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论文
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是一个集简单与复杂于一体的哲学问题，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因此，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且必须回答的重大难题。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基础意义
千百年来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思想研究一直围绕在世界本元和事物的普遍规律上，不断挖掘人与自然的发展和统一是哲学的主要矛盾，哲学的研究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工程管理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工程管理较一般哲学研究更具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哲学属性。能够在工程中运用哲学思想考虑工程质量的问题，用工程的哲学理论指导人与工程的关系等，是建立工程管理哲学体系普遍性和方法论的基础研究。
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从哲学发展历史来看，所有哲学家都是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人与自然分离的形态下研究的，但马克思主义首次将人与自然相结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对于工程管理来说，工程实践中人的能动性是改造自然的重要条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工程管理哲学解析的主要矛盾，立足于研究人与自然与工程的实践关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辩证主义哲学作为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工程管理哲学内涵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立体的，综合体系，具有独特的思想特性和不断完善的内涵。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深入研究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思维中的哲学解析
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是精神思维和物质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精神思维是多元的变化进程，是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不断分析和深入研究思维的特征是工程管理哲学的关键所在。工程管理思维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中逐步摸索形成的。
工程思维不同于其他科学思维，它是人们在研究和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方式是一个集综合分析、总结、概括形成的思维。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工程管理的内涵越来越重要，技术水平的提高，智能化管理的普及推动着工程管理的发展趋势。从远古时代人类征服自然，到现代社会人类运用哲学的思想改造自然，力求创造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工程管理的思维模式越发趋向科学。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直接决定工程的成效，工程决策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观、决策性。决策者应积极面对在工程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以主观性和客观性作为改变工程管理决策的哲学解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在此过程中消极的面对客观因素的影响，避免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同时也要避免不以事实依据的主观唯心主义。工程管理决策的服务主体是人们群众，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站在人们群众的立场上考虑人们群众的利益，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还给人民群众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言权，是体现工程管理决策民主与集中的最好表现，有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工程管理决策。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组织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管理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分工与合作，有效组织与激发人的能动性是组织工程管理的关键环节。
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科学合理的.改造自然并保护自然，不断探索工程与自然，工程与艺术，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升工程管理的意义，是工程管理的本质任务。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哲学的本质思考
工程管理的本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工程管理的目标是统一的，例如，建立大型水电站，修建铁路等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项目，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们幸福安乐的生活。工程管理追求哲学意蕴境界，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达到工程与社会、工程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工程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工程管理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对相关知识、资源、技术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实际工程中，构建人与环境的完美统一。
四、结语
人类不断发展到今天，主观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类的创新和改革，运用哲学的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决策、组织、经济、发展等问题，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导下，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立足于改造自然环境，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规律是工程哲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朱卫华，王孟钧，郑俊巍.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J].理论月刊，2015，07（08）：47-51+68.
[2]郑俊巍，王孟钧，朱卫华.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辨[J].科技管理研究，2014，01（20）：242-245.
