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
摘要 ： 文章主要介绍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层次，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
关键词： 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希晨,郝靖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针对无锡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4,40(4):338-343,356.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世界遗产与当代生活 （2230字）内容摘要：本文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扩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与当代人的生活、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提出诸如“世界遗产事业应以巩固和发扬世界共性的进步文化为依归”、“非物质遗产应当作为物质遗产的必然延伸而加以默认或自然扩展”、“遗产扩展项目应有时空的限定和更明确的界定”、“如何提升遗产公约的权性和‘反人类共同遗产罪’的国际法上的意义”等若干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世界遗产正日益成为一个广泛而热门的话题，世界遗产数量的多少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码之一，各国政府也为申报世界遗产而不惜动用外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力，由此不难看出世界遗产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世界遗产同时又是个十分宽泛的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有这一切对于推动人们对世界遗产更加深入的认识是很有益处的。本文想就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遗产拓展项目的范围和意义、遗产公约的权威性等几个问题展开思考，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仁。一、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人类社会的文明起源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所以即使在资讯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世界的文化依然是多元性的。然而无论怎样的多元，始终有鲜明的共性，这同样从文明的起源开始就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点。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朴素的唯物思想、对美的追求、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寻、对祖先的崇拜、对人类自身生存模式的幻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反应出人类文明的共性。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共性已经成了或者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包容的理性内核。世界遗产之所以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能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且势头正兴，显然人类的文明共性是非常重要的指导理念，从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基石主要是哪些，这将有助于人们从宏观的理性的角度更加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在人类文化领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也许是世界遗产文化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1、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我们有趣地发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白色人种还是黄色人种，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都普遍存在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与追求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不衰。孔子的“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耶稣基督的“天堂”等等，虽然名称各异，却是殊途同归。正所谓“天同此理，人同此心”。2、对天灾人祸的恐惧与防范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时刻面临着来自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挑战，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和防范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防天灾避人祸，可以说是一切文化的共有的价值取向之一。3、全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意识的产生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而越来越强烈的，可以说，全球意识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意识之一。与此相关联的是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传染病等等，不可能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某个国度的问题，而是与全人类密切相关的全球性问题。4、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烈地去认识自己，生命科学的发展，克隆技术的诞生，生命密码的解破等等，促使人类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以上四点，正是人类走向共同文明进步的文化基石，正是有了这样共同的文化基石，人们才会对世界遗产达成共识，世界遗产事业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基石上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优秀和珍贵的遗产又能反过来为巩固和丰富这些文化基石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自觉和认同感，使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呼声和需要。诚如《世界遗产公约》的前言指出的：“ 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 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回顾本组织《组织法》规定，本组织将通过保存和维护世界遗产和建议有关国家订立必要的国际公约来维护、增进和传播知识，考虑到现有关于文化和自然财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决议表明，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考虑到鉴于威胁这类遗产的新危险的规模和严重性，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援助尽管不能代替有关国家采取的行动，但将成为它的有效补充，考虑到为此有必要通过采用公约形式的新规定，以便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由此可见，世界遗产事业是真正的全人类自己的事业，是切切实实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明进步服务的伟大的事业。