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少卿契丹研究论文

辽国的语言是什么 契丹字 包括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契丹民族在建立了契丹王朝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曾参照汉字先后创造了两种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神册五年 (920)由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所创制的一种契丹大字，共三千余字。后来又由耶律迭剌创制的已发展到拼音文字初步阶段的一种，称契丹小字。两种契丹文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辽灭金兴，契丹字又与女真字和汉字并行于金朝境内。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完颜璟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契丹字在金朝境内遂渐绝用，但在中亚河中地区的西辽则继续行用。至明代已无人认识。 由于辽代书禁甚严和战乱等原因，除了宋人王易《燕北录》中摹写了五个契丹字的牌子外，没有任何契丹字的书籍留传下来。现在传世的契丹字资料都是本世纪陆续出土、发现的，主要是些碑刻、铜镜、印章、货币和墨书题字等。国内外学者多数认为，辽太祖耶律亿陵纪功碑残石和西孤山出土的《萧孝忠墓志》所镌为契丹大字；辽庆陵出土的皇帝与皇后的哀册所镌为契丹小字。 研究契丹文字，对于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方民族语言有重要意义，因而契丹文字资料出土后，中外学者竞相研究契丹文字。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读。由于契丹小字的资料出土早，而且又是拼音文字，所以研究它的学者多，成就也较大。1934年前后，由中国学者王静如、厉鼎煃和罗福成运用比较的方法释出了包括年号、年月日、干支和数目字等的契丹小字，但忽略了字音的构拟。50年代初，日本学者山路广明、村山七郎、长田夏树等人，各用不同的方法向拟音的方向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70年代中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入手，把释义与拟音结合起来，因而取得了某些突破。他们释出三百多条语词(连同前人成果，共达四百多条)，并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连同国外学者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共达一百四十六个)，还分析了二十多种语法成份。以《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和《契丹小字解读新探》为题发表。被一些国外学者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和“契丹文字解读的新阶段”。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契丹小字研究》专著。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现代学者们名之为原字。据现有资料统计，共有原字三百七十八个。每个单词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排列组合而成。 契丹大字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草创阶段，只有阎万章、刘凤翥和日本的丰田五郎及长田夏树发表过专门研究契丹大字的零星论文。两种契丹文字距离彻底解读都还很遥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辽人是什么民族？ 辽人现在是满族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辽金两朝使用什么语言文字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 女真文和汉文是金朝通行的官方文字，其中女真文是根据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而制成的。女真族原采用契丹字，随着金朝的建立，完颜希尹奉金太祖之令，参考汉文与契丹文创造女真文，并且在1191年八月颁行。 北宋，大理，西夏，辽国用的语言，文字是一样的？ 使用的，只是辽国和金国都有模仿汉字形成的本民族文字——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是两种文字由于模仿汉字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本民族语言不配套（不像西夏文流传广泛，党项人的语言羌语与汉语同属于汉藏语系），造成很难学习，造成只是本民族上层所使用的文字， *** 和本民族下层通用汉字，之后契丹文在金国后期就失传了，而女真文到明朝后期被模仿蒙古文形成的满文取代。 zhidao.baidu/...M18h2a 一些国家的语言中用“契丹”的音译称中国,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当时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的鼎盛！ 现在俄罗丝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直译过来是“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俄语名称，直接翻译过来是“契丹人民共和国”。