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率毕业论文

专家解析中国内地离婚率上升现象 日期：2004-6-28 12:47:07 新闻来源：本站 作者： 新闻阅读次数： 如何看待离婚率上升现象，怎样认定离婚标准，是社会较为关注的话题。在最近由中国婚姻法学研究会举办的「婚姻法修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离婚率直线上升。一九八零年中国内地结婚七百十六万六千对，离婚为三十四万一千对，离婚率百分之零点七。至一九九五年，结婚为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对，离婚则达到一百零五万五千对，离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十五年间，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一九九七年，中国内地离、结婚比率为十三比一百左右，而一九八零年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四点七五。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离婚案件数量来看，一九九零年是八十一万多件，一九九一年是八十六万多件，一九九四年上升到一百零三万多件，一九九七年达一百二十四万多件，一九九八年略有下降。另外，还有多数人是到民政部门办理协议离婚的。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离婚呈上升趋势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一次报告中提到过的：一是广大妇女反对封建婚姻的束缚，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要求离婚，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从这点来看，离婚率升高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二是少数的暴发户喜新厌旧，或喜新不厌旧，利用金钱玩弄异性，这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所以，离婚率上升不能单纯地说是好事或坏事，应该具体分析。总体来说，社会进步了，人们的自由度更大了，更愿意追求幸福的婚姻。中国婚姻法规定离婚是自由的，受法律保护，但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判决其离婚。我们既要保障离婚自由，又要反对轻率离婚。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离婚率仅为百分之三，而现在是百分之十三左右，从纵向看，中国离婚率上升比较快，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尚属低离婚率的国家之一，所以说中国是婚姻家庭关系比较稳定的国家。 杨大文教授认为，近十多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除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外，最主要的是现代人对婚姻品质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离婚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只要婚姻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尽力挽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婚问题会有逐步完善的解决途径。 对于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婚姻法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将现行婚姻法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修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并辅之以列举性事由，从而解决现行婚姻法离婚标准难以掌握，司法实践中判案结果宽严不一的问题。 巫昌祯教授认为，现行婚姻法认定离婚的标准是「感情确已破裂」太笼统，不好掌握。因为感情问题所反映的是人的主观世界，而婚姻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法律应当调整后把「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再在法律条款中列举若干具体情形作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尺度，使离婚的法定理由更加具体化，使它具有可操作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 于学军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

大学生恋爱问题的理性思考 （ 2005级人文科学院 X X X ） 摘要：在人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有关结婚的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呢？曾经在校园接吻都被视为严重错误，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了。当然结婚权的解禁也带来了许多让老师们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可以结婚，那么是否可以在校或者租房同居呢。结了婚如果又要生小孩怎么办？总不能让学生挺着大肚子来上课吧！如果生孩子也可以，那么生了孩子的女生是否又可以休国家规定的产假呢？总之接踵而来的麻烦事还真不少。 关键字：大学生结婚；规定；婚姻学 引 言 教育部已发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取消了“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的原规定，对于大学生结婚，今后既不禁止，也不提倡。 不再对大学生结婚作限制，这样的“法律空白”正体现了法治的应有之义。