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论文

王阳明本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打过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道理，就怕文化人会打仗，文化人一旦会打仗，必然做出一些惊世之功！王阳明是一个有良心和理想的人，这是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没有的，人要完善自身修养本来就很难，尤其是在当今一切都跟房地产绑架的时代，面对的困难和诱惑都很多，要保持自己的良心和理想就更难了。

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词，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觉得唯心主义等于错的，唯物主义才是对的。长大后才发现唯心主义的牛人多的是，而且挺实用的。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知道的王阳明，然后一直不懂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现在总算是懂一点皮毛了，很有用。反观孔子朱熹，留给世人的束缚可不少。我读道德经时却感觉如此的浅显易懂，但是，后者我不敢说都深入的懂了，但它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地给我新的惊喜，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区区五千言，恐怕需要用余生去领悟。

扬善厌恶的那些所谓圣人，心中但凡存着对恶的标准，便永远无法摆脱恶。其实这世上本无善恶，只是人类因为利益而建立了这个标准，后来人的潜意识里认为善恶的标准是天注定，孰不知天又何时在意过人类的生或死，却总是一厢情愿的将天与自己捆绑一起。好像越说越远了，总的来说，有些人喜欢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为的是忽悠一些自以为是的愚人，总以为真理永远藏在最深处，孰不知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其实往回十年左右，你观察一下那些读过书稍有点传统的年长者的言行，再反过来看王阳明的书，就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王阳明的东西，虽无显学嫡传，但早已经刻在中国人文化的基因库里了。另外传习录和道德经背景差异太大，后者是老子没有以太多知识背景下的著书立作，前者是就不同学生的问答语录，落脚在个人修身修心上，这个时候儒家已成大厦，不了解点地基，确实很难摸不到房顶那部分。恕我才思不敏，致良知的良知，应该不单纯是道德层面的吧？良知良行，说的也是包含具体事物所做出的本能的第一反应，反应正确则是良知。反应错误或者没有相应的思维概念则不是良知。所以朱子说的知难行易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真知难，如能真知，行就是顺风顺水的事了。王阳明说的人有三种，很可惜，我们就是第三种人，所以要修身以伺。

可是并不是说，目不识字的老农就就做不到知行合一。反而越不识字的农民，越能做到行知合一，这也对应了王说的，良知大家都有，不需要去学习，只要把他发挥出来，就是合乎中道。为什么道家讲要修“赤子”，就是因为我们赤子的时候，一言一行，莫不中道，我们后来越学越多，也离道远矣。我理解的知行合一有两层意思：1、就是常说的“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到就要付出行动去实践。2、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正确的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够朋友，一般表现为，朋友来了有好酒。那么知行合一的理解就是，我好酒好饭招待我的朋友，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愿意这样去付出，去表达我对好友的欢迎。而不是觉得仅仅从面子上或者口碑上去招待，其实内心深处是舍不得的或者说不在乎这顿饭，但这顿招待是出于一种社会礼节而已。其实知行合一的知是知觉的意思，如果解成良知，就知行脱离了。实际阳明先生的理论跟朱子并不违背，《朱子晚年定论》可以了解下。当然他是王阳明收集来的。朱熹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可惜纠正来不及，所幸他临终前把他的理论全部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的女婿黄干。

《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可惜这书并不出名，所以只能找到古文影印版。后来黄家修祖谱的时候，王阳明还做了序，相信黄家后人至少提供了部分的朱子晚年定论。所以好好了解后更能觉得王阳明先生的伟大。并未过誉，只是我们没有好好传承。国人对儒学的理解过于死板，如中庸权衡之说都不能好好掌握，但一旦掌握错误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权衡的根本就在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按我的理论，良知既善恶观，源自原始恶和现代善。

人的本能是原始冲动的，在历史积累里，人们定义了框架，给各种行为划分善恶。简单粗暴的原始行为规定为恶，剩下的即为善。但这不是终点，高级恶诞生了，在当时框架内的法内之徒。框架升级再升级，就诞生了现代善和一堆恶。而恶的认知，源自承认原始冲动，框架对其的再创造，对框架的反叛和原始恶的痴迷。

善恶不光是行为，而且有出发、过程和结果的行为定性。现代善，一部分源自框架的现代教育，一部分是原始冲动对现代新生恶的认知接触和解决方案。知行合一似乎也是“先知后行”，不过知道后行动前只是未知，所以不能割裂知与行。

假如我知道了某个纯哲学思辨，似乎我的“行”只能是去思考理解，也就是对于我，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在思考就完成了知行；对于哲学家，思辨本身是知万物而产生的行，在思辨出生时就完成了知行。所以单纯的认知思考在某些条件下似乎也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但究其根源，似乎“知”是人感知外物所获得信息的过程，“行”则是某种手段，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总结最终成为自己的能力，整个过程称为真知真行。

那么有个疑问：如果一个人有某种可以改善肌肉和大脑的芯片，对于外物的信息可以自动传入大脑，同时在知后的一小段时间就会做得很好，那么他的知行是由芯片帮他完成的，而芯片本身是其他人的行。也就是说，对于知行合一，在获取和总结信息的过程中究竟需不需要个人主观意识？如果对象是个机器人，我们是否需要先讨论意识的概念及其本源才能继续讨论“知”和“行”的概念呢？

我认为就是:晓天理 去恶欲 。 天理就是自身结合古人教诲得到的自己的价值观 。 然后以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善恶，再留善去恶。 心学死穴在于: 每个人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人都是生存在大环境中 ，经历不同，认知自然不同，免不了有偏激之人。如果价值观树立不好，善恶区分自然不能做到，如果都按自己内心的认知行事，人与人肯定会有分歧。

