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论文

做善事，利益他人

试析佛教律学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律学思想是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含摄了定学与慧学的内容，而威仪则是律学伦理思想的外在表现。

论文关键词：佛教；律学伦理思想；威仪

一、佛教律学伦理的基本含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律”，既可以是事物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律则、规范，它贯穿于宇宙问的一切事物，因此，对于万事万物，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以宇宙万物来说，大到天体日月的运行，小到鸟兽虫鱼的滋生、草木花卉的成长，都可以说是因为有一种自然律的存在而起着作用的结果。再以人类来说，大到社会、国家，小至种族、团体，也都是因为有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律仪的约束、规范作用的结果，它们才得以存在、延续乃至发展下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宇宙万物还是芸芸众生，如果不遵循一定的律则，没有一定的律仪来规范、约束它们，它们就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用说繁衍、发展了。这种律，体现在佛教中，就是规范、约束僧团生活乃至一切活动的戒律。佛教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规范与约束僧团而又适应僧团的戒律，僧团才得以维持、存在，佛种也才得以延续、发展。由此可见，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以摄护僧众，与宇宙的存在、运行有相通之处，与众生的和合相处，更是大有关系。

释迦牟尼曾经说过，过去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因为只是自己专心于厌离现世的证悟，没能广泛而普遍地为弟子说法，没有为弟子制定学处(戒条)，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样，佛与大弟子涅 粲 (逝世)后，弟子们的梵行就会速减，不能久住。因此，前三佛的梵行就没能久住、流传下来。而后三佛——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则广为说法，并为弟子制定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因此，他们虽然逝世了，但因有律的规范与约束，所以各个弟子的梵行都不会消逝。由此可见，律仪与佛法的住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佛法住世的久暂，没有不是以制定戒律摄护僧众以为依据的。

在佛教中，“律”之一词是指身、口、意三业(动作、、思想)的轨则，以身口的活动造作为身语的表业，心即意业。但佛教认为身语动作，都是由于心的指挥而造出的种种业。可见。心意作用对身口动作具有主导作用。所以释迦牟尼制律的目的就是，不但要控制而且要统一各个人的心意，即思想，以此来约束、规范人的`身语的活动。

佛教中与律相关的概念有不少，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解释佛教律的思想。只是因为“律”的含义最能表达佛教有关律的思想与精神，佛教的律及道宣所创立的南山律宗才以“律”来命名。

以梵文的音译来说，佛教中有关律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毗尼：又译为毗奈耶，鼻奈耶等，都是根据梵文轻重音的不同而的。与之对应的意思是律。其基本含义有以下几种：

(1)律或灭：律是从教而得名，其最基本的含义为法，而法的基本含义为犯及不犯，其中犯包括轻与重。而轻与重中又包括因果缺缘开制等的不同。而灭是指戒能灭诸恶法。

(2)善治：指善戒能治一切过患，除伏诸非。因为按照佛教的观点，众生在六道中轮回，起惑造业，受很大的痛苦，没有出期，就是因为没有戒律作为其堤坝。相反，如果有清凉的戒律来治伏身心，那么，一切过患就不可能会产生，生死也就可因此而免除了。

2、婆罗提木叉：又译作波罗提木叉，钵喇底木叉。汉语“戒”的含义与之相近。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1)别解脱：指对身戒(杀、盗、淫)及语戒(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而定的外在行为上的别别防非解脱，这和针对心意或精神的戒法(指定共戒、道共戒)是不同的，由此，称之为“别解脱”。

(2)处处解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近的一方面来看，它是为了止业，处于凡地，是在因位上，是渐防，是各个防护身口七支，使之得以各个解脱。从远的一方面来说，其目的是为了除惑，处于圣道的地位，是在果位上，其目的是要让惑业得以顿破。

另外，这个词也指列纪戒律项目之书(戒本)。在布萨(每隔半个月举行的僧团集会)之日，在僧众前宣读各条文的规定，以令比丘忏悔过非。

3、尸罗：又译为尸怛罗，具有以下含义： (1)戒：“尸罗，此翻为戒。”(卷一)这儿的戒是从性而得名，性包括善、恶、无记三种，其基本含义为禁、警惕，善戒能防非止恶，策动三业以修善行。

