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议论文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1，民贵君轻，人民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尽心下》）无土地无以立国，无人民无以存国，无政事无以治国，把人民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可贵的是，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在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田野之民虽然卑贱，但是得到他们的拥戴就可为天子；天子的地位虽然尊贵，但是得到其赏识也不过为诸侯。如果诸侯君主的行为危及到社稷，就更换之。如果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灵效，也可以变更神位。君主，社稷都可以变置，惟有人民是永存不可以动摇的。变更君主，更换社稷，都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很显然，孟子把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君、臣、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民”凸现到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是把“民”作为国家的主体。2，君主要得民心、顺民意，与民同乐。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保证邦固国宁的话，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借上古先民对周文王和夏桀的态度说明只有与民同乐，人民才能拥护他。文王借助民力修台建池，老百姓却很高兴。王说不急，百姓却更卖力。这是因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夏桀暴戾，人民诅咒道：“时日害丧，余及女偕亡。”夏桀你何时才能死掉啊，我宁愿和你一起去死。到了“民欲之偕亡”的地步，“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孟子·梁惠王上》〉要做到与民同乐。就须顺民意、得民心。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真心爱戴拥护这个君主。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给予人民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把他们所厌恶的强加给他们，就会得到民心，人们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去归依施仁政的君主。所以，孟子概括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孟子· 梁惠王下》〉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孟子警告统治者在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救民，在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富民、利民。3，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由于孟子所处的时代条件所限，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君主专制的大框架，但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民主思想恰恰是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一，君主无道，可以更置。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用类比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如果朋友不信则弃之，士师不称职则不用。那么，如果君主不治，当然也可以废之。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1]（《孟子·梁惠王下》）这里面包含一个逻辑关系：君主行仁义之道时方可称作君主，如果不行仁义那也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只是一个“独夫”，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那人民讨伐他就是“诛一夫纣”，是合天道的的。这其实是孟子把孔子的正名思想运用为一种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第二，国家政事要征求人民的意见。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统治者的权利是人民让予的，所以治者的权力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孟子在这方面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举荐贤人，决狱刑罚，必须尊重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孟子·梁惠王下》）左右、诸大夫代表的只是少数的意见，所以不听。政事必须听取人民的意见，以国人的意见为标准，这是“政出于民”的思想。孟子是提倡“禅让”制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禅让已经不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强调举荐贤人要征得人民的同意。所以近人宋恕谓：“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3]（p51）第三，对君主权力的制约。虽然孟子并没有提出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等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也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孟子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天威压制君威，又以民有偷换天有。”[3]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他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守天的命令，其实质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但是，孟子又引用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孟子·万章上》）这就是说，天意是以民意为标准的，天意代表的是民意，那么民意也就是天意。这样一来，君主表面是受天帝制约，而实质上是受民意制约，为民众负责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4]依此推理，如果君主对人民不负责，人民便可以将其罢免。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即人民实质上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第四，给予臣下一定的独立权力。孟子说：“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1]（《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论证他的学说：比如说现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必然请专业的玉师雕琢，才能成器。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国君臣子说，放弃你的特长，只能按照我的意志去办，这同教玉师按照君主自己的意志去雕琢玉石有何区别？这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国君不仅要选拔和任用各种有专业知识的贤能之士，以各尽其才，完成治理国家的各种任务，而且要尊重人才，使他们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而不可任意干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主张含有分权的意思。第五，强调道德对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双向性，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1]（《孟子·离娄下》）。另一方面，道德尊于权势。孟子主张君臣双方在德与位的关系上是互为主从的。“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1]（《孟子·万章下》）他所说的“何敢与君友”是一种“假惺惺”的自谦，实质上是不屑于与君为友的。他所说的“奚可以与我友”则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傲，实质上是要为王者师。[3]（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包含着许多民主因素的，但何以并没有最终发展为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呢？除了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尚未具备外，我想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孟子的民本思想只强调君主的义务，而不提倡人民的权利。用梁启超的话就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4]《孟子》一书多是孟子对诸侯王的说教，劝告诸侯要“为民做主”，而不是倡导人民“当家作主”。很显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君主是施动者，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而民众则是受动者，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那么，如果有幸遇上了圣君贤王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幸遇上的是昏君暴君，那就只好被被虐待被岢压。虽然孟子有民众可以废君重立的思想，但是那也只是孟子对君主的警告，而不是面向民众的呼吁。而且，废君重立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下的暴力革命手段，是以社会动荡，人民流血牺牲作代价的。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国君并不是十恶不赦、无可救药，是难以发起革命改朝换代。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合法的、和平的表达利益的渠道。所以，梁启超说：“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之民主，其效几何？”[4]2，民本主义总是企图假借天威或道德的说教来使专制君主向历史上的圣君看齐，却很少乃至从未考虑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避免政治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天威使人畏惧，但毕竟遥远；虽然道德可以“格君心之非”，但毕竟软弱无力。于是，正如梁漱溟所说，民本“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为一不落实之文化。”[4]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民主理想只能沦为空想。当然，我们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去苛求古人的思想，古人有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指出孟子的局限性并非是要否定孟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孟子能有此宏论，本身就难能可贵，孙中山就曾说过：“依我看，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言论，没有形成事实。”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找出他的局限，只不过是要完成今人的任务——实现民主。民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灵魂，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现代性不能通过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通过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如果我们将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只有从两者的联系发展为会通，才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

