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简政放权的毕业论文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理论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演进，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已高度发达，并日益与国际接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 前 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就改革而论，理论超前，实践滞后；就开放而言，理论滞后，实践超前。究其原因，开放领域中的改革力度不够，理论探索乏力，思想解放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大的突破：突破外贸垄断论，逐步形成市场竞争的理论；突破国有外贸公司政企不分论，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理论；突破外贸的单一经营论，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的理论；突破单纯商品贸易论，形成商品贸易为主、服务贸易为辅的外贸理论；突破关税“无用论”，形成较为科学的关税理论；突破引进外资上的“卖国论”，形成较为系统的外资理论；突破“无债论”，形成完整的外债理论；突破汇率上的固定论，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理论；突破外援上的“无偿论”，形成了外援与外贸、外援与外向投资的挂钩理论；突破地区封锁论，形成开放“窗口”理论和“梯度”开放理论。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外贸领域的理论、政策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探寻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总结未来发展的思路与方向。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了前苏联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即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该理论要求直接根据计划配置经济资源，以取代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做法。此外，外贸体制中的国家垄断思想也是中国旧外贸体制的理论基础。在沿用列宁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根据建国初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对外贸实行国家专营，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 改革的初始阶段（1978-1986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经过1979年一年的准备，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启动。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首先，自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其次，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第三，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虽然起步，但由于国家对外贸易仍实行统负盈亏，外贸企业财务软约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由这种外贸“吃大锅饭”的根本问题派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改革任重而道远。 改革的第二阶段（1987-1990年）——外贸承包，财政包干。针对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开始试行以3项指标为内容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1988年起在全国推行以省、市、自治区为主的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外贸体制。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汇率、税收等为主要杠杠的经济调节体系，推动外贸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实践证明，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初步改变了责权利分离的状况，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的发展。第二阶段改革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外贸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展开。外贸承包责任制，即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外贸、工贸专业公司向国家实行各项经营承包（具体承包为出口收汇指标、出口换汇成本指标和财务盈亏指标3项指标）。 正如学者李雨时所说，外贸体制改革的方向，仅仅提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是不全面的。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看是参加国际交换的各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以货币形态反映出来的差异。中国出口产品发生亏损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中国在工资成本低廉方面的优势抵偿不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所以，应当明确提出出口生产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负盈亏，并在此基础上使外贸企业逐步做到自负盈亏。 改革的第三个阶段（1991-1993年）——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国务院于1990年底决定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于1991年开始实施。这次改革使中国外经贸易管理体制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出口的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企业自主经营有利于出口生产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保证国家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这一改革使中国外贸体制在自负盈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更便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也更适应国际贸易规范的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了外贸企业出口自负盈亏的改革，取消了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对出口总额、出口收汇、上缴外汇仍维持承包制，但改为一年一核承包指标。二、改变外汇留成办法，由过去按地区实行差别比例留成改为按大类商品实行统一比例留成。三、调整了出口商品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缩减了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商品的范围。从1992年起，基本上取消了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的总量计划，允许绝大多数进出口商品放开经营，少数商品实行公开、透明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四、改革关税制度。1992年1月1日起，主动降低225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1992年12月31日起调减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调个百分点；1993年12月31日调减2998个税目的进口关税率，平均降税率为。五、深化外贸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革，推动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同时，推动外贸企业开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形成若干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以外贸为龙头的贸工相结合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改革的第四个阶段（1994-2002）——汇率并轨，宏观调控。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一、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三、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四、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五、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 学者佟家栋指出，从宏观方面分析，尽管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逐渐弱化，但是，国有外贸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或政府附庸的地位仍然存在。在我们强调增强外贸企业经营活力让其自负盈亏时，在宏观上又否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否定了企业以获取最大限度为目标的运行机制。因此，外贸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尚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要坚决割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期使外贸企业能够独立经营。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外贸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形成内在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及强烈的竞争意识。 