众所周知，《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并无限制大学生结婚的条款，新《规定》作为这两个法律的下位法，自然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 过去我们禁止高校大学生结婚，实质上是管理者把高校管理制度单纯当成一个“治”人的工具，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高校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主要不是用来“管”人的，而是用来服务于人的，高校的秩序主要应该是通过权利的保护，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而形成的，这样的秩序才是有活力、有张力的秩序。 当前，许多人对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表示了种种担忧，例如大学生尚未自立，没有结婚的物质条件；大学生双方一旦形成夫妻关系，就会给学校管理带来麻烦；婚姻家庭的拖累，会影响大学生们的求学等。这些观点无疑还是把大学生这一成年公民群体当成了未成年人看。 事实上，当代的大学生会失去理智地早早在大学期间步入婚姻殿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据教育部称，在70多个已经取消了学生结婚限制的高校中，登记结婚的学生只占总数的万分之一。 退一步说，大学生结婚限制彻底取消后，即使有许多学生去登记结婚，给学校管理造成了很大压力，那也不必为此紧张。因为权利保护的完善必然导致公民自由度的提高，导致秩序维护的难度加大，这是法治社会所必须承担的成本。这些成本与禁止学生结婚规定造成的破坏法治的后果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可以说，禁止学生结婚无疑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因为在社会管理的每一个领域中，任何以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秩序，都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而取消结婚限制虽然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绝对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 除了不再禁止结婚，新《规定》的其他一些变化也令人关注。如首次增加“学生权利与义务”章节，规定“学校调整学生专业须经学生同意”；取消“保留入学资格、休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高校”的规定；开除学籍“不发学历证明”改为“发给学习证明”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新《规定》充分体现了“以权利为本”的主线，这个主线为未来的高校管理改革划定了一个方向：作为高校，它的管理应该与时俱进，紧跟法治进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社会来适应它。高校管理不能总想着如何让管理者运用权力更方便，而应该多一些换位思考，多思考如何让被管理者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方便。 不过，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是单中心的、权力层层传递的管理架构，这种管理架构的运行规律是依靠外部规则来实现内部秩序，这与彻底实现“以权利为本”的管理理念还不太适应。不过，新《规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增写了“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内容。建议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能开展相关调研，早日制定一部促进高校管理民主化的制度来。 一、大学生结婚的原因探索 经多方考证其原因大致如下： 1.可以博老师同情从而考试顺利过关，减轻家庭负担。老师是最善良的一群人，以要带孩子为由向老师诉苦，博取老师的同情心。可使大量在及格边缘的课程得以通过，省去大额重修费，减轻家庭负担。 2.大学生结婚有利于增强同学间感情。同学间、师兄弟姐妹间交流结婚心得，同时互相帮忙带孩子，有利于促进同学间的交流和感情。 3.大学生结婚有利于积累人生经验，提高各项能力。大学生结婚可以让学生提前感受生活压力，为养孩子积极打工，可以积累大量认识经验，同时大学生婚姻稳定，经常闹离婚，可以极大的锻炼各项能力（如：吵架的口才、争几块钱共同财产而不脸红的水平、耐心等法院判决的毅力、向男孩撒泼的技巧等等日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 4.不会举行隆重婚礼，有利于改良社会风气。如今结婚讲排场，动辄几万几十万，使社会形成一种恶性攀比的不良风气，大学生婚礼较经济，同时参加婚礼的均为同学好友，少一份媚俗，多一点纯洁，不必在婚礼上还看老板或上级眼色，给将来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即使讲给孩子听也能让他（她）被那份纯洁所感动。同时可以打击许多影楼价格高昂的嚣张气焰。这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5.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响应优生优育政策。大学是人群素质最高的地方，也是风气最好的地方之一，孩子一出世便可以在这样高雅的环境中成长，且接触的都是高素质的群体，IQ、EQ都将比同龄人高出。孩子是我们的明天，请给他们最好的成长环境！ 6.孩子在校园中的增长，可以刺激校园经济。女人和孩子的钱是最好挣的，校园里孩子多了，还怕校工受穷——卖玩具、倒零食、带孩子。有钱挣还怕累？这将刺激校园经济，改善学校条件，同时还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7.带小孩去上课，有利于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谁都知道，大学生上课时常常有一半人逃课，去上课的人还有一半睡觉的。因此带者小孩去上课，可以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课间可以逗小孩玩！！！况且总不好当着孩子的面逃课吧？