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对现代企业的影响研究论文

在我国，佛教道教历史悠久，信教群众众多，影响广泛。近年来，佛教道教发展总体平稳，但在新形势下一些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是商业化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对于资本来讲，逐利是它的唯一目的，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做，这就是资本的原罪。而佛教的商业化，也是资本的原罪。

在面对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一些有佛教资源的地方，大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借宗教的名义，包装名胜古迹敛财创收，给了商业资本进入佛教甚至绑架佛教的机会。

现在的寺庙里面，门票要收费，功德捐款、烧高香动辄要成千上万的金钱。想进寺庙还要买门票，难道这不是被绑架的宗教信仰吗？如果烧香的高低，花钱的多少能够衡量一个人的信仰虔诚程度，这还叫什么众生平等呢？

在佛教越来越商业化的过程中，国家也是积极做出了回应。在2017年，国家宗教局等相关机构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

佛教的社会功能在于净化人心、导善社会。对于寺院来说，规范寺院管理制度，纯正发心、清净道场，同时积极探索佛教融入、服务社会的新方式、新方法，更好地发挥佛教的文化价值、信仰价值，传播有益于社会人心的正能量才是发展之道。

所谓管理，并不是某些朋友以为的谁掌握权力、谁处置权力的意义，而是说管和理两个问题。管，是完成彼此关系和制定责任；理，梳理程序和过程，使行为有序有意义。关于管理，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由众生平等引申出的自他关系。佛家以人为本，讲众生平等，就是双方的关怀平等，双方的利益平等，买卖双方是一个整体，上下关系是一个整体，一切都是不二随顺。佛教讲“自利利他”，讲菩萨行，都是主张淡化自我，更多的考虑对方，并且付之于行动，通过对别人的帮助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提高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实践，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去寻找美好、寻找企业的成功。这就是以自己为模范，带动和引导、帮助其他人共同进步，共同和谐共存。佛法一个基本思想是无我，只有去除我执、我见，才能吸收最好的建议，取得内部的和谐，这是企业管理的必然。佛法讲平等，在企业外与客户和消费者的沟通、在企业内上级和下级、平级间的沟通中，同样应以对方为中心。放下“自我”，去掉“我执”，在沟通中体现众生平等。佛教讲，你心中没有佛，当然心中就没有众生；你心中没有众生，就说明心中没有佛。市场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你调查市场，就是调查人。了解市场，就是了解人。研究市场，就是研究人。赢得市场，就是赢得人。把以上这些意思结合起来，就是“六和敬”的和谐概念，参考前面朋友的说明。六和敬虽然只是管理的一方面，却是主要的思想基础。第二，由戒律引申出的管理概念，佛教与管理的共通点是对人的工作。管理是管理别人、控制别人，这是对管理工作的误解。那么什么是管理呢？由两个字合成：管和理。管，是确定规矩制度；理，是协调关系。所以，做管理不是简单的去制服别人，而是以一定的程序、制度，使当事各方达成统一与协调，从而完成工作。说学佛只是要求管好自己，这也是对佛法的片面理解。我们学佛法不是刻板的去服从什么规矩制度，让自己成为被捆绑和束缚的木偶，而是通过对佛法的理解来提高自己认识社会、理解社会、认识他人、理解他人的智慧，而后去服务社会、慈悲众生。再一个，忍让也好，止观也好，是修行自己控制自己的，但是并不是说一个团体就不需要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行为准则。佛教僧团本身就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之一，对于组织的管理有很多经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临终前告诫我们：是“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对僧团的管理就是戒律。戒律松弛，佛教僧团就走向衰落；戒律严谨，佛教僧团就兴旺发达。企业里，戒律就是各项规章制度。成功的企业，一定是规章制度完备的。佛法讲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就是规矩准则，是企业人事管理的必然。人能自律，人能自己管好自己，这就是人间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而缘合、圆融的概念，也是内部和谐的管理方法。第三，从因缘和合，诸行无常的概念引申出企业战略的意义。佛法是可以应用于社会各方面的道理、智慧。佛法的中心有一个是无常，讲一切都是变异法，这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必然，只有发展、革新、顺应才不会被淘汰不会倒闭。佛法讲因缘和合，讲缘和果，只有把内部的管和理的概念理解，把外部发展与变化的概念理解，就是在修内和外的助缘，最终功德圆满，成就人生。

一.佛教与商业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和儒、道一起成为构成中国文化的三大传统思想。佛教是圆满揭示宇宙、人生实相的理论体系，它圆融涵盖了世法和出世法，同样蕴涵了现代社会的经济伦理和商业精神。

一方面，佛教产生与弘传的一个重要因缘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它是物质文明发达的必然产物，经济的急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促使人们体悟生死、苦乐等终极问题，而佛教教义中的“爱护生命，布施行善，遵守诚信道德等善行”则给了人们圆融的答案和圆满的精神归宿。它帮助社会大众净化思想、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随着当今时代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佛教的繁荣和昌盛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产活动又需要佛教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指导。例如，社会或企业管理中的“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的美句，其实就是源于佛教“自度、度人”的内涵，通过佛教小乘、大乘概念的对立统一，将经济行为中的利己与利他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同时，“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开展它的教化作用，也离不开各个时代生产生活的实践。总之，经济的发展对佛教的承续和发展意义重大。

