺术珍品，现代人对彩陶艺术内涵丰厚的纯朴抽象之美有了初步认识以后，也开始收藏彩陶，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仿品。尤其有动物或人面图案的器物被作为仿品的首仿，此外还有不少绘植物、花卉、水纹、圈点纹的。一般说来，目前流通市场上所见到的比较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全是假的，摊贩的彩陶是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出售的。彩陶的鉴定有相当的难度，没有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不行。这种积累包括看真和看假，光看真的，不深入市场看假的，也不行，鉴定本身就是对比。目前交易市场上彩陶虽然比比皆是，但是真东西的比例越来越小，即使有也并不漂亮，大多彩绘剥落，器身修补。假货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的新烧，二是粘补过的老胎后加彩绘。多数情况下，凡是泥色鲜亮，黑彩厚而漆黑，画法精致光滑完美者，多值得怀疑，因为五六千年是十分漫长的，泥土、空气中酸碱物质和微生物的侵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这些痕迹与人工的作旧是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年陈列有重要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器。收藏彩陶丰富的还有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北京有一家私人专题收藏的古陶瓷文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陈列的彩陶都是很好的正面教材。必须把真的彩陶完全掌握好，有了“感觉”以后，再到市场上“捡漏儿”，不然捡来的很可能不是“漏儿”，而是一堆现代垃圾。 彩陶的鉴定实际上已经没有秘诀，现代信息社会一切都是公开的，专业工作者的所有的经验都通过文章、媒体广泛传播，作假的人钻研的劲头要比业余爱好者强几倍，甚至比专家还要“专家”，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仿品的流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沿着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发源地一路考察下去，浏览所有收藏单位的出土物，数万件早期艺术真品过眼后，还有什么秘决需要去请教别人吗？ 舞蹈纹饰陶盆 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到4000年，是中国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分布范围广。花纹瑰丽富于动感变化是马家窑彩陶主要装饰特征。胎泥为橙红色，以粗线条的黑彩绘出弧形的长短几何状线条，多见水波纹、旋涡纹、圈点纹，也有鸟纹、蛙纹、鱼纹、蝌蚪纹等，最著名的一件作品是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人物舞蹈纹彩陶盆，此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最早描绘舞蹈图的古代陶器。盆大口微敛，卷唇翻沿，下腹微收，小平底。深红色陶胎，以黑彩于口沿画弧线圈足纹，内壁绘3组舞蹈人纹，每组5人，手拉手跳集体跨步舞，舞姿优美，场面热烈。 舞蹈纹彩陶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上说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近些年来出现不少仿品，器物大小和纹饰都十分相似。彩陶的销售与仿制多年以来自成体系，有来自甘肃、青海等地的商贩长驻北京负责联系客户，有专门负责挖盗、负责仿制以及长途贩运的。彩陶长期以来真假掺半，鱼目混珠，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由于彩陶的发展持续了几千年，分布的地区遍及北方数省，广袤的中原大地有数不清的原始部落遗存，出土物相当多。除了木头和树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容器可以使用的年代，水需要贮藏，食物需要盛装，全部依赖于陶质容器，数量极多是十分正常的。连绵不断的挖掘至今没有穷尽，与瓷器相比，真的彩陶在民间流通市场上还是可以见到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10年前，在民间的交易市场上马家窑彩陶罐比比皆是，而现在大多是很一般的东西，精美的器物明显地少了，绝大多数是新烧。一件仿品，与原物大小一致，是完全照实物制作的，没有见过国家博物馆实物的人很容易上当。仔细观察会发现：首先在造型上两者是有区别的，真品饱满丰硕，由口至底的外弧线自然顺畅，仿品的腹部线条很拙笨，其次是陶泥的颜色，真品陶泥细腻红中泛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亮。仿品陶泥颜色发暗，呈黄褐色，泥质粗，泥料中有尚未溶解的杂质，胎土有浅黑色的斑点。马家窑彩陶的粘土淘洗得相当细腻，属黄河地区的沉积土，由于水的自然冲刷，泥质十分匀细，很适于制陶。现代仿品由于使用一般黏土，土质粗糙，器表胎泥发涩，不滑爽，不光亮，器壁也厚而沉重，器表不见真品那种经过反复地打磨形成的一层薄薄的亮面。所画的舞蹈纹样与真品对比，真品飞扬灵动的笔触是原始先民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没有一丝的做作；仿品虽然技艺不差，但终究是临摹，图案有重描断笔的现象，且分量较重。 资料来源： 2\ 一、艺术起源与文化生态 《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认为是一个宏观生态命题。是对存在世界消长、生灭运动的综判定。 大千世界中，无论是众生界、普法界、虚空界，都充满着无形迹的气化、有形体的生灭，呈现出形形式式的生发态、消长态、健行态、变衍态、泯灭态。我们认为，这一切，皆可统称之为生态。上穷碧落下黄泉，日月星辰、山海江湖、走兽飞禽、花草树木、人生社会、文化艺术，无一不是生态的过程与形式。它给予人们无限的思辨之空间、幻想之领域、议论之天地。 “文化生态学”之成为今天的新学科，便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复杂的认识世界的产物。其包含之广浩，揽古而度今，起自生物适存、进而至一切物质运动、直至成为讨论人类一切精神思辨状态的学说。 我们的“六法生态法”便是探索“六法”在中国绘画（也可以说是中国艺术）范畴系列的长河中的各时间空间段的状态，探索其所以像一颗最有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表现出无比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生机的状态之本源、过程及其规律。 中国绘画产生“六法”学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中国艺术范畴发展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特重视觉思悟。视觉形象，不仅在文化艺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哲理思辨和表达方面也都十分显突。所谓“重视”一词，其本源也便是推重、注重这视觉的思辨之义。 所以，画史所谓“图载”，即图所表达的涵义，实与外民族不同。古人认为图载之作用，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古代之卦象也系之于“图理”，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之哲学独特。文字符号，古称“图识”，即用图形赋义，象形地表达思维，这也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之独一无二。绘画古称为“图形”或“图像”，要求由“意象”而达“意境”，用之于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乃至畅神乐道，并认为发之于天然，非由述作，或谓本天地圣人之意，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之天机，实在不是现在一些肤浅机械的艺术理论之艺术功能观所能够参透的万象森罗的境界。 在魏晋，谢赫等理论家站在民族审美的历史高度，站在民族绘画艺术发展史的高度，综绘画即图载之各种实践经验，禀艺术发展之由其外部规律认识逐渐转向内部规律认识的历史转折的大趋向，发审美范畴的丰富，扬哲学思辨的清微，乘文学思想的活跃，兼收并蓄、精思殚虑，演绘画内部客观规律，之此“六法”，评品图画，为理法之科律，不仅表现了民族艺术认识的深邃与不同凡响，而且更可以讨论发微的是一个文化生态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和未来性、世界性价值。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六朝以前审美范畴的生机和六朝各种艺术氛围中的绘画艺术的生态，而且，这一生命体直至唐宋元明清，代有所叙，朝有所述，阐发弘扬，甚而虽“谬释曲解”，而更显千姿百态，形成与六朝“六法”之原生态有密切联系而又各不相同的、带着畸形变态的而又美丽的散枝蔓叶。更重要的是“六法”的生命力，表现了对未来绘画的奇异的制控作用。因此，它所表现的世情的演化，时序的生机，显示了我们民族审美认识的高度的成熟和恢宏。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来研究，还是感到其泱泱生机，起而洋洋扑面，继而直透肺腑，终而令人如入化境。它丝毫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活力；相反，却正乘着时代的火箭，启动着青春，驶向未来。 一部“六法”的生态史，实在既是一部中国绘画的发展史，又是中国画乃至人类艺术的未来学透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法”的生态是中国绘画形象系列与范畴系列发展的共生态与栖生点，且无时无刻不折射着人类艺术与文化精神的灼灼辉光。 理法与画本体，事实上应该是同步运动，因此，“六法”的萌生态，应当前伸至很远很远。即“六法”之根，应当认为是十分深远地扎向远古的绘画实践。而此而论，“六法”的研究，当始自史前艺术的析出，甚而至于从更早的生态现象着手，追本溯源，即从艺术的起源及人类发生学中寻求最早的因子。而又必须明了我们民族的宇宙本根论，方可较全面地进行把握和讨论。 “六法”的第一个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即“气韵”之“气”，原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本根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宋明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可以说，元气论是中国哲学对宇宙万物数千年思辨的卓绝成就，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思辨对于客体的深邃的把握能力，其内涵几乎囊括了现代科学中关于粒子、力；声、光、电、磁；波、扬、以太；生命运动等等在内在一切要素（参见程宜山《中国古代哲学元气学说》）。故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道家学说的“道”也便是建立在这个“天下一气”基础上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与道家之道互根互补，互损互增，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气”便是我国哲学关于存在和运动的全部物质的有形和无形的、恒定的消长的规律性的通概念。元气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象征周天万物，是我国古典哲学演衍元气的逻辑形式，不仅为儒道所共认，且诸子百家多从儒道所根植的元气论中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滋生本体。中国绘画包含了儒道两家的哲学社会学基础，所以，元气论的“气”被谢赫所取以立法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反证了谢赫总结艺术规律时的思想高度与把握力的精确程度。 明代王廷相在《慎言》中说：“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降，无灭息。”吕坤在在《呻吟语》中亦阐述得十分清楚：气在天地的周散性混沌——开辟——混沌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乾坤是毁底，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毁度，故混沌还成开辟。主宰者何？元气是已。元气亘古万亿岁终不磨灭，是形化、气化之祖。”这一源于先秦两汉的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竟与现代西方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最高成果的“大爆炸”理论完全吻合。元气，实在是构成一切、主宰一切的基础，也是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实于实在形体之内的连续无穷而使宇宙万物成为互相感应、互相联系之整体的广恒无形的特殊机质。元气生生不息，宇宙健运不绝。 其实，何止于天文学的宇宙起源论？一切科学理论，如生物学的生命起源学说和社会学的文化与艺术的起源学说，无一不可以用元气理论进行解释。 古代哲人认为天地交泰、阴阳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就是说，万物都是天的创造。《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绕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神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里，乾元，即天之气，是万物资始的根据；坤元，即地之气，是万物之生的依托。古人认为：云行雨施、闪电雷鸣等自然现象都是天地交泰的行为运动。