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积极意义 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和教育部对高考报名年龄限制和婚否的限制的取消，婚姻已不再是人们走进高等学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结了婚的人可以考大学”这一政策，不仅为已婚人士提供了一次重圆大学梦的机会，也给平静的象牙塔增添了几分活力。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走入大学校门，另一个问题也被摆在了眼前：结了婚的人可以上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结婚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赞成者认为大学生结婚破坏正常教学秩序；反对者则认为《婚姻法》已做出婚姻自由的规定，第三方不应对此进行干涉，同时国外教育界的经验已证明在校生结婚没有不妥之处。 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的规定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方加以干涉。在结婚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 在校大学生结婚有诸多弊端。首先，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影响到学习。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存在一个时间和精力合理分配的问题。恋爱、婚姻、家庭，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在校期间的学习，应该说是很紧张的，要想完成好学业，就应当全身心投入，如果把精力用在恋爱、婚姻、家庭中，这对学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影响。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暂，应当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光阴才对，也正应了那句老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种感觉，也许在校的时候是难以体会到的，但当走向社会以后，再想学习，不是说不可以，但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会让人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更不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还有一点，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错过了学习的机会，等到感觉所学的知识太少时，为时已晚。所以，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影响到学习，是不值得提倡的。 其次，在校大学生结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知道，大多数大学生完成学业，学习费用是需要家庭承担的，即使有的学生在不断地学着自立，边打工边上学，用来补贴学习费用，但也难以完全自理，能够自已解决学费问题的学生，是极少数的。本来，供一个大学生上学，对于许多普通家庭来说，高额的费用就是难以承受的，更有许多学生是凭借贷款完成学业的，如果再要承担恋爱、婚姻、家庭的费用，对于家庭来说就是更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大多数家庭是根本无法承受的，所以，在校大学生结婚，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而大学生不易在校结婚。 其次，在校大学生结婚，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校大学生结婚，要经过恋爱，然后走向婚姻，组成家庭以后，会有许多需要做的事，要承担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学生能不能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的要求来完成学习任务，就成了一个大的疑问，这给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当然，自2001年高考报名取消年龄25周岁的限制和2003年新婚姻法颁布结婚登记不需要单位证明以后，许多高校已取消了对学生结婚的限制，学校不干预和不禁止，但并不等于教育部门提倡在校学生结婚。 二、对在校大学生结婚应有的认识 高等学府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结了婚的人可以考大学”这一政策，不仅为已婚人士提供了一次重圆大学梦的机会，也给平静的象牙塔增添了几分活力。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已婚人士走入大学校门，另一个问题也被摆在了眼前：结了婚的人可以上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是否可以结婚呢？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赞成者认为大学生结婚破坏正常教学秩序；反对者则认为《婚姻法》已做出婚姻自由的规定，第三方不应对此进行干涉，同时国外教育界的经验已证明在校生结婚没有不妥之处。 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的规定也是有一定的矛盾。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方加以干涉。在结婚自由的原则问题上，《婚姻法》并未规定例外情况。因此，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而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近年来在校大学生能否结婚，该不该结婚日益成为社会上一个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关于能否结婚，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制度，禁止干涉婚姻自由，这已经告诉我们大学生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理所当然地享有结婚权利。