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长江洪水的论文期刊名字

长江三峡 刘白羽 现代水经注 郦道元 古代

我国地域辽阔，天气变化万千，洪水、飓风、龙卷风、地震等不可抗性灾难频发，此次汶川特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伤害。近50年来，我国每年由地震、地质、旱涝、海洋、疫病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我国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广为覆盖的气象、海洋、地震、水文、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地面监测和观测网，建立了气象卫星、海洋卫星、陆地卫星系列，并正在建设减灾小卫星星座系统。在气象监测预报方面，建成了较先进的由地面气象观测站、太空站、各类天气雷达及气象卫星组成的大气探测系统，建立了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现代化的气象通信系统和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全国已形成了由国家、区域、省、地、县五级分工合理、有机结合、逐级指导的基本气象信息加工分析预测体系。为了监测江河洪水，国家组建了由数目众多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等组成的水文监测网，建立了七大江河地区洪涝灾害易发区警戒水域遥感数据库，将遥感技术在“八五”期间应用于洪灾监测。大江大河防汛抗旱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外，利用现代科技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如农区人工增雨、人工防雹、滴灌工程等，这些技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防灾减灾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地震监测和抗震方面，组建了400多个地震观测台站，“十五”期间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由48个国家级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国家数字测震台网和由300多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站组成的20个区域数字测震台网以及若干个流动数字测震台网、数字强震台网构成了中国数字测震系统，建立了大震警报系统和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预报系统，编制了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和震害预测图，确定了52个城市作为国家重点防震城市，对全国地震烈度6度以上地区的工程建筑，实施综合性震害防御，对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的新建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完成了多条铁路干线、主要输油管线和多座骨干电厂、大型炼油厂，一批重点骨干钢铁企业和超大型乙烯工程以及大型水库的抗震加固。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加强了对滑坡、泥石流、崩塌以及地面沉降、地面塌陷、地裂等地质灾害的勘查防治工作，采取了包括工程防御体系、生物水保防御体系、管理防护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和预测及报警体系在内的综合防御体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把生态建设与防灾减灾相结合，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田还草和修建水利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防止和减轻了地质灾害的危害和损失。全国已建立了25片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实施了七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在一万多条水土流失严重的小流域，开展了山水田林综合治理。先后确立了包括“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平原农田防护林、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珠江流域防护林、辽河流域防护林、黄河中游防护林和太行山绿化工程、防治沙漠化工程的十大林业生态工程。此外，还发射了“资源一号”、“资源二号”卫星，广泛应用于资源勘查、防灾减灾、地质灾害监测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二、我国防灾减灾科技应用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管理缺乏综合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灾害管理体制基本是以单一灾种为主、分部门管理的模式，各涉灾管理部门自成系统，各自为战。由于没有常设的综合管理机构，各灾种之间缺乏统一协调，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联动，造成了许多弊端，如缺乏综合系统的法规、技术体系政策与全局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规划；缺少系统的、连续的防灾减灾思想指导，不利于部门之间协调；缺少综合性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置技术系统；缺少专门为灾害救援的综合型救援专家、技术型队伍；没有形成相对完善的防灾减灾科学技术体系；信息公开和交流渠道不顺畅；资源、信息不能共享；科学决策评估支持系统与财政金融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等等，直接影响防灾减灾实效。 2.投入不足 资金渠道单一 全国每年投入到防灾减灾科技研发和应用的经费十分有限，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设备购置、防灾工程建设、防灾减灾基础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面投入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防灾减灾科研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由于防灾减灾科研具有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近期经济效益，很难吸引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主动投入，造成防灾减灾科技发展和技术推广滞后。另外，缺少科研成果推广的中间环节与适合防灾减灾工作规律的运行机制，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低，一些防灾减灾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率不足10%，严重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3. 