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 *** 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在他们眼力认为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契丹民族的对世界的影响。“契丹”作为中国通名的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经成为华北主要各族（契丹、 *** 、女真、渤海等）的通称。契丹族现在早已在地球消失。但“契丹”的影响横跨欧亚，直至今日。现在他们大多融入中华民族汉族的血液。 契丹民族兴起于公元4世纪，亡于公元13世纪在历史上存在了900多年，契丹民族在隋朝时已经相当强盛，但被大隋及突厥所压制。由于突厥被唐朝所击败，契丹一时“臣服”于唐朝，但唐从未真正征服契丹。契丹时常反叛。经过安史之乱后，汉民族再也没有力量阻止契丹的强大与崛起。当汉民族陷入连年混战四分五裂之时，契丹人正修养生息逐渐崛起强大。公元907契丹人建国，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为契丹主，并八部为一国。公元916年太祖阿保机称帝，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相继征服周边各部，攻营平、辽东，俘掠燕赵，公元926灭渤海，公元927年耶律德光继立援石敬塘，叛后唐建立后晋，晋割燕云十六州(又名幽蓟十六州，地界相当于以今北京市大同市为中心，东至遵化，北迄长城，西至山西神池、繁峙、宁武，南至河北(保定河间)。)给契丹国。(燕云十六州分别为云州、朔州、武州、幽州、蓟州、妫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应州、寰州、儒州、瀛州、蔚州)，公元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契丹人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辽国的疆域幅员万里，东濒太平洋；北至外兴安岭克鲁伦河，色楞格河和贝加尔湖一线；西近阿尔泰山，包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与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为邻；南逾鸭绿江、长城和大戈壁河北中部、山西北部，同高丽、西夏、北宋接壤。按有些现在中国人把吐蕃、回纥、南昭、高丽等地看成大唐的疆域这种不顾历史事实、 *** 、自淫的看法。那大辽帝国的疆域将包扩西夏、北宋与高丽等国的等等疆域。因为这些王朝或向辽朝缴纳“岁币”，或干脆称藩受封，作为附庸。契丹人建立大辽国曾统治著女真人、西夏人、朝鲜人、及燕云十六州众多的 *** ，还有蒙古人的祖先蒙古高原上各个原始部落的人们都归于大辽的统治。契丹人还曾在五代时期占拒中国的中心开封。（上到三皇、五帝，下至五代十国，中国的首都有一大半定都在河南开封）。契丹称霸亚洲，影响远及欧洲。 辽享国共九帝，太祖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辽穆宗耶律璟，耶律贤（景宗），耶律隆绪（辽圣宗）， 耶律宗真（兴宗），辽道宗耶律洪基，耶律延禧。追封3帝，义宗倍 ，章肃皇帝李胡，顺宗浚。 辽国的都城在上京临璜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全国划分为五个行政区辽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五道共辖“州、军、城百有五十六，县二百零九，部族五十二，属国六十”。 辽并不向其它的少数民族政权那样，企图以胡化汉，而是主动接触汉族文化。辽太祖及其子倍都非常羡慕中原文化，他们按照......>> 潮州话的鸡母企辽个什么意思 就是在家庭中女的说了算，男的没地位。 普通话是哪个朝代有的？ 一般说来，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北京话形成于清朝。它的直接来源有三部分：燕京语、辽南语与满语。不仅仅传统满语是北京话的重要来源，燕京语与辽南语，本身也与满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燕京语，是指满清入关以前，明朝首都北京地区通行的语言。虽然是明朝的首都，但是历史上这里一直是汉胡混杂的地区。远到北朝时的鲜卑各族，近到把北京当作首都的辽、金、元各朝，北方少数民族一直在这一地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匈奴，突厥，辽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的关系？？？ 关系不大 是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祖先 只是在的方位差不多。建议到百度百科里去查下 那里资料很多的。 辽b771亅1车主是个什么样的人，满嘴脏话，有娘养没娘教育的东西 你查询的是 辽B·771亅1 类型：民用车辆号牌 省份：辽宁 城市：大连市 车主信息需到车管所查询 智斗辽王的短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用简要的语言概括 “作文之事,贵于专一,专则生巧,散乃人愚.”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主旨不能分散.一篇文章如果既想说明这个问题,又想阐述那个观点,东拉西扯,必然立意不明确.其实,想面面俱到肯定会面面 不到位,况且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与其“贪多嚼不烂”,不如集中笔墨表现一个中心,即使是通过数件事来表现中心,也要做到紧帖中心行文,目标始终如一,着墨于材料与中心的结合点,使材料蕴涵的力量全部直指中心. （三）立意要新颖 文章最忌随人后,人云亦云,新颖的角度是作文创新的核心.立意新颖要求跳出陈旧的框框、不按顺向思维、习惯思维或原有的心理定式进行立意构思,而是以独到的视角去审视题目中所蕴涵的另类内容,避开他人所常写,写别人所未写.即使同一写作对象,总是可以从许多角度切入,只要我们打破思维的定式,站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

