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的女性悲剧毕业论文

《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12月12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把孤独的童话故事串起来，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从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下面我将从女性悲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本小说。说起女性悲剧，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女性悲惨不幸的人生遭遇的作品从来不缺。萧红的《呼兰河传》最不同的，是它的叙述视角，艺术手法还有悲剧的施暴者。用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回忆儿时所经历的事，用极简的白描手法讲述一个个属于那个小城的故事，令人心酸的故事。小说的第一章就讲述了那个泥坑子，这个无论是晴天雨天都十分抢戏的泥坑子，不是淹死了猪就是闷死了鸡狗鸭猫，人的车马掉进去也是常有的事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泥坑子，没有一个人说要用土填起来。但是却有人建议说把路旁的院子拆了种两排树这样下起雨来就可以攀着树过去了。 人心啊，事情不到自己身上是不能感受到压迫感的，就算是到了自己身上却也有侥幸的心理。看热闹的心理早已在呼兰河这座小城的人心里根深蒂固了。 所以当小团圆媳妇被大神要求用大缸洗澡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过去围观。十二岁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在婆婆和邻居们的帮助下抬进了滚烫的热水里。 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 当看到小团圆媳妇倒在大缸里时，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以为团圆媳妇死了，忙着跑过去拯救她，竟然还有心慈的人流下了眼泪来。 看到团圆媳妇被烫到昏迷时，大家开始扮演起了善良的同情者，一句句心疼的话不合时宜地说了出来。但是当大神说还要再洗两次澡时，大家看热闹的心又占据了上风，困得不困了，要回家的又精神了。 洗一次就昏了过去，洗两次又该怎样了？洗上三次，那就不堪想象了。看热闹的人的心里，都满怀期待。 杀死小团圆媳妇的分明是这些看热闹的左邻右舍。是他们助长了大神的威信；是他们让婆婆爱面子的心得到了满足；是他们一个个说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主意，轮番在小团圆媳妇身上试验。小团圆媳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 可怜的王大姑娘也是在她们的冷眼旁观中离开的。当王大姑娘还没和冯歪嘴子好的时候，大家看到王大姑娘没有一个不夸赞的。 夸她打水快勤快是个兴家立业的好手，夸她大头子眼睛长得好，考她膀大腰圆有福相，人人争着说要给说个媒。但是当她和冯歪嘴子好了有个孩子后，大家又开始说她那样坏。说女孩子不该像她那样应该秀气点，说王大姑娘力气太大，说她眼睛长得不好，说她辫子长得也太长了，说她怎么看上了那样一个灰秃秃的磨官。 于是，一群看热闹的人又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他们偷偷摸摸跑到王大姑娘家去看看大冷天的孩子是不是冻死了，有人看到了冯歪嘴子的炕上有段绳子，就传说冯歪嘴子要上吊，于是三十多口人跑去看热闹。 看热闹，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热闹？看着比自己弱的人过得多么不堪，然后再安慰自己过得很幸福吗？或者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太“不合理数”了，就该被人看热闹般的对待？ 从泥坑里看人性。大家只想看热闹，只想吃着便宜的瘟猪肉，从来不会将心比心的为他人着想。泥坑子就是呼兰河小城的一面镜子，泥坑子存在着，像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这类的悲剧就不会消失。 呼兰河小城人的冷漠、自私、嫉妒，成为了女性悲剧的助力。 小说的第二章第四节讲到了逛娘娘庙大会。 娘娘庙里比较清净，泥像也有一些个，以女子为多，多半都没有横眉竖眼，近乎普通人，使人走进了大殿不必害怕。 老爷庙里那些泥像，眼睛冒了火，像老虎似的张着嘴。所以在老爷庙上磕头的人，心里比较虔诚，因为那泥像身子高、力气大。 男人打老婆的时候就说“娘娘还怕老爷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于是，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女人温顺听话也是天理。所以，女子的一切都只能是被安排好的样子，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 小团圆媳妇做错了什么要遭受婆婆的毒刑？ 就是因为她不像个团圆媳妇！“ 见人一点也不知道害羞 ”“ 吃饭吃三碗 ” “长得那么高！”“眼睛骨碌骨碌地转”…… 就是因为这些再正常不过的事，小团圆媳妇就遭受着婆婆的欺负，被欺负还不能有怨气，否则就罪加一等，无法无天了。 为什么十二岁就不能长高？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是羞答答的？为什么连多吃一点饭也成了错？这些对女孩评头论足的标准是谁定的？依据是什么？ 可怜的小团圆媳妇，她才十二岁啊。本该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就被迫承受着与年龄不符的痛苦，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那些束缚着女子的条条框框，还要害死多少人才肯罢休？为什么大家愿意用死的东西来囚住活的人，鲜活的人？ 故事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女人们，而这些“吃人”的人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 小说里的周三奶奶，杨老太太，团圆媳妇婆婆，大孙子媳妇等女性都是施暴者，是她们整天闲言碎语，议论纷纷，恶语相加，对同为女人的王大姑娘和团圆媳妇苛刻至极。 她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无意识的杀人团。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是他们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 。 别人好，她们极力纠错；别人不好，她们鼓掌雀跃。同样身为女人，她们不会理解和同情偏要幸灾乐祸，不会保持沉默偏要火上浇油。 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她们的精神，扭曲了她们的灵魂。她们继续着这种摧残和扭曲，企图“世界”秩序的“平衡”。 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 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 在呼兰河畔，人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从书中感悟人生，体会人生百态，然后好好珍惜当下拥有的。感谢，感恩。 谢谢阅读！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