科技资源尚待优化配置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资源主要集中在气象、地震、地质、环保等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协调管理及传统的条块分割现状，一方面各领域主要关注本领域的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研发工作主要局限于解决本领域存在的技术问题，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科技开发与应用水平发展很不平衡，在基础地理信息、救灾设备和队伍建设方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另一方面，仪器、设备、资料、数据等都由部门、单位甚至个人所有，不能实现资源共享共用，资源条件不能系统整合形成高效、共享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无法形成合力和整体创新优势。 4.防灾减灾科技发展缓慢 一是在不同灾种以及防灾减灾的不同环节中，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很不平衡；二是各灾种的应急研究和操作水平差别较大，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三是技术手段和装备落后，监测能力不强，短期预测预报能力还较低；四是缺乏各类灾害的科学评估模型和方法，灾害信息共享应用和评估的技术急需完善；五是对一些重大灾害的认识与防治技术，长期徘徊不前；六是现有科研结合国情实际不够密切，科技整体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等。 5. 防灾减灾高水平科技人才匮乏 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专业管理部门和科研机构中，基层防灾减灾机构普遍缺少技术应用人才，与我国防灾减灾工作重点结合不密切，特别缺乏防灾减灾领域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应用人才。另外，研究经费、待遇等方面条件较差，影响我国防灾减灾科技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6. 科普宣教力度不够 缺乏统一的防灾减灾科普规划，没有固定的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基地，也缺乏经常性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使防灾减灾科普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致使我国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防灾减灾意识的科普教育水平较低，全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差，最终影响我三、我国防灾减灾科技支撑的对策建议 1.建立统一综合的防灾减灾组织保障体系 设置统一的具有危机管理性质的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的大政方针做出决策，逐步实现从部门为主的单一灾种管理体制向政府和部门联动、条块结合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转变。 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与涉灾管理部门的协同，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多层次、分布式的协同管理职能和机制。 成立集合各灾种、各专业及相关管理部门专家的顾问团体；建立防灾减灾决策的专家咨询系统，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2. 完善防灾减灾科技进步政策与创新机制 制定科技支撑防灾减灾办法与政策，增加科技投入，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人才培养选拔等方面给予支持；将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和工作计划，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在大中小各级学校教育中适当引入防灾减灾课程及读物。 建立高效、合理的防灾减灾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投入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在防灾减灾领域的推广应用。 3. 多渠道增加对防灾减灾的科技投入 将防灾减灾发展所需投入纳入每年科技经费预算，按照一定的使用比例，支持研究开发工作、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技术装备、参加国际交流等。并使防灾减灾科技投入的增长幅度不低于科技经费增长的总体水平。 建立社会防灾减灾基金，吸收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及海外人士对防灾减灾的捐赠，按比例将部分基金用于科技投入。 用给予引导资金的方式，促进地方政府增加防灾减灾科技投入，引导技术开发机构与企业投资防灾减灾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4. 促进防灾减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借助全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整合全国各灾害管理部门的分类灾害信息资源，全天候运转监测网；以网络技术为纽带，积极推广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控系统（R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技术，建设覆盖至全国各乡村的主要灾害实时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应用数字化技术及网络技术，综合集成防灾减灾各单位上报的灾情信息，构建包括灾害应急响应、灾害信息分析、灾害救援决策、救援信息反馈等在内的防灾减灾技术及信息资源平台。 5.加强防灾减灾科技能力与科技队伍建设 通过科研体制改革和现代院所制度建设，进行课题制、首席专家负责制和科研经费预算等防灾减灾科技机构科研管理制度建设；鼓励科研与地方防灾减灾需要紧密结合，开展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和治理；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研发防灾减灾技术和装备，实现产业化；与管理部门合作，尝试推广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和管理方法，探索区域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模式；参与重点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试验示范区建设。 在培养选拔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上，大力培训一线工作的防灾减灾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改善基层技术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通过科研项目、激励措施、分配制度、考核选拔等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培育有竞争力的研究群体，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培养防灾减灾后备人才，逐步在我国高校中开办防灾减灾专业教育。 6. 加强国内外防灾减灾科技交流与合作 鼓励防灾减灾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获得先进的应用技术及管理经验，追踪最新技术。在跨国、跨区域的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中，政府应积极协调，为项目实施提供帮助和保障。