但有权利不等于应该结婚。大学生不仅面临着极大的学业和就业压力，同时也难以具备结婚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虽然有结婚的权利，但我们仍应该理性地选择远离婚姻。不管大学生结婚是利是毙 但是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有关结婚的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呢？曾经在校园接吻都被视为严重错误，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了。当然结婚权的解禁也带来了许多让老师们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可以结婚，那么是否可以在校或者租房同居呢。结了婚如果又要生小孩怎么办？总不能让学生挺着大肚子来上课吧！如果生孩子也可以，那么生了孩子的女生是否又可以休国家规定的产假呢？总之接踵而来的麻烦事还真不少。 也有大学生因为情难自禁而暗怀珠胎，最后弄得悲剧收场。连打掉这错误的结晶，也要偷偷摸摸，更不用说结婚了。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陪同校女友去校保健所看病，结果发现女友已经怀孕3月有余。结果可想而之，两人差点被开除。 其实这对情侣，平常老老实实，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真要开除他们，如果我是校方，也会觉得心有不忍。 有人说让大学生结婚，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理由是大学生的“人生观还不成熟”。我们从初中情窦初开时就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一直到我们成年之后,还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的幼稚,是不是也太不公平了？好事者当然可以找出种种的例证。但试问成年人就没有不成熟的想法吗？如果你拿“是否会在大学时结婚”的问题去问现在的大学生，得到的答案估计大部分都是：即使允许，也不会选择结婚。可见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不那样幼稚。 情难自禁的事总是有的，这和你是不是大学生没有关系。可不可以结是权利的问题，而结不结则是现实的问题，两者完全不同。我相信新的校规的实行，并不会给校园纯净的生活带来太大影响。更不会出现大量女生挺着大肚子上课的怪现象。在宽松的环境下，成年的大学生会自己考虑，婚姻对自己生活、学业的影响。 关于大学生结婚问题一松口，一枚鹅卵石溅起大浪花。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大学生们纷纷结婚的校园热闹得如何鸡飞狗跳。 同学师长间相互交流结婚心得，互相帮忙带孩子。下课铃一响，立马奔进快餐店打工，即使有外公奶奶支援，好歹孩子他妈他爸也要挣点奶粉钱。校园里男女吵架中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你离！”课堂上要么没人上课，要么带小孩上课。大学根据出现的情况，紧急开设新课，叫做《育儿学》和《婚姻学》，已婚老师才有授课资格。 大学的学生情侣们若是看见这幅画面，十有八九会打消结婚的念头。对于20出头的大学生，他们大概只有享受花前月下的准备，而没有承担柴米油盐的勇气。说到生孩子，他们中的一些，根本自己就是周末把积攒了一周的臭袜子背回家的孩子。 学生情侣谈一天的恋爱至少相当于上班族谈3天的恋爱。吃饭、上课、泡图书馆，逮到机会就粘在一起。俗话说，距离产生美。靠得太近容易审美疲劳，大学生真得草率结婚难保我国的离婚率不上窜一个百分点。 前段时间央视播过的连续剧《完美》里面有一对小情侣，男孩子还没毕业，两人死活要结婚，婚后的生活一波三折。虽然编剧勉强写了个完美的结局，但现实生活中恐怕不会这么完美。可见，结婚不是请客吃饭。领证之前，先摸摸肩上有没有老茧，是否担得起这个担子。 结婚，似乎离大学生活还很遥远。毕竟校园还是适合不食人间烟火的恋爱，两个人真的结婚、生子，那份柴米油烟估计要把爱情熏得面目全非。不过随着毕业脚步的走近，我突然发现，原来大学生结婚还真是好处多多，至少能够帮我加点分：在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在大四毕业前一阶段，人人都忙着找工作，每天东奔西跑去面试，定下初步意向的则要留在单位里实习，每天早出晚归，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已经成为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了。去年南京曾有一位自考大学生结婚的大喜之日正好与论文答辩是同一天，新娘披着婚纱去答辩，成功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而听说我的一个研究生师姐去年的论文写得很匆忙，拖到最后关头导师也觉得她的论文写得不够专业。大家都觉得她凶多吉少了，可她在答辩的时候正好怀孕7个半月，挺着大肚子辛苦答辩的样子居然博得了一众评审老师的同情，最后顺利通过答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是中国的文化赋予了长辈们无比的尊严和绝对的权威。而被称为“最负责任和最操心的”中国父母,无疑是对"大学生结婚"问题极为关心的一个群体。然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绝大多数的家长听过问题后都表示明确反对，一位高中学生的家长说：“大学时代结婚实在是太早了，现在的年轻人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不懂得和平安稳的可贵，在我们那个时代能有学上就已经很不错了，过早压上婚姻的沉重负担，怎么完成学业？！如何安心读书？！试想：当你打开书包准备伏案阅读的时候，你的孩子在一旁哇哇啼哭，你的丈夫对你窃窃私语，你还能集中精力吗？学业和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兼得的。” 另一位家长甚至提出，孩子在大学结婚，增加了家长经济上的负担。