[3]瞿国旭.基于工程哲学的公路工程造价影响因素解析[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2016，11（03）：36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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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论文
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是一个集简单与复杂于一体的哲学问题，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因此，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且必须回答的重大难题。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基础意义
千百年来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思想研究一直围绕在世界本元和事物的普遍规律上，不断挖掘人与自然的发展和统一是哲学的主要矛盾，哲学的研究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工程管理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工程管理较一般哲学研究更具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哲学属性。能够在工程中运用哲学思想考虑工程质量的问题，用工程的哲学理论指导人与工程的关系等，是建立工程管理哲学体系普遍性和方法论的基础研究。
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从哲学发展历史来看，所有哲学家都是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人与自然分离的形态下研究的，但马克思主义首次将人与自然相结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对于工程管理来说，工程实践中人的能动性是改造自然的重要条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工程管理哲学解析的主要矛盾，立足于研究人与自然与工程的实践关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辩证主义哲学作为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工程管理哲学内涵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立体的，综合体系，具有独特的思想特性和不断完善的内涵。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深入研究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思维中的哲学解析
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是精神思维和物质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精神思维是多元的变化进程，是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不断分析和深入研究思维的特征是工程管理哲学的关键所在。工程管理思维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中逐步摸索形成的。
工程思维不同于其他科学思维，它是人们在研究和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方式是一个集综合分析、总结、概括形成的思维。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工程管理的内涵越来越重要，技术水平的提高，智能化管理的普及推动着工程管理的发展趋势。从远古时代人类征服自然，到现代社会人类运用哲学的思想改造自然，力求创造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工程管理的思维模式越发趋向科学。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直接决定工程的成效，工程决策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观、决策性。决策者应积极面对在工程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以主观性和客观性作为改变工程管理决策的哲学解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在此过程中消极的面对客观因素的影响，避免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同时也要避免不以事实依据的主观唯心主义。工程管理决策的服务主体是人们群众，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站在人们群众的立场上考虑人们群众的利益，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还给人民群众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言权，是体现工程管理决策民主与集中的最好表现，有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工程管理决策。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组织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管理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分工与合作，有效组织与激发人的能动性是组织工程管理的关键环节。
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科学合理的.改造自然并保护自然，不断探索工程与自然，工程与艺术，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升工程管理的意义，是工程管理的本质任务。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哲学的本质思考
工程管理的本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工程管理的目标是统一的，例如，建立大型水电站，修建铁路等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项目，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们幸福安乐的生活。工程管理追求哲学意蕴境界，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达到工程与社会、工程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工程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工程管理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对相关知识、资源、技术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实际工程中，构建人与环境的完美统一。
四、结语
人类不断发展到今天，主观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类的创新和改革，运用哲学的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决策、组织、经济、发展等问题，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导下，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立足于改造自然环境，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规律是工程哲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朱卫华，王孟钧，郑俊巍.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J].理论月刊，2015，07（08）：47-51+68.
[2]郑俊巍，王孟钧，朱卫华.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辨[J].科技管理研究，2014，01（20）：242-245.