(2)清凉：恶能令身心热恼，戒能令身心安适，因此就把戒称之为清凉。

4、优婆罗叉：又译为优波罗忏，其义为律。但是这儿所说的律与毗奈耶还是有些不同，而且这个名称在经律论中极少运用。比如说，律藏一般也可以称之为“毗奈耶藏”，但却没有“优婆罗叉藏”这一说法。

以上四类(通用的只有三类)梵文音译的名称，虽然细加分别，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其基本意义是相通的，都可以称为“律”或者“戒律”。以下我们对于律学思想的分析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展开的。

二、佛教律学的内在精神

众所周知，佛教有很多的宗派，各个宗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各宗派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在各个宗派的教法里，我们可以用境、行、果三者去统摄它们；在各个宗派的行法里，我们可以用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去含摄一切。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戒定慧三学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这也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人道之由户，泥 洹 之关要也。”

关于戒律思想的基本含义，我们前面已作过较详细的阐释。至于定和慧，其简单定义是这样的：定为六根涉境不随缘；慧为心境俱空，而能照鉴万有。另外，有的教派在断惑证真的修行次第方面，更在戒定慧三学之外，又加上身这么一项，成为身、戒、定、慧。这一点在修行的次第与方法上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事实上，按照佛教来说，诸法的次第都是相因相缘而生的。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因为观身而持戒，因持戒而生定，因禅定而产生智慧。本来，身体是由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但凡夫却执着我和我所，由此就产生了无边无际的惑业，于是就贪恋着生死而永远难以得到解脱。而戒定慧三学，就是使人们逃出这种苦境而得以解脱的无上法门。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戒行的精严，正知而住，使心不为五欲之境所动，由此进而修定。由修定而离欲，依定而发慧，有慧就可以降伏内心的烦恼，由此也就远离苦境而得到解脱了。

具体地说，首先，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律学。比如说，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所列的戒名，即波罗提木叉戒、禅戒、无漏戒；在《俱舍论》中则称之为别解脱律仪，静虑生律仪，无漏律仪。其实，禅戒就是定学，无漏戒就是慧学。但它们是怎样通称为戒呢?原因就是，入禅定时，三业就自然得以调善，因此就不能起非恶。已经证到了无漏智，就自然不会毁犯所有的戒律。由此之故，就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定共戒与道共戒。四分律里面所称的增戒学、增心学、增慧学，也就是指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学而说的。

但是，波罗提木叉戒与禅无漏二戒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一、从时方面来说，木叉戒需佛出世才有，因此非常稀有。而定共戒和道共戒，即使佛不出世也能通过禅定和证道而获得，因此是常有的。二、从境方面来说，木叉戒通情非情，遮罪性罪都禁止，从这点来说，更宽泛，因此也更优胜。而禅无漏戒只通情，不通非情，只能禁止性恶，从范围来说，它们更狭窄，故不如木叉戒。三、从发心上来说，木叉戒从慈心发，能成为佛道的因缘。而禅无漏戒不是从慈心得来，而是从禅定和智慧得来，只能自利，不能利他，是二乘人心。四、从功能上来看，和禅无漏戒相比，木又有两个优胜之处：第一、木叉摄护的众生广大，能被及七众。第二、木叉住持胜(功强)，能够绍续三乘三宝三道。对于这两点，禅无漏戒都不如木叉。五、从人这一方面来说，只有佛弟子才有木又戒，而即使外道，也能获得无色定的禅戒。另外，“波罗提木叉戒，从教而得；禅无漏戒，不从教得。” (卷一)因此，“夫能维持佛法有士众在世间，三乘道果，相续不断，尽以波罗提木叉为根本，禅无漏戒不尔。”’(卷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的律仪来说，定与慧，即禅无漏，定共戒道共戒都可以称之为戒。而从狭义的戒律来说，只有波罗提木叉才可能称之为戒。而且波罗提木又是根本，从佛的亲教而来，禅无漏则是非根本的，外道也可以共有。另外，虽然要想断除烦恼，了脱生死，非依靠慧不可，但是，这种无漏之智慧，却必须在定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因此，“定”便是修学慧观的方便法门，没有正定，慧是修证不起来的。这就好象一间深密无缝的静室，在里面点起灯烛来，这时灯光才能明净有力，照破黑暗。这个比喻说明，由“定”中发出来的“慧”，才是真慧，才可以真正地断除烦恼。假如是一枝风中之烛，摇摆不定，那么，它的破暗力量，便必定不会强烈。这证明慧的力量微弱，就不能断除烦恼。所以，修慧必先习定。