良知在王阳明看来是天赋的，只要把一切不好的恶习，念头搜刮出来，把它们消灭掉，就自然知道什么是对还是错了。但是我认为良知并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是后天的东西。知道了道德标准，也就自然能够知善知恶了。而且我认为王阳明看破生命，看破功名之类的不属于儒家的东西，而是佛家的东西，并不值得去推崇。

佛家讲究的是出世，即闭世修身，只讲究一个人的修养，而阳明子的王说，继承了儒家的出世理念，除个人的道德修为之外，还讲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即把所学运用于实践，有想法就要去实现，知并行之，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同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一派。比如佛家、道家，甚至儒家的理学，他更讲究实践，济世。和柏拉图的理论简直就是神似。柏拉图从几何公理中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世界的物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而完美的物存在于高于现实的一个地方。他认为灵魂就来自那个地方，我们后天学习知识其实是一种回忆，回忆起灵魂当时在那个世界所”看到“的完美、真理。

如果说”唯心“的意思是”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那么王阳明的确可称作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不过要完全的套进去还是太勉强。要去私心得良知，放弃人后天获得的经验和外界施予的影响，完全用本心、良知、灵魂、灵明、信仰获得真理，这本身对人类来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哲学家提出了这种可能，但不代表这些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我能说出”一个在平面上存在的圆形的方块“并不代表真的可以画出这个图案。至于哲学家们说的这些关于信仰、良知、觉知、元神和真理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可以描述出来“但很难证明可以实现的关系。

宇宙本体的超越性与现世生活的伦理性如何合而为一，历代儒家都有不同的论述及工夫路径。到了阳明这里，工夫变得更加易简直截，本体变得更加清楚明了，不加一毫多余的，重叠的论述。所谓即工夫即本体，本体之无声无臭、虚明澄澈、廓然大公，生生不息即是工夫之根本路径，工夫永无懈怠，永无止境又不着一丝人力，心斋先生言曰：“不费些子力气，无边轻松快活”外在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应接往来，都是这感而遂通之本体状态自然的流行发用。

我觉得本身唯物、唯心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划分，王阳明更不能简单用唯心来概括。知行合一，我理解就是：只要心存善念，目标正确，做事情可以直接也可以迂回，不拘泥于旧章法。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创新是唯心？想得到不等于做得到，知不一定要先于行，这是王提倡知行合一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王的理论是将中国千年思想去芜存菁，拨乱反正的一次总结，而不是什么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有可能会有一些言过其实，因为有时候说出去的话，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做到。

我认为王阳明已经看破功名，踏入佛家思想，历史上的王阳明不仅是个文化人，而且还会打仗，所以他的才智能力很高。

王守仁强调审美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王守仁认识到，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理性的意志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实现存在于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中。这种体验既非感性直观又非逻辑理性的心理活动，而是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把握，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如情感、想象、直觉、欢乐、痛苦、意志等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体验亦即是生命体验，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消融的“至乐”境界。正是这审美体验，无生命、无意义的自在之物才可成为审美对象，世界才会向我敞开，意义才能生成，同时，我的心灵也会得到提升，我的存在价值才能被确证。就此，王守仁以观花为例作了很形象的描绘：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里，王守仁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于我的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我的“良知”(生命)，与我的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的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 同时，王守仁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由于意向性结构，审美主客体同时产生，不可相离，并且审美主体可达到超越时空，亘古亘今，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境界。因此，他对审美体验作了进一步论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具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这里与观花一样，王守仁强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主体心灵的主导作用。天地鬼神万物的意义和生命是我的灵明的投射，是我的灵明的延伸和另一体。同时，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我的灵明也只能是无限的天地鬼神万物的一部分，与其同体，一气流通，不可间隔。这里，王守仁对审美主体生命意识的感召，就表明其体验美学关涉到人的终极关怀。作为审美对象的天之高远和地之深广，其自身是无法体认的。只是由审美主体在“仰高”、“俯深”等超时空、冥物我的审美活动中，天地才生成了高远深广的审美意象。同时，审美主体也感到了宇宙之无限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他感叹“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但王守仁更要以渺小之灵明去征服、统摄那无限之宇宙。这是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意识! 如果没有人的意识(如死的人)，天地万物还有何美丑可谈，更无生命意义可言，世界就永远只在吾心之外。 王守仁认为，“乐”作为心之本体，圣人、常人初非有别。只是常人不能象圣人那样有“真乐”，主要在于自寻忧苦迷弃，为世事所累，不能保持一种澄明的“虚灵”心境状态。这种‘虚灵”的心理状态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虚灵”不是无知无识的空虚，而是一种“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的那种精神充实、不为世迁所累和自由的状态。由此，一旦体悟到“良知”(一念开明)，“反身而诚”，那活泼泼、怡悦自得的‘孔颜之乐”也就朗现了。为此，他提出了审美体验的两种基本方式即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自去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所谓“觉”就是指主体的心理活动，是自我醒悟，对人生真谛的瞬间把握，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升华。又说：“可知是体来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是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的。”如果前者“觉”只注重了“顿悟”方式的话，那么，这里“体”则关注的是那种渐进性的生命体验过程的方式。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或把握，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过程。对作为“至乐”境界的“良知”的体验，更是如此。前述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人生、社会、历史的统一体。“致良知”凝聚着他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情感，更是他一生在功与过、荣与辱、达与穷之中细细品味人生，体验生命意义的理论升华。用生命体验人生意义是王守仁体验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 综上所述，王学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种体现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美(至乐)只能在审美体验中把握。在审美体验中，审美主客消融，世界向我敞开，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我的存在被确证。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而细细品味人生、社会、历史更是王守仁所崇尚的。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正是这种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1、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2、根据王阳明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3、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扩展资料

人物轶事：

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