“别说孩子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婆自己不知道，既成事实后，那不是要承担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如果生小孩，就成了3个。真是一场灾难！” 对学生不可不要的权利， 这样的老调的论点的确相当有代表性。相信绝大多数大学生家长都持相似的观点。不过仔细寻味一下，在家长眼里，大学生根本不算是成年人。我的父母虽然原则上觉得开禁没什么不对，但涉及到我的问题，却一再强调，绝对不可结婚。实际我并没结婚打算，说到结婚，对我和我的现在的女友而言，简值是天那边的事。但就算我们不结婚，能不能结婚的权利却仍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对我们已经成年这个事实的一种承认。 其实工作之后结婚就不影响工作了吗？我表哥已经工作3年，他的婚礼是父母出钱操办张罗的，婚后表嫂又怕生孩子还丢了饭碗，最后虽然生了，但养孩子全交给父母代理。显然，结婚的影响不仅仅针对我们大学生。什么影响学业的话，难道成年的大学生自己不会考虑？只是经济上的不独立，让已经成年的我们始终被视为未成年人。 2001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高考报名考生不再有年龄和婚否的限制。这项新政策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是否应该限制大学在校生结婚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人认为，既然已经结婚的可以参加高考进入大学，那么在校大学生在达到法定婚龄后结婚又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则指出，我国的《婚姻法》规定男22周岁以上、女20周岁以上可自愿结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条文与《婚姻法》不一致。 2003年 10月 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后结婚登记不用单位开证明，婚检凭自愿，并且提出不限制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在校大学生登记。这意味着，在校大学生，只要符合条例规定的条件，带齐相关证件便可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正如一些专家所说，从法律上肯定校园婚姻的合法性，给予在校大学生婚姻更人性一点的鼓励和更多一些的人文关怀是必要的，它的象征意义也许要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也比较理性。根据国家教育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大学在校本科生结婚者还不到万分之一。 三、结论：不提倡也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 在今天举行的教育部2005年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谈到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表示，不提倡也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对学生婚姻的规定要完整的理解。 针对“《规定》出台后，在校学生如果符合《婚姻法》结婚了，有没有告知学校的义务？”这一提问，孙霄兵表示，应该从两方面来掌握新《规定》：首先，学生在涉及婚姻的时候，必须要达到《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所规定的年龄和条件，在《规定》里面不禁止大学生结婚。第二，从教育者的角度或者是教育部门或者学校的角度，承认大学生有结婚的权利，和提倡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不能限制，但是从大学生本身来讲，也要以学习为重，要妥善的处理好学习和婚姻、家庭的关系。在大学期间，同学们还没有一个婚姻的基础，也没有经济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还是不提倡结婚。 孙霄兵强调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更多地去干预、去制止学生结婚的权利。但同时作为管理者来说，作为教育者来说，有一个劝导的责任，要劝告大学生，不要滥用结婚这样一种权利，但谈恋爱被大多数人提倡。

Present ages, "the third party gain a place" have become a society problem that can't be small to with divorce rate of year by year ascension, have how much loving husband and wife the feeling break righteousness unique, form together stranger, but again have how much innocence of kid, encounter in this the emotion of storm heartless of injury and all to"third party" deep bad pain unique, hate to the bone, but what to give people a chill BE, in the our country of the marriage method, unexpectedly have no explicit of item to punishment so of despicable, but this have to say that is 1 very big of regret. Hence, this text author plan with you come to study together these problem, we why exactly want to pursue the law responsibility of third party, what be our basises ?We how pursu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gain, and aftertime lawmaking how should be perfect, we again have how of way to prevention this tragedy of occurrence?