作者 胡珉琦

针对一项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重要研究，中外学者在顶刊上展开了多次争锋。

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副教授孙雪峰等研究论文《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该研究使用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抵达华南地区不超过六万年。

这一结果推翻了2015年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等机构在《自然》发表的研究结论，即“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

如今，事件有了最新进展。5月2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同期刊发3篇来自古脊椎所、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多位学者的评论信，质疑孙雪峰论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他们提出，孙雪峰的研究存在“指鹿为人”、碳十四年代测定不准确、数据分析不规范等多个方面的缺陷。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认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就是古DNA和碳十四测年的重复实验。但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科学家或许只能选择继续等待，而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争议源起：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

前者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霸主。

后者则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走上现代人演化的道路。

这一争议的热点地区，恰好就在东亚。 要想拼凑出现代人在 东亚地区的起源与演化的拼图，湖南道县福岩洞扮演着关键角色。

2011年9月至2013年底，古脊椎所、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福岩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47枚古人类牙齿。

经科研人员测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了。2015年10月15日，《自然》发表了古脊椎所刘武、吴秀杰等所做的这项工作。

当时，福岩洞人年代的推测主要依靠两方面证据。

首先，在地层中，除非有过大的扰动，一般总是年轻的层位在上面，古老的层位在底下。如果化石层位于中间，那么它的年龄也就介于上下地层的年代之间。于是，科学家对化石埋藏的上下地层进行了铀系测年，结果显示它的范围在 8~12万年前。

其次，从生物地层学分析，和这些人类牙齿同在一起的动物群组成呈现出了晚更新世早期的特点。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他们还对一枚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接近检测上限。

这项研究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典的非洲起源论中，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都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

根据已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位于4.5万~5万年前。由于古人类化石非常稀有，东亚地区是否存在5 10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福岩洞人的年代推定属实，他们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就比到达西亚和欧洲的现代人早至少3.5~7.5万年，那么福岩洞人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还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吗？或者他们是更早出走的那一拨？他们和东亚大陆早期古人类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吗？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然而，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孙雪峰等人的论文，又把这一问题拉回到了原点。

2019年，他们在福岩洞新找到了两枚“人类牙齿”和多枚哺乳动物化石。

这一次，他们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牙齿”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建立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同时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根据这两项测定结果，他们得出了福岩洞人距今仅有9000多年 历史 的结论。论文最终作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在复旦大学官网的报道中表示，“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对同一地点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分析得到的年代推定结果，整整相差了一个数量级，究竟哪一个更接近 历史 的真实？

争议一：指鹿为人？

古人类学家要想还原人类演化的路径，会依靠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技术，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到考古学、地质学、埋藏学、测年技术以及古DNA技术等。

其中，田野发掘、化石的功能形态鉴定可以说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立身之本。推翻刘武等研究结论的最主要证据来自孙雪峰等2019年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编号分别为FY-1HT和FY-2HT。

但前提是，这两枚牙齿必须与当年的47枚来自同一地层层位，从尺寸上形态上也都是同一类型，才能进行测年比较。

但刘武等在质疑文章中指出，这篇论文除展示了一张低分辨率照片外，没有提供“人类牙齿”发现具体位置的准确信息，也没有这两枚牙齿任何的形态、尺寸等解剖学信息，更没有指出与此前福岩洞发现的47枚牙齿中的哪一类、具体哪一件标本进行了比对。

“这样的研究论证方式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解剖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刘武直言。

而这篇文章最大的争议点恰是来自化石的形态学鉴定。

质疑文章提出，经过多位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 FY-2HT的牙齿并非人类牙齿，而是草食类动物——鹿类的门齿。

西班牙人类古生态与 社会 进化研究所古生物学、动物考古学和埋藏学专家Palmira Saladi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FY-2HT的牙根和牙冠的形态以及磨损模式，均不符合人属的鉴定，而属于鹿科。因此，所有来自该标本的分析和解释(年代测定和古DNA)都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并拒绝它们。在我看来，鉴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结果。我不明白DNA分析怎么没发现这个错误。”

孙雪峰和李辉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原论文中化石形态学鉴定由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大学Darren Curnoe负责。但截至发稿，Darren Curnoe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科学报》作出回复。

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回应文章中只是解释，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但刘武表示，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与鹿牙对比.（A） 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出土的鹿类门齿；（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 （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发现的人类下颌侧门齿；（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争议二：“人类”线粒体古DNA从哪儿来？

假设编号为 FY-2HT的人类牙齿实为鹿牙，为何能从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古DNA？这是这项研究最为吊诡的地方。