天地交泰后，天上洒下了种子，地上长出万物。坤厚载万物，故《易》以坤为阴性，人类以大地象征“母亲”。那么，天上的万物种子是什么？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尚无法论证。但正如大量的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古代结论已一一为科学原理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决不可在未得到科学论证之前就轻易地否定它，而应当认真地研究它。 七十年代，天上曾有陨冰分点落在无锡境内，轰然巨响，闻所未闻。上海某生化研安所追踪到无锡，取走了当地人保存的陨冰，经化验，发现了许多稀有元素，其中有标志着最低生命状态的核苷酸。该气及时作了报导。由此，我们认为，关于生命的起源，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假说：宇宙的虚空中弥着“气”，气聚气散，自由结合，产生了无机质和有机生命物质。它们经由陨冰或云行雨施这样的道路隆临到地面。由于地球环境上演衍了它们进化的全程。由于生命种子本来的差异，加上地球表面环境的差异（即气聚的形质差异），加上这种形质所禀受的天地之气的差异，繁衍出了形形式式、千差万别的生命体。其中，最佳的生命种子在最佳的地表环境中便进化为人。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维和我国科研机构所报导的天体核苷酸的资料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进化论，即“生命树”理论这样一种单一起源的纵向进化的理论是否靠得住，我们认为，地球生物的进化应当是多元的和横向的。即便所有的核苷酸都是同甘共苦时以同一形质降落到地面，也可能因地球表面各地区的时空条件之差异而产生出全部歧义与矛盾来，何况谁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天体生命种子是没有特异性质而是同时以同一形质飘落大地的呢？ 因而，人与动物的差异完全有可能存在于原质之中，或者固定在最早的外因差异所构成的生化过程中。而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最后从猿到人，这样的单线纵向发展的假说显然是外相形的推理。人猿本非一物。天地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人由人的生命种子在地球提供的最佳条件中进化而成，矛盾的同一性和特异性贯穿于进化过程的开头与结尾。不同的生命形体必有不同的原质差异，这是中国古典辨证法为我们提示的卓越认识。 这一特殊的生命起源程式不得不促使我们对聚讼纷纷的艺术起源认作新的思考。 在扬州市博物馆，陈列着一条古代独木舟，形如蛟龙，色如古瓦，发人无穷遐想。 中国文字中的“想”字，造得很有认识意义。段注《说文》：“想，觊思也。从心，相声。”《注》：“觊思者，觊望之思也。”又，《说文》云：“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注》：“省视，谓察视也。”“《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可见，“想”，包含了主体思维的“心”；包含着主体的受纳器“目”；更有哲学意义地将五行之一的“木”作为触发思想的象征性客体。“木”之于“想”，并非偶然。它正记录了远古时代森林之木在民族认识上的作用与地位。 如上述独木舟之原材料的大森林，在远古时代的江南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必铺天盖地，赫赫苍苍。天然的瓜果供人们采集，天然的种籽启发人们种植。天地的交互作用：阳光、雨露、风霜、雷电，作为强烈的因素，参与了人类的生存奋斗，给人带来阻力、动力、灾变与喜庆。譬如森林的燃烧，或因阳光与水交互而自燃，或因阴阳冲撞的雷电袭击而天燃。“木生火”这一观念正反映远古自然的本貌。作为人类文明之源的火，一旦在远古的森林冲天燃烧，其情景将是如何呢？无疑，将是人兽呼号奔逃，死的死，伤的伤，草木化为灰烬，泥土烧成原始的陶质。 可以想见，动物烧死后的香味是如何开发了人的嗅觉与味觉，从而产生了烹饪；同伴被烧死的惨状是如何使人恐吓惧与悲怆；旁观者和得利者又半如何观欣甚或手舞足蹈；第二年，灰烬上的新生植物更加郁郁葱葱，又如何启发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好奇生产了幻想神话，产生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善思者产生了思维与哲学，产生了天地、水火、阴阳、五行……。第一只陶器很可能就是大火烧毁了树桩，使树桩周围的泥土变成了陶质，我们常见的原始三足陶器很可能就是人们对这种天燃原始的模仿与再造（如图）。中国绘画树料中的墨，为黑与土的合成。烧焦的木在远古的人们看来无非是黑土，烧黑的土也无非是墨。碳素黑色与土的混合，很可能就是墨的原始。无怪乎，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真知灼见”，真知乃是大火燃烧甚至自己被烧伤以后的痛苦而且强烈的记忆所构成的认识。一切文化与艺术都是这土生土长、金劈火断的自然产物。客观辨证法在于尊重这天道的行与气化，而主观辨证法则在感悟与创造的领域中达到了神化非凡。气聚气散是宇宙万物的生灭形式，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态形式。“六法”以气居首，首先植根于最远古的自然生态以及东方民族对这种生态自然的非凡的感悟与辨证把握。 以上从中国哲学元气论出发所建立的宇宙起源论、生物起源和人类起源论、文化起源和艺术起源论，是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所赖以产生的自然生态以及由这种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东方思维方式的最远古而深邃的渊源。其认识方法又可以而且必须用作武器，以进一步剖析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本体的生态环境，并进而进入本体自身生态的研究。 地球表面一方面有着高山、平原、江河、湖海等自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环境差异，另一方面，因受太阳日照量的多少形成为热带、温带、寒带三大不同的气候带，综观人类艺术史的大流派，与三大气候水文区密切相关。 热带非洲接受日照量最大，这里的生物接受着阳光的直线投射，进行着迅速的反馈，植物叶大荫浓，蛇兽出没无常，生命高速代谢，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以采集与捕食为主的黑色民族，他们的性格也近于太阳的热烈，文化特征充满激适存性，即兴式地直线表达，质朴、热烈、夸张、稍纵即逝，传递感情采取最强烈的形式进行直感述释。历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事实上将此类文化置于被遗忘的角落。而这类文化最具有人类文化的原型特征，对于研究古文化最有借鉴作用。同时，由于其即兴性的特色，具有无陈规所拘限的开拓性。近现代始受到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重视。但至今尚未被列入人类文化大流派的比较行列，这是很遗憾的。我们称这类文化为“黑色文化”。 黑色文化，生态聚而随散，无体无系，但很多天朴的即兴绝非其他民族所可复现。其浓厚的生机、炽烈的情感、奇特的构思、绝妙的想象，付诸他们的舞蹈、音乐、雕刻、脸谱、纹身图案，充满强烈的艺术刺激性。这些特点，完全根植于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类特征的固定质性。其即兴性、非传承性，当然也包含着重复、自发、单调等原始艺术所不可避免的弱点。 以欧洲为主体的寒带地区，禀受着与热带非洲截然相反的天地之气，日照量之小，冰封雪盖，狂风呼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具有极高的适存智慧的白色人种，他们的性格与冰雪一样坚定执着，生命的代谢比较缓慢，文化的传承性很强，文明程度较高。加之他们的文化群落最早发达于爱琴海沿岸，形成了有别于大陆民族的海洋民族，我们称这一文化体系为“白色文化”。梁启超曾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怀土之故，而种种系累生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尤其是中欧、北欧一带，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渔猎、航海、商业文化，并最早地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分科精密，系列性强，富于思辨性、分析性、逻辑性、科学性，与这一文化体系有着同一性的艺术，也同样具有着科学的学科系列，例如基于几何学的绘画透视、基于解剖学的人体绘画与雕刻，基于光学的油画色彩学、声学性的音乐等等皆然。 温带，在寒、热两带之间，以亚洲为主，以中国文化代表。这里日照量适中，一年四季，温凉相侪、风雨调顺，河道东西横贯于一个气候带中，居民肤色也在黑白之间，以黄肤黑发为特征，其思维方式亦位于即兴与思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灵性体悟性的“辨证形象思维”（参见我们合作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即比黑色文化富于思辨性，比白色文化富于形象感悟性，我们京不妨称之为“黄色文化”。对这一文化特征的研究，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近百年来，成果累累，有的失之偏颇；有的泥于表象；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最近出版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周积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总结了近百年的成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可供参供。例如，书中对中国文化特征作了这样的描述： 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古代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而以这种社会心理为中介，铸成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天人相与，王民相维，上下相依的世界观、政治观、伦理观三者合一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 因此，我们也可以称黄色文化为中庸文化。它既不偏于热带黑色文化的即性感悟，又不偏于寒带白色文化的纯理性逻辑思辨，此之谓中；又因其积淀深厚可谓之庸。 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产生的文化地理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大因素，其中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实际上，种族因素也完全取决于由日照量等条件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要追溯到文化的真正本源，则必须追索到禀受天地之气、日月之精及与此同生同成的自然生态的同根互依性。 无疑，在自然生态的形成中，太阳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一定范围内看，太阳像万物的中心，运化出无穷新鲜，凝集了无尽奇瑰；伏蛰因其生动，沉潜因其亢扬，万物因其转运，风雨因其瞑明，星月因其生辉，潮汐因其涨落，山崩海倾，一切无穷无极，毕同毕异，无不为其光明罗网，微者见其玄奥，宏者澈其浩茫。文化之化育，不过是这万象森罗的大千世界之中的一种生态现象，岂能出其机杼？是故中国哲学才有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命题。 因而可以说，由太阳所创造的黑色文化、白色文化、黄色文化（中庸文化）三大体系和流派，基本上可以概定人类文化的主体结构之全貌。文化生态的研究首先必须抓住这一基本点，然后方可进入各派各类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即特殊生态的探索。而这些各自的特殊生态又常常与自然环境的大生态互为表里，互生互根。譬如，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曾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曾因日耳曼帝国南侵而中绝；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于中世纪曾因基督教盛行而惨遭厄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苏醒，不久又被现代工业的冲击而产生各种异变。这些急剧变更的文化生态现象无疑与这里自然生态所造就的刚强、进取、奋争性格的文化主体的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相对呈现一种正常生态。中国虽然也有过东西交流、少数民族入主，直至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总的来说，仍是稳定发展，始终未出现如西方和印度那样的文化断层，也未有西方与印度那样跳跃式的剧变。这一特色，无疑也与自给自足的中国生态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所滋生的中庸性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素质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用“积淀”说来概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形象、准确而简要的。也正因为此，西方文化则显得常变突新，富于破坏性和开拓性，中国文化则显得雍容、浑阔，表现出自守与融受的庄严气度。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之于印度和西方，我们的文化显示出直线型的稳定正常生态，而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生态圈内进行自我反思时，也会看到其如古柏扭转般的九曲回环。以树木打个比方，西方文化的大树经过无数次雷劈火烧，伤疤累累，但每次负伤之后，伤疤的周围便暴发蓬勃的新枝，其势汹汹，仿佛要把所遭受的损失补回来。而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未遭受过毁灭性的灾难，稳健成长，表面上看来未有过剧变，而内部的新陈代谢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其高大丰茂，显示出外民族难以企及的健壮丰采；其老态龙钟，也显示出外民族难以想象的莫大容量。同时，由于自身的新陈代谢的不平衡，使其如古柏一般的扭转之势呈现出平衡中的不平衡，常形中有畸形，常态中有变态，因而显出意中之意外的奇异风采。 中国绘画“六法”为一生态界，包孕着魏晋以前全部艺术史的经验，可以说是万年之流程，百代之积智，与六朝文论同为时代艺术精神之总结。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广远的生态时空。在中国这个学术空气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它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同时也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伸展余地。可以说，从“六法