近十多年来，日本持续出现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与此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在这一系列所谓的“日本病”中，“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日本总务省2006年6月30日发表的《2005年国情调查报告》指出：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少子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已成为世界第一，所占比例高达全国总人口的20%。而未满15岁的人口，仅为全国总人口的。与此相对，2005年，日本妇女总生育率降到，也就是说育龄妇女终身平均只生个孩子。而1970年这一数据为。由此可见，缺乏劳动人口以及科技产业人才，将成为今后长久困扰日本的最大难题，日本的人口问题势必对今后日本综合国力、产业竞争力以及科学技术人才产生严重影响。而老龄少子化问题的出现，与日本女性日趋严重的未婚、晚婚、不愿意生育以及离婚等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女性的婚恋观又可以说是女性问题的首要问题。女性问题成为日本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走向和发展，因此，不了解日本女性对于婚恋、家庭观念的深刻变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社会。日本女性对于婚恋、家庭的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很多受过高等教育后走向工作岗位的日本女性持有晚婚或独身的婚恋观 在日本，女性在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2003年，有的女性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或大专深造，而男性的比例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愿意在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工作。日本女性一旦结婚后因为要干家务和照看好孩子而不得不放弃结婚前曾经拥有的较好的工作，回家当全职太太。而当孩子稍大一些后再参加工作时，很难找到与过去相当的较好的工作，只能做一些短期临时工或钟点工或男性的辅助工作，因此，为工作而考虑晚婚或独身的女性与过去相比，大大增加。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的日本女性认为，婚姻并不是女性的终身目标，更多的女性追求个人宽松、优越的生活质量。其中，就出现了所谓的“寄生单身一族”，她们都是独生子女，寄居在父母家，白吃白住，但在外面花钱大手大脚，买高档衣服，到国外旅行，欲趁着年轻，尽情享受单身时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当然，结婚后相夫教子、养家糊口的责任与负担也会使他们不愿意涉足婚姻。 1999年日本总理府广报室《关于少子化的舆论调查》中有关于“对结婚感到负担的内容”。女性普遍选择对婚姻感到最大负担的是“家务负担”，选择“工作、家庭兼顾难”的占40％以上。二、很多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妇女”，从而选择事业与家庭的兼顾 在当今的日本社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走上工作岗位，成为“职业妇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日本女性拥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二战前，日本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以祖孙三代同堂为基本形式的大家族制度。然而，二战之后，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社会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传统的大家庭也逐渐解体，逐渐形成了以夫妻和独生子组成“核家庭”，在这样的现代家庭中，妇女逐渐不再仅仅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家务劳动的趋于合理化，使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得到了惊人的增长，所有的这些原因使家庭主妇们有了从未有过的大量的自由时间。 2、经济的不景气、子女教育费用的昂贵，也迫使一些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寻求就业机会。据《日本国势图会》（2006/2007）统计数据表明，一年一个孩子所要负担的学习费总额为：私立幼儿园51万日元；公立小学31万日元；公立中学47万日元，而私立中学则为127万日元；公立高中2万日元，私立高中则需要103万日元。这还不包括上大学的费用。有人算过，一个日本孩子，从出生到大学（公立）毕业所需费用是2985万日元(约195万人民币)。如果上私立大学,费用就要更高。另外，长时间的经济低迷，更加重了日本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迫使一些家庭妇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因为必须要选择事业与家庭的兼顾，再加上住房面积小，很多的家庭选择不要或少要孩子，以减轻经济和家庭的负担。 3、女性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妇女就业的政策和法规。如：199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男女共同参画2000年计划》；1999年修改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和《育儿和看护休假法》。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给予了女性和男性同样的劳动机会，保障了妇女的人权，为日本女性出外工作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但是，作为建立在终身雇佣制度基础上的日本公司，很难做到一视同仁。在工资待遇、晋职、福利等方面与男性还是有着较大的不平等。 三、结婚后不要小孩，享受“丁克”家庭生活的日本妇女近年呈现递增趋势 在日本的“丁克”家庭中，通常夫妇俩都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不错的工作，夫妻双方以事业为重，不愿意因生育孩子而分心。