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语言学方面的论文

给分加qq529706140

日语虽然为一门语言,但高校在进行日语教学的过程中,却不能将日语单纯当做一门语言来讲解,让学生仅了解日语的使用 方法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语语言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从日本古典文学看日语文字的形成及其发展 》

一种文字的产生绝非一两句话能够简单的表述出来，不管是何种文字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千锤百炼形成的。作为人类智慧与 经验 的集合体，文学作品是文字记载的手段得以流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日语文字的研究， 文章 主要从日本古典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一、汉字的传入及万叶假名

公元四世纪，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以口头语言为主，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开始日文章字的出现。也使得日本大量的古代神话、歌谣、 传说 得以记录保存。随着佛教、儒教等 文化 思想随着文字的传入，进一步的促进了日文章化的繁荣。而汉字传入日本之后，如何被接受与利用，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古事记》是日本第一部文字记载书籍。公元712年前后，日本天皇命令太安万侣对稗田阿礼习诵的历史资料用文字进行记录。该书中，记录了自创世以来至天皇时代的历史及神话传说。之后，相继出现记录创世神话以及天皇统治历史的《日本书记》和对风土民情记录的《风土记》。以上三部著作都是采用汉字进行记录的，只是在汉字的功能使用上存在差异，很多地方采用变体的汉文字，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在学习韩文字时，以日本式或者是生硬的表达造成的，该文体不是纯正的古汉语，因此也成为变体汉文;书籍中的歌谣所采用的文字后来被称之为“万叶假名”，该文字不是纯正日语中的假名，是在完全背离汉字意思的基础上，将汉字作为表音符号进行使用对如本固有词汇的读音进行表示。《万叶集》中大量的使用“万叶假名”，如“安米”表示“めめ”(读作ame，“雨”的意思)。由此可见，古代日文章学中，主要是采用汉字记录、汉文撰写的，主要是由于汉字传入日本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日本本土文字。对“万叶假名”和变体汉文的应用，表现出古代日本人使用文字的一种倾向，在记录历史资料时，采用汉文记录，而对于抒情类诗歌的记录多以假名进行。“万叶假名”的应用也为以后的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平假名的形成

平假名是在公元九世纪前后产生的，而将其称为假名也是后世出现的，最初称为“女手”，主要意思是女子使用的文字。有假名既有真名，真名也就是汉字。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在假名出现之前，日本书写所采用的文字只有汉字一种，在官方记录和历史文献记录中管饭的得到应用。受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朝廷中以男子为官为主，仅有小部分贵族男性才有机会学习汉字，对于当时的如本人而言，汉字是一种艰涩难懂的文字，所以百姓及女子很难接触到汉字的学习与使用。由于家庭式的私塾教学，为贵族女性的学习提供了机会，略有学识的女子在偷学汉字的时候，为方便记录，往往书写的比较潦草，简化了汉字符号，形成“女手”，也就是后来的“平假名”。平假名的应用一度受男性的排斥，但其由于简便书写受到文人的亲睐。

三、片假名的形成及发展

与平假名不同，片假名来源于汉字的楷书，取出负荷声音的汉字的一部分进行简化而来，是为了训读汉文而出现的，尤其是在佛经传入日本后，由于佛经全部是由汉字书写而成，日本的僧侣及文人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受发音不同的影响，为了记住汉字的日语发音，阅读者在该字旁，加注一个汉字进行表音。由于字间距的空间有限，因此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代替该汉字。就形成了最初的片假名，主要是以表音符号存在。到公元十世纪，片假名发展为独立的文字。由于该文字主要用于佛经阅读中，很受僧侣的亲睐。到公元十一世纪，片假名被广泛的用于记录一般性文章及诗词歌赋中。古典文学中，第一部采用“汉文训读”文体的文学书籍是公元12世纪出现的《今昔物语集》，也就是在汉字旁边用小字号的片假名进行标注，由于书中数千 故事 都是以“今ぃ昔”开头，以“卜ナ厶语リタヘルヤ”作为结尾，因此被称为《今昔物语集》。至此，片假名已经不单是作为表音符号，已经成为文章一种文体，有其固定的语义存在。平假名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候，现有的片假名文字主要是在明治时期确定下来的。二战之后，日本对文字的使用进行了规范，规定平假名和汉字混合书写主要用于普通文章，而片假名用于拟声词、外来语等的表述。至此，日语文字的使用规范得以成型。