1\原始彩陶识真王健华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距今六七千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就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原野上。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母系氏族社会最灿烂的原始物质文化之一。它是1921年最早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据碳14的测定，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8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河南、陕西、青海等地，细分又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若干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半坡彩陶的造型有钵、盆、壶、罐等，纹饰有丰富的几何纹和动物纹。从1955到1957年，半坡遗址一共出土7件类似的人面鱼纹盆，对盆内人面图案的寓意，有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原始巫师在乞求渔猎丰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某个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虽无法断定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但这无疑是当时人们原始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彩陶盆上除了夸张的人面纹以外就是鲜活的鱼和用于织网的鱼梭。这些图形揭示了人与鱼的关系，它以早期绘画的形式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黄河岸边的先民已经能够依靠渔猎生存，并且会使用简练抽象的线条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国原始时期的艺术珍品，现代人对彩陶艺术内涵丰厚的纯朴抽象之美有了初步认识以后，也开始收藏彩陶，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仿品。尤其有动物或人面图案的器物被作为仿品的首仿，此外还有不少绘植物、花卉、水纹、圈点纹的。一般说来，目前流通市场上所见到的比较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全是假的，摊贩的彩陶是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出售的。彩陶的鉴定有相当的难度，没有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不行。这种积累包括看真和看假，光看真的，不深入市场看假的，也不行，鉴定本身就是对比。目前交易市场上彩陶虽然比比皆是，但是真东西的比例越来越小，即使有也并不漂亮，大多彩绘剥落，器身修补。假货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的新烧，二是粘补过的老胎后加彩绘。多数情况下，凡是泥色鲜亮，黑彩厚而漆黑，画法精致光滑完美者，多值得怀疑，因为五六千年是十分漫长的，泥土、空气中酸碱物质和微生物的侵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这些痕迹与人工的作旧是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年陈列有重要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器。收藏彩陶丰富的还有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北京有一家私人专题收藏的古陶瓷文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陈列的彩陶都是很好的正面教材。必须把真的彩陶完全掌握好，有了“感觉”以后，再到市场上“捡漏儿”，不然捡来的很可能不是“漏儿”，而是一堆现代垃圾。彩陶的鉴定实际上已经没有秘诀，现代信息社会一切都是公开的，专业工作者的所有的经验都通过文章、媒体广泛传播，作假的人钻研的劲头要比业余爱好者强几倍，甚至比专家还要“专家”，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仿品的流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沿着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发源地一路考察下去，浏览所有收藏单位的出土物，数万件早期艺术真品过眼后，还有什么秘决需要去请教别人吗？舞蹈纹饰陶盆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到4000年，是中国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分布范围广。花纹瑰丽富于动感变化是马家窑彩陶主要装饰特征。胎泥为橙红色，以粗线条的黑彩绘出弧形的长短几何状线条，多见水波纹、旋涡纹、圈点纹，也有鸟纹、蛙纹、鱼纹、蝌蚪纹等，最著名的一件作品是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人物舞蹈纹彩陶盆，此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最早描绘舞蹈图的古代陶器。盆大口微敛，卷唇翻沿，下腹微收，小平底。深红色陶胎，以黑彩于口沿画弧线圈足纹，内壁绘3组舞蹈人纹，每组5人，手拉手跳集体跨步舞，舞姿优美，场面热烈。舞蹈纹彩陶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上说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近些年来出现不少仿品，器物大小和纹饰都十分相似。彩陶的销售与仿制多年以来自成体系，有来自甘肃、青海等地的商贩长驻北京负责联系客户，有专门负责挖盗、负责仿制以及长途贩运的。彩陶长期以来真假掺半，鱼目混珠，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由于彩陶的发展持续了几千年，分布的地区遍及北方数省，广袤的中原大地有数不清的原始部落遗存，出土物相当多。除了木头和树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容器可以使用的年代，水需要贮藏，食物需要盛装，全部依赖于陶质容器，数量极多是十分正常的。连绵不断的挖掘至今没有穷尽，与瓷器相比，真的彩陶在民间流通市场上还是可以见到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10年前，在民间的交易市场上马家窑彩陶罐比比皆是，而现在大多是很一般的东西，精美的器物明显地少了，绝大多数是新烧。一件仿品，与原物大小一致，是完全照实物制作的，没有见过国家博物馆实物的人很容易上当。仔细观察会发现：首先在造型上两者是有区别的，真品饱满丰硕，由口至底的外弧线自然顺畅，仿品的腹部线条很拙笨，其次是陶泥的颜色，真品陶泥细腻红中泛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亮。仿品陶泥颜色发暗，呈黄褐色，泥质粗，泥料中有尚未溶解的杂质，胎土有浅黑色的斑点。马家窑彩陶的粘土淘洗得相当细腻，属黄河地区的沉积土，由于水的自然冲刷，泥质十分匀细，很适于制陶。现代仿品由于使用一般黏土，土质粗糙，器表胎泥发涩，不滑爽，不光亮，器壁也厚而沉重，器表不见真品那种经过反复地打磨形成的一层薄薄的亮面。所画的舞蹈纹样与真品对比，真品飞扬灵动的笔触是原始先民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没有一丝的做作；仿品虽然技艺不差，但终究是临摹，图案有重描断笔的现象，且分量较重。资料来源：\一、艺术起源与文化生态《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认为是一个宏观生态命题。是对存在世界消长、生灭运动的综判定。大千世界中，无论是众生界、普法界、虚空界，都充满着无形迹的气化、有形体的生灭，呈现出形形式式的生发态、消长态、健行态、变衍态、泯灭态。我们认为，这一切，皆可统称之为生态。上穷碧落下黄泉，日月星辰、山海江湖、走兽飞禽、花草树木、人生社会、文化艺术，无一不是生态的过程与形式。它给予人们无限的思辨之空间、幻想之领域、议论之天地。“文化生态学”之成为今天的新学科，便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复杂的认识世界的产物。其包含之广浩，揽古而度今，起自生物适存、进而至一切物质运动、直至成为讨论人类一切精神思辨状态的学说。我们的“六法生态法”便是探索“六法”在中国绘画（也可以说是中国艺术）范畴系列的长河中的各时间空间段的状态，探索其所以像一颗最有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表现出无比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生机的状态之本源、过程及其规律。中国绘画产生“六法”学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中国艺术范畴发展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中华民族，特重视觉思悟。视觉形象，不仅在文化艺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哲理思辨和表达方面也都十分显突。所谓“重视”一词，其本源也便是推重、注重这视觉的思辨之义。所以，画史所谓“图载”，即图所表达的涵义，实与外民族不同。古人认为图载之作用，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古代之卦象也系之于“图理”，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之哲学独特。文字符号，古称“图识”，即用图形赋义，象形地表达思维，这也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之独一无二。绘画古称为“图形”或“图像”，要求由“意象”而达“意境”，用之于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乃至畅神乐道，并认为发之于天然，非由述作，或谓本天地圣人之意，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之天机，实在不是现在一些肤浅机械的艺术理论之艺术功能观所能够参透的万象森罗的境界。在魏晋，谢赫等理论家站在民族审美的历史高度，站在民族绘画艺术发展史的高度，综绘画即图载之各种实践经验，禀艺术发展之由其外部规律认识逐渐转向内部规律认识的历史转折的大趋向，发审美范畴的丰富，扬哲学思辨的清微，乘文学思想的活跃，兼收并蓄、精思殚虑，演绘画内部客观规律，之此“六法”，评品图画，为理法之科律，不仅表现了民族艺术认识的深邃与不同凡响，而且更可以讨论发微的是一个文化生态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和未来性、世界性价值。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六朝以前审美范畴的生机和六朝各种艺术氛围中的绘画艺术的生态，而且，这一生命体直至唐宋元明清，代有所叙，朝有所述，阐发弘扬，甚而虽“谬释曲解”，而更显千姿百态，形成与六朝“六法”之原生态有密切联系而又各不相同的、带着畸形变态的而又美丽的散枝蔓叶。更重要的是“六法”的生命力，表现了对未来绘画的奇异的制控作用。因此，它所表现的世情的演化，时序的生机，显示了我们民族审美认识的高度的成熟和恢宏。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来研究，还是感到其泱泱生机，起而洋洋扑面，继而直透肺腑，终而令人如入化境。它丝毫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活力；相反，却正乘着时代的火箭，启动着青春，驶向未来。一部“六法”的生态史，实在既是一部中国绘画的发展史，又是中国画乃至人类艺术的未来学透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法”的生态是中国绘画形象系列与范畴系列发展的共生态与栖生点，且无时无刻不折射着人类艺术与文化精神的灼灼辉光。理法与画本体，事实上应该是同步运动，因此，“六法”的萌生态，应当前伸至很远很远。即“六法”之根，应当认为是十分深远地扎向远古的绘画实践。而此而论，“六法”的研究，当始自史前艺术的析出，甚而至于从更早的生态现象着手，追本溯源，即从艺术的起源及人类发生学中寻求最早的因子。而又必须明了我们民族的宇宙本根论，方可较全面地进行把握和讨论。