“丁克”家庭普遍经济上比较宽裕，夫妻双方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此外，日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人们不必要“养儿防老”，这也是加入“丁克”家庭行列的日本年轻夫妇数量增多的重要原因。 “丁克”家庭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可，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的变化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丁克”家庭和“核家庭”、“单亲家庭”一样，它的出现也是家庭构造多样化的体现。据美国《基丄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报道,日本劳动省199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人们对家庭责任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更多地强调‘以夫妻为中心’和‘以心态平静为中心’,而不是以子女为中心。”观念的改变使得是否生育孩子完全成为当事人双方的事情，而不会像以往那样受到周围亲友的干涉。 在今天的日本，丁克族仍然是个人数有限的群体，而且将“丁克”主义进行到底的夫妇并不是很多，许多人会在最后转为“DEWKS”一族，即“DoubleEmployedWithKids”（夫妻双方都工作，同时分担育儿和家务劳动）,但这样的现象却在日渐扩大。四、面对夫妻感情破裂，提出离婚的女性日益增多 以前的日本家庭中，妻子大多是贤妻良母，安分守己在家做家务，兢兢业业伺候好丈夫，丈夫不高兴的话，可以一纸修书把妻子修回家。女人选择男人的标准是事业型，责任心要强，像一位大丈夫，这是老一辈的婚恋状况。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女人的婚恋观有了很多变化。虽然传统式的家庭还是占主流地位，但已有很多女性需要的是一个温情、体贴、会关心人的丈夫，大丈夫式的男人在日本已经渐渐不受女人的喜爱了。现在日本女人的离婚率逐年上升，据厚生劳动省称，2002年日本有289836对夫妇离婚，比2001年上升了。这表示每1000个日本人中便有多达宗离婚案，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女性选择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她们不再想像老一辈的贤妻良母一样能忍耐不美满的婚姻。其次，由于丈夫长年投身于事业当中，和妻子的交流与沟通很少，对妻子缺乏关爱，致使夫妻感情日渐淡漠，导致妻子最终提出离婚的结果。日本家庭婚姻研究所表示，日本的离婚案件中，有74%以上由女方提出。辅导室内也经常听到日本男人们说：“我不赌不嫖，又不施暴力……” 这一类似乎不明不白但却实际上有着深刻原因的离婚案件，越来越典型。除此之外，经济的不景气、欧美潮流的影响、日本社会对离婚采取的宽松态度等也都成为离婚率上升的理由。现在流行的“熟年离婚”（即在丈夫退休后妻子提出离婚）现象正是日本女性越来越多地提出离婚的真实写照。 不能否认，虽然离婚的女性有很多不幸，但是女人是不是也有错呢？如果不是因为丈夫吃、喝、嫖、赌，仅仅为了性格不如人意就离婚，未免有些轻率。现在许多日本女性不愿改变自己，结了婚离婚，离了婚再结婚，显得不现实也没有责任心，这也是日本女性对婚姻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亚洲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同程度地都会遇上相同的社会问题，日本女性的婚恋观的变化是影响日本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直接原因，而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整个社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日本妇女的婚姻观念将会发生更大变化。她们将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诸如婚姻和恋爱等问题。结婚将不意味着是唯一幸福归宿的。不追求婚姻的形式而是追求真实的感情将越来越受到认同。未婚化、晚婚化现象依然是下个世纪的一个突出问题。离婚率的增高看来也不可避免。如果没有更为有效的政策出台和条件的改善，少子化的现象仍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日本。

2004年，中国民政部门共办理了万件离婚登记手续，平均每天有4000多对夫妻宣告婚姻破裂。这个数字比2003年增加了万对，比1984年增加了万对。 在刚过去的这两年中，中国的离婚率正以相当高的速度迅猛增长。 2004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比前一年增长，2003年全国办理离婚登记万对，比2002年增加万对。 而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为80万对，到1999年这一数字就上涨到万对，增幅达50%。 中国真的进入离婚的高峰期了？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婚姻半途而废？ 上扬的离婚曲线 离婚率上升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现象。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张敏杰教授是婚姻问题方面的专家，曾著有《中国的离婚态势》一书，他认为，我们的确正处于离婚高峰期中，这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三次离婚高峰，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现在。2003、2004年的显著增长只是这根离婚率上扬曲线的最新组成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虽然近两年离婚率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公众仍然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甚至恐慌。 长期从事婚姻问题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就几个离婚人数下降的年份分析了原因。她说，2002年离婚人数下降了万对，这个下降幅度是1978年以来从所未有的。