从孟子与梁惠王论辩探究孟子“仁政”思想摘要：《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全书的开篇，充分体现了孟子“仁政”的思想。孟子劝谏君主要有“仁义”的美好品质，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慎修身而为“仁君”，并以民为本、行“民本”之道，从而实现孟子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仁政”之治。关键词：孟子；梁惠王；仁政思想；仁义；仁君；民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_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一百多次，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捍卫并发展了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孟子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战国时期诸子争雄、百家争鸣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一书中，“仁”字统共出现158次，仅在《孟子·梁惠王》中就出现了14次，如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仁者无敌’，王请无疑。”“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惟仁者焉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文王发政而施仁，必先斯四者。”“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仁人也，不可失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实现“王天下”思想的历史名篇，充分并集中展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孟子“仁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材料。本文将通过对孟子与梁惠王论辩的分析，从“仁义“、“仁君”、“民本”三个方面来探究孟子的“仁政”思想。一、“仁义”与“仁政”从字词的角度来解读“仁义”一词，“仁”即为“仁慈、仁爱”，“义”即为“正义”。儒家重伦理，“仁义”作为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备受孟子的推崇。“仁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其被演绎为“仁政”的重要内涵。在《孟子·梁惠王上》章句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二人便对“仁义”与“利”这两个词进行了论辩。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篇前两句便点出了论辩的主题“利”与“仁义”。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孟子能否为自己带来好处，可见梁惠王是一位很重视“利”的君主。而孟子则重视“仁义”，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不应只想着利益，只要做到仁义便足够了。孟子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如果君主治理国家只是一味地讲求利益，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私利而轻公义”，君主的国家与产业终将会被永远也不满足的大臣夺取。相反，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注重“仁义”，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公义而轻私利”，讲“仁义”的大臣是不会怠慢君主的，而会全心全意地辅佐君主。所以，如果一位君主能够做到“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那么君主的国家自然会繁盛强大，君主也会实现自己最初所追求的“利”。在本章中，孟子并没有提到君主施行“仁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在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义”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概念，就像“诚实守信”一样，指的是君子本身所拥有的一种优秀品质。有些学者认为，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辩中，孟子是将“仁义”和“利”相对立进行论辩。他们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依据，肯定地主张孟子认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会引起人与人的争夺，造成社会的不安、国家的危机。”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我看来，“上下交征而国危矣”只是孟子客观地分析了君主以“利”为导向施政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对“利”的相互争夺。孟子并没有将“仁义”和“利”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也没有明确指出“仁义”与“利”不能共存。而“仁义”与“利”是否可以共存问题的实质即是孟子的“义利观”问题。历来有很多学者都主张孟子是反对言“利”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到：“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轲特别强调这种对立。”张岱年先生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以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而陈_先生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孟子虽“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言“利”。其在《孟子讲义》中反驳道：“孔孟确实是重义。但是，他们虽然重义，却没有笼统地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他们并不把物质利益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像有些后儒一样，把物质利益视为绝对有害于道义的东西。”我十分赞同陈_先生的观点，孟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有“仁义”之心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君主治国追求“利”。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论辩中分析出，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时能够满怀“仁义”之心，那么，即使君主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追求“利”，也依然会获得他想要的“利”，此时的“仁义”和“利”两者便可共同实现、和谐共存。相反，若是一位君主一心一意只想求“利”，那么他便会在失去“仁义”的同时也失去“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义”与“利”不仅不是相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统一性。孟子主张君主讲“仁义”，看似其所关心的只是仁义问题，其实不然，仁政可以使仁义转化为天下人的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斥责诸侯们只顾自己私利而罔顾天下百姓公利的行为；而孟子主张君主应讲“仁义”、行“仁政”，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会遭受统治者的剥削与掠夺，也是为了给百姓争取更多的利益，是一种行天下之大义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孟子所反对的并不是“利”本身，而是君主过度“逐利”的思想和行为，一种求而不得、得不偿失并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危害的行为。来源：神州·中旬刊

《国家强大，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儒家的思想的精华，是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赵威后在会见齐国的使臣的时候，首先关爱的百姓的生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百姓，关爱百姓的生活，体恤百姓的疾苦，了解百姓的收入；这些正是领导的风范，是工作的指南。从这些对话就可以看出，这些对话体现了正面刻画人物的特点。例如：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因为，“衣、食、住、行”是百姓的基础，百姓是国家的基础，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没有百姓的生活的安定，就不会有和平的环境；没有衣食的生活就不会有团结的发展。可见，作者通过赵威后与齐使的问答，委婉地批评了齐国政治失当，赞扬了赵威后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赵威后又提出了“养民”“息民”“孝敬父母”的工作方法。可见，这些言论，反映了她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的清醒的认识和对“民本思想”的高度重视。那么，只要是关心百姓的生活就是“民本思想”吗？就是领导的工作作风吗？在我们的领导集体里，焦裕录就是典型的榜样。工作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与百姓穿一样的衣服（这一点是封建制度与现代制度的不同），与群众住一样环境的房屋，与群众肩并肩地走，与群众手拉手地说，与群众乐能乐的事……这样的领导正是群众的贴心人，正是群众的领路人，正是群众生活的带头人。他们关心群众的生活，了解群众的疾苦，把握群众前进的方向，富裕群众的饭食，饱暖群众的衣着，发展群众的行路，这些党的好干部，贯彻是党的新时代的富民政策；我党的集体需要的是这样的好干部，我国的建设需要的是这样的好领导，这些不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