但是，定又有正定和邪定的不同，要想修习正定就必须依靠净戒。如果没有净戒，就不容易得到“定”，即使得到了“定”，那也一定会变成邪定。而照佛教来说，邪定是解脱和涅 椠 的障碍物。修习定的人，对于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知道，要想获得正定，就必须严持净戒。戒是防止身口七支陷于非法的有效妙，是定的胜因。因此，“由持净戒，禅定、智慧功德发生，则律仪为因，定道为果。”(卷一)因持戒而生定慧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

总之，只有先严持净戒，才能发生定学与慧学。因此戒学居先，而定学慧学为次。这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址。"}由此可见，戒定慧三学的关系是：先持净戒，由戒发定，由定生慧。这就象炼金一样，粗垢首先被炼掉，而后才能提炼出真金。戒定慧三者的顺序也是这样的。

三、佛教律学的外在表现

通过以上对戒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身语心意所包含的轨则就是戒律。而符合这轨则节度的行为就是威仪。威仪要从律法而彰显出来，律法也要由威仪而得以表现。一个人如果能够严持律法，那么就一定会具备威仪；如果他的威仪不缺失，那么说明他的戒德已非常完备；而戒德完备了，就能完成高尚的志节。

身口两业，都是有形态和声音的表现，表现出来的仪态，如果都具备了适当的节度，就是威仪。但是，身形的举动，言语的措词，在外面表现出来的威仪，一定是出于内在涵养的戒德。所以，要身、口、意三业清净，都符合轨则，然后举止行动。音容笑貌，才会有节度。内在的美德显露于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模范，而令人生起敬仰之心，这就是威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为。不过，一定要有无形的道德义理充满于内心，有形的道德行为显于外表，才能成为威仪。这就像所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诸于心，必动于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佛教义理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佛教全部的道理，实在是一部非常精微、非常浩瀚的学。里面既有明心见性的经论，又有摄心制行的律仪。由此形成了内外兼治的修身方法，表现出由内而外，绝对庄严威仪的形态来，这就像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孔子说的“不重”，就是释迦牟尼说的“不适于节度”。孔子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札勿言，非礼勿动”，这被儒家所重视的“札”，也就是释迦牟尼所强调的“节度”。所以应该严谨地遵守威仪，使自己的行为，都适合于现行的节度。这样一来，身、语就不会放肆，心意也不会散乱，逐渐地和禅定相适应，这就是由外烁而得于内炼了。这样一来内外就可以相承接，表里就会相一致，这两者都不能偏废，而且也不可以偏废，释迦牟尼制律摄僧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这里。

所以，戒律也就是威仪，威仪也就是戒律，两者必须要同体，而相互为用，尊性具与重修德，确实是不可以偏废的。因为性如果不修的话就不会显现出来，通过修行，性才能完成，“治劣情以成盛德者，即是从修德而显于性德”，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作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修性德就好像治学一样，治学又好像磨玉冶金一样。玉石必须琢磨，才会显现；黄金必须锻冶，才会精纯。假如不经过琢磨，玉和石就不可能分开；不经过锻冶，金和沙也就混和在一起。必须经过琢磨，才有美玉；经过锻冶，才有纯金。这是磨玉冶金一定要有的历程。治学也是一样的，俗话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如果要从凡入圣，治劣情以人盛德，也就和磨玉、冶金、治学一样，必须习持戒律，然后才能证取那无上菩提。