和平共处、天人合一、地球家园等文明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因此而深入。世界遗产事业也必须有利于巩固和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基石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所以，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壮大，不能仅仅局限在遗产本身的保护上，而是应该与一切违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行为做斗争，去倡导健康的文明。 8 回答者： 东方旭起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试论利用考古学资料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相关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10-10-22 15:53:00 ] 作者：杨杰 编辑：studa090420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兴盛时期。在当时和其后的研究中，出现了使用材料杂芜、牵强附会和过分强调考古学资料的两种倾向。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研究关系密切，但不能简单地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层次性。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论文关键词：考古学；百越；民族史；研究 百越作为我国古代早期历史上的一支重要民族群体，曾长久地活跃于祖国南方的大地上。他们是当地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与比之更早的当地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渊源关系。 关于百越民族的情况，在先秦时期就见诸文献记载。正史《史记》、《汉书》等也都有所叙述。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专著或章节也记述了越族的历史情况。这些记载是后人了解和研究越人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百越地处南部一隅，社会发展水平又长期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古代文献记载既简略又带有歧视性，百越的历史始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领域的成果令人瞩目，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也甚为活跃，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高潮。《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一、《百越源流史》•等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 《百越民族史》是建国后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l3章，分别论述了百越的名称、分布、来源、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社会性质、民族关系以及百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等。附有《百越大事年表》，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翁独健先生为之作序。 《百越民族文化》是同一作者群体在《百越民族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写成的，两本书并无本质区别。何光岳撰写的《越源流史》是于l989年底出版的，主要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其他方面的资料写成。在20世纪80年代还多次召开关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全国性会议，并出版有《百越民族史论集》、《百越民族史论丛》、《百越史论集》、《百越史研究》、《百越民族研究》等论文集。 《百越民族史》等一批论及百越史的专著尽管已经出版20多年了，但作为开山之作，我们在涉猎百越民族史时不能不读。因为其可谓集那一阶段百越史研究成果之大成，而在那次研究高潮之后，百越史研究并无大的突破。究其原因，一是有一批“文革”前就活跃于民族史学界、造诣颇深的专家学者，经多年积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迎来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他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大量发表；二是改革开放后各地基本建设规模空前，考古新发现随之层出不穷。现在重新审视相关考古资料，不难发现为深入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成为综合研究支撑点的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大多出自20世纪70—80年代。这就为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进行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诚然，我们在把握某一领域学术动态时，必须充分关注最新科研成果，但比起一些昙花一现的所谓学术著作来，那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论述精辟、经得起推敲而带有经典性质的学术论著更值得我们去仔细玩味。 《百越民族史》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借助考古资料及成果，经过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方面迄今尚无定论，但其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如对百越非夏民族之一支的论述，对东瓯、闽越及西瓯、骆越相互关系及地望的考证都言之成理，颇为精审。《百越源流史》依托历史文献记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方面材料，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及其各支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立论大胆而新颖。 《百越源流史》和《百越民族史》反映了百越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百越源流史》一书使用的考古资料屈指可数，在其他材料的选用上也略显杂芜，有牵强附会之感。突出表现是将作者认为属于百越族系的各南方族群的源头绝大部分都追根到北方中原甚至是西北地区，对各族群迁移流向的研究也过于宽泛，解释随意，缺乏过硬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其他更为间接的材料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在文献不足征引的情况下，大量运用考古资料是《百越民族史》一大特色。作者在论述族属的来源及分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助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一条有效途径。但《百越民族史》也存在过分倚重考古学资料的倾向，在与文献记载发生矛盾时，往往否定后者。