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研究郑观应的论文

相关爱国人物:郑观应、洪仁玕、陈玉成、石达开、洪秀全、詹天佑、林则徐、容闳、关天培、魏源、冯子材、李伯元、邓世昌、刘永福、黄遵宪、左宗棠、陈天华、唐才常、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严复、谭嗣同、黄兴、邹容、宋教仁、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龚自珍、徐锡麟、

一八九四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耻辱和痛苦中开始了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探索。就在这时，一部名叫《盛世危言》的著作广为流传，引起了朝野的震动。年轻的光绪皇帝看了这部著作，立即下令速印二千部，分送给大臣们阅读。作者自己排印的五百部，也很快被人索取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郑观应。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从买办起家

郑观应，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一八四二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在家庭影响下，郑观应从小便跟随父亲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时文郑观应简介，想走上科举仕途。

香山离香港、澳门很近，不少人经商致富，有的还在洋行里当了买办。郑观应的家族亲友中也有几个这样的人，他很小就跟随他们到过澳门、香港和南洋等地。一八五八年，郑观应到香山县应童子试，连个秀才也没考中，这使他父亲很失望。于是，就改弦更辙，想让儿子从经商中求得出路。

这样，十七岁的郑观应便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郑廷江当时在英商新德洋行当买办。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但叔父却为他找了个差事，要他边工作边学习。起初，他在叔父供职的洋行里当一名听差，叔父见他能吃苦耐劳，就热心教他英语。

一八五九年，郑观应通过亲友的帮助，进了上海宝顺洋行。这是当时第一流的大商行。他在那里当一名低级雇员郑观应简介，工作之余，就到英人傅兰雅博士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英语，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不久，他便能够浏览英文书报。从书报上面，他知道了国外的许多事情。

郑观应的才干很快就得到洋行老板的赏识，一八五九年冬，他作为洋行的随行人员来到天津考察商务。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宝顺洋行买办。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在宝顺的十年里，郑观应的地位虽然并不高，干得也不大顺手，但却能在上海这个动荡与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里，努力探索发财致富的门径，学习经营管理的本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实现自己的抱负。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为自己独立经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八六八年宝顺洋行停业以后，郑观应和别人一起办起了和生祥茶栈，不久又开办了荣泰驳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一八七二年，和生祥茶栈停业以后，他又来到扬州，当上了宝记盐务总理。一八七三年，郑观应参加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并当上了这个公司的总买办。这样，他在上海商界的地位逐渐为人们注目。由于他经营有方，公司连年获利，因而在三年雇佣合同期满以后，又和他续订了五年合同。郑观应在太古的年俸达七千两白银，超额分红还要比这多许多，这使他有力量投资于更多的中国近代工业。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间，郑观应同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了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等处的五金矿藏。在此之前，他已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一八八一年津沪电线线路开办时，他也有不少资本入股。一八八二年，他又集资开设造纸公司。到九十年代初，郑观应已是拥有万贯钱财的大资本家了。

萌发维新思想

当郑观应跻身于买办行列，日积月累地积聚资本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日胜一日地侵入中国，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起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便开始在思想理论上探求救国之路。他注意阅读中外书报，凡是有关兴邦治国的道理，议论时务得失的文章，他总是尽可能收录，反复揣摩。成书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救时揭要》，就是郑观应早期探索所得出的结论。

《救时揭要》汇集了二十四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的。在书中，郑观应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为奴隶的罪行。他建议在海外设立中国领事馆，以保护华侨的权利。他还要求 *** 鼓励商民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禁止贩卖与吸食鸦片，赈救水旱灾害等等。当然，郑观应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触景伤时之作。他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将耳闻目睹的种种损国伤民的事实，一一列举出来，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利弊得失。他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但这只是些就事论事的零星建议，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见解。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郑观应中西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他的观察也越来越深入，开始触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救国主张。《易言》一书，便是他救国主张的集中体现。

《易言》于一八八○年刊行，全书共三十六篇，主要的有《传教》、《交涉》、《公法》、《论机器》、《论船政》、《论火器》、《论开矿》、《论火车》、《论游历》、《论考试》、《论议政》诸篇。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郑观应在书中讲的是有关国家外交、内政的大事。郑观应认为，洋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而“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深刻的。他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出发，要求华人、洋人人权平等，货税平等。他说： “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如彼，天下有此理乎?”