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中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人们反复追寻的千古之谜。中华起源有很多传说，部分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成文字，汉朝司马迁又把文字和传说凝固为历史：“夏”即中华第一王朝，中国的起点。传说夏朝起源于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无果，于是子承父业，大禹带领民众、采用疏导的方法，历经十三年，最终功成。于是大禹成为九州共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然而，最近一百来年考古学家们活跃又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发现夏朝存在的可靠证据。夏，真是最早的王权中国吗？它何以崛起？又出现在哪里？几千年前的大洪水2016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博士等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说找到了大禹治水的证据，这引起了世界各地人民极大的兴趣。他们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约三千九百二十年前，黄河上游青海和甘肃交界之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黄河沿岸的一些早期人类聚落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毁灭性打击,例如位于青海海东市的喇家遗址。这个遗址的主体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四千年前应该算得上个挺大的村庄，位于黄河边的二阶平台之上。某天的黄昏，突然天崩地裂，正在窑洞里做饭的喇家人就这样被崩裂的山体埋葬了，留下各式各样死前的挣扎，还有煮熟的面条，成为今天的旅游者参观和感慨的“东方庞贝”。同一场地震也摧毁了喇家沿着黄河往上走25公里的积石峡，大规模山体滑坡堵塞了积石峡段的黄河。根据吴博士等科学家的估计，这个由滑坡造成的坝体高于黄河正常水面约200米，这道坝可将黄河水拦住六到九个月，形成可蓄水12～17立方千米的巨型堰塞湖（大约为半个三峡的库容）。不久，黄河水最终没过坝顶，冲垮这道滑坡坝，迅速形成滔天洪水，给黄河下游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不远处的喇家遗址，科学家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被洪水浸泡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吴博士等科学家们讲述的都是坚实的科学事实。接下来，作者跳过了历史学家千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家百年的田野调查，开始了直接连接大洪水科学证据和大禹治水传说的浪漫想象。他们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可以在24小时内释放出11～16立方千米洪水，达到每秒40万立方米的水量，对黄河下游两千公里造成极大的洪峰冲击，造成史书中所记载的“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的局面，破坏了黄河流域脆弱的文明，于是治水英雄大禹就因此产生了。多年治水的结果就催生了夏王朝的诞生，年份应该是约三千九百年前。然而，由一场偶发的洪水就催生王权国家的诞生，听上去更像是童话，但并不符合逻辑。吴博士等人的论文也并未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把这个逻辑链结实地串起来。历史其实有很多其他可能性。治水和王权国家起源自从地球走出冰河期进入气候温暖的全新世以来，世界各地山峦之巅的冰雪逐渐融化，早期几千年经常是大雨滂沱，导致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走向农耕社会的人必须学会对付的一个恶魔就是洪水。洪水一定出现过无数多次，每次都需要也都可能出现领导大家与水斗争的英雄。因此，大洪水传说和英雄壮举在所有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版本。但由于治水而诞生王权国家最令人信服的案例只有古埃及。更多的早期国家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资源争夺的战争以及内部控制这样的强制性元素而形成的。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母亲河，那里的农耕社会大约于八千多年前开始，青铜时代于约距今五千两百年前的奈加代文化晚期（Naqada III）开始。由于尼罗河每年都泛滥，这里在王国之前就出现了小型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预测和控制洪水、水利系统的建造和维护都需要很多经验和知识，这样的工程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个小部落很难承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多部落的合作是必须的，并且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必须年年合作才能生存。古埃及建造的尼罗河河水丈量仪。因此由于治水而形成广域王国在埃及就是一件很符合逻辑的事，只需要正确的人出现。第一个统一尼罗河上下游部落的王名叫Menes，他于约距今五千一百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农耕王朝国家，都城在尼罗河中上游的阿拜多斯城（Abydos）。之后约两百年，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出现了。考古发现，古埃及上下流域的部落统一成一个王权国家后，水利系统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这和广域王国的资源集中和调配能力是分不开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农耕人都受益，也造就了一批天文、水文和数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灿烂的古埃及科学和技术。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是一年一次高频发生的，于是成立一个跨大区域的、常规性的体制，也即王权国家对各部落合作治水、收税征集民工等很有必要。后来，王权国家增加了抵抗外敌的功能。但是，黄河流域的洪水并没有固定周期，每有偶发洪水来临之时各部落间的合作只可能是暂时的，一旦使命完成，合作关系就可以解体。可以想象，临时的治水领袖在中国几千年新石器阶段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出现过多次，他可能是受人们尊重和怀念的部落领袖，但这并不是成为广域王权国家之王的必要条件。以四千年前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把黄河流域上下几千里的民众组织起来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事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这种万年难遇的、非常短暂的大洪水事件的被动响应，很难动员和凝聚很多部落形成常规性广域王权国家。夏朝诞生的另一个假说无疑，关于夏王朝的诞生，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四千多年前，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地球又出现了一轮气候波动，这轮波动从距今四千三百年开始到距今三千五百年结束，经历了约八百年。地理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3)。 这场气候波动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多地历史演化的节奏和发展方向。此时的中国大地，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干燥而强劲，但从南方印度洋来的温暖而湿润的季风却大幅减弱了,因此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变得干冷，逐渐失去了农耕的条件。