在佛家看来，本来，一切众生，都具有本性的盛德，但是因为被杂染劣情所覆蔽，本性就没能显现出来。所以才必须整治劣情，以使盛德显现出来。这正好像矿砂和璞石，把金和玉蕴藏起来了，需要经过锻冶和琢磨，才能显现一样。在修习佛道上，这种显现的工夫，就非仰仗律仪不可。因为具备了律仪，就可以调练好身语意三业，使一切善无不具备；制伏诸非，使一切恶都得以消除。而且，治恶可以生善，反过来，善生也可以治恶。律仪能生善，也能治恶。这么一来，则积极——利他和消极——自利的两种作用，都能表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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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凸显，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虽问世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可供借鉴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现今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已成为“显学”，形成了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学。学界把经典文本挖掘和代表人物分析作为研究的重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或从儒、道、佛中一家进行研究，或就其中某一方面思想进行挖掘和比照，缺乏对儒、道、佛三家生态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儒家生态伦理观。儒家认为万物莫贵于人，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但是，儒家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以“功利”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是以“仁爱”作为出发点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贯通的，人类社会的“仁爱”原则可以扩展到天地万物之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按照亲疏远近关系把“仁爱”由双亲及人类、由人类及禽兽、由禽兽及草木、由草木及瓦石。同时，人作为“天地之心”，要“民胞物与”，即肩负起对万物的责任，用仁爱之心使万物各得其所，使“天下归仁”。否则，若自然界受到损害，人也会有切肤之痛。儒家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坚持“人为贵”的立场上，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这对于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大的价值。道家生态伦理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与万物一样都是由道创生、蓄道之德，与万物是平等的，没有优于万物的特殊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而人不能主宰万物，为自然立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只能顺从事物本性，遵循自然法则，尊重他人和动植物的独特价值，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人为的干预和破坏，才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和谐。道家“四大皆贵”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极具启发意义。物理学家F·卡普拉高度评价了道家生态伦理学：“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而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他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佛教生态伦理观。佛教认为众生皆由因缘和合而成，“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世间万物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同时，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人既要尊重有情的众生，还应尊重无情的草木的内在价值。佛教生态观有助于扭转近代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两分的思维模式，抑制人类自我欲望的过度膨胀，培养善待自然、爱护环境的生态文明。以儒、道、佛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其万物一体、顺应自然、重生爱物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但是，它毕竟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只有在结合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吸收生态伦理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先秦时期的一种积极无为的人生哲学和“超善恶”的道德学说。主要代表是老子和庄周，主张“为我”的杨朱和主张“情欲寡浅”的稷下、黄老之学，属于这种伦理思想的支派。中文名道家伦理思想提出者老子和庄周提出时间先秦时期支 派黄老之学\情欲寡浅目录1 正文2 影响正文编辑老、庄认为，无为的“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根本法则,人应该以“道”为法,清静无为,朴素自然,保持无知、无欲、无争的状态，这是人性之“常然”。达到并保持这种境界,就是与“道”合一,也就做到了“体道”。世俗的所谓仁、义、孝、慈等道德法则和规范，不过是废弃“大道”，丧失“素朴”的结果。因为这些道德原则和规范会“撄人之心”，“逆物之情”，诱使人们追名逐利。尤其是礼这一规范,更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是人类道德蜕化的结果和表现。因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去利”，每日减损知识和俗望，而“复归于婴儿”。庄周则把仁义之端、善恶之别、是非之辩以及生死利害等一切现实矛盾都看成是人生的桎梏，并用相对主义论证其虚幻性。他追求一种个性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主张通过“心斋”、“坐忘”等神秘的“体道”工夫，使人们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是非好恶之情，忘利害之端，超出善恶之境，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神秘精神境界。在道家的伦理思想中，还包含着保全自身的处世方法。老子主张懦弱谦下，提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认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庄周提出，人应该“无所可用”以成已之“大用”。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影响编辑道家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法家曾受其影响，汉初黄老学和魏晋玄学中的伦理思想更是它的直接发展。后来，它又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融入宋明理学中，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伦理思想的支柱之一。它对仁义等封建道德规范所作的批判，对“至德”之世的幻想，特别是庄周所阐发的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等等内容，为后来各代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失意者所吸取，对人民群众起了思想上的腐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