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时代的局限性就会日益显露，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那种以今天的结论和视角去恣意评判、指摘前人以显示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首先观其成果是否尽可能充分地占有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其次是不苛求于前人，应尽量去吸收前人成果的合理成分，总结他们的得失，在其基础之上吸纳新的东西，力求有所突破，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考察上述有关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引发出笔者对考古学资料与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关系 在中国，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以其数不胜数的重大发现和辉煌成果，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所以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当今中国从事古代史综合研究，完全不理会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势必受到局限，对于先秦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尽管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领域的不断拓宽，其研究成果越来越为历史学界所重视和吸收，但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使得二者的结合难如人意，尚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但考古学文化是由人通过主观意志对客观存在加以判断后确立的，因而这种主观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事实上，考古学研究只能是不断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而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原之。 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愈益增进，即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永不能达到完善的认识”，“一代一代的人们向着历史的真实走去，可是，这一代一代的人们只能接近这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摸不着它，更不能全面地认识这历史的真实”。在考古学实践中，我们看到在考古学文化的认定上，就中国而言目前还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的。即使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类稍有历史知识的中国人就知晓的名称，对其内涵在考古学界仍有许多不同观点。 在考古工作中，只要田野工作基础扎实，科学可靠，并且达到一定的工作规模，那么在量化的基础上较为准确地把握若干遗迹群的整体文化特征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特征，也就是差别达到怎样的程度就可以确定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换言之，就是确立考古学“文化”、“类型”等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看到，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等都是以筒形罐为主的考古学遗存，这些文化尽管略有时间早晚上的不同，但其在特征上的差别似乎并不比“河南龙山文化”中各类型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情况表明，在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的人为因素。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借助考古学材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就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首先，一支考古学文化是否可以和历史记载中的某一族属划等号?笔者认为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完全巧合并非不可能，但显然概率极低。一般来讲，一支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于一个部族或民族共同体。因为既然是一族属，其分布范围就不会过分狭窄，其内部的文化面貌也很难整齐划一，而其内部差别在考古学研究中就极有可能被识别出来并确定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张忠培先生说过：“古籍记载的一族，有时恰等于一个考古学文化，有时包含着几个考古学文化，还未见过一个以上的族共有一考古学文化的现象。”事实上，真正从事田野工作的考古学者是不轻易把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研究相联系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别不一定就是族属上的差别。 当然，在考古学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时，适时就其族属问题开展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考古学作为一门成熟学科，通过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其最高目标。考古学分期、分区及“文化”、“类型”的研究仅仅是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而绝非目的。然而当我们在掌握已知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事物的描绘越详细，则离其真实情况就可能相去越远，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族属研究时，具体操作上宜粗不宜细。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某一或某些族属分布区内当时人类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及其主要文化特征也就可以了。在特征上宜捕捉那些数量多、具有普遍性的最为典型的共性因素，而不能拘泥于考古学本身对遗存的过细区分与描述。严文明先生说：“考古学资料虽然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貌，总还是那个社会的直接遗留和缩影。通过它不仅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可以有形象的真切的认识，也能了解整个社会大致的轮廓及其发展轨迹，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应当是现代考古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百越民族史》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部地区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及几何印纹陶器等属于百越族物质文化特征的一部分，就是针对最典型因素来说的。 (二)文化及其层次性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广义的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情况。文化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核心的内容，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也就失掉了自己的特性。同时，“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古代国家是否就只有一个民族(即单一民族)、一种文化(此处指广义的文化)?一种文化是否就只能由一个民族所拥有?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存在，问题是当我们由一支考古学文化反推族属甚或国家时，就不能简单地去画等号，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严文明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同族的共同体尽管有密切的关系，毕竟还不是一回事，不能在二者间画等号。要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与族类有关的问题，还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上来加以论证。” 