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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论文就是从爵士乐,乡村音乐,摇滚乐三大方面的角度,详细的向您介绍英文流行歌曲各阶段的发展演变。 英文流行音乐的风格及流派 一、 爵士乐 爵士乐的起源 爵士乐的演变:新奥尔良爵士→摇摆乐→比博普→冷爵士→硬博普→自由爵士→摇滚爵士→拉丁爵士和波萨诺瓦→融合爵士→酸爵士 二、美国乡村音乐 早期乡村音乐 西部摇摆→蓝草音乐→纳什维尔之声——50年代乡村音乐→乡村音乐的叛逆时代——60年代乡村音乐 三、摇滚乐 摇滚乐产生的背景 摇滚乐的来源 摇滚乐的发展 英文流行音乐的发展及评价 关键词：英文流行音乐发展史 西方流行歌曲简史 关于我们的调查 关于这次研究课题,我们采用的是上网搜索(文献研究法),调查问卷(调查研究法) 。 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文,调查表,一些流行音乐歌曲的音频等。 关于调查表,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在校高中生，因此我们只能说明此次调查仅仅代表他们的立场,与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无关。我们仅仅是拿他们的数据进行阐诉。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我们觉得很多高中生对于英文流行曲并不是相当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对英文流行歌曲及其类型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一下调查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在136人参与的英语歌曲占你所听音乐的多少？这道题中约有75%的同学认为英语歌曲占他们所听音乐的一两成,并且大部分同学39人(129人参与英语歌曲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吗?这道题),占认为英语歌曲对学习没有帮助,但有同学认为对英语口语有帮助。对于获取英文歌曲的途径,有(有165人参与)的同学是根据排行榜或者是媒体推荐的。 英文流行音乐的风格及流派的发展 英文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美国的流行音乐作为欧洲英文流行音乐的主体，主要是以欧洲及其它国家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以及黑人音乐为基础，融合而发展起来的。随着逐渐演化和发展，又产生出新的种类形式，如爵士乐、廷潘胡同歌曲、乡村音乐、拉格泰姆布鲁斯、摇滚乐等。流行音乐是与严肃音乐相对而言的，它不同于严肃音乐，因为严肃音乐常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和一些专门的知识层面，需要听众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修养细细领悟、品味。而流行音乐对于听众来说，其形式短小、通俗，唱起来上口，并且对于听众不需要更多的专门仅依靠对音乐的心领神会与感性认识就能理解。 美国流行音乐具有更多的自娱性与商业性。其自娱性来自非洲的音乐传统。影响最大的，如爵士乐、布鲁斯、摇滚乐等，都起源于黑人音乐。 英文流行歌曲的风格尤其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阶段,从流行音乐的历史上来说,并结合我们的数据:在 你知道英文流行歌曲的几种风格或流派?这道题中,选摇滚的有46人,选爵士的有32人,选乡村 的有18人,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这三方面上 研究体会 为了探究英文流行歌曲各阶段的发展演变,使更多和我们一样的高中生在欣赏英文歌曲的同时能对英文流行歌曲发展做一定的了解。我们的小组每个成员为了这次研究都没有说过“放弃”二字。 即使我们在最茫然的时候,也就是在借助网络搜索功能查阅到相当多的资料(大部分资料都是模棱两可或者擦不着边地说出英文流行歌曲是由蓝调演变而来的),我们都懵了,众说风云的说法左右着我们。特别是在看了百度“知道”一栏之后,更加使我们纳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员分工合作,认真分析了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按时间编排,最后我们得到了较少人提出的“同步发展”一词。其实,英文流行歌曲在同一时期是存在很多风格的,它们并不是按某种风格在发中,而是多样性地进行。在资料中我们还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一些背景,这是我们研究的最大收获之一。 分工合作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研究问题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将对我们日后的学习产生良好的影响,使我们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一次研究的诸多收获,我们要感谢学校,感谢指导老师,感谢接受调查的同学,谢谢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坚信在接下来的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会做得更好！

内容提要：这篇文章对音乐鉴赏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它对学生身心素质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从音乐的发展到流行音乐的盛行，乐器的不同介绍，著名音乐家和著名音乐曲子的介绍等等不同的方面对音乐鉴赏的必要性和对大学生素质提高的 重要性做介绍。认识到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所必需的素质。关键词：音乐鉴赏 发展 品位提升我一直觉得音乐的世界是一种虚拟中的征服，它用不同的方式征服着不同种类的人的心情。再普通的人，不管他的知识层面如何，不管他的地域文化所带来的差异如何，他都具有一样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音乐鉴赏的能力。音乐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只限于欣赏的品位和能力。对他的了解并不仅仅限于听上，要从各方全面了解。具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对情感的培养和素养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分辨出来的。 