佛教不但对社会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不断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的教义及其传布的原则是“契理契机”，一切佛陀的教言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从出世法和世间法的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经济发展催生了佛教，佛教的昌盛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佛教用品和佛教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及相关配套行业的出兴于世是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它的背后蕴育着可观的利润和大量的商机。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社会各界人士、乃至传统寺院的关注和进驻。

然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下，竞争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当然会“无所不用其极”，利益的驱使使得有些人的佛教商业行为将可能违背佛教的道德和精神，这对佛教是一种践踏和亵渎，对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的寺院也是一种伤害。比如，目前有很多经营佛教产品的公司或个人，然而正信者少，唯利是图之人居多，能站在弘扬佛法的立场和以佛教精神去经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佛教产品的利润往往都是高出几倍的利润，常此暴利，终将为市场经济和信众所遗弃，社会大众将会对佛教失去信心，因此，市场秩序的规范和严密将是末来必然的趋势。

三.寺院经济的商业化

佛教的繁荣与发达需要建立在稳定完善的寺院经济的基础之上。佛教传入中国，寺院的形态发生了两个阶段的重大演变，其中僧人的生活方式，由在印度为托钵乞食、不参加生产活动，传入中国后，受农耕社会的影响，僧人不但自耕自给，还参加多种形式的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活动。时至今日，由于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僧人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会迎来第三个阶段的改变，僧人必须找到一种与之适应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

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由中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工业与商业相结合”的经济社会，已经不再是过去半农半禅的山林佛教时代，僧人回归农耕经济以耕地为生已不切实际。作为寺院，正确的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去改变，去与社会相适应，这是社会信众和寺院僧众生活的需要。比如，未来可将寺院的流通处外包经营，所赚取的利润作为出家人的生活来源；以商业化运作建设寺院，发展旅游，等等。这些虽非佛教行为，然而，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佛教，佛教自然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寺院商业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倾向已经显现，并成为大的趋势，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到达一定程度时，寺院商业化将成为一个必然结果。

不论如何，佛教寺院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好僧团的队伍，加强和提高僧团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释迦牟尼佛曾经预言：“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违背佛教教义，身披僧装，却打着佛教旗号大敛信财欺世盗名者也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由此所滋生的问题和隐患是每位出家人应当戒慎恐惧的，也是每个寺院管理者应该高度警惕的。

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是在梁代，梁代历四帝五十六年，以武帝萧衍在位最久，奉佛事迹最为突出。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盘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盘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盘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 不灭论和佛教的涅盘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盘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 “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对于佛教，可以说是佞佛了，他最后在侯景之乱时，饥病交加，死于寺中。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

佛教呈现出商业化、世俗化的趋势。佛教是适应现代社会的。在服务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佛教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一些寺院也存在严重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佛教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它制约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其中高门票、灯泛滥、拍卖头香、拍卖新年敲钟权等行为都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这种行为本身就与佛教的超然慈悲精神背道而驰。

要知道，游客进入寺庙后，要给神灵献上一炷香，这种香也是需要购买的。这么多，一笔额外的费用。有人说可以从家里带，就不用买了。但显然，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游客自带香火进寺，很可能会受到寺内僧人的质疑。这样的情况往往让游客很尴尬。

论佛教的商业化，除了佛教本身的世俗化倾向。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寺庙与周边景区委、地方政府，甚至部分企业之间，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矛盾愈演愈烈。

尤其是因为门票问题，佛教名山和周边旅游景区管委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2009年底，甚至出现了少林寺上市、股份制等一些新事物。比如:一些有宗教场所的地方，近年来。一些村民在寺庙门口摆摊。影响出入境秩序，无证导游拉游客，随便说话，乱收费。更有甚者，一些导游与寺庙外冒充和尚算命的人勾结，游客钱。

这些现象不仅侵犯了游客和朝圣者的权益。而且对佛教形象和地区和谐稳定也有负面影响。以上事件都反映了当前佛寺与当地旅游部门、商业开发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才是深层原因。

事实上，开发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有许多联系。佛教中的一些资源与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有关。因此，当政府与当地开发商或旅游部门在佛寺发生冲突时，往往会偏向于经济利益。也就是佛教被地方政府当成了敛财敛财的工具，商业化的情况严重。

宗教场所要想展示宗教的正面形象，成为宗教旅游的主体，就要做到“三减三增”：

一是积极与企业和社会组织沟通，尽量减少新的商业开发，减少景观中的商业活动和商贩销售，减少以宗教名义和旗号进行的商品和服务消费；

二是要增加宗教文化传播和体验活动，增加宗教慈善活动和组织，增加宗教团体与普通信众和游客面对面的讲座和解答。

对于正在开发和未开发的宗教场所，可以提倡“三零”理念。这个概念是厦门南普陀寺在全国佛教寺院中最先倡导的。一种是零经济，不主动向信徒收钱；第二，零生意，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第三，零门槛，对信徒没有信仰门槛。

在促进宗教旅游的发展中，不应过分重视“发展”及其经济功能，而应重视“可持续发展”及其文化功能。使佛教能够回归它的本真，僧人诵经，衣着朴素，伴着有节奏的木鱼和悠扬的钟声，能够安宁和自由远离红尘；信客捧着虔诚的心来，在寺庙求得那份心中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