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对现行外贸体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与WTO多边规则相适应；另一方面，要针对加入WTO的影响，做好相关应对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扩大出口，合理调控进口，确保对外贸易的平稳运行。进口调控的原则是，要运用WTO允许的手段合理调控进口，努力实现进出口总量平衡，同时重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重点：一是按照WTO规则完善进口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配额、许可证、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和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为进口调控提供根本依据；二是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三是做好某些重要工农业产品的进口调控工作，加强跟踪，及时反馈，统筹应对。在优化进口结构方面要做到：一是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IT等高科技产业调整的机遇，加快引进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先保证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满足国内生产需要，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三是对不会冲击国内的产业和企业，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的商品，适当增加进口。四是对搞重复建设和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减少不利影响。 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一步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并相应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为中国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体包括：统一各类企业外贸准入标准，让各类企业享有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的权利；积极引导外贸代理制的发展；建立外贸诚信经营和退出机制；完善进出口商会体制。2007年后，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除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外，已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的开放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模式也逐步以全球为基点，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优化组合，以最适当成本，把最合适工作放在最合适的地方，这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是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对外经济互利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结 语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更新，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标，前者服务和服从于后者，为后者所决定。即是说，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两者必须统一，否则，经济体制会影响经济发展，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但是，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战略有反作用，可以制约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战略未作变更的情况下，经济体制可以作适当变动。建国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只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为主）——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统制型体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国民经济、克服过多的贸易壁垒发展生产力等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有重点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 通过对30年来的外贸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外贸的巨大进步可以从外贸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两方面进行管窥。体现为：一是对外贸易经营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经营格局；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速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外商投资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到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三是计划经济下的关税制度逐渐被打破，新的与国际贸易惯例相适应的关税制度逐步建立，税目设置和税率水平与世界的国际贸易规范更加接近，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步伐加快。四是外汇管理制度由计划管理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尤其1994年的汇率并轨及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取消外汇留成制和上交外汇任务，建立外汇指定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等改革措施，促进了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从我国已进行的改革来看，—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外贸体制必将最终形成。 中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仍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致，即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在经济发展上最有效的经济体制。今后的中国外经贸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这个总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摘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存在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行政化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唯政治，轻认知的问题。提出要引导好突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利用好突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去掉高校的行政级别，制定大学法，建立高校的董事会制度，改革拨款机制等，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环境。关键词： 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改革； 路径依赖温总理在北京35中听课后的发言中指出：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多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成效不大，我们认为主要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着严重路径依赖，一次次的改革，一次次的自我强化，没有突破，继续在低效率的制度环境中运行。文中所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指中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政府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的关系为其核心。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革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关系。前者称为办学体制，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而言，后者叫作管理体制，则针对校内管理。近2O多年来所进行的系列改革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的，就目前来看效果不甚明显，反而出现倒退的迹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简称《决定》)。《决定》首次承认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规定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和省级人民政府管理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责，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管理权限的8个主要方面。该规定可以看作1985年《决定》的具体化和补充。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是要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 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 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这个文件的出台可以认为是揭开矛盾，触及实质。