音乐是由情而发，纵贯历史，横看中西，文明的发展中总有音乐这个重要的角色去推动着，从远古的诗经的朴素到唐诗宋词的华丽和缠绵但元曲的现实和丰富，它们不仅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加之中国传统古典乐器就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繁荣发展史，我们不禁赞叹：古人用他们特有的智慧让我们后代人体会到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时代风格。“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传世经典，一直到后来的民族音乐的盛行，中国几千年的音乐风格在经久不衰地传递着华夏民族最具特色的东方文化。西方传统音乐以神秘浪漫为主，很多宗教思想的写照，钢琴的加盟使它越来越具抒情、浪漫、自然风格。经过中世纪时期、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西方音乐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与中国古典音乐的空灵与返古相比，它所具有的浪漫是空前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音乐越来越注重乐器的协奏和声调的组合，正如中西方意识形态一样，中西方音乐也呈现出它们截然不同但又各具韵味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历史的车轮转动着，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中西文化的不断交融，使音乐的风格也各自出现了变化。19世纪以来，西方音乐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济的发展是音乐的大众化变的越来越深刻，流行音乐开始蔓延至全世界，华尔兹、波尔卡、探戈舞、布鲁斯、爵士音乐、摇滚等等，直到现在的通俗音乐，他给人的是自由的呼吸和心灵完美的感应，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成为人们精神的港湾，它不是贵族化的奢侈而是平民化的消费，能被各种类型的人接受，成为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盛宴。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拥有的不仅是对民族历史要了解多少，要全面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还要对一定的音乐鉴赏能力。这就要求对音乐发展历史的了解，音乐鉴赏能力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其背景的深刻理解。它不仅让我们在民族文化和不同的精神氛围下感受来自各方的熏陶，还让人对各个地域的人文、物质、感情、活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能通过音乐这面镜子照射出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正如要实践就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音乐鉴赏不仅仅是会感受几首曲子听几首歌曲的事情，它是一门学问，需要从最基础的历史文化问题着手，这是音乐鉴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人人都会听歌，但又有几个人能听出其中的门道呢？音乐的发展使它越来越离不开乐器的发展，要有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离不开对乐器的全面的了解。在音乐这个庞大的家族里，乐器以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张显着包罗万象的王者风范。中国传统乐器中最早的吹奏乐器有骨笛、骨哨等，接着的埙的发展以及管、萧、笙的发展，让古典音乐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还有击奏乐器也极为常见，如罄、鼓。总之，时代的发展，乐器也是 一个最好的见证者。中国如此，西方更是如是。竖琴、钢琴、提琴、萨克斯、号、吉他等等，以其浪漫的声音张显着西方浪漫音乐风格。无论是埙、琴、古筝或是萧，它们所表现的是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东方的神秘，像一个个全身散发着佳人内蕴的羞涩沉默的含羞带涩的美人。它们所给的是知己间的默契。而西方的钢琴、提琴等所散发出来的是无限的浪漫和遐想，听着那些流淌出来的声音仿佛是银色月光下的窃窃私语的情人。它们所带来的是法国葡萄酒的醇香，梧桐树的静谧，荷兰郁金香的雅致，丹麦人鱼的期望。再美的词与声音如果没有乐器的陪伴是无法打动人的听觉器官的，就像红花总要有绿叶来陪的。当然有些乐器本来就能演奏出最打动人心的音乐。古筝的《梅花三弄》、《平沙落雁》，钢琴的《命运交响曲》。乐器欣赏本身就是一门音乐欣赏，如果用乐器来代表音乐这是不为过的。在不同的乐器奏乐中我们在寻找着属于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份真谛。音乐鉴赏能力的重要体现就在对不同乐器以及它所体现的思想的诠释有这深刻的体会。音乐的本身就在于人对它的创作，它是一个客体，之所以蕴涵着独特的情感是因为人们赋予它自己的情素，伤感、快乐，一切的一切，通过人的主观的发泄并表现才有了音乐的精神灵魂所在。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著名音乐家和其创作的作品。中国的俞伯牙，西方的莫扎特，肖邦、德沃夏克、许茨等等。俞伯牙的《高山流水》是知己间的交流，师旷的《阳春白雪》，华彦钧的《二泉印月》、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等等，这些著名的作曲家和这些著名的作品无不时时刻刻向世界展示着他们的风采。音乐鉴赏能力的提高也要从这些方面培养，它们对于我们审美能力、感性思维、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人文素养以及品位的提升都有帮助。我们不仅从中认识到文化的丰富，也无形中使感情受启发，可算是一种人文关怀了。音乐鉴赏能力的最终要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提高。 现代美育提倡有机的把知识性、审美性、趣味性和道德性融合起来，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它能让我们全面掌握知识、开启智慧、陶冶心灵、培养高尚人格。如：更好的理解〈欢乐颂〉能使人在轻松中寻找快乐的感觉；〈月光曲〉让人感到静谧的夜晚；革命歌曲给人战斗的力量。当今时代的特点使流行音乐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爵士乐、摇滚、通俗以及最具代表的周杰伦风格的歌曲渗透着每一个角落，具有良好的鉴赏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文化及其丰富的时代拥有评判好坏优劣的能力，能让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个人修养得以提升。音乐鉴赏是一个人最基础的审美能力，无论是对学习还是对工作都需要我们去培养和提升。

《大地之歌》，取自马勒同名交响乐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