“六法”的第一个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即“气韵”之“气”，原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本根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宋明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可以说，元气论是中国哲学对宇宙万物数千年思辨的卓绝成就，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思辨对于客体的深邃的把握能力，其内涵几乎囊括了现代科学中关于粒子、力；声、光、电、磁；波、扬、以太；生命运动等等在内在一切要素（参见程宜山《中国古代哲学元气学说》）。故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道家学说的“道”也便是建立在这个“天下一气”基础上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与道家之道互根互补，互损互增，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气”便是我国哲学关于存在和运动的全部物质的有形和无形的、恒定的消长的规律性的通概念。元气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象征周天万物，是我国古典哲学演衍元气的逻辑形式，不仅为儒道所共认，且诸子百家多从儒道所根植的元气论中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滋生本体。中国绘画包含了儒道两家的哲学社会学基础，所以，元气论的“气”被谢赫所取以立法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反证了谢赫总结艺术规律时的思想高度与把握力的精确程度。明代王廷相在《慎言》中说：“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降，无灭息。”吕坤在在《呻吟语》中亦阐述得十分清楚：气在天地的周散性混沌——开辟——混沌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乾坤是毁底，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毁度，故混沌还成开辟。主宰者何？元气是已。元气亘古万亿岁终不磨灭，是形化、气化之祖。”这一源于先秦两汉的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竟与现代西方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最高成果的“大爆炸”理论完全吻合。元气，实在是构成一切、主宰一切的基础，也是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实于实在形体之内的连续无穷而使宇宙万物成为互相感应、互相联系之整体的广恒无形的特殊机质。元气生生不息，宇宙健运不绝。其实，何止于天文学的宇宙起源论？一切科学理论，如生物学的生命起源学说和社会学的文化与艺术的起源学说，无一不可以用元气理论进行解释。古代哲人认为天地交泰、阴阳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就是说，万物都是天的创造。《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绕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神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里，乾元，即天之气，是万物资始的根据；坤元，即地之气，是万物之生的依托。古人认为：云行雨施、闪电雷鸣等自然现象都是天地交泰的行为运动。天地交泰后，天上洒下了种子，地上长出万物。坤厚载万物，故《易》以坤为阴性，人类以大地象征“母亲”。那么，天上的万物种子是什么？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尚无法论证。但正如大量的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古代结论已一一为科学原理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决不可在未得到科学论证之前就轻易地否定它，而应当认真地研究它。七十年代，天上曾有陨冰分点落在无锡境内，轰然巨响，闻所未闻。上海某生化研安所追踪到无锡，取走了当地人保存的陨冰，经化验，发现了许多稀有元素，其中有标志着最低生命状态的核苷酸。该气及时作了报导。由此，我们认为，关于生命的起源，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假说：宇宙的虚空中弥着“气”，气聚气散，自由结合，产生了无机质和有机生命物质。它们经由陨冰或云行雨施这样的道路隆临到地面。由于地球环境上演衍了它们进化的全程。由于生命种子本来的差异，加上地球表面环境的差异（即气聚的形质差异），加上这种形质所禀受的天地之气的差异，繁衍出了形形式式、千差万别的生命体。其中，最佳的生命种子在最佳的地表环境中便进化为人。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维和我国科研机构所报导的天体核苷酸的资料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进化论，即“生命树”理论这样一种单一起源的纵向进化的理论是否靠得住，我们认为，地球生物的进化应当是多元的和横向的。即便所有的核苷酸都是同甘共苦时以同一形质降落到地面，也可能因地球表面各地区的时空条件之差异而产生出全部歧义与矛盾来，何况谁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天体生命种子是没有特异性质而是同时以同一形质飘落大地的呢？因而，人与动物的差异完全有可能存在于原质之中，或者固定在最早的外因差异所构成的生化过程中。而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最后从猿到人，这样的单线纵向发展的假说显然是外相形的推理。人猿本非一物。天地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人由人的生命种子在地球提供的最佳条件中进化而成，矛盾的同一性和特异性贯穿于进化过程的开头与结尾。不同的生命形体必有不同的原质差异，这是中国古典辨证法为我们提示的卓越认识。这一特殊的生命起源程式不得不促使我们对聚讼纷纷的艺术起源认作新的思考。在扬州市博物馆，陈列着一条古代独木舟，形如蛟龙，色如古瓦，发人无穷遐想。中国文字中的“想”字，造得很有认识意义。段注《说文》：“想，觊思也。从心，相声。”《注》：“觊思者，觊望之思也。”又，《说文》云：“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注》：“省视，谓察视也。”“《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可见，“想”，包含了主体思维的“心”；包含着主体的受纳器“目”；更有哲学意义地将五行之一的“木”作为触发思想的象征性客体。“木”之于“想”，并非偶然。它正记录了远古时代森林之木在民族认识上的作用与地位。如上述独木舟之原材料的大森林，在远古时代的江南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必铺天盖地，赫赫苍苍。天然的瓜果供人们采集，天然的种籽启发人们种植。天地的交互作用：阳光、雨露、风霜、雷电，作为强烈的因素，参与了人类的生存奋斗，给人带来阻力、动力、灾变与喜庆。譬如森林的燃烧，或因阳光与水交互而自燃，或因阴阳冲撞的雷电袭击而天燃。“木生火”这一观念正反映远古自然的本貌。作为人类文明之源的火，一旦在远古的森林冲天燃烧，其情景将是如何呢？无疑，将是人兽呼号奔逃，死的死，伤的伤，草木化为灰烬，泥土烧成原始的陶质。可以想见，动物烧死后的香味是如何开发了人的嗅觉与味觉，从而产生了烹饪；同伴被烧死的惨状是如何使人恐吓惧与悲怆；旁观者和得利者又半如何观欣甚或手舞足蹈；第二年，灰烬上的新生植物更加郁郁葱葱，又如何启发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好奇生产了幻想神话，产生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善思者产生了思维与哲学，产生了天地、水火、阴阳、五行……。第一只陶器很可能就是大火烧毁了树桩，使树桩周围的泥土变成了陶质，我们常见的原始三足陶器很可能就是人们对这种天燃原始的模仿与再造（如图）。中国绘画树料中的墨，为黑与土的合成。烧焦的木在远古的人们看来无非是黑土，烧黑的土也无非是墨。碳素黑色与土的混合，很可能就是墨的原始。无怪乎，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真知灼见”，真知乃是大火燃烧甚至自己被烧伤以后的痛苦而且强烈的记忆所构成的认识。一切文化与艺术都是这土生土长、金劈火断的自然产物。客观辨证法在于尊重这天道的行与气化，而主观辨证法则在感悟与创造的领域中达到了神化非凡。气聚气散是宇宙万物的生灭形式，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态形式。“六法”以气居首，首先植根于最远古的自然生态以及东方民族对这种生态自然的非凡的感悟与辨证把握。以上从中国哲学元气论出发所建立的宇宙起源论、生物起源和人类起源论、文化起源和艺术起源论，是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所赖以产生的自然生态以及由这种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东方思维方式的最远古而深邃的渊源。其认识方法又可以而且必须用作武器，以进一步剖析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本体的生态环境，并进而进入本体自身生态的研究。地球表面一方面有着高山、平原、江河、湖海等自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环境差异，另一方面，因受太阳日照量的多少形成为热带、温带、寒带三大不同的气候带，综观人类艺术史的大流派，与三大气候水文区密切相关。热带非洲接受日照量最大，这里的生物接受着阳光的直线投射，进行着迅速的反馈，植物叶大荫浓，蛇兽出没无常，生命高速代谢，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以采集与捕食为主的黑色民族，他们的性格也近于太阳的热烈，文化特征充满激适存性，即兴式地直线表达，质朴、热烈、夸张、稍纵即逝，传递感情采取最强烈的形式进行直感述释。历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事实上将此类文化置于被遗忘的角落。而这类文化最具有人类文化的原型特征，对于研究古文化最有借鉴作用。同时，由于其即兴性的特色，具有无陈规所拘限的开拓性。近现代始受到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重视。但至今尚未被列入人类文化大流派的比较行列，这是很遗憾的。我们称这类文化为“黑色文化”。黑色文化，生态聚而随散，无体无系，但很多天朴的即兴绝非其他民族所可复现。其浓厚的生机、炽烈的情感、奇特的构思、绝妙的想象，付诸他们的舞蹈、音乐、雕刻、脸谱、纹身图案，充满强烈的艺术刺激性。这些特点，完全根植于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类特征的固定质性。其即兴性、非传承性，当然也包含着重复、自发、单调等原始艺术所不可避免的弱点。以欧洲为主体的寒带地区，禀受着与热带非洲截然相反的天地之气，日照量之小，冰封雪盖，狂风呼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具有极高的适存智慧的白色人种，他们的性格与冰雪一样坚定执着，生命的代谢比较缓慢，文化的传承性很强，文明程度较高。加之他们的文化群落最早发达于爱琴海沿岸，形成了有别于大陆民族的海洋民族，我们称这一文化体系为“白色文化”。梁启超曾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怀土之故，而种种系累生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尤其是中欧、北欧一带，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渔猎、航海、商业文化，并最早地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分科精密，系列性强，富于思辨性、分析性、逻辑性、科学性，与这一文化体系有着同一性的艺术，也同样具有着科学的学科系列，例如基于几何学的绘画透视、基于解剖学的人体绘画与雕刻，基于光学的油画色彩学、声学性的音乐等等皆然。温带，在寒、热两带之间，以亚洲为主，以中国文化代表。这里日照量适中，一年四季，温凉相侪、风雨调顺，河道东西横贯于一个气候带中，居民肤色也在黑白之间，以黄肤黑发为特征，其思维方式亦位于即兴与思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灵性体悟性的“辨证形象思维”（参见我们合作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即比黑色文化富于思辨性，比白色文化富于形象感悟性，我们京不妨称之为“黄色文化”。对这一文化特征的研究，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近百年来，成果累累，有的失之偏颇；有的泥于表象；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最近出版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周积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总结了近百年的成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可供参供。例如，书中对中国文化特征作了这样的描述：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古代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而以这种社会心理为中介，铸成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天人相与，王民相维，上下相依的世界观、政治观、伦理观三者合一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可以称黄色文化为中庸文化。它既不偏于热带黑色文化的即性感悟，又不偏于寒带白色文化的纯理性逻辑思辨，此之谓中；又因其积淀深厚可谓之庸。