四、结束语

通常情况下，认为日本是一个对外来文化善于接受和吸纳的民族。而对于古代日本而言，一致在效仿文化繁荣、历史悠久的邻邦中国。从文艺思潮到政治制度，从城郭建筑到水稻 种植 ，古代日本从中国大陆文化中接受了无以计数的养分，充分的进行吸收，促进了日文章化的兴盛和繁荣。文字作为日文章化发展的基础，从变体汉字到万叶假名、平假名、片假名，日语文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日本古典文学充分的反映出了日本在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

《 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 》

摘 要：中日属于邻邦国家，两国在文化基础层面上有着鲜明的共同性。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日本文化及其语言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国家语言文学中的主流意识与社会文化进行了探讨，受到理论界广泛关注。本文就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进行简要概述，并与日本典型的社会文化与语言文学案例相结合，对日语语言文学中蕴含着的家园意识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希望对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

1.前言

由于日本与我国属于近邻关系，所以两国文化发展底蕴较为深厚，共同点较为广泛。日本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期影响与熏染下，遗留有我们很多历史文化符号与印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国家掀起的资本主义思想潮流使日本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西方文化印记也十分明显。所以，日本社会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西方国家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语言文学成为我国各个高职院校日语专业学生必修课程。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主题思想、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有效分析，能够掌握日语语言文学蕴含着的主流意识及其形态，使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体系更加的完善。

2.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

从日语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角度来看，远古时期，日语语言文学长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下，遗留由我国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鲜明的文化烙印。进入二十世纪而后，日本国家挣脱了“闭关锁国”的束缚，积极引进希望国家先进的思想文化，对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带来了巨大影响。日语语言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语言文学时代标记较为显著

我国汉语发音、拼写与日语有着很大差异，所以日语语言文学有着鲜明且独特的时代标记。例如，在抒情诗歌创造上，公元时期，日语抒情诗歌主要由三十一个音节组合而成，并通过短歌形式展现出来，而十七世纪，日本抒情诗歌从原来的三十一个音节缩短为十七个音节，使得骈句表现力变得更强。由此可知，日本语言文学主要是新形势与旧形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下形成的。

2.2语言文学社会特征较为强烈

从早期与近代日语语言文学典型著作中可以发现，其语言文学社会特征都较为强烈，是日语语言文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点。尤其是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著作，能够将日本国家某个时期社会状况进行充分揭露，并将国民对社会疑惑、对未来向往充分反映出来。由于日本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其国内语言文学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远古时期，日本语言文学著作开始向着城市化方向发展，京都作为日本经济、经济与文化较为集中地方，所以很多日语语言文学著作都将日本京都作为创作背景。江户时期，武士被当做为日本国家新延生的贵族，其中很多参与日语语言文学创作武士，使日语语言文学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个时期经典语言文学著作主要有《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其中《今昔物语》由芥川龙之介所创作，其在日本古典语言文学熏染与影响下，以历史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以国民喜而乐见的社会故事作为创作原型，并利用借古喻今方式，能够将现实与人生充分反映出来。

2.3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较为浓厚

从日本国家社会 传统文化 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国家非常注重家庭，认为家庭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也是维系情感的纽带。所以，日本国家早期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具有浓厚的家园意识，尤其是以离愁、思乡作为思想主题的抒情诗歌，将人们对家庭思念、眷恋及向往充分表现出来。而从日本国家近代史来看，国民受到战争严重摧残，家园在战争中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时期的日语语言文学，能够将日本国民对家园深深的眷恋之情充分表现出来。由此可知，日本很多语言文学著作中，都以家园作为创作题材，同时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鲜明的创作特点。

3.分析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及其特点

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可知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题材，而本文也将从其创作题材出来，对语言文学家园意识进行分析与研究。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从传统日语语言文学至近现代化日语语言文学，很多日语语言文学家将家园塑造成具有“安宁”意义的象征。“安宁”不仅象征着人们安逸的生活，同时也象征着人们宁静的内心。从日本语言文学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自日本国家挣脱“闭关锁国”枷锁后，日本国家特有的农耕文化受到严重冲击，而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形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日本国家传承下来的农耕社会文化，能够给人带来安宁与安全感，当这份安宁感被破坏后，日本国家在给世界各国带去战争灾难的同时，也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浩劫，这时日本国内民众对家园向往与渴望不断增长，从这个时期日语语言文学著作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当世界二次战争结束之后，很多日本语言文学家创作的语言文学著作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家园悲剧色彩，由于残酷的战争，很多家庭骨肉分离，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二战期间，日本国家涌现出很多女性文学家，如津岛佑子，通过细腻描述方式，将自己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悲痛之情充分抒发出来，并对家园抱以新的向往与希望。《安魂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所创作，将人们对家园安宁感的向往与渴望进行了描述。