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所反映并主要研究的是古代物质文化层面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也会讨论更高层面上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严格意义上说，这已经超出了纯粹考古学所研究的范畴。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无疑都属于某个族群，但其所属族群不一定都在历史上留下记载。因此，只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可以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族属相关联，而且我们看到的考古学文化内容只是该族属全部文化的一小部分。这些因素都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古代族群的困难所在。 《百越民族史》从考古学材料出发，认为“句吴”、“于越”、“东瓯”……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而来的土著居民，几乎否定了人口迁徙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从考古学编年谱系角度看，在文献记载中提到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内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是有不少文化继承因素，但也不应无视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方面)对南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应因暂时找不到考古学证据而一概加以否定。 文化是有层次的。平民和贵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不一样的。考古学文化中除大中型墓葬、宫殿衙署、宗教祭祀、礼器等遗迹遗物属贵族文化外，用以确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最为重要的陶器、石器、聚落形态、墓葬习俗等，大都属于平民文化。因此，我们现在看到和归纳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所反映的远非当时社会的全部内容。用占主流的平民文化来否定统治阶层可能存在的另有族源和迁徙现象，同样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在文献资料有限、百越之义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是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有赖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提高和丰富。 (三)物质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关系 社会形态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在此我们不打算对社会形态论本身发表评论，只是对以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进行简略的讨论。 社会形态的表述是以生产关系的状况为基础的，而生产关系又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生产力某些要素的变化并不一定迅速导致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可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古代物质文化史与其所处社会形态并无必然联系。 有些学者认为广东发现了青铜文化，其发展阶段当属奴隶制社会。《百越民族史》一书也认为西瓯使用青铜器，青铜器时代即奴隶制。我们认为，青铜器和奴隶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使用一些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但不一定就会立即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 从目前发现的岭南青铜文化面貌观察，当时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但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富贵者就一定是奴隶主，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等级和贫富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贯穿于其后的所有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当时就是奴隶制社会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反对的是青铜文化直接等同于奴隶制的观点，至于岭南青铜文化的具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1 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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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门石窟 2、正文 龙门石窟是中国的三大石窟之一，它位于洛阳市的伊阙峡谷。这里香山和龙门山对峙，伊河水从中穿流而过。 走近龙门石窟大门，沿着笔直的大路向前走，就来到了万佛洞。远看，陡峭的山体上有很多个小石窟。走近一看，原来石窟的四周雕刻着排列整齐、密密麻麻的小佛像，一共有一万五千多个呢！它们一个个盘腿而坐，双手合十，神态各异。洞的中间还立着七八尊佛像。洞顶是一座盛开的莲花，更神奇的是莲花呈现出来的是天然的红色。 拾阶而上，我们来到了最著名的奉先寺。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它的中间屹立一尊高17多米的大佛，名叫卢舍那大佛，差不多有五层楼那么高。大佛的面部表情慈祥，波浪形的发型，弯弯的眉毛像新月，下面有一双秀气的眼睛。脸旁的耳朵圆圆地下垂，还有一个鼻子高高地挺着。大佛身上的袈裟纹理清晰可见，它整个人都端坐在莲花宝座上。古代的工匠们能把大佛雕刻得栩栩如生，真是太了不起了！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乘上了一艘游船。沿着伊河往回走，伊河的水无边清澈，伊河的河面非常广阔，一眼望不到头。朝左边望，整个龙门石窟的景色尽收在眼底。远远望去，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石窟依稀可见，甚为壮观。其中卢舍那大佛十分引人注目。再朝右边望，连绵起伏的香山坐落在那边，山上种满了苍翠欲滴的大树，一片葱绿。太美了！ 龙门石窟是多少人民的智慧凝结成的。它带给了我们不一般的景色，才使它成为了中国的三大石窟之一！
麦积山的行不？
朋友，我倒蛮羡慕你学这个专业，哇塞，太帅了，学完这个专业不是对古墓和陪葬的文物有研究？还选什么职业啊？直接盗墓！鬼吹灯看过没？太酷了。不过，我没那个魄力，更没那个智商学这个。哎。其实只要你喜欢，每行每业都出优秀者，只要是优秀者自然会受到重用。万物的存在都是有因由的，不然它就不会存在。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论文
摘要 ： 文章主要介绍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三个层次，即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
关键词： 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参考文献：
[1]张希晨,郝靖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针对无锡历史文化街区遗产保护工作的整体分析[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4,40(4):338-343,356.
工业遗产景观改造设计2009-2-15 来源: 原创 作者:站长 录入：admin 访问：665 次 被顶：98 次 字号：【大 中 小】核心提示：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姆舍公园”规划项目，将工业遗产与生态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结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在整个规划项目中最为突出，为全世界其他工业区的改造树立了典范。对于中国当前的设计领域也有一定的启发。...本文来自大学生毕业论文网，原文地址：