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产生的文化地理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大因素，其中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实际上，种族因素也完全取决于由日照量等条件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要追溯到文化的真正本源，则必须追索到禀受天地之气、日月之精及与此同生同成的自然生态的同根互依性。无疑，在自然生态的形成中，太阳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一定范围内看，太阳像万物的中心，运化出无穷新鲜，凝集了无尽奇瑰；伏蛰因其生动，沉潜因其亢扬，万物因其转运，风雨因其瞑明，星月因其生辉，潮汐因其涨落，山崩海倾，一切无穷无极，毕同毕异，无不为其光明罗网，微者见其玄奥，宏者澈其浩茫。文化之化育，不过是这万象森罗的大千世界之中的一种生态现象，岂能出其机杼？是故中国哲学才有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命题。因而可以说，由太阳所创造的黑色文化、白色文化、黄色文化（中庸文化）三大体系和流派，基本上可以概定人类文化的主体结构之全貌。文化生态的研究首先必须抓住这一基本点，然后方可进入各派各类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即特殊生态的探索。而这些各自的特殊生态又常常与自然环境的大生态互为表里，互生互根。譬如，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曾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曾因日耳曼帝国南侵而中绝；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于中世纪曾因基督教盛行而惨遭厄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苏醒，不久又被现代工业的冲击而产生各种异变。这些急剧变更的文化生态现象无疑与这里自然生态所造就的刚强、进取、奋争性格的文化主体的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相对呈现一种正常生态。中国虽然也有过东西交流、少数民族入主，直至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总的来说，仍是稳定发展，始终未出现如西方和印度那样的文化断层，也未有西方与印度那样跳跃式的剧变。这一特色，无疑也与自给自足的中国生态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所滋生的中庸性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素质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用“积淀”说来概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形象、准确而简要的。也正因为此，西方文化则显得常变突新，富于破坏性和开拓性，中国文化则显得雍容、浑阔，表现出自守与融受的庄严气度。当然，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之于印度和西方，我们的文化显示出直线型的稳定正常生态，而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生态圈内进行自我反思时，也会看到其如古柏扭转般的九曲回环。以树木打个比方，西方文化的大树经过无数次雷劈火烧，伤疤累累，但每次负伤之后，伤疤的周围便暴发蓬勃的新枝，其势汹汹，仿佛要把所遭受的损失补回来。而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未遭受过毁灭性的灾难，稳健成长，表面上看来未有过剧变，而内部的新陈代谢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其高大丰茂，显示出外民族难以企及的健壮丰采；其老态龙钟，也显示出外民族难以想象的莫大容量。同时，由于自身的新陈代谢的不平衡，使其如古柏一般的扭转之势呈现出平衡中的不平衡，常形中有畸形，常态中有变态，因而显出意中之意外的奇异风采。中国绘画“六法”为一生态界，包孕着魏晋以前全部艺术史的经验，可以说是万年之流程，百代之积智，与六朝文论同为时代艺术精神之总结。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广远的生态时空。在中国这个学术空气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它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同时也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伸展余地。可以说，从“六法”

陶瓷是用泥（陶泥或瓷泥）沟水成泥浆，制成器皿的形状，待干燥后再放入炉烧成一件件器皿的工艺。制成品会叫做陶器或瓷器。陶器一般用黏土或陶土经捏制成形后烧制而成；瓷器则由瓷石、高岭土等组成，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需经过高温（约1200℃_1400℃）的窑内烧制。

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

英文中的"china"既有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早在欧洲人掌握瓷器制造技术一千多年前，汉族就已经制造出很精美的陶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陶器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瓷器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而备受世人的推崇。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陶瓷品种。它们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粘土、长石、石英等传统陶瓷原料，而是使用其他特殊原料，甚至扩大到非硅酸盐，非氧化物的范围，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工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文献已将“Ceramic”一词理解为各种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的通称。因此陶瓷的含义实际上已远远超越过去狭窄的传统观念了。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汉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汉族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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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质材料：与瓷相比，陶的质地相对松散，颗粒也较粗，烧制温度一般在900℃—1500℃之间，温度较低，烧成后色泽自然成趣，古朴大方，成为许多艺术家所喜爱的造型表现材料之一。陶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黑陶、白陶、红陶、灰陶和黄陶等，红陶、灰陶和黑陶等采用含铁量较高的陶土为原料，铁质陶土在氧化气氛下呈红色，还原气氛下呈灰色或黑色。

瓷质材料：与陶相比，瓷的质地坚硬、细密、严禁、耐高温、釉色丰富等特点，烧制温度一般在1300℃左右，常有人形容瓷器“声如磬、明如镜、颜如玉、薄如纸”，瓷多给人感觉是高贵华丽，和陶的那种朴实正好相反。所以在很多艺术家创作陶瓷艺术品时会着重突出陶或瓷的质感所带给欣赏者截然不同的感官享受，因此，创作前对两种不同材料的特征的分析与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瓷

一、艺术起源与文化生态 《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认为是一个宏观生态命题。是对存在世界消长、生灭运动的综判定。 大千世界中，无论是众生界、普法界、虚空界，都充满着无形迹的气化、有形体的生灭，呈现出形形式式的生发态、消长态、健行态、变衍态、泯灭态。我们认为，这一切，皆可统称之为生态。上穷碧落下黄泉，日月星辰、山海江湖、走兽飞禽、花草树木、人生社会、文化艺术，无一不是生态的过程与形式。它给予人们无限的思辨之空间、幻想之领域、议论之天地。 “文化生态学”之成为今天的新学科，便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复杂的认识世界的产物。其包含之广浩，揽古而度今，起自生物适存、进而至一切物质运动、直至成为讨论人类一切精神思辨状态的学说。 我们的“六法生态法”便是探索“六法”在中国绘画（也可以说是中国艺术）范畴系列的长河中的各时间空间段的状态，探索其所以像一颗最有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表现出无比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生机的状态之本源、过程及其规律。 中国绘画产生“六法”学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中国艺术范畴发展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特重视觉思悟。视觉形象，不仅在文化艺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哲理思辨和表达方面也都十分显突。所谓“重视”一词，其本源也便是推重、注重这视觉的思辨之义。 所以，画史所谓“图载”，即图所表达的涵义，实与外民族不同。古人认为图载之作用，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古代之卦象也系之于“图理”，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之哲学独特。文字符号，古称“图识”，即用图形赋义，象形地表达思维，这也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之独一无二。绘画古称为“图形”或“图像”，要求由“意象”而达“意境”，用之于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乃至畅神乐道，并认为发之于天然，非由述作，或谓本天地圣人之意，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之天机，实在不是现在一些肤浅机械的艺术理论之艺术功能观所能够参透的万象森罗的境界。 在魏晋，谢赫等理论家站在民族审美的历史高度，站在民族绘画艺术发展史的高度，综绘画即图载之各种实践经验，禀艺术发展之由其外部规律认识逐渐转向内部规律认识的历史转折的大趋向，发审美范畴的丰富，扬哲学思辨的清微，乘文学思想的活跃，兼收并蓄、精思殚虑，演绘画内部客观规律，之此“六法”，评品图画，为理法之科律，不仅表现了民族艺术认识的深邃与不同凡响，而且更可以讨论发微的是一个文化生态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和未来性、世界性价值。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六朝以前审美范畴的生机和六朝各种艺术氛围中的绘画艺术的生态，而且，这一生命体直至唐宋元明清，代有所叙，朝有所述，阐发弘扬，甚而虽“谬释曲解”，而更显千姿百态，形成与六朝“六法”之原生态有密切联系而又各不相同的、带着畸形变态的而又美丽的散枝蔓叶。更重要的是“六法”的生命力，表现了对未来绘画的奇异的制控作用。因此，它所表现的世情的演化，时序的生机，显示了我们民族审美认识的高度的成熟和恢宏。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来研究，还是感到其泱泱生机，起而洋洋扑面，继而直透肺腑，终而令人如入化境。它丝毫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活力；相反，却正乘着时代的火箭，启动着青春，驶向未来。 一部“六法”的生态史，实在既是一部中国绘画的发展史，又是中国画乃至人类艺术的未来学透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法”的生态是中国绘画形象系列与范畴系列发展的共生态与栖生点，且无时无刻不折射着人类艺术与文化精神的灼灼辉光。 理法与画本体，事实上应该是同步运动，因此，“六法”的萌生态，应当前伸至很远很远。即“六法”之根，应当认为是十分深远地扎向远古的绘画实践。而此而论，“六法”的研究，当始自史前艺术的析出，甚而至于从更早的生态现象着手，追本溯源，即从艺术的起源及人类发生学中寻求最早的因子。而又必须明了我们民族的宇宙本根论，方可较全面地进行把握和讨论。 “六法”的第一个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即“气韵”之“气”，原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本根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宋明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可以说，元气论是中国哲学对宇宙万物数千年思辨的卓绝成就，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思辨对于客体的深邃的把握能力，其内涵几乎囊括了现代科学中关于粒子、力；声、光、电、磁；波、扬、以太；生命运动等等在内在一切要素（参见程宜山《中国古代哲学元气学说》）。故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道家学说的“道”也便是建立在这个“天下一气”基础上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与道家之道互根互补，互损互增，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气”便是我国哲学关于存在和运动的全部物质的有形和无形的、恒定的消长的规律性的通概念。