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意见》，199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都可以视作《纲要》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基本形成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职责分明，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经费投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为主，条块有机结合的体制框架，并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和立法，划分、规范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权力和义务。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文件主要是从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的关系角度进行了阐述。尽管也提出政府部门的教育行政管理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但是，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作为办学者的高等学校，能否依法充分行使权力方面。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还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法人资格。《高等教育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点从法律上予以规范，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涉及体制改革这样的阶段性问题。1998年教育部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高等学校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形成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而办学体制改革，与年《意见》相比较，概念已经缩小，主要是指举办体制，即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E4]1999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到进一步简政放权问题，放权，主要是指中央向地方放权，重点仍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虽然也提出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5 有很强的原则性。教育部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改革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清理教育行政许可项目、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问题。《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除了强调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体制外，还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命题，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规划纲要》主要是从校内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论述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将现代大学制度定位到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因此所述内容仅限于校内诸项事务。历经改革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一方面，政府更加强化了对高校的领导和管理，高校进一步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学犹如官场，加上了各种级别；另一方面，政府还是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法管理高校，表面上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实质上还是把高校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延伸，对高校的人事、招生、专业设置等本应属于高校的事物全都管了，事无巨细，一管到底，高校基本没有自主权。从国家层面而言，教育部等行政职能部门对各高校的行政影响力过多、过大。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方面以《高等教育法》为起点，建立起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了规范的制度框架，但是存在些问题：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对校长和党委及党委书记的职务界限划分不清，导致制度上的冲突，搞好工作要靠书记和校长的悟性来配合实施，否则就会造成内耗；二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学术权力被弱化，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一套保障学术权力运行的制度，而是靠校长等管理层的喜好来运行；三是，高校内部的教代会、工会基本被边缘化，不能代表教职工群体的利益，使得教职工的利益诉求平台缺失。周川I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分析》中指出现在的高等教育改革是：目标偏移，对象模糊，主体缺位，路径不明。我们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状态的最主要原因是存在于改革中的严重路径依赖。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实现由计划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上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这种过程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就是说，一是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激励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的快些，方便些。二是因为一种体制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机的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的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就即便是新的体制比原有的体制更有效率。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接受了进一步的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初始的改革倾向于 为后续的改革划定范围。高等学校行政化、级别化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客观上，行政治校造成大学自主改造的能力欠缺；主观上，大学仍旧没有对自身体制改革达成共识。不完善的体制导致官本位泛滥，官本位泛滥造成体制被架空，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深深的影响着大众的行为选择，学而优则仕，成为大众的共识，高等学校的行政化、级别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在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附庸于官位上的利益和租金的诱惑下，潜在的创新型人才和优秀人才被鼓励去参加各种行政岗位的选拔和竞聘，被聘任后成为决策、管理层的一份子，于是获得了包括租金在内的各种捆绑在官位上的高额福利待遇，决策、管理层的寻租活动加大了社会以及学校内部的分层与贫富分化，进一步的造成了社会、学校内部的动乱和不稳定，新的考核与竞聘又重新开始。、这条路线在行进中，由于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主观主义模型的作用增强了这个进程。也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为了配合这种路线的实施，会主动的生成一些配套制度，使这条路线更加完备，更便于实施和操作。但是优秀人才、潜在的创新性人才是有限的，高额的租金和福利把有限的生产性人才引向了非生产性领域，潜在的创新性人才脱离了科学研究领域和教育教学一线，从而使得科研领域失去了创新的推动力，制度变迁也就失去了原动力。沿着这条路径的发展结果是，中国的大学摊子越来越大，其中乱象丛生，危机重重。主要表现就是大学与真实的有意义的社会需求脱节，与人民大众的基本诉求脱节，官僚化、教育腐败、学术造假等等怪现象盛行。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推进的路径依赖利益集团是指任何一个力图影响公共政策的组织，这种组织是由少数公共利益特别是有共同经济利益的投票人组成的。行政官员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拥有特殊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可能满足形成利益集团的其他条件，他们不仅是某些利益的代表，同时还是那些利益的直接所有者。这就是说，在某些场合下，官员们只有互相串通一气，才能最好的形成并最终实现其利益。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来源：一是充分利用手中的被合法授予的管制权来人为制造租金并努力的占有它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所指的就是这种现象。人为制造短缺是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活动方式，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稀缺性，又可以要求国家在本地区或是本行业投入更多的归其使用的资源。二是官员们及亲属直接从事自己或自己人保护的经营活动。此外，充分灵活地利用手中人事任免权来维护本利益集团的团结和稳定，从而巩固既得利益的活动。基于此种背景下制定出的政策，几乎可以断定是非中性的，是偏袒自己人的。三是凭借对立法过程的影响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要求。在现行的制度下，行政与立法两项职务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制度带有非中立性。此外，考虑到官员阶层的人数相对较少，考虑到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信息的占有和不对称性，导致他们对立法程序的影响，对法律条款的把握以及对法律实施后果的理解等等，都会比常人要大，要准确，要深刻现在大家都说教育部以及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利很大，他们可以任命各大高校的校长、副校长，他们手里掌握着政府给予高校的各种资源，他们也习惯了现在的这种工作方式，对教育、对大学的管理方式。