择业可以选择，留在大学任教，搞文化遗产研究，出书发表研究成果，也可以选择到出版社工作，还可以到城市规划部门工作，也可以文史哲研究部门工作等。祝你成功！
书 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作 者：刘锡诚 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5月 ISBN: 9787507733563 开本： 16开 定价: 元 内容简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汇集了著名民间文化学者刘锡诚先生多年来在“非遗”的保护、考察、咨询和理论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作者应邀在 一些省市的“非遗”保护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等专业机构的授课、讲演稿，所遴选的文章均具有应“非遗 ”保护工作的需要而撰的特点。对“非遗”的保护、普查、建档、数据库建设、传承人认定、干部培训、项目论证、评审申报等工作 均有实质性的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 刘锡诚，山东昌乐人。1935年2月生。1957年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华通讯社、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1997年退休。历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常务副主席、顾问，《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杂志主编。主要著译有：《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选编翻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海防前线战士歌谣选》(采集，与路工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与马昌仪合译 《落马湖》《高尔基与民间文学》(与林陵、水夫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小说创作漫评》(文学评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小说与现实》(花城出版社1983年)、《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选编翻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印第安人的神奇故事》(与马昌仪合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作家的爱与知》(文学评论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石与石神》(合著，学苑出版社1994年)、《走出四合院》(随笔，群众出版社1996年)、《河边文谭》(文学评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国原始艺术》(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学苑出版社2001年)、《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文化随笔，武汉出版社2003年)、《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坛旧事》(专著，武汉出版社2005年)、《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专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图书目录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 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的保护 原点：多样性与多样化 文化圈与文化“飞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西部为例) 抢救性保护和生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 传承与传承人论 转变理念正当时 对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 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 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 原始艺术及其观念在民间文化中的遗留与影响 整体研究要义 “活态”保护的一种模式 留住我们的文化根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大关键 基于实践的学理探索 政府主导与专家参与 保持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 守护精神家园传承民族文脉 春节：慎终追远生生不息 清明节的天候和物候 黄石与《端午礼俗史》 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命运 “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 关于“梁祝义(宜)兴说” 略谈白蛇传传说 湮没的文化有待出发 湘西：什么最重要？ 民族民间艺术的瑰宝 蓝夹缬与昆曲的葛藤 大地震后的文化担当
●讲述当地的故事----评《吴兴赋：湖州历史与人文陈列》筹划的理念与特色 《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6期●陈列大纲不等于展览内容脚本 《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6)●侃谈当前中国博物馆建设的九大弊端与误区 《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31日(6)●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05 转载：1、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二期“考古学动态” 2、《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1期●论展览形式设计依据和管理要求 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11日《遗产周刊》●论市县级博物馆收藏和展览的误区 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16日《遗产周刊》●博物馆展览工程取费标准亟待制定 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15日《遗产周刊》●博物馆展览工程委托方式的思考 中国文物报2005年5月27日《遗产周刊》●加强博物馆布展工程中“深化设计”环节的把关 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日《遗产周刊》●展览文本策划的作业流程 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1日《遗产周刊》●重视展览文本策划条件的前期准备 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1日《遗产周刊》●展览文本策划亟待重视和加强 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1日《遗产周刊》●博物馆应为公众服务 《社会科学报》2005年1月27日（6）●博物馆展览工程程序及其管理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银行博物》第4期●保护好城市历史文脉的坐标点 2004年10月27日《文汇报》“文汇时评”，人民网、新华网、南方网、大众网、搜狐网、民族中国网转载。