元气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象征周天万物，是我国古典哲学演衍元气的逻辑形式，不仅为儒道所共认，且诸子百家多从儒道所根植的元气论中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滋生本体。中国绘画包含了儒道两家的哲学社会学基础，所以，元气论的“气”被谢赫所取以立法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反证了谢赫总结艺术规律时的思想高度与把握力的精确程度。 明代王廷相在《慎言》中说：“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降，无灭息。”吕坤在在《呻吟语》中亦阐述得十分清楚：气在天地的周散性混沌——开辟——混沌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乾坤是毁底，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毁度，故混沌还成开辟。主宰者何？元气是已。元气亘古万亿岁终不磨灭，是形化、气化之祖。”这一源于先秦两汉的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竟与现代西方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最高成果的“大爆炸”理论完全吻合。元气，实在是构成一切、主宰一切的基础，也是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实于实在形体之内的连续无穷而使宇宙万物成为互相感应、互相联系之整体的广恒无形的特殊机质。元气生生不息，宇宙健运不绝。 其实，何止于天文学的宇宙起源论？一切科学理论，如生物学的生命起源学说和社会学的文化与艺术的起源学说，无一不可以用元气理论进行解释。 古代哲人认为天地交泰、阴阳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就是说，万物都是天的创造。《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绕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神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里，乾元，即天之气，是万物资始的根据；坤元，即地之气，是万物之生的依托。古人认为：云行雨施、闪电雷鸣等自然现象都是天地交泰的行为运动。天地交泰后，天上洒下了种子，地上长出万物。坤厚载万物，故《易》以坤为阴性，人类以大地象征“母亲”。那么，天上的万物种子是什么？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尚无法论证。但正如大量的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古代结论已一一为科学原理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决不可在未得到科学论证之前就轻易地否定它，而应当认真地研究它。 七十年代，天上曾有陨冰分点落在无锡境内，轰然巨响，闻所未闻。上海某生化研安所追踪到无锡，取走了当地人保存的陨冰，经化验，发现了许多稀有元素，其中有标志着最低生命状态的核苷酸。该气及时作了报导。由此，我们认为，关于生命的起源，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假说：宇宙的虚空中弥着“气”，气聚气散，自由结合，产生了无机质和有机生命物质。它们经由陨冰或云行雨施这样的道路隆临到地面。由于地球环境上演衍了它们进化的全程。由于生命种子本来的差异，加上地球表面环境的差异（即气聚的形质差异），加上这种形质所禀受的天地之气的差异，繁衍出了形形式式、千差万别的生命体。其中，最佳的生命种子在最佳的地表环境中便进化为人。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维和我国科研机构所报导的天体核苷酸的资料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进化论，即“生命树”理论这样一种单一起源的纵向进化的理论是否靠得住，我们认为，地球生物的进化应当是多元的和横向的。即便所有的核苷酸都是同甘共苦时以同一形质降落到地面，也可能因地球表面各地区的时空条件之差异而产生出全部歧义与矛盾来，何况谁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天体生命种子是没有特异性质而是同时以同一形质飘落大地的呢？ 因而，人与动物的差异完全有可能存在于原质之中，或者固定在最早的外因差异所构成的生化过程中。而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最后从猿到人，这样的单线纵向发展的假说显然是外相形的推理。人猿本非一物。天地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人由人的生命种子在地球提供的最佳条件中进化而成，矛盾的同一性和特异性贯穿于进化过程的开头与结尾。不同的生命形体必有不同的原质差异，这是中国古典辨证法为我们提示的卓越认识。 这一特殊的生命起源程式不得不促使我们对聚讼纷纷的艺术起源认作新的思考。 在扬州市博物馆，陈列着一条古代独木舟，形如蛟龙，色如古瓦，发人无穷遐想。 中国文字中的“想”字，造得很有认识意义。段注《说文》：“想，觊思也。从心，相声。”《注》：“觊思者，觊望之思也。”又，《说文》云：“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注》：“省视，谓察视也。”“《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可见，“想”，包含了主体思维的“心”；包含着主体的受纳器“目”；更有哲学意义地将五行之一的“木”作为触发思想的象征性客体。“木”之于“想”，并非偶然。它正记录了远古时代森林之木在民族认识上的作用与地位。 如上述独木舟之原材料的大森林，在远古时代的江南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必铺天盖地，赫赫苍苍。天然的瓜果供人们采集，天然的种籽启发人们种植。天地的交互作用：阳光、雨露、风霜、雷电，作为强烈的因素，参与了人类的生存奋斗，给人带来阻力、动力、灾变与喜庆。譬如森林的燃烧，或因阳光与水交互而自燃，或因阴阳冲撞的雷电袭击而天燃。“木生火”这一观念正反映远古自然的本貌。作为人类文明之源的火，一旦在远古的森林冲天燃烧，其情景将是如何呢？无疑，将是人兽呼号奔逃，死的死，伤的伤，草木化为灰烬，泥土烧成原始的陶质。 可以想见，动物烧死后的香味是如何开发了人的嗅觉与味觉，从而产生了烹饪；同伴被烧死的惨状是如何使人恐吓惧与悲怆；旁观者和得利者又半如何观欣甚或手舞足蹈；第二年，灰烬上的新生植物更加郁郁葱葱，又如何启发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好奇生产了幻想神话，产生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善思者产生了思维与哲学，产生了天地、水火、阴阳、五行……。第一只陶器很可能就是大火烧毁了树桩，使树桩周围的泥土变成了陶质，我们常见的原始三足陶器很可能就是人们对这种天燃原始的模仿与再造（如图）。中国绘画树料中的墨，为黑与土的合成。烧焦的木在远古的人们看来无非是黑土，烧黑的土也无非是墨。碳素黑色与土的混合，很可能就是墨的原始。无怪乎，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真知灼见”，真知乃是大火燃烧甚至自己被烧伤以后的痛苦而且强烈的记忆所构成的认识。一切文化与艺术都是这土生土长、金劈火断的自然产物。客观辨证法在于尊重这天道的行与气化，而主观辨证法则在感悟与创造的领域中达到了神化非凡。气聚气散是宇宙万物的生灭形式，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态形式。“六法”以气居首，首先植根于最远古的自然生态以及东方民族对这种生态自然的非凡的感悟与辨证把握。 以上从中国哲学元气论出发所建立的宇宙起源论、生物起源和人类起源论、文化起源和艺术起源论，是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所赖以产生的自然生态以及由这种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东方思维方式的最远古而深邃的渊源。其认识方法又可以而且必须用作武器，以进一步剖析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本体的生态环境，并进而进入本体自身生态的研究。 地球表面一方面有着高山、平原、江河、湖海等自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环境差异，另一方面，因受太阳日照量的多少形成为热带、温带、寒带三大不同的气候带，综观人类艺术史的大流派，与三大气候水文区密切相关。 热带非洲接受日照量最大，这里的生物接受着阳光的直线投射，进行着迅速的反馈，植物叶大荫浓，蛇兽出没无常，生命高速代谢，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以采集与捕食为主的黑色民族，他们的性格也近于太阳的热烈，文化特征充满激适存性，即兴式地直线表达，质朴、热烈、夸张、稍纵即逝，传递感情采取最强烈的形式进行直感述释。历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事实上将此类文化置于被遗忘的角落。而这类文化最具有人类文化的原型特征，对于研究古文化最有借鉴作用。同时，由于其即兴性的特色，具有无陈规所拘限的开拓性。近现代始受到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重视。但至今尚未被列入人类文化大流派的比较行列，这是很遗憾的。我们称这类文化为“黑色文化”。 黑色文化，生态聚而随散，无体无系，但很多天朴的即兴绝非其他民族所可复现。其浓厚的生机、炽烈的情感、奇特的构思、绝妙的想象，付诸他们的舞蹈、音乐、雕刻、脸谱、纹身图案，充满强烈的艺术刺激性。这些特点，完全根植于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类特征的固定质性。其即兴性、非传承性，当然也包含着重复、自发、单调等原始艺术所不可避免的弱点。 以欧洲为主体的寒带地区，禀受着与热带非洲截然相反的天地之气，日照量之小，冰封雪盖，狂风呼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具有极高的适存智慧的白色人种，他们的性格与冰雪一样坚定执着，生命的代谢比较缓慢，文化的传承性很强，文明程度较高。加之他们的文化群落最早发达于爱琴海沿岸，形成了有别于大陆民族的海洋民族，我们称这一文化体系为“白色文化”。梁启超曾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怀土之故，而种种系累生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尤其是中欧、北欧一带，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渔猎、航海、商业文化，并最早地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分科精密，系列性强，富于思辨性、分析性、逻辑性、科学性，与这一文化体系有着同一性的艺术，也同样具有着科学的学科系列，例如基于几何学的绘画透视、基于解剖学的人体绘画与雕刻，基于光学的油画色彩学、声学性的音乐等等皆然。 温带，在寒、热两带之间，以亚洲为主，以中国文化代表。这里日照量适中，一年四季，温凉相侪、风雨调顺，河道东西横贯于一个气候带中，居民肤色也在黑白之间，以黄肤黑发为特征，其思维方式亦位于即兴与思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灵性体悟性的“辨证形象思维”（参见我们合作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即比黑色文化富于思辨性，比白色文化富于形象感悟性，我们京不妨称之为“黄色文化”。对这一文化特征的研究，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近百年来，成果累累，有的失之偏颇；有的泥于表象；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最近出版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周积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总结了近百年的成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可供参供。例如，书中对中国文化特征作了这样的描述： 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古代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而以这种社会心理为中介，铸成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天人相与，王民相维，上下相依的世界观、政治观、伦理观三者合一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 因此，我们也可以称黄色文化为中庸文化。它既不偏于热带黑色文化的即性感悟，又不偏于寒带白色文化的纯理性逻辑思辨，此之谓中；又因其积淀深厚可谓之庸。 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产生的文化地理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大因素，其中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实际上，种族因素也完全取决于由日照量等条件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要追溯到文化的真正本源，则必须追索到禀受天地之气、日月之精及与此同生同成的自然生态的同根互依性。 无疑，在自然生态的形成中，太阳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一定范围内看，太阳像万物的中心，运化出无穷新鲜，凝集了无尽奇瑰；伏蛰因其生动，沉潜因其亢扬，万物因其转运，风雨因其瞑明，星月因其生辉，潮汐因其涨落，山崩海倾，一切无穷无极，毕同毕异，无不为其光明罗网，微者见其玄奥，宏者澈其浩茫。