高等学校的校长们也习惯了跑步前进，为了获取资源，他们愿意多出租金。改革原有的体制，出台各种制度、政策，这样必然会触及到这个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按照理性人的假设，每个理性人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然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是不会接受这种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利益集团自然还会沿着原有的路径实施变革或是阻碍变革的顺利进行。唯政治。轻认知的路径依赖中国教育长期受到类似于法国教育家涂尔干教育控制论的影响，并不断强化了这种影响。涂尔干教育控制论的观点是：一个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一定时期教育的基本取向和教育的目的，教育通过其社会化的作用，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理想的成人，并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延续，国家对教育起控制作用。国家应该发挥对教育的控制作用，教育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影响o[gj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唯政治，国家利益至上，强调的是培养接班人、建设者，在这种路径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加大了教育的控制范围，边界划分不清，而且还有扩张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认知规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还违背客观规律。高等教育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大学是一个传播知识，生产知识，追求真理的学术殿堂。追求真理不能讲下级服从上级，也不能故意拔高，弄虚作假或是追求效率；追求真理必须实事求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必须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办事，否则就会违背规律，受到惩罚。从1952年起，唯政治，轻认知开始抬头。为了获取前苏联的支持，我们全面学习苏联，办学体制出现混乱。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又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实施工厂一样的管理。世纪60年代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2O世纪年代初期以后，新一轮的院校合并，不是理顺高校体制，而是加大经费的投入。结果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腐败的效果。2O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在大量投入经费的同时，又开始对高校实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这一系列的改革，我们没有按照认知规律，不是根据大学的本质属性把高校作为一个特有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衙门来进行管理。这就是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落入目前糟糕状态的原因和路径。三、突破路径依赖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接受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采访时，将路径依赖简单的概括为：起点与所走的道路，将决定未来的选择。[10]路径依赖本身导致的问题可能会使一个经济体或是社会深陷于无效率的均衡之中，深陷于无效率的制度困境之中。从理论上讲，摆脱无效率的制度锁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善于把握机遇，借助外生性力量，控制好内生性力量，也是可以办到的。冲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内生力量是经济体内部的力量，因为无效率本身会使得经济均衡走向外在的约束临界，从而在社会内部寻找到巨大的冲破力量。按照青木昌彦关于相关域内部累积极性影响所举的例子：一是在一定的再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已经导致了资产、权利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公平等，这些规则的合法性在域内受到普遍的质疑，并超过了临界规模；二是对现存制度安排属于中性或略微缺乏效率的变异者数目以及变异者能力在域内部已经积累到显著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无效率的经济均衡便出现了，冲破路径依赖的内生力量便会产生随着人民大众认知能力的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得不到满足，便寄希望于新的制度的产生，新的均衡的出现。现在社会各界对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批判，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各种要求便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强有力的内生力量。作为执政者理应顺势而动，把握好这股力量，引导民众参与到制度决策中来，打破原有的无效率的制度均衡，建立符合大众利益诉求的新的高效的制度均衡体系。冲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外生力量也叫外部威胁，由于无效率的制度本身可以自我维持，所以社会经济体内部找不到自身的冲破无效率制度的锁定的内部力量，这时要摆脱无效率的制度均衡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因为经济体系本身的无效率，使得外部经济体来说试图控制或进攻这一经济体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外部威胁会改变经济体内部的内部均衡，从而改变了参与人结构，社会的无效率均衡才会被摆脱和冲破。中国加入WT0，冲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力量已经形成。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第3条有关教育服务的条款规定，除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外，凡带商业性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所有协定签署国都有权参与服务竞争，涉及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活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教育服务业发达，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他们的教育服务领域的开放力度很大，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他们也强烈要求其他成员国开放教育市场。教育服务的大幅扩张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来说：一方面，教育体制受冲击，教育主权难维护，与教育相关的产业受到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人才外流，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会在优厚利益的诱发下流向国外，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和危机。面对危机，更重要的是要顺应经济规律，自觉主动地推动经济调整。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收效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规律，利用市场出现的倒逼机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同样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应该借助危机这个外生力量，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利用倒逼机制及时作出调整，冲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突破路径依赖的具体措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去掉公立高校的行政级别。尽快制定大学法或是高校董事会法规，完善高等教育管理的配套法规建设。把属于大学的权利还给大学，使大学成为真正办学的法人实体。建立有法人实体的独立于教育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确保评估机构的专业化及评估机制一致性的前提下，该机构负责对公立、私立高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及财政运营的效率等大学运营体系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划分行政和财政的支持等级。构建绩效基础的拨款分配制度。根据公立高校在目标业务或执行任务上的实际表现，或是依据研究成果及预算配合的能力来分配预算额度。拨款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映教学和训练辅助工作基本需求的经常性预算拨款；第二类是研究补助，依据过去3～5年的研究成果评量，作为绩效基础的分配；第三类是特别补助，用于补助大学的特别或是新业务计划，还有就是基础建设等一次性支出。通过这种拨款机制的施行可以提高限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率，同时还加大了高校之间的竞争，实现高等学校的优胜劣汰。构建大学董事会，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实现大学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设立董事会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的需要。高等学校有自身的办学规律，因而需要与外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遵循学术自由和独立性；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又承担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大公共责任，所以又必须积极反映社会需求，接受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曾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大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大学学术才能兴旺发达。