[3]瞿国旭.基于工程哲学的公路工程造价影响因素解析[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2016，11（03）：366-369.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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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论文关键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已经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食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安全[摘要]。随着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转基因农产品和他们的安全。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基因改造的对象，GMO），也被称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GMF）。基因改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品，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改造他们的遗传物质，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并把它们的遗传物质过渡到目标的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转基因食品或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处理是基因改造食品。基因改造食品GMC的食物（如转基因番茄）或转基因大豆生产，GMC为原料的加工食品（如豆浆）的阶段。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 1994年，基因改造食品发展的第一例病人进入GMF（转基因西红柿）出生于美国。至少有13个国家种植基因改造食品的种植面积达到30300000公顷，68％在美国，其次是阿根廷的1000万公顷，占23％; 300万公顷，加拿大，7％，50万公顷，占1％。美国食品和物质的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局（FDA）确定的43个品种，60％以上的加工食品，转基因成分，基因改造食品的$ 10十亿美元的销售;显示，大多数的消费者对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接受基因改造食品，只有27％的消费者食物基因改造食品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中国已经批准了6种基因改造食品，包括三种食品：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延迟成熟番茄的商业化。随着我国基因改造食品的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基因改造食品的品种将越来越多。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鱼的食物。根据对基因改造食品的来源可以分为植物源基因改造食品，的动物源性GMFH和微生物源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品。现阶段的主要植物源基因改造食品，食品或食品成分，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土豆。全球转基因种植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最大的258亿美元公顷，占58％的全球基因改造食品。二，转基因食品的基因改造食品与传统食品相比的特点：传统的食品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或人工杂交育种。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亚种杂交，以及最近的事态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生产基因改造食品的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分子水平上的遗传操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基因改造或转让），从而更精致，紧凑，并具有更高的可控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能创造一个新的物种，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例如，您可以抗除草剂杀灭害虫的食品厂，食品厂，食品厂生产人用疫苗。主要有以下特点：（1）低，产量高。成本是传统产品的40％至60％，产量增加了至少20％，有时候甚至几十倍。 （2）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的特点。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二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GMC在2000年为44200000公顷，其中的抗除草剂，占74％;抗虫性状为830万公顷，占19％;抗虫肩32800000公顷的除草剂占7％耐药性。 （3）提高产品质量和营养价值的食品。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赖氨酸含量的谷物，以增加其营养价值，通过转让的基因技术改良小麦面筋含量提高烘焙性能（BEI）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在新鲜的性能增强。例如，利用反义DNA技术来抑制酶的活性，延迟成熟和软化反义RAN转基因番茄，扩展存储朱拥有和保存时间。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1998年，苏格兰，英国的阿帕德·Pusztiai教授，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大鼠和小鼠进食后，引起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在电视上宣布的秋天1998年，免疫系统受损。已引起了国际轰动。这是最早的转基因食品，有些科学证据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大讨论。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宣布，这项研究“千疮百孔”不能得出转基因土豆的结论生物保健。 在1998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项所谓的“终结者”技术，由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和DPL（三角洲和松地）（终止子技术）专利，“终结者”技术专利造成强烈的国际反响。技术不是一般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可以裁剪的第一年种植种子不育，并在第二年的种植，种子就会自动死亡。 “终结者”技术是一个终结者基因插入到植物基因组转基因作物种子，种子公司的种子在种子表面在出售前喷洒的诱导农民播种，种子可以长成正常植株承担成熟的种子。诱导剂的作用，然而，终止插入的基因会被激活种子成熟时开始，产生毒素杀死种子的胚胎，所以在第二年收获的种子种植不能正常萌发，但种子中的脂肪，蛋白质和其他方面是完全正常的。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声称，“终结者”技术，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技术。于1998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明确禁止“终结者”技术，其主要理由是：的外观不能识别终结者技术生产的种子，可以很容易地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通过花粉无意造成的生物安全风险。 美国康乃尔大学在1999年5月的一个研究小组报告，一个黑脉金斑蝶食品杀虫蛋白基因（Bt）的转苏云金芽孢杆菌玉米花粉后死亡的44％，这表明，基因改造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已引起科学家对基因改造食品的辩论广泛。 Bt玉米杀虫晶体蛋白CryLA具体的毒尺度爱丽丝害虫，属于鳞爱丽丝昆虫自然Bt蛋白的黑脉金斑蝶。事实上，科学，自然不肯发斑蝶文章评论认为，这并不能反映该领域的情况，报告的性质的通讯形式。不过，该事件已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和其他报纸的头版。最后，科学界事件是否定的。 2001年联合国发展计划承认，GMF可能关于GMF和GMC潜在的危险，以及许多的安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破坏了生态平衡，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基因相关的物种，产生超级杂草和其他植物或动物，可能会产生意外的有害影响。的研究是必要的结论。因此，GMC和基因改造食品的种植要小心，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虽然没有基因改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案例，并不意味着有任何伤害，因为它进入人的时间太短，没有表现的潜在危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人类长期的粮食安全仍然值得怀疑，而科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些食品是安全的。这些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国际权威被人为地引入基因有机体“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进行风险评估的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国际消费者协会（包括在全球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说：“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目前大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时间。 参考： [1徐宗良努力，翟小梅生物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沉铭贤生物伦理学[M]。，2003年。