文化之化育，不过是这万象森罗的大千世界之中的一种生态现象，岂能出其机杼？是故中国哲学才有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命题。 因而可以说，由太阳所创造的黑色文化、白色文化、黄色文化（中庸文化）三大体系和流派，基本上可以概定人类文化的主体结构之全貌。文化生态的研究首先必须抓住这一基本点，然后方可进入各派各类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即特殊生态的探索。而这些各自的特殊生态又常常与自然环境的大生态互为表里，互生互根。譬如，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曾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曾因日耳曼帝国南侵而中绝；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于中世纪曾因基督教盛行而惨遭厄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苏醒，不久又被现代工业的冲击而产生各种异变。这些急剧变更的文化生态现象无疑与这里自然生态所造就的刚强、进取、奋争性格的文化主体的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相对呈现一种正常生态。中国虽然也有过东西交流、少数民族入主，直至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总的来说，仍是稳定发展，始终未出现如西方和印度那样的文化断层，也未有西方与印度那样跳跃式的剧变。这一特色，无疑也与自给自足的中国生态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所滋生的中庸性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素质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用“积淀”说来概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形象、准确而简要的。也正因为此，西方文化则显得常变突新，富于破坏性和开拓性，中国文化则显得雍容、浑阔，表现出自守与融受的庄严气度。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之于印度和西方，我们的文化显示出直线型的稳定正常生态，而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生态圈内进行自我反思时，也会看到其如古柏扭转般的九曲回环。以树木打个比方，西方文化的大树经过无数次雷劈火烧，伤疤累累，但每次负伤之后，伤疤的周围便暴发蓬勃的新枝，其势汹汹，仿佛要把所遭受的损失补回来。而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未遭受过毁灭性的灾难，稳健成长，表面上看来未有过剧变，而内部的新陈代谢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其高大丰茂，显示出外民族难以企及的健壮丰采；其老态龙钟，也显示出外民族难以想象的莫大容量。同时，由于自身的新陈代谢的不平衡，使其如古柏一般的扭转之势呈现出平衡中的不平衡，常形中有畸形，常态中有变态，因而显出意中之意外的奇异风采。 中国绘画“六法”为一生态界，包孕着魏晋以前全部艺术史的经验，可以说是万年之流程，百代之积智，与六朝文论同为时代艺术精神之总结。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广远的生态时空。在中国这个学术空气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它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同时也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伸展余地。可以说，从“六法”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冠以“民间”字样，显然是要与所谓的“宫廷艺术”与“贵族艺术”等有所区隔。不过“民间艺术”的领域很宽广，而且也不乏很多“绝活”，象皮影、剪纸、编织、绣花、狮子舞等等，都是很著名的民间艺术，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节令玩具山西岁时节令及传统庙会中的民间玩具，常常使人陶醉于幼儿时期度年过节趣事的回忆之中。除夕夜、正月初一点“滴滴金”；元宵节扎灯笼，玩花灯；二月二，龙抬头的古庙会上，布龙、面龙、竹蛇、纸蛇玩具，能动的构造给他们以诱感力，逗引得儿童们喜笑逐闹、争相购买；三月三上巳节的泥哨哨，声声悦耳；清明前后放风筝；端午节戴香袋，玩艾叶虎。还有那小风车，七音哨、皮老虎、草编的蚂蚱笼，足使儿童们兴高采烈了。花灯玩具儿童花灯玩具以手提式多见。一般都是篾扎纸糊，内装小红蜡烛。农村传统的小花灯，用高梁杆扎架，麻纸糊面，用色彩画人们喜爱的动物或神话故事，或印上木版年画，或贴上民间剪纸，内装小油灯。现今发展为竹架构造，彩纸或绸布糊面，内装蜡烛。在制作技艺上虽然并不纯熟，但粗犷有力，无矫揉造作之感。无论是造型、用料、色彩和制作风格都具有生动活泼的乡土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特色。棉塑玩具一个棉塑只需一把棉花，几根剥了皮的高梁杆和少许的胶水。制作简便，先把几根高梁杆芯扎成骨架，将蓬起的棉花轻轻缠于骨架上，再用胶水粘塑定形，胶水涂多涂少，可塑出不同形状。最后在形体表面均匀地涂一层胶水固定造型，然后用品色染色，一件棉塑动物或人物就做成了。把它插在预先备好的卟啷摇鼓上，就是一件既可摆设欣赏又可随手玩耍的声形并茂的玩具。棉塑玩具用料较少，成本低廉，又可就地取材，所以艺人们常常是现做现卖，边表演边出售。棉塑玩具中有鸡、麻雀、喜鹊、燕子、鹤等飞禽，长不过三五寸，高不过六七寸。人物主要有《西游记》中精灵的孙猴子、憨厚的沙和尚，傻乎乎的猪八戒及慈善的唐僧，一个个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染织绣类的民间艺术实际上包括了印染、手工纺织、刺绣、织锦、缂丝等几大类别。印染是民间服饰和日常居室装饰密切相关的工艺品，主要有蜡染、扎染、蓝印花布、彩印画布等，主要用在服装、帽子、被褥、床饰、门帘、包袱布等方面，是用途非常广泛的布艺。刺绣则包括了四大名绣、各地民间刺绣、少数民族刺绣等。四大名绣有湘绣、苏绣、蜀绣、粤绣，各地民族民间刺绣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苗绣、土族刺绣、满族枕顶绣（绣于枕头两端）、湖北挑花和陕西、山西、河南民间手绣。传统刺绣刺绣中国的传统刺绣，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工艺精致程度的差别，分为民间刺绣和四大名绣。民间刺绣是相对于具有宫廷文化风格和文人画风格的「四大名绣」而言的、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民间刺绣工艺。中国传统刺绣历史悠久，随着丝绸的产生和发展而存在。早在四五千年前，刺绣就已经成为「章服制度」中重要的装饰手段。两千多年前的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刺绣已经有了丰富的不同针法。可见当时刺绣工艺已经出现了不同针法的程式化的固定工艺。1982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绣衾（被）和禅（单）衣，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图案，形神兼备，绚丽多彩。汉代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有「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的诗句。汉末、六朝时期，剌绣题材中出现了人物形象，为后来的人物绣品开了先河。唐、宋时期，文人们开始参与刺绣画稿的设计，文人画所表现的诗词境界、书法和绘画的雅致，影响到民间刺绣的创作，刺绣开始向精致化和文人化的方向发展。到了宋代，刺绣几乎成为妇女的女红手艺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不少有文化的富家女子的刺绣创作，更使刺绣工艺臻于精细绝妙。明、清时期，全国城乡出现了众多的刺绣商业作坊。尤其是明代，首先在上海出现了「露香园绣」这样绣工精细，用针巧妙的以个人风格著称的「顾绣」，并专门刺绣花鸟走兽画幅、画页、手卷等陈设品，表明中国传统刺绣从附属在服饰上的装饰手段，成为独立欣赏的艺术品。清代开始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刺绣艺术流派，如北京的京绣、开封的汴绣、山东的鲁绣等，以及后人称誉的四大名绣。清代后期，各地都出现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技艺特色的民间刺绣工艺。但是长期以来，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对各地出现的民间刺绣工艺极少关注，更谈不上记录和评介。民间刺绣基本上处于与日常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普通「手艺」的地位，但是正是这种生活的艺术，才使得民间刺绣一代代自发地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传统艺术中最精彩、最形象、最富有文化内涵的非物质文化品类。民间印染中国传统的民间印染有扎染、蜡染、蓝印花布和彩印花布。前三者都是以印和染的方法着色、显花的工艺，以植物蓼兰中分解提炼出的靛青为染料，民间也称为蓝染和蓝印。彩印花布则是一种多版套色印花的工艺。据《史记》、《竹书记年》等古籍记载，早在公元前26世纪初，「黄帝制玄冠黄裳，以草木之汁染成文彩」。夏、商、周时代，就已经有用服饰的印染色彩、纹饰来区分尊卑等级的规定了。秦汉以后，镂空版印花方法大为盛行，其后花色品种日见繁多，印染工艺也日臻完善。中国织锦中国织锦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生产出「何菱形纹锦」、「填花燕纹锦」、「对龙对凤纹锦」等多色提花锦。到汉代，已能用复杂精密的提花机织出图案优美的锦。唐宋以后，以各色丝线和金银线制作的织锦缎及妆花缎，色彩鲜艳瑰丽，人们喻为锦上添花。蜀锦产于四川，以成都为主，故成都又有锦城和锦官城之称。此外，南充、阆中、乐山、绵阳、新都等地也生产蜀锦。蜀锦仍然沿袭染色熟丝织造，质地坚韧，五彩缤纷，富有独特的地方风格。宋锦因今之产地在苏州，故又名「苏州宋锦」，以古朴雅洁而著称于世，现已面临技艺中断的濒危局面。云锦的产地在南京，因其锦纹瑰丽有如云彩，故而得名。其图案布局严谨，富有装饰性，并多以金线显花或绞边，华彩四溢，臻丽至极，是中国皇家的御用织锦，代表了织锦工艺的最高技术水平。塑作艺术塑作类是指以捏、塑、堆、纳等方法为主制作的民间艺术品，其内容包括了泥塑、面塑、陶塑、糖塑、米粉捏制品、纸浆拍塑、琉璃和玻璃等造型艺术。塑作类艺术往往靠艺人以手施艺，靠手工方法造型，由于采用了与雕刻不同的创作手法，它们的艺术效果也不同。塑作类艺术还常结合彩绘装饰方法，在塑形后再施以彩绘，以增加艺术品的欣赏性、象征性和吉庆祥和的气氛。如泥塑中的典型作品有江苏惠山的「手捏戏文」、河南淮阳的「泥泥狗」、北京的面人汤、面人郎的作品等；纳模玩具如泥饽饽、泥玩具中的耍货「阿福」、凤翔泥塑、北京兔儿爷、中秋月饼、巧果、糖人等都是典型的塑作类民间艺术。一些民间脸谱和器物采用纸浆拍塑而成，而玻璃类、糖人等则采用吹塑方法，趁热边吹边塑形，也属于塑作类艺术。泥塑艺术泥塑泥塑艺术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或磕模捺泥方法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中国境内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中有为数众多的陶俑、陶兽、陶马车、陶船等等。其中有手捏的，也有模制的。汉代先民的丧葬习俗中大量使用陶泥偶像作为陪葬品。到了唐代，泥塑艺术达到了顶峰。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惠之就是杰出的代表。泥塑艺术发展到宋代，不但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有许多人专门从事泥人制作，作为商品出售。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天津、江苏无锡惠山、广东大吴、陕西风翔、河南浚县、淮阳及北京等地仍是传统泥塑的重要产地。面塑艺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据文献资科记载，汉代早已有面塑存在了。宋代《梦粱录》中记载了把面塑用在春节、中秋、端午以及结婚祝寿的喜庆日子的习俗。现存最早的古代面人，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的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墓中出土的面制女俑头、男俑上半身像和面猪。清代，出现了以做面人为生的手艺人，到了今天，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保存着面人制作的手艺和习俗。面塑一般分为观赏的面塑和食用的面花（或叫礼馍）。用于观赏的面塑通常用精面粉、糯米粉、盐、防腐剂及香油等制成，而用于食用的面塑则用澄粉、生粉等制成。材料的不同使这两种面塑在制作工艺上也有少许的不同。面塑食用面花的制作工具简单，全凭妇女的心灵手巧，其方法是先将白面经过搓、捏成面团，用剪刀、菜刀和梳子等工具对面团进行造型。观赏和装饰面塑，其材料的制作方法则是将面粉、糯米粉、防腐剂中倒入开水并用筷子搅拌，然后将面团反复揉搓均匀。然后把品红、品黄、品蓝、大白粉、锅烟黑等颜色分别加入面中，制成多种色面，再用揉、搓、剪、挑、压、粘等方法来塑造形象。还可以用一些羽毛、棉花等来装饰面人的头发、胡须之类，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象就出现了。食用面花或节俗礼馍普遍流行于中国以吃面食为主的北方各地，沿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各省以及内蒙古、新疆、东北等地农村都有食用面花。面塑则以北京、山东、江苏、浙江为主要的产地。北京的面塑艺术水平最高。