如果用跨越几百年的“全新世事件3”所造成中国地区人口大流动的思路来重新审视华夏部和原住民之战，逻辑也更为清晰。在中国新石器末期（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一千来年时间里，黄河中、下游的蚩尤部以及长江中游的苗部落在这里世代安居乐业，彼此关系平安而友好。其实，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按现在的面积算）只有五百多万人，人口密度并不大。如果没有天灾，东南方和西北方等地的先民们都可以各自安居乐业的，没必要挤到一起，更没必要厮杀。“全新世事件3”开始之后，生态环境变坏导致西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华夏集团一波又一波南下东进至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逐渐难以承受新来移民的压力，因此新老居民经常发生激烈冲突。几百年混战的结果是华夏集团获胜，占领黄河中游。而蚩尤部和苗人失败，蚩尤部落一部分人退到黄河下游山东一带，后来被华夏族称为东夷，而部分蚩尤族和苗族则南下长江流域，后来被华夏人称为南蛮。如果要用今天的术语来判断当年的是非曲直，那么来自西北的华夏部落似乎是侵略者，而蚩尤和苗族则是更像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华夏部落和苗族部落的分布图。“大禹战三苗”描述的可能就是流民和土著众多战争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三苗当时可能是居住在长江之北、黄河之南的一些部落，华夏族和三苗的战争就发生在长江和黄河中游之间的某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禹领导下的华夏部落获胜，而三苗族大败南逃。战争是团结多部落很好的粘合剂，也可以征服一些部落让他们俯首称臣。领袖可以在战争过程中获得可怕的权力，可以形成长期征税的机制，也可以把人和部落分为等级，强者贵、弱者贱，俘虏就是奴隶了。于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在这样长期的征战的背景中兴起就合情合理了。然而，如果战争的胜利者最终在黄河中游建立了王朝的话，那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夏都又在哪里呢？夏都之谜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襄汾的陶寺遗址是一个可能的夏都。研究发现陶寺遗址的活跃期是距今四千四百年前到三千九百年前之间。考古出土物显示陶寺早期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文化技术的群体，城里还出土了一个疑似观象台的建筑，显示出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个城市从早期就显示有少量移民流入，然后一直在加速。物理分析发现，陶寺最后的两百年间，这里超过75%的人口为第一代外来移民，而头骨和基因研究发现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陶寺遗址最后的一百年，已经基本被新移民占领。晚来的流民们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在该城遗迹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如掘墓、杀人、抢劫等。另外，这些流民并未形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秩序，城里显示出整体贫穷和无政府状况，最后这个城市是在混乱和贫穷中告别历史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如果说陶寺早期统治者就是夏王朝统治者，那么这些人似乎逐渐被新来的移民赶出去了，没有构建王朝的实力。如果说陶寺晚期是夏王朝，那么这个缺少秩序的地方与一般新王权国家早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不符合。这两种想象都难以被人接受。另外一个可能的夏都是号称“禹王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但这个“城”规模很小，也就是一个村而已，完全没有王权气派，何以统治周边广泛的区域？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附近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大禹的儿子、夏朝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该城防御系统严密，有三道环城沟壕和城墙保护。但该城的活跃期是公元前1850～公元前1750，最后在暴力攻击下衰落。这与文献得出的夏朝开国时间差挺远。夏王朝也许子虚乌有于是，学者们把寻找夏都的目光集中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这里是目前官方唯一认可的“夏都”。二里头是中原最早的青铜遗址，其规模、布局和出土的文化元素都展现了王朝气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可是，时间是个大问题。根据目前最准确的时间测定，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是距今约三千七百五十年前开始到约三千五百年结束。这与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断言的“夏朝始于距今四千零七十年”之论有几百年的差距，也与积石峡地区的大地震、堰塞湖和大洪水有几百年的差距。因此，如果二里头确与夏王朝有关的话，也只可能是晚期夏都城，与传说中的大禹和他的儿子没有直接关系，与夏的起源也没有关系。另外，二里头离曾经积石峡约2500公里，这里似乎并没有发现当年大洪水印记。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领导人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技术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在距今3700多年前，一群携带着最新青铜技术的西北人来到中原二里头地区，他们可能与几百年前流落陶寺的西北流民南下原因相似，但完全不是一拨人。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二里头人与已经居住在这里的各部落争夺地盘，成为赢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青铜优势，他们必须控制一大片相关矿产的区域，于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终于在安全威胁和新技术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诞生了。这就是商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铜爵。二里头出土的很多文物，与其他商代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共同性较大，显示出一脉相承、逐步进步的景像。这对二里头是商都的假说是很好的支持。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博士也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都，并且是“最早的中国”。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英雄壮举，而是一幅波澜壮阔、悠远绵长的历史画卷。在这个历史画卷中的任何一个点第一次标上“中国”二字都可能充满争议，但中国最终成为人类第一大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中国的探源兴趣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