3.2具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属于日语语言文学较为典型的一个特点。在日本国家，很多语言文学作家喜欢将大的认知、观念及事件缩小，即缩小至一个家园中，并采取以小见大表现手法，将其对社会感知，对人生领悟表达出来。通过这种表现方式，能够将日本国民社会生活映射出来，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精致生活，从生活环境到院子布设、饮食文化，都能够将缩小条件下完美展现出来。在日本语言文学作家笔触下，能够将家庭缩小，并蕴含着浓厚的亲情，达到日本国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而很多现代学派的日本创作家，将家园庭院作为重点描述对象，而庭院也是现代化居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庭院规划设计到整体布置，都能够将日本国民生活观念及文化观念集中展示出来。日本语言文学著作中都塑造了很多典型“庭院”，而庭院摆设物品也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都集中在庭院这个小小的环境中。所以，家园中的“缩小”意识，能够将日语语言文学与 社会实践 进行有效结合，使得语言文学更加的真实。

4.结语

家园意识作为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能够将日本国民对美好家园向往与追求充分体现出来。从中可以明确日语语言文学多以家园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将日本国民思乡之情作为创作主题思想，从而引发日本国民的共鸣。因此，我国在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可以从其家园意识角度出来，对完善我国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1] 王正鸿.论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时代 教育 ，2013，8(17)：89-90.

[2] 艾千又.从日本古典文学看日语文字的形成及其发展[J].华人时刊(中旬刊)，2013，8(01)：76-78.

[3] 於国瑛.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今昔物集”[J].日语知识，2011，9(11)：65-66.

[4] 张军.李瀛芥川龙之介与日本古典文学――以《今昔物语集》为中心[期刊论文]-山东文学(下半月)，2010，8(4)：75-76.

[5] 王昭.文学的时代时代的文学――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初探[J].时代文学，2010，6(10)：75-77.