木偶艺术中国木偶艺术从不同侧面反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特征，从质材、操纵方法上看，木偶艺术有提线、杖头、掌中、铁枝、药发、水力等不同形式；从表演剧目上有历史传奇、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天上人间，驰幻入魔，还有现实小品，可谓多种多样；从造型上可以大至与人同高（汉代大木偶高193厘米），又可小于一尺，偶头能造到如拇指般大小而能雕绘五官端正、比例准确、线条均称、色彩鲜明。如粤西地区的杖头木偶，《芙蓉仙子》中的书生陈秋林，以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猪八戒、牛魔王等，即使是神怪夸张却仍保持着合度比例。现代的粤西木偶双眼能活动自如，能按照表情需要造出睁、暝、瞅、瞬等动作，得心应手，顾盼传神；冀南的吴桥民间木偶头则夸张简练，独具特色；有的接近唐仕女和敦煌彩塑；有的接近戏曲脸谱却又能变通风趣，灵活运用。另一方面，木偶戏亦是社会人生的写照，不少帝王、文人均曾被触动心弦，发出由衷的咏叹。如五代十国时，前蜀后主顺正公王衍观傀儡后感慨良多，尝云：「切道断人生几何！有分者任作傀儡。」剪刻艺术剪刻类是指以剪、刻、凿等方法为主制作的民间艺术品类。其内容包括了剪纸、刻纸、皮影、剪贴画、刻葫木刻芦、铁画、石刻线画、瓷刻画等。民族服饰和布艺的制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剪裁工艺。这些艺术品的造型顺序往往是由大及小，所使用的材质一般具有挺阔硬朗的质地，如纸、皮、竹木、石、陶瓷、象牙等。剪刻中常使用的工具有剪子、刀子、凿子、錾子和一些辅助性工具，剪刻作为造型手段，擅长表现作品的细节，体现精致的技巧，如刻纸作品可以达到细如发丝（浙江乐清的细纹刻纸就是一例），木刻达到肌理毕现、入木三分的艺术效果（如质地细腻的黄杨木雕、象牙雕刻等）剪纸与刻纸剪纸剪纸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根据历史的记载和出土的实物来看，剪纸至少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剪纸的出现应该是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的事情，造纸术的发明，为剪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到了唐代，剪纸艺术大大发展，以剪纸招魂是当时民间的重要习俗之一。在民间，剪纸图案还被广泛应用于木版雕刻、铜器饰纹、布匹印染等其他艺术领域。宋代的造纸业发展成熟，纸品种类的增多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出现了诸如民间窗花、灯彩和茶盏上的装饰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使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比唐代更为扩大。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艺人。明、清时期是剪纸艺术的鼎盛时期，剪纸成为重要的居家装饰品，如门笺、窗花、柜花、棚顶花等，剪纸也成为民俗活动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中国的剪纸起源于汉至南北朝时期，而真正繁盛却是在清朝中期以后。古老的剪纸多在乡间，以剪刀铰出为主，趣味浑朴天然，均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剪纸进入城市后，不仅市民情趣和生活理想要参入剪纸艺术，而千家万户拥挤在一起，互传成习，需要颇巨；剪纸艺人为了省工，一刀多张便改为刻刀雕刻为主，风格转向精巧，艺人也就不止于妇女了。然而，时代更迭、生活改变和审美转化，传统民间艺术渐渐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所以现代新兴剪纸艺术孕育而生。刻纸木雕刻纸也是民间工艺的一种常见形式，剪纸和刻纸两者虽然最终形式相同，但制作技法却不同。剪纸是一种以纸为加工对象，以剪刀为工具进行创作的艺术。刻纸则需要用垫板、刻刀、尖锥子、钉子等工具，先将原有的样子放在20张或者30张薄纸上，然后将它们放在垫板上并用钉子固定，用刻刀由里到外一层层的刻，刻好花样后，刻纸就完成了。一般来说，剪纸更注重原创性，不受刻刀和纸张的限制，造型更加自由和随意。刻纸则更适合表现细腻的画面效果，如浙江的细纹刻纸细如发丝，令人惊叹。刻纸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剪纸的不足，但在创作上，受到了较多的限制。各地风格中国的剪纸艺术一般来说可分为北方风格和南方风格两大类型，即使如此，每个地区的剪纸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特点。陕西剪纸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北方剪纸艺术，广泛用于春节窗花、结婚的喜花、丧葬中大量的纸活儿装饰、社火表演中的道具、庙宇中宗教气氛的营造等，各种民俗活动也离不开剪纸。此外，剪纸还用于刺绣等艺术品制作的底样。剪纸形式上大多以单色为主，造型简洁、洒脱、粗犷、注重夸张变形，内容上多以传统的花草、动物、人物、戏出为主。河北蔚县染色刻纸是中国典型的刻纸艺术形式，相传已有两百年历史，尤其以窗花见长。后来河北武强县的木版浮水印窗花传入，刻纸工艺吸取其色彩特点，仿其透明效果，以刻代剪，形成蔚县刻纸的独特风格。蔚县刻纸以「阴刻」和「色彩点染」为主，故有「三分工七分染」之说。题材多取自戏曲人物，也有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等吉祥形象。其余还有山东剪纸、湖北剪纸、浙江浦江戏曲剪纸、浙江乐清细纹刻纸、广州佛山剪纸等等。皮影中国皮影，北方以滦州皮影代表，影人结构分七大部分：头、上身、上臂（两件）及下臂（两件）、手（两件）、下身、腿（脚与腿相连，两件），共11个组件。中心控制是脖条。以杆子操纵。生旦脸部镂空，净丑则涂色，脸形棱角分明，尖下巴，平额头。形体较小，一般厘米至厘米左右，最高厘米。多以驴皮雕镂。以黄牛皮雕镂的陜西皮影亦分11个组件。南系以成都灯影戏为代表，影偶分大、中、小型，大灯影身高60－80厘米，个别高达1米，中灯影40－60厘米，小灯影24－30厘米。成都灯影全身共分14关节：帽、头、胸、腹、下肢二、上臂二、前臂二、手掌二。头子可插进脖项上用细铁丝缠绕的皮圈内。其余关节用细麻绳连结。一个穿戴整齐的影人分三段：帽作一段，头作一段，统称「帽子」（北方称「头荏」），衣履共作一段，统称「把子」（北方称「戳子」）。中国皮影关节灵活，在优秀艺人操纵下，行坐顾盼，端带撩袍，舞刀挥剑，驾雾腾云，打斗驰马，出神入化，令人叫绝，扮演种种传奇故事，塑造了生、旦、净、丑、神、佛、灵、怪、兽种种难以想像的影窗形象，成为驭物为灵的艺术。雕镌艺术雕与镌都是指在竹木、玉石、金属等介质上面进行的刻画方式，雕镌类指采用这种方式制作的作品，如我们常见的雕版、雕漆、雕花、浮雕等，还有与塑形结合的雕塑艺术品等。雕和镌往往都是在硬质界面和半干状态的固态界面上进行的，而塑需要在软质材料上进行，这是雕镌和塑作不同之处。我们熟悉的这类作品包括雕花的竹笔筒、玉石首饰和摆设、金属首饰、芜湖铁画、在砖上雕刻的砖雕、石雕作品等。雕镌类作品创作中常使用刀子、凿子、钻子及一些辅助性工具。玉雕玉雕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形式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有了玉雕的鱼和龙。商代的殷墟文化中发现了绿松石和玛瑙等饰品。可见中国的玉石文化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编织物玉因其原料珍贵，雕琢技术要求高而被视为具有重要的仪式功能的礼器。四川金沙遗址就出土了具有4,000年历史的精美绝伦的玉琮。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用于祭祀神灵的各类玉质的礼器和饰品，皆造型生动，雕刻精美，玉质上乘。汉唐时期，玉雕作为装饰品成为民间和宫廷都喜爱的工艺品，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的出现就是例证 。宋元时期，玉雕工艺得到了重视和高速发展，宫廷中的玉院专门为雕琢玉器而设立。福建的寿山石雕在当时的创作量很大，其价值也被朝廷认识到。明清时期是玉雕发展的鼎盛阶段，苏州以玉雕雕刻精巧而闻名于世，宫廷大量使用玉器作为装饰和使用器物及把玩的对象。雕刻工艺更加丰富，出现了圆雕等精致的工艺品，有代表性「大禹治水图玉山子」是世界上最大玉件之一。近代，也是玉雕的繁盛期，出现了潘秉衡等一批玉雕名家，在北京。中国玉雕的「四大国宝」一岱岳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内与四海腾欢，就是例证。随着传统技艺的消失，玉雕行业因工作辛苦和观念落后而在雕琢工艺上出现了困难。这方面，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西方一些科学合理的记忆和技术，是目前玉雕行业翘首以盼的。木雕木雕工艺品是指以质地细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木为原材料、以雕刻的方法进行创作而成的各种观赏品、富于形式美感的实用装饰品。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木雕是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的一条木雕鱼，制作时间距今已有6,000－7,000年之久。在战国时代，木雕工艺已由商代用于制陶工艺中的简单刻纹和雕花板的阴刻，发展到立体圆雕工艺。汉代的木雕水平比前代已有提高，在汉墓中出土的木雕动物，形象自然生动，刀法简练果断，显示出当时木雕艺人的高超水平。自唐、宋开始，木雕艺术开始向写实和精致的方向方展，至明、清时期，小型观赏性木雕、建筑和民间实用器具上的装饰性木雕水平都达到了鼎盛时期。20世纪初中国解放之后，木雕艺术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和喜爱，成为观赏与收藏热品，也成为产业化的实用性装饰艺术。中国的木雕种类繁多，遍布于大江南北，最著名的是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温州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人称「四大名雕」。其他种类如：曲阜楷木雕，南京仿古木雕、苏州红木雕、剑川云木雕、上海白木雕、永陵桦木雕、泉州彩木雕……这些木雕都是因产地、选材或工艺特色而得名，有的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传统特色，能工巧匠遍布各地，后起之秀木雕技艺日趋精湛，造型也日臻完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木雕的雕刻技法有圆雕、浮雕、镂雕等，一般在雕刻过程中，各种技法是混合使用的，由于木雕易腐易蛀，所以有的作品还要施彩、上漆。与所有的雕刻一样，木雕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独立式」，一种是「依附式」。前者是指可以用来自由放置，并且从任何方向任何角度都能看见的三维空间艺术的圆雕作品，通常是被用作室内的陈设品或案头摆件；后者是指用于装饰建筑物室内墙面或门窗等固定空间的浮雕而言。最为著名的木雕产地有浙江东阳、浙江乐清、广东潮州等地。除此之外，徽州木雕、少数民族的木雕艺术也是成就突出的木雕艺术形式。石雕中国石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是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品。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已出现了巨型石雕──石麒麟。河北石家庄西北郊发现的一对石人，考证认定为西汉文帝时代（公元前179－前157年）的石雕作品，气魄深沉宏大，风格古朴浑厚。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在宗教石雕和陵墓石雕两个方面发展较快。著名的云冈和龙门等石窟的石雕就可说明六朝、唐、宋时代的石雕艺术水平。宋、元以后石雕艺术向世俗化、多样化方面发展。明清时代，精巧玲珑的工艺石雕和具有汉唐石雕气质的乡间拴马桩、镇庄兽等民间雕刻，成为明清石雕艺术的主体。 民间小型的工艺石雕，一般以石料产地或石料特点来命名的，从石料产地来看，有安徽徽州、浙江青田、河北曲阳；按石料命名来看，有福建的寿山石雕、湖南浏阳的菊花石雕、四川广元的白花石雕。以石雕艺术品而闻名的地区包括甘肃陇东地区（镇庄兽）、陕西渭北地区（拴马桩）、陕北地区（拴娃石）、河南方城（石猴）、山东掖县（滑石猴）、山东嘉祥（石麒麟等）、广东雷州（石狗）等地。民间小型工艺石雕的制作十分注重石料的品种、色泽纹理的选择，主张因材施艺，追求雕刻精工，运用浮雕、圆雕、镂雕、线刻等多种技法来创作。石雕的制作工序大致相同，一般是：一、相石，根据石料的形状和纹理、色彩确定要雕制的题材。二、用笔在石材上画出雕刻的部位，然后凿出粗坯，再刻大体。大局部位刻成后，修刻细部，最后琢磨、修光、上蜡完成作品。砖雕砖雕出现于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就已有花砖出现。汉代画像砖已发展相当成熟，以墓室砖雕最为著名，但制作大都是模印而成的，唐代花砖采用模印后再经过雕刻加工，创造出富有立体感的装饰浮雕作品。砖雕上的人物动物形象突出而且都以卷云纹相衬托，结构充实，形态生动，呈现一种繁复富丽的艺术风格。宋、金时期，墓室砖雕流行，多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宋代砖雕中的形象比例匀称，姿态生动，轮廓整齐清晰，刻画衣纹，刀法俐落，是一种清新朴实的艺术风格。到了金代，砖雕人物形体健壮，敦厚质朴，浮雕线条一般粗犷简练，有趣味性。明清时代，砖雕主要用于装饰住宅及寺观庙宇，表现内容丰富，构图复杂，制作除单层浮雕外，还有多层浮雕、堆砖等表现技法。花纹图案具有完整的装饰效果，作品画面具有独立的构图形式。明清时代开始，砖雕艺术逐渐从建筑物的附属装饰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民间砖雕艺术品，砖雕制作的队伍发展壮大，全国几乎都有各自的砖雕产地，其中以徽州、天津、北京、山东潍县、苏州、广东、甘肃、台湾等地最为著名。明清时代的南北方砖雕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民间砖雕制作的工艺还是大致相同的，一般来说分为六个步骤。（1）修砖（2）上样（3）刻样（4）打坯（5）出细（或叫刊光）（6）磨光。一般来说北方砖雕艺术风格比较浑厚，南方砖雕艺术偏于秀细，但都洋溢着中国各地民间的乡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