伦理学 一、学科概况 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学科，在哲学的真善美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伦理学对于影响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调节社会伦理秩序、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古代、中世、近现代的发展，中外伦理思想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人类伦理思想的变革和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伦理学逐渐从道德哲学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分支的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伦理学的指导思想，伦理学与中外哲学史、美学、科学技术哲学以及宗教学等学科有密切联系。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优良的品德和学风，从事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研、教学和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后，可在有关部门和单位从事理论宣传、思想教育、新闻出版、行政管理等性质的工作，或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1．博士学位 应通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熟练地掌握本学科的理论和历史；具有广博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了解当代中外伦理学研究的新课题、新成果；洞悉伦理学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和趋势；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运用外语搜集、整理国外伦理学专业文献资料，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善于完成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任务。 2．硕士学位 应通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熟悉中外伦理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了解伦理学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和趋势；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够初步运用外语搜集、整理国外伦理学专业文献资料；具备一定的调研能力，能够独立地从事教学、科研和有关的实际工作。 三、业务范围 1．学科研究范围 伦理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现代西方伦理学，比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宗教伦理，思想品德教育学，人生哲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课程设置 （l）博士学位 注重方法与学术前沿问题，并根据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确定2－3门专题研究课程。 在学习课程方面，硕士生与博士生有着不同的要求。硕士生以打专业知识基础为主，以专业研究为辅。必要时应补充哲学学科的基础课程。博士生以专业研究为主，以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为辅。在课程学习方面，要求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各门课程所涉及的学术前沿问题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了解，”还应当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2）硕士学位 基础理论课伦理学原理研究，中国伦理思想专题研究，外国伦理思想专题研究，伦理学名著导读。 专业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现代西方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包含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比较伦理学，思想品德教育，宗教伦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实践等。 四、主要相关学科 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生态学等。五、主要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六、相关名师罗国杰 宋希仁
[论文关键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已经逐步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食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安全[摘要]。随着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转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转基因农产品和他们的安全。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基因改造的对象，GMO），也被称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GMF）。基因改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品，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改造他们的遗传物质，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并把它们的遗传物质过渡到目标的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方面。转基因食品或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处理是基因改造食品。基因改造食品GMC的食物（如转基因番茄）或转基因大豆生产，GMC为原料的加工食品（如豆浆）的阶段。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 1994年，基因改造食品发展的第一例病人进入GMF（转基因西红柿）出生于美国。至少有13个国家种植基因改造食品的种植面积达到30300000公顷，68％在美国，其次是阿根廷的1000万公顷，占23％; 300万公顷，加拿大，7％，50万公顷，占1％。美国食品和物质的基因改造食品管理局（FDA）确定的43个品种，60％以上的加工食品，转基因成分，基因改造食品的$ 10十亿美元的销售;显示，大多数的消费者对美国，加拿大，两个国家接受基因改造食品，只有27％的消费者食物基因改造食品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中国已经批准了6种基因改造食品，包括三种食品：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延迟成熟番茄的商业化。随着我国基因改造食品的研究和发展，中国的基因改造食品的品种将越来越多。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转基因水稻，转基因鱼的食物。根据对基因改造食品的来源可以分为植物源基因改造食品，的动物源性GMFH和微生物源基因改造食物基因改造食品。