有关浅谈日语语言学毕业论文推荐：

1. 浅谈语言艺术研究毕业论文

2. 语言教育毕业论文

3. 日本阿伊努人的语言文化探究

4. 浅议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精选

5. 浅谈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6. 语言艺术分析论文

7. 解析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的构建

我帮你找找，千万不要抄袭呀，对你以后不好哦。参考是可以的。我找了几篇给您，希望对您有帮助。《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王海远内容提要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关键词 日本 楚辞研究 《楚辞》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主体，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划分大的阶段，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4)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稻畑耕一郎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在浅见絅齐之后，对《楚辞》比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数江户中期的学者芦东山(出身于仙台藩大东町，生卒年：1696—1776)。芦东山本身是个刑法学家，并非专研《楚辞》者。他之所以研究《楚辞》和他的经历相关。芦东山于元文二年(公元1737年)递交请愿书，结果处以幽闭的处罚，幽闭了24年，直到1761年为止，而此时离其辞世仅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芦东山自己一直说，“我是现在的屈原”，并作诗自比屈原，《玩易斋遗稿》卷七有诗《仲春东迁》一首： 严谴投荒二十年，今春此去转凄然。谁知孤客东迁日，哀郢吟成最可怜。（9） 其自注云：“楚国凶荒之后，仲春屈原东迁，作《哀郢》词。与余同怀者，千古惟有屈大夫耳。”（3）因为身世的缘故，芦东山研究《楚辞》，不仅仅停留在对《楚辞》字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人生观的层次，因为他在《楚辞》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精神寄托，找到了他的人生相知。因此他决定注《楚辞》，取名为《楚辞评园》。笔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查看资料时，翻阅过这本书。《楚辞评园》以《注解楚辞全集》(缺《楚辞灯辩》)为底本，其中记有大量手批文字，并且在书上订了很多写有批注的纸张。第一页左肩题有“《楚辞》评园”，卷首置有《楚辞总评》和《各家〈楚辞〉书目》。前者抄录了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曹丕、萧统、沈约、江淹、庾信、刘勰、李白、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刘知几、皮日休、苏轼、洪兴祖、朱熹、祝尭、高似孙、江彦章、陈傅良、李涂、叶盛、蒋翚、何孟春、姜南、张时彻、李梦阳、何景明、茅坤、朱应麒、王世贞、刘凤、胡应麟、孙矿、陈深、黄继儒、黄道周、陈仁锡、蒋之华、陆时雍、宋瑛、陆钿、蒋之翘、金幡等四十九家的《楚辞》评。后者则录有《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岗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楚辞集注》八卷的解题，还抄有司马迁的《屈原传》及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本书版框外还抄有上述各家的注与评，还加上了为数不少的“德林按”(即作者自己的按语)。芦东山不仅汇集了中国历代的评论，还加入了其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芦东山对《楚辞》研究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尚未完成，东山就已去世，本书最终还是停留在稿本状态，并没有成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竹治贞夫著文介绍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秦鼎。秦鼎(1761―1831)是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美浓人，字士铉，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是苅谷藩儒学家秦峨眉。秦鼎从其父继承家学，后师从细井平洲。他长于校勘，有《春秋左氏传校本》、《国语定本》、《世说笺本》、《楚辞灯校读》等。秦鼎翻刻了林云铭的《楚辞灯》，同时秦鼎做了下列几件事。一、卷首加了二篇序(尾张秦鼎《重刻楚辞灯序》、《秦鼎又题》)。二、附了日本“训读”。三、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作了少量评注。四、在《楚辞灯》中并载屈复《新注》，用此方法让读者参照并读。将秦鼎与浅见絅齐相比，浅见絅齐于1711年去世，而秦鼎1761年方才出生，浅见絅齐的《楚辞师说》比秦鼎的《楚辞灯校读》要早很多。因此，竹治贞夫将秦鼎确定为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不恰当的。 三 江户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的是龟井昭阳(1773―1836)，他是龟井南溟的长子。生于福冈，名昱，字符凤，通称昱太郎，号昭阳、空石、月窟、天山遯者等。继其父之后为福冈藩儒。著书有《论语语由述志》二十卷、《楚辞玦》二卷等共四十种。而在明治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成绩的是冈松瓮谷(1820－1895)，他求学于日出(大分县日出町)帆足万里家塾“西奄精舎”，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任昌平黉教授、大学少博士。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学士院会员，被称为汉文大家。著书有《庄子考》四卷、《楚辞考》四卷、《论语讲义》四册等。由于如上文所已说的冈松瓮谷死于1895年，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因此，本文将他放在这一节中，一并加以说明。对龟井昭阳的《楚辞玦》与冈松瓮谷的《楚辞考》，竹治贞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前书，他说“本书注解的特色，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作为日本学者的不可多得的《楚辞》研究著作，应当说它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对后书冈松瓮谷的，竹治贞夫称之为“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1）。然而，两书的价值并不等同，依稻畑耕一郎所说，《楚辞玦》是一部“读骚札记”，逐条摘录《楚辞》辞句，并于其后写下自己的见解，也有改正旧注之处。而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则“是最早的一部由日本人编撰的对《楚辞》进行了全面注释、并且是唯一用汉语写作的《楚辞》注本”（3）。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对我国《楚辞》注本的收集也是下了功夫的，也有两位代表人物。其一，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的汉学巨擘林罗山。林罗山，又名林忠、林信胜，字子信，又号三郎、道春等。他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学者。他将中国儒学从以前汉学家所认定的“修身齐家”的自我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而把原本是日本汉学中的一个流派——朱子学，提高到德川幕府时代官方哲学的地位，林罗山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汉学的象征。他收藏有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楚辞》，卷末并有其手识文与训点。并且有《书楚辞后》一首诗，曰：“《楚辞》一部思忡忡，宋玉之徒慕遗风；可叹三闾大夫志，忠贞节操传无穷。”此书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二，江户中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木村氏兼通和汉之学，取《诗经·蒹葭》篇名，将自己的藏书处名为“蒹葭堂”。他曾校点清人郑亦邹的《白麓藏书郑成功传》，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蒹葭堂”本以明代与清初刊本居多，并且有许多江户时代的手写本。其中“《楚辞》类”书大体有四种，一为明古与堂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末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刊张正声《广离骚》，一为日本江户时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的手写本。此四种书如今也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四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审美观念以及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采用中国文化的方式。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后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正如母文化与子文化的关系，是单向流动的关系，是被学习、被模仿的关系。而本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的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与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层次。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没有距离感的。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对于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延承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主，同时还对我国历代的《楚辞》注本加以评介和介绍。 参考文献：（1）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78.（2）藤野岩友.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3）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J］.江汉论坛，1986，(7)：55.（4）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M］.东京：教川书店，1976.（5）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M］.同朋舍，昭和六十二年(1987).（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另有： 日本最初原创现代侦探小说的中文译介——《无惨》翻译的文本研究 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津岛佑子文学中的家庭观 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 近年日本出版部份《易》学书目

研究你感兴趣的 日语语法，词法，教学方法，或者日本文化就可以了啊。。。我看我朋友有写 关于日本人切腹这个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有国内可行的日本语词汇教学法的探讨 这一类~你对什么感兴趣，并且有资料，就可以写别人现成的东西，你不一定有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