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展望我们期待着一种高效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出现，在这个制度下：大学有法律保障的稳定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行政官僚的附属品；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必须有对社会负责任的、一整套的监管体制；大学无论是在开设课程、培养学生、做研究方面，必须按照学术和科学规律来做；大学无论是招聘教员还是行政人员方面，都有一个透明的、公开的、公平的、竞争的机制；大学在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与时俱进、不断改革，让不同潜力的学生都有条件通过多种方式的竞争来尽可能地找到对他们最合适的学校和专业；太学的钱不管是来自于政府、纳税人还是来自于家长给的学费，或是来自于社会的捐赠，在钱的使用方面必须要有法律保障下的透明性、公开性并以此作为了大学自身发展的目标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教育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提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核心任务，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深刻理解、认真对待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主题。人民满意是教育事业的最高要求，又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标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是要细化目标、分解任务，把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教育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二是要落实好“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要求，为各行各业教育需求服务。三是要落实教育“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教育难点热点问题。结合政法司工作，要以加强政策研究工作认真分析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和困难，要以改革突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障碍，要以加强法治建设构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制度。 一是要加强政策研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宏观决策依据。我们围绕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教育工作新目标任务，加强对教育宏观政策、重大战略和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一要做好教育宏观政策研究。要加强对十八大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等有关教育部分内容的研究和学习，特别是加强对十八大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观点和要求的研究分析，为党组提出决策参考。二要做好教育形势和教育热点问题分析。在汇总整理部内司局工作动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地调研，关注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做好趋势分析判断，并适时就一些重大综合性问题以及倾向性苗头问题提出政策和措施。三要做好综合会议、综合文稿筹备起草和综合材料上报工作。要认真筹备好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要按照中央和党组的要求，完成重大活动和会议文稿任务，认真做好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部分稿件以及质询稿件起草工作，认真做好报送中办、国办的各类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或会议上正确反映教育的呼声和意愿。四要做好有关部门政策服务工作。要按照中央领导指示，主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就部队子女教育优待政策和部队园校工作提出政策意见。要按照部领导指示，与全国妇联就当前加强家庭教育工作提出立法意见和政策措施。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要求，与全国总工会共同推进《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贯彻落实工作。 二是要深化改革创新，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扫除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改革方案要顶层设计，改革部署要大处布局，改革推进要具体落实，关键是在深度上做文章，要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变化、感受到发展，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改革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做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实地调研、国际比较、资料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办学自主权调研报告，并提出了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的政策建议。下一步，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报告，尽早上报。同时，探索制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二是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出台后，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为章程制定试点校，举办了4期700多个高校1500多人参加章程专题培训班。下一步，要加快推进直属高校章程预报预审工作，目前已有中国人民大学、东华大学提出了核准报告，正在征求各司局意见，力争尽快在明年3月前核准部分高校章程。三是要推进公办学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认真总结各地推进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办学体制改革实践，认真总结各地教育部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和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实践，研究提出进一步推进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三是要推进法制建设，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稳定长效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当前教育的法制工作面临新情况，要重视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立法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要通过法制完善制度建设，教育政策法规工作要为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驾护航，要做到社会有呼声、法制有行动。当前教育立法项目多、时间紧，难点多、任务重。因此，要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为此，法制工作要突出“四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多个法律项目同步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同步进行。要做好“六修五立”工作，推动一揽子教育法律修订、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加快教育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同时启动有关立法项目，推动终身学习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学校安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起草工作。加强部门规章建设，前两天已经发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我们还将尽快发布《〈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实施办法》等部门规章。第二个同步是立法调研、立法论证和立法方案同步进行。边调研、边起草、边论证、边征求意见，重大政策出台前要上网征求意见，推动家庭教育法、学前教育法的调研和论证工作。在立法的同时推进政策文件制定，以应急需，目前已就家庭教育政策制定工作和全国妇联等部门密切配合，加快相关政策制定。第三个同步是中央立法和推动地方立法同步进行。推动地方加快完善教育法规和规章，构建政策法规信息平台，加强对地方教育部门立法工作的指导。第四个同步是立法、普法和执法三位一体同步进行。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启动教育系统“六五”普法网站建设工作，推进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课堂。明年3月份前，将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加强教育普法的文件。尽早出台《依法治校纲要》，全面部署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创建工作。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好有关行政审批的下放、取消以及与之有关的规章修订、文件清理等工作。完善行政复议程序和救济机制，制定《教师申诉办法》。探索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引导地方积极开展试点，健全教育行政执法机制和队伍，提高教育行政部门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