郑观应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他在驳斥顽固派“以效法西人为耻”的观点时说： “人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我不过欲效其技艺，臻于富强”。所以，郑观应从开矿、铁路、电报、机器、船政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论议政》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希望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有价值的思想。

投身洋务活动

郑观应在经营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才能，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一八八一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八八二年，当他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满以后，就毅然决定不再续订合同，而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当帮办，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买办生活，开始了新的探索。他想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振兴中国的航运业， 与洋商争高下。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以后，经过调查研究，亲自拟定了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使企业很快降低了消耗，增加了赢利，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他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立即上书，请求清 *** 抗战到底，并积极提出军事上的建议：培养军事人才，开办兵工厂，自己铸炮、造船;训练民团，守卫边疆，特别要加强琼州的防务。同时，他还向友人王之春自荐，表示愿为抗法战争出力。王之春将他推荐给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于是，一八八四年三月，郑观应被调往广东军营。他到广东军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扣留在香港的二十五尊大炮运回广东。这些大炮是清 *** 向德国购进的，在运抵香港时遭到刁难。郑观应到香港交涉后，大炮才顺利地被允许运回。

六月，郑观应又奉彭玉麟之命，冒着盛暑，到西贡去刺探法军情报。他化装成商人，居住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内，指挥随员出去侦察，终于将西贡至金边，金边至暹罗(泰国的旧称)的水陆炮台、兵房，一一绘成草图。郑观应不避艰险，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为清军在陆战方面打败法军创造了条件。然而，腐败的清 *** 却在清军连连告捷的情况下，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和法国 *** 签订了《停战协定》。对于清 *** 卑躬屈膝的卖国行径，郑观应十分愤慨，他写下了《闻中法息战感赋》：

牢补亡羊尚未迟， 农工商是富强基。

强邻环伺犹堪虑， 当轴因循岂不知。

贾谊上书唯痛哭，班超投笔莫怀疑。

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

在这里，郑观应强烈要求朝廷亡羊补牢，使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他也希望人们学习投军从戎的班超，奋起为国效力。

一八八五年，郑观应奉命从广东到汕头、厦门和福州等处筹办援助台湾事项，途经香港时，太古轮船公司借故将他拘禁，关押了将近一年。原来，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时，曾推荐杨桂轩接替他的总买办职务，由他和另两人作保。不料杨桂轩在任职期间，亏欠了公款十万元，最后只身逃匿。太古公司向郑观应追赔欠款，因数额过大，尚欠四万元。为索取欠款， 太古公司就乘郑观应到香港之际，通过香港当局将他扣押。郑观应据理申诉，结果付了五千两白银才获释。

遭受这次打击以后，郑观应回到澳门，过了近五年贫病交加的隐居生活。但他那颗火热的爱国心却并没有熄灭。他没有沉沦下去，而是抱病著述，写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

一八九二年，洋务派官僚再次委请郑观应帮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这时的郑观应，已经是一个“穷人”了。许多人反对他去主持招商局，但郑观应却泰然自若，满不在乎。他拟定了开源、节流等一些整顿招商局的措施，包括出售过时的旧船、添置新船，以便多装快运，增加利润。他还巡视长江沿岸各埠，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兴利除弊方案。经过整顿后的招商局大有起色，在与洋商太古和怡和的斗争中站住了脚根。

郑观应怀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在中国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他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

不好意思，我不会呢。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下，或者给别人钱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