●博物馆建筑规划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中国文物报 2004年11月19日第6版●谁享有世界遗产的决策权 2004年7月22日（8）《社会科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9/2004全文转载●谁对国家遗产拥有处分权 2004年4月14日《文汇报》“时评”， 央视国际网、新华网、人民网、世界遗产中国行网、权威论坛中国网、大洋网、中国经济网、搜狐网、南方网、中国西部网、黄河新闻网、共产党网、四川在线等转载●欧洲国家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2004年4月1日《社会科学报》（6）●“文化遗产”保护应成为“第三国策” 2004年4月1日《社会科学报》（6）●为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把脉 2003年12月19日《中国文物报》《遗产周刊》●我国大型古文化遗址正遭受最严重破坏 《解放日报情况简报》（内参）2003年12月12日第51期●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提炼和内容策划 2003年9月19日（5）《中国文物报》●摧残旧城：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最短见的行为2003年9月5日(8)《中国文物报》●浅谈展览设计与布展程序规范 2003年8月8(6)《中国文物报》，中国文物信息网“博物馆研究”转载●文物黑市泛滥的背后 2003年8月12日《文汇报》“文汇时评”，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华夏收藏网、南方网、大众网、中国作家网、和迅网、中国传统文化网、文教网和《市场报》等转载●文化遗产岂能“贴现” 《解放日报》“观点”版 2003年6月30日（6）,2003年7月东方网、解放网、中国世界遗产网、中经商网、宁波科技信息网等转载●聚焦大遗址：大遗址保护面临的威胁和困境 《社会科学报》2003年6月12 日（6）●(博物馆)为公众和社会的利益服务 2003年5月16日《中国文物报》 （7）●旧城改造不能以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 《解放日报情况简报》（内参）2003年3月17日第13期新华社机密内参《内部参考》2003年6月27日第49期以“旧城改造不能破坏历史文化遗产”为题转载●珍惜城市的历史文化印痕 2003年3月31日《解放日报●解放论坛》，新华网、新浪网等转载●上海市行业博物馆建设：意义、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思考 《复旦学报》2003年4期●无法挽回的损失 ——论盗掘活动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破坏，收录于200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化遗产研究集刊》（3）●中国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意义、现状、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权威刊物）（英文版）2003年1期●论文物走私与文物盗窃、非法交易之间的关系 《文物世界》2002年6期●论国有文物的国家所有权 《中国博物馆》2002年3期 被收入2002年《复旦大学文科学术年刊》●博物馆弱工程安保自动化系统功能要求和设计要求 《文物工作》2002年10期●文物保护与旅游：陕西争讼尘埃落定 2002年10月10日（3）《社会科学报》●旅游企业经营文物单位 带来严重后果 《解放日报情况简报》（内参）2002年第46期●坚持国家所有原则 遏止地方利益扩张 《解放日报情况简报》（内参）2002年第47期 注：上述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并得到中央领导重要批示。2002年11月19日，李岚清副总理对此做出重要批示： “近年来有些地方将文物保护单位交给旅游企业经营的做法有蔓延趋势，看来不妥。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国家宝贵资源，保护文物是政府的责任和行为。文物无疑可以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被合理利用来开展旅游，但这并不能被认为可以交给旅游企业去经营赚钱。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如果硬将其合而为一，势必会影响文物的保护而造成严重后果。” 2002年11月20日钱其深副总理对此做出重要批示： “对历史文物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只有保护好才能永续利用，旅游部门不能经营文物单位。” 2002年1月25日，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和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也对此做出重要批示。●论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 2002年《中国文物信息网》●谁动了这块奶酪 新华社《开放月刊》2002年10期●“文物单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再思考 徐松龄等主编《文化遗产保护与经营——中国的实践与理论进展》，2003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物单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 《文物工作》2002年7期●文物单位不能企业化经营 2002年6月27日（2）《社会科学报》，世纪中国网转载●文物单位不宜市场化经营 2002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中国光明网2002年5月27日《文汇报●文汇时评》转摘，2002年第3期《秦佣研究动态》转载●让行业博物馆亲近都市旅游 2002年5月17日（14）《文汇报》●遭遇难题：文物单位化身旅游企业 2002年3月21日 （6）《社会科学报》， 2002年3月31日光明日报社《文摘报》以“文物命运令人担忧”转摘● 程序和规范——对博物馆陈列布展工程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2002年4月12日（6）《中国文物报》、中国文物信息网博物馆研究—陈列展览”●数字化博物馆：任重而道远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版，2002年3月22日（6）《中国文物报》，中国文物信息网“博物馆研究—博物馆文化”●走向世界：论新时期博物馆对外展览的重要意义 收录于2001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关于建设行业博物馆的若干问题3/2001《中国博物馆》●行业文化与行业博物馆3/2001《博物馆研究》●等级森严的明代丧葬礼规 收录于2001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殡葬文化研究集刊》●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新模式 收录于200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化遗产研究集刊》●论博物馆经营管理：从博物馆职能看如何经营博物馆1/1998《中国博物馆》●论文物博物馆机构中违背公众意愿的行为1/1998《博物馆研究》●博物馆与都市旅游业11/1997《探索与争鸣》●企业赞助与博物馆再发展3/1997《中国博物馆》●博物馆对外宣传中的公共关系1/1997《中国博物馆》●西方博物馆之友与志愿工作者纵横谈3/1997《博物馆研究》●浅谈博物馆展览参观中的导引服务2/1997《博物馆研究》●博物馆公共关系：概念、缘起、职能1/1996《博物馆研究》●市级博物馆基本陈列应突出地方特色3/1987《东南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1987/5/19《文汇报 学林版》●博物馆藏品的开放1/1988《博物馆研究》●博物馆工作人员道德准则4/1989《文博》●上海博物馆事业现状及其对策 收录于1989年百家出版社《文化经济与文化管理》一书●关于博物馆观众5/1991《东南文化》●自然遗产与博物馆4/1991《博物馆研究》●传统博物馆学研究向现代博物馆学研究转化 收录于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博研究论文集》一书●公众服务5/1993《中国博物馆通讯》●博物馆与环境保护2/1993《博物馆研究》●全国巡回展览4/1993《博物馆研究》●论博物馆展览参观中的文物保护3/1993《文物春秋》●博物馆观众：调查与分析2/1993《东南文化》●论博物馆接待服务中的公共关系4/1995《中国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外期刊有《国际遗产研究期刊》。《国际遗产研究期刊》是1994年创刊的，表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是AHCI（2022版）外文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