这枚被检测出人类DNA的牙齿是否有可能被污染？原论文第一作者、负责古DNA检测的复旦大学 科技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始终对数据负责。

王传超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古DNA的两端会出现碱基的变化，跟现代人的DNA序列有明显区别。根据论文公开的数据显示，孙雪峰等人确实提取出了古DNA并且对污染率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是污染率很低，达到了古DNA的数据质量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类DNA 获取技术的提升，在土壤、粪便、湖芯，甚至是空气样本中科学家也能检测出人类DNA，这些DNA 通常被称为环境DNA或者沉积物古DNA。

FY-2HT的“人类”线粒体古DNA究竟从哪儿来，似乎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争议三：碳十四测年存在污染？

碳十四测年法是确定化石标本年代的一把利器，这是最著名的一种放射性测年法。但是，碳14测年有个致命弱点，无法用在非常古老的材料测年上，因为碳十四衰变后剩余量会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很难精确计算。

2015年，负责福岩洞动物牙齿化石碳十四测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研究团队测定的年代为39000年左右。

孙雪峰认为，这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福岩洞遗址现代人出现的时间，支持其团队观点：现代人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6万年。

但吴小红解释，这个数据接近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有机物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高限，再加上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不佳，这一结果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的描述。

与之相对的，孙雪峰等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不足1万年，与“人类”线粒体古DNA推断的年代相匹配。吴小红认为，这种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污染导致的。

“越古老的样品，污染的风险极高，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吴小红说。

首先是样品的前处理过程需要严格的控制和把关。孙雪峰等的文章中没有对碳十四测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进行清楚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测年结果可靠性的判断。

其次，加速器质谱碳十四的测年物质要可靠。孙雪峰等文章中大多数样品采用的是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进行年代测定，但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这种方法，而是按惯例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中，检验胶原（明胶）蛋白质量的是碳氮比值（C/N）。

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比值，而且它的数值(46.2) 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吴小红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摒弃。

“事实上，该文中绝大多数胶原蛋白测年样品都没有提供C/N比值，那么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胶原蛋白的样品没有证据证明是排除了外来污染物影响的。”吴小红强调。

英国牛津大学同位素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和德国马普学会人类 历史 科学研究所Katerina Douka在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这些问题。

Tom Higham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质疑了孙雪峰等在论文中没有使用目前最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法，尤其是他们提取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低，会造成年龄被显著低估。他表示，“样品实际年龄很可能比他们的测年结果要老得多”。

遗憾的是，孙雪峰等发表的回信对其在原文中使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依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

解决争议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就目前来看，福岩洞人类化石的确切年代是什么，现代人在东亚地区起源与演化的 历史 如何还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王传超认为，解决眼前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既然化石样品来自同一洞穴，双方团队可以提供部分样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重复实验。

不过，重复实验在现阶段还很难实施。仅是学术争议，没有机构可以强制要求进行重复实验。

而且，古人类研究的重复实验是有条件的。

原论文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的古人类牙齿化石非常有限，碳十四测年和牙根的古DNA检测又都是有损检测，很难进行二次实验。

因此，孙雪峰等在回应文中也指出，希望古脊椎所能对其保存的福岩洞人类牙齿样品开展古DNA检测和碳十四测年，从而进行结果比对。

事实上，2015年，刘武等就委托专家对其中一枚保存最为完好的人类牙齿提取古DNA，但由于南方洞穴的气候条件非常不利于化石保存，这一尝试并未成功，碳十四测年也只在一枚动物牙齿中完成。

可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候就只能等待。”王传超认为，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刘武告诉《中国科学报》，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古DNA检测会在合适的时间排上日程，毕竟五年过后，古DNA提取技术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古人类研究历来是个热闹的江湖。自从古DNA技术横空出世，解决了许多原先僵持不下的争议问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目前，受到人类化石数量、保存条件以及技术进展的局限，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统江湖，而是需要依靠多种技术方法相互印证，尽可能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证据等级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每项研究在野外化石采集及实验室处理，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等方面都应该严格按照学术流程和规范进行。

在这一学术争议事件中，还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程序的合理、合规是得出可靠结论的基本前提。刘武和吴秀杰指出，合作交流、质疑争论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的今天，一篇从样品数据采集、测试分析、论文写作都存在瑕疵的‘顶刊’论文，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反思。”

参考文献：

doi:10.1038/nature15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