现阶段的主要植物源基因改造食品，食品或食品成分，包括：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土豆。全球转基因种植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最大的258亿美元公顷，占58％的全球基因改造食品。二，转基因食品的基因改造食品与传统食品相比的特点：传统的食品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或人工杂交育种。转基因技术与传统的亚种杂交，以及最近的事态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生产基因改造食品的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分子水平上的遗传操作（通过重组DNA技术，基因改造或转让），从而更精致，紧凑，并具有更高的可控性。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并能创造一个新的物种，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例如，您可以抗除草剂杀灭害虫的食品厂，食品厂，食品厂生产人用疫苗。主要有以下特点：（1）低，产量高。成本是传统产品的40％至60％，产量增加了至少20％，有时候甚至几十倍。 （2）具有抗草，抗虫，抗逆境的特点。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二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GMC在2000年为44200000公顷，其中的抗除草剂，占74％;抗虫性状为830万公顷，占19％;抗虫肩32800000公顷的除草剂占7％耐药性。 （3）提高产品质量和营养价值的食品。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赖氨酸含量的谷物，以增加其营养价值，通过转让的基因技术改良小麦面筋含量提高烘焙性能（BEI）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在新鲜的性能增强。例如，利用反义DNA技术来抑制酶的活性，延迟成熟和软化反义RAN转基因番茄，扩展存储朱拥有和保存时间。三，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1998年，苏格兰，英国的阿帕德·Pusztiai教授，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大鼠和小鼠进食后，引起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在电视上宣布的秋天1998年，免疫系统受损。已引起了国际轰动。这是最早的转基因食品，有些科学证据提出了质疑，并引发了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大讨论。虽然，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宣布，这项研究“千疮百孔”不能得出转基因土豆的结论生物保健。 在1998年，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一项所谓的“终结者”技术，由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和DPL（三角洲和松地）（终止子技术）专利，“终结者”技术专利造成强烈的国际反响。技术不是一般的技术，使用这种技术可以裁剪的第一年种植种子不育，并在第二年的种植，种子就会自动死亡。 “终结者”技术是一个终结者基因插入到植物基因组转基因作物种子，种子公司的种子在种子表面在出售前喷洒的诱导农民播种，种子可以长成正常植株承担成熟的种子。诱导剂的作用，然而，终止插入的基因会被激活种子成熟时开始，产生毒素杀死种子的胚胎，所以在第二年收获的种子种植不能正常萌发，但种子中的脂肪，蛋白质和其他方面是完全正常的。 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声称，“终结者”技术，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技术。 1998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小组（CGIAR），明确禁止“终结者”技术，其主要理由是：的外观不能识别终结者技术生产的种子，可以很容易地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通过花粉无意造成的生物安全风险。 美国康乃尔大学在1999年5月的一个研究小组报告，一个黑脉金斑蝶食品杀虫蛋白基因（Bt）的转苏云金芽孢杆菌玉米花粉后死亡的44％，这表明，基因改造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已引起科学家对基因改造食品的辩论广泛。 Bt玉米杀虫晶体蛋白CryLA具体的毒尺度爱丽丝害虫，属于鳞爱丽丝昆虫自然Bt蛋白的黑脉金斑蝶。事实上，科学，自然不肯发斑蝶文章评论认为，这并不能反映该领域的情况，报告的性质的通讯形式。不过，该事件已成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和其他报纸的头版。最后，科学界事件是否定的。 2001年联合国发展计划承认，GMF可能关于GMF和GMC潜在的危险，以及许多的安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破坏了生态平衡，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基因相关的物种，产生超级杂草和其他植物或动物，可能会产生意外的有害影响。的研究是必要的结论。因此，GMC和基因改造食品的种植要小心，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虽然没有基因改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案例，并不意味着有任何伤害，因为它进入人的时间太短，没有表现的潜在危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人类长期的粮食安全仍然值得怀疑，而科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些食品是安全的。这些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合作组织的国际权威被人为地引入基因有机体“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手段进行风险评估的转基因生物和食品。国际消费者协会（包括在全球115个国家的250个消费者组织），说：“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目前大量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时间。 参考： [1徐宗良努力，翟小梅生物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沉铭贤生物伦理学[M]。，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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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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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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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华平.城市化对水资源的影响[J].世界地质,1996（2）“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与环境承载力问题研究[J].领导决策信息，2004（3）左其亭.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4）《造福子孙后代》（5） 行政院环保署「安全饮用水手册」（6） 中国水资源公报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7） 中国城市排水建设与发展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六讲：关于我国农业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9） 水资源合理分配的基本路线 作者：关业祥 水利部规计司处长（10） 张岳，刘钰等．加快建立我国农业节水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中国水利，（11）刘 跃.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12）楚泽涵，水资源问题应引起关注 《古地理学报》（13）李圭白，李星，水的良性循环与城市水资源 《中国工程科学》（14）王水燕 谈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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