原因可能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由于90年代后几年的结婚人数比90年代初显著减少，而离婚群体又以青年为主，所以，离婚率略有下降是很自然的。 所以，在2002年下降的基础上，2003年离婚人数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对于2004年高达万对的绝对增长幅度，徐安琪研究员认为，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登记程序，无须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夫妻当天就可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而且，与到法院进行离婚诉讼相比，在民政局办理离婚只需支付10元工本费，既节约了经济成本，也更有利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去年中国离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法规的出台。另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很有可能使一些夫妻推迟了离婚时间，而累积到了2004年。 被考验的婚姻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给婚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各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凝聚力下降、社会聚合力弱化是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社会流动(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增加，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不少人背负着越来越重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工作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再加上频繁的出差和额外的“充电”学习，这些都使得夫妻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同时，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的开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机会递增。那些因为工作、交际等需要朝夕相处、默契配合，由关系密切到感情发生微妙变化的婚外情也更多发生。 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异地婚姻的数量增加。在异地婚姻中，家庭、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幸福婚姻的障碍。徐安琪介绍说，现有的统计表明，在上海的离婚人群中，异地婚姻占四分之一。而实际的数字很可能更多，因为这个统计并没有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上海本地户口的新上海人。 现代的家庭组成方式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与父母共同居住，“三代同堂”越来越少见。在传统的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里，夫妻发生矛盾时往往有父母从旁相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子女是家庭的凝聚力，生育率高、家庭人口多的地区往往会有较低的离婚率。因此，对于上海这样连续十多年出现生育率负增长的大城市来说，离婚率攀高就很容易理解了。 能不能不离？ 社会转型期的婚姻遇到了诸多挑战，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徐安琪认为，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调适力量的缺乏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以往在婚姻发生问题时，从中进行调解的往往是单位、工会、居委会这些非专业机构，他们往往将婚姻问题当作“思想道德问题”来解决，其效果可想而知。而真正的专业婚姻咨询机构在我国相当缺乏。 在国外，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心理咨询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学习几十门专业课程，完成几千小时的实习，在我国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咨询师极少。更何况，很多专业的婚姻咨询场所被划分入医院的精神科，难免使寻求咨询的夫妻产生心理抵触。另外，现有的婚姻咨询所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还要收取不菲的费用，难以成为人们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工制度极不发达，仅处于试点阶段而尚未制度化，且其工作内容多涉及犯罪控制领域，婚姻问题尚未成为关注对象。因此，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调适力量，与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相适应，才能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婚姻。 从婚姻内部来看，建立起新的婚姻观念，才能构筑起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需要学会相处的艺术，需要宽容和忍耐。 在社会转型期，夫妻双方还需要共同学会解决各式各样新问题的技巧。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与现代生活已难相适应。很多实际例子显示，中国的夫妻往往要等到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会去寻求婚